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味时装最新款:国际政治的利益与身份模式

□ 吴稼祥

“那好吧，”前任总经理站起身来，摇晃了一下，一边往门口迈步，一边说，“我下午来交接。”

“是下午来交车吗？”我问道。

他嗯了一声，消失在电梯方向的走廊尽头。

我松了一口气。由于文化和理念问题，我早就想请他离开，今天终于把话说开了。按他来公司的年限，顶多给他补两个月的工资，但我提出给他补三个月。

“包括年终奖吗？”他突然问道。

我也答应了，应允把年终奖按月分摊，乘上他完成工作的月数给他。

下午3点钟左右，我正纳闷他为什么还没有到公司交接，却收到他发来的一条短信：

“吴总：上午漏了一件事。09年六月至十一月份经区管委（他提前办退休的原工作单位—本文作者注）停发我六个月的工资，当时每月工资6700多元，共四万多元。既然你提出来不用我，那这笔钱就得支付给我，请吴总友好处理。”

我哭笑不得。不知道他为了到我公司工作，是否还耽误了什么别的事，比如和原单位的什么人的什么情感，如果也要我赔，那可赔不了。事情很清楚，如果我不答应，他是不会把车开到公司交接的，他是想拿车要挟公司：不多给那四万块，车就是俺的了。

忽然想到他夫人，是大学老师，交往中给人温婉娴雅的感觉，应该通情达理。于是给她发了一条短信，请她劝自己的丈夫别这样做，某些要求是过分的，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得到的回应，和我预料的相反：她先是谴责某些搬弄是非的小人，接着说他丈夫工作起来是多么卖命，所到之处无不鲜花盛开，最后说，原单位停发的几个月工资，我应该给，“你们不给那笔钱，他是不会把车开回公司的。”她最后说。

是我对人的品性的判断出问题了？可能吧。但我三思之后发现，我犯的是另一种错误：我混淆了人在做决定时所依据的两种不同模式：利益和身份。那位女士面对我的请求，不是作为一个通情达理、明辨利害是非的大学女教师来做选择的，而是作为一个被解职的总经理的妻子作出反应的。

她当时考虑的问题，不是她的行为会给她丈夫和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有利，还是有害，被正面评价，还是被负面评价，而是“我是谁？”（我是妻子）“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丈夫被解职了）“人们（我丈夫）这时候希望我怎样做？”她明白，在丈夫失去工作的情况下，需要作为妻子的她无条件支持。

事实上，不仅个人，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如果不小心，也会犯和我同样的错误，比如美国和韩国在“天安舰”问题上。该危机发生后，美国和韩国都在寻求中国支持。它们以为，只要从证据上确认天安舰爆炸系朝鲜方面所为，中国就会像世界上大多数具有常识的大国那样，加入审判朝鲜的国际陪审团，并会投票判决朝鲜有罪。

它们还以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有正常理性，而且也更易于打交道。但它们忘了，中国和朝鲜曾经有过“鲜血凝成的”革命“婚姻”，无论从漫长的帝国历史，还是从一甲子年代以来的爱恨情仇，以及当前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谱系上看，朝鲜之于中国，都不是一个一般的国家，而更像一个“妻子”或“小兄弟”。在西方价值看来，不能以私德害公义，东方伦理里也有大义灭亲之说，但国际关系并非国内伦理关系，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常常被置于优先地位考量，需要权衡的，倒是身份和利益。而在身份特殊的情况下，国家常常把身份所要求的单边责任，置于它的普遍国际义务和自身利益之上，即使是有“国际警察”之称的美国也是这样。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美国案例之一，是它如何对待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由于英美特殊关系，尽管当时的阿根廷政府是亲美的，美国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英国一边，为英国海军提供补给，战后，还对阿根廷实行武器禁运。

这就涉及到了国际关系中三种战略决策分析模式。一种是利益模式，最清楚表达这个模式的，是英国国际政治家的这句格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模式关心的是决策后果，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第二种是身份模式，最理论化表达这个模式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一书里，以文明模式识别不同国家身份，国际冲突在他看来，不过是不同文明身份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身份模式关心的是角色，你的特殊身份，决定你要扮演的特殊角色，只要美国或英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不管对自己厉害如何，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一定会扮演自己的角色，参战抗击美英共同的敌人。

最后是价值模式，冷战时代的大多数冲突来源于此。虽然东西德同属于亨廷顿的西方文明，甚至是同一个民族，虽然大陆和台湾、韩国和朝鲜同属于东方文明，甚至儒家文明，也各自同属于一个民族，应该有相当高的身份认同，但都因为意识形态不同，导致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的不可调和。

在我读了《凤凰周刊》10年来的很多国际政治报道，尤其是在读到这些报道的精选集后，我得到一种印象，这本周刊的国际版编辑对所有上述三种分析模式有相当清晰的观念，并将其贯彻到自己的编辑方针中了，否则，就不可能看到如下这种描述性的字句：

—美国：竞争对手还是伙伴；

—日本：历史阴影挥不去；

—印度：永远的敌人；

—朝鲜：最后的共产主义范本；

—欧洲：被误读的欧罗巴；

—亚洲：不安分的近邻。

除了“印度：永远的敌人”这个表述我不能同意之外，其余的概括，都是从中国利益视角看出去的，而且兼顾了国家身份和国家价值的两个视角。正是这三种视角的交叉，让我们看到了当前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和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这些在《凤凰周刊》关于国际政治的报道中，都有很鲜明的体现。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自身来说，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30多年变革带来的国家转型，导致国家身份（比如传统共产主义国家）和国家价值的变化。因此才既是美国的对手，也是美国的伙伴；也因此与朝鲜之间，背靠背的时间，多于面对面的时间，两国之间有时会咫尺天涯，只有在必须确认最后残留的身份情况下，中国才会被对方当作器皿置于身后，让敌人投鼠忌器。

2008年9月19日，朝鲜平壤，十万人参与的大型团体操表演“阿里郎”。

另一面，30多年来持续经济增长，使中国迅速崛起，从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这既给世界所有国家带来利益，也让所有国家感到压力：远方的世界霸权担心自己的宝座从自己屁股底下溜走，还担心局部丧失传统势力范围。与中国相邻的地区大国和有领土或边界问题悬置的小国，也都担心问题会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解决，而且时间不在自己一边，亚洲开始不安，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中国还在转型过程中，少不了有身份和价值烦恼。请看《凤凰周刊》关于《日本的国际形象为何强于中国》一文的描述：

“2009年的‘世界和平指数’6月出炉，中国名列第74位，而日本却赫然名列第7，在亚洲国家里高居榜首。此消息在网站公布后，大陆网民回帖如云，其中大都是批驳。有人称这次评比纯粹是胡说八道，还有人坚信这又是西方人的一次阴谋。其实，不仅这次日本国际形象亚洲领先，过去几年不同机构推出的国家形象调查，日本都处于前列。”

这其实就是身份的烦恼。按理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奉行和平主义的国家，以至于美国版的《世界文明史》称中华民族是有史以来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而另一方面，日本不仅曾经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者之一，而且还拒不为自己战争罪行道歉和忏悔，它怎么会成了和平天使了呢（世界第7，亚洲第1）？国人感到气愤可以理解。尽管评分标准细致复杂，但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两条：第一，日本是民主国家，中国却未被认可是民主国家；第二，日本虽然经济实力强大，但对世界无害，因为它被和平宪法废了武功，而中国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二，且还在上升过程中，有主动发动或被动拖入霸权更迭战争的可能性。

西方有一种经验性国际政治理论，叫“民主和平论”，意思是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由于价值一致，身份接近，利益冲突可以通过谈判和协商来搞定。迄今为止的战争，都发生在非民主国家之间，或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西方还有一种理论，就是霸权更迭战争理论，说的是，新世界霸权的产物是战争。就像猴王更迭一样，新猴王候选者必须向老猴王挑战，并击败它，才能被众猴加冕。有意思的是，美国继承英国世界霸主地位虽然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对手不仅不是新老两个霸主，而是两个霸主联合起来对付第三个挑战者德国。可供的解释是，英美都是民主国家，按民主和平论不会打仗；而且具有特殊身份，即相同的民族渊源，以及共同的文明。

2010年4月27日，泰国曼谷，反对他信的集会。

由于中国不被认同为民主国家，且事实上是世界“新猴王”的候选者，而且“旧猴王”与中国在身份上几乎没有什么认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信仰和文明模式不同，主体民族来源也各异，如果发生霸权更迭，就不再是制度、文明和民族内部的优胜劣汰，而是不同体系之间的更迭，即使中国不愿意发动霸权战争，也有可能“被战争”。因此，中国在世界上的和平指数排在第74位是有原因的，既有成长的烦恼，也有身份认同的烦恼，气愤是没有必要。

中国的最大利益当然是和平崛起，因此民主化是必须的。这既可以减少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战争冒险的可能性，也可以消除国际特殊利益集团对中国发动霸权战争的借口。邓小平先生制定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战略方针，从根本上讲，就是模糊身份，分享利益。这条路还能走多远，《凤凰周刊》并不可能给出明确答案，但从《凤凰周刊》的这些报道中，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所处国际环境中的明岛暗礁，激流险滩：美国软硬兼施，欧洲心怀叵测，日本首鼠两端，印度吹胡子瞪眼，四邻吵吵嚷嚷

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不能自己要，和平别人不会给。因为前一点，中国要民主；因为后一点，中国要强大，强大包括蓝水海军、星际远航。民主和强大，就是中国当前和未来所要的东西。这个诉求，像五彩凤毛，为《凤凰周刊》上的许多国际题材的文章所分享。《诗经.大雅》有云：

“凤凰鸣矣，

于彼高岗；

梧桐生矣，

于彼朝阳。”

这是赞美，也是祷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