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天际线，妙笔偶得之

2011年8月7日   B04：B04－柒调查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顾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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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汀汀 本版插图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顾筝

    “城市天际线是城市的象征。它们是城市个性的浓缩，是城市繁荣的机缘。 ”

    上海有一条堪称“精美”的天际线。

    如果你站在黄埔江的慢船上，面向浦西，你就能看到——外滩的那一组万国建筑群。

    这条天际线并没有经过明确的规划和设计，但它就是那么自然而偶然地出现了。

    那天际线  曾是一首雄浑的乐曲

    上海，意味着机会。英国人威尔逊对此肯定深有体会。他的建筑师职业生涯开始于1898年，伦敦HW派克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了近十年后，他想离开英国接受新的挑战，于是在1908年在香港公和洋行得到了一个助理的职位。

    之后，属于他的机会和挑战来了。1912年，威尔逊来到上海筹建公和洋行上海分行，之后成为公司合伙人。在上海期间，他主持或协助设计了公和洋行在外滩所建造的9幢建筑中的6幢，其中包括著名的汇丰银行大厦和海关大楼。

    可以说，外滩建筑天际线的关键几笔，就出自威尔逊之手。

    著名建筑学家张开济认为，看一个城市，首先是看它的天际线。“城市天际线是城市的象征。它们是城市个性的浓缩，是城市繁荣的机缘。任何文化和任何时代的城市都有各自高耸而突出的地标，以颂扬其信仰、权力和特殊成就。这些地标归纳了城市形式，突出了城市意象。”美国学者斯皮罗·科斯托夫在《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一书中为城市天际线下了准确而富于文化意义的定义。城市天际线并非单一的城市远景之“线”，也并非仅由高楼大厦所勾勒，科斯托夫认为，决定天际线视觉特征的设计要素包括高度、形状和路径。

    上海有一条堪称“精品”的天际线，那就是矗立在黄浦江边有万国建筑之称的由威尔逊们设计建造的外滩建筑群。

    曾经有人做过测试，站在浦东向浦西望去，上海外滩的天际线用电脑绘制下来，按一定的节拍分切，居然是一首非常雄浑的乐曲。

    这个测试和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系教授钱宗灏的说法不谋而合：“我们现在如果站在浦东，在黄浦江上看，外滩的城市轮廓线非常漂亮。从左边望过来先是平的，后来到了浦发大楼跟海关的地方，一个圆的一个方的造型，形成一个起伏；接下来又是平的，就像一曲交响乐，先是舒缓的慢板，然后有一个高潮，然后又平；到了和平饭店这里，一个尖的一个方的造型，旋律又是一个起伏，然后又是平平平，平到苏州河，上海大厦是一个华彩乐章，一个高潮，随后戛然而止！这就是上海经典的城市轮廓线，美轮美奂，深入人心。”

    甲方的力量  主导了“外滩风格”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美丽的天际线，就是一曲优美的乐章，和谐而富有韵律节奏感。但是，威尔逊及其他建筑师们在建造外滩的建筑时并非刻意地和周围建筑进行融合，外滩精美天际线的形成，纯属偶然的妙笔。“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就是这样的高度。”钱宗灏说。上海史专家薛理勇说，在当时的建筑水平下，建筑要建得高大，难度比较大。“如果当时的技术能把房子造得更高，那么那些业主肯定会建得更高的。”薛理勇进行了假设。

    钱宗灏查阅了资料，发现当时在外滩建造房子，并没有什么高度的限制。而在外滩进行建筑设计的建筑师，大多是学院派，他们有一些从法兰西艺术学院毕业，在他们做学生实习的时候，什么都要画，什么都要设计。可是钱宗灏并不认为这些建筑师在外滩建筑的风格上起到了多少决定性的作用，“那时他们都要听甲方（业主）的，甲方希望是古典主义，那就画古典主义，甲方希望是折衷主义，那就是折衷主义，当然，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来影响甲方。建筑在二战后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和工程学联系起来，渐渐得，建筑师的发言权才变大了，现在西方的建筑师是比较强势的团体。”

    薛理勇也认为是甲方的力量主导了外滩建筑的风格，“当时外滩的土地都归私人企业所有，想建得多高，建成什么样，都根据私人意愿。那是上海的黄金地带，能在有限的土地范围内建造出更多的建筑面积，应该都是甲方的建造初衷。”

    在采访中，钱宗灏和薛理勇一直表示，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没有1949年解放等历史事件，外滩的建筑可能早就被拆倒重建了。“当一块土地的价值超过地面上建筑物价值的时候，这座建筑就危险了。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条铁律，除非你有立法保护。幸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雅典宣言’，‘威尼斯宪章’，人们有了建筑保护的理念。”钱宗灏说。

    所以，现在外滩留下来了，而且很美。

    中国银行和沙逊大厦斗“高”  差点改变这条迷人的曲线

    如果当时中国银行真的如计划一般造到34层的话，那么今天看到的外滩天际线会有一点变化。

    关于中国银行和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斗“高”的说法一直流传着。

    钱宗灏简单地讲了这个故事：中国银行大楼的地基原先为德国总会大楼。它是在1907年建好的，一座德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非常漂亮，有点像慕尼黑附近的新天鹅城堡。到了1917年的时候，由于德国战败，这处产业就被当时的战胜方英国和法国作为战争赔偿给没收了。当时英、法政府指令他们在上海的领事馆，委托荷兰领事（因为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中立国）请一家公司来估价拍卖，大家投标，最后当时的中国银行出价最高，就把它买下来了。当时中国银行聘的建筑设计师是一名中国人，叫陆谦受。建造过程中流传有一个故事说，中国银行曾雄心勃勃，想造一栋远东第一高楼，类似于双子塔一前一后。后来据说沙逊出来反对，他说你在租界里面不能造得比我高。中国银行不服，官司一直打到伦敦，最终还是败诉了。于是给减掉了一半，只能造成这个样子。

    坊间流传着很多传说，不过大多查无实据。钱宗灏说，他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当时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宋子文和沙逊关系很好，所以他认为双方不至于闹到打官司的地步。钱宗灏的猜测是，中国银行自己把高度降了下来。“当时远东的形势不容乐观，我想是中国银行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主动把高度降下了。”

    薛理勇对中国银行是否真的设计了这么高层的楼都抱持了怀疑态度。“中国银行在1933年，1935年，1937年发行了三种纸币，用的都是中国银行的照片。1933年那张用的是之前德国总会的照片，1935年那张是建筑效果图，看上去它确实比沙逊大厦高很多，但比例完全是失调的，突出了中国银行。 1937年那张是实样，这次比例对了，中国银行不比沙逊大厦高。很多人是从这几张纸币中指出，中国银行曾想造远东第一高楼，但我觉得是建筑效果图和实图造成的误解。第二张只是一张效果图，并不能说明中国银行是真的想造那么高。”

    钱宗灏说，现在外滩建筑群看起来很和谐，如果当时中国银行造得很高，说不定现在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现在，没有人会将注意力纠缠在沙逊与陆谦受两人身上，他们欣赏的是由外滩建筑构成的迷人的天际线，他们也知道，在这一条天际线中，中国银行大楼和沙逊大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