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uzi5杀:西方民主模式的内在缺陷与实践中的误导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实行200多年来，被冠之为“最优”的制度设计，其实对其内在的理论缺陷，政治学家们是心知肚明的。特别是近年来，两党政客出于政治需要自觉和不自觉地挑战这些制度设计的法律、政治和道德极限以及民众的心理底线，使得这些缺陷及其在实践中的扭曲与误导作用暴露无遗。
西方民主制度安排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阿罗不可能定理”提出：在民主制度下是无法将个人的选择和偏好加总为社会的选择和偏好的。这对西方的选举人民主信念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基本理论前提是，政府的决策应当且能够反映广大民众的意愿和根本利益。那么，民众的意愿和根本利益通过什么方式得到表述？通过什么程序转化为政府的决策并得以实施？而不同阶层选民的利益冲突、变化和不断发生的利益重组为民主制度设计和安排孕育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投票规则设计与公民选择
西方民主制度运作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投票规则来实现的。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票数分配规则和根据票数确定赢者的规则。现代西方民主采用的一人一票制，尽管原则上没有大的争议，但选民的投票资格却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18岁的成年人在多数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也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才取得投票资格的。最流行的确定赢者规则是“简单多数”规则。除非涉及宪法修改案、推翻总统否决和总统弹劾案需要2/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外，美国国会和其他立法机构基本上实行的是“简单多数”规则。
此外，政治学家们还设计了“相对多数”和“点数投票”等规则。投票者根据对议案的偏好排序和程度打分，顺序分最低和点数分最高者获胜。如果选民只有两种选择，这两种规则的结果相同；如果有多种选择，投票结果会大不相同，“点数投票”规则有时会因选民的利益和情感强度不同而导致与“简单多数”规则和“相对多数”规则截然不同的选举结果，这无疑为各种利益集团和政客操纵选举提供了许多空间。
“中位数偏好”与“阿罗不可能定理”
为确保各种投票规则达到理想的选举结果，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投票结果的非随意性；投票结果要准确地反映选民的意愿和偏好；投票结果不应受到选举策略的扰乱。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中证明，如果选民偏好呈单峰状，这些条件可以满足，中位数投票者决定选举结果（满足这些理想条件的选民偏好即是“中位数偏好”）。然而，如果一些选民的偏好呈非单峰状态，如双峰偏好模式，且有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议案或候选人，投票结果的随意性就会出现，投票排序、议案组合以及搭配或候选人出场、出局顺序等因素都会影响到选举结果。
在此基础上，“阿罗不可能定理”提出：在民主制度下是无法将个人的选择和偏好加总为社会的选择和偏好的。换言之，没有任何规则能够在随意的个人选择和偏好基础上构建社会的选择和偏好。因此，西方的民主体制无法提供一个理想的投票规则。“阿罗‘投票悖论’对西方的选举人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信念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选民偏好强度与投票结果质量
纵使上述投票规则不会导致随意性结果，不同投票规则产生的结果对选民的真实意愿和偏好的反映，也会因选民偏好强度的不同而大打折扣。显然不会有一个取悦于所有选民的议案或候选人，多数赢者从投票结果中得到的利益总和，有时会小于少数输者损失的总和，从而无法产生最优的社会结果。“一票否决制”可以适用于少数人的利益可能会因投票结果受到极大伤害的情况，问题是，这种投票方式通常会使公共选择程序难以操作，常常会因为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坚持己见而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
如果所有选民能够真实地表述他们的意愿和偏好而不顾忌他人的态度，同时不使用投票策略，“点数投票”规则能更好地反映选民的利益和偏好强度，而另两者只能反映选民的偏好顺序。但在现实中，选举策略是容许的。如果一些选民考虑到其他选民可能的投票行为而将不可能取胜的第一选择票全部投到第二选择上，从而夸大他们对第二选择的偏好，投票结果的随意性就会出现。经验证明，越是涉及偏好强度差别大的议案或候选人，投票策略和投机性操作的空间和运用就越为广泛。相反，简单的投票规则会有效地减少投票操纵行为和投票结果的随意性。
选举策略与选票交易
博弈论在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政党政治操作中形成了一整套竞选策略。美国国会议案中使用较多的策略一是“阻碍议案通过”策略，即通过挟持争论和辩论以阻碍议案通过的策略。使用这种策略，41位参议员就可以有效地推迟或阻碍某一议案的付诸表决，除非2/3的参议员动用“讨论终结”条款。当然，“阻碍议案通过”策略可以通过简单多数投票废除，但废除这一策略的议案也可能被该策略所阻碍。即便该策略不能得逞，由于冗长的辩论耗时耗力，国会的多数党在受到其威胁时，宁愿选择先讨论其他议案来避开它。
二是打包政治。政治家们通过结党的方式将许多公民关心的议题组合到一起，形成一整套政策和法律提案去争取那些偏好、利益、政治理念和价值、道德观相近的选民。这会使很多单独表决无法通过的议案通过组合的方式得以通过。这就为政客、议员之间互投赞成票的选票交易，以促成对彼此都有利的议案通过提供了机会。由于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是由各州选出的，许多议员通过交换选票获得的巨额联邦资金在本州修建“形象工程”，来为本州创造就业机会，以争取连选连任。
“代表人民主”与“赢者通吃”
如果选民数量不多，且涉及的是较小地方社区或村民的议案，可以通过社区和村委会讨论、谈判、协商和公民直接投票等方式来决策和实施。但如果涉及亿万选民的重大决策，上述方式会因旷日持久或成本过高而无法操作。所以，西方国家采用 “代表人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制度，即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来间接地反映选民的意愿和偏好。这无疑为政党操作、愚弄甚至出卖选民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政客在选战中的目标是“票数最大化”，而选民的目标是选举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净利益的候选人或议案。
所谓“选举人票”制度，是根据各州的人口分配一定数量的选举人票，然后按照候选人赢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规则来间接地选出总统和副总统。如果一个党的候选人得到了某个州多数的选举人票就赢得了整个州。这种“赢者通吃”的规则是由于历史上交通、信息不发达而无法及时、准确地统计选票而采用的权宜措施。其弊病一是很可能取胜的候选人总得票数却少于输者；二是可能驱使候选人将竞选活动、经费集中在那些在“蓝红”之间“摇摆的州”。“选举人票”制度颇受争议，批评者认为该制度具有内在的非民主性，且给予“摇摆州”在总统大选中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而支持者则认为，该制度保护了较小州的权利，这恰恰是美国联邦政治的鲜明特征。
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中的扭曲和误导
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将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强加到美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之上，这才是美式民主的真谛。
不可否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运转和操作模式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联邦和地方政府提供满足民众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资助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工程等，但其在实践中的扭曲和误导也是昭然若揭的。
难以兑现的“竞选许诺”
政客的空头许诺和食言与其说是司空见惯，不如说是无一例外。臭名昭著的是1992年大选时老布什总统关于永不增税的许诺和当选后食言的例子。在选情非常接近的最后关头，“暂时愚弄一些人”足以胜出。
“竞选许诺”的广为流行，往往使得“中位数投票者”左右选举结果。为了赢得多数选票，即便候选人的观点偏左或偏右，他们不得不违心地向中位数投票者的偏好靠拢，当选后再违背诺言。政客们这种出尔反尔的伎俩，使得越来越多的选民对政党政治产生厌恶感，导致近年来美国大选和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呈日益下降的趋势。据最新统计，2010年美国中期大选的投票率只有41.6%。
特殊利益集团操纵选情
尽管现代西方民主采用的是一人一票制，但由于近一半的选民不去投票，而投票的选民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操纵选票的影响。因此，一人一票制实质上成为“美元投票制”的翻版。美国NBC电视台在“剪美国羊毛”的系列专题报道中，对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如何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活动收买联邦和地方议员、制定和通过相关法律和议案，并从中获取巨额利益进行了揭露。
“大石油”、“大烟草”、全国枪支协会是美国颇有影响的特殊利益集团。近年来，石油集团、烟草公司由于海湾漏油事件和烟草公司的一系列败诉而转入低调，但全国枪支协会的影响却以维护公民的枪支拥有权为名日益扩大。克林顿曾因控制枪支的主张遭到其猛烈攻击，持类似主张也成为戈尔竞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至于近年大选中再也没有人有勇气谈及枪击事件了。尽管奥巴马在竞选中低调回避控制枪支问题，美国各大保守媒体却不断恐吓选民：如果奥巴马当选，他会闯入美国的每一个家庭，夺走他们所拥有的枪支。在全国枪支协会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政治攻势面前，竟有越来越多的选民认同，枪击事件的不断发生是因为公民的枪支拥有率不足，如果更多的人拥有枪支，就会更好地保护自己，有效地阻止枪击事件的发生或减少枪击事件造成的伤亡率。
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过于集中因而易于形成强大的势力集团。虽然他们通过游说活动得到的经济利益总和远远少于广大民众、纳税人损失的总和，但由于广大民众的利益过于分散，无法形成强大的游说集团与之抗衡。这种特殊利益集团对广大民众的掠夺不单单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零和博弈——由于“寻租行为”产生了巨大的“效益损失”，少数人的所得远远少于多数人所失。
炮制议案 愚弄选民
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雇佣了大批的职业游说家，不断炮制五花八门的地方议案来愚弄选民，从中获利。这些议案经过职业律师、政客和他们的谋士们精心包装，措辞隐讳，极具蛊惑性、煽动性和误导性。反对方也会以同样的手段，对其断章取义，恐吓选民。在近年来盛行的“消极竞选”和“诽谤竞选”中，竞选双方花费巨额资金不是去宣传其候选人或议案可能会给选民带来的好处，而是使尽浑身解数，用歪曲、夸大甚至恐吓等手段攻击对手，有针对性地渲染他们的竞选主张和议案对不同选民阶层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近年来的竞选经费也年年刷新纪录，2010年11月美国的中期大选，加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Whitman又以超过14亿美元的竞选支出刷新了美国州长竞选的经费纪录。
令人窒息的政治攻势，迷惑了选民，使他们面临着“两害取其轻”的无奈选择。多数选民或对政治日益厌恶而放弃投票，或盲目按他们所属的党派或工会的授意投票。由于绝大多数选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懂五花八门的议案的真正含义，由无知、偏见和被误导投票给最终伤害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和议案的例子比比皆是。据报道，受雇于某些利益集团的一个地方议案“作家”，近年来写了上百个议案，他最大的本事是把议案措辞得如此复杂和难解，甚至成为一个圈套，如果你投票赞成就意味着反对。
国内“民主”与国际独裁
美国政客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大谈民主、法制，但在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面前，他们不仅不遵守多数票规则，而且时常践踏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发动越战前，美国就清楚地知道即将到来的公民投票会使胡志明领导的越共以压倒多数当选。这无疑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于是一手发动了越南战争，把美国和越南人民带入了战争的深渊。伊拉克战争同样如此。美国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深信不已”，原因只是伊拉克有美国需要的石油。
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不断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所谓的“对台关系法案”，实质上除了在对华政策上打台湾这张牌外，主要是美国南部几个州的议员从对台“军售”中每年可为本州获得巨额利润的军火订单。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几年前联合国选举了一个美国不喜欢的拉美国家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之一，美国竟以拒绝支付联合国会费来要挟联合国推翻这一结果。这种公然践踏国际关系基本法和最基本民主原则的做法，让我们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民主定义并不是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而是应当由美国人、美国政府归根结底由美国的利益集团决定。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将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强加到美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之上，这才是美式民主的真谛。
转嫁国内矛盾国外寻找替罪羊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失去房屋、失去工作，“美国梦”化为泡影。随着火药味愈来愈浓的选战日渐临近，两党政客们趁机借题发挥，气急败坏地从新崛起的特别是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不为他们喜欢的国家中寻找原因，竟然把他们的寅吃卯粮文化归罪于中国的勤俭持家传统。在2010年G20峰会上，他们声称目前的世界贸易不平衡是顺差国家造成的，这就像一个输了钱的赌徒责怪借钱给他的人一样。这种赌棍逻辑遭到了中国、德国、俄罗斯、巴西等许多国家的谴责。
中国经济的强力反弹和回升，更是招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嫉恨，纷纷指责中国用“操纵汇率”手段抢了他们的饭碗。美国《纽约时报》揭露，美国的两党候选人忽然间在竞选广告中找到了新的“替罪羊”——中国。在美国2010年中期选举前的几周内，至少有29位竞选人直接或间接地在竞选广告中将美国的失业问题归罪于中国。他们或者指责竞争对手将美国的工作“出口”给中国，或者嘲讽对方挥霍美国纳税人的钱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这种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声浪和反华情绪在美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前美中商会主席Robert A. Kapp感叹到，他“从未见过中国被美国政客作为如此明显的拳击袋”。
揭露西方民主人权的虚伪性
就像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民主和人权标准去评判历史事件一样，我们也不应当简单地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
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是为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的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支持其他国家的独裁者，操纵、控制甚至发动政变推翻民选合法政府的事件屡见不鲜。奥巴马总统声称，美国在世界上的废气排放量居第二，却不提其人均排放量四倍于中国，累计排放量居世界之首的事实。2010年底，奥巴马政府又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政府补贴太阳能和风能等环保行业，使美国的环保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与其在国内倡导绿色经济、反对温室效应的理念大相径庭。
1998年，以所谓向中国出售核机密、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逮捕入狱。最后FBI的调查结果是，除了他是中国人外，“没有丝毫的证据”。滑稽的是，李文和是个来自台湾的科学家，按美国的逻辑，中国获得了核武机密后首先要对付的是台湾。这与其说是无知，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游戏。每当需要用中国作为靶子时，美国就会把台湾人说成是中国人；每当他们要打“台独”牌时，就会强调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美国言论自由的虚假性
美国尽管自诩言论自由，但在涉及所谓的国家安全、种族等敏感问题时，言论自由便会付出极大的代价。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Bill Mahr因把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为描述为“懦夫”而被解雇；“9·11”后，一位律师因穿了带有“给和平一个希望”口号的T恤衫被逮捕。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维基解密事件证明，这个“自由的国度”并没有真正的信息自由。希拉里在“谷歌事件”发生时曾振振有词地宣称，“充分的网络信息能够帮助人们发现事实，也让政府更加有责任感”。这番评论用来解读英美和瑞典联手封锁信息、关押阿桑奇的卑劣行径，再恰当不过了。
美国的媒体自由有着浓重的商业色彩。为提高收视率，美国的各大媒体基本上只报道听众喜欢的新闻。据笔者在美国生活20多年的感受，美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几乎80%是负面的，其中50%是歪曲事实、凭空捏造的。正是几十年来美国媒体受政客操纵，对广大民众进行政治洗脑，将中国妖魔化，构成了美国对华敌视政策的政治基础。
民主和人权是个历史的过程
民主和人权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普世、永恒的民主和人权标准。就像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民主和人权标准去评判历史事件一样，我们也不应当简单地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否则，曾“拥用”大批黑奴的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总统，应当以地道的种族主义分子罪名判刑入狱。美国长期以来以关心西藏民主、人权为借口，支持“藏独”分子。难道达赖统治下的西藏，奴隶主可以随意割人舌头、挖人眼睛、用头颅作碗的制度更为民主、自由和博爱？直至今日，美国的“人权卫士”们仍然采用双重的标准，在国内倡导“政教分离”的他们不仅吹捧达赖为西藏的“精神领袖”，而且支持达赖的所谓西藏“流亡政权”。这种“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两面手法进一步暴露了美国政客们割断历史，用人权、民主为大棒，为其政治、外交利益服务的丑恶嘴脸。
没有全球的大民主就没有一国的小民主
一国的民主是以本国的所有国民拥有平等的权利为先决条件的。但是各国的利益不断地发生冲突，近代史上各个“民主”国家因利益冲突导致连绵不断的战争说明，真正的民主、人权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实现。美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率先承认和履行国家不分大小，公民不分国界、种族、性别、信仰和贫富，都享有同等的权利，首先是投票决定自己和全球事务的权利。没有全球范围的大民主就没有一国的小民主，只有通过全球范围的人权运动，才能真正实现马丁·路德金之梦。
（作者：宋小川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圣地亚哥美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