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魂最强人物:发见形而上学的美（一）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诗经·黍离》 

导 论

从十九世纪西方哲学传入我国以来，就被当做是一种客观的知识而广泛的加以接受，自此思想的浪潮一发不可逆转，我们几乎完全是在西方哲学特有的那种概念体系的操作下进行哲学的思辨。思变的热情是如此的高涨而势不可挡，从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中国文化的深渊又一头扎入了本质主义的西方文化的泥潭。人们很容易忘记，求知犹如进食一般，囫囵吞枣式的吃法总难免消化不良。

在许多人的眼中，我们五千年的文明除了封建糟粕之外并没有产生什么有用的东西，更加缺乏西方那种体系化的思辨哲学，中国文化仿佛真如是一个“酱缸”，将我们一个个熏染的异常迂腐且酸臭冲天。我们只有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精神世界的改造，才能让我们摆脱蒙昧和落后的局面。这种信念业已成为这个时代思想的主流，让一代又一代的国人朝着西化的历程勇往直前。尤其是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表面的经济繁荣，更让人觉得西方的模式是一条通往理想主义的康庄大道，只要我们采用这种模式中华民族的复兴便指日可待。在这个思想变革的巨大时代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究竟对自己的文化了解多少，对西方文化又了解多少呢，失去这种文化层面的全面了解，思想的变革恐怕只能是一场冲动的冒险。

西方世界目前的技术先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人都认为这取决于他们有优良的思辨哲学体系，这也确实和他们曾有的哲学体系是分不开的。与中国哲学相比，西方哲学的优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对人类思维确实是一个极好的训练，可以让我们的推理明晰而有条理，简洁而又极具说服力，让我们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更加透彻而富有洞察力，一个不懂西方哲学的人也是很难真正把握人类文明史的脉络的。然而就如斯宾格勒所言，所有的人类文明都会经历一个成长和衰退的阶段，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的西方哲学也仍然没有逃脱此种厄运，它自身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深重的危机，而且这究竟是何种危机及其原因却至今也没有答案。

西方哲学起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人类文明也正是从这一时期从懵懂之中露出了理性的曙光。那是一个娇艳的思想之花在东西方竞相绽放的时代，只不过那些希腊天才们的光芒格外的耀眼。他们的想象力和构造力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热烈的去赞叹，他们所创造出的种种神奇而独具生命力的理论，即便是身处在这个所谓的科学昌明时代的人们也不得不深受其影响。尽管今天他们的权威已被进化哲学所日益冲淡，但今天的人类和未来的人类却必须记得，正是从他们开始，人类在日益艰难的证明着心灵的思辨是足以和整个物质世界的变换而加以抗衡的力量。

在我们讨论西方哲学的时候碰到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到底什么是哲学，然而这个基础性的哲学问题即便在西方哲学家当中也没有一致的答案。现实的世界中不仅自然在演变，哲学的涵义也似乎在演变，而且这种演变说来是颇有一些戏剧性因素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设想有一种学术能够统领人类所有的学问，这一愿望被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得以实现，有了基于形而上学的哲学，意在消除知识间的隔阂，让知识在统一的认知内驱力作用下稳步向前。然而近世以来的学术发展却是愈趋的专门化和形式化，让人有隔行如隔山之感。这种现象不仅使得哲学本来的愿望落空而且迅速地波及到哲学自身，使得哲学家们的哲学观都难以统一，更遑论它该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并缘此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且发展为互不相容的体系，人重又陷入为学的困境。我不敢说这种状况究竟是好是坏，因为按照辩证法来讲这似乎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古希腊哲学被称为是“爱智之学”，它曾经涵盖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的所有领域，它的外延要比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广泛得多，科学可以说是它的必有成分，哲学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科学与形而上学、物理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并使它们之间能够协调一致。那时的哲学我们应该关注也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具有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 它们都无法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相对而言，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完成时，科学则是形而上学的未完成时。亚里士多德尽管将他的形而上学称作是“第一哲学”，而将物理学等其它理论科学称作是“第二哲学”，但唯有这些要素的共同存在才能构成完整之哲学。

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便是哲学是起始于泰勒斯的，然而按照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一位科学家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古希腊的那些哲学家们也大多都可称作是科学家而非哲学家，没有人会为此而感到不快的。哲学领域中所弥漫的这种普遍的科学气息一直贯穿到近代为止，伊曼努尔·康德就曾经著有《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他在大学中也曾经讲授过数学、物理、地理等课程。即便是科学史上最为伟大的天才艾萨克·牛顿，也把他自己的那部巨著取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他的内心仍然认为自己所探讨的依旧是本质的哲学问题，否则他也是不会这么做的。

从古代到近代的西方哲学史当中，哲学家们的研究领域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从这一方面客观来看，在传统的西方哲学史当中事实上只有哲学家而没有哲学，只存在哲学的目标而没有今天的形式化的哲学，因为对哲学家而言哲学实际上就是博学，所以它才是“爱智之学”，所以以往的哲学家们才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苦究哲学到底是什么，康德才说“哲学是不可教的”。这就象我们今天说一个学识渊博的智者是一个博学之士，但我们绝不会去问博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科。我们可以说哲学对古代哲学家而言就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一种概括性说法，所以康德说自称是哲学家的人是非常大言不惭的。而在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哲”这一字本身就是指广博的意思。我们可以说，无论是东西方文化，对哲学的理解并无差别，也因此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并无哲学一说。

而现代哲学则由于它与科学的分离而显得与以往不同了，它自觉地化作与其它学科判然有别且具独立形式的一门单独学科，但同时也是再也无人能讲得明白的一门学科，就像康德说的那样它也只是一个学派概念。如若你试图把它讲得明白，你自己不明白反倒好一些。明白之后你要么觉得自己说的不过是一些废话，要么感到无话可说，难怪有人说哲学家是在用常人都不懂的语言来讲述常人都明白的道理。尽管现代哲学家们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但看看他们自己的哲学又对这个现实世界究竟讲了多少呢，除了琐碎的语言分析之外又带给我们些什么教益呢。

现代哲学与科学的分离是由黑格尔所引发的，他想像柏拉图那样使得一切学术都臣服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可惜科学家们对他那公然藐视常识的学说并不以为然，他的偏狭促使他对自然科学加以大肆的攻击，对科学的成果与思维方式一并加以非难，科学不再是哲学的基础而变作它所要批判的对象。科学家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奋力反击，终于引发了哲学与科学之间诸多无谓的争端，让哲学从此与科学分道扬镳，成了学术界的一门单独学科。而后期黑格尔派又促成了理论与实际在事实上的严重脱节，发生了实用主义的倾向，最后到了马克思的手中，哲学变成了改变现实的手段。

这一系列的变化不仅使得科学家们开始拒斥哲学，竭力扫除形而上学对科学的影响，并妄图将科学凌驾于形而上学之上，而毫不顾忌哲学与科学的深厚渊源。同时这也使得形而上学再也无以为继，最后连哲学家们自己也对形而上学失去了信心，认为形而上学无法解决终极的实在问题，这应该是科学的专属领地。哲学从此不再以形而上的研究为己任，仅成了认识论的主张，形而上学成了哲学中一切坏东西的渊源，任何错误都可以归结为它的使然。所以自黑格尔之后，哲学发生了普遍的认识论转向，哲学家们很少再去关心自然的规律，而是在认识论的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但没有了科学，失去了形而上学之后的哲学又是什么呢。

按照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的认识，哲学可分为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但这种区分在古典的西方哲学中是从来都没有的。形而上学是因亚里士多德的那些被他自己称作是“第一哲学”的论文而得名的，但在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论文中我们所看到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现在被称作是认识论的探讨，亚里士多德将这些东西称作为“第一哲学”，只是因为普遍的认识论问题具有超学科的意义，是各门学科所应奉行的方法总论。他的全部哲学就是要将物理与伦理通过形而上学连贯为一体，建立一种基于自然规律的人的生存之道。但现代哲学却硬要将这种真正的形而上学称作是认识论，而将依照形而上学方法所取得的结果称作是形而上学。尽管他们将哲学分为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却使形而上学如同现代哲学一样，再要想去明白的讲述它时才会发现有多么的困难。虽然他们又将形而上学划分为本体论和宇宙论等，但亚里士多德曾明白的说过形而上学是和物理学不同的，这也是现代哲学家们普遍认可的，这样一来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又有多大区别。

认识论在古典的西方哲学中也从未以专题的形式出现过，它总是与科学和形而上学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体系。对那些古典哲学家们来说，认识论是他们建立科学并联结形而上学的纽带，而科学和形而上学则是验证认识论的工具，所以他们也就不曾对它进行独立的研究。近代西方哲学家们为了反对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才将认识论问题与形而上学分离开来加以系统性的研究，它才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但同时也使它与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联系渐持松懈下来，让它的有效性即真理问题成了一个争讼不休的问题。

一般来说，认识论总是为科学和形而上学所服务的，它从来都不会以发见认知的理路为其自身的满足和完结，而是以最后的形而上学构建为其完善的标志，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认识论便会有什么样的科学和形而上学。我们稍加注意便可发现，古典西方哲学家们的科学和形而上学总是与他们的认识论有着某种一致性的，它们之间的连接还是比较紧密的。而自近代哲学开始，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发生分离之后的状况就很有趣了，许多哲学家的认识论和他们的形而上学有时根本就对不上号，甚至互相抵触。尤其是在洛克的哲学中，认识论可以和形而上学毫不相干，这已成为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一大特色。但也正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分离，使科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也让我们对它难以进行评判。

认识论大体可分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派别，这两种认识论之间的论争贯穿了整个的西方哲学史。经验主义相信人体感官的知觉作用，要求将一切原则和证明都建立在感官可以经验到的事实基础之上。理性主义则坚信只要凭借人的抽象和推理能力便能了解世界的本性，而无须去借助经验事实的说明，何况我们的经验总是被变化无常的表象所欺骗。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以认为并不是逻辑本身的，逻辑是它们双方都共同认可且都遵从信守的普遍原则，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是两种逻辑方法—归纳与演绎具体应用时的不同和逻辑起始点的不同。

经验主义是从感官知觉到的客观事实中去抽取或归纳出事物发展、运动的普遍规律，然后再去考察所归纳出来的规律能否说明它所依据的全部同类客观事实，对于新的事实是否具有完全的开放性，以此来验证归纳的有效性。而验证归纳有效性的工具就是演绎法，所以亚里士多德才将三段论分为辩证的和证明的。换言之，对真正的经验主义来说，归纳或抽象才是知识的来源，演绎仅是证明归纳有效性的一种手段，经验就是要将归纳与演绎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连环，从而将人的感性认识进行理性的推演，使之升华为知识，将“意见”变为真理。

与经验主义相比，理性主义似乎更注重强调推理的有效性，所以对演绎法情有独钟。因为自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家们就普遍的认为演绎推理是先天必然的，而归纳推理却带有一种主观的盖然性，我们的理性能力却很难为这种盖然性提供必要的说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理性主义认为在推理的过程中，两种不同的逻辑方法可以分别不同的单独加以使用。尽管理性主义者们也大都承认归纳法，但在具体推理过程中总是竭力避免使用，以免让归纳的盖然性破坏逻辑的完美性，从而不惜破坏逻辑的完整。对理性主义来说，演绎法就是我们大部分知识的来源，归纳法仅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现在我们再来看它们逻辑起始点的不同。经验主义就它所强调的感官经验来说，它的逻辑起始点只能是感官所知觉到的经验事实，所以对客观存在的观察是它形成的前提条件，这样它的逻辑起始点就注定既有客观的一面又有主观的一面，从而使主观的认识形成对客观的必然反映。理性主义由于片面强调逻辑的必然性而相信演绎的绝对有效性，所以大多的时候是将它的逻辑起始点建立在一种主观预设之上。因为要进行演绎推理必先有一个大前提，演绎推理才能得以顺利进行，既然它不相信具有客观性的经验，也就只能不得已的建立在主观预设之上了。这种主观预设虽然说有时也是来源于对客观存在的归纳或抽象，但它的有效性却和客观存在之间并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仅与能否让它的演绎推理顺利进行下去有关，因为一个演绎推理大前提的有效性从来都不是这一演绎推理本身所能证明的。同时又由于理性主义对归纳法的片面认识和逻辑连环的变相否定，也就无法对它所预设的这个大前提予以有力的证明，让它的这种预设失去可考察性。

理性主义的重大缺陷就在于它对人的认知能力做出了不恰当的估计，单凭形而上的凌空蹈虚便能认识世界的本性和由起，形成了事实上的独断论，这也是对纯粹理性作出批判的真正原因。然而他尽可以对独断的理性作出深刻的批判，却无法阻止理性成为自他之后哲学乃至整个时代的主旋律。我们的理性能力仅能就客观存在的运动规律作出符合客观的推断，但对客观实在本身的结构却无能为力。对此我们只能凭借感官的知觉能力去对它进行观察，但这也仅是在某种特许的范围之内才能够做到，关于实在的最终结构我们却无法知道，就像康德所说的那样“物自体”最终是不可知的。这个结果虽然有时会令我们沮丧，但对我们来说，能知道这个世界的运动规律就已足够。

如果认识论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那么相对应的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以结果论的形而上学也便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一种是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这两种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是它们在构建次序方面的不同。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在它的最初是要先建立切实可靠的科学，然后再用科学定律的扩充去完成最后的形而上学架构，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具有严格的逻辑递进关系。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则奉行的是先进行一些主观预设，再去凭此演绎出自认为科学的知识，然后完成整个的形而上学构建。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它，它事实上是先搭建一个小的形而上学平台，再凭其去演绎出一套所谓的科学的知识，然后再汇总成一个大的形而上学架构。前者以亚里士多德为其代表，后者则以柏拉图为其代表，哲学史当中的形而上学无非就是这两种形而上学的交替上演。

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来说，由于它已经人为的设定了一种存在，只会使它的这种设定受到普遍理性的质疑，使得从其中衍生出来的科学和凭此而建立的形而上学时时处于盖然的关系之中，成为难以论说的主题。虽然说它竭力不使用归纳或抽象以避免盖然却忘记了它自己设定的盖然，最终不得不落入盖然的桎梏当中，这也是一切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最终归宿。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最终结果都只能是形式，除此之外别无其它，它之所以称为形而上学不过是在说形式才是至高无上的。在此我想声明一点，我个人并不反对主观预设，没有主观预设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反对那些不切实际和不详加考察的主观预设。因为对真正的形而上学来讲，缺乏想象力是一种病，想象力着魔也同样是一种病。

对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来讲，由于它力图建立在可靠的经验科学之上，所以实在的本体就是它的必然出发点，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也才是围绕本体而展开的。在经验主义形而上学中也同样存在预设，预设是形而上学的必要手段，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拓展思维的领域。但这种预设并不同于理性主义的预设，经验主义是将所有的从客观存在中归纳或抽象得到的东西全部都当作是主观预设对待，只有在这些主观预设与经验事实相符，并对新的事实具有完全的开放性时才接受此种预设。由于它对归纳法的巧妙使用，能使研究本体不同质的不同学科融为一炉，它之所以称为形而上学的意义就是要跨越一切学科之间形式的界限，使得学科之间具有一种全面的互动关系，将人类的知识化作一个不断做着扩展运动的开放体系，体现人对自身物性的超越。

对真正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来说，知识的完美融合才是它的本意，人类文明也向来是在这种不断的融合之中才会焕发出它的璀璨光芒的，所以亚里士多德才将他的形而上学称作为“第一哲学”。然而在哲学中这两种形而上学却从来都不曾区别开来，哲学家们更多的是不自觉地追求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将哲学的辉煌打算化为泡影，知识的完成仅变成了一种对存在片段的截取。它仅能反映存在的某一截面，而且这种反映是否客观尚无定论，然而它却宣称这就是存在的整体。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是我们历来所反对的形而上学，但它绝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那些对所有的形而上学都满怀戒心的批判家们最终的结果是不得不落入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怪圈，以一种“理性”的主观预设去反对另一种“理性”的主观预设，就像海德格尔所言，“形而上学的反命题依旧是形而上学”。

现代西方哲学家们普遍的认为西方世界的危机是近代西方哲学所致，是缘于近代西方哲学所延续的形而上学传统和主客体的分裂而穷尽了它的可能性才导致了西方哲学的危机，并进而造成现实的西方文明的危机。而现代西方哲学由于摆脱了形而上学的传统并创造性地发展了理性主义，可说是“超越的”或者说是“扬弃”了的哲学，是具有历史超越性的哲学，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更是一个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时代。但在我看来，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形而上学，他们的那些说法也不过是他们的一种自我粉饰罢了。

近代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方面却有不足，但作为方法总论的形而上学只应存在如何继承和发展的问题，而不应存在从根本上去否定的问题。在近代西方哲学中无论是何种形而上学都自有其稳定的架构，都未失其根本，指导现实生活的功能更从来都不曾失去。这也是结果论的形而上学虽然严格来说不应该称作是形而上学，而我们却不改变它称谓的一个原因。主客体的分离也确实不假，但它的分离是那种具有互动关系的分离，它的实质是要厘清主客体之间的差别，因为主客体之间的这种差别才是认识产生的前提。是现代西方哲学竭力无原则的消除这种差别，并自作聪明地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才使得形而上学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将哲学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概念体系，没有在宇宙中给人自己留出合适的地位，才导致了真正西方哲学的危机，最后演变成了现实世界的危机。

在人类文明史中，任何一种文明我们都无法找到它的线性轨迹，它的发展演变总是充满了断裂和崎岖，如果说这就是进化，但我们却不知道进到了那里。文明史在以它特有的方式昭示着人性的脆弱，思想的乏力。心物二元论在现代西方哲学以前一直是被小心翼翼地竭力呵护的一个传统，到了现代西方哲学手中却变成了一个被诟病的东西。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大多认为心与物的区别是人的有限性使然，是可以消除也必然可以消除的东西，从来不曾有人想过作出这种区分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取消这种区分又会最终导致怎样的结果，似乎只要有取消这种区分的举动也就够了，其它的根本没有必要考虑。现代西方哲学便是在这种盲动之中所开启的一个新的哲学时代。

要说现代西方哲学中最大的气质改变恐怕莫过于哲学与科学的分离所带来的影响了。直到近代为止，自然科学所探讨的问题无不是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有关的，无论是何种形而上学都让科学受益匪浅，形而上学因此才被赋予“科学的女王”的美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将认识论问题从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以后，宗教预设的那种宇宙观再也无法形成对自由思想的羁绊，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为科学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活力，科学进入了一个最具创造性发展的时期，并被逐步打造成一个绚丽华彩的博大体系。哲学那时的任务是如何用作为方法论的形而上学将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融汇成一个匹配的体系，充分体现方法论形而上学的组织化功能。

然而自从黑格尔引发了哲学与科学的争端之后，那种失控的局面便一发不可收拾。自然科学对哲学家来说成了一种爱恨交加的极其暧昧的东西，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接受哲学应当以理论科学为其范型，另一方面却又想千方百计地对科学予以攻击。在对科学的攻击方面，哲学家们无一例外的失败了，而且败得异常惨烈和彻底，到最后连形而上学的正当要求都拱手相让。科学家们对他们的成功反击更是感到沾沾自喜，反击的成功让他们忘乎所以，认为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实在是一种有害的“梦幻”，是一种百无一用的东西，除了能让人变得愚蠢之外还能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实也证明它是怎样的不堪一击，从此他们再也不理会这种“梦幻”。科学在这场争端中获得的唯一好处，就是它可以将自身的荣耀安放在对形而上学的蔑视之上，变成云端的独舞，再也不需要任何的根基。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这些是学科分际的必然结果，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对此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一切人类的知识向来都不是像物一般自现的东西，它的真确性只有在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架构中才能得以显现出来，形而上学的地位是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撼动的。科学从其自身来讲，它所采用的方法论完全是哲学中认识论的产物，是认识论在具体学科中的具体应用，最终的实在问题也不过是古来形而上学的一个方面，我不知道科学有什么理由以这种极不高明的方式掉转头来吞噬它的母体，来确立它知识上的霸权，它又是否具有这种资格。我倒是很想知道，学术的目的难道就是要将人变得歇斯底里，将某种片面的形式弄得高不可攀。

在现代科学的鼓舞之下，人们误以为认识的固定便是知识的完成，竭力摆脱形而上学的全面影响，将知识变成了一个个独立而封闭且狭窄而片面的互不相容的体系，知识的这种独立性或者说形式化业已成为现代学术自觉的追求与努力。学科的分际自古就有并非现代人的首创，只不过现代人将它演绎的更为精研和细密，学术的这种日趋增强的形式化趋势是今天任何一个饱含求知欲的人都应该注意的一个奇特现象。在那些先贤的心中，学科的分际这种形式化的表象是他们必然要加以克服的东西，他们认为人类的知识当中必然贯穿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学术的目标就是将这种东西抽取出来，使知识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所以才有了形而上学，才有了基于形而上学的哲学这么一说。知识的获得并不限于发现事物发展运动的变化规律，如何以符合事物发展运动的变化规律去行动才是它的最终意义。

现代科学在充分展示了它的强劲的实用功能之后，被急功近利的人类奉作是最高的典范，从此形而上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沉至了谷底。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讲，科学也只是知识的一个支流，形而上学却是这个支流的源泉，如果只知道植其流而不培其源，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以源与流的一同枯竭而告亡。然而这种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境况却被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一道离奇般地实现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们是如何实现的。

说到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有这么几个名字是我们不得不提的：黑格尔、弗雷格、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没有了他们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目前的这种状况恐怕是不会出现的，他们也是个人能对文明走向能起多大作用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相对而言，古典哲学总体上可以说是柏拉图式的，它总是充满激情而富有活力的，而现代哲学基本可说是黑格尔式的，呆板而沉闷，它完全是依靠一套概念体系的操作而完成的，理性的味道异乎寻常地浓烈。人们也妄图依靠概念体系的操作去推动社会的发展，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所开创的一种全新特色。

尽管大多数学者都将黑格尔的去世看做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始，但我个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应该从黑格尔说起。因为是他首先彻底地颠覆了西方哲学的诸多传统，使得自他之后的整个哲学气质发生了质的转变。现代西方哲学无论在认识论上还是形而上学方面基本沿袭的都是黑格尔同一性哲学的理性主义道路，他的哲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又一个时代的开启。现代西方哲学中尽管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分，但其内在核心理路其实都是那种强调主观预设的极端理性主义，它们之间的争端不过是不同的主观预设之间的较量。

黑格尔是历代哲学家当中最难界说的一个人，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承认他的伟大愚蠢还是承认他的伟大愚蠢，或者两者都是一种愚蠢，他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总之是无与伦比的。绝对性与普遍性的追求曾是西方哲学中一贯的主题，它向来也是哲学思辨的动力，它撑起了整个形而上学的大厦，并使得由之而产生的骄傲与自信得以千年的延续。但自黑格尔出现之后，形势发生了逆转，相对性成为时代的主流，西方哲学也由此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并演变成今天这种混乱不堪的格局。更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黑格尔尽管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他自己形而上学的最后结果却叫做“绝对精神”。

黑格尔历来被认作是由康德起始的德国哲学造山运动的顶峰，但实在来讲他的哲学与康德哲学完全两样，他们之间的差别犹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差别。康德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黑格尔则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且他的理性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哲学理性，把他称作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的鼻祖更为恰当。如果说沿着康德哲学的道路走下去的话我们还可能避免错误，那么沿着黑格尔的哲学道路走下去的话就必然要导致错误。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是一种方法论的区别，如果说理性指的就是人的抽象和推理能力的话，真正的经验主义并不排斥理性，但理性主义却是必定要反对经验的，这也是这两派哲学之间的一大区别，也是康德作为经验主义者却对“先验方法论”推崇备至的原因。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虽然对当时盛行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有所批判，但这并不是说他要否定经验主义，而是因为英国的经验主义并非是真正彻底的经验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仅在认识论当中有着部分的经验主义主张，但它的核心却依然有着理性主义的痕迹，因此康德才对它有所批判。康德的批判哲学是要试图建立一种彻底经验主义的哲学体系，将形而上学稳妥地安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黑格尔的最大成就可说是他的辩证法，历来研究它的不乏其人，但能真正将清楚辩证法究竟是什么的却从来没有。而现代哲学中所说的辩证法更像是一个无底的筐子，似乎什么都可以装进去，但拿起来之后却发现除了那个空筐之外什么都没有剩下。事实上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像马克思所认识的那样，它是一种和传统形而上学不同的世界观，是一种和传统形而上学不同的新式形而上学（赫拉克利特除外）。虽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有所不同，鉴于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渊源，我们还是把它们一并讲解的为好。传统的形而上学强调宇宙的和谐统一，辩证法则强调万物的矛盾对立；科学告诉我们的是事物的运动是由于力，辩证哲学告诉我们的是事物的运动是由矛盾所引起。更为奇妙的是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做着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只是奇怪作为物的人却永远体会不到这种感觉。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是由这种形而上学所推导出来的认识论，对立统一规律才是辩证法点的核心，而且这个世界只要还在运动，就只有矛盾对立而永无统一。结果论的形而上学不是应用认识论去建立，反倒是要用形而上学去推导出认识论，这是一件前所未有之奇事。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辩证法是由正题、反题和合题三部分组成，它所要处理的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来也并没有什么玄妙和深奥，抽象的来说正题和反题是相对的，而合题则是绝对的，辩证法所要处理的无非就是相对与绝对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从黑格尔自己所强调的整体的实在性优于部分的实在性来看，他的辩证法完全是一种唯实论的残余，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改造方面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巨大。我们可以自然的说，辩证法不过是唯实论的一个变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已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痕迹，而且公正地说它实际上还不如唯实论。

辩证法的实质是想要揭示事物发展运动的变化规律，那么我们就该问事物的运动形式究竟是多样的还是单一的，事物在运动方向上究竟是自由的还是被严格决定了的，辩证法的答案显然是后者。这种规律一旦被接受，那么人类历史势必要完全变成一种机械的而充满客观必然性的运动，生命的真正价值也最终只能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切至高无上的伦理只能落至从属的地位直至被人所唾弃，这也是一切辩证机械论哲学的最终结局。马克思将这种特色完整的继承下来，有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让哲学变成了事实上的经济学。自此对生命价值的漠视成为辩证哲学悬而未决的难题，生命的价值犹如“鸡肋”一般，让人感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要理解辩证法就必须首先认识相对主义，辩证法首先就是相对主义的产物，没有相对主义就没有辩证法。具体而言，相对主义是按照事物是否具有某种属性而划分事物类别，从而将一事物与它物区别开来，并通过它物来说明此物的一种方法。但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讲，这样区别出来的任一事物并不比它物具有实际上的优越性，因为此一事物的性质是须由它物来说明的，它们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相对主义仅能说明事物之间存在着差别和这种差别所在，但也正是因为它能说明事物之间存在着差别，所以它是我们在划分事物类别时应所持的一种宗旨。相对主义所要重点说明的是存在的部分而非存在的整体，它所要反映的是存在的整体之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唯有各部分的共同存在才能构成存在的整体。

从逻辑上来说，相对是从绝对中产生的，它是对绝对的分离，但决非是对绝对的否定。相对与绝对永远都是不同逻辑层面的东西，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可比性，切勿搞混。同时从经验主义的立场来说，抽象的相对与绝对在逻辑上也都不具有任何的优先性条件，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条件的只能是个别的感性事物，即事物的本体。如果说整体是一种绝对，那么本体便是绝对当中的绝对，没有个物的存在就不会有部分，没有部分就不会有整体，所以相对主义也仅有认识论层面的意义，它仅是也仅能是我们划分事物类别时所应持的宗旨。但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相对主义却并非如此简单，他以整体的实在性去否定部分的实在性，相对主义被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也因此让辩证哲学显得与众不同。

在辩证哲学中，相对主义已不再单纯是划分事物类别时所持的宗旨，它更是判断是非的一个绝对标准。它会带来这样两种后果：一种是由于按照它区别开来的事物在存在论的地位上不具有任何的优越性，使得我们证明一种生活方式优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使得所有的伦理褪色而失去意义，让伦理哲学失去所依；二是以此区别开来的某种事物，会以它自身为标准而去反对与它在存在论地位上平等的其它事物，将其自身视为绝对而将它物视为相对的东西，从根本上混淆真理与谬论的界限，使得恒常不变的价值仅被截取为阶段性的意义。在大多数时候，后一种才是它的主要表现。也正是相随这种辩证法而来的不可抵挡的价值相对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数千年来整个西方文明赖以存在的根基，让它对别种文明横加指责，才将西方文明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辩证理性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妙用，就是人可以用它来不断地冲击自身存在的底线，将现实的世界演变成一个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民族与民族、人与自然之间疯狂对立较量的战场。

相对主义在它将一切价值相对化之后要么让人觉得永无真理，要么让人觉得自己就是永恒之真理，与其说它是一种哲学，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练胆的场地。由此而获得的力量，要么让人洞彻虚无，要么使人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肆无忌惮到空前，直至毁灭的边缘。相对主义哲学最为伟大的贡献就是让人类这个共同体从此迷失了他的方向，相对主义让萨特发出了这样的悲号“他人就是地狱”，那么生存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一场即便还没有进入地狱也是在地狱边缘像鬼魂一般飘荡的游戏，而现实世界却在证明着，生存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

弗雷格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一个经院哲学意义上的唯实论者，这也是他和黑格尔的共同之处，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将唯实论的观点各自发挥到了不同的领域。黑格尔是将唯实论稍作改变后应用到了历史方面，弗雷格是将唯实论直接应用到了语言和逻辑当中，而且他在唯实论原则的坚守和实际应用方面可说比黑格尔更为果敢彻底。黑格尔还是相信和肯定语言在逻辑功能方面的有效性的，弗雷格却连这一点都予以否认，他的符号逻辑和意义理论合并发力将哲学推向了形式化的极端。在他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流派，这派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中被称作为分析哲学，也正是在这派哲学的影响之下，哲学仅变成了语言分析。

弗雷格哲学的全部出发点是他要将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区别开来，他认为心理是主观的，而逻辑却是客观的，他要将主观和客观加以严格的限定予以不同的对待，这也是分析哲学的一大特色。有一点是弗雷格和后来的分析哲学家们从来都不曾考虑但我们却不得不问的，概念究竟是一种主观的产物还是客观的存在。弗雷格自己是极其相信概念意义的实在性的，所以他才对概念和对象作出了严格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意义与意谓的区别。按他的讲法，对一个句子来说，意义就是它的思想，意谓就是它的真值，它的真值并不取决于它所要表达的对象，而是取决于概念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对象是一种客观的话，那么依他来看概念就是另外一种客观，如此来讲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完全是客观对客观的关系，那么我们的主观又去了哪里呢，我们又凭何去判定一个句子的真值呢？于是我们只好任由概念与对象在那里互相扯皮，让它们彼此争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客观存在，我们的主观不应该有插手的权利。

分析哲学与其它哲学相比，它特别注重强调逻辑，并刻意要将逻辑予以形式化，追求普遍推理的固定形式，意图凭此去为哲学和科学提供一种必然性的逻辑基础。对分析哲学家们来说，他们的工作是如何使我们的逻辑这种获取知识的工具更加可靠。但他们认为语言并不是理想的适当的逻辑工具，因为它不仅无法形式化，而且也缺乏明晰性，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带有极大的含混性，再加上他们对演绎推理的片面认识，于是创造出了符号逻辑。

对此我们应该肯定的是，缺乏逻辑贯穿的哲学必定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逻辑也理应成为哲学所应关注的重点。具体的逻辑问题此时我不想多谈，它关涉到数学等诸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此时我想问的是逻辑能否脱离语言而存在。语言和符号逻辑所使用的符号都是人造的符号，语言也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硬要说语言这种符号是缺乏明晰性的，需要什么符号化以及意义理论的支持，那么有什么理由让我相信符号逻辑所使用的符号就具有绝对的明晰性，他们理应同样建立一套该种符号的符号和意义理论才对，而不幸的是我们可以把这种游戏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哲学究竟是该关注眼见的这个现实世界，还是该致力于这种游戏。事实是直到目前为止，符号逻辑和意义理论也没有解决哲学领域中的任何问题。

达尔文是一个进化论的成功倡导者，他为这种学说提供了极其重要而详实的大量证据，使得这种学说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让人类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而得到了认同，他自己也与马克思、佛洛依德一道被称作是十九世纪思想史上的三大伟人。进化论本身是一种关于动物有机体进化的学说，这种学说的成功所带来的影响很快便超出了它自身的领域，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永动机，让机械论哲学和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然主义，开始公然践踏一切传统，为人的一切无耻行径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限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谈这种学说本身，只谈及它对现代西方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进化论在哲学上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它使得机械论，尤其是黑格尔的那种辩证机械论的力量得到了极不恰当的增强。尽管进化论中的许多东西与此来说并不相协调，但进化的必然性却是对辩证机械论极为有利的，辩证哲学家们也向来是以此而大做文章。进步这种乐观主义的信念，这种本来是健康的东西却被以一种极不健康的方式带到哲学中并侵蚀着哲学的肌体，让辩证机械论哲学从生物学这个目的论的最后一道防线入手，对整个的目的论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也断送了西方哲学的最后一丝元气。历史从此不再是一些偶然事实的片段，简直就是一个关于厚颜无耻的编年排行榜。生命进化的唯一标志就是大脑中盛产的思想，人也乐于将其极度的炫耀而不厌其烦。道德成了一种他律的被动产物，不再具有也不需要具有什么无尚的光环。人的存在再也不需要什么目的，超验的彼岸也根本不值得让人神往，人的自然进化就是如何成就强者的乐园。

从前的人类即便感到自身是卑微的，但却还设想自己的祖先是高贵的，将自身的荣耀稳妥地安放在对祖先的尊崇和虚拟神灵的膜拜之上，这种道德律和宗教意识还可以对人的权能感形成一种有效的束缚，但自人知其是在进化之后这个世界便大不一样。进化既然是客观必然的，后来的就必定超前，对前人的尊崇岂非是一种虚幻，难道我们还需要将那些原形质的生命摆上我们的祭坛。人的权能感获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满足，就像一个受热的肥皂泡一样地急剧膨胀。人在这种权能膨胀的自我陶醉中流连忘返，人生仿佛就该是这样一种对自我生命的孤芳自赏，却忘记了权能感这种肥皂泡也有它自身承受能力的极限。

这种权能并不代表人需要将他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限，对早已丧失了思辨兴趣并接受辩证机械论观点的现代人来说，主观能动性只能是无稽之谈，让他们感到厌倦，对物的顺应才是理所当然。他们的发明倒是极其实用而便当，竞争就是算计和计算，进化就意味着否定和批判。理性的功能从此不再是认知而变作了算计与计算以及否定与批判，认知即便偶尔需要，那也是对算计和批判之余闲暇的一种填充。我们既可以对他人予以否定，又可以对一切传统都进行批判，思想便是这样一场充分的享受各式批判的盛宴。人日夜在计算着他人，也日夜被他人所算计，经济便是这样一场生存竞争法则的极限表演。现实的世界已经够坏的了，进化哲学的美妙功用就是可以让它雪上加霜。对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该有什么所想，又敢有什么所想。

我并不否认生态圈中竞争法则的存在，这样的事实恁人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生存竞争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一个种内的某些个体愈发的强健，但也同样可能使这个物种再也无力应对其他物种的侵袭，这种残酷的竞争法则带来的结果有时却是整个物种的全面消亡，难道进化的全部意义和它的最高表象就是这种全面的消亡。容我斗胆一问，自然选择的结果难道就是要消除生命的最后一点迹象，进化哲学难道就是要促成这样一种让人痛彻心扉的局面。对此我们尽可以提出我们的诘问，然而现代哲学和科学对此的回答却是那样地有力与顽强，它们说这就是生命注定的最后结局，形而上学似乎也只能是对这种无奈的感伤。

在我们阐释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哲学首先是一种人学，既要取诸于事实，更要付诸于情感，它形而上的功能才能得以完美体现。在自我滋养的心灵面前，任何无情的事实都不会是我们的最后裁判。或许我讲的这些会被那些现代派的哲学家们当作是一个疯人的呓语，那我会说我就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梦魇。你尽可把我说得一切都当成是纯粹的胡说八道，那又有什么关系。既然这个时代什么人都在写书，什么人都在批判，请容我也来凑一个趣，我自认我的批判能力也差不到那里。在这个日益疯狂的世界里，大家站在疯狂这个平等的角度上较一番死力。按照福柯的观点，疯狂才是理性的流动，他的这种观点实在有趣。

在我们谈论爱因斯坦之前，说一些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还是必要的。现代人在谈到科学时，一般仅指研究自然规律的物理学，似乎只有物理学才是科学，其它学科都是不科之学。这种做法其实是将物理学凌驾于其它学科之上，是一种极不科学的态度。具体学科的不同对我们来说也只是感性经验的不同，是一种存在剖面的不同。不同的学科研究的是不同方面的感性经验，研究的是完整世界的不同截面，它们都是科学，没有任何高低贵贱。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同的学科是运用作为方法总论的形而上学对不同本体的具体研究，是对形而上学方法总论的一种现实应用，每一门学科都可看成是理想形而上学的一个微缩的自然翻版。

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称作为“第一哲学”，也并不是他要将作为方法总论的形而上学凌驾于具体学科之上，因为每一门学科都是依照形而上学的方法所建立起来的，每一门学科当中都有形而上学。而是要通过形而上学这种伟大的方法总论破除学科分际的局限，贯通所有的知识领域，使各门学科成为具有全面互动关系的严密体系，使各门学科成为形而上学连锁当中的有机环节，将人类的知识真正化为沟通生命与世界的桥梁。学术的真正目标就是使各门学科都成为形而上学，并通过作为方法总论的形而上学将这些形而上学融汇成最高的形而上学，所以形而上学才是“第一爱智之学”。这种第一并不是凌驾，而是意味着知识的全面融合。

形而上学的追求也并不是像现代哲学家们所说要去认识整体的存在，而是要通过对存在的认知求得它的意义，并作出生命能够承受和满意的回答，通过对机械性的存在的认知求得并践行目的性之存在，完成生命的自我超越。宇宙的存在可以完全是机械的，但人的存在却必须是目的的，对机械性存在的认知是目的性存在的必要前提，是为了使人能够更好地存在下去。存在之间的关系说到底不过是学科之间、生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机械论和目的论之间也并不存在而且也绝不应当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用牛顿的话来说“世界最终不是机械的”。

然而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却并不是把它当做是一种方法论来看待，而是仅以结果论而对待的，从而使神学成为最高的形而上学。康德尽管看到了方法论的形而上学的重要意义，并将结果论的形而上学区分为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但在他的整个哲学中以结果论的形而上学却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也使得他的形而上学到最后依然没有摆脱神学作为最高形而上学的形上格局，从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憾。当然这也并不能说康德就是错的，而是康德以为以方法论的形而上学的目标是知识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必有一个最后的极限，所以对形而上学从方法论和结果论的双重角度去理解更为全面一些。但这种融合的最后极限是不是就必须是神学，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地方。

作为方法总论的形而上学同样也不是什么独立自存的东西，它是对自然律和道德律的高度抽象，是思辨和实践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在对自然和历史的探寻中摸索出来的一种生存经验方法论，是人类心智的最高产物。它和各门具体学科之间是相辅相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形而上学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前提，各门具体科学则以形而上学为其主线，它们各自的价值唯有在这种相互依存之中才能得以实现。失去各门具体科学，以融合知识为目的的形而上学将变的空洞而了无意义；失去形而上学的支撑，各门具体科学也无法在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下得以发展，只会成为一种狭窄片面领域中的凭空妄想或蛮横独断。事实是不是如此，我们很快便会知道答案。

既然作为方法总论的形而上学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那么作为它自然翻版的自然科学我们也就同样可以作出这样的区分。古代世界的科学体系尽管是复杂多变的，但这种区分已明显的显现出来了。从米利都学派到原子论者，许多可贵的成果都是完全从经验主义的立场所作出的。例如原子论者认为如果原子之间不存在虚空，刀便切不开苹果，这便是经验的一种巧妙应用，但相信实证主义的现代哲学家和科学家却认为这仅是一种猜度，他们的偏狭可见一斑。亚里士多德尽管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崇尚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但在自然形而上学方面却依旧有其老师柏拉图的理性主义的成分，这也极大地妨碍了他的认识，使他对原子论加以否定，他用他自己的形而上学验证了理性主义的贻害无穷。

近代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伽利略，使力学真正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为物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人们也只习惯于欣赏和赞叹他那些成型的理论，而不仔细思量他构建那些理论的方法。事实是伽利略在青年时代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信奉者，尽管他在成年之后不再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但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他对力学的研究重新回到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之上，用经验主义叩开了科学的大门，直至牛顿成其大成。经验主义成就了科学的伟业，深刻的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走向。在此期间，培根的归纳法和洛克的认识论更是使科学的发展一泻千里，成果层出不穷，经验主义这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中的贡献没有任何人敢予以否定。

作为以探究自然规律为己任的物理科学，它在结果论的形而上学中历来就占据着极大的比重，这是人类现实的生存境况所决定的。人唯有在适合他生存的环境中才能得以生存，所以形而上学的首要任务是认识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但在这茫茫的宇宙中，人这种生命不仅要为他自身的存在寻找一个合理的答案，更要为他自己如何存在下去求得一个必然性的答案，所以实践的道德形而上学才在整个的形而上学架构中贯穿始终，也让以融合知识为目的、寻求物理与伦理有机统一、带有强烈伦理色彩的并可以以结果论的形而上学在传统的西方学术形态中比自然科学更为看重。以往的科学家们也自觉认同这样的形而上学合理性，以确保理论知识优先的知识价值观，以维护理论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然而世事难料，哲学史上出现了一位伟大人物黑格尔，他的理性主义不仅将康德好不容易才从悬崖边拉回的形而上学重又带入绝境，而且引发了科学和哲学的宗主之争，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使科学和哲学成了一种“对立面”。自此之后情势就向科学一端发生了严重倾斜，让科学将形而上学毅然决然地踩在了脚下，使得形而上学数千年积累的荣耀顷刻之间灰飞烟灭。当然将这完全归罪于黑格尔的话可能是不公平的，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对抗实际上是哲学中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之间对抗的一个引线，这种对抗其实由来已久了，黑格尔也只不过是亲手点燃了这根引线罢了。

详细说来，科学之所以能够在那场对抗之中取得胜利，固然是因为黑格尔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形而上学方面发生了错误，但更为重要的现实原因是因为科学在实际功用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具体而言就是现代机器生产所带来的前景诱惑，才让科学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最终取代了形而上学的地位。科学表面上的胜利，其实也不过是实用主义的胜利罢了。这从心理上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对现实的人类来说，对崇尚实际的人类来讲，难道要他们不去相信那些能给他们的物质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科学而去相信那些虚幻的形而上的遁世冥想。

但实用也仅是暂时适用，它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甚至他人的现实支配感，或者说狭隘的权利感，且仅是某一历史阶段中的人对自然的现实支配感，而忽略的恰恰是其它历史阶段中的人的生存权以及历史中的完整的人的道德实践。传统形而上学一直是以义务论为主导，它也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一道天然屏障，它用对神或自然的敬畏让人认识到其自身的有限和卑微，意在使人成为存在的看护者而非支配者，并进而成为存在的创造者。其实实用主义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已经显现出来了，只是较为隐蔽而已，他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就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他的“哲学就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的观点就是他哲学实用主义的具体表现。

科学自从和哲学发生对抗并取得胜利之后，让它自认它在理论方面也似乎是非凡神奇的，它自身就是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自洽体系，再也没有必要进行什么全景式的形而上的考虑，从而忘记了它的真正使命。尽管它刻意要摆脱虚幻哲学的影响，但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还是在潜移默化之间对科学的方法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通过近一个世纪的积累终于在爱因斯坦身上“完美的”表现出来。与黑格尔相比，爱因斯坦想当然的本领毫不逊色，而且更为传神。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理性的狂想曲在现代哲学和科学中终于全盘奏响，并被演绎的惊心动魄，起伏跌宕。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理性主义不过是空想主义的一个别称，现代理性主义也不过是人类想象力疯狂较量的战场。

爱因斯坦以他的两个相对论而震烁古今，现代科学的全部理论体系便是建立在他的两个相对论基础之上的。科学家们向来把这两个理论吹嘘的是神乎其神，但我自了解它们之后是直犯糊涂，以至于有时我都不敢和别人提起这种东西，害怕别人以为我是在侮辱他的智商。相对论主要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理论，它以证明时间和空间是一种相对的存在而得名。人们也一直都认为相对论是对牛顿那种绝对时空观念的否定，是对莱布尼茨时间和空间是一种关系体系观点的肯定，其实不然，它是一种更为彻底的绝对时空理念。我们也没有必要和爱因斯坦讨论什么哲学中的相对，爱因斯坦是根本不懂哲学的。

按照广义相对论，空间是弯曲的，存在一个曲率的问题，如果空间仅是一种关系的话，请问你几时见过、又有何种“关系”能够具有弯曲这种只有实体才具有的性质呢，它不是绝对的实体又是什么。至于时间那就更美妙了，它在宇宙中不仅是以实体的形式存在，广义相对论还说它是一个圆圈，顺着它我们就会从现在走到未来，这似乎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奇怪的是在后面。我们可以从未来走到过去而不是未来的未来，再从过去走到现在。这可真是一个好东西，如果说时间真的像一个圆圈，是一种真实的实体性的客观存在，那么我们就既可以沿着它走也可以不沿着它走，那我们就必然生活在时间之外，也就难怪迄今为止还无人能走到过去。似乎只要还有人这种动物，就永远不存在什么过去与未来，永远都应是现在，对此我们到底是该庆贺还是悲哀。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爱因斯坦所建立的那种质能关系。按照他的说法质量与能量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现实的运动可以让宇宙中最终只剩下一些能量，而且这些能量可以不需要任何有质量的物质微粒的承载，科学家们也据此说宇宙在将来会全然化为乌有。但我们即便是按照爱因斯坦自己所建立的质能方程，在质量为零时能量也应该同样为零，没有质量的宇宙在最后又怎么会有能量呢，我们应该让能量也一同消亡才对，那样的宇宙才是一个绝对的无的理想状态。如此一来，科学家们所说的宇宙中最后剩下的能量又该把它摆放到哪里呢，难道要吞到人的肚子里去不成，但据说那个时候人类早已完蛋，又有谁来处理那些可怜的能量呢。现代科学以它自身的发展经历又一次证明，理性之幸实在是人类之不幸，不懂形而上学而去从事理论科学是科学之大不幸。

宇宙论问题向来就是和人类的命运紧密连接的一个哲学问题，而爱因斯坦却说他需要一种和人类命运无关联的宇宙论，于是宇宙在他的理论中无所顾忌的被灭亡。现代科学家们更是说宇宙的灭亡是一种无法更改的结局，在这种无情的事实面前我们人类应该保持中立。这种说法说来倒是蛮动听，问题是对那些无情事实的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是否就可让我们获得心灵的解放，难道人的科学仅是为了证明整个存在不过是一场败落的梦而已，千百年来被奉若神明的形而上学仅是一贴破碎心灵的黏合剂。

人仅需要对存在的某种片面认识，却独独忘记了他还需要存在下去。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要追逐死亡，生命延续的唯一意义就是要去体会那最后一刻的苍凉与悲壮，以此来完成知识的功德圆满，这就是现代科学的理性。现代科学和哲学在它们将方法论和结果论的形而上学一并放逐之后，殊途同归地落入了理性的无底深渊，也将自己囚禁在囹圄之间，再也无暇顾及知识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最后不得不以不确定性定理去说明真理仅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们仅能向往却永远无法达到，除了安然地享受相对的幸福安康的此时之外这个世界便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所告诉我们的最后答案。

西方文明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形而上学的危机，就是失去方法论的形而上学之后知识体系再也无法整合的危机，就是失去道德形而上学之后价值高悬的危机。知识的无法整合让我们远离真理，并带来不同文明之间的歧视和冲突；价值的高悬让知识再也无法真正融进生命个体，失去了对生命的现实关怀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变得了无生趣。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金钱，其余的都是扯淡，思辨的心灵变成了下酒的菜肴，知识恍若追名逐利的工具。“形而上学隐退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西。哲学不再是引导着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们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

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里中，我们总在竭力寻找一种力量，让日益孤寂的心灵得以表现它的张力，去彰显生命的高贵与尊严。传统的形而上学无疑提供的就是这种力量，对神的崇拜与其说是一种信仰，还不如说是对分享着神性的孤独生命的一种自我关怀。我们的个体生命尽可以渺小，但我们期盼能用心灵的和谐共振去绘就一幅美丽的传奇画卷，用形而上学将认知与创造融为一体，将自己与他人合为一体，将人与自然化为一体，成就伟大存在的真理。让心灵之光与自然之光交相辉映、相映成趣，在岁月的无言流淌之中，感受自身生命力的光芒。形而上学也确实带有虚幻性，但也正因为它之虚幻，才为生命留出了自由创造的现实空间，为人的自由提供了现实保障。

从总体形态上来说，形而上学作为一种以科学为前提或基础的生存方法论，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必然要使结果论的形而上学时时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状态之中，以使两种形而上学在互相磨合之过程中日臻完善。但我们仍然不妨继续沿用亚里士多德所构建的形而上学架构，因为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形而上学的最高标象是存在。只是这个存在我们并不能把它理解为自然所显现出来的静态品质，而是一种生命与世界的一致性，是一种生命从潜能到实现的动态过程中求得的一致性。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所要真正说明的是，生命的存在不是一个显现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是因其创造才得以存在，而非因存在才创造。形而上学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一种创造的过程，是一种破除一切形式幻象的自我命运的创造过程，可以说形而上学能走多远，人类就能走多远。

但自康德之后，值得一切生命为之倾倒、为之痴狂的形而上学便在哲学和科学中消失的了无声息，唯有在文学作品中还能找到它曾经存在过的一丝迹象，哲学和科学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东西。形而上学这座美妙而神圣的殿堂，漂泊生命的栖息圣地，再也无人来叩击它的门环，成了一座败灭倾颓的废墟。有人明目张胆地向它泼一些脏水，有人偷偷摸摸地向它倾倒一些垃圾，稍有良心的也仅将它视作一个古董一样的赏玩。从来没有受制于物质的生命成了自然选择的一个被动受造物，在玩弄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玩弄于股掌，哲学成了不同玩弄之间的变换。

当今的世界正在朝着西化的过程逐日演进，向着技术型的社会悄然过渡，西方的“世界图式”被当做是最好的样板。现代的国人更是用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的那套观念将我们原有的一切都加以否定，以此来证明我们胸襟的宽广，且美名其曰我们海纳百川。这是怎样的一片海啊！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被吹得是天花乱坠，传统文明被糟蹋的全无模样，毫不去想现代西方文明正是由于失去了它形而上的传统才招致灾难，全然不顾西方已在这种危机中挣扎了百余年还望不到彼岸，深然不知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道路也只能是死亡边缘的一场狂欢，却硬要我们也卷入这一场灾难。西方文明确实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但那是它的过去而非现在。哲学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它告诉我们的是任何一个失去文化底蕴的民族都向来不会屹立在文明之巅。

国家至上，制度至上，法律至上，经济至上，总之一切可以形式化的东西都可以至上，唯独真正具有实际内容的大化无形的生命价值却不可以至上，它需要货币来衡量，它唯有在生存竞争中才能得以实现。在这个日益被格式化了的世界中，物欲的追逐与娱乐的放松就像是一个磁场的两极，生命只能像一个无机的量子一般随这个磁场摇摆振荡，生命的浮沉轨迹就叫做市场。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然而就是这个时代，却在空前的叫嚣着批判，进行着一幕幕令人作呕的拙劣表演。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斥着道理，除了能让人感到自己不是道理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人类文明犹如是在汪洋中踯躅独行的一叶孤帆，它有时难免被自然的风浪所掀翻，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因水手的错误而招致灾难，它多舛的命运总是让人愁肠百转。我们总希望它能借助生命的动力扬帆远航，然而它的进程却总是如同一条波一样，让我们注定时时徘徊在波峰与波谷之间，而我们此时究竟又处在哪端，无论是去探寻还是逃避答案都会让人感到痛苦不堪。哲学的思辨有时简直就是一种痛苦中的沉陷，而这种痛苦究竟要延续到何时，任何个人都没有资格给出答案。

伟大的形而上学啊，我衷心的拜倒在你的脚下，本想如你般轻灵地舞动，而你却让我如此的痛苦不堪。我是该任由这个世界继续将你踩在脚下，还是该像尼采那个孤独的“超人”一样将这个世界恶毒的控诉一番？你半晌无言，良久方喃喃自语，“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回报以歌”，让我顿时泪飞如雨，而你却就此绝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