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依婷流泪的眼:蔡慎坤：藏富于民让利于民的政策何时出现

铁骑银瓶 于 2011-8-13 5:56:3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蔡慎坤：藏富于民让利于民的政策何时出现？

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56875亿元，同比增长31.2%。按此推算，今年全年将突破10万亿元关口。数据显示，2006-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2%，我国财政收入2007年超过5万亿，2008年超过6万亿，2010年超过8万亿，年均增长21.3%。即使最困难的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仍实现11.7%的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今年发表的白皮书透露，2010年中国的预算内收入大约8万3000亿元，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大约是14万2000亿元。换句话说，去年中国的公共收入大约有14万2000亿元。除预算的8万3000亿元外，剩下的近6万亿元基本上在预算之外循环。

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是对经济竭泽而渔的“吸血”，不但会恶化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形成更大的压力，也将制约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也是以消减企业及居民的钱袋子为代价的。统计数据显示，企业所得税增幅在今年上半年所有税收中排名靠前，高达11175.36亿元，同比增长38.3%。与税收增长相伴的是中小企业日益严峻的生存现状，许多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只能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维持，甚至求助于民间借贷，背上了沉重的高息负担。

而个人相对于企业承受的负担更加沉重，一方面，个人没有企业那么多的增收渠道，且转嫁税负的余地非常小；另一方面，政府税收的提高会在收入和支出方面遏制个人收入的增长———名义收入增加越多，交的税越多，在支出上，消费物价的上升更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

当国家财政成为整体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之后，公众有权要求政府部门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获取更高水平的公共福利。但是，财政收入虽然取之于民，却没有用之于民让利于民抑或藏富于民。在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财政钱袋子日渐鼓胀并没有让民生福利得到明显改善，相反，过度增收导致国富民穷，公众在使用公共服务时所需支付的价格越来越高。

特别是财政支出的不透明，公众根本不知道10万多亿的财政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究竟是怎么用的？用到了什么地方？究竟由谁来审议批准使用？这使得大把花钱、贪婪腐败铺张浪费之风仍在中国各地持续泛滥。

中国每年的“三公消费”到底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通过泛滥的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没有人怀疑“三公消费”是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2006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在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发表《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指出：政府部门每年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三项支出高达9000亿元之巨。

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官员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

近年来随着政府机构的扩大，经济的发展，如今全国的“三公经费”只会比原来的更高更惊人！而现在公开的“三公经费”不过只是冰山一角，庞大的“三公经费”绝大部分并不在预算之内，而预算外循环的“三公经费”连人大都无法监督，花了多少钱几乎就是一本“糊涂账”。

当中国的ＣＰＩ连创新高，物价特别是基本生活用品价格飞涨，民众荷包一天天缩水，苦不堪言之际，政府财政的钱袋子却在急剧膨胀，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使政府和官员丝毫没有缩紧腰带过苦日子之忧。

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权变更和社会动荡基本上都是贫富差距悬殊而引发的社会内乱和抗争。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与民的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积极实施藏富于民让利于民的政策，不能任由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中国的社会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暴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中国社会仍然无法走出混乱动荡的周期性怪圈。

温家宝曾公开坦言：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现在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居民收入的比重比较低。从整个社会来讲，中低收入的占大多数。我们国家困难群体大约有一个亿，这些都是应该我们关注的。我常讲这样一段话：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我用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把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那就是政府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