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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之我见（三）

余秀才

摘要：

虽然已过诉讼时效，但债权人仍不丧失实体权利，仍可要求债务人偿还，且该实体权利仍受法律保护，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以抗辩，并请求法院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此时，如果债权人主张债务人看似合法的“提出诉讼时效的行为”，掩盖的是其“不想再偿还”的非法目的，从而请求法院认定该行为无效，依然判决支持其诉请时，法院该怎么办？我们会发现无论判决支持原告还是被告，都有可能违法。

关键词：

诉讼时效抗辩、提醒权、无效民事行为

一、债权人篇

自从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以来，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提起的债权追索之诉，只要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并请求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而法院最终判决结案的话，那么无一例外的都是债权人败诉，二十几年来，这种判决方案已成定论，似乎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实务中屡见不鲜，绝大多数人都已习以为常，甚至有些麻木了，从而放弃了对这种判决方案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思考。在此情况下，似乎债权人已经陷入绝境，无翻身之可能，真是这样的吗？

笔者的答案是——一切皆有可能，定论尚言之过早。如果我是债权人，在起诉时一定不会主动提交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证据，否则相当于此地无银，会起到提醒债务人的不利后果。庭审时，一旦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我将会在征得法官同意并请求书记员如实记录的情况下问债务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你认为涉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那你还想不想偿还涉案债务？”如果债务人回答是“还想”，那么我将会接着说：“请法官注意，也请书记员记录，现在并不是调解阶段，债务人的回答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限制，其回答完全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既然债务人都明确表示还想继续偿还涉案债务，那么请求法院依法认定债务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无效，依照债务人的意愿判决债务人清偿。”

如果债务人回答是“不想再偿还了”，我会首先提醒书记员请如实记录“不想再偿还了”这几个字，然后接着问：“你凭什么不想偿还？你不想偿还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债务人一般都会说：“因为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此时我会接着说：“超过诉讼时效就可以不偿还了吗？哪一条法条有这样的规定？”

这一问必然导致债务人哑口无言，因为事实上我国现有的法律的确没有这样的规定，即未规定消灭时效（即消灭实体权利的时效）和取得时效（即取得实体权利的时效）。此时，我可以接着说：即便涉案债权真的超过诉讼时效，我方仍不丧失实体权利，债务人仍不能免除偿还义务。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是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非请求法律保护或法律不予保护。法院的保护，只是国家法律保护民事权益的途径和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故超过诉讼时效之债权，仍受国家法律保护，债务人当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当庭明确表示不想再偿还涉案债务了，其这一行为表面上看是合法的，实质上掩盖的是其“不想再偿还”的非法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之规定，请求法院认定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系无效行为，仍然判决支持我方诉讼请求。

当然，一般而言，书记员是很难记录得如此详尽和有逻辑的，但没关系，债权人可以提交书面意见，且这种书面意见应当事先准备好，在宣读之前就可以告诉书记员“以下面的书面意见为准”。

其实，完全可以不经历上述这一过程，只要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并请求“法院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就已经足以认定债务人已经具有“不想再偿还”的意思了，也就完全可以适用上面的理论请求法院依然支持债权人诉请了。

二、法官篇

债权人如若前述作为，法官将面临两难之决择，一边是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予保护”，即法院丧失了保护权；另一边是债权人言之成理、于法有据的“请求认定债务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无效”的主张，我们会发现，无论怎么判都是违法，且不论怎么判都必有一方当事人会上诉，且都可以“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更可以同样的理由申请再审。如若是个案，法官或许还可以仍旧依照传统做法仍然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其实债权人上面所述之主张在民法通则颁布时就已经可以成立了，在我国可以说是与诉讼时效制度同时存在，二十几年来，全国的法官们之所以从未面临如此两难的选择，是因为无人想到这一点。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现在有人提出来了，该如何判呢？有没有一个合法而又完美的判决方案？

这一问题在2008年8月21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时效新解释）之前，的确是一个难题，因为法院是否应当主动审查诉讼时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现在好了。如果我是法官，我会这样判——

依照时效新解释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规定之立法精神，法院不主动审查诉讼时效，只有当事人自己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时，法院才予以审查，故法院启动审查诉讼时效程序的前提是“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系当事人可以控制的，故应认定为法律行为，而只有合法有效的法律行为才能产生行为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即便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仍不丧失实体权利，被告仍不能免除偿还义务，故原告的债权仍受法律保护，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言之成理。被告当庭表示“不想再偿还”所欠债务了，并且这种意思表示并不是在调解过程中所作出的，使本院不得不置疑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目的的合法性。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即使不起诉至法院，通过自力救济的方式要求被告偿还，被告拒绝偿还亦不合法；现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仍当庭表示拒绝偿还，其行为之合法性更难以成立。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所述的“被告当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当庭明确表示不想再偿还涉案债务了，其这一行为表面上看是合法的，实质上掩盖的是其‘不想再偿还’的非法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之规定，请求法院认定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行为系无效行为”之主张，于法有据，言之成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进而认定被告所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行为系无效民事行为，不能产生其所预期的法律后果，也就不能让本院启动审查诉讼时效问题的程序。据此，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本院依法不予审查。

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唯一合法而又能自圆其说的判决方案。

三、债务人篇

经过债权人和法官的上述铁臂合围，债务人瞬间从必胜变成了必败，有没有办法可以力挽狂澜、反败为胜呢？笔者的答案是——一切皆有可能。

表面上看，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和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似乎都并无不当，二十几年来，一直都是这么提的，也都达到了债务人预期的法律效果。那究竟问题出在哪呢？这得从提诉讼时效问题这一行为的性质说起。很多人人认为，提诉讼时效问题是一种抗辩权，以至于想当然地跟进提出请求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其实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知道，债务人是没有拒绝偿还的权利的，即不可能享有抗辩权的，故笔者一再强调，这只是一种提醒权[1]。如能改变这种观念，那么民法通则规定的超过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就是债务人可充分利用的有利武器，虽然法院不主动审查诉讼时效问题，但债务人可以主动提出，如何提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出就将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超过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故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是法律规定的应有之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之前，理论界甚至有人认为法院应主动审查诉讼时效，你不说法官都知道，所以债务人又何必瞎子带眼镜——多此一举呢？仔细分析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正是债务人多说了一句“请求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而导致引火烧身。所以，如果我是债务人，我绝对不会多说这一句话，我会这样提诉讼时效问题——

“我提醒法官注意，债权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至于法院该怎么判，我无权过问，也无权干涉，由法院自行决定。”如果债权人依照前述的理论问我还想不想偿还时，我可以这样回答：“法院判决我应当偿还，我会偿还；至于法院未判决我偿还我还想不想偿还的问题，那是拿到本案判决书之后的事，与本案无关，我可以等待拿到判决书之后再决定。”如何回答不一而足，总之核心思想就是绝不表露自己有“不想再偿还”的意思。如此一来，债务人确保债权人的第一次起诉的胜诉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四、债权人篇

难题又重新回到了债权人身上，但笔者看来，这已不再是难题，因为还涉及一个债务人是否同意调解或者是否同意以合理的方案接受调解的问题，如接受，债权人可实现起诉之救济目的，如不接受，则仍会使债务人之非法占有目的暴露无遗。故针对债务人的上述行为，债权人可再提起侵权之诉、不当得利之诉和侵占罪的刑事自诉加以救济，具体论述详见笔者的另一篇论文《论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再救济》[2]。

结语：

因我国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导致“人民法院无法律依据对争议的产权归属问题作最终裁决，而只能判决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这无异于将矛盾推之于法院门外，这可能使矛盾激化，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3]。”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仔细思之，不够深邃，从本文的论述可知，法院解决实体争议的法律依据与民法通则同时产生和存在，至少从最高院颁布时效新解释时起，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法律依据。因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将矛盾推之于法院门外”？

诉讼，是原告、被告和法官三方不断角力的过程，此间，三方需要不断的斗智斗勇，相信本文能够给这三方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同时也将对三方的行为和后果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起关键作用的就是我们人民法院的法官。“正义有着一张普洛秀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能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4]”，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守护者——法官，不知正义，如何守护？故在处理案件时，需要不断的思考、探索并判断什么才是更为正义的，从而作出更为合乎正义的裁决。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不能造法，但我们却可以根据价值判断来更好理解和适用法律。正义不是挂在嘴上用来说着玩的，西方有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5]，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法院是公正的、是正义的，但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将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推之于法院门外，任其自生自灭，那么我们所谓的公正、正义又怎能为老百姓所看到？充其量只是纸面上的正义。“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6]”，看了本文及笔者的《论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再救济》之后，试问还有多少人敢说现在普遍存在的传统的诉讼时效案件的判决方案是正确的、公正的和正义的？在此情况下，我们仍拒绝加以修正，又怎能对得起老百姓？

“如果一部宪法的规定极为详尽具体而且不易得到修正，那么它在某些情形下就可能成为进步和改革的羁绊[7]”，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决定了想通过立法来改变现状是极其缓慢的，而债权人所受的不公正、不正义的待遇却时刻存在并仍在继续，“自然法的大多数倡导者——其中有圣•托马斯•阿奎那、格老秀斯（Grotius）、普芬道夫（Pufendorf）、洛克（Locke）和霍布斯——都一致同意，在实在法严重违背正义（decency）的情形下，应当承认私人和司法人员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反对这一应受谴责的法律[8]。”笔者认为，此处的“实在法”应作广义理解，可理解为传统办案模式、判决方案。因此，当现行的审判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正义的羁绊时，需要我们广大的法官勇敢地站出来，作为法官，有权利也有义务打破成见，推翻诉讼时效案件的传统审判模式，寻求更为正义的判决方案，从而将公正、正义落到实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还等什么？除了能等到老百姓铺天盖地的骂声之外，又还能等到什么？

笔者希望籍此一孔之见能够为提高司法公信力作出些许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