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点名字大全:南方周末：康乾盛世藏富于民

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看，国家军力强盛、对外开疆拓土的同时会伴随着对内的横征暴敛，因为强大的军力和战争需要经济的支撑，导致民力消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秦始皇伐匈奴、征南越、建长城、修宫室耗费天下民力，结果强大不可一世的秦帝国二世而亡；汉武帝征伐匈奴的结果是户口减半，民怨沸腾，汉武帝本人晚年也痛悔自己就是另一个秦始皇；唐玄宗对外频繁用兵，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亲历者杜甫形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结果开元、天宝盛世转眼成空，安史之乱爆发，同样天下户口减半，唐朝走向了衰落的不归路。

康乾盛世开拓的版图空前，用兵频繁，仅乾隆时期的两征弹丸之地金川就耗费了七千余万两白银，从历史经验看，横征暴敛似乎不可避免。但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增加赋税，更奇怪的是康熙、乾隆二位皇帝频繁下令蠲（juān）免天下赋税，其力度之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在中国帝制时代，如果某地发生灾荒，皇帝下令赈灾同时蠲免该地的赋税并不鲜见，称为“灾蠲”，例如康熙十八年北京发生地震，在救济的同时，还将受灾最重的通州、三河、平谷“本年地丁钱粮，尽行蠲免”。但康熙、乾隆的蠲免赋税行为的主要起因并不是灾荒。

康熙曾多次南巡视察河工，体察民情，他认为自己的出巡会对地方造成一定的骚扰和负担，因此他经常蠲免所经地方的赋税，这就属于“恩蠲”——“遇国家庆典，或巡幸，或用兵，辄蠲其田赋”，即使没有庆典、巡幸、用兵，康熙也经常“无缘无故”蠲免天下赋税，有一次甚至免除了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2年间，他总共不同程度地蠲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总计折合白银达1.5亿两。康熙中期以后，天下太平，经济繁荣，国家岁入不过三千五百余万两白银，即相当于免除了4年多的岁入。康熙年间，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米价徘徊在每石白银六七钱至一两二三钱之间，以此折算他蠲免了全国约1.5亿石米（135亿公斤）。

“以皇祖之心为心”、“法皇祖之事为事”的乾隆皇帝一直以康熙为楷模，在蠲免上更是青出于蓝，他在即位之初就宣布免除以前的欠赋，仅江苏、安徽两地就免了赋银一千余万两，最为突出的是他先后5次免除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另外，当时东南各省还承担向北京输送漕粮供养皇帝、贵族、官僚、军队的任务，每年定额400万石，加上运输、损耗的成本，民众的负担很重，康熙在位也仅免除过一年的漕粮，而乾隆曾先后三次全免一年的漕粮。在其执政的63年里，乾隆皇帝多次以多种名义免除的天下赋银超过3亿两；乾隆时期米价上涨，每石约为1.5两白银，3亿两白银相当于2亿石米（180亿公斤）。
康熙、乾隆免除的赋税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康熙年间，全国财政收入每年不过两三千万两白银，在最鼎盛的乾隆时期，全国财政收入也不过5000万两，而其时的全国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乾隆中叶后更超过了3亿，即人均每年承担的赋税不到半两白银，约合30公斤米。如果以现在的米价每公斤4元人民币计，康乾时期人均承担赋税每年不到120元人民币。黄仁宇感叹：“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赋税很轻的国度。

虽然清朝的赋税很轻，康乾时期又对外积极扩张用兵，同时大兴各种工程，但每年国家财政都有盈余，国库储备银也逐年上升，康熙四十五年国库存银已经超过五千多万两，以后虽有起伏，但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到了乾隆三十七年，国库存银达到空前的八千多万两。充盈的国库无疑是大幅度免除赋税的重要物质保证，但藏富于民的政治理念才是政策得以实施的根本原因。乾隆认为：“天地只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檐蔀屋自为流通。”即与其将财富积聚国库，不如让它流通于民间，藏富于民，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富足了，国力自然会变得更强；正因为此，康乾时代才能在对外积极扩张、对内大兴工程的同时却不增加赋税和人民的负担，因为国力强盛，扣除军费和工程费的开支，国家财政照样有盈余。

减免赋税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帝制时代，国家属于皇帝私有，所有权分明，即所谓的“家天下”，皇帝对国家负有无限的最终责任，而官僚只是皇帝雇佣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官僚的寻租、谋利的主要手段就在于征收赋税，利用征收过程中的“耗羡”（损耗）中饱私囊，耗羡甚至可以与赋税相当，他们有增收赋税的天然冲动，因此免除赋税的最大利益受损者是各级官僚。皇帝为了自己、祖宗、子孙的社稷计，制定的政策要立足于长远，而不是一时；作为被雇佣的职业经理人官僚更注重于其在位的一时，而不是长远，这是皇帝与官僚天然的利益分歧。作为政治家的康熙、乾隆深谋远虑，采取免除赋税、藏富于民的政策正是出于这种长远的考虑。两千余年帝制的中国始终是世界超级大国，这种所有权和责任分明，有效避免了政府成为一个与民争利，沦为剥削国民的利益集团，皇帝监督官僚的制度于此功不可没，因为它可以保证政策的长远性、持续性以及政治的制衡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