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盏花 在线播放:许耀桐：民主发展模式与执政党的选择

　　【民主发展的五种模式】

　　一、执政者与执政党对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双向顺向推动。此种模式，无论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还是对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成长，都具有巨大的益处。历史上17、18世纪的英、法、美等欧美诸国就是如此。例如英国，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执政者运用掌握政权的强大优势，在政治上开议会、推普选、实行言论自由，为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提供了政治制度保证;然后在经济上，逐渐以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市场主义学说，取代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商主义，建立起了市场化经济体制，从而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使命。

　　二、执政者与执政党对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双向逆向阻止。此种模式，无论对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成长，都带来巨大的灾难。例如苏联，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彻底打断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进程，形成了政治上专制集权、经济上僵化保守的计划体制。政治上的专制集权强行推动和维护着经济上僵化保守的计划体制，而僵化保守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支撑和巩固着政治上的专制集权。

　　三、执政者与执政党对政治民主化的顺向推动和对经济市场化的逆向阻止。此种模式，即只搞政治民主化，不搞经济市场化，也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成长产生极大的震荡和破坏效应。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就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先动政治体制、不动经济体制的策略，带来了严重后果。由于政治民主化的进展过于迅猛，而经济体制原封不动，不能给政治发展提供有效支撑，最终导致了政局动乱、国家解体，付出了惨痛代价。

　　四、执政者与执政党对经济市场化的顺向推动和对政治民主化的逆向阻止。此种模式，即只搞经济市场化，不搞政治民主化，固然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好处，但对国家的政治成长，却有极大的阻滞作用。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多见——往往为了解决贫困问题，满足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了经济优先战略，一切以经济发展为重，把政治民主推向遥远的将来。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导致政治民主化步履维艰，处处受掣，从长远看也难以给经济市场化的深层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最终将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五、执政者与执政党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向顺向推动。如果对以上执政者与执政党和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四种相互关系以及形成的相应模式进行分析，当然应以第一种为佳。但是，对于一大批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且“双基”之间极不协调、极不均衡，在现阶段，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欲实行第一种模式，是为可望而不可即。比较现实的是对第四种模式进行改进，也就是在先推进经济市场化的情况下，适时跟进，推动政治民主化，从而形成第五种模式。

　　【中共的选择】

　　以上列出了民主发展的五种模式。其中第五种模式和第一种模式究竟有何区别呢? 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政治先行一步，经济再紧紧跟上，还是经济先行一步，政治再紧紧跟上。两种模式的顺序虽不同，但究其步骤和效果而言，对国情不同的国家都是可行并能取得成功的。可以说，自辛亥革命100年来，特别是最近30年来，中国所摸索的民主发展道路，正应该是第五种发展模式。

　　回顾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当时的执政者或执政党对政治民主化的认同程度，还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的发育成熟程度，应该说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所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也就无从谈起，无法实现。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为建设工业化国家而奋斗，经过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建设，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排斥了市场经济体制，有经济学家作过估计，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低得可怜，大致只在5%左右〔顾海兵：《30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实证考量》，《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1期(下)〕。只有在1978年后的30年中，计划经济被逐渐打破，市场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2008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4～2006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分别达到73.8%、78.3%、77.7%。如果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在每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所作的划分看，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较自由的经济体水平。当然，世界上并没有100%的经济市场化国家。一般来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也只在80%～90%左右。正是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民主化的认同和呼唤也越来越强烈。

　　很显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正是经过不断摸索并正确选择了民主发展第五种模式的30年。现在，当世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之后，中国更有条件进一步实施民主发展的第五种模式，即在实现了经济市场化后加快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使我们颇感奇怪的是，至今还有人认为，现阶段中国似乎并没有到了可以谈论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时候。这是多么糊涂和站不住脚的观点，我们再没有必要去争论中国要不要搞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了，现阶段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但在经济市场化后必须紧紧跟上，而且应该给予必要的提速。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现，需要致力于建立健全的适应市场经济深层次改革所需要的政治体制，最终要确立的是科学、民主、自由、文明、法治、充满活力、能使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政治理念。

　　【县域政改具有基础意义和标本意义】

　　执政党领导的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理念变革、体制再造、机制创新、职能转变、方式优化、行为改进等方方面面。要以《“十二五”规划纲要》为指导思想，要有整体性思维，实行“顶层设计”。切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零敲碎打、毫无章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有缜密的思考和安排，要从政治制度变迁、政治文化普及、政治社会动员三个层面展开。

　　执政党在具体推进政治改革和发展民主政治的进路上，应选择自下而上的进路。在选择政治发展的路径上，中国与欧美国家情况不同，我们不能走一条自上而下的进路。要区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和地方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地方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程上来，先解决地方的问题。思路是，应该着手启动地方县以下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要把城乡社区建设好。发展民主政治，基层社会是重点。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不牢塌到底。只有建立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才能做到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使民主政治具有巩固的社会基础。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打造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基层政治和社会生活共同体。树立公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思想观念。

　　其次，进行县级体制改革。常言道，“县治则国治”。县治是我国在地方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维持国家大一统局面的重要制度保证，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特点，决定了县(市)域政治改革必然是我国地方政治改革的重点，对于地方乃至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都具有基础的和标本的意义。坦率地说，县以下的体制改革太小，现在已没有典型意义;县以上的体制改革现在贸然进行，又稍嫌规模偏大，一下子驾驭不住，会出乱子。

　　最后，选择县级政治体制改革试验点，也不是全面铺开，而要从中选择一些县(市)、乡(镇)，作为地方县级改革的试点单位，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开。这样经过几年乃至十几年的努力，一定能完成此项基本任务。届时，我国政治民主化也一定能够进入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