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不平静的夏天

（2011年8月24日）

一

昨天，是曾令中国官方陷入空前舆论窘境的“7•23”动车追尾事故满月之日。

物是人非。王勇平已然离职，等待这位疲惫官员的新岗位在波兰，同情他的人们讨论着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困境；“奇迹”的小伊伊前天转院上海，浙沪媒体温情报道之时也伤心通报，小女孩的那条腿注定残疾；声称“不要赔偿要真相”的杨峰曾经赢得满堂喝彩，但在他公开承认向铁路部门索要动车车票代理权后，一夜之间形象不再那么伟岸；温州卫生局发布消息称，已有108名事故伤员从各大医院康复出院，尚有47名伤员还在医院继续治疗……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夏天，动车追尾、客车燃烧、煤矿透水、桥梁坍塌、石化装置火灾……各种事故接连进入人们的视野。一边是全国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双双下降，一边又是不断出现的各种事故，我们应如何看待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实现安全生产的治本之策又是什么？”——新华社昨天选择用这样的导语为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访谈开头。

继中国国务院8月10公开通报“调整、充实温州动车事故调查组和专家组人员”（铁道部副部长彭开宙等出列）之后，黄总工程师此番承诺“调查组的独立性非常强”，“这点可以放心”。正如其在前天新华网访谈中所言，“通过初步分析发现，这起事故既暴露出信号系统设计上的缺陷，也暴露出应急处置和安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可以说，这是一起不该发生的，可以避免和防范的重大责任事故。”

没有满月祭特刊，但中国媒体在这个日子里可以有别的报道素材——一桩来自被认定“有缺陷”的信号系统生产商的死讯。

通号集团总经理马骋的离世消息刚开始传播时，简直像是一部反腐连续剧中的情节，“‘7.23’事故检查组到通号集团检查时，马骋心脏病突发去世”。不过，财新网在昨天傍晚通过微博更正道歉，根据其首页稿件，这位中国高铁信号技术的带头人是于前天在深圳进行项目安全检查时病发去世，得到引述的业内评价是，“可怜的信号人！信号在整个高铁中不过九牛一毛，现在因为温州动车的事被推到了前台，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者！谁在那个位置上都得干，不干就得下来。”在用头版主图刊出马总生前留影、回溯其生前身后事的同时，《21世纪经济报道》则通报，“7.23事故调查组正在调查分包过程环节的腐败问题——为什么有些产品本应承包给质量好的信号设备制造单位，却承包给质量差的单位”，甚至，早前安路生指控的“信号设备”缺陷已经变为黄毅口中的“信号系统”缺陷。

周一，北车集团即通过北京市委机关报做出回应，称“裂纹报告属于探测设备过于灵敏导致的‘虚探’。铁道部7月份专门就此开会研究，最后调整参数，统一探伤系统的损伤标准，并对探伤作业进行了重新培训，确认早前报告有裂纹的车轴并没有问题”，而之所以召回54列京沪高铁列车，“真正原因如公告所披露，是为了降低故障率，提高列车正点水平”。

《环球时报》仍然是那个高呼不要“因噎废食”的少数派，这份报纸显然认为一些同行对高铁安全缺陷的描述太过夸张、渲染。今日社评“希望动车停运只是暂时的”，就铁道部22日宣布取消北京至重庆成都的动车组一事开议，呼吁政府既要尊重民意，“也不能被互联网上很容易出现的意见聚集吓住”：“公众意见中的专业和技术含量比例通常都不大，尊重民意的第一个表现是认真与公众沟通，在辩论中产生正确决定。一遭反对就轻易放弃已有决定，是让民意承担国家发展细节的责任，是向民意‘撂挑子’，这样的‘尊重’不是真诚的。”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之《学习时报》前日就此有云，“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需要高铁”，但“确保安全要始终成为高铁发展的第一原则”，因此，“铁路实行政企分开不能再拖”。

二

与铁道部一起被《环球时报》担心是“决策者对舆论的迁就和退缩”的例子是李昌奎改判死刑。这桩在舆论压力下重审的云南杀人案继续激发着中国人对民意和司法关系的争执。

“这是一起背负了过多话题的简单刑案”－－《齐鲁晚报》评论员亦作如此感叹，根据这份山东畅销报纸的说法，民意纠结在于“二审判死缓，质疑司法公正；再审判死刑，质疑程序正义”，以至于熟稔法理与现实如贺卫方者亦不免“自相矛盾”。在论述了“本该独立的司法愈发坠入民意汪洋的恶性循环———面对波涛汹涌的民意，以维稳为考量的司法，如船行大海，左右摇摆也便不难想象”之后，文章呼吁，“与其讨论李昌奎案与死刑存废的关系，或曰案件再审与程序正义间的孰对孰错，倒不如反思现阶段的司法氛围究竟该如何走出窘境：民意之所以纠结，莫不是司法在摇摆”。

新华社为云南高院的改判提供声援，昨日播发对刑法专家高铭暄教授和刑事诉讼法专家陈光中教授的访谈。根据记录，专家们否认“本案启动再审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宣布“李昌奎案件作为个别案件，二审改判死缓不当，严重背离了公众对公正的评价，再审改判死刑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是真正维护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并预测不会导致“翻案风”：“不应将其他案件和李昌奎案作简单类比。‘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何况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

与《人民日报》以“体现罪刑相应，维护司法权威”为题转载不同，腾讯以评论头条推荐此稿时，摘取那句“判李昌奎死刑并非舆论审判”作为重点。文中，高铭暄明确否认本案再审改判死刑是“网络审判”、“舆论审判”，更强调，“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可以不尊重民意，不考虑舆情。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判决结果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社会的评论。”

高教授所言想来甚合检察官杨涛之意，根据新浪所荐其文，这个再审结果“绝大多数网民都表示了赞同”。文章借用早前引发争议的“十年后标杆论”，称赞李昌奎判死带来了四个标杆：“树立了舆论监督的伟大作用”、“告诫司法者要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来适用法律”、“法官对于自首、积极赔偿和所谓邻里、家庭矛盾纠纷引发的案件进行从轻、减轻要更加慎重”，以及“提醒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对于死刑案件的适用应当统一规范，避免同案不同判。”

虽然凤凰网头条评论正在叹息“此情此景，不仅有点‘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的荒谬，而且是对法律稳定性、权威性的极大伤害”，但《检察日报》坚持认为《没有“狂欢”只有深思》。这份最高检机关报今天向更多的法律工作者提供表达平台，用一整个“法治评论”版汇聚各方观点。除了那些各持“司法独立”和“民意正义”的争锋语录外，更有四则成文评论，分别言说“民意必须得到尊重”、“死刑到死缓距离有多远”、“‘司法隔膜’需用理性打通”以及“慎言‘媒体审判’”。《北京青年报》则寄望未来司法改革：“刑事诉讼法第二次大修在即，希望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能从李昌奎案中得到启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和司法制度。如此，公众才有理由‘狂欢’”。

此时，搜狐正在新闻首页推介来自大河报的新闻，《河南高院：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案坚决依法判死刑》。

三

《新闻晨报》今天宣布，记者在北京“姚记”排了40分钟队才吃到一碗炒肝。《沈阳晚报》则在算账，“若拜登来沈阳，花79元能吃点啥？”

这些花边新闻所议正是一桩在上周引发诸多感慨的外事活动——简称“拜登吃面”。8月18日中午，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到达鼓楼“姚记炒肝”小店，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微博公布的菜单，拜登一行点了5碗炸酱面、10个包子、拌黄瓜、凉拌山药、凉拌土豆丝以及可乐等，总费用79元，拜登在付钱时对店主说：“给你们带来了许多不方便。”他掏出100元，剩下的按照美国习惯作为小费。

这个“廉价故事”迅速在中国网民间传开。占据优势的评价是称赞副总统亲民作风，并恨铁不成钢地与中国官员的奢靡排场相对比，认为这是“给中国胡吃海喝官员一记耳光”；亦有相当数量民众对79元的价产生狐疑，于是晚间即有指控“店家造假”的菜单对比应运而生（此后被证伪）；连岳则调笑，这正是美国官员“玩政治”的高招，以此举动来证明人民币确需升值。

不过，在新华社记者唐师曾通过微博发布了一幅表现“姚记”门外安保森严的图片，并抱怨“保卫美国领导”给自己的午餐带来不便后，另一种批评此种外事活动“扰民”的声浪开始升腾，他们认定吃面之举不过是拜登的一场亲民戏。甚至有网民在百度百科中对“拜登吃面”做出新词释义：“形容一个人做事过分张扬夸张，或者为了欺骗对方而做一些事情。引申义：形容一个人只做表面文章，而没有实际行动”。”

围绕炸酱面展开的各自解读如火如荼，并被迅速提升到民主制度和大国战略的高度－－在《中国青年报》看来，“半天时间，微博上超过10万人转发照片、食谱并津津乐道”，实在是“大惊小怪”、“反应太过”。与《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多数市场化媒体在头版刊发拜登翘起大拇指画面同步，团中央机关报上周五以头版“中青评论”感叹，“目前这种掺杂着好奇、兴奋以及一点羡慕的狂热关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这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大事件中的小花絮，微笑着看看也就罢了，瞪大眼睛惊呼则大可不必。”不过，团中央机关报当然也理解那些拜登粉丝们的用意，劝告“想借拜登的炸酱面浇自己块垒，可以理解，但也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这里头藏着的刻意和指向，更值得我们自己好好揣摩、反思”，文末点题，一言蔽之，“拜登吃炸酱面，吃就吃呗！”

吃就吃呗？在一个思潮冲突势不两立的时代，炸酱面里大有文章。《南方都市报》在周日评论周刊中再度开议此事：“无需大惊小怪于网友由此产生的各种联想。比照当下的现实，就如处理动车事故的官员住五星级酒店的现实，就如茅台酒已成国内各行政系统的专用酒的现实，众多追捧美式外交风格的网友，并非什么阴险老辣的‘带路党’，他们表达的是对低调、廉价而又有效的施政风格的赞赏，即使是一种政治秀又如何，姑且还是欢迎吧。”

作为“美国政治家驾驭公共外交的能耐练至炉火纯青”例证的还有骆家辉上任，这位美国新任驻华大使12日身背双肩包、腰别老式手机套来到北京，被赞为“小清新”。事实上，骆大使和家人还在美国时就已经收获了啧啧称道，因为一位中国乘客拍下他在机场咖啡店里的画面，发布微博时加注这位高官试图使用优惠券却遭店员拒绝的现场说明。而在他挈妇携子抵达首都机场后，“平易近人”的声望更达到顶峰。那些倾心于西式民主监督官员的人们，从新闻报道中得知这位华裔高官选择乘坐商务车而非加长版凯迪拉克专车等“清廉”细节后，更加奔走相告。根据《青年参考》引述，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陈杰人并不讳言，自己这样说，“是希望可以鞭策中国部分官员”。

不过，在熟谙外交礼仪级别的人们看来，这些网络间流传的解读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想像。《南方都市报》上周二即引中国外交系统人士分析称，骆家辉这一“低调”作风实属外交常态，“大使赴任乘坐民航班机、没有警卫很正常”。甚至，有一位自称中国前驻外大使的微博用户直接反唇相讥，“又是啥都是米国好！告诉你吧，本人三度出任大使都是自己拉行李出机场，我不如骆吗？我要汗颜吗？”

上周五，《北京日报》更在“七日谈”中允许作者撰文反击。以“被高调渲染的‘低调履新’”为题，作者强调，“熟悉外交惯例的人都知道，他的举动只是外交常态而已，我国派驻别国大使上任时，也都是普通航班，单独前往的”，并警告受众，这个华裔“手中拿的是美国国书，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文章末尾嘲笑同行，“我们的媒体对那些本就最平常不过的行为进行了这么多的报道，如此高调地渲染所谓‘低调’，不知是一种无知，还是一种幼稚？”

警报声在另一篇由光明网首发的文章中更加高亢，《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在这篇一度名列新浪评论频道“踩”榜头名的长文中，作者相晓冬承认骆家辉活脱脱一派平民作风“更能赢得中国普通民众的好感”，继而分析“这是什么做派呢？这是中国共产党当年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作风，这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不摆架子不讲排场务实求是的作风，这种作风与众多官僚权贵们的高高在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和讽刺——走马还未上任的骆家辉先声夺人，给中国的官员们上了一堂重拾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的行为艺术课”。不过，在他看来，“给中国的官员们上课绝不是骆家辉的目的，为美国收揽赢得中国的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进而召集民意以壮大美国在中国的支持力量，借以分化中国断裂甚至碎裂的意识形态才是这位华裔大使的如意算盘。”

四

在那些称赞骆家辉和拜登更像“合适的共产党员”的描述中，中国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常被用来树为反面榜样。现在，恰好是对口的外交部站在了风口浪尖。

《新京报》昨日发布报道，称从外交部财务司获悉，“今年外交部暂不公开‘三公’经费，不公开的原因是‘三公’经费的有关预算涉及国家秘密”。作为竞争对手，《京华时报》今天又援引外交部最新口径，称“从未表示过要公开‘三公经费’……今年不公开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家保密法》两个条例做出的。”据其补充报道，国务院港澳办和侨办亦对不公开“三公”作出回应，称“经过与财政部反复核实，两个部门不应在98家名单之列，不需要报全国人大审议，同时不公开的核心原因也是工作性质决定的涉及国家机密”。

人民网曾经高调发布的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时间排行榜，最后三行空看来是填不上了。虽然网民们的抨击未能化作京城报章上的评论，但有《南方都市报》挺身而出，除了在报道中援引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的调侃批评外，今还以社论吁求“三公经费公开，细化数据方显魄力”。在叹息“相较几个月来舆论和公众的热议与不断紧跟，以及人们长期以来对‘三公经费’公开所寄托的期待，现在的局面着实有些草草收场的意味”，文章对外交部“涉密”说加以反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于，部分预算涉密无法成为全部不公开的理由，消费细节可能涉密也并不代表总数字无法公开。更何况，是否因‘涉密’而不公开，判断和决定的权力应归属更高级别的机构(国务院甚至全国人大)，外交部作为公开义务的履行单位，没权同时充任裁判者的角色”。

腾讯则推荐来自红网的斥责，《不能让“国家秘密”成为信息公开的绊脚石》。作者将外交部比作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角力“最难啃的一根骨头”，“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而言，‘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进而斥责“国家秘密”不过是陈词滥调，“借口越来越等同于笑话，当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这个笑话的时候，还有人郑重其事地将其贴在脸上，只能说他的脸皮太厚了”。

《河南商报》干脆让时评作者暗以陈水扁的前车之鉴来警告中国外交部：“人们不得不担忧，涉外经费是否是笔糊涂账，在被一些人肆意地‘宁与友邦’？前两年，某地区的前任领导人便栽在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机要费上，并随之被查出一连串的问题，如今仍在铁窗中度日如年，外交部可不要重蹈他人覆辙啊”。文章宣布，“越是那些见不得光的地方越容易滋生腐败和浪费”：“在已经对权力的神圣性去魅的本国民众面前，外交部还是收起那套惯用的外交辞令，早日拿出一个清楚的三公账本来吧。不然的话，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民众可是能将你告上法庭的。”

五岳散人想起了姜瑜当年那句“法律不是挡箭牌”，以此回赠外交部，在经济观察网发表《国家机密不是挡箭牌》。亦以陈水扁为例，作者同意确有“某些事关国家机密的支出”，但“不能与正常的三公经费混合使用”，进而批评外交部“用国家机密作为挡箭牌来掩盖自己在机制建构不健全上的失误，这是以国家之名而行遮掩之实”，建议其“应该马上建立合理的经费分割制度”。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