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熊文六曲银盘教案:中日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1

站在历史歧路的文士和武士—中日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


序言：

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向全世界发起了又一次有力的扩张。

在以往的文明冲突中，从来没有哪个文明能够建立全球军事霸权。亚历山大东征一度占领半个旧大陆，马其顿帝国却在他死后立刻解体，蒙古人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霸权也不过维系了数十年，17-18世纪的欧洲凭借航海技术优势已经建立了全球商业网络，当面对旧大陆的发达农业文明时也只能满足于建立小小的贸易站，进行公平贸易………

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工业革命将前所未有的力量赋予欧洲文明，第一次使军事-经济力量的扩张能够超出各个文明的地理界限，深入影响其他文明的历史进程，因此，这一次扩张不同以往。扩张者不仅能够获得短暂军事胜利，还能够彻底征服最强大的帝国，并在经济上彻底控制对手。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曾经被地理障碍和众多的人口所保护的中国和日本——远东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威胁。

中日几乎同时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威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不断的挨打、内战，到了21世纪依然身处第三世界；日本虽是小国，却能积极对外扩张，对内提高经济水平，虽然一度在原子弹的威力下战败，到如今却依然是发达国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两国的差异如何解释？如果归于偶然或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影响，恐怕是太粗疏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回溯历史，分析中日两国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事实与数据，寻找两国的根本性差异，试图解释为什么两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受到同样的外来刺激，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希望能得到读者认同。当然，读者多是中国人，肯定对中国历史更熟悉一些，本文侧重分析日本的近代历史。


（一）日本封建社会的结构

一般说来，日本的封建社会以1192年镰仓幕府的建立为标志，自此日本的政权完全从松散的中央公卿政府转入地方军事贵族手中。到1584年，太阁秀吉（丰臣秀吉）一统日本，实行太阁检地，进一步固化了封建制度，日本进入近代封建社会，这个体制随后被德川家康继承。日本近代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以德川幕府为中心，诸大名（封建领主）在名义上从属的幕藩体制。大名拥有受封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对领国有独立的支配权。幕府将军名义上统治全国，但其实不过是相对强大的一个大名，只能直接控制1/4的土地，此外还有全国主要都市（三都：江户、大阪、京都）的税收以及部分的矿山作为财源，货币铸造权也归属幕府财政。除此之外，幕府对其它大名可以少量征税，用来支付水利、救灾等临时支出，并要求大名为驿站付出劳役。在政治上，幕府用参勤交替、武家诸法度等制度对其它大名进行统御，对违反制度的大名进行除封、减封和转封等处分。

幕府不断试图插手地方政治，但大名们依然是独立的，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权，还可以独立发行纸币。任何试图在政治上统一日本的尝试都会被地方贵族联合反对。从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确实存在中央集权化的长期趋势，但总的来说，如果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不变，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还将在日本持续很长时间。为了管理自己的领地，大名拥有家臣（武士）。武士有大名分配的土地—知行地，作为低层贵族，武士不象大名那样具有独立性，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并不实际占有土地，而是领取由领地面积折算的实物俸禄，通常是米。他们更类似于今天的军官和管理人员。

大名的领地细分为封建村落，由农民中选拔的村役人和领主派出人员共同管理。城市里也和乡村一样，划分为小单位管理。具体到基层，村落和都市均设立了五人组制度，组之间相互检查扶助，负连带责任。大名通过检地，详细掌握了各部分领地的面积、出产量等数据，并为每一块土地指定了耕作者。然后以检地帐作为征收租贡的基准，全部占有农民除劳动力再生产以外的剩余。领主依靠庞大的武士军队，通过武力收夺农业剩余。为了防止农民造反，军事贵族建立了严格的领主—武士—农民身份制度，贵族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生产者中，农民的地位最高，依次是工、商等。阶级身份与职业完全对应，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职业。除此之外，被统治阶级还受到许多其他管制。如农民拥有武器、离开土地、买卖土地都是被禁止的，具体如何耕种、种什么农作物都必须服从规划，衣食住行等方面也有严格的礼制，不可逾越。工商业者同样受严格管制，如不得住在农村，在农村的商业活动方式必须符合规定等。至于对外贸易则实行一贯的锁国政策，只有幕府有权利进行小规模的垄断经营。宗教信仰作为文化力量自然是受严格管制的范畴，只允许神道教和佛教存在，基督教徒遭到逮捕和屠杀。不过，必须指出，虽然幕府把儒教朱子学作为治国的意识形态，虚设的天皇朝廷也是仿照中国模式建立的，但儒教朱子学对占统治地位的武士没有行为规范，所以日本并非儒教国家。

农业时代的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农具，自己经营，交纳领主的租贡。由于生产力低下，单个农民力量弱小，需要组织起来，对公共所有的水利设施、山林、原野进行开发利用和管理，方能维系生产。山林、原野等地区无法划分给个人使用，于是，耕地具体划分到每个农户，但山林、原野等辅助部分则作为公地使用。这种结构与作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基础的格鲁曼共同体非常相似。共同体不仅是生产组织，还是共同防卫的自治组织和互助组织。由于战乱不止，天灾不断，村落这种小组织无法自立，民兵也无法与专业武士相对抗，所以小型村落只有合并成更大的组织才能支付专业军队的费用，并在灾害到来时自救，而专业军队又逐步具备了对外和对内的两种职能，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封建制度就此产生。

封建时代的农民土地所有权是不完整的，领主对土地有领有权，对农民的耕种经营有很多限制。土地的生产物大部分属于领主，是收益权限制。农民不能自由买卖和继承土地，是处分权限制。农民可以耕作什么不能耕作什么也有限制，即使用权限制。此外，土地的耕作受共同体的约束也很强，如耕作方式，何时播种，何时收获，需要共同体共同行动。由于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为了防止土地越分越小，采用长子相继制，即长子继承全部土地，次子被迫自立。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没有分化，主要以农户的自给自足的形式存在。但因为领主和武士集中居住在城市，为了满足贵族需要，城市集中了少数专职的工商业者，受领主的保护和统治。与农业类似，虽然德川时代允许手工业者自由营业，但考虑到生产力的水平和经营风险，手工业者同样难以自立，且农民的购买力很低，消费对象仅集中于少数贵族，手工业者结成组织进行稳定生产比较有效率。手工业者组织的结构与农民基层组织类似，同时也是领主管理和支配职人的机构，最终剩余利润也为领主所夺。

当时日本农村基本不存在商业。体现为地租的剩余物资由领主和武士消费，在消费过程中，领主间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各大名在江户、大阪等地设置“藏屋敷”，储藏贡租米和从领地内强制收购的特产品等，委托商人经营。随着时代发展，藏屋敷也经营普通百姓的物资。特权商人为了规避风险和对抗幕藩的绝对权利，也结成组织，如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进行垄断经营。幕府握有货币的铸造权，各藩也发行本藩通用的纸币—藩札。总而言之，贵族武士和少数特权商人严密控制着生产和交换的所有环节，基本上实行了与近代的计划经济相似的制度。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简单农业-手工业经济，对于农民而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成为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少数剩余物资为贵族征收，由于物资数量和种类都很少，统一管制比较符合效率，也符合贵族的利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物资大量增加，商业开始繁荣，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协作，另一方面，都市人口和商人逐渐脱离封建制度控制，日本封建制度开始解体。


（二）封建社会的解体

封建时代生产力低下，农村的剩余基本被领主占有，不存在商品经济。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如水利灌溉技术，肥料，及各种作物的改良和移植，产量日趋上升，但租贡却常年维持在固定的水平，于是除租贡外的农业剩余逐步增加。随着剩余增加，商人在农村也开始活跃，农民卷入了市场经济。此外，领主为了增加租贡收入，鼓励开垦新田，对新田施行租贡减免。这样，封建制度的基础开始动摇。

农民以独立的个体进入市场，自然不敌大商人和经商的贵族，在脱离封建制度的同时，逐步被商人和高利贷者所统治。虽然土地不可以自由买卖，但农民可以出让实际控制权，江户幕府末期，大量的土地集中于地主，很多农民丧失土地成为小作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纳地租，同时向原来领主的交纳租贡，形成了“寄生地主制”。到了幕府末年，农民已经分化，自营农（拥有自己的土地）占36.3%，自小作农（拥有一部分自己土地，另一部分租种）19.5%，小作农（完全租种土地）44.2%。小作农的总收获量中，租贡占37%，地主的地租占28%，自己仅得35%。随着农民的分化和市场的发达，缺乏共同利益的村落共同体也逐步瓦解，商人的势力和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不过由于封建领主的强大，大商人多与幕府和各藩的封建统治者相结合，产生了寄生于领主的巨商，三井、住友等，它们在明治后发展成大财阀。

寄生地主制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多数的农民贫困化，还间接使幕府和诸侯的财政收入减少。在繁荣的市场面前，高级贵族追逐奢侈消费，也使开支不断增加。为了摆脱财政困难，领主加强了对农村的统治，增加租贡，由常年不变制的租贡改为按年征收，使农民更加贫困。为了填补赤字，领主还向商人借入高利贷，被迫给商人更多特权。为了独占利润，幕府和诸藩还设立了特权工厂，后期还设立洋式工厂，如造船、兵器、纺织等，推进物品的国（藩）产化，减少对外藩及三都的依赖，（国）藩产物专卖强化，实现经济自立。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领主克扣武士的俸禄，使武士的生活水平下降，原本不被允许务农经商的武士被迫需要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副业维持生活，武士也开始卷入市场经济，与商人结合，如联姻，参加商业机构等。

农村的贫困迫使大量的农民抛弃土地，流入三都和其他的都市。都市的人口增长，使都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增大，物价上扬，贵族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灾年时，米价高涨，都市的下层居民骚乱，成为比农民动乱更可怕的不稳定因素，需要存储大量救济米钱，进一步加重了幕藩的财政负担。同时，农村的人口减少，土地荒芜，但以村为单位的租贡没有减少（并纳），使更多的人口向都市转移，形成恶性循环。幕藩采用各种措施使都市下层住民减少，回乡务农，都没有显著效果。如1790年，幕府给愿意归农者提供约3两的奖励金，只有4人愿意归乡。

随着商品经济深入和农民贫困化，幕府和藩财政日渐困难，逐步腐败。幕府和诸侯随意发行货币，减少货币中的含金量，幕藩政府中贿赂和无尽（老鼠会）盛行。到了幕府末年，逐渐演变成逐层转嫁经济压力的结构，幕府把财政负担转嫁给藩，藩又转嫁给武士，最后全部压到农民身上。生产力提高了，但利益为少数商人和贵族所得，高级贵族消费了更多的奢侈品，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农民暴动急剧增加，农民暴动不仅指向藩当局，也袭击身边的村役人、商人、高利贷者。作为领主统治农民的基层单位的村落共同体，也逐步演变成对抗领主的组织。可以推测，如果没有外来压力和工业革命，日本会演变成与中国古代类似的农业资本主义制度——无用、腐败的贵族阶级在动荡中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不直接干涉经济运行的小型统一政府，社会阶层不断流动变换，农民工商业者自主经营，通过市场交换物资。


（三）中日近代历史比较

我们经常说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但如果仔细观察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的中国，我们会发现此后的历史缺乏封建社会的最根本特征——人身依附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当然，封建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如果用西欧、日本、西亚等地的贵族割据封建制来定义封建制的基本特征，再用这个词汇来描述同期中国社会显然不太合适，因此本文认为中国自秦朝统一以后的社会为一种早期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因为农业生产力在15世纪以前无法突破自然上限，导致社会结构固化，无法持续扩张。

自秦朝统一以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基本解体。秦汉两代还保留了一些封建制遗迹，以至于在两晋南北朝期间会有士族这种封建阶层的出现，但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封建的遗迹基本消失了。首先身份制度被打破，虽然有“士农工商”的价值取向，但职业间可以自由流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除了作为统治象征的皇帝以外，其他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贵族也被消灭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科举制度成了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经济-文化力量而不是靠武力维系，所以军队地位低下，数量少，统治权掌握在由科举产生的文官手中，整个统治机构占人口的比例很低。以晚清为例，按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举人共有一万八千名左右，进士二千五百名左右，北京翰林院的翰林六百五十名左右。所有举人以上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合计不足5万，即使计算上20倍也就是100万的胥吏和100万左右的乡绅秀才，总数不过200万，而当时的总人口约4亿，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大社会。另外，乡绅阶层事实上只是一个过渡的阶层，只拥有豁免了劳役等小小的特权，实际上并未侧身于官吏的行列之中。作为对比，明治初年的日本，总人口约3310万人，国家机器其他的部分不算，光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就有189万之众，这反映了日本的社会主要是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的，属于大政府小社会（具体到每个地区而言）。

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更接近于自由资本主义，与现代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它是基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农业资本主义。由于贸易发达、社会稳定，小农户既不需要封建军队保护，也不需要大型组织提供物资和管理，长期的稳定使各层组织提供的服务功能基本转由市场提供，于是中层组织逐渐消亡，中国成为高效率的一盘散沙。在这种结构中地主就是资本家，地主与农民之间是自由契约的经济关系，双方都是自由民，人格平等，土地买卖租借自由。而不是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是靠身份等级和军队暴力维持经济来往，禁止土地自由买卖。之所以地主不像资本家，对雇工采取集体劳动、分工协作，定期支付工资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由于对于传统农业，集体劳动、分工协作并不能有效提高效率，还要付出管理成本和承担风险，收取地租的方法是效率最高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其实还保留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中，如出租车行业。

传统中国的货币权、土地权和政权相辅相成，而不是封建时代的对立。地主、商人、高利贷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三大主要榨取集团，官僚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早在唐代，中国最后的封建制度——世袭制和门阀制已经解体，社会各阶层可以自由流动。概括的说，主要有四个流动路径：商人—高利贷—地主，文人—官僚—地主，官僚—地主—商人，地主-文人-官僚。这种社会流动，可以往复循环，没有限制。即使最贫困农民，也有可能通过劳动积累资金，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商人、高利贷可以购买土地成为地主，通过科举和献纳制度可以成为官僚，官僚也可以转化为地主并兼营商业。除了科举合格成为官僚的“正途”外，还有“献纳”的“异途”，通过献纳金钱、米等制度成为官僚，如乾隆时代的献纳额：道员16400两，知府13200两，知县4620两，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献纳制度打开了地主、商人从政的近道。由于四个流动路径存在，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的“四位一体”的统治阶层，保卫中国古代资本主义是他们共同的利益。

而日本是严格的阶级制度，有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区分，武士是封建的支配阶层，本身还分了20多种等级。各等级是世袭的，不能流动。富农、商人、高利贷即使买入土地，在法律上也不承认。即使拥有土地，也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进入统治阶层。下级武士也不能获得高的官位。日本的封建社会，货币权和土地权对立，被支配阶级和支配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道路是闭锁的，是非常严格的等级制社会。

中国早已具备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各阶层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人格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主要靠自由契约的经济联系，但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其一，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引发技术突破。其二、经济长期稳定导致人口过剩，没有提高机械效率的动机。其三，社会缺乏中层组织，不适合大工业时代的复杂管理。事实上，由于中国长期稳定，在社会结构上“早熟“，封建时代的组织资源过早消亡，在大工业－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际，竟手足无措。反观日本，虽然也引进了中国的儒教，但大量武士却一直直接管理经济，虽然这种制度在１６世纪后阻碍了自由经济的扩张，却与大工业时代，军事－经济－政治一体化，大批管理人员层次化的特征非常符合，最终在19世纪支持了日本的腾飞。


（四）开国与维新

1840年鸦片战争失利，中国被打开国门。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攻击日本，日本国门也被打开。《南京条约》的内容无庸赘述，下面着重讲述日本的经历。佩里对日本有三个要求，第一是保护在日本沿海遭难避风的美国船只的乘员生命财产安全；第二是为船只提供补给；第三是促进日美两国贸易。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进展，纺织业飞跃发展，需要开拓亚洲市场，日本是绝好的中继站，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便于船只的补给。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规定了诸如治外法权、不得自订关税、割租界、给予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但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和清朝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稍有些有利内容，如禁止鸦片输入、外商不得在特许地以外贸易等。虽然日本中国签订的条约多少有些差异，但都在战争失利后被强制纳入西方的单方面自由贸易体制。

1859年，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长崎、箱馆开港，世界霸主英帝国迅速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横滨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进出口额急剧上升。1865-1868年间，横滨的出口占总出口的8、9成，进口占7、8成。主要的出口货物为生丝、蚕种、茶、海产物等第一产业的生产物，进口是毛织物、棉织物、金属、武器、舰船等工业制品。这体现了显著的内外经济落差。外国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以及背后经工业革命改造的生产体系，掌握了贸易的主导权。

开港使横滨及关东地区的经济空前繁荣，大量的农田变桑田、茶园。但是，由于生丝大量输出，价格急剧上涨，以生丝为主要原料的绢织物生产地带----关西地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棉纺物的大量输入，又使棉纺地带受到了很大打击。日本固然从贸易中得到一些利润，但对于前工业化国家而言，没有把贸易利润转移支付给受打击的产业与人口的能力。于是富人奢侈消费，物价飞涨，靠固定俸禄生活的下级武士生活更加困难。地域和阶层差距急剧扩大，不满在酝酿。

同一时期，中国的上海也由小渔村迅速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非常繁荣。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地大物博，单方面自由贸易的恶果一时并不显著。日本的武士阶层规模巨大，靠出口资源无法维持全体统治阶级的生活。中国则不同，文士－官僚阶层的相对数目很小，无须独立自主，当买办，依靠出口原料和人口的利润就可以活的很好。于是，中日两国的“士”对开国带来的刺激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应。日本武士以攘夷为动力，推动建立中央集权，团结一致对抗外压。外压使日本松散的封建制度走向现代化的中央集权。中国文士则没有捍卫国家的动力，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加国际大循环，彻底放弃了工业化的道路，只是依靠各国殖民者的妥协才能维系名义上的统一政权，从八国联军到九国公约，莫不如此。

日本开国使少数高级贵族和商人得益，物价上涨，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特别是使拿固定俸禄的下级武士，部分手工业主、商人受到很大打击。一些下级武士在豪农豪商的支持下开始了攘夷运动。1863年的萨英战争和1864年的长州攘夷战争，均告失败，英美等国仅以不到１０艘军舰进行炮击，就轻松摧垮了攘夷派的军队，攘夷志士们意识到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直接攘夷不能成功，从而转向了倒幕，因为幕府是日本的买办势力，代表少数从贸易中受益的高层贵族，要建立统一的日本，用全国的资源来进行贸易。在这种气氛下，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同时打出“尊王”的旗帜，使倒幕派有“大义名分”，于伏见鸟羽一战大败幕府军队，1868建立了新的明治政府。

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前期是明治三杰，西乡隆盛（萨摩人），大久保利通（萨摩人），木户孝允（长州人）。后期是伊藤博文（长州人），山县有朋（长州人）。这些维新志士都是下级武士出身。维新首先是废藩置县，藩主的领地被剥夺，打破封建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然后是“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允许自由通婚，自由择业，土地自由买卖。武士的俸禄被剥夺，不再垄断军政职位，平民也可以从政从军。由于政府可以对藩主和上级武士进行赎买，他们能够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如成为商人、地主、资本家等，组成了新的组织结构，但在大工业体系建立之前，下级武士只有破产一途。于是部分武士又造反反对新政府，1877年，西南士族拥戴西乡隆盛反乱，爆发了西南战争。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场内战。维新同志间刀枪相见，最后西乡隆盛兵败自杀，同年木户孝允病死，而获胜的大久保利通在1878年被武士暗杀。值得一提的是，西南战争中，特权商人三井给政府提供物资，三菱为政府军运送军火和给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奠定了明治后财阀的基础。后来，西乡隆盛被平反，并于1891年在东京上野公园为他立了个铜像，牵着一条狗，西乡隆盛依然是日本武士的象征。

1871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到美欧视察，细致考察了美欧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回国后写下了《米欧回览实记》，其中美英各20卷，最为详细，德国10卷。回国后，大久保利通以英国为蓝本，开始改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1850年代，幕藩为了增强军事实力，从外国购买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聘请外国技工，创办了一些的枪炮、火药、造船、制铁等现代工业，一部分藩为了增强经济实力，还引进了纺织等轻工业。维新后，这些现代工厂被明治政府接收和重组，设立了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海军造兵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等，由陆海军省直接经营。1870年，日本设立工部省，致力于铁道建设、矿山的开发、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基础，从英国引进高炉技术，设立釜石制铁所，确立了采矿—制铁—机械制造的近代重工业。在政府向重工业投资的同时，华族（原来的公卿、藩主等封建贵族）大量投资现代工业，是日本最初的民营企业。后来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负担，把大量的官营事业免费或极低的价格交给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经营，并提供大量的经营补助金。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反过来为政府提供资金，左右政府的运行。这些亦官亦商的财阀，被称为“政商”。大久保利通视察美欧回国后设立了内务省，自任省长，致力创建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内务省以官业为中心，对民间近代产业进行严格的规划指导。

日本在维新以后的殖产兴业，坚决限制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和合资，对历史遗留的外国控制事业，不惜高价赎买回收利权。如1872年，高桥—横滨间的日本第一条铁路，是举外债，聘请英国的技术人员自主修建，自主经营，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的直接投资和直接经营，与同期清国坚持单方面开国的政策成了鲜明对照。

1892年，日本的工业企业共2746家，总投资6901.6万元，水陆交通业319家，总投资9474.5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1亿6376.1万元。作为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60年代才开始发展，比日本的起步时间稍晚，且产业投资的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远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根据1894年的统计，洋务派设立的工矿业企业数15个，总投资额1545.7万元，交通运输类企业数7个，总投资额1250.9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2796.6万元。1880年代开始，中国地主、商人也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到1894年，设立了160个制造企业，途中破产的很少，总投资额约461.5万元，主要是纺织等轻工业。采掘类企业20个，总投资额约261万元。也出现了小型汽船制造和经营，但投资的规模很小。民间的投资总额约722.5万元。洋务派和民间资本家两者合计，总投资额仅3519.1万元。远远小于日本对近代工业的投资。

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时候，指导思想没有多少不同，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是“和魂西体”，积极导入西方的近代工业，为何差距如此巨大呢？日本原来是封建制度，废藩置县，取消武士俸禄，使原来藩主、高级武士等占有的资源让了出来。明治初年，用于安置藩主、武士的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3（秩禄处分）。这样政府就有财力对工业投资。至于农民，租贡负担并没有减少，明治政府早期岁入依然要靠土地税，占总岁入的约85%。农民的生活困苦，各种暴动维新后依然不断。不过，允许农民自由择业，自由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武士阶层虽然被取消，但武士的文化知识、管理经验和组织纪律性，为推行义务教育提供了基础，为早期产业工人队伍提供人力资源。幕藩时代，各藩为了经济自立，推进国（藩）产化，一直由政府派武士创办和经营产业，积累了经营和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封建时代亦官亦商的“政商”，与幕藩财政共生，明治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各项事业在民营和国营之间来回转换，并没有什么阻力。

中国则不同，因为早已经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找不到改革的对象。没有封建贵族可供革命，没有剩余的财源可剥夺，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时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此外，由于割地赔款导致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也不能通过“解放农民”使农民承担更多的租贡，因为中国农民早已自由择业，自由经营，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勤奋劳动或刻苦读书而进入上层社会，简单的说自由民权没有意义。另外中国传统上政经分离，中央小政府，很少干涉经济，对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缺乏经验。各商人、地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政府很难采取象日本那样的针对性的扶持和资助特权商人。也没有足够的有组织纪律性的武士可以作为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者的后备军，缺乏人才现代工业的储备。武士长期要用真刀真枪说话，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识形态禁区，对新技术新思想来者不拒。中国的文士却已在成熟的管理思想上固化，很难接受新科学思想，不愿意深入实际去查找和解决问题。上面的这些因素，使中国的近代化步履维艰。


（五）甲午战争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快就遇到原料和市场问题。1892年，日本对清朝输出1965万元，占日本总输出额的21.5%，比1884年增长了3倍。但是，对中国贸易由清朝的贸易商人支配。从中国的棉花输入，从1887年82万元增长到600万元，急剧增长了7.5倍。为了节约棉花的输入费，1887年，第一银行的涉泽荣一，计划在上海设立加工厂，但被清朝官员拒绝。后来三井物产只能与英美系商会合资在上海设厂，没有支配权。与英美随意立约设厂相比，日本深刻认识到没有军事胜利做后盾的资本是无本之木。从1887年开始的5年间日本的纺织业，生产规模增长5倍，生产量提高9倍，成本大幅下降，比印度棉丝更便宜。但是，由于西方与中国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固定关税等，日本棉丝在上海市场上反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日本纺织业的发展并没有提高纺织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2-16小时，大多采用寄宿制，通常第一年没有工资，有些工厂甚至头5年没有工资，低廉的工资仅够购买粗粮维持生活。为了维持低工资，保持竞争力，需要低价粮食供应，从国外获得低价米是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为了获得廉价的米，同时通过殖民的方式释放被大工业淘汰的过剩人口，还需要占领弱国殖民地。最近的弱国显然就是朝鲜，但朝鲜是清的属国，侵略朝鲜必需击败中国。日本虽然已经开始了工业化，但与清国这个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开战依然需要冒极大的风险。不过，虽然当时的运输、通信等手段不发达，西方列强暂时不能够对远东进行有效的干涉，但英国、俄国、美国都在拼命向远东发展。如果等准备好了再开战，西方列强也在远东有了一定实力，日本必然无法独占征服中国朝鲜的利益，这促使日本确定了铤而走险，冒死与中国开战、争取生存空间的基本国策。

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定不平等条约，占有在朝鲜的一系列特权，能够在朝鲜销售工业品和获得原料，使得朝鲜的经济结构受到破坏性影响。1882年，朝鲜的民众和士兵发起反日暴动，杀死日本军事教官、商人，袭击日本公使馆，史称壬午军乱。日本政府作出了强硬反应，立刻派军队干涉。为了应对日本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大清国急派三艘军舰和3000陆军入朝。在清国的介入下，日朝缔结了济物浦条约，日本以保护公使馆为名，赢得在朝鲜驻军的权利，在军事上迈出了走向大陆的第一步。而一贯作为政府反对派核心的自由党，比政府更加激进。自由党反对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和废止领事裁判权，却支持对朝鲜的不平等条约。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现在日本1万元纸币上的人物）赞扬日本外交官的机敏不低于世界文明诸国。这次事件也使中国稍有警觉，强化了清朝朝鲜的宗属关系，派出比日本更多的军队常驻朝鲜，并为朝鲜军队提供武器。

壬午军乱使日本认识到要支配朝鲜，必须击败清朝。军乱直后的8月15日，陆军长老山县有朋提出意见书，以清朝作为军事计划的假想敌，把作战目标从陆军保卫本土安全改变为赢得大陆上的运动战。（注：山县有朋是甲午战争准备和战斗期间的关键人物，曾经1889和1898年两次组阁，此人喜欢拉帮结派，构筑了“山县阀”，长期霸占日本政坛。此人还贪 污成性，曾经贪污和挪 用公款达日本岁入的1/10，是日本政坛权钱 勾结的鼻祖，伊藤博文死后，作为长老的第一人握有选择首相的决定权。）右大臣岩仓具视痛感日本海军舰艇不足，要求海军当局将3艘/年的造舰计划翻一番，所需要费用由增税解决。岩仓认为非常的增税虽然使人民抱怨，但一时的抱怨不足虑，占领大陆才是长远之计。在军备完成前相对弱小的日本采取了对清朝妥协的外交政策，主政的伊藤博文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反对派自由党则批判政府软弱，比政府更加露骨的主张侵略主义。

此时的清朝刚刚在新疆 平叛、中法战争中表现了传统农业大国的实力，依然号称亚洲第一大国，1885年，清国北洋舰队增加了定远、镇远两艘战舰，济远巡洋舰。到1890年，清朝有战列舰2艘，装甲巡洋舰6艘，巡洋舰2艘。陆军号称百万，虽然近代陆军不多。但俨然对小国日本有压倒性优势。

日本财政相对清朝要紧张的多，海军无法自造大型军舰，购买又无力支付船款，重炮火力与中国相差甚远，被迫针对中国主力战舰采取临时措施。为了拥有能击沉北洋舰队主力定远、镇远等目标的重型火炮，日本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元，建造了排水量4200吨的松岛级军舰三艘（松岛、桥立、严岛，以日本三处著名的景点命名，又称三景舰，其中桥立为自建），各搭载一门32cm的巨炮。但由于三景舰是小舰体载巨炮，大炮的回旋必须靠转动船体，瞄准困难，实际海战的效果未知。于是日本又建造小型快速的巡洋舰，搭载15m和12cm的中口径速射炮，发射速度是原来火炮的8倍，企图利用快速和火力快的优势压倒中国炮重甲厚的优势。期待已久的巡洋舰吉野号1893年在英国竣工，自建的3000余吨的秋津洲号1894年3月完成。

随着日本战争准备进行，日本海军已经凌驾于北洋舰队之上，1893年，海军军令部制定了作战条例，然后又建立了战时大本营体制，在制度上做好了战争准备。此时的日本军队可以说是一个怪胎，因为所有制度和军械都是为了攻击中国而定，不具有通用性，针对中国军队能发挥的威力远胜对他国的战斗力。为了侵略中国，日本不惜冒险一战。作为后着，军部还秘密制定了10年后对俄罗斯的战争计划，决定一旦朝鲜内乱就发动对清战争，还派出间谍刺探中国的情报，绘制中国地图。

1894年，朝鲜爆发农民战争，清朝日本先后介入，日本有备而来，清朝仓促应战，甲午战争爆发。7月25日，日本舰队吉野、秋津洲、速浪号在丰岛冲海域与北洋舰队的巡洋舰济远、炮舰广乙遭遇。日本舰队的总吨位1万1千吨，15cm速射炮8门，12cm速射炮14门，格鲁伯26cm炮2门，格鲁伯15cm炮6门，速度18节以上。北洋舰队合计3300吨，格鲁伯21cm炮2门，格鲁伯15cm炮1门，格鲁伯12cm炮3门，速度15-17节。日本舰队占压倒优势，海战结果是济远受伤逃走，广乙弹药库爆炸成为废舰。海战中，由木造炮舰操江号护卫的满载清军的英国高升号运输船接近，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清军将兵拒绝，高升号被击沉。浪速号只救援欧洲人高级船员，射杀中国水兵。到第二天，除被法国军舰救助的200人外，1000名兵将死亡。

1894年9月16日，中国军队因军官团腐 败厌战，在占上风的情况下抛弃良好的防御阵地北逃。平壤陷落，17日中国海军主力护送陆军登陆朝鲜，遭遇日本海军主力，世界史上首次现代海战——黄海海战爆发。日本舰队有旗舰松岛以下12艘，北洋舰队有旗舰定远以下14艘参战，总排水量是4万吨对3万5千吨，平均速度16节对14节，总功率7万3千马力对4万6千马力，日本优势。重炮日本11门，清国21门，但速射炮日本67门，清国6门，总战力清国处于劣势。此外，清国舰队是在护送运兵船的途中遭遇日本舰队的，展开队列处离海岸不远，限制了舰队的机动。经过6小时战斗，中方超勇、致远、经远沉没，扬威、广甲座礁。日本舰队占据上风，一艘也没有沉没。但旗舰松岛被定远的巨弹击中，113人死伤，比睿、赤城受到重创。日本舰队船小炮轻，对定远和镇远两艘战列舰的主装甲带也无可奈何，双方各自收兵。

黄海海战清国海军损失了30%的军舰，剩余的舰只也多处受创伤，炮弹基本耗尽，但达成了陆军登陆的战术目标，同时重创日本海军。只是将帅锐气已失，无意出战，日本获得了黄海的制海权。使日本从容修复军舰，在无干扰的情况下实施了多次登陆作战，围歼中国现代陆军主力，并最终消灭清朝舰队。因此，此战为甲午战争的转折点。

战后，日本海军总结海战胜利的首要原因是清国的舰队用法有误，没有用来争夺制海权，而是担任运兵船的护送任务。致使舰队的活动区域在海岸不远，限制了机动，丁汝昌也没有采取足够的侦察搜敌活动，导致黄海海战必须在不利的沿岸侧布阵。第二原因是，清国虽然建设了强大的舰队，但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造、改装。养护不良导致部分军舰达不到设计速度，与主力脱节被歼灭，弹药储备也不充足。日本事实上以新式装备战胜了劣势装备的清国舰队。

甲午战争中国最终战败，签定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赔银2亿两，约合3亿日本元，相当于清国政府三年的岁入。赔偿金成为战后日本军备扩展，产业革命的本钱。这次战争是中日两国的转折点，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六）战后经营

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3亿日元的赔偿，制定了十年军备扩张计划。目的是独霸远东，能够打破俄罗斯、英国、法国任何两国的远东联合舰队。尤是以俄罗斯为第一假想敌国。当时1万2000吨以上的军舰不能通过苏伊士运河，只能绕道南非的好望角，沿途的加煤站大多由英国控制，如果英国中立，那么其他欧洲国家派大型军舰增援远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日本与英国结盟，正好英国为了遏止俄罗斯的扩张，正需要在远东寻找盟友。中国既然衰败不堪，日本是唯一的选择，英日双方一拍既合。在这个条件下，日本海军计划建造攻击力、防御力具有压倒优势的1万5千吨的战列舰舰4艘，加上已经开工的富士级战列舰，勉强能够掌握远东的制海权。此外，海军还计划建造1万吨的装甲巡洋舰6艘进行机动打击。合起来是六六舰队。

伊藤内阁的战后十年计划，陆海军军费合计达3亿元。在支出的高峰1897年，军扩经费达8200万元，于甲午战前的国家总岁出相当。除军费，政府还为钢铁企业，铁道、电话等事业投入1亿5千万元。制铁所的设立和铁道建设改良、电话交换的扩张，主要是为了军舰、兵器自给和军事运输，军事色彩浓厚。庞大的岁出虽然有清国的赔偿金支持，但还远远不够。不足部分通过募集公债，增税，烟酒专卖等筹集，每年平均增收3500万元。增税使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但民间舆论比政府更加激进。“一日三餐节约成两餐也要海军扩张”，“文明世界的立国通常在战争中觉醒”等等，政府的战备基本没有遇到阻力。

作为军备扩张的结果，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惨胜，成功摆脱了殖民地化的危险，进入列强行列。但是，就在1905年9月5日，历时约两年的日俄战争结束，日俄在美国签署和约之际，数万民众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游行示威，反对放弃赔偿金的讲和条约，并进行了破坏活动，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这是第一起在首都爆发的民众暴动。第二天，暴动蔓延到横滨和神户。这是因为日本虽然积极扩张，却只能勉强击败俄罗斯，暂时无力追击，索要赔款。日本虽然因胜利成为了一等国家，但扩张本身消耗了巨大资源，国民依旧非常贫困，一旦停止扩张，内部就有压力，可能会暴动，甚至分裂，同其他强国一样，日本的扩张既是欲望，也是内部压力的结果。

甲午战争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开始尝试政治变革。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认为应该进行“官制的变革”，应该向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搞君主立宪；经济面则主张奖励民间近代产业；文化教育面则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校。这个维新纲领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致相同。但日本变法强国，而中国的维新只进行了百余日即失败。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民国初年的各种制度建设依然是百日维新的延续。国家的政治变革了，但越来越贫困，继续向殖民地滑落。为什么相同的变革纲领，结果却不同？


（七）没有变革对象的中国

中日都有“士农工商”的序列，但含意是完全不同的。日本是封建制度，“士农工商”是终身制，出生就决定了身份和职业，阶层之间不能自由流动。土地由封建领主所有，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利的是武士。明治维新是资本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封建领主和上层武士。君主立宪使下级武士、甚至平民出身的可以参与国事。废除儒教朱子学，开办新式学校，使下级武士和平民有出仕的机会。还有奖励民间近代产业，因为封建时代特权商人与政权财政共生，容易实施奖励措施，而没有小商人来查问公平问题。此外，四民平等，从业自由，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些维新措施，相对当时日本的封建社会，都是进步的，释放了封建束缚，使下层人民有出世的机会，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但中国则早已实现了这些制度，“士农工商”只是儒教的价值取向，不是身份制，职业间可以自由转换，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利的是靠科举出世的文士，下层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可以自由转换，是四位一体的资本主义官僚性质的统治阶层。仿照明治维新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没有变革对象。君主立宪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没有本质区别，下层人民通过科举，都可以参与国事。废除科举，反而导致地方知识分子不能进入上层，引起巨大不满。奖励近代工商业则找不到奖励对象，因为中国早已政经分离，传统的资本家（地主、商人等）是平等的，很难实现公平奖励和重点扶持。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虽然是资本主义变革，但与中国传统的资本主义相比，没有实质改良，甚至倒退，尤其对下层人民和小知识分子，完全没有任何利益，他们出仕的道路还断绝了。没有人民的支持，这些维新措施最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在经济方面，明治维新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但领主的土地租贡并没有取消和轻减，而是转换成政府的税收，土地税占明治政府总税入约85%。原来这笔收入主要支付武士的俸碌，由于四民平等，取消武士的特权和俸碌，使明治政府有经费进行殖产兴业，对现代工业和现代军事进行大举投资。甲午战争时日本的岁入约8000万元，而比日本大得多的清国，税入只有约1亿元，与日本大体相当，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除去通常的岁出，既没有多余的经费，也没有哪个社会阶层能让出自己的资源对现代工业和军事进行大量投资。造成甲午战争前，清国对洋务运动的投资远不如日本的殖产兴业运动。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能够建造4千余吨的军舰，并参加了甲午战争，中国只能建造2千余吨的军舰，日本陆军统一装备自产的村田步枪，清军却是万国牌装备，这充分反映了两国近代工业的差距。

随着对外战争不断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相继签定，割地赔款，出让各种利权，中央政府可供支配的财源越来越少。而各种近代事业都委托外资建设，出让更多利权，形成恶性循环。到1913年，外国资本在近代工业中所的比例如下，制造业42%，矿业50%，铁道95%，航运74%。再考虑到进口的重工业产品，中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独立的近代产业。特别是作为近代产业灵魂的金融业，完全由外国控制。到了后来，中央政府的收入连维持自身运转都非常困难，辛亥革命后，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需要出让利权从外国借款维持中央政府，最后袁世凯胜出，获得善后大借款。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需要列强的资助。地方实力派也接受列强资助。列强分赃不均，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军阀言听计从，因此内战不断。政府没有社会剩余可供中国工业化，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依附化，政治买办化。无论怎么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都无法实现中国国防自立，经济自主，只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武士作为特权阶层被消灭了，但他们有知识和组织，依然是日本社会的主导力量。武士虽然曾经有政治和军事特权，但经济地位并不高，大部分演变成产业工人或全民义务教育的教员，为日本的工业化奠定了人力基础。部分武士地位上升，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由于幕藩时代的激烈对抗，武士养成了“国（藩）益优先”的思维习惯，清楚只有组织才产生力量，讲究国家自立自强，推进国产化，即使在野的反对派，虽然强调自由民权，但在对外政策上比政府更加激进野蛮。另外一部分武士成为资本家管理者，由于武士具有身先士卒的武士精神，和相对灵活的意识形态，日本企业的高中级干部能够深入生产第一线，查找和解决问题，“现场主义”使日本的技术力突飞猛进。武士需要真刀真枪争论，养成了认真踏实的学风，容易接受新事物，顺利接受了西方的“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思想，能够仔细考察西方的做法，直接学习西方的实质优点，不重形式。

文士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虽有知识但没有组织。他们大多出身于地主，经济富裕，不大可能成为产业工人或推行全民义务教育，中国工业化缺乏人力基础。文士读的是圣贤书，仁义道德，以天下为己任，以为天下大同，乐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国家没有责任，没有国家自立自强的意识，使国家依附化买办化。文士远离生产，“治大国若烹小鲜”，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不与生产相结合，轻视体力劳动。到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依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视作极大迫害，导致中国的技术力停滞不前。文士的知识、文化、哲学思想都是在漫长稳定的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当时很适用，但在大变革的时代，这些都不适用了。

日本资源匮乏，土地狭小，而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却人数众多。幕末开港，日本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导致资源大量外流，物价飞涨，武士生活困苦。断绝了下层武士们在世界大循环中帮助外国资本剥削本国劳动力，获取富裕生活的梦想。武士们认识到日本只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只能够自力更生，去拼搏去奋斗，自己逃生是不可能的。中国则不同，地大物博，而作为统治者的文士却人数极少。鸦片战争后中国也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虽然资源大量外流，但换来的西方高档消费品极大改善和丰富了文士们的生活，使他们更加富裕。于是文士们心甘情愿地参加世界大循环，国际分工。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为国际社会提供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实现自己的先富，至于是否能带动后富，就不是这些肉食者关心的事情了。

中国有古话“时势造英雄”，中国日本不同的历史道路不是由某个领导人决定的。不同的文化制度传统，不同的自然、人口条件，导致了站在历史歧路的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武士革了自己的命，出让了社会剩余，释放了人力资源，指导日本自立自强，使日本从后进的农业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中国文士只革了傀儡皇帝的命，反而占有了更多的社会剩余，用社会剩余去交换西方奢侈的消费品改善生活，实现先富。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八）中国的新生和迟暮

1945年日本战败，殖民地独立，本土经济崩溃，多年征战侵略又回到了原点。虽然人才和技术等生产知识体系完整保存下来了，但要把人力和知识体系重新恢复成工业基础，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日本展开农地改革，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农产品由政府强制收购，农村为日本再次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同时解散财阀，用财产税和猛烈的通货膨胀，剥夺了资本家大部分财产。收夺社会剩余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靠美军枪杆子强力镇压才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社会剩余与生产知识体系相结合，再加上人民艰苦奋斗，20年后，日本重新作为先进国家在废墟上站立起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出国作战的农民军队用的是20多种万国牌枪支，光步兵枪械口径就有13种，凭着这些杂牌的武器，志愿军顶住了拥有最现代化装备的17国联军。朝鲜战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原点，被新生力量组织起来的中国人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侵犯，也同样能够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巨大的武器差距，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业和基干产业，民族才能自立自强。基干产业是军事工业的基础，也是工业财富的源泉。20世纪50年代，以向苏联引进156个基干项目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中国的工业化不是平坦的，时常有挫折和动荡，但能很快恢复，向前飞奔。中国就像初生的婴儿，在蹒跚学步时步履艰难，但充满了活力。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从半殖民地农业国成长为先进的工业国家，能够自行设计制造几乎所有现代工业产品。在绝大多数是文盲的国家里普及了义务教育。这个效率和速度是空前绝后的。

日本的战后复兴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是时有挫折甚至倒退，但都能很快恢复到增长的快车道，经济充满活力。社会剩余的收夺也引发不满，农民的抗议、米骚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相比较而言，中国要比日本平稳得多，毛泽东尽量减少工业化的痛苦，虽然要从农业取得剩余作为工业化资本，但同时要求社会上层能够和工农相结合，同甘共苦，共同分担工业化过程中生活的艰辛。全民族节衣缩食，艰苦奋斗，默默构建中华民族奋飞的翅膀，经过百余年的失败、痛苦、屈辱，到了70年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再次挺起了脊梁，屹立在世界东方。

工业化的过程是漫长和痛苦的，知识分子拒绝和全民族一起承受苦难。中国的工业化影响了他们的幸福生活，随着伟人的逝去，提出了尊重知识、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口号，知识分子需要掌握更大的权利，控制更多的财富，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大肆批判，提出先富论，抢夺中国工业化的果实。知识分子们首先解散工农的组织，使他们没有力量参加争夺果实的战斗。批判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方式，使中国重新依附化买办化，为外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换取奢侈消费品，走上了殖民地道路。鉴于统治阶级相对比例很小，毛泽东时代还留下了许多剩余，自由贸易极大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洋房汽车滚滚而来，使知识分子们沉浸在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的幻觉中，高呼“和平崛起”。而资源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低水平劳动，却使底层民众丧失了教育、医疗甚至住房，最终毁灭了这种“改革”的基础。2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数代人勒紧腰带建设的独立工业体系损失殆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变成迟暮的老人，中国再次走上了了经济殖民地的道路。


（九）悲剧和闹剧—历史轮回

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必然令后人惊奇的现象——台上的腐败官僚和台下自命清流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几乎对经济问题有完全一致的认识。官僚们循序渐进，逐步把国有资产分光卖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知识分子高喊明晰产权，力图证明私有制的效率是财富的根源。对于最终把中国经济导向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这个长远目标，双方没有任何分歧，双方激烈争论的只是市场化的具体手段应该是稳扎稳打还是雷厉风行，剩余国有财富的分配是侧重公平还是效率，或者是分配者自身的利益。这种大方向上的一致明确指出了中国的近期走向。与其他国家的类似历史阶段相比，中国朝野内外对变革目标的高度认同，变革方向的稳定是不同寻常的，但起码在中国历史上，这并非是第一次。

回顾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现象。清朝末年，立宪派、革命派、维新派……诸派林立，争斗不休，但各派都认为中国应该市场化，刺激工商业，建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配的宪政体制，然后自立自强，富国强兵。只是在具体如何宪政，宪政速度多快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始终不能深入认识到大工业时代的立国之本，因此，最后无论是哪一派胜利，终究脱离不了向外国借款求援，建立依附于外国大资本的经济体系的道路。相隔一个世纪，历史的轨迹竟如此相似，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和集团利益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尽管今天的精英们（官僚和文士）想方设法论证中国自秦朝以来的历史是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敌人，然后用西方历史的模型来论证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源于缺乏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精神，但所有这些论证都不愿意用数字和调查来证明自己的圆满。事实上，如果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地区相比，中国具有更多的自由市场和平等，但这并没有导致中国产生工业革命和繁荣富强。

工业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这以前，相对简单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使自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只有艰难的交通会限制交换的产生。中国文明独处旧大陆东端，既不至于因无法与其他文明接触而落后，也不至于因为太多的文明冲突而无法稳定，长期滞留在封建军事阶段，因此最早消灭了身份等级制度，产生了高效的中央官僚政府，允许农户和手工业者自由经营。但正是这种长期稳定的社会产生了惰性和固化的制度。而农业时代的生产力限制也使政府对扩张和冒险失去兴趣。儒家士子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为宗旨，远离具体生产，把人伦的“道”作为唯一而又至高无上的目标。当然，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当年的儒家官僚不能未卜先知，对于他们和那个农业时代而言，中国的社会是最完美的制度。

在19世纪初，旧大陆的技术积累冲破了工业革命的门槛，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西欧这个相对落后的世界抓住了这次机遇，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中亚东欧本来也可能产生工业经济的竞争者，但由于与西欧距离太近，工业革命之火被及时扑灭。只有日本，在与西欧相似的落后体制下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又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受到遥远距离的保护而获得发展机遇。最终成为落后国家中唯一的幸运儿。而中国虽然富饶强大，却因为自己的惯性而拒绝了工业化的机遇。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落后，中国所遭受的侵略和痛苦，不应该由任何个人负责，这是历史的悲剧。

马克思曾经用调侃的语气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总会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闹剧。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不得不折服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幽默感。百年风雨，万事轮回，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终于又拣回市场经济和明晰产权的理论当宝贝，又形成了官僚—文士—资本家—商人的紧密同盟，以为只要建立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所有资产归于能发财的个人，强国就指日可待，财富自然滚滚而来。殊不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靠自由市场而进步成发达国家的例子。为自由市场摇旗呐喊的精英们以“科学精神”自诩，宣扬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时却只能靠空想的模型和繁琐的推导，举不出一个实例来。这种论证已经丧失了最根本的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当然，想必以精英之睿智，自然懂得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只是例子难寻，只好做空头文章。为什么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讲逻辑？文化上对旧制度的潜在认同自然是最重要原因，但西方大资本在中国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居心叵测的鼓吹开放，其效果也不可忽视，青年一代就是在这种文化气氛下生长的。正如韩德强最近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所说“……记者和编辑都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斯密教条信奉者，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甚至英国都是靠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起来的，他们甚至把贸易保护等同于“闭关锁国……”。

由于这种被大资本操纵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中国一步步心甘情愿的走向经济殖民地，这比起当年清朝在历史传统下渐渐落后更加不堪，闹剧之说不虚。不过，马克思说历史的重演往往是闹剧，那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说的，对于用身家性命来承担自由市场改革后果的13亿人民而言，这场由买办资本、高级官僚与知识分子合力导演的闹剧将是一场最大的悲剧。

百年前，中国日本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站在历史歧路的日本武士把日本引入了战场，而中国文士则把中国送到了天堂。百年后，又是全球化，中日两国的“士”再一次处于历史的歧路。日本的“士”依然把全球化当作战场，当然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研究和制定日本的战略战术。中国的“士”还是把全球化当作天堂，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注：
本文并非独立成文，阅读本文，如有问题，请参阅同一系列的《从文化革命到工业革命》《如何建立现代政治经济体制————从日本的现状看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

2004年12月5日
愚蠢小猪 于东京

如有指正或疑问请与foolishsmallpig@hotmail.com联系
国内的朋友可与马前卒（renchonghao@yahoo.com.cn qq110614187)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