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电信系统集成公司:中国模式的政治化理解-民主与自由的思考

中国模式的政治化理解

（2010-05-11）

　　拜读郑永年先生《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联合早报·言论》，2010年5月4日），更加佩服郑先生一贯持正公允、面面俱到的宏大论述。但我也有个小小的异议，今借《早报》一角提出，以向郑先生请教。

　　郑永年先生认为，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已经毋庸置疑地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我认为，特殊的政治制度是缔造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要想确切理解中国模式，政治化必不可少，而且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从一定程度上讲，政治从权力分配的源头决定了经济机会、经济利益的分配格局，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的过程、内容和结局。也就是说，经济活动是在政治权力架构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市场机制本身是中性的（无善恶之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背景下，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不同经济体系的结构、形态呈现显著的差别，同样的经济发展也会导致不同的经济与社会效果。从这个角度上讲，政治才是一国最大的经济。

一党统治

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在对中国模式成因的解释方面，我与左派拥有几乎相同的观点：中国特殊的政治（或政党）制度是缔造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中国政治权利架构的核心是一党统治，党权独大（党权大于民权、法权、行政权）消解了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之间的权力制衡，三者均成为维护党权和贯彻执政党意志的得力工具，为执政党排除干扰、集中力量办大事铺平了道路，使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了足够的持续性，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随意性。

　　当然，从辩证的角度讲，一党统治的优势同时也是它的劣势。由于缺乏权力制衡和有效监督，执政党修正政策路线的效率偏低，通常能把小毛病积累成大问题。中国目前尚未开放党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受到严格限制，工人没有独立工会，农民没有农会，知识分子没有言论自由，除执政党以及与之结盟的组织外，整个社会从组织层面被粉碎，没有一种其他政治或社会组织，可以对执政党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再加上执政党本身的封闭性，即使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或急需调整的政策，只要执政党内部缺乏动力，外部压力又很难传导到决策层（缺乏有效的传导机制、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很多问题就会被一拖再拖，最后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中国整个社会（除执政党外）从组织层面被打碎，民众个体不具备与执政党抗衡的实力，中国形成了一种没有稳定权力界限的政治架构，强势的权贵阶层步步推进，弱势民众阶层则节节后退，问题非积累到爆发或导致破坏性后果的程度，很难得到解决，更谈不上及时有效地细微调整。

　　正是由于特殊政治背景，中国在取得举世公认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损害大多数劳动者利益，使之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的“低成本”（实质上的低工资、低福利）战略能够长期持续；歧视广大农村居民的公共政策（户籍、教育、就业、医疗、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等歧视性政策）能够长期存在而得不到纠正；越是发达的地区税负越低，越是高收入人群税负越轻的怪现状，正在不断加剧区域发展失衡和扩大贫富差距；在内需乏力的情况下，通过优待资本和操纵汇率，维持投资和外需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同时，中国的稀缺资源以低端产品的形式向全世界倾销，既恶化了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发展环境，又导致了大规模的国民财富流失；“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生态环境、频发的环境污染和灾害事件、普遍存在的食品质量安全等问题直接威胁着13亿人的生命健康；而高发的群体事件、各类活动或公共场所被迫不断升格安保措施，暴力对抗的社会特征越来越明显。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初衷，以及当局渐进改革的路线方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不断积聚的资源、能源、环境、社会、食品安全等危机，正在动摇中国持续发展的根基。

解读中国模式

需要政治经济学视角

　　任何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关注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都不应该忽略中国存在的各种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德瑞克（Dani Rodrik）认为，在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发动机内，深藏着紧张、不公与分裂，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让中国在问鼎全球霸权的进程中脱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认为，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才是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这也是中国模式缺乏普世价值的重要原因。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延续了马列主义政治体制的独特性，政府无处不在的经济干预，使中国奇迹更像是苏联模式遗产的延续；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放弃了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这种使国民生活失去保障的模式，对很多国家缺乏吸引力。总而言之，尽管中国发展经验是独特的，但却无法轻易向他国推广。

　　几年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了“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的论断。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政治经济学时代，形成了有效的权力制衡和利益分配机制，各方利益在既定的政治架构中，通过微调就可以实现新的平衡。但是中国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尚未形成，利益分配机制也处于转型和不断变动中，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已经客观存在。中国仍处于政治经学时代，处于建构有效权力制衡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的时代。

　　经济学者吴敬琏先生去年5月4日在《北京日报》撰文《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个重要提醒》指出：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高全喜在《南风窗》上撰文《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指出，对中国而言，只有为经济分析提供政治学的制度前提，揭开经济改革的铁盖子，才能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局。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不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环境，或许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化解当前中国面临若干经济与社会困境的必由之路。

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是民主化

　　中国模式的精髓是渐进改革。渐进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渐”，是“进”。“渐”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改革的持续推进，而“进”才是寄托希望、凝聚民心的根本。如果只有“渐”，没有“进”，甚至不进反退，就会使改革失去凝聚民心和希望、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我反对激进民主，但也坚决反对只“渐”不“进”的假改革、真倒退。“进”最主要体现在促进社会公平和保障民权两大领域。这两大领域的改革目标，只有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尽快结束“没有蓝图”、裹足不前的局面，更不能重蹈大清王朝在预备立宪的中途就灰飞烟灭的覆辙。

　　郑永年先生用桔子和苹果的差别类比中国和西方的差别，恐怕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中国和西方社会最基本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人类社会，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是中西社会应尽的义务。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并不是最重要的，民权需要保障、社会需要公平才是关注的重点。从这个角度上讲，中、西社会不是桔子和苹果的差别，而是它们的政府是否合法有效、尽职尽责的问题。

　　客观地讲，中国和西方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属于前民主化时代的问题，西方的许多问题，属于后民主化时代的问题。中国从来就不缺少专制对民权的损害，也从来不存在自由和民主过度的问题。西方社会已经发展到对民主和自由进行反思的阶段。中国需要用民主化的方式，建构权力制衡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符合更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而不是相反。西方社会处于后民主化时代，他们对现行民主制度的弊端进行反思，寻求改进和调整，同样合情合理，并且还可以为中国的民主化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成果。所以，既不应该拿西方社会对民主、自由的反思来否定中国的民主化，也没有必要谈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而色变。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容回避目标和方向。

　　中国为什么没能走上令人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其实，强权下的中国逻辑非常简单，当局具有极强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并且不受预算约束和在野党的干扰），只要是当局想做到的事情，几乎没有做不到的；如果某些事情还没有做到，只能说明当局还没有下决心去做，或者根本就不想去做。当然，从中国民主化的路径考量，强权控制下有秩序的民主化是最理想的。但是，这种民主化模式需要强权的掌控者具有担当民族大义的道德勇气，这或许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作者是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