媒体札记：“霸道”惹的祸

（2011年8月30日）

一

中国大多数市场化媒体今晨都用主图展现罗伯斯在世锦赛110米栏决赛中与刘翔发生碰撞时的瞬间，向体育迷们通报那位率先冲过终点线的古巴选手最终被判犯规取消金牌、中国飞人由铜升银的戏剧性结果。

《南方都市报》一语涵盖，“刘翔的金牌被罗伯斯打掉”；《新京报》和《南方日报》都用双关语感叹“金牌失之‘交臂’”；《北京晨报》已经宣布那是一块“金色的银牌”；《东方卫报》在两人接触部位画上一个圈，警告罗伯斯“手不可以乱摸”；《广州日报》、《扬子晚报》都已经直接斥责那个导致刘翔失金的动作是“黑手”。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专门将现场图片局部放大，在头版向飞人家乡父老回放打手“小动作”；《东方早报》则已经用大半个封面刊登赞助商即时广告，高喊“用运动不负争胜的心”。

新华社就此点评，“经过了三年的挫折、厄运、大起大落，刘翔的确成熟了许多。这种事发生在谁头上都会郁闷，刘翔赛后披着国旗的确郁闷了一会儿，但随后他就跳跃着接受观众的欢呼。不说对手坏话，甚至被打了也能原谅对手，这种大度非常难得。虽然刘翔这次没有夺回世界冠军，但相信在大多数世人心中，他是‘不是冠军的冠军’。”

反复定格之余，央视体育频道今晨还发布了俯瞰角度的视频记录，展现“罗伯斯前几个栏都是跑在左侧，到最后两个栏时，急速跑向刘翔这一侧”的过程，解说评价“其用意不言自明”。于是，在发现了电视机前和微博上的国人悲愤后，新浪以评论头条推荐《刘翔“看穿”与一些人的“看不穿”》，用这篇《新京报》评论来叹息：“一些国人的看不穿，是因为他们无法从时代的大背景中剥离出来。当体育真正剥离了各种附加物之后，我们才能够领略到真正的体育之美。”

二

被《新闻晨报》用头版头条《都是“霸道”惹的祸》进行概括的，除了罗伯斯拉拽刘翔外，正是“六拒让道，吉祥遭严惩”。

一周之前，微博论坛中开始流传一条有关“吉祥航空谎报油量拒不避让，险至卡塔尔班机坠毁”的消息，发布者称，8月22日（后证实为8月13日），一架吉祥航空的航班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中，无视卡塔尔航班发出“Mayday”请求先降的呼叫，拒不听从空管指挥，没有避让，而是自行降落。卡塔尔航班落地时只有4分钟油料，所幸最后没有发生事故。发帖人就此讽刺：“吉祥航空创造了民航史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飞机喊‘五月天’不避让的历史。”

另一些媒体则旨在分析“避让门”背后的民航业问题，包括民航高速发展与空域紧张、航班大密度之间的尴尬，以及民航从业人员处理重大事故的应急能力。《东方早报》8月26日刊论《须以空域体制改革保障民航安全》，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推进空域管理体制改革，彻底缓解因空域拥堵而导致的流量控制和航班延误，提高民航的安全裕度。”凤凰网昨以自由谈专题中总结“‘霸道’抢飞，谁给的胆”，总结抢飞原因为：“无视求救只为准点？”、“油价贵于命价？”以及“管理部门责任缺位”。在强调“吉祥航空听空管指挥触犯安全大忌，严惩不可避免”之后，编辑结语：“在人所具有的一切缺点中，最为粗鲁的乃是轻视生命。”

这桩世所罕闻的空中交通纠纷吸引无数眼球，所以当民航总局昨天深夜通报调查处罚结果后，便获新浪、网易等多家门户头条位置。根据新华社电稿，官方宣布“吉祥航机组在其它航空器宣布遇险情况下拒绝按管制指令进行避让是一起严重违章行为，违反了《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等相关法规规章，当事机组违背了飞行员应有的职业操守”，并给予“削减吉祥航空10%运力”、“吊销韩籍机长驾照”等处罚。而卡塔尔航空被认定“未发现”违章行为，但“在预测燃油可用时间上存在不足”。

《京华时报》刊出通报之时附加自家调查，由中国“航空案第一律师”的张起淮警告此事“揭露出民航业飞行员聘用体制的不健全”：“一方面，外籍飞行员越来越多，但是入职门槛太低，与国内飞行员同工不同酬，拿着高薪飞行不认真；另一方面，国内飞行员流动机制不畅，各种劳动纠纷频发。”

无独有偶，民航新闻另有一条：从前天凌晨开始，京沪穗等机场安检级别突然升高。一时之间，旅客拥挤滞留画面涌上媒体版面。网络抱怨不少，报章批评不多。《新闻晨报》在推测“尽管民航局并未透露此番升级安检级别是否与亚欧博览会有关，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的安检级别昨天再次提升至最高的一级，则暗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后，同发头条评论《安检升级无不可，提前告知则更妥》。

三

作为中央媒体中拥有最高政治地位者，人民日报可能同时也是其间向网络舆论投以最多关注者，尤其是在那个名为“新兴媒体”的专版上。

今日所刊头条报道是《“微政务”创新社会管理》，缘起是8月25日在杭州召开的政务微博与社会管理创新高峰论坛。事实上，这场聚集150多名政府官员、学界专家、媒体人的会议正是由人民网联合腾讯网主办，并化作《钱江晚报》周五头版头条，向本地民众宣布“微博问政，浙江最给力。人民网列出十大政务机构、十大公务人员微博排行榜，蔡奇、郑继伟榜上有名，“之江先锋”跻身政务机构微博排行榜‘十大’”。

对腾讯来说，与人民网联合开拓政界人士的微博资源或许是应对新浪领先地位的策略。而对更多人已经默认的微博平台，新浪承载着更多普通用户的期待与压力。比起腾讯拿到的浙江省委书记贺信，新浪更拥有政治局委员刘淇的指示。根据《北京日报》稿件，这位北京市委书记在8月22日来到新浪调研，在与新浪网首席执行官曹国伟和微博名人潘石屹、李开复进行深入探讨后，他说，“微博是基于互联网新技术应用、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的、用户广泛的新型信息传播平台，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平台，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鼓舞和激励人民同心同德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微博业务健康发展的关键，是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坚持传播先进文化。网站要积极探索，加强管理，坚决杜绝虚假有害信息的传播，营造健康向上的网上舆论氛围，使微博业务和整个互联网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广大微博用户特别是微博名人也要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积极传播正面、积极信息，抵制虚假、消极信息，共同为树立良好的网上风气而努力。”

对包括“微博女王”姚晨在内的多数加V名人来说，社会不公现象仍是他们最愿意投入转发、评论精力的领域之一，而类似药家鑫、李昌奎、夏俊峰、许云鹤案这样的司法话题更是重中之重。在今天这个中共中央机报版面下方，所议正是“网络舆论与司法如何良性互动”。

身为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作者关英彦在文中细述“差异与冲突”：网络舆论的开放性与司法活动的相对封闭性、网络舆论的突发性与司法活动的程序性、网络舆论的情绪性与司法活动的专业性。根据文章所言，“司法活动和网络舆论代表了评价社会问题的两种不同视角，差别显而易见。一是评价标准不同。网络舆论鱼龙混杂，司法活动则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二是事实认定方式不同。网络舆论往往掺杂了一些非理性因素，而司法活动认定事实必须建立在证据规则上。三是立场不同。网络舆论常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易于偏向社会地位上的弱者和受害者。而司法活动必须坚守中立地位，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评价标准法律化、事实认定程序化的特点，使得司法代表着一种法治的理性，这就有可能导致司法机关判定的事实、做出的决定与网民的预期不符，使司法机关成为网络舆情评说的对象。”

不过，文章提要还是更多地寄望于司法机关“切实提高舆情处理能力”，实现“互动与协调”：“司法机关应在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前提下，保持司法活动的适度开放性，主动接受网络舆论的监督，把网络舆论监督当成司法公开、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的助推器；同时，要严格规范司法，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切实提高舆情处理能力。”

如今，新浪已经更频繁地使用“微博辟谣”的官方工具向用户发布澄清消息，继新华网上周发布《铲除网络谣言之毒须加大打击力度》后，人民网首页今亦正推《网络成长，如何摆脱“谣言的烦恼”》，以昨日微博流传“乌鲁木齐一架飞机被劫持迫降兰州”之事等，强调网络谣言是搭乘信息化便车的“插翅虎”，网络空间“在客观上为谣言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沃壤”。

但显而易见，在一个“不信法，不信人，信什么”的国家和时代，在“谣言倒逼真相”和“辟谣联盟”们的对垒中，以微博为制高地的网络舆论战并不会轻易停火，尤其是在涉及公权力的领域内。

曾经反复用社评宣讲“说微博改变一切，为时尚早”的《环球时报》，今天恰向民众介绍来自一位北京公务员的担心，《微博参政暗藏治理风险》。文章以微博对郭美美事件的“过度延伸”导致“血荒”等不良后果为例，分析认为：“微博传播点中的乘数效应存在放大个人情绪和观点的风险；名人微博存在过度影响舆论导向的风险；传统媒体存在成为网络信息落地推手的风险；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存在交替影响的风险；政府决策和当事人隐私存在被过度干扰或者被侵犯的风险。”就此，作者建议政府加强对网站的分类管理、网站则对微博用户采取分级管理，同时呼吁传统媒体和编辑记者保持独立客观、网民亦不要成为网络公关公司的“垫脚石”。

作为注脚，今日《人民日报》刊文、五大门户尽数首页标题推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出通知，对全国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广泛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作出部署……对于坚持党的新闻事业宗旨，落实“三贴近”要求，增强网络新闻宣传吸引力感染力，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