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七八岁:博尔赫斯传

　这是一部全面介绍阿根廷的著名小说家、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 斯及其作品的文学传记。
　　傅尔赫斯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博氏家族诞生诸多勇士，在战 争中创下过许多英雄业绩，这使博尔赫斯自小就“宗教般地”崇拜祖神和男 子气概。他生性聪明，有较高的文学天份，曾获得过“福门托”文学奖和西 班牙塞万提斯奖等多种国际文学奖。也许正是这种戏剧化的人生，使他感悟 到生命与命运恰似一个“迷宫”，苦苦的追求往往徒劳，只有在偶然的机遇 中拥有无限勇气的人才能到达自身迷宫的中心，发现自身的价值，从而诞生 了他那“或采用神秘的侦探小说形式，或在社撰虚构的情节中糅入真实的（或 貌似真实的）文献资料，使读者真伪难辨”、阅读趣味横生的“迷宫股的小 说”。传记的作者正是在对作家“迷宫般的心灵境地”和”迷宫般的创作” 有了完整的把握，才写下这部既有研究价值又很有可读性的传记。从中读者 不仅可以触摸到一个拥有无限勇气的“跋涉者”不屈的命运和被世界文坛赞 誉的“迷宫小说”衍生的脉络，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成功者从“平凡走向伟大” 的性格发展史，获得各自应有的启悟。
　　
汉译本序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是阿根廷著名的短篇小说家、 散文家和诗人。他的作品不仅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拥有广大的读者，在美国 和西欧也极有影响。
　　博尔赫斯于 1899 年 8 月 24 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具有古老英国 和阿根廷血统的律师家庭。祖母是英国人。由于祖母和爱好文学的父亲的影 响，博尔赫斯从小就学习英语，并通过英语接触了大量的欧美文学名著。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日内瓦求学，并开始写诗。战后，他随全家遍游西 欧各国，加深了他对英、法、德等国的语言和文学的了解，同时亦受到欧洲 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感染。1921 年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一度曾成为阿根廷 “极端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反对传统诗歌格律的束缚，强调通过隐喻创 造复杂美妙的意境。1921～1930 年间，他发表了不少散文和 3 本诗集：《布 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1923）、《面前的月亮》（1925）和《圣马丁的手 册》（1929）。这些诗歌后被认为是阿根廷诗歌的转折点。
　　1930 年后，他摈弃了极端主义，并把创作的方向从诗歌转向幻想小说。 同时继续为杂志撰写随笔。在 30～50 年代间，他发表了近 30 个短篇故事， 分别收入《交叉小径的花园》（1941）、《杜撰集》（1944）、《阿莱夫》
（1949）、《死亡与罗盘》（1951）等集子中。这些小说以其新奇的构思、
幽默讽刺的文笔和深奥的哲理，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确立了博尔赫斯在 世界文坛上的地位。1961 年，他被授予“福门托”文学奖，从此他的名声大 震。此外他曾获多种文学奖，其中包括阿根廷国家文学奖（1956）、西班牙 塞万提斯奖（1979）等。他还被哈佛、剑桥等名牌大学授与名誉教授之称。 在国内，他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作家、一个图书馆的小公务员上升为一个家 喻户晓的人物。1955 年，庇隆政府下台后，他被新政府任命为阿根廷国家图 书馆馆长。不幸的是，他当时因严重的眼疾双目已近乎失明。他自嘲他说： “命运赐予我 80 万册书，由我掌管，同时却又给了我黑暗。”
但失明并没有夺去博尔赫斯的艺术生命，在母亲和友人的帮助下，他以
无穷的毅力继续创作，并修订和整理出版丁一些早期作品。与此同时，他还 多次应邀前往欧美大学讲学。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迷宫》（1964）、
《布罗迪埃的报告》（1971）、《沙子集》（1975），《老虎的金子》（1977）。
　　博尔赫斯是一位思想深刻、学识渊博的作家。他的作品涉及的题材极为 广泛，有东方文明古国的传统和神话、西欧的形而上学哲学、玛雅人的文化 等。博示赫斯的散文多发表在《南方》《马丁·菲耶罗》等杂志上，主要讨 论文学和哲学，但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幻想杜撰短篇小说。博尔赫斯声称 他的小说犹如《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一般旨在娱兴和感人，并不想谆谆劝 诱。它们或采用神秘的侦探小说形式，或在杜撰虚构的情节中糅入真实的（或 貌似真实的）文献资料使读者真伪难辨。然而隐藏在它们的背后反复出现的 主题往往是时间和永恒，存在的荒谬、个性的磨灭以及人对自身价值的探究 和对绝对真理的无望的追求。这类主题在他的代表作《阿莱夫》和《杜撰集》 中均有表现。它们也正是国扰博尔赫斯本人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反映了他对 人生和宇宙的探索。尽管他一再表示他并不想兜售他的哲学观点（或任何观 点），但他思想深处的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仍通过他的作品传播给了读者。 博尔赫斯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也由于它们的高度艺术价
　　
值。他对待写作十分认真，遣词造句都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以达到筒 练含蓄、细腻优美、富有诗意和幽默感。他非常善于运用象征手法表达意义。 在他四五十年代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迷宫、镜子、老虎、塔、圆、金字塔等意 象。其中又以一个没有中心的圆形迷宫更为他所偏爱，因为它既能代表最完 美的结构，又象征着无法摆脱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意象表达了博尔 赫斯的人生哲学。在他看来，人生犹如谜一般的迷宫，人们对于控制他们命 运的秘密法则毫不知情，他们的追求往往是徒劳的。只有拥有无限勇气的人 才能偶然到达自身迷宫的中心，发现自身的价值。
虞 苏 美
1992.10 于华东师大

博尔赫斯传

第一章

1．博氏家族
　　博尔赫斯曾说过，多年来他一直相信自己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近郊“富 有传奇色彩、夕阳灿烂的街区”长大的。但他又说：“事实上，我的摇篮是 铁矛栅栏之后的花园和一间拥有无数英文书籍的藏书室”（《卡列戈传》，
1955）。数年之后他又简单地概述他的一生，声称：“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中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我父亲的图书室。实际上我有时认为我从 未离开过那间书房”（《随笔》，1970）。
　　博尔赫斯的文学生涯起源于这间藏书室，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立足于 那间拥有“无数英文书籍”的神妙书室去撰写他的文学传记。但事实却要复 杂一些：博尔赫斯的生活包括他父亲的书室内、外两方面；他的想象王国既 有英文书里所描绘的世界，又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真实世界。在具有意 大利名称的巴勒莫区一幢花园住宅里，他度过了他的童年。
　　1899 年，博尔赫斯生于靠近闹市区的图库曼街 840 号里。这是一幢“平 淡无奇”的小房子，“像当时大多数的房子一样，屋顶是平的，有一条长长 的拱形门廊，一个水塘，我们从那儿取水，还有两个天井”（同上）。这幢 房子属于他的外祖父母，若干年后，它曾在他妹妹诺拉的美术作品中出现。 博尔赫斯的母亲 1876 年就出生在这幢房子里。
乔琪（他在家里用的小名）出生时，他的外祖父母都还健在。外祖父伊
西多罗·德·阿塞维多·拉普利达年轻时曾参加过反对 1835～1852 年间统治 阿根廷的“暴君”罗萨斯的战争。战后伊西多罗先生在家过起了长期的隐居 生活。博尔赫斯对他的生平不甚了了。在其诗作《伊西多罗·阿塞维多》里， 他承认他只能通过几个日期和地名来回忆外祖父。但就他所知也已足够了。 他知道 1905 年外祖父临终时曾回首往日的业绩，像英雄般死去。
当那肺部的病毒慢慢侵噬他的肢体，
高烧所致的幻觉扭曲了他的面庞， 他回忆起熊熊燃烧的住事， 铸成了他的梦想。 梦幻中他奋起捍卫国土，
这是他的忠贞所渴求（并非病魔的作弄），
他穷其天日， 聚集一城之英灵， 只为战死在沙场。 在俯瞰花园的卧室之中， 他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就这么尽忠辞世。
　　　　　　　　　　　　（《诗集》，1972，诺曼·迪·乔瓦尼译） 这首诗也记载了乔琪不能相信外祖父已死的心情，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
经历亲人之死。
人说他己出门远行， 我不信他竟会舍我而去。 我只是个孩子，不知死为何物， 我以为自己必会永生，

往后的日子里，我找遍了没有阳光的房间， 却始终不见他的踪影。




（同上）

　　许多年后，博尔赫斯以外祖父的最后一个梦想为基础写成了短篇小说《另 一种死》。其时的风俗是新婚夫妇在婚后最初几年中与自己的父母同住，所 以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时，豪尔赫·吉列尔莫和莱昂诺尔还和孩子的外 祖父母住在一起。大约在外祖父去世前 6 年，也就是 1899 年冬——确切地说
是 8 月 24 日，豪尔赫·路易斯呱呱坠地，他是个早产儿，母亲怀他的第 8 个月里就生下了他。博氏家族有双目失明的遗传，他刚出生，他那视力极差 的父亲就忙于为他检查眼睛。他发现这孩子长着一双蓝眼睛，像母亲一样。 “他得救了，”他对妻子说，“他长着你的眼睛。”后来在 1971 年博尔赫斯 的母亲向我谈起这桩轶事时，她显然还不明白所有的婴儿都有蓝眼睛。他的 父亲当时是白白欢喜了一场：像他一样，乔琪也会患上眼疾，他的大半生也 将在几乎是双目失明的状况下度过；在博氏家族中患此症的，算来他已是第
6 代了。
此后，全家无优无虑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家中第 2 个孩子，女儿诺拉，
于 1901 年降生了。从当时摄下的照片看，两位父母看起来倒也衣着入时，光 彩照人。
乔琪从不叫他的双亲妈咪和爹爹，而是正正经经地叫他们母亲和父亲，
这是维多利亚式家庭的传统称呼。他的父母都出身于古老的家庭，早在西班 牙人征服时期就在南美居住。母亲是弗朗西斯科·纳西索·德·拉普利达的 后代，1816 年拉普利达主持图库曼议会并宣布阿根廷独立。1829 年，他死于 旱年的内战中。100 多年以后，博尔赫斯献给他一首《猜想之诗》，诗中拉 普利达设想自己死在叛乱的牧民之手，诗人将自己的命运与拉普利达的凶险 结局作了对比：
我多么愿意是另一个我，
裁决，读书，颁布法令。 我将躺在沼泽之地； 但一种悄然的欢乐在我胸中增长。 我终于懂得 我得面对我的南美洲的命运。
从我出生起我就被那错综复杂的人生之旅
带到了这灾难性的时刻。 我终于找到了 解开我人生之谜的钥匙， 弗朗西斯科·德·拉普利达的命运， 丢失的字母，完美的图案， 上帝早已安然在胸。
从夜晚的镜中， 我沉视着自己无疑的脸庞 这圈子在缩小，我等待它的来临。 我脚踏杀生的长矛之影， 对我死亡的嘲笑， 以及战马、骑士和马鬃，

勒紧套在我身上的绳圈??一发即中， 长矛的铁尖插入我的胸腔， 一把熟悉的钢刀割下了我的头颅。
　　　　　　　　　　　　　　（《诗集》，1972，诺曼·迪·乔瓦尼译） 母亲的外祖父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上校也参加过独立战争，在罗萨斯独 裁统治期间被放逐乌拉圭。他和乌拉圭的希多家联姻，这个家族在政坛和艺 术界非常活跃。博尔赫斯后来献给上校一首诗，题为《纪念胡宁的胜利者苏 亚雷斯上校》，正像献给这个家族诸多英雄的其他诗歌一样，这首诗捕捉的 是瞬间，描绘老人不断思及的他在胡宁创下的英雄业绩。但与其他诗不同的 是，在诗的结尾部分，遥远的过去忽然变成了现实的今天，博尔赫斯祖先所
作的斗争变成了与 1953 年统治阿根廷的未指名的独裁者的斗争： 他的曾孙正奋笔疾书， 一个沉默的声音从逝去的时光中发出， 从奔腾的血液里进出： “如果它只是一个光辉的记忆， 或只是为一场考试而死记硬背的日期， 或者是地图册上标明的一个地名， 我在胡宁的战斗又有何意义？ 那战斗是永恒的，亦无需 阵容壮观的士兵和无数的军号。 胡宁是两个平民在街角
诅咒一个暴君，
或是某位无名氏屈死狱中。”
　　　　　　　　　　　　　　　　　　　（同上，阿拉斯泰尔·里德译） 博尔赫斯对自己家族的虔敬实际上反映出其母对祖上的态度。乔琪生长 的家庭有点像一座家族展览馆，被外祖父阿塞维多的幽灵所主持。最为荣耀 的当数在胡宁和塞佩达为南美自由而战的几支室剑；当年的军服被完好地保 存下来，小心翼翼地防备蛀虫的侵噬；一张张悲哀的绅士和抑郁寡欢的女人
——她们中不少过早地成了寡妇——的银版照片都用黑丝绒裱衬予以保存。
乔琪被记载家族历史的物品包围着，满眼所见都是英雄祖先的光辉业绩。那 些故事所显示出的英勇果敢、在穷困和失败面前不屈不挠的尊严成了他永恒 的遗产。很多年以后，他承认：“我父母双方的家族都有从戎的历史；这也 许可以解释当我被众神明智地摈弃在那种壮丽的命运以外之后的一种强烈的 渴望之心”（《随笔》，1970）。
　　他父亲家族的历史更为悠久。一位叫赫罗尼莫·路易斯·德·科尔多瓦 的祖先建立了科尔多瓦城，它是阿根廷最为传统的天主教城市，也最像美国 历史上的波士顿。对于传统的科尔多瓦人来说，布宜诺斯文利斯只是一个移 民之城，正如波士顿人眼里的纽约一样。城里住的大都是穷苦的外国移民—
—不识字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他们根本就不能代表欧洲文化。但博尔赫 斯的父亲本人并非出生于科尔多瓦。到 19 世纪，父亲一家已移居到离布宜诺 斯艾利斯不远的地方。他的祖父生于恩特雷里奥斯的巴拉那，而当父亲出生 时，祖父已当上了南美大草原上圣菲警备军的上校。这两个省其时尚属化外 之地，是阿根廷移民区与土著印第安人居住区的边界。酋长胡斯托·何 塞·德·乌尔基萨就是恩特雷里奥斯省人。他于 1852 年在帕峰最终战胜了罗

萨斯。
　　父亲并不像母亲那样热衷于回忆自己的英雄祖先，但他对巴拉那的政治 斗争甚有兴趣；1921 年，他退休后住在西班牙时写了一本年代明显失误的小 说——《酋长》，回忆博氏家族诸多勇士们在内战中所经历的种种具有浪漫 色彩的暴力、阴谋和激情。
　　但在祖母家族一方，父亲的背景却截然不同。弗朗西丝·哈斯拉姆 1845 年生于英格兰的斯塔福德郡，属于古代诺森布里亚王朝后裔。博尔赫斯曾这 样描写祖母到达阿根廷的情形。
　　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把她带到了南美洲。范妮·哈斯拉姆的姐姐嫁给了 一个叫豪尔赫·苏亚雷斯的意籍犹太人工程师，他将第一批马拉矿车带到阿 根廷，并和他妻子定居下来，然后把范妮也接到那儿。我记得一则有关这一 冒险的轶闻。苏亚雷斯曾是恩特雷里奥斯省乌尔基萨将军“行官”的座上客， 第一次和将军赌博便毫无顾忌地赢了牌。而将军是该省专横的独裁者，杀人 不眨眼。打完牌后，为他担忧的客人偷偷警告他：要是他想拿到在省里跑马 拉车的执照，那他每晚须输给将军一定量的金币。可是乌尔基萨赌技太差， 要输给他那些金币倒使苏亚雷斯大伤脑筋。
　　在恩特雷里奥斯的省会巴拉那，范妮·哈斯拉姆遇到了弗朗西斯科·博 尔赫斯上校。这件事发生在 1870 年或 1871 年该城被里卡多·洛佩斯·豪尔 丹的牧民军围攻期间。博尔赫斯身先士卒，率部抵抗。范妮·哈斯拉姆在她 家的平房顶上目睹了这一切；当天晚上，城中举行舞会，欢庆政府援军的到 来。范妮与上校在舞会上相遇，一起跳了舞，并相爱了，后来他们结了婚。
（《随笔》，1970）
　　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上校比妻子大 12 岁。他们的婚后生活如何不得而 知，人们只知道他们好像很幸福，并生有二子。父亲是次子。1874 年博尔赫 斯上校在一次内战中被雷明顿来福枪打死，刚满 41 岁。他的孙子发现他的死 具有讽刺意味：
他在拉佛得战败时的情形非常复杂，他披着南美穗饰披巾，骑着马缓缓
向敌占区行进，身后跟着 10 来个部下，却被两颗雷明顿来福枪子弹射中。其 时雷明顿来福枪还是第一次在阿根廷使用。而我每天刮胡子时就觉得好笑， 因为制造我用的剃刀的公司和杀死我祖父的枪支名称相同。（同上）
他祖母讲述的边疆生活故事重规于许多年后他写的《斗士和战俘的故
事》中。小说的前半部分来源于几则欧洲故事（柯罗齐，吉本，但丁），并 有所扩充；后半部分基于范妮。哈斯拉姆的边疆生活的一段经历。一个英国 姑娘在一次印第安人的抢劫中被掳走，被迫嫁给一个斗士，加入了野蛮人的 行列。她的祖母曾在她丈夫指挥的兵营中偶然见到她，祖母劝她回到文明世 界去，但没有成功，姑娘回到了她的男人和两个孩子身边。在故事的结尾部 分，博尔赫斯探讨了两个背井离乡的英国女人会面的象征意义：“也许这两 个女人一时竟觉得她们成了姐妹；她们远离自己日夜思念的岛国，而相会于 一块不可思议的国土上；??或许当时我的祖母能够从那位妇女的身上看到 反映自己命运的一面可怕的镜子，她也被这块不可饶恕的大陆所囚禁、所扭 曲”（《迷宫》，1984）。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故事是对的：范妮·哈斯拉 姆也是一个俘虏。尽管她嫁了一个上校，一个绅士，尽管她能继续使用她的 母语，甚至将它传给了儿孙们，但她仍然是一块原始、野蛮土地上的俘虏， 被永远地囚禁在一个被另一种语言主宰的世界里。

　　丈夫死后，范妮·哈斯拉姆不得不独立支撑门户，她得照料两个儿子， 抚养他们长大成人。她大胆地把房子租给那些年轻的美国女房客，她们是到 阿根廷来教书的，这是萨米恩托总统访美期间签订的一项教育交流计划。博 尔赫斯的《自传随笔》没有写到他祖母的这段故事，他也从未在采访中提起 过此事。他更喜欢写她那些较不平凡的边疆生活中的奇异经历。范妮·哈斯 拉姆的日常生活虽然不那么丰富多彩，但她所受的坚定的维多利亚式教育倒 也帮助她使生活得到了转机。她经过努力使家庭保持着中产阶级的地位，两 个儿子也因此有了较好的职业。大伯继承父业，成了一名海军军官，父亲当 了律师。也许父亲正因为患有博氏家族遗传的盲眼症才选择了律师的职业。 这一决定使他继续深受母亲的影响，也就是英国传统的影响。这对于他儿子 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
　　尽管父亲对其英国血统，特别是对英国文化引以为豪，但他并不盲目崇 拜。博尔赫斯指出，“他常常佯装困惑不解地开玩笑道：‘到底什么是英国 人？只是一帮日耳曼农夫而已’”《随笔》，1970）。博尔赫斯写道：
　　我的父亲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是一位律师。他是个达观的无政 府主义者——斯宾塞的信徒，同时又是现代语言师范学校的心理学教师，他 用英语授课，教材是威廉·詹姆斯的简明心理学??我父亲很聪明，像一切 的聪明人一样，也很和善。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应该好好地再看一看士兵、 制服、兵营、军旗、教堂、牧师和肉铺，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快灭迹了，将 来我就可以告诉我的子孙，我曾亲眼看到过它们。然而不幸的是，父亲的预 言至今尚未成为现实。父亲非常谦虚，所以他不愿令人注目??他的偶像是 雪莱、济慈和斯温伯恩。作为读者，他有两个兴趣：一是形而上学和心理学
（贝克莱、休谟、罗伊斯和威廉·詹姆斯）；二是文学及有关东方的书籍（莱
恩、伯顿和佩恩）。是他向我揭示了诗歌的威力——文字不仅是表情达意的 工具，面且是神奇的符号和音乐??。他还在我不知不觉中给我上了第一堂 哲学课。当我还年幼时，他就用棋盘向我解释芝诺的矛盾论——阿喀琉斯与 乌龟、飞矢不动、运动的不可能性等。后来，他虽未提贝克莱的名字，但却 教给了我唯心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上）
父亲的祖先和双重文化背景巩固并改善了母亲的家族展览馆。他给“万
神殿”增添了更多殖民时代的著名人物和军官，增添了更多对英雄事迹的生 动记忆。他同时也补充了母亲对家族的虔敬里所缺乏的东西：嘲讽——充满 了潇洒的怀疑主义的大脑。乔琪承袭了这一天赋。

2．神秘的个性


　　他以一种嘲讽的眼光来看待他父亲一方的家族展览馆——一个私人圣像 陈列馆。在让·德米耶赫对他的长篇采访中，博尔赫斯谈了他对自己家庭传 统的独特阐释。他一方面承认博氏家族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征服者时代，而另 一方面却又坚持说他自己的先哲祠没有那么久的渊源：“我是一个不折不扣 的阿根廷人，因而我也就对那些 1810 年前迁来的远祖们无多大兴趣。你知道 我是从不提起他们的??我对他们的生活也是不甚了然。况且他们都是些缺 少智慧的西班牙职业军人，从旧时代的西班牙来”（德米耶赫，1967）。与 母亲对家族崇拜的态度——珍藏的家系图、早期银版照片、神圣的宝剑和军 服——相比较，傅尔赫斯对家族殖民主义遗产的唾弃则反映出其父的讽刺意
　　
识和微妙的情绪。这一差别生根于西班牙和英国价值观念的冲突之中；这种 冲突在英西战争中达到了顶点，但并未就此罢休：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它仍 然存在。
　　对于小乔琪，这种冲突由于情感的作用而被深埋在潜意识最黑暗的底 层。正如孩重的字谜游戏一样，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乔琪面临的是一个 文化上的深渊，它将父母双方的家族隔绝开来。大约 60 年后，还是在那次长 篇采访中，博尔赫斯谈到了他对母亲家族的看法：“阿塞维多家族的无知简 直令人难以置信。比方说，在这些旧时代西班牙移民的后裔看来，新教徒是 犹太人的同义词，也就是无神论者，自由思想者，或是异教徒；简而言之， 他们把一切都归入了一类，对他们来说，这些词汇实在并没有什么区别”（同 上）。很显然博尔赫斯在此简化并夸大了阿塞维多家族的偏见，许多愚昧无 知的阿根廷天主教徒都持有那种偏见。但重要的是这种大逆不道的语气：它 暴露了乔琪潜意识中对父母双方家族的看法。
　　博尔赫斯后来描绘阿塞维多家族的传统性格时写道：“在我成长的年代 里，宗教是属于妇人和孩子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多数男人都是自由思想 者——尽管他们在被问及时，总可能自称是天主教徒”（《随笔》，1970）。 虽然这并不含讽刺的意味，但显而易见博尔赫斯对母亲的宗教观有着一种微 妙的抵触情绪。在同一篇随笔中，博尔赫斯赞扬了母亲那种他所谓的“豁达 思想”。为了说明母亲的豁达，他这样写道：“自从父亲教她英语后，她所 读的大多是英语书”（同上）。英语再次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开放与 豁达思想的证明，暗暗对抗着阿塞维多家族那种狭隘无知的天主教徒的思 想。同时博尔赫斯也指出了崇拜英国传统的局限性：“我对这种北方传统的 喜爱引起了我的一些同胞的反感，他们称我为英国人，但我或许根本就不用 说明，许多英国式的东西对我来说却完全是陌生的，比如茶叶，王室，‘男 子汉’的体育运动，对冷然的莎翁每字每句的崇拜”（同上）。因而，至少 在回忆往事时，博尔赫斯看来对自己的西班牙和英国祖先同样敬而远之。
博尔赫斯在《自传随笔》中的回忆是有选择性的。他从未提及自己的葡
萄牙血统。他的姓无疑是从葡萄牙文来的：Borges（博尔赫斯）意为 burgos
（城市）的居民，中世纪城镇中的自由民。他在晚期诗作《博氏家族》中提 到了那些不知其名的祖先：
我葡萄牙的祖先们呀，一个幽灵般的种族，
他们那神秘的戒律、习俗和焦虑， 仍在我的血液里作祟。 在浑浑噩噩之中，他们与 时间、大地和遗忘融为一体。
（《诗集》，1972，阿拉斯泰尔·里德译）
　　在 1970 年巴西《沃土》周刊对他的一次采访中，博尔赫斯详细地谈到了 这些鬼影般的葡萄牙祖先，他猜测由此他或许与以色列游牧部落有血缘关 系。他反问道：
　　我，博尔赫斯·拉马霍，一个葡萄牙水手的后裔，母亲名叫阿塞维多， 难道不是犹太人？??许多年前我曾到里斯本寻根，我查阅电话号簿，结果 大吃一惊：该地所有的居民都是我的亲戚，因为他们不是姓博尔赫斯，就是 姓拉马霍，或者姓阿塞维多！在那之前我不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 而且就在里斯本·??无论如何，我很自豪：我属于世界上的一个文明种族，
　　
属于人类创造了约伯的故事和《雅歌》的那一支，而其时别的国家尚未从原 始的野蛮世界挣脱出来。（里拜罗，1970）
　　博尔赫斯以轻松而幽默的笔触提到自己的犹太血统，而这在阿根廷却是 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阿根廷军队正步 意、德军队的后尘，教会和上层社会也都充斥着浓烈的反犹情绪。那段时期， 有一本叫 Crisol（《熔炉》）的民族主义杂志就曾指控博尔赫斯是个犹太人。 为此，他在 Megáfono（《麦克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一个犹太 人》的文章，这是一篇杰出的讽刺作品。文章开头说他曾不止一次地把玩他 可能有犹太祖先的说法；他承认在一位阿根廷历史学家编写的一本姓氏探源 书中，阿塞维多被列入具有犹太渊源的姓氏之中，那位史学家试图证明所有 罗萨斯时代的家族都具有“犹太一葡萄牙”血统。另一方面，他的一位家族 成员的研究表明，阿塞维多家族不是从葡萄牙而是从西班牙迁来的——再确 切一点，是从加泰隆尼亚来的。他的结论是，企图证明他具有犹太血统是徒 劳的。这次“寻根”具有其讽刺意义，但很显然博尔赫斯并没有把这个问题 当一回事。对于自己明显具有葡萄牙渊源的姓氏，他却只字不提，而他的姓 是有可能与犹太血统相联系的。博尔赫斯的目的是要击溃对方指控的基础， 因而也就含糊其辞地否认他的那些葡萄牙祖先们（他在 1970 年承认了他 们）。文章的结尾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
统计表明，犹太人数量极少。如果有人在公元 4000 年发现世界各地布满
了圣胡安省（阿根廷人烟最稀少的省份之一）人的后代，我们将对他作何感 想？我们的检察官们要查究的是希伯来人，而绝非腓尼基人、努米底亚人、 锡西厄人、巴比伦人、匈奴人、汪达尔人、东哥转人、埃塞俄比亚人、伊利 里亚人、帕佛拉戈尼亚人，萨尔马希亚人、米堤亚人、土耳其人、柏柏尔人、 布立吞人、利比亚人、独眼巨人和拉庇泰族人。亚历山大、巴比沦、迦太基 和孟菲斯的夜晚从未能够造就出同一个祖先：只有沥青般的黑海的原始部落 才有这样的能力。（《麦克风》，1934 年 4 月）
为了嘲弄法西斯主义把具有犹太血统也作为人生的瑕疵或原罪，博尔赫
斯甚至将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和拉庇泰族人也归入那些未能享有单一祖先的原 始部落。他的玩笑达到了该文的目的：永远揭去这一问题神秘的面纱。如果 犹太人就意味着他在历史长河的某一阶段曾有过一个犹太远祖的话，那么在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谁能够肯定他没有至少一个这一血统的高祖 呢？由此看来，作为一个犹太人并不意味着什么。人们不可忽视博尔赫斯的 “寻根”所揭示的一个讽刺意义。正是阿塞维多这一支极具天主教传统的家 族看来更可能将犹太血统带进博尔赫斯家族——他们和阿根廷的民族主义者 与法西斯主义者们共奉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并坚信任何一个自由思想者、任 何新教徒、共济会会员，都是犹太人。这种无知促使博尔赫斯背叛了母亲的 家族。
　　很显然博氏家族在这一点上的冲突对乔琪来说并非不言而喻，至少在他 孩提时是这样。尽管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的祖母是新教徒，但他 却可能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中被培养成了天主教徒。宗教教育，如果有的话， 是由他母亲一手包办的，他的父亲或许也只能认可而已。然而如果那段时期 这种冲突还不明显的话，那么这恐怕就是博尔赫斯其时逐渐成熟的神秘个性 所使然了。如若英语是文化的语言，那么西班牙语则成了争戎及战神的语言。 由于不断受到有关家族历史的教诲，反复听到特别是苏亚雷斯和阿塞维多家
　　
祖先们创下英勇业绩的故事，乔琪被引入另一种宗教：崇拜祖神和男子气概。 在这一宗教里，父母双方家族的差别消失了：所有的祖先一统于家族的崇拜 之下。在《自传随笔》里，博尔赫斯清楚地描绘了小乔琪对他的英雄祖先们 的态度：“我自幼近视，总戴着眼镜，而且相当脆弱。我的大部分祖先都当 过兵??而我很清楚我永远也做不到，我很早就感到羞愧，因为我书生气十 足，不是一个干实事的人”（《随笔》，1970）。
　　博尔赫斯家族的双方就像一幅寓意画，代表了剑与笔的著名冲突。在这 个题材上，堂·吉何德故事有所创新。虽然双方都有职业士兵，但却是阿塞 维多这一方在乔琪出生时提供了生动的例子。当时还在世的唯一的祖父辈是 伊西多罗·德·阿塞维多·拉普利达，他战绩辉煌，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多年 前的争战。父亲一方对后代有较大影响的并不是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上校
（他在乔琪出生前 25 年去世），而是英国祖母范妮·哈斯拉姆，她掌握着通 向英语世界，通向文化天地大门的钥匙。父亲本人就是一位律师、文人以及 那个广大无边的藏书室的主人。
　　博尔赫斯神秘的个性由此开始：它既是对自己未能成为军人的失望又是 一种补偿。作为读者及作家的博尔赫斯从书中，从书本所激起的渴望和愧疚 中发现了他“真实”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因为父亲已先于他走上了这条道 路——父亲自己也是斗士的后代，但却选择了文学与法律，博尔赫斯将在多 年之后才会找到一条出路以解开潜在的恋母情结。对他来说，许逆将以最意 想不到的伪装出现，即完全屈从于父亲的意愿。

3．读书

博尔赫斯在能读懂西班牙文以前先学会了英文。他读的第一本书是
《堂·吉诃德》的英译本。从一开始，英语就成了他阅读中不可或缺的语言。 对于乔琪来说，是英语带领他进入书海。这个仅受想象局限的世界比他所处 的真实世界还要广阔。这就是他那神秘个性的根源所在，也是他对英国乃至 北美文学众所周知的偏爱的缘由。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来的渴望和愧 疚，这双重情感折磨着孩提时的乔琪，以及后来成为作家的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英文娴熟，深谙英国文学，但这并未使他成为英文作家。他从
未感到英语真正是属于他的。在《自传随笔》中谈到这一点时，他有时似乎 显得过于谦卑，但这毫无疑问是真实可信的，他提到他对英语的矛盾心理： “我没有资格使用它，我常期望我生来就有这一权利”（《随笔》，1970）。 另一方面，对于天生就属于他的西班牙文，他感到愤懑，且缺乏热情。
　　他先读英文而后读西班牙文现在看来非常奇特，甚至不自然（他似乎成 了一个奇异试验的牺牲品，像《人生如梦》中的王子塞希斯孟多一样），但 它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经历对乔琪来说则极为自然。双语现象是他家庭生活的 现实。出生于英国的祖母弗朗西丝·哈斯拉姆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尽管 范妮年轻时就来到了阿根廷并嫁给了一位阿很廷绅士，但她仍然生活在英语 世界里，如同她的许多同胞一样，她坚持使用大英帝国的语言。她不仅将英 语教给她的儿子，而且还传给了孙子。甚至连她的儿媳也被同化了。博尔赫 斯家这种独特的双语环境足以解释为什么乔琪在说、读乃至以后的写作中不 使用本国语是毫不奇怪的。在他的家中（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英语也 是自然的语言。直到上学时，乔琪才发现较之于西班牙语，这种语言便不那
　　
么属于他了。 由于家里同时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乔琪一度并未意识到它们是两种不
同的语言。多年以后他对一位采访者丽塔·吉伯特说：“我和祖母交谈时， 不得不使用一种谈话方式，后来发现它叫英语，丽当我和母亲或她的父母讲 话时，我就得用另一种语言，后来才知道它叫西班牙语”（吉伯特，1973）。 很显然，在乔琪的经历中，英语和西班牙语与其说是两种语言，不如说代表 了两种不同体系的谈吐，就像称呼一个人的姓而不称呼他的名时的差别一 样。
　　乔琪开始读英文时，这种冲突显得非常突出，因为他的祖母负责教他英 文。他的一位传记作者阿莉西亚·胡拉多无疑是根据博尔赫斯或他母亲向她 吐露的秘密而描绘出了这么一个情景：“小乔琪当时尚未学字母表，范妮·哈 斯拉姆总是让他坐在自己的膝上，给他读英文的儿童刊物，这些杂志被装订 成一厚本，他称之为‘文典’，这是一种集字典和文章于一体的读物”（胡 拉多，1964）。也许这套读物中也收入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通俗刊物《少儿杂 志》或同样闻名的《奇闻》杂志，但范妮·哈斯拉姆可能觉得后者的故事过 于戏剧化。这些读物被装订成册，说明祖母也曾用它来教导过父亲。
　　后来这孩子不用祖母读给他听了，因为他自己已会阅读。家里给他请了 一名英国家庭教师，叫廷克小姐，她同时教比他小两岁的妹妹诺拉。父母没 有送孩子们进自然是用西班牙语上课的学校念书，理由是担心他们染上幼儿 传染病。至少阿莉西亚·胡拉多是这样写的（同上）。但博尔赫斯的《自传 随笔》可能更为坦率：“我直至 9 岁才进学校，这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无 政府主义者，他不相信任何国立事业”（《随笔》，1970）。读者应该记住， 博尔赫斯说他父亲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纯粹是从哲学意义上去理解这个字 眼的，因为父亲自认为是斯宾塞的信徒，而不是巴枯宁的。
父母不让子女进国立学校或许还有宗教上的原因。由于那些学校将宗教
教义作为常规教学内容的一部分，父亲可能不想让子女们过早地接受教条主 义的灌输。况且英国祖母是一个新教徒。不管怎样，不进学校而请一名英国 家庭教师的直接结果是，乔琪继续加深对英语作为一种文化语言的了解。西 班牙语则被降为仅适用于家庭生活的语言。反之，即使乔琪很小就进了国立 学校，他也不会把西班牙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英语在他身上已根深蒂固。 博尔赫斯使用两种语言回顾他生活中的双语现象：“我习惯于用英语思维， 我也相信有些英语词汇是无法翻译的，所以为了精确起见我偶或使用它们， 我并不是在炫耀自己。由于我阅读的大多是英文书籍，因而很自然第一个进 入我脑海的单词往往是英语的”（吉伯特，1973；加点的字在原西班牙文采 访中是英文的：吉伯特，1908）。
　　博尔赫斯家对国立学校的态度在 20 世纪初的阿根廷并非绝无仅有。阿根 廷上层社会对一切西班牙式的事物都具有矛盾心理，这也对其语言起着微妙 的影响。许多有教养的阿根廷人喜欢把西班牙语称作 idiomanacional（民族 语言）以避免带上任何伊比利亚半岛的色彩。此外还涉及社会地位问题，博 尔赫斯这样写道：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班牙人总是干奴仆的工作——佣人、侍者和苦力
——或者做小本商人，而我们阿根廷人从来就没把自己看作西班牙人。事实 上，从 1816 年阿根廷脱离西班牙独立时起，我们就不再是西班牙人了。小 时 候读普雷斯科特的《征服秘鲁》时，我惊奇地发现他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描

写那些征服者们。作为其中一个军官的后代，我认为他们对我毫无吸引力。
（《随笔》，1970） 乔琪的父亲在文化模式的舍取上并不依从阿根廷上流社会。在阿根廷以
及几乎整个拉丁美洲，他们都选择了法国模式。有钱人家往往将子女送进法 语学校。许多作家（特别是女作家）都喜欢用法语进行创作。最值得一提的 是维多利亚·奥康普，一位后来对博尔赫斯的文学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女 作家。她师从一位法国女教师，曾与玛格丽特·莫雷诺同学法语音韵，莫雷 诺是法国喜剧团的著名演员、作家马塞尔·施沃布的妻子。奥康普的早期作 品便是用法语写成的。虽然西班牙语是她的母语，可是法语却是她的文学语 言。后来维多利亚·奥康普也用西班牙语创作。她的情况虽或有些奇特，但 并非独一无二。
　　那时的阿根廷（如同 19 世纪的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度，仍然沿袭了“旧 世界”的传统和语言。在移民当中，最顽固地死守母语的当算英国人《在阿 根廷这一概念还包括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甚至爱尔兰人）。英国人保持他 们的语言免受任何可能的玷污，似乎它是他们唯一有价值的遗产。最年长的 英国移民对西班牙语几乎目不识丁，或者仅知道少得可怜的一些单词。第 2 代人（博尔赫斯的父亲即是很好的一例）不得已地使用两种语言，但并不放 弃对母语的眷恋；他们把英语变成一种文化工具和精神支柱。他们不遗余力 地保卫这条将他们与大英帝国的核心联系在一起的生命线。他们在阿根廷的 生活方式就像他们在印度的同胞一样。因而博尔赫斯如此崇拜拉迪亚德·吉 卜林的作品也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
尽管博尔赫斯家并不富裕，他们还是聘请了一位英国家庭教师以使子女
们免受各种形式的传染，不只限于儿童疾病。除了上述可信的家庭原因外， 在当时的阿根廷有一种亲英的势利风气正渐占上风，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 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社会主流。法国时尚逐渐让位于英国时尚。这一变迁有 其经济根源。尽管从 19 世纪初开始阿根廷就属于法国文化势力范围，但从经 济角度上说，拉普拉塔河地区的独立是在英国外交和商业的庇护下才取得 的。直到二次大战，阿根廷仍属于国际英镑贸易区，实际上是英联邦的一部 分。当庇隆在战争结束时夺取政权后，英帝国主义还是他的主要攻击目标之 一。此后在 1955 年，英国公开支持了旨在推翻他的武装起义。基于上述种种 原因，即使没有英国成员的阿根廷家庭也把子女送进当地的英语学校读书， 富裕一点的干脆就请一个英国家庭教师，这些都是常见现象。在今天看来极 不寻常的只是殖民主义经济文化对阿根廷的影响。对博尔赫斯来说，文化殖 民主义的说法更站得住脚，因为殖民者己不知不觉地在他家中永久性地建立 起了自己的王国。
　　这种矛盾的处境对于小乔琪来说表面上是正常的，而实际上却极不正 常，但它直到许多年后才引起了危机。即使乔琪操两种语言是“自然的”， 他的这种双语现象却孕育了区分这两种语言的种子，它将对他产生决定性的 影响。他未学会读西班牙文即先进行英文阅读，结果使他认识到了这两种“代 码”的根本性差别。英语成了阅读和写作的钥匙，激发和强化他的想象、梦 想和渴望的都是英文书籍。它们以英语也只有以英语的形式为他而存在。他 继而将用这种语言找到译解那些无形词语的钥匙。相反，西班牙语不仅是母 亲家族的语言（从文化角度来看次于英语，因为这孩子还读不懂它），而且 是奴仆的语言，属于那些不断涌向拉普拉塔河畔寻找虚幻的黄金国的西班牙
　　
加利西亚人和巴斯克人。因而在许多年里，西班牙语对乔琪来说一直不是文 化的语言，更不是文学代码。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外界更多的了解，我开始明白他的奇特的命运。 像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星屋》中身陷迷官的半人半牛怪物一样，乔琪对自 己的独特之处茫然不解。可是一旦跨出了家庭的藩篱，他便发现这是一个完 全不同的世界：人们只讲一种语言，他们的价值观也不相同。在家中，英文 和西班牙文（按其文化乃至社会的重要性）在这个有限的双语世界里被很自 然地交替使用着。一出花园大门，西班牙语便成了主宰，它是一种强大而不 可否认的大众语言。毫不奇怪，对于乔琪来说，西班牙语是与较原始的、基 本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而英语使他能够领略更高层次的生活，使他产生为 文字和书本所左右的梦想和欲望。在幼年掌握的这两种语言代码中，他母亲 的那种从文化层而来说就低了一等。
　　对于这渗透在他整个生活经历中的语言危机，他试图用一种矛盾的方法 加以解决，当他用那低等的语言、西班牙语写作时，句法上却更接近英语。 从文学以及传记的高度来看，乔琪终将成为博尔赫斯。这个早就进行英语阅 读和写作、在理论上本可以成为英文作家（乔治·博尔赫斯）的孩子最终还 是将自己变成了一名西班牙文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回到了 最早由他母亲教给他的那种语言上。虽然搏尔赫斯可能会极好地掌握西班牙 语，并成为这种语言的一流作家，但他总感到这一成就是以放弃成为另一种 语言的大师为代价的。
他以后进行写作和文学创作时，英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冲突以一种确定
的形式表现在最基本的阅读行为之中（尽管只是显露在无意识的层面上）。 在有意识的层面上，这孩子接受并掌握了这两种语言，毫不费力地交替使用 它们，语法规则的运用也驾轻就熟。但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语言冲突从他的 经历的核心处滋生出来，并导致了先是乔琪、后是博尔赫斯的深层裂变。乔 琪一旦通过基本的阅读行为而完全意识到了这两种语言原来同属于他，一种 双重性的感觉便在他身上扎下了根。这两种语言面对面地出现，正像镜外的 物与镜内的像。在学习阅读时，这孩子别无选择，唯有接受他的双语教育。 现在他懂得了花园大门所隔绝开来的不只是自己的家和外面的城市，它是两 种语言系统的分水岭，是艾丽丝的魔镜。乔琪渐渐地学会了随意穿越这条界 线，他的双语现象从无意识的日常生活变成了有意识的经历，不加争论就被 接受下来，其完成也无需像艾丽丝“穿过镜子”那样吃力。最后，它将变得 无足轻重，但是这种两重性，一旦为意识所发现，便再也不会被抛弃了。

4．两位母亲：两种代码


　　博尔赫斯与父母的关系很显然要比本书所描绘的复杂得多。他的有些自 传性的文章常谈到他的母亲，但与他的童年有关的内容却揭示得很少。他提 到父亲去世后以及当眼疾使他难以进行阅读与写作时他母亲所给予他的帮 助。相反，对于他的父亲，他总是谈得很清楚、很确切。即使面对采访者， 像决意把他说成是受了简化了的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让·德米耶赫，博尔赫 斯还是稳如泰山。他一次又一次避开有关他母亲的所谓支配个性的问题，而 将一切都归结于父亲的坚强意志。当有人直率地问起他是否认为自己有“一 位压迫性的母亲”时，他回答说是他的父亲对他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因为他是通过父亲才学会了英语，并有机会阅读大量书籍。当记者再次要他 承认母亲非常专制时，他一口否定了这种描述，并声称他不明白究竟是谁会 有这种念头。他反对对母亲的这种定性描述，并预言性地总结道：“是父亲 影响了她，而不是她影响了父亲。我母亲是阿根廷良家少妇，我父亲是一个 自由主义者，一个有教养的绅士：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一个新教徒；他的藏 书众多。我得说在知识文化上，他生活的世界比我母亲的要丰富一些”（德 米耶赫，1967）。很显然，博尔赫斯拒绝任何用“精神分析法”对他或他与 父母的关系进行分析的企图。
　　众所周知，博尔赫斯反对任何一种分析（不只是德米耶赫采访时想要作 的分析）。在另一次采访中，他甚至对此开了一个玩笑：“我差不多已忘了 我在母亲子宫里呆过多久——尽管根据弗洛伊德学说，那段时间对我来说一 定是至关紧要的”（《胜利》，1969 年 11 月 15 日）。理查德·伯金录下的 对话更为直率：
伯金：我想你也不怎么看重弗洛伊德吧。 博尔赫斯：是的，我一直不喜欢他。但我一直是容格的忠实读者。我读
容格的作品时就如同在读普林尼的作品或弗雷泽的《金枝》；我把它当作神 话来读，或者当作奇异传说的博物馆或百科全书。
伯金：你说你不喜欢弗洛伊德，你指的是什么呢？
　　博尔赫斯：我认为他是个疯子，不是吗？尽在性上下功夫。呢，也许他 并没有当回事，也许他这么干只是玩玩游戏而已。我曾试图去读他的作品， 我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不是个骗子也是个疯子。无论如何，这样复杂的世 界是无法压缩成那么简单的公式的。但是容格呢，呃，当然，我读的容格的 作品要比读弗洛伊德的多得多，但客格的作品使你感受到一种宽阔而豁达的 思想。而弗洛伊德则把一切都归结为几个令人讨厌的事实。当然，那只是我 的无知或偏见吧。（伯金，1969）
博尔赫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抵制很能说明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
与纳巴科夫的看法同样有趣。他们甚至使用了相近的字眼。纳巴科夫称弗洛 伊德为“怪人”，博尔赫斯则说他不是“骗子”，就是“疯子”。博尔赫斯 的反应显然过于强烈，但正是这种过分才更引人注目。在双语现象的最深层 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矛盾冲突，其症状和根源显而易见。他的母亲教他西班 牙语，祖母教他英语，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两种代码之间的冲突。这 一冲突最直接的表现是众所周知的：他学讲话并不那么顺利。他母亲说：“当 他很小的时候，他说话的方式极为奇特——也许他的听觉不太好，许多字完 全读错了”（母亲，1964）。渐渐地他变得有些口吃了，有陌生人在场或在 大庭广众之下讲话时尤为明显。直到 45 岁时他才下决心消除口吃。他的英国 祖母教他学英语，并将他引进书籍的世界，这使得他幼时即已感到含混的双 语更为含混不清了。正像他讲两种语言一样，乔琪有两位“母亲”。在其神 秘个性的层面上，他的第 2 位“母亲”是他父亲的母亲这一事实只不过加强 了父亲的影响。父亲有了双重地位：一个代表了家庭中强有力的男性，执掌 一切；另一个是母性形象，在教育孩子学讲话上（暗中）成了母亲的竞争者。 基于上述复杂的家庭结构，人们不难理解博尔赫斯对德米耶赫“弗洛伊德式” 提问的对扰情绪。
　　在意识的层面上，他看到母亲总是受父亲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我 们可以再进一步推测，对乔琪来说，母亲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第 2 位的：
　　
她也在范妮·哈斯拉姆的影响之下，因为祖母是最强有力的语言代码——英 语的拥有者。母亲就像《一千零一夜》有些故事中那位美貌的情妇，父亲（和 长大了的乔琪）很喜欢读理查德·伯顿的全译本。她像一个被得到认可的奴 隶，因为她是法定继承人的母亲，但真正的王后，唯一合法的妻子，却是父 亲的母亲。这种关系可以用来解释母亲在博尔赫斯的神秘个性中所扮演的角 色：她始终存在，总是被彬彬有礼地对待，但又总是（相当微妙地）被置于 一种从属的地位。
　　在此不可能进行单纯的精神分析。这种努力已进行过多次，但结果各不 相同，至今最为满意的一次分析是由迪第埃·昂佐于 1971 年进行的。尽管这 位法国精神分析家缺乏所有必需的传记资料，也没有完整的文献材料，但他 还是提出了许多颇有创造性的见解。他没有按照弗洛伊德式的传统方法进行 分析，而是依靠梅拉尼·克兰关于人体与无意识关系的理论（克兰，1975）， 并得益于雅克·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阐释和重构（拉康，1966）。根据以上的 观点，在孩子被割断与母体相连的脐带后以及在哺乳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仍会与母亲息息相通；他与母体的统一甚至在断奶后仍得以维持，因为母 亲从不停止与婴儿的交谈，亦即向他传授语言代码。传授语言代码的同时产 生了另一种联系，以取代与母体相连的脐带，我们不妨称这种新的纽带为“声 带”。由于是母亲教给孩子最初的发音，以后又是她教给孩子第一批单词和 词组，因而对孩子来说，她的语言教育与她所起的其他作用紧密地联系起来。 哺育他，抚养他，与他交谈：三者合为一体。从这一观点出发，母亲的嘴巴 便是另一只乳房。
至于乔琪，他还有一位母亲，她没有为他哺乳，但她同样抚育他并（在
他断奶后）帮着喂养他。他的第二位母亲使用的地一种不同的语言代码，因 为她是一位英国妇女；她教给了乔琪第二种代码。倘若共享一种语言代码只 象征着母体与儿体的统一，那么接受第二种语言代码则意味着原先的那种统 一受到了威胁，母婴一体破裂了。乔琪接受了双重代码，但其代价是他受到 了永久性的伤害。他的肢体在反抗。众所周知，他说话有困难，“许多字完 全读错了。”在意识的层面上，他已接受了原先的统一体的分裂（两位母亲， 页个躯体），而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却埋下了悲剧性冲突的种子。
乔琪的无意识背叛不久就被遏止了。他不再讲错，学会了正确地表达自
己，并将两种语言区分开来。但在其内心世界的最深处，那些他将来写出的 诗歌和小说已渐现雏形，在真正原始的意义上，在他发现两性区别和恋母情 结之前，无法改变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这种冲突要经过差不多 40 年的无意识 努力才公开表现出来。博尔赫斯在其父 1938 年去世以后所写的小说中，这种 冲突最终以优美神秘的形式显露出来。
　　昂佐挑选了其中两篇小说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最初收入《阿莱夫》（1949） 的《神的手迹》表现的是一个玛雅牧师，他被西班牙征服者阿尔瓦拉多关进 牢房，隔壁牢房里关的是一只漂亮的美洲虎。牧师度过了无数难眠之夜，寻 求他的神失败的缘由，他最后断定，神已在某处给信徒们留下了秘密的启示： 神预见到世界的未日将会被蹂躏和毁灭，便在创世纪的头一天写下了能 驱除邪恶的咒语，其功力可以惠及最遥远的后代，且不受机遇的约束。谁也 不知道这咒语是在哪里写的，又是用什么文字写成，但它肯定存在，秘密地 存在着，某个被选中的人会读到它。我想我们现在，与往常一样，是处在时 间的尽头，而作为神的最后一个牧师，我的这一命运将赐予我特权，使我得
　　
以直观神的手笔。（《迷宫》，1962） 牧师缓慢而痛苦地得出结论：神的启示就刻在那只美洲虎的皮上。经过
更多长时间的梦想、沉思和苦楚，他看到了神秘的景象，与神合为一体。他 已能够破译这些文字。
　　神的启示由 14 个随意的单词组成（它们随意地排列在一起），只要大声 将它们读出，我就会变得无比强大。它们一经讲出，这石砌的监狱就将被砸 碎，白日之光就会照亮我的黑夜，我就会年轻，就能不朽，我就可以让老虎 嚼碎那个阿尔瓦拉多，让神圣的匕首刺入西班牙人的胸膛，重建金字塔，重 建帝国。40 个音节，14 个单词，我，辛纳康，将统治莫克特苏马曾经统治过 的土地。然而我明白，我永远也不会说出这些字来，因为我不再记得辛纳康。 我愿那书写在虎皮上的秘密随我的死亡而消逝。不管是谁看到了宇宙， 不管是谁看到了宇宙那烈火般的图案，他再也不会光想到一个人，不会考虑 他微不足道的命运与不幸，尽管他正是那个人。那人一直就是他本人，而现 在却对他无关紧要了。如果他此刻谁也不是，那么那个人的生命，那个人的 民族，对他来说又有何意义？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说出这段启示，为什么在
此躺在黑暗之中，让时光忘却我。（同上） 辛纳康获得了神的代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与神灵的结合。他已知道
了神迹的秘密，却并不需要运用它。在解释这篇小说时，昂佐指出通过语言
与神的相连象征了与母亲的融合：身陷囹圄的辛纳康感到快乐，因为他现在 和他的神在一起！孩子在母亲的体外也感到快乐，因为他掌握的语言代码使 母亲与自己融为一体（昂佐，1971）。我们甚至还可以加上一点，辛纳康不 肯泄露秘密的启示实际上道出了孩子与母亲之间的隐秘和独特的关系。
昂佐认为另一篇短篇小说《巴比伦图书馆》是博尔赫斯最好的作品。它
最初见于《交叉小径的花园》（1941），后又编入《杜撰集》（1944）。对 于昂佐，这无尽的图书馆是无意识的象征：“它具备无意识的一切特征，依 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如此，依照拉康的理论也是如此；它是普遍的、永恒的， 并且它的结构亦如同语言的结构”（同上）。在巴比伦图书馆和无意识之间 还有另一种联系：二者均易于无限地组合。“身体以代码发声，孩子替母亲 说话和写字，母亲的嘴巴替他讲话，后来也替他写字，在上述情况下由于数、 形式和内容的变化，无意识为这些谈话提供了许多奇妙组合的可能性。”因 此，昂佐认为：“叙述者在巴比伦图书馆里的神秘旅行象征着对母亲身体的 探索——喂食的乳房也是讲话的嘴巴，教给孩子语言代码的嘴巴”（同上）。 从小说中还可以看出双语代码造成的创伤所留下的痕迹。图书馆的藏书 量极大，大得可怕。在记述该图书馆时，那位无名的叙述者回忆了一些原则，
其中第 2 条是：
表音符号是 25 个①。300 年前的这一发现帮助形成了关于图书馆的一般 理论，并且为一个任何推测都无法解释的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即几乎所 有的书籍都是无形与混乱的。有一例是我父亲在第 1594 回径的一个六边形里 看到的，它由字母 MCV 组成，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奇怪地重复。另一例（在 这地区它常被查阅）仅仅是字母的迷宫，但倒数第 2 页写道“啊，计算你的 金字塔”。人们已经搞清楚的只是这一点：对于每一行直截了当、意义明确



① 原稿没有数字或大写字母。标点符号也局限于逗号和句号。这位不知姓名的作者认为这两种标点加上空
格和 22 个字母所构成的 25 种符号就足够了。——原注

的句子，都有一长串无意义的杂音，混乱而语无伦次的文字。 次藏这种书籍的书库被混乱所毁，它所使用的毫无意义的规则使它瓦
解，变得荒唐。秩序的梦想变成了梦魇。同样，对于乔琪，第二种代码系统
（更多的是基于有意识的而不是无意识的逻辑）将破坏母亲身体的统一。因 此，第二位母亲，祖母哈斯拉姆，在无意识层上将成为破坏性的混乱成分。 但这一冲突将隐藏在乔琪的无意识里，直到他开始学读英文而不是西班牙文 之时。然后，通过奇妙的置换，祖母的代码变成了第一种代码，而至此一直 在幕后的父亲则成为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作为操英语（占优势的代码）者， 父亲大大地取代了母亲及祖母哈斯拉姆，担负起了教师——新的阅读代码导 师的职责。在意识层上，乔琪接受了这种变化。但在无意识层上（他已开始 在这一层面上创作他所有的幻想故事），他从未接受过这一变化。他后来只 有用母亲那一被抛弃、受藐视的代码——西班牙语——才成功地象征了那种 受压抑的古老材料：构成身体（与诗）的那种东西。

5．游戏伙伴


　　乔琪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个伙伴，那就是比他年幼两岁的妹妹诺 拉。尽管《自传随笔》很少提及诺拉——只有四五处提到她，但在乔琪的感 情上，诺拉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大约 15 年的时间里他们共享着一切：每 天晚上他们一起离开大人的世界，到楼上各自的寝室里去睡觉；同一个家庭 教师教他们学英语；他们一起度假，在乔琪发明的游戏中尽情地玩耍，诺拉 总是主角，扮演引导人和保护者。他们共亨着爱、梦想和恐惧。乔琪虽年长 几岁，但诺拉的性格却更加坚强。她没有承袭博氏家族的眼疾。相反，她长 着一双大眼睛，似乎对世上的形形色色感到迷惘。在他们保存至今的童年相 片上，诺拉双目有神，充满了好奇，嘴角挂着一丝顽皮的微笑，而乔琪则显 得两眼朦胧，神情不定。诺拉决意要当画家和善长工笔的画匠，她的作品反 映了她和哥哥所共享的家庭世界。她的油画和素描勾勒出那个世界的童稚和 天真，似乎她的眼睛只记得秋天到来前的花园。
在回答一位法国记者采访时的回忆中，母亲评述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
系：“他很害羞，非常内向。他崇拜妹妹，他俩一道发明了无数奇特的游戏， 他们从不吵架。他们总是在一起，直到乔琪在瑞士有了同学”（母亲，1964）。 博尔赫斯在回忆这段幼年情景时以较为平允的语气说：“我已说过，我童年 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家里度过的。我们那时没有朋友，我妹妹和我就编造了两 个想象中的伙伴，也不知为什么就把他们称作奇洛斯（Quilos）和风车
（windmill）（当这两个人物令我们腻烦时，我们就向母亲宣布他们已经死 了）。”（《随笔》，1970）
　　这段短短的回忆很耐人寻味，因为它对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阶段却相当 缄默。它也揭示了乔琪早熟的语言天赋。假想人物的名字很有意义。Quilos 与西班牙语复数词 kilos（千克）谐音；但它又可能暗示着另一个更有学究 气的来源，或许是乔琪从字典上查到的：西班牙语称消化液为 quilos（据科 罗米纳斯说，它源于希腊文 khylós）；这里可能使用了双关语。另一个角色 的名字“风车”，较容易理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博尔赫斯家花园里 有一架风车。暴风雨中风车发出的呜呜声和刺耳的尖叫声常使乔琪惊恐万 分。他 30 岁时写的一首诗——《自然流畅的记忆》（收入《圣马丁的手册》，
　　
1929）重玩了他童年时的家庭和街区，他在诗中特意提到那架风车。风车呈 红色，有一只勤奋的轮子；它是“我们家的骄傲”，因为邻居家没有风车， 他们得从那些推着木轮车到河边运水的人那儿取水。他生动地回忆风车圆形 的底座：“它是清水的牢房”（《诗集》，1943）。
　　该诗还忆述了花园和街区。为了捕获昔日的奇妙与美好，博尔赫斯不禁 添上了几笔凶险的描述。他记起一只喜鹊在一棵漂亮的树上筑巢，她不管其 它鸟儿的大声抗议，吞食着她自己的后代。这件事引起的恐惧归结于一个词： 绝望。写到花园时，博尔赫斯说：
你的树和我的树的沉睡仍然交融在黑夜里， 而喜鹊的绝望 在我的血液中留下了古老的恐惧。
　　　　　　　　　　　　　　　　　　　　　　　　　　　（同上） 母亲记得乔琪爱在花园里的一株棕榈树旁玩耍，诗中也提到了这株棕榈
树：

棕榈树啊，你是那个天地间的巨人， 也是小鸟们的家园。




（同上）

　　在那棵棕榈树下，”母亲回忆道，“他和妹妹尽情地游戏、梦想，娱乐； 他们想象出一些角色，并和这些角色玩耍；那是他们的极乐岛。”（母亲，
1964）
　　诺拉也将她的记忆公诸与世。艾丽西亚·胡拉多的书中记载的主要是她 的描绘。她回忆了那些游戏和惊恐，风车和喜鹊，但她在他们童年的画卷上 添加了其它的意象。据那本书记载，诺拉觉得乔琪——
在她的记忆里总是穿着浅褐色晨衣，俯卧在地上读书。他不喜欢体力劳
动或需要技巧的游戏，除了 diavolo（一种用木箍进行的游戏），但他喜欢 和她重演书中的情景：他扮王子，而她演王后，他的母亲；他们站在楼梯上 倾听想象中臣民的欢呼；或者乘坐导弹作登月旅行，导弹是折叠起来的中国 式屏风，其红色丝绸上绣有金色的鸟儿和花朵，他们从楼梯扶手上滑下来， 跌入其中。有时，他们冒险在屋顶上行走，寻找一间他们从未到过的房间， 一个应当存在的神秘的所在。（胡拉多，1964）
他们经常在乌拉圭度夏，到蒙得维的亚郊外的一幢别墅里或弗赖本托斯
附近乌拉圭河上游的牧场上看望母亲的亲戚们。他们在那儿有一个游戏的伙 伴，一个叫埃丝特·希多的表妹，她也有一位家庭教师教她英语。据诺拉的 回忆，在埃丝特那儿：
　　有一座瞭望塔，内有螺旋式楼梯和彩色玻璃窗，从那儿可以异常清晰地 看到“悲伤的罗伊”（博尔赫斯小说《死亡与罗盘》中的别墅）发出的红、 绿色菱形光。在那孤独的地方，孩子们建立了“三个十字架之社，以抵御想 象中要追杀他的敌人。总部是一个连接长廊的上过漆的木阳台，其唯一通道 是一座小桥。他们用假想中的受害者发明的密码书写情报，还戴着布料假面 具在别墅四周游荡。（同上）
　　幼时的乔琪对假面具既着迷又反感。在狂欢节期间，他常透过花园的栅 栏安全地向外窥视，街上戴着面具的狂欢者们将鼓敲得震天响，吵吵闹闹地 玩泼水游戏。在上文所引的那首诗里，他就提到过“喧闹的狂欢节”。也许 关于面具他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母亲向艾丽西亚·胡拉多透露道，乔
　　
琪小时候只有一次“答应化装，并坚持穿一套魔鬼的服装——这一点或许很 重要”（同上）。以后的几年中，乔琪对假面具一直怀有恐惧的心理。他的 一位挚友西尔维娜·奥康普曾描写道，狂欢节时，当一群戴着面具、身着化 装服的朋友闯了进来，博尔赫斯显得十分惊恐。
在他的小说里，博尔赫斯总是把面具和伪装与邪恶和谋杀联系在一起。
《世界丑事》一书中最深刻的小说之一是《蒙面染工，默夫的医生》，它描 写了一个骗子预言家以金面具掩盖其患麻风病的真面目。《死亡与罗盘》（后 编入《社撰集》）里的罪犯用假面具将侦探诱入足以置他于死命的阴谋之中。 面具的可怕不仅在于它们隐藏了人的本来面目，还在于性格的表现被永久性 地固定下来。在偶然而多变的世界里，它们成了绝对的东西。面具又是人类 两重性的标志：每个人内心深处相对抗的两重性。也许乔琪并未意识到面具 的意义，但他厌恶它们，拒绝它们，他戴面具只是为了扮演一些邪恶的角色： 恶魔（据母亲回忆）或遭残害的牺牲品（据诺拉回忆）。
　　有一天，他和诺拉及埃丝特的追捕游戏达到了高潮：“整个夏天他们都 处于想象出来的恐惧之中，游戏编得非常逼真，有一次午睡时，他们三人竟 从衣橱上一面可怕的镜子里看到了那杀手。据诺拉说，那家伙形象模糊，是 绿色的”（胡拉多，1964）。那鬼灵般永远醒着的镜子成为博尔赫斯作品里 反复出现的意象。但在成为一个文学意象之前，它一直是纠缠着博尔赫斯的 积念。艾丽西亚·胡拉多写道：
诺拉仍记得他们孤单单地呆在楼上卧室时的那些可怕的夜晚。乔琪甚至
害怕看到光洁的红木床架上映出的他自己那模糊不清的面孔。许多年以后， 我们可以在一首诗中找到那种心绪的痕迹，诗中写道
模糊的
红木镜，在红色黄昏的 薄雾中抹掉了 那副张望着和被张望着的面孔。



这首题为《镜子》的诗接着揭示道： 玻璃窥视我们。如果在我 卧室的四壁之间有一面镜子， 我不再孤独。因为有了另一个我。
黎明时分，镜中的影子创造了一个无声的舞台。

（同上）

　　　　　　　　　　　　　　　　　　　　　　　　（《诗作》，1964） 乔琪对镜子感到害怕甚至恐惧，这似乎与人们所了解的儿童对镜子的反 应相反。根据雅克·拉康关于在潜意识发展过程中镜子阶段的重要性的理论， 儿童从镜子中发现了自我的完整形象，一个统一体；而在此之前，他只有一 个片面的自我形象。这一发现给他带来了欢乐，因为他预想自己将来能够控 制自身（拉康，1966）。而在乔琪身上，这种欢乐似乎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正如迪第埃·昂佐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乔琪来说，镜子的映 象只不过确定了一个事实，即他的身体已被从母亲的身体里分离开来了。这 一发现不但没有消除乔琪的疑虑，反而加剧了他的痛苦——对另一个自我的 无法忍受的感知。他从镜中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亦即他自己。换言之，他看 到的不是他意愿中的自我（与母体相连的那一个），而是实际中的另一个自 我。这可能就是他产生无法摆脱的困惑的根源，而双语现象更加深了这一困
　　　　　　　　　　　　　　　　　　　　　　　　
惑。
　　对此还可作出不同的解释，昂佐在他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了（同上）。 在几处，但主要是在他对狼人的临床研究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确认了另 一种相应的创伤，有时也与镜子有关：原始的景象。通常是孩子无意中通过 镜面的折射而发现了父母的性生活。乔琪心头老是萦绕着卧室里的一面镜 子，他甚至害怕光洁的红木床架上所反射出的自己的面容，上述事实似乎暗 示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
　　博尔赫斯的几篇短篇小说中还有一些线索暗示了这种联系：他多次出人 意料地将镜子与交媾联系起来。第一次作这种联系是在《蒙面染工，默夫的 医生》中，上文在讨论面具时曾提到这篇小说。小说有一节题为“讨厌的镜 子”，博尔赫斯概括了主人公的宇宙观：“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谬误， 一个拙劣的模仿品。镜子与父性是令人生厌的东西，因为它们扩充并确证了 这一仿效。憎恶它们是最大的美德”（《世界丑事》，1972）。尽管博尔赫 斯在《世界丑事》结尾列出了该书的史料来源，但有一点已令人满意地得到 证实，那就是这段“宇宙观”并无史料可查。在另外一篇小说《特伦，乌克 巴，第三星球》中，博尔赫斯为一个类似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更加怪诞的来源。 它表现的是乌克巴一个异教首领的观点。故事中，傅尔赫斯正和朋友阿道 弗·比奥伊·卡萨雷斯共进晚餐，在交谈中，比奥伊回忆说乌克巴的一个异 教首领宣称“镜子和交媾是可恶的，因为它们增加了人口”（《迷宫》，1964）。 这是对这段引语的准确来源进行探索的起点，探索是繁琐的，但最终获 得了成功，博尔赫斯称之为“难以忘怀的查证”。比奥伊·卡萨雷斯拿出一 本《盎格鲁-美利坚百科全书》，其中有一篇谈乌克巴的文章，这时那位首领 的学说再次被引用：“异教首领的名字虽不能即刻查到，但有一段关于其学 说的说明，说法几乎与他（比奥伊）复述的那段一致，不过也许文字上稍逊 一筹。他的回忆是：”交媾和镜子是可恶的。’百科全书上写的是：‘对于 一个诺斯替教徒，有形的宇宙是一种幻觉或（更准确他说）是一种诡辩。镜
子和父性令人生厌，因为它们扩充和撒播宇宙’”（同上）。
　　或许应当指出，在西班牙文本中，比奥伊·卡萨雷斯的说法与首领自己 略为不同的措辞原是由英文译成西班牙文的，目的是为了使故事逼真。但更 重要的是三篇作品的冲突：一个在《蒙面染工》中，两个在《特伦》中。它 们表达的意思相同，但背景内容很不一致。默夫医生的宇宙观对“镜子和父 性”作了比较，正如《特伦》里首领作的比较一样。而比奥伊·卡萨雷斯的 说法却对“交媾与境子”作了更为明确的通解。
　　他们三者之间还存在其它的差异。《蒙面染工》里镜子与父性的对比基 于二者均“扩充并确证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一事实，而（对于医生来说） 世界是一种“仿效”。比奥伊·卡萨雷斯从《特伦》里引用的第一句话很明 显是指它们“增加人口”这一事实。首领的观点回到了医生的见解：有一个 宇宙，是真实的，而另一个是反映出的，扩充了的，并为镜子和父性所撒播。 医生和首领的观点之相似再一次暗示了一个共同的观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它们所暗示的诺斯替教信仰，即创造世界的不是上帝，而是下等神灵（或恶 魔），他们模仿了上帝的创造。
　　虽然这一点相近，但是第一种和第三种说法却有着重要的差异。二者都 称镜子和父性“扩充”了宇宙，但第二个动词却不相同：前者是说确证世界； 后者则说撒播世界。这一变更值得重视，而在西班牙原文中更加清楚。傅尔
　　
赫斯没有使用 diseminar（撒播）一词，而是用了 divulgar（传播），从词 源上讲暗指在 vulgo——平民中传播。在詹姆斯·厄比的译本里，“撒播”
（disseminate）一词另有其分量：它含有精液（semen）或生殖（seminal） 的概念，博尔赫斯的原作显然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因而译文使得“难以忘怀 的观察”所隐含的性的意义更加明显了。
　　对《特伦》作如是解释似乎不仅合乎情理，而且符合原文的意思。很重 要的是，整个故事源于一次讨论：“博尔赫斯”和“比奥伊”认为“以第一 人称创作小说，叙述者会删减或歪曲事实，并且矛盾百出，让少数读者—— 极个别读者——去领略一个残暴与陈腐的现实社会”（《迷宫》，1962）。 如果“故事”一词可用未替代“小说”，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提出的那样，那 么作品就涉及到《特伦》本身，因为该故事描写了一个幻想的世界，这世界 实际上就是地球——在文艺复兴宇宙观中它被称为“第三星球”。在精心制 作的乌克巴的面具背后隐藏着凶残而陈腐的现实：现实世界充其量不过是一 个拙劣的模仿品，由次等的神所创造，并通过镜子和父性得以永存。
　　这种对父性体现（或如比奥伊·卡萨雷斯所说的交媾）的嫌恶与借助于 镜子而发现的原始景象到底有多少联系呢？唯一存在的证据隐埋在博尔赫斯 的作品里。《镜子》一诗的另一部分将这种若即若离的联系再次建立起来：
我看他们无穷无尽，
　　一个古老契约的基本履行者们， 无休止地、致命地以生殖来扩充这世界。
（《诗作》，1964）
　　他的作品中那种原始景象的影响在撩拨人心的隐喻里激增，有时表达得 极为明显。另一篇短篇小说《长生鸟教派》最初发表于《南方》（1952 年 9
—10 月号），后来编入 1956 年版的《杜撰集》，它彼伪装成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异教教派的历史再现。在许多未必金属虚妄的查证的掩盖下，博尔赫斯 谈到确保那些长生鸟的崇拜者永生的“秘密”。
这一“秘密”??被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但母亲最好还是不要将它教给
孩子，牧师也不要教；传授这一秘密的工作是最低贱的人干的。一个奴隶， 一个麻风病患者，或一个乞丐，是神秘教义的传播者。一个孩子也可以向另 一个孩子灌输，这种行为本身是无足轻重的，短暂的，也无需描述。所用材 料是软木塞、蜡或阿拉伯树胶。（在礼拜仪式上会提到泥浆；它也经常被用 到。）没有教堂专供此种礼拜仪式之用，但某些遗迹，如地下室或门厅被看 作是合适的地点。这一“秘密”是神圣的，但总有点荒唐：其仪式是暗中进 行的，甚至是偷偷摸摸的，精于此道者对它也缄口不言。它没有体面的名称， 但人们认为一切词汇都可以表达它，或无可避免地隐指此事，因而在交谈中， 我说到这样或那样的事，内行们便一笑置之或变得尴尬，因为他们清楚我已 涉及到这一“秘密”了??一种神圣的恐惧感阻止了一些虔诚的信徒举行这 一极其简单的仪式；其他人鄙视他们，然而他们更加鄙视自己。
　　我已与三大洲许多长生鸟的信徒们建立了友谊；我知道这一“秘密” 在他们看来开始时显得陈腐、难堪、粗俗，而且（更奇怪的是）难以置信。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他们的父母竟如此堕落，会干出这种勾当来。奇怪 的是这“秘密”并不是很久以前湮没的；虽然宇宙历经沧桑，遭受战火与迁 徙，它还是令人敬畏地传播到了众信徒当中，有人毫不迟疑地断言它现在成 了一种本能。（《迷宫》，1962）
　　
　　博尔赫斯想逐渐向读者展示的“秘密”正是两性交媾，它确保物种的再 繁殖，因而使其“世系得以绵延不断，代代相传，完成了这种仪式”（同上）。 但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译解这一“秘密”。至少有一位——罗纳德·克赖 斯特敢于就此向博尔赫斯提问，据他所说，1968 年他曾在纽约问过作者。博 尔赫斯的反应是让他满腹狐疑地等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接待他时，博尔赫斯 侧过身来对他耳语，以免被别人听到：“呃，这是惠特曼所谓的‘神圣的丈 夫由做父亲而领悟的行为’。第一次听说它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大为震惊， 不敢想象我的母亲、父亲做过此事。这是个令人惊诧的发现，不是吗？而它 又是一种不朽的行为，一种不朽的仪式，难道不是这样？”（克赖斯特，1969） 在故事中，博尔赫斯描写了一些信徒被告知这一行为时的惊异之状：“他 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他们的父母竟如此堕落，会干出这种勾当来。”博尔 赫斯更早的一篇小说里也有同样的反应，它是仅有的几篇提及性问题的小说 之一，题目是《埃玛·祖兹》，最先刊登在《南方》上（1948 年 9 月），后 来选入《阿莱夫》（1949）。故事写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她的父亲被生意伙 伴逼得自杀了。为了替父报仇，她打算控告那伙伴强奸了她，然后再杀死他。 但有一事实可能会揭破她的谎话：她仍然是个处女。为了失贞，她将自己的 肉体出卖给了一个陌生的水手。（这一情节是整个故事中最无力的部分，它
是博尔赫斯的一位女友提供的。）博尔赫斯这样描述埃玛性交时的反应：
　　在那超越时间的时刻，当断续而粗暴的兴奋令人困惑地交织在一起时， 埃玛·祖兹究竟有没有想到过那个使她作出牺牲的死者？我坚信她确实想到 过一次，而在那一瞬间，她几乎破坏了她那疯狂的计划。她想到（她不能不 想到）她父亲对母亲所干的这种丑事此刻正在自己身上发生。她想着，带着 微弱的兴奋，很快陷入眩晕之中。（《迷宫》，1962）
从乔琪对性的秘密的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出博尔赫斯在谈到性问题时闪
烁其辞、言不尽意、甚至自我压抑的根源——这些表现在上列引文中有所反 映。我们无法知道他和诺拉对这一问题知道多少。他们长大成人后的不同生 活方式表明，他们在与世隔绝的花园里或有镜子的卧房里玩的儿童游戏对他 们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影响。年近 30 时，诺拉嫁给了西班牙评论家兼诗人吉列 尔莫·德托雷；乔琪直到年近 70 才娶妻，而婚姻只维持了 3 年。诺拉生有二 子，而乔琪却从未做过父亲。
在巴勒莫的那座花园里，诺拉和乔琪的关系非常密切。她是他的保护者，
是母亲的替身和一个很好的外在自我，而不是镜子里常现的那个自我。她和 乌拉圭的表妹埃丝特·希多帮助乔琪抵御假想中的敌人。她们急切地要保护 他，甚至和他分享幻觉，于是有一天（诺拉可以作证）她们俩都看到一面镜 子里反映出了谋杀者那可怕的形象。弗雷泽或许会说这是魔法的感染。也许 是因为两个女孩都完全顺从了乔琪的想象和意愿。但她们也分享了他对梦幻 和艺术的趣味。关于他自己的以及诺拉的视觉艺术风格，博尔赫斯曾这样评 述：
　　伯金：你喜欢绘画和建筑，是不是？我是说你的故事具有很生动形象的 视觉效果。
博尔赫斯：它们是真的视觉化呢，或者说这种视觉来自切斯特顿？ 伯金：你好像有那种使纯属想象的世界变活的能力，比方说“不朽者的
城市”。 博尔赫斯：我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变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