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穷追猛打”

（2011年8月29日）

一

《现代快报》今天用一整版通报，南京“婚前房加名”暂不收税了，但政策多变让市民心里打鼓，“还会再变吗？”

在历数“从8月23日到现在，短短几天时间，到底要不要征收契税，说法几乎‘每天一变’”的过程的同时，这份由新华社在江苏主办的报纸在社评版刊出编者按，宣布自家上周那篇《“婚前房产加名征税”厚不厚道？》经由新浪新闻首页转载后网民跟帖评论异常踊跃，“原因很简单：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又涉及每个人的权益保障，这时候，大家在同一条船上。”于是，该报今天刊出两个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读者来信，来向同僚表达期待：《愿这样的政民互动来得更多一些》、《决策者请别老是盯着群众的口袋》。

准确地说，“征税”话题其实只是一段插曲，大戏主题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新社今天对此作出段落总结：“近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引发轩然大波，随即多地出现的财产公证、房产加名等热潮，更是让新解释陷入舆论漩涡。支持者认为‘把财产的事说清楚，婚姻更纯粹’，反对的人则觉得它‘撕碎了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破坏了夫妻感情’，更有网友调侃称着实‘愁坏了丈母娘’。”

诚如其言。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条款，与半年多前《征求意见稿》发布时景象相似，对父母为子女结婚购买不动产的认定、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买房的处理再度成为媒体解读重点，在女性总体处于弱势的现状下，类似《父母给儿子买房儿媳没有份》的标题一时盛行。以市民百姓为主要阅读对象的都市报、晚报、门户网站连篇累牍地通报各地“离婚第一案”进展，刊发读者感言，并由婚姻法律师在版面上坐台讲解。安民告示与疑惑不解齐头并进：支持者认为，婚姻法新解抛弃了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性本善”思维，向国际上的法治国家“性本恶”法律思维看齐，会对于当下个别不正确的婚恋观念有一定的纠正、甚至改变的作用；但反对者则认定此法缺乏对于弱势（女性）一方的保护，可能导致亲人间相互算计的局面，破坏的就不仅是婚姻，还有人心。

这种基于各自人性经验与性别立场展开的全民辩论是如此广泛，以至于连《环球时报》都在上周五加入了进来。根据这篇与国际话题毫无关系的社评所持立场，“‘清晰的’婚姻法未必就是最好的”：“现在有很多恋人把房子写谁的名当成最大的考验，这种感觉或许没有错，但为何不让一生的考验用一生去承受，而非要眼下就掰扯得那么清楚呢？”文章认为，新司法解释“把中国人婚姻中对财产的那点算计赤裸裸地晒出来”、“对当前无数婚姻造成的冲击是现实的”，进而批评，“也许经过几代人，再结婚的人会像吃顿饭AA一样轻松地分清财产，但中国文化真有必要强行做这个扭转吗？”在强调“各地的法院都很支持新司法解释”并不是法律质量判断依据后，文末更是建言，“希望最高法院认真倾听民间的呼声，评估新司法解释的实际效果，把婚姻法的立足点真正放在保护‘婚姻’上，而不仅仅是保护婚姻的各种‘附件’。”

二

在会商“婚姻法新解释背后的纠结和社会现实”同时，晨间，人民网重点推荐今日“人民时评”－－《珍惜“慈善风波”中凝聚的共识》，以“政府角色将从‘严审批’转向‘严监管’”等改革进展为例，呼吁公众“深化对慈善的理解”：“在看到慈善组织不足的同时也看到它们的重要作用，在接受它们工作的同时也认同必要的管理费用。更重要的是，要平复‘慈善风波’激起的强烈情绪，与过去一样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不让捐款减少，不让血库告急，不让需要帮助的人在等待中失去希望。”

当这篇旨在“挽回信任”的《人民日报》时评被腾讯、凤凰网推介在首页时，编辑重拟了标题－－“慈善机构公信力下降并非媒体报道催生”。这一句正是因应两天前的报道，《民政部官员：再穷追猛打郭美美事件会伤害慈善事业》。

被门户网站热引的这篇文章在《京华时报》上原本也没那么“刺激”，这份报纸拟定的原题是通报“慈善组织将由慈善司单独监管”。文中引述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之言，“近期发生的郭美美事件，通过媒体曝光，坏事变成了好事，对于公益组织的自律是有好处的。但任何行为都有正面的反面的作用，从现在来看，我们的慈善捐赠降到了冰点，如果再穷追猛打，可能会伤害到整个慈善事业。”

说起来，这份《人民日报》子报应该是同意“媒体也有责任引导公众更好地认识慈善、参与慈善”的。同是前天，该报刊发评论《重建慈善信心刻不容缓》，针对“全国慈善组织受捐额剧降近九成”的现状发出呼吁：“慈善组织在慈善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这点毋庸置疑。无论是筹集捐款还是使用资金，还是社会动员与内部管理，组织化的慈善行动都比点对点的善行来得更有效。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最终危及的是需要帮助的人。正因此，信任的裂痕不能等待时间来抹平。需要帮助的白血病患儿不能等，陷于贫困的山区居民不能等，上不起学的孩子们不能等，整个中国的慈善事业更是不能等。一次次的慈善丑闻和急剧减少的数字，正在警示中国的公益界和社会管理者：该重建‘慈善信心’了。”

只不过，传播规律并不以原发者的意志为转移。“穷追猛打”非但没停，它又来了。《重庆时报》刊论，《“郭美美们”长得丑，就别怪镜子太犀利》、红网评论者断言《害怕记者穷追猛打是慈善讳疾忌医的表现》、《中国经济时报》宣布《慈善欲纯粹，需要媒体多扒粪》，《齐鲁晚报》由评论员阐述《“穷追猛打”才能追出透明的慈善》。

《南方都市报》昨亦就此议题刊出社论，强调“公益慈善需要更深刻的制度变革”，呼吁尽快出台难产的《慈善法》，以法律监督自证清白、激活公益慈善事业。作者在文中写道，“符合辩证法的转换毕竟还需要一些条件，首要的一点就是查清真相。如果认可这一点，则必然会同意媒体的所谓穷追猛打有助于查清真相，也终究有助于郭美美等事件从坏事到好事的转换。遗憾的是，媒体仿佛并不具备如民政部官员所指的‘穷追猛打’的力量，郭美美等事件至今暧昧不明，公众至今心神不宁，就是一个比任何雄辩都有力的证明。”

三

“郭美美”暧昧不明，“卢美美”也一样。上周五，在承认“两轮劝募，却没有募到1分钱”之时，她的父亲通过微博第三次邀请方舟子“全程见证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真相”，也第三次被这位“打假斗士”拒绝。以“还不如去找公知”相赠卢善人之余，方舟子还引用了一段报道来反讽“有公信力的媒体”：“事实上，尽管以打假闻名，但也多次遭受过业界质疑和公众的非议，方舟子的公信力究竟有多高，目前来看还是个未知数。”

这段文字来自《中国企业家》杂志网站，而这足可以透射出方舟子与中国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圈的紧张关系——在过去半个月的“贺方之争”后，他收获了更多的敌人。

8月11日，在揭发了李承鹏代言房地产公司的“虚伪”后，方舟子将自己赖以成名的打假事业顺路延展到了拥有极高公众知名度的法律学者贺卫方身上。通过转发网友微博的方式，这位生物化学博士、科普专栏作家指控：“既然贺卫方20年不发论文，他是怎么当的北大法学教授？靠时评、演讲，还是像以前发现的那样，靠反复发表旧论文？与其拿纳税人的钱尸位素餐，何不辞职搞法普？”“贺卫方20年来基本不发表学术论文，2005年起拒绝指导研究生，岗位职责4个去了2个，北大法学教授的名头却越来越响，当了公知就是有柿油特权啊。”

8月14日，贺卫方通过博客公布1990－2010年间发表的论文与评论目录，其中仅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有数十篇，还援引材料称自己的三篇论文被列入中国法理学界最具影响力论文五十篇内。不过，方舟子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其实那些基本上都不是论文，都是一些随笔、杂感、翻译、评论，甚至是一些演讲稿，跟论文没什么关系的”。

名家对垒，看客无数。如果说前央视主持人王利芬那句“建议方舟子把精力、他不屈不挠的精神集中在一些更有意义的需要追根求源的事情上，比如说中国红十字会的账目和7•23事情的真相”还算委婉，那么更多贺卫方的追随者则怒从心头起，他们不仅列举贺卫方论文数量以证明“方教主”胡说八道，还开始质疑打假斗士此番动机。在方舟子发布《一个北大学生眼中的贺卫方》暗嘲其“聪明着呢”后，一位“早已当贺老师为先生”的出版人更是发出决斗书，斥责方舟子“不择手段、编造谣言、喋喋不休、转移民众对公权力视线、甘做鹰犬”。

说起来，让方舟子成名的也正是其“穷追猛打”的手法，他掘地三尺的索隐本领让贺卫方不禁叹息“某些明争暗斗真是无趣的很”。不过，这位在中国民间意见领袖中拥有极高声望的学者也绝非浪得虚名，多年宣导民主法治的成果帮助他在这个危急时刻赢来了诸多声援。

此时，一场关于教授资质的辩论已经升级为对“学者意义”“教授功能”的争鸣，在自媒体平台上如火如荼的论战也蔓延到正式出版物上。近代史专家袁伟时微博感叹：“有人攻击贺卫方，我非常困惑。贺卫方成了珍稀动物，这是中国有病的表征之一。100篇所谓论文也比不上贺卫方为捍卫法治而写的一篇文章或感人至深的书信。要是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十个贺卫方，中国的法治进程肯定会快一点。”而吴祚来更是获得了通过8月16日《东方早报》反问“方舟子对贺卫方的批评有道理吗”的机会，不仅认定“对贺卫方教授的指责是不严肃的”“语言太过轻慢”，更追问“方舟子是怎么获得鉴定法学论文资格的”：“学术成果的发表本身就是在公开接受批评，世界上没有哪个教授能秘密发表学术论文的。当方舟子指责贺卫方的时候，贺卫方要不要回应？不需要。如果方舟子觉得贺卫方不符合教授水平并且有学术失范之举，可以向北大的学术委员会投诉，由后者调查与回应。一个法学教授不可能看到网上对自己有指控，就连夜写汇报材料。”而后，这位文化学者更引用包括袁伟时等人在内对贺卫方学术影响的推崇，批评中国高校追求发表论文数量之风，强调“法治启蒙工作意义更大”：“方舟子没有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只有形而下的技术认定，急于打击对方，有时不问事实，不做调研。他对贺卫方的批评或指责，没有道理。但通过方舟子的追问，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大学教授与专家学者的社会价值，对高校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的泡沫化效应，应该有所反思。”

次日，《东方早报》更以文化版整版篇幅向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提供言说平台，由其阐述：“姑且不论这个‘没有发表论文’的指控是否属实，单就当教授必须有‘论文’而言，就是一种谬误的说法。论文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学问，学术刊物上的许多论文根本就与学问无关，也根本没有学术可言。”

以在新闻媒体中罕见的刊出注释的方式结尾，编辑们为此文拟定的引文提要是：“今天的学术评审制度往往舍本逐末，抱住形式主义的专业小圈子，轻视甚至排斥学术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自由交流和公共群体构建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回归知识评审的公共价值应当兼顾正式和非正式的评审，不只让个别专家匿名评审，还要让尽可能广大的公众能够公开发表对新知识的看法。”

敌人的出现想来并未出乎方舟子意料，他不惮以“柿油党”贬斥这些宣讲“普世价值”者，例如“说唐骏文凭有问题，有人就说能力比文凭重要。说贺卫方当教授多年不发论文，有人就说100篇论文抵不上1篇时评。看来以后企业家都该拿假文凭，教授都该专写时评。看某些公知抱团力挺贺卫方的言论，让我对其原有的尊敬荡然无存。微博真是毁人声誉的地方。突然能理解海瑞为何骂‘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了。”事实上，这位“打假”名人在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形象近年来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在揭露伪科学、伪气功之初，他获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界的广泛赞赏，而类似指控唐骏学历造假、蒙牛造骨牛奶蛋白（OMP）忽悠更是让他成为“社会良心”，半年多前的遇袭事件更增添了他身上的“斗士”色彩。

不过，由于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与支持转基因，并且经常毫不留情地批驳一些“传统习惯”，他又招来了数量庞大的“方黑”。与中国媒体人，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圈的交恶更是在近几年来日益公开化，多有与其亲身接触过的记者编辑在感叹他“较真”的同时也反感其“苛刻”、“一棍子打死”的“文革作风”，而与其渐行渐远。例如，南方报业属下的《南都周刊》即是方舟子公开宣称的敌人，他斥责这家“造谣”媒体诬蔑他供职于新华社的妻子。他甚至还通过自己的新语丝网站，不断更新一份“不良记者”黑名单，从《光明日报》到《21世纪经济报道》均有人上榜，罪名是“枪手”、“狠毒”等。《法制日报》“法治周末”版执行主编郭国松上榜，是因为他曾在5个月前主持编发《方舟子涉嫌抄袭总调查》，这份中央政法委机关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用了方舟子惯常的打假方式揭发其抄袭等“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甚至，方舟子代理律师在出报前两天发来的“警告函”也在当时被全文刊出。

文中更将方舟子定义为“从来没有从事过哪怕是一天独立科学研究(只做过博士后)的业余科学爱好者”，批评他跨越各种学科、领域质疑断言的方式更像是个“以业余水平扮演无所不通人士、挑战一切专业权威的‘民科’们”：“方舟子的所谓‘打假’，和学术精神背离太远，即使实践中有诸多‘打准了’的案例，也毫无意义。这就像巫婆神汉也经常能‘治好’别人的病，但他们的方法既然违背科学，整个行为就应当被否定。”

现在，方舟子有理由把《南方都市报》钉死在自己的“黑名单”上了。在与袁伟时等一干昔日师友“撕破脸皮”后，正是在8月24号这一天，他通过微博“正式更正”：“自1993年以来19年间贺卫方共正式发表过2篇论文，对曾经有6个小时无数倍贬低（2/0）贺卫方的论文数谨表歉意。”不过，他还有一句，“近20年发2篇论文，和不发论文有多大区别？ ”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