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模式的内涵及民主价值

已有 281 次阅读 2011-7-15 10:12 |个人分类:中国模式|系统分类:思想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集中概括，是世界认识中国和中国认识自己的重要理论范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是对中国道路的一个严峻考验，也是成就中国模式的历史机遇。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向全世界推销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美其名曰“华盛顿共识”，被认为是好的市场经济范式，借以推进西方民主制度的全球化。遗憾的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迄今缺乏成功的范例。一连串的国家都为此付出了代价，率先搞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拉美国家频繁发生金融危机，被迫转向务实主义的发展道路；苏、东转轨国家的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国家解体，不得不改弦更张；中国则在西方转轨理论的不断指责声中，通过双主题阶段转换式转型模式，最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体制创新和经济转型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模式的提法具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2007年以来，爆发于美国本土的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全球金融风暴，引发了堪与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相提并论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也开始品尝到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苦果。虽然，全球的经济学家和思想界都在反省“华盛顿共识”及其标榜的民主制度，但中国的经验并未能受到充分重视，在他们看来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这就使得我们不仅要探讨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也要充分探讨中国模式的制度价值。

一、中国模式的内涵界定

中国模式的兴起，一方面源自“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北京共识”的提出。前者表明转向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华盛顿共识”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后者则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道路的成功具有中国特色及制度贡献。这就使得总结和概括中国经验的中国模式，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客观而言，2004年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并不等同于中国模式；而是相对“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转型主张，“中国模式”则要全面涵盖中国转型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要涵概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失误和教训。在“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差别研究方面，俞可平（2005）的观点非常精辟，他认为“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在所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因此，中国模式的提法更受欢迎。江金权（2005）提出“中国棋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另一个名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界定非常宏观，切中了中国发展和全球化挑战的时代主题，是极具战略性目光的一个概念界定；但在成就中国模式的具体发展经验、尤其是转型经济的实践经验方面，显得过于疏漏。可以说，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中国模式的实践基础和基本框架，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的确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不能准确地总结概括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和独特实践，就很难恰当地把握中国模式的理论内涵。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已经定型的中国模式，一切还在发展之中。例如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2005）就明确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因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英国诺丁汉大学的郑永年（2008）同样认为，“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并没有完全成型，是发展中的模式。对中国自己来说，总结经验非常重要，以后该怎么做，能够怎么做，自己对自己也要有个说法，做到心中有数。这种看法提醒我们，中国模式的研究并不是成就的总结，更是探讨中国社会平稳发展的制胜之策。

中国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和实践基础，就是成功的转型道路和发展经验。国内外大量中国模式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角度来探讨中国模式。如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2005）认为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进步主义者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经验表明，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皮埃尔·皮卡尔（2008）则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将本国国情与具体实践巧妙结合的模式、一种将过去与未来相结合的模式、一种将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相结合的双赢模式。在与日本模式的比较中，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高柏（2006）称中国模式为新发展主义；使得我们对中国模式的前途充满期待。对此，黄平（2008）的看法很能代表发展主义的理念，他提出要从理念到战略、再到国内外形象，打磨“中国模式”。“理念”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战略”是要整合力量、协调利益关系、呼应发展目标，最终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基础、确立正面的国内外形象。认为现在的关键，一是继续保持好这个增长势头，但是要转变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和人民大众都能享受发展之果和改革之实；三是树立起新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使人们对最基本的政治伦理秩序发自内心地认同，在行动上自觉自愿地遵从。赵曜（2008）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模式是兼具“四小龙”、美国和欧洲等经济模式的中国特有模式，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马龙闪（2008）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而不是属于其他任何模式。张宇（2008）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和灵魂，中国经济模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林春（2008）则认为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时期，以及其之后的新中国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三者相继，标志着中国寻求自身独特现代化的道路。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有赖于中华民族自主自强的努力，包括重新审视、批判继承社会主义的传统。

中国经济的转型模式，无疑是成功支撑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如瑞士日内瓦大学的张维为（2005）研究员就从中国经济改革的侧重点、改革的方式等方面所表现的特征来界定“中国模式”。他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机结合，是“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改革和发展模式。笔者（2006）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模式既区别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模式，又区别于“以市场经济作为唯一目标”的渐进模式；始终坚持改革过程“双主题”的统一，“阶段转换式”则表现出目标模式伴随不同的阶段层次性演进的实践特征；如果要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模式进行概括，“双主题阶段转换式”模式最能反映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特征。从上述有关中国模式的一些不同界定可以看出，中国模式的内涵界定至少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涵盖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经验和道路特征，其次要涵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框架，再次要涵盖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经验和模式特征，最后要涵盖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客观而言，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虽然有不同的侧重，但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共同主题，经验总结、制度框架、战略对策则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中心内容，就中国经济社会的实践进程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大的中心事件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这一事件将继续左右和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征和前途。可以说，上述内容的结合就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

为此，笔者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浪潮在社会制度不断创新基础上的转型经验、发展方式和战略对策的理论概括。如此概括的原因就在于，其一，中国模式源自全球化浪潮的中国发展，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并将面对下一轮更为严峻的全球化浪潮挑战；其二，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模式最为猛烈的冲击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解体，由此使得中国必须采取最为大胆和开放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的制度创新动力将永不枯竭；其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不但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得以坚持，而且赢得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式和战略对策最为重要的实践基础和思考空间；其四，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必须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富有战略性的对策拓展发展道路，引领全球化浪潮。因此，中国模式的研究正当其时。

二、中国模式的民主价值

长期以来，基于西方社会的经济成就，人们习惯于将西方民主制度看作是最为民主、最富有效率的制度。不得其制度红利，就无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几乎成为全球化浪潮中最强大的发展教条；也成为西方社会评价转型国家社会进步和成就的主要标准。迄今为止，中国是个例外。经济繁荣的获得，的确是不断改革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突出成就，并创造了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但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与西方社会所谓的民主政治，在内容、形式、观念以及理论认识方面确实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因此，在西方民主政治之外，有没有通往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第三条道路，西方社会长期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恰恰在西方社会并不看好的中国，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而推动和允许这种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政治制度，迥然不同于西方社会民主政治的理论体系，这就使得中国模式的制度架构和民主价值，具有特别值得关注、研究和借鉴的地方，这不但丰富和拓展了民主政治理论创新方面的世界思想，并很有可能影响到西方社会主导着的世界政治游戏规则和民主模式。

第一，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民主和科学是推动20世纪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价值观念，从五四运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鼓舞中国人民砺志国家独立和富强的精神动力。比较遗憾的是，在追求民主发展的道路上，完全按照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亦步亦趋的中国政治势力，最终都没有能够完成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只有从中国山沟沟里成长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才第一次通过人民民主的理念缔造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历史伟业。同样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繁荣的道路上，完全按照西方民主制度和转轨方案亦步亦趋的苏东转轨国家，最终都没有能够顺利实现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发展，经济崩溃和国家解体成为一些转轨国家永远的伤痛，甚至像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都永远消失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南斯拉夫英雄史诗成为留在中国和世界人民心中的一丝在风中渐渐飘散的忧伤。同样，只有中国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式改革思路，通过“双主题阶段转换式”的转型模式，创造了转型经济平稳发展的中国奇迹，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家所谓的“衰退是转型代价”的荒唐逻辑，持续30年9.8%的经济增长率使得中国模式的提法在世界范围不胫而走、声名鹊起。第一次的遗憾，成就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梦想，尽管困难重重、阻力重重，中国人民硬是在“一穷二白”的“两半经济”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工业化基础。这是基于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一句话就是民主，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人。按照西方的观念，民主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中国人民信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人民民主制度，得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朴素结论。第二次的遗憾，成就了中国人民富强繁荣的小康梦想，尽管挑战重重、矛盾重重，中国人民在西方社会不断的批评、指责声中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社会的分化、瓦解、抑制政策中实现了经济崛起和人民富强，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这是基于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一句话仍然是民主，就是让中国人民成为自己经济活动的当家人。按照西方的观念，民主是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力。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了一条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发展的新模式。经济实力的改善，丰富和拓展了中国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力，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可以说，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获得了经济社会的全面改善和福利增加，使得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在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但两次遗憾所铸就的辉煌，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扎根中国国情的“德先生”已经改变了他的西方模样，具有一张大中华的脸庞，西方人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他的模样。

第二，中国模式的制度创新拓展了中国社会的民主基础。中国模式本来可以溯及既往，伦敦经济学院的林春教授就将中国模式追溯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时期，及后的新中国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认为三者相继，标志着中国寻求自身独特现代化的道路。其历史轨迹依序为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对抗殖民化，以群众路线式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国家官僚统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这是极其精辟的见解。令人困惑的是，有些自我标榜为坚挺改革的人，却拒绝这种合乎逻辑的历史叙事，甚至为了所谓的改革无止境而不惜割断这种历史的合法性，将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历史一刀切断，真是“奇思妙想”无出其右。其实，民主并非千篇一律，贵在符合实践。民主同样有大民主和小民主、集体民主和个人民主的差别，林春教授所谓的“三大对抗”皆为大民主和集体民主的价值，小民主要服从于大民主，个人民主要服从于集体民主，民主集中制就是“德先生”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创造。如果不能确立这样的民主观念，一味认定民主就是好的，则有些将“三大对抗”进程中不同事件另类解读的荒唐逻辑就会四处流行，如将汪精卫的汉奸政府、中国经济殖民化发展、西化有益等论调做民主选择看待的大有人在。这些观点的流行，一方面是民主被抬在普世价值的高度泛化了；但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没有被看作是中国模式的制度创新，恰恰相反是被看作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回归，使得一些人萌生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逆向思维，普世心态使得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民主情结一发而不可收拾，竟然忘了回家的路。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成就中国模式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这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政框架和制度安排的市场经济模式，也是成就中国模式的经济基础。正是这种制度创新，使得中国人民民主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传统构成力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民营经济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社会自由职业者等等新生社会阶层，社会利益取向多渠道和价值观念多元化，激发了中国社会的繁荣程度和民主热情。民主的愿望和表达也日益多样化和富有创造性，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人民民主监督的群众基础。

当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的中国社会兴衰周期率的难题时，曾经满怀信心地将民主监督作为克服周期的法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尝试以群众路线对抗国家官僚统治，增强人民民主的制度价值。俱往矣，回顾社会主义建设史，没有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民主制度就很难全面完善；民主监督的匮乏，导致了许多痛心疾首的历史憾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监督力量缺乏群众基础，从而使民主监督流于形式。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形成了大量新生的市场经济主体，他们各有其利益获得的渠道和独立发展的经济基础，这些社会力量改变了人民民主的传统力量构成，改善了人民监督的群众基础，进而改善了中国社会的民主构成，使得中国民主进程中的短腿——民主监督获得巨大的力量支持，从而成为推动中国模式稳定发展的民主保证。

第三，中国模式的发展理念创新了中国民主的核心价值。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得益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最终不免囿于资产阶级的财富权力而造成社会事实上的不民主，具有典型的精英民主特征。孙中山先生曾经对欧美的民主制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近世各国所谓的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为此，孙中山先生积极探索“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权制度。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孙中山先生所追求的是一种“大众的民主”，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根本的“天下，天下人的天下”的朴素民主理念，而这正是切中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根本性缺陷。

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1951）就提出，与19世纪的古老自由式民主相反，“大众民主”是这时代所需要的，但目前仍没有被创造出来。资本主义民主，即自由式民主是自由选择的民主，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政治游戏，往往成为少数富人操纵下的“多数暴政”；大众民主则是大家一起认可的民主，是全体人民共同选择的政治行为，是在集体主义行为价值的基础上的“和谐政治”，这恰恰是中国模式的民主架构。中国社会在求民主、求富强的不断实践中，始终坚持大众民主的发展方向，和西方社会自由民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和探索历程中，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繁荣富裕，也使得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但中国模式所确立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转型新阶段的核心价值理念。把人民大众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这就是中国模式大众民主的核心理念，这种发展理念克服了西方民主“多数暴政”的政治倾向，使得国家的政治行为完全立足和服务于这个发展理念，这才成就了中国模式的持续发展。

迄今为止，关于民主的话语体系，主要源自西方社会，中国模式发展理念所引发了大众民主的兴起，将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民主观念，丰富人类社会的民主实践。

第四，中国模式的持续发展开阔了民主制度的世界视野。现在，所有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比较研究的成果，都承认在收入分配领域东亚比拉美更公平。一个相应的回报就是在两种模式的同期发展过程中，东亚社会更为稳定，因为分配不公而引发的社会骚乱更少，经济增长也更为持续。正是贫困和不平等，使得西方的民主制度在拉美国家不断的变形，居然在民主选举的制度框架基础之上，照样能够成长出独裁、或者变相独裁的极端种子，而且得到民众的拥护；人民的愿望是这样的殷切，但独裁者往往却只是以保持权力为己任；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这其实反映了任何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一个最为朴素的道理，就是共享和平等。甘苦共之、人人平之，就能立天之极；相反，不均则患、不平则鸣。患、鸣之极，则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历史殷鉴。这是任何一种制度的真谛。民主制度的可贵就在于人民自主，民主制度的悲哀则在于制度由人。甚至有些自以为聪明的政客，愚弄人民，并窃窃得意。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批评：“统治者最愚蠢，劳动者最聪明”，至今仍然被许多聪明人作为文革极端言论看待。事实上，这个评价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精髓。中国传统政治的兴废，讲求天人关系。许多人将天视为自然或者神秘力量，将人视为芸芸众生，构造一些貌似神秘的先验东西，往往能够使得当权者“不问苍生问鬼神”，是何等的愚蠢。

除了活生生的人群，制度没有秘密、更没有长久不衰的秘密。制度的秘密早在二千多年以前，中国哲人已经了然于胸、写在书中，罔用四处找寻。中国远古典籍《尚书·皋陶谟》就精辟地指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也就是老百姓最聪明、老百姓最有力量，统治者只有想老百姓之所想、抒老百姓之所困、利老百姓之所谋，才能耳聪目明，才能发挥制度的效率。所以，中国传统天人关系中的天就是老百姓、就是芸芸重生，人在古代就是寡人皇帝、在现代就是当权者、政治家。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任何先验的力量，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只能在人民之中。因此，所有好的制度无不以解决贫困和不平等、实现共享和平等为己任。拉美国家跌荡的政治、经济历程，在本质上正是这种制度力量推动的结果，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需要持之以恒、慎重对待的一个经验教训。

现在，中国模式所涉及的宏观层次的改革，是中国宪政性法律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但完善的核心内容，不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弦更张，而在于中国特色党政双重结构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善，这种改革的本质在于正视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积弊。众所周知，政府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突出难题，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甚至出现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腐败、特别是权力腐败，直接威胁中国模式的稳定和发展，突出的原因就是权力的失控和有效监督机制的缺失，政府体制的改革要在解决政府官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方面实现制度创新，但原因往往被归结为政府体制的问题，而不是监督机制缺失、甚至不作为的问题，例如各方呼吁很久的官员财产和收入申报的制度就迟迟不能出台，造成了民主监督的盲区；例如一把手的缺乏监督成为葬送干部的高速公路；例如裙带主义盛行使得真正的人才被庸才所驱逐；等等。按照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构，一方面，要通过党政双重结构的制度创新，解决其中激励和约束监督机制退化、缺失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增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责、监督机制的程序化、法治化和透明化，扩大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制度创新。这样就能结合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走出一条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也有可能成为一条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路。

当前，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已经有目共睹、高度认同。然而，成就中国模式的政治制度却备受指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指责不仅仅来自西方社会，部分甚至来自中国社会的体制内部，这至少说明中国模式的民主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激发。这里面既有人们民主观念的不断变化，也说明中国的改革也滋生了一些严重的制度弊端；需要直面现实、有针对性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此，需要认真总结研究中国模式的民主价值，阐述成就中国模式奇迹的制度魅力和民主观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责的充分发挥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要拓展民意表达的通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积极推进人大对各级政府政务的经常性公开问责制度建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增强了社会的民主氛围和自由程度，各种政治要求和意愿有了更为强烈的表达要求，要求公正、公平、公开、透明度的现代民主政治意识，这和传统官僚意识与作风格格不入，使得政权和法治关系中服务与监督的矛盾尤为突出，行政权力的依法行使离不开完备健全的法律制度，更离不开行之有效的问责和监督机制，这就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立法之外，从程序和形式上创新对行政权力的问责和监督制度，并使之规范化、长期化、法治化，以推动中国模式的长远发展。

(原文发表于《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