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鹿鼎记风流猎艳txt:主题: 朝鲜、韩国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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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8.朝鲜后期时代
十七世纪的战后时期，福利计划社会和经济情况都发生了转变。富商的兴起促进了两班社会的衰落，而财政困难又促使政府一再进行赋税改革和出售头衔。战前时期几乎没有过的社会地位上升的情况开始发生。富有的农民和商人获得了两班身份，奴婢也能赎身自由。
批判精神日益盛行，对新儒新正统性提出异议。这种精神使人对两班失去信任。西方文化通过中国传入所发生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主张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和调整的实学。派系斗争更加激烈。由于更多的两班－退出争权斗争者－改为从事土地耕种，人们的注意力被引到农业问题上来。结果，农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不断改善。私营的手工业场取代了官营的工场，刺激了为出售而生产货物。
商业活动的增加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兴起，而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又促使农村生活开始性发生变化。钱币流通的扩大为农村生活和城市经济之间架起了一座梁。通俗诗歌和小说的兴起，促使人民注意社会的种种弊端，鼓励人民参加社会改革。
战后调整
战后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改组国防部队和增加国家收入。备边司被提升到事实上的决策机构的地位。从战争直到选立储君等等国家大事，都由一个由议政大臣、六曹大臣和军事参谋部将军们组成的国防委员会决定。
在战后的国防工作中，在中国南部沿海抗击日本海盗的战斗中证明有效的作战策略被放在首要的地位。可是，这种军队训练制度需要额外的预算，必须作为税款向农民征收。先前免服兵役的私人拥有的农奴被征入伍进行训练，因此其认为地位与平民工相等有了一个新的理由。
重建宫廷殿堂和印刷诸如《朝鲜王朝实录》、土地簿籍和人口调查案卷的复本，全都需要额外的款项。由于军备生产造成金属短缺，刻制了木版。一反战前的做法，出售书籍来支付费用。大力恢复农业经济，因为这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
给人民医治疾病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促使医学专著的编纂诸如《东医宝鉴》这样的医学论著。该书于1610年完成。任人唯贤的制度早已受到破坏，因为遴选大武官员的考试已变成有权势的官员和当权派手中的工具。非定期的特别考试的及第者们造成了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同时，拥有不登记土地的做法使国家岁入大量流失。由于一些两班谋求控制免税的学校土地，仅仅在17世纪私立学校的数目就增加了三倍，使学校房地产成倍增加，它们所荫庇的文人学士和学生数目也不断增加。
王亲国戚和掌权的官吏积累了战时遗弃的土地，把它转为免税的财产。竞争官职变得激烈起来，因为担任一任官职很容易在经济上捞到好处。1585年一批年纪较轻的学者和一批年纪较大的学者（分别称为“东人”即东部派）和“西人”即西部派之间发生派别分裂，战后的财政困难又加剧了这场倾轧。在诸如王储的选立和王家丧葬仪式这样的问题上时常发生意见分歧。
东人派又分裂为南人派和北人派。北人派在努力设法恢复儒教国的光海君（执政年代1608-23）统治期间得势。在中国东北满族人（清国）崛起之时，明代中国要求朝鲜援助，光海君没有忘记中国在朝鲜抵抗日本的斗争中曾给予援助，立即派出一支10，000人的军队。但是在满人即将获胜这一形势变得明显时，朝鲜军队却立即投降，避免满族人的报复，表现出朝鲜的政治投机。在发生这一转变后，光海君新得势的亲明朝的南人派废黜。随后发生的叛乱表明有必要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因此，京城周围建起了新的军营，为了保护京城，修建了南汉山城要塞。
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族人由此感到有必要消除朝鲜的威胁。在满洲人第一次入侵之后缔结的和约规定，今后朝鲜要援助满人，而不是援助中国明朝。
仁朝（1623-49在位）于1636年拒绝承认清国宗王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还是承认中国明朝为宗主国。所以，此时已登基为中国清朝皇帝的满清统治者便出兵进犯朝鲜。仁祖逃到南汉山城，接着便在汉江一个江岸边向入侵者投降。他同意与被打败了的明朝断绝关系，并送王子去作人质。
仁祖个人的这一投降，对于君主政体和两班是个双重打击，因为全国不得不承认从属于满洲的“异教”部落。人民因为被剥夺了抵抗清军的机会，心中开始滋长对正统的新儒教两班的不信任情绪。
人们深感受了奇耻大辱，同时对中国明朝的同情心很强烈。农民和奴婢公开嘲笑两班，不同阶级间（大多是两班阶级男子与非两班阶级女子间）通婚所生的子女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人包括显要官员的儿子，他们仍然被视为等外人，被禁止在官府任职。
前面提取的《洪吉童传》中所描述的对严格的社会等级划分的憎恨情绪，使革命思想抬头。这部小说的基本主题思想，即所有人生来平等，鼓舞了人们的勇气，削弱了两班社会的威信。
税制改革
逐渐兴起了贡税征收官的下属代理人，这些人额外征收的数目非常大。这种于战前时期开始的做法变得十分猖獗，以致农民往往把自己的土地交给有权有势的两班，然后这些两班帮他们撤销土地的登记，以便自己可以征收赋税。
把贡税改为土地附加税的尝试部分地获得成功。孝宗（1649-54在位）的宰相金育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即对土地征收附加税。此法的实施证明对国家的岁入和对农民的境遇都极为有利。这样一个结果对孝宗特别宝贵，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加强军队和增加国家收入以反对清朝。作为又一项增加收入的措施，他颁布一道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交纳普遍税，以换取免服兵役。
孝宗的反清思想毫无结果，因为在1654和1658年，他应清代中国的要求，不得不派遣训练有素的军事人员去帮助他们在满洲同俄国入侵者作战。他的经济政策成效比较显著，在他逝世后的十年中，全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全国人口在1657年为229万人，到1669年增长到501.8万人，这一增长十分显著。汉城的人口在同期从80，572人增长到194，030人。全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实行了税制改革、农业管理和农业技术改进的缘故。汉城人口增长的原因可以认为是由于贩卖不再作为贡税交纳给政府的货物的商人大量涌入。
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实施大同法之后，政府对地方产品实物的需求由商人予以满足。他们成了满足政府需求的采购代理人。他们获得了垄断特权，为遍布全国的行会树立了样板。政府经营的工厂和制造业的衰落，刺激了工匠和技师去建立私人工厂和开办商店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并组织成行会。
在各道的市镇，每五天举行一次集市，作为生产者和汉城商人之间的沟能渠道。汉城的领有执照的地方产品供应商通过他们的利润丰厚而又有保障的生意，逐渐积累了资本。
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财富观念，即商业财富观念，这种财富不再是由土地和奴婢组成，而是由用于以货币进行曲大宗交易的商品组成。随着交易的兴旺和货币的流通，商业资本得到了一个发展的基础。然而，这些旨在维护儒教两班社会的努力却导致了这种社会的削弱。
改革派的兴起
随着孝宗的逝世，两班不再缴纳普遍的兵役税，而且再度实际上免服兵役。不掌权的两班中出现了一种批判性态度，认为这是阻碍社会进步。尹镛和朴世堂等知名学者抨击被偶像化了的朱熹体系。保守派两班把他们斥之为异端，但是，一个致力于批判传统秩序的新学派的兴起时机已经成熟。
这新一代的学者认为，人民的生活状况比新儒教政府机构的士大夫所极为珍视的合法性和礼制问题更加重要，“若农民民不聊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即令没有君主，人民却能照样兴旺发达。”这就是构成改革派实学基础的新潮思想。
柳馨远在他的《蟠溪随录》（社会改革论文）中提出了下列措施：
（1）建立一种利益能由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
（2）实行推荐制，代替科举制；
（3）为所有人确立均等机会；
（4）改革政府机构；
（5）采用新学。
他的建议没有为官方所接受，但是他的改革派思想却成了实学的主流。他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因为他所建议的改革能否成功，取新局面于农业问题的解决。与官府无关的学者育感需要从事实学。官府系统则一心进行内部争权斗争，同时各派在对新儒教礼制的不同解释上发生冲突。
17世纪后半期，各派之间的争取斗争变得激烈起来，又有一些派别分裂，其中突出的有“老论”即元老派和“少论”即少壮派。这种派别倾轧与农民生活和国家利益全然无关。少壮派中的多数开始对农民的福利表现出关心，由于两班中的许多人从事农耕，甚至无力保持奴婢，所以农民的景况与他们自己的景况比较接近。
改革派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变化过程中勇敢地政正视社会的种种要求的。商业活动随着政府批准的供应商行会的发展继续发展。这种活动在全国扩张，他们的交易占政府总收入的60%。在这段时期里，政府收入不断增长同时一些富有的农民把自己的身份转为两班身份。人口也同步增长，在1669至1717年这48年里增加了近200万。
英祖的改革
英祖（1724-76在位）深知派系倾轧对国政的害处，一登基便着手荡平这种争斗。为了恢复昙花一现的普遍兵役税，他甚至走出官庭大门，征求官吏、文人学士、士兵和农民的意见。他将兵役税养活一半，半一令减收部分由渔业税、盐税、船只税和土地地附加税来补足。英祖还通过采取一种会计制度来整顿国家收支的财政制度。他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允许边元的庆尚道用粮食纳税，交到附近的港口，在山区允许缴纳棉花或现金来代替粮食。通过增加钱币的铸造来鼓励货币流通 他热心地分发用韩文印刷的重要书藉，包括有关农业的书藉来教育人民，这清楚表明他关心改善农民的生活。
雨量计再次大量制造，分发给地方官署，同时广泛地着手进行公共工程，英祖提商了平民子女的地位，开辟了社会地位上升的又一个可能性。他采取的政策旨在坚持儒教君主制和人道主义的统治，但是却阻挡不住社会变革的潮流。
18世纪，商业活动量迅速增加，通过经由行会组织扩大的垄断和批发销售，出现了资本积累。许多商人集中在汉城。政府核准的商店即领有执照的贡物供应商与街巷小店主之间的传统分野，被融合到一种垄断和批发体制的结构之中。临时商店的设立原来是为了满足人民在特殊场合（如科举考试、国王出巡和其它全国性大事等）的需求，但是这些店铺在这种场合过去后，仍继续向普通百姓供应食品和杂货。这些店铺是由小店主在临时搭起棚屋里经营的，他们不管怎样都依赖批发商。批发商的价格方针对汉城百姓的生活有着直接影响。
手工匠往往成为个体生产者。有些人甚至发展成工厂厂主，取得了销售自己产品的垄断特许权。在一些情况下，仅仅做经营某些商品的批发商比从事物品生产更有得可图。在商人和手工匠中，藉对已获得特许的的商品作少许改进而创立一种新商品来获得特许证，已成为一种风气。特许证确保垄断和受到政府保护。
所谓的湾商垄断了来自京畿道和忠清道的商品，还有一些批发商在全国有着人参销售网。开城或松都的商人在批发活动中与汉城的同行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三方国际贸易。他们出售人参和朝鲜其他产品来换取日本垢白银和中国的书籍和丝绸。他们为了追求利润，甚至随同使节团前往中国。他们从寺庙里的原始生产者那里大量买进纸张用以同中国贸易，从遥远的南方岛屿济州岛上买进做帽子用的马毛和从东部海岸猎人那里买进水獭毛皮。
李重焕在《择里志》一书中和李寅文在《取之不竭的江山》这幅画中分别叙述和描绘了贸易船只经常来往于这些边远港口的情景。
这种垄断和批发活动造成了对银和铜的更大需求，促进了采矿业。战前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矿山交给了私人经营者。在17世纪，有68个银矿在开采，但是铜矿开采不很发达，因为铜是由日本供应的。然而，在18世纪，由于日本停止出口铜，而清朝要求大量供应铜，铜矿也发展起来了。
物价不断上涨，汉城人民如果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了商业活动的话，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威胁。许多两班和平民不顾自己的身分，也从事某种商业活动。
因此，汉城在18世纪作为工商业城市有了长足进展。老百姓对诸如刀、马毛帽、餐桌和铜器等工业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对戴马毛帽的限制实际上消失了。
两班数目的增加是他们走向贫穷的根由，因为他们持有的土地至少必须在儿子之间平分，而女儿不管出嫁与否，在遗产继承中往往也占一份。财产越来越少的两班所面临的选择是，或者作为自耕农从事农业，或者间接从事获利丰厚的工商业。随着贸易和货币流通的扩大，放高利贷是他们进入的另一个领域。
商业和工业是次要职业这种观念需要改变，一些人力陈向清代中国学习的必要性。曾随同韩国使节团去过中国的朴趾源和朴齐家等人亲眼见到眼里商业和制造业发展的情形。他们回到韩国后，建议采取积极政策来发展商业、冶金业、渔业、畜牧业、园艺和采矿业。
连非法翻印书藉的活动也商业化了，因为富有的两班竞相出版著名的祖先的文学作品集。这种情况导致刊印受人欢迎的小说和诗歌。人民特别赞赏讽刺和社会批判作品。讲述一个演艺人的女儿的忠贞的《春香传》读者众多，因为书中充满了对官吏的贪婪和势利的讽刺。
农业的发展
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促使农业走向多样化。全国许多地方对人参、麻、烟草和药草实行商业性种植。农业技术的改进使产量增加。例如，原先仅在全罗道、庆尚道和江原道普遍采用的稻秧移栽这时向北传播到忠清道、京畿道和黄海道。这种技术不仅提高稻谷产量，而且还使得一年能栽种两种作物，即大麦和水稻。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有了彻底改革农业管理程序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有可能通过发展管理而致富。富有的两班和农民逐渐以租用其他土地来扩大自己的农田。这种情况驱使贫穷农民到外地城市、矿山和工厂去寻找职业。一些人遁入深山老林，靠刀耕火种为生。
土地税的负担转移到了佃农身上。如在其了衰败的中世纪社会一样，这种社会－经济变化使贫苦农民进一步陷入贫困。另一方面，富有的农民得以购买两班头衔，来提高自己在当地社会中的威望和权势。
对于出售头衔作出规定，但由于政府常常面临岁入不足的困难，出售头街的数目逐渐上升，奴婢得解放，变成拥有土地和其他奴婢的人。从17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两班数目的增加令人咋舌。在这些年头里，某些地区的两班数目从占人口的9.2%增加到70.3%，而平民（大多数是农民）从占人口53.7%下降到占28.2%，奴婢从占人口37.1%下降到占1.5%这种社会地位上升是政府由于长期出现赤字而搜刮新创立的财富的结果。非两班阶级的人为获得社会承认而伪造和购买家谱的情况在18世纪很盛行。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一些两班实际上下降到了平民的地位，开始同农民和其了下层阶级通婚。政府机构由于无力供养奴婢，以年年纳贡或一次性缴纳一笔税款为条件逐渐解放他们。官府拥有的奴婢的数目在17世纪为19万人，到18世纪中叶下降到27，000人。两班私人拥有的奴婢在1623年有40万人，但是在社会变动过程中数目大大减少。许多两班甚至连一个奴婢也要不起。在这种条件下，一些私家的奴婢成了半佃农半自耕农。最后于1801年，政府销毁了官府和宫廷的全部奴婢登记册，以确保他们的解放。
强烈希望向清代中国学习，基本上是为了谋求朝鲜的福祉。实学继续兴盛，因为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土地分配上的行政改革和改进农业寻求解决社会问题。侧重点放在限制土地拥有量和在土地保有期上实行平等原则。李翼提出以废除阶级差别和解放奴婢来实现一个开放社会。朴趾源写了一些小说，讽刺两班阶级的无所事事、不事生产和妄自尊大的生活方式。为了韩国的社会进步，他主张改进农业设备、扩充灌溉系统和采用新的耕作方法。象朴齐家、李德懋和洪大容这样一些学者建议韩国引进西方技术与清代中国一起参加国际贸易。他们是革新运动先锋，这个运动注定会摧毁两班对技术和商业的传统态度。
甚至在经由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同时，随着韩国人开始研究自己的历史、地理、语言和碑文，人们开始重新关心起韩国的独特性来。画家摆脱传统的中国式绘画风格，开始画韩国的风景和生活。安鼎福在韩国的历史撰写中坚持了一条独立的韩国方针，强调檀君和箕子是头两个合法统治者。可以认为，这种重新解释类似于朱熹把中国三国时期的蜀汉奉为正统。安鼎福对韩国历史撰写工作的贡献在于他强调驱逐外来入侵者的人民的作用。他谴责统治阶级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剥削人民。
他所著的《东史纲目》对像朴殷植和申采浩这样的现代史学家起了持久的影响，韩致夼十分注意研究高句丽国和渤海国，他认为渤海国是韩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柳得恭以同样的脉络写了一部关于渤海国的专著。
历史地理学与历史研究的其他分支同步发展，木版地图绘制术也发展起来。郑尚骥设计的精巧的比例仪促进了韩国的地图绘制工作。金正浩在他不辞辛劳地到整个半岛勘察的基础上，绘制出了一幅精确度达到现代地图绘制水平的比例地图。
图书编纂工作在18世纪又有发展，对《东国文献备考》作了增补，编纂了《大典通编》和《朝鲜音乐概论》，同时还编纂了外交档案。正祖（1776-1800在位）本身就是一名学者，他在新设的王家内部图书馆聘用了各种不同出身的年轻学者从事这类工作。
为了经济地出版精美版本，一再地浇铸金属活字，同时仍继续刻制木板。在18至19世纪，出版小说发展为一种实业企业。
韩国的排印企业促进了清朝排印业的发展。中国著名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于1772年第一次用铜活字排印。中国伟大的文库《四库全书》就是用木版印刷的。当时是一位名叫秦谦的韩裔满人向乾隆皇帝建议彩这种经济的方法。
朝鲜人民由于感到有种种需要，学习和从国外进口东西供实际使用的劲头很足。
现代文化的出现
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批判精神和一种新哲学的兴起，它使传统的儒家观点大受冲击。通俗小说的兴起和群众参加文化活动预示着传统社会的衰落。
许筠（1569-1618）在其通俗小说《洪吉童传》中，鼓吹人民起来反对暴政。他书中的主人翁洪吉童像善良的反叛者林巨正一样，对政府的腐败十分愤慨，起来造反。许筠懂得，卑微阶级一旦被激怒而采取行动，将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因为农民阶级会参加进来展开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按他认为的需要进行社会变革的看法，他认为男女之间的情爱是上天的安排，以此取代那种被奉为儒家准则的严格关系。
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一样，他以人的真正本性作为他的道德观的基础，大胆地背离传统的准则和价值观念。许筠坚信，每一个人都天生具有特定的生存才能，不应受其他人的剥削。他在他的富于首创精神的主张人人平等的小说中雄辩地表达了他的这种信念。他觉得充满阶级压迫的传统社会令人憎恶。
在《春香传》中，一位佚名作家揭露了地方行政官员的腐败和两班思想风气的衰朽。他赋予一次不同阶级间的婚姻以美满的结局，向人们展示一个以平等和公正为特征的比较光明的社会希望。
李蕞光（1563-1626）大概是朝鲜接触天主教和欧洲文化的最早的思想家。他强调这样的思想，即知识若不导致行动，毫无价值可言，犹如法律的实施是法律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样。他所著的、1614年出版的《芝峰类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写作灵感上说为似法国百科全书撰稿者的工作。这部著作大大地扩大了韩国人能获得有的关欧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知识范围，并第一次说明了天主教的性质。
堪与许筠相比的思想家朴趾源（1737-1805）宣布，上苍赋予所有的人以无与伦比的才能。他所写的《两班传》描写一个两班，此人靠食政府俸禄为生，但除了读书以外，什么事也不做。为了偿还政府的俸禄，这个两班把他的地位卖给了一个商人，但是当这个商人知道两班生活的本质就是游手好闲、腐败和虚伪时，便抛弃了这个地位。传统的两班价值观念名声扫地，留下了一个人们敏锐地感到的空白，于是实学哲学便应运而生。
洪大容（1731-83）在进行科学探索过程中说，“心不诚，则万事皆非实体”。他从自然科学中看到了一切精神活动的实质，并驳斥了认为科学技术是无关宏旨的知识这种传统观念。地球自转、日蚀和月蚀的原因以及彩虹的性质都是他的科学上站得住脚的研究结论的一部分。他在数学方面的研究也同样值得注意。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比中国唐代和宋代文明所能提供的任何成果要优越，并主张为了社会的利益从事这方面知识的研究。
丁若镛（茶山，1762-1836）获得了显著的科学成就，他也是以深切关心农民和人民著称的。他关于华城作为应变首都的防御工事的修筑计划所用的器具包括他自己制造的起重机、绞盘、滑轮和特别设计的车辆。李圭景编集了自然科学各科的著作。一部关于韩国天文学和气象学发展的集体著作于1818年出版。
福利计划
15世纪时世宗怀有建设一个儒家福利国家的理想，并予以实施，但是在丰臣秀吉侵略后的时期里详细阐述福利思想的却是李蕞光。他提出的思想是：办法要到人民中间运河寻找，它的最崇高的实现是使人民能丰衣足食。
朴世堂说，他愿意到农村去从事体力劳动，因为孔子承受的劳动比从事农作更繁重。由于这些人信奉平等原则，他们的关注越来越集中到公共福利计划上来。
李说，学问或知识除非对人民大众的日常生产有益，否则不应去寻求。他对源别争斗原因的锋利剖析是从他对奉行一项福利政策的深切关心出发的。
以实施大同法而闻名的金育建议更多地使用车辆船舶。洪大容和朴趾源也认为增加交通工具，多来往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好处。朴趾源讲了一句很有远见的话：“统治者如不从实学中吸取东西，将遭后代的责备。”
丁若镛是这些学者中的佼佼者。他分析了社会的弊端，提出了积极的改革建议。他认为农业、畜牧、渔业和养蚕业极端重要。他主张实行按平等原则分配土地的制度，对人们按能力安排职业。
可是，剥削仍然如旧，苦难的人们寻求解救天主教适应许多人的需要，因为它的信条除了强调救世以外，还同新出现的平等原则相一致。一些学者皈依了天主教，另一些则从随这种宗教同来的科学知识中获益。朝鲜天主教徒的数目逐渐增加。
由于天主教既反对儒教的祖宗拜祭礼仪，又反对严格的社会等级制，所以国家把天主教徒称为罪犯。许多天主教徒，包括像丁若镛和他的弟兄这样的著名学者在内，受到惩处，甚至被处死。
尽管如此，天主教仍秘密地兴旺发展，特别是在像陶器制作者这样的手工匠当中。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念而去追求解救，这对于崇奉儒家学说的两班官员来说是个难解之谜，他们采取种种手段来压制这种异己的信仰。显然，当权者们在社会和思想觉悟上远远落后于人民。
为了人民的福利，法医学受到重视，以保证公正地行医。与人民福利有关的其他重大研究包括对依据人类身体特点进行治疗的研究。李济马（生于1837年）把人分为四种不同身体类型，研究出了对每一种类型的不同治疗方法。
平等、人的尊严、机会、公共福利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哲学的十分显著的原则。17-18世纪这种发展在某些方面使人联想起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学方面，爱情小说很受欢迎，销路很畅。金属版印刷的书藉太贵，平民买不起，因而除了用木版印刷外，还利用较便宜的粘土刻版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
两个中间阶级的人所选编的时调（诗歌）值得重视。金天泽在他的《青丘永言》中收集了从高丽时期起的580首诗歌，金寿长（生于1482年）编了类似的选集，名叫《海东歌谣》。郑澈（松江，1534-93）和尹善道（孤山，1587-1671）是有才华的两班诗人，他们都出版了个人的选集。
以朝鲜为中心主题的绘画开始流行起来。郑歉（谦斋，1676-1759）与他的前辈不同，描绘韩国的风景，而金弘道（檀圆，生于1740年）和申润福（蕙园）则集中于民众日常生活的主题。为满足公众需求，大量生产青花白瓷瓷器，在18世纪韩国的所有领域都开始出现现代的杰出知识分子。
改革尝试
19世纪初，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的改进增多。人民普遍认为，对外国的思想特别是欧洲的商业进取心应当认真看待。一些官员主张对国家的财政进行彻底改革。中央政府研究了这个建议，但是由于出现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项建议的实施受挫。发生了多次农民起义，逐渐导致政治动乱。
权势很大的两班官吏，通过他们与王室的联姻，确保自己牢牢控制着政治权力，19世纪初制定的每一项重大的国家政策，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分裂成许许多多互相争斗的集团，对人民大众的福利毫不关心。在18世纪末英国人为了在远东寻找市场而闯入韩国海域进行头几次试探时，韩国的国内形势就是这样。19世纪40年代，俄国和法国的船舰也出现在韩国海域，激起了朝鲜人民巨大的愤慨。
1801年和1839年，政府对天主教徒进行迫害。这种情况促使天主教徒逃往边远地区，因为在变得更加指望宗教解救的贫困的农民和两班中，天主教得到传播。1863年，李昱应亲王（更为人知的称呼是大院君和摄政王）为了加强王权，实施了一系列大改革，包括国家财政和政府行政管理在内。他坚决反对外国商业势力日益渗入韩国。1866年春，政府下令严厉镇压天主教徒。法国舰队被这一措施激怒，驶入汉江，沿汉江而上，同时在江华岛上发生了战斗。
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多数两班陷于破产，而农民和商人则渴望抛弃传统的社会限制。随着这些趋势的发展，政府制定措施来压制他们。推动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两班和现身比较低微的母亲所生子女的增多。
虽然取消奴婢的结果使应纳税者的人数有了增加，但是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还是使得国家税收收入下降。
9.现代化的挑战
19世纪末，英国人、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坚持要求建立通商关系。普鲁士商人奥佩特于1866年两次叩敲韩国的门，要求进行贸易，但是遭到拒绝。同年，美国船“谢尔曼将军号”冲进韩国水域的重大行动，目的是要迫使韩国政府同意通商。这艘船满载着欧洲商品驶入大同江，一直驶抵平壤。在那里，他们在同韩国军民打交道时不体面地动用武力。被激怒的韩国军民对这艘船发起进攻，放火烧了它。
大院君屠杀天主教徒大大地刺激已经在印度支那建立了立足点的法国，促使它对韩国采取侵略行动。法属印度支那舰队司令P.C.罗斯海军将军率领他的分舰队于1866年10月13日驶抵江华岛附近海域，并令军队在岛上登陆。可是，他们被韩国军队击退，于是法国舰队被迫撤走。
日本从1868年起，作为实施对韩半岛侵略政策的第一步，开始逼迫韩国举行旨在修改传统关系的谈判。从美国的观点看，作这样一种修改也是十分可取的。“谢尔曼将军号”事件促使美国加紧努力，迫使韩国开放其港口。1871年，华盛顿指示其亚洲舰队进犯江华岛。美国军队被韩国守军击退，于是他们的舰队撤出韩国海域。
当日本表示它打算终止同韩国的传统外交关系时，摄政王表示了一种不同的见解。他主张恢复由对马岛的统治氏族充当两国政府的中间人这种行之已久的办法。
由于摄政王在这件事上态度坚定不移，日本领导人抓住“韩国问题”作为缓解国内不满情绪的排泄口，制订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驻在这个地区的日本官员奉命暗中收集有关韩国国内形势的材料。日本领导人建议派30个团占领整个韩半岛。韩国的自然资源和充裕的大米产量是日本侵略谋算中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日本人制造了许多事件。他们派遣军舰袭击韩国沿海的一些地点，釜山和江华岛，制造一种眼看就要实际开战的气氛。1876年1月16日在江华岛甲串登陆的日本代表团，由400人的军队护卫，配备了齐全的战斗装备。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缔结了一项12条条约。这项条约是日本单方提出的，规定要修改两国外交关系。这项条约的一个由一项贸易协议和一项关税协定组成的附约于7月份签署。贸易协议和关税协定全部都是日方起草的。这些文件给予日本方面诸如治外法权、免除关税和在对外通商港口正式承认日本货币等特权，因而为日本进行侵略提供了法律基础。这些为日本在韩国进行侵略奠定法律基础的条约，是强加于韩国的不平等条约，就像一些年前日本受到欧洲国家和美国的胁迫一样。
1881年，日本的侵略范围扩大，迫使韩国方面开放元山港和仁川港。另一个要求是日本要在韩国首都派驻一名领事。在发生这些事件的过程中，韩国人中有两种强烈的意见，一种主张打退“刁滑的”外国势力，另一种则主张国内进行改革。
主张打退外国势力的论点
韩国有学问的儒家根据通过清代中国获得的消息，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渗入是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侵入。他们想加强他们与新儒伦理观的同一性，对各种新的信仰变得不能容忍。1864年，摄政王封闭了许多地方书院。这一政策引起了他们进一步的冷漠。这儒家文人在他们的精神、政治和经济据点被剥之后，感到需要恢复新儒教的优势。另一个助长排外情绪的因素是1866年外国舰队侵入韩国海域。
这些因素促使李弘鲁（1792-1868）强烈主张抵御欧洲资本主义的侵蚀。他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保持政局稳定，加强韩国的国防能力。他的结论是，不让资本主义进来，就能防止韩国的欧洲化。他建议抵制欧洲货。他的弟子和与他学派有密切联系的许多儒家学者和思想家也要求加强国防。
1881年，许多儒家对中日两国的政策提出反对意见。大约那个时候，白乐宽提出韩国只有在作好进行商业竞争的充分准备之后才可向外国利益集团开放。这些儒学家中，有些人以反对国家政策的罪名受到惩处。主张抵拒外国势力的儒学家主要是主张采取切实的改革措施，而不是倾向于抽象的思想。
改革派
1876年和1880年，一个韩国“亲善使团”应邀去日本考察日本按欧洲模式建立的种种新体制。金宏集（后来叫做弘集）于1880年回国时，带回一本清朝驻日公使馆的一个中国官员所写的小册子，名为《朝鲜策略》。该书建议韩国为了求得经济发展应接受欧洲的各种体制和技术，并同中国、日本和美国合作，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以阻遏俄国向南扩张。
这一“策略”在韩国一披露，于1876年曾主张赶走日本势力的儒学家便发动了一个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渗入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快便在庆尚道、江原道、京畿道、忠清道和全罗道的儒学者中扩展开来。政府于1881年派一批年轻贵族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代中国的要求，另一批由金允植率领的60名韩国青年访问了中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这种改革尝试发自政府本身，因而这一浪潮不久便广为蔓延，不仅席卷了两班和中等阶级，而且席卷了整个社会。
反对日本
日本驻韩国公使花房义质强迫韩国政府采用日本军队的训练制度，并为此建立了一个单独的训练部。实施军队改组和训练本身便是进行侵略的有效跳板。日本于1876年垄断了韩国市场。两年后，日本的第一银行在釜山建立了一个分行，鼓励日本商人大规模打入韩国。日本商人可以用低得难以置信的价格买进大米、大豆、牛皮和砂金，在本国获取高得惊人的利润。另一方面，韩国面临着想出某种办法来保护本国经济的迫切需要。
武装力量内部的差别待遇成了一个引起愤慨的问题。在抗议运动处于高潮时，在特别部队中进行日本式训练的士兵的薪饷和犒赏，明显地高于接受传统训练的普通士兵。后者被这些不公正做法所激怒，起来造反。韩国士兵为发泄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袭击了日本公使馆，迫使日本公使和他的手下人员于夜间逃往仁川。国政再度交托给大院君处理，以期能挽回局势。
闵妃皇后一伙逃离皇宫，从而勉强脱身，未被造反的军队抓获。她要求中国军队帮助镇压这次起义。中国允她所求，派了四艘军舰和3，000军队到韩国。此外，他们把摄政王抓起来，带往北京。已设法逃到日本的花房公使于8月12日回到汉城，带来了1，500军队和四艘军舰。花房打进韩国首都后，逼迫韩国政府赔偿损失和同意日本军现阶段驻扎韩国。
在日本威逼之下缔结的济物浦条约中，韩国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其中包括韩国答应支付50万圆（WON）的赔偿和允许日本军队驻扎在韩国首都保卫日本公使馆。这项条约还扩大了日本以诸如釜山、仁川和元山等港口为中心的侵略活动的范围。
中国虽然遭受帝国列强打击，但清朝还是朝鲜的宗主国，所以持续干涉朝鲜内政。他们改组朝鲜的政府体制，任命以前盘踞高位的闵妃集团的成员担任重要职务。中国权势赫赫的李鸿章派他的使者穆麟德和马建忠到韩国执行改组韩国外交的任务。韩国军队由清朝的袁世凯指挥，对它进行中国式的训练。
为了恢复中国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建议朝鲜同欧洲国家和美国缔结一系列商务条约。韩美通商条约于1882年5月22日议定，并于6月6日签署。朝鲜于1883年11月26日在汉城同美国和德国签署了修订条约。这两项新条约连同与日本缔结的第一项国际条约，都是对朝鲜不利的条约。
1884年6月25日，同俄国签订了一项通商条约，接着于1888年8月8日又缔结了另一项有关韩俄陆路贸易的协定。1886年6月4日，与法国订立了一项通商条约。
日本与韩国缔结了一项有关日本在韩侨民商务活动的协定。在这项与日本缔结的协定中规定的税率对韩国十分不利。穆麟德企图把俄国势力引进韩国，其目的是策划在两国间订立一项秘密的保护条约。可是，他的这一行动促使英国占领巨文岛以阻止俄国的推进。朝鲜被抛进了国际角逐的旋涡。
随着英国于1885年4月10日占领巨文岛，韩国丧失了对南海的最佳港口之一的控制权。在经由李鸿章从俄国取得它不会试图占领韩国的任何部分的保证之后，英国遂于1887年2月27日从巨文岛撤走了舰队。
1884年的政治动乱
同外国缔结一系列的通商条约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入。一批改革派人士谴责主要的当政者依靠外国势力，他们试图实行改革，以改善社会状况，使人民富裕和增强国力。金玉均和洪英植主要关心的事是使现代改革开始进行。闵氏家族发生军队反叛以后严重依赖中国，导致中国军队占领了首都。
在中法之间爆发战争时，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同这些改革派谈及发动政变的计划。当时中国虽已从韩国撤走了部分远征军，但是它继续保持的军事实力仍远远胜过日本人。
改革派策划在定于1884年12月4日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暗杀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显要官员，但是这项计划没有完全付诸实施。改革派首先到皇宫谒见高宗（1863-1907）极力要求他允准他们的改革方案。12月5日，在军队指挥官们和大臣们前去朝见国王的途中，改革派在宫廷大门之内暗杀了他们。可是，改革派被迫逃走，没有宣布他们的14点综合改革法令。金玉均和徐载弼逃到仁川，登上一艘日本船前往日本避难。
日本通过订立天津条约，解决了同中国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在该约中商定：
（1）双方同时把远征军撤出朝鲜；
（2）双方不派教官去训练韩国军队；
（3）如果一方决定派军队去韩国，要事先通知另一方。然而，袁世凯
仍留驻汉城，干涉韩国内政，而日本不愿甘拜下风，随时准备抓
住一切适宜的机会进行侵略。
日本业已巩固了它对韩半岛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日本指望以韩国的生产来满足对大米和大豆的需求。随着日本人口的增长，这方面的需求也相应地飞速增加。韩国大米质量比日本大米好，价格又便宜得多。日本人开始使韩国农民依赖日本资金，用高利贷手段剥削他们。日本还通过第一银行在釜山、元山和仁川开设的分行，廉价收购牛皮供军用，廉价收购黄金作为日本银行的储备金。
日本对韩国的出口商品在初期主要是转销欧洲货（尤其是英国货）和美国货。日本后来把这些欧洲商品留着供本国消费，逐渐以质量低劣的日本货取代欧洲货出口，大多是些日用的杂品。
渐渐地出现了粮食大量外流的情况 ，最终使韩国农民民不聊生。1889年和1891年，当咸镜道和黄海道农作物歉收时，日本政府却以日本商人蒙受了所谓损失为由。索取了高额赔偿。大多数农民由此陷于贫困境地，他们认为他们的悲惨境况是由韩国统治阶级造成的，因此向他们发泄怒气。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起义。在从1884年政治动乱到1894年这段时期里，各道都一再爆发农民斗争。
1894年的东学革命
东学所本的原则是解救农民，使其摆脱贫困生活。虽然它的宣传带有宗教色彩，但是它主要关心的事情是实现现实的国家稳定和安全。政府看到崔济愚的学说越来越得人心，便于1864年以扰乱社会的罪名把他处死。可是，他的运动继续存在，为贫困所迫的农民都涌到他的旗帜下，1892年，全罗道和忠清道发生了大规模的东学道示威。1893年，东学信徒信们前往汉城，在皇宫前举行示威，但被军队驱散，约2万名东学信徒在忠清道的报恩集会，宣告他们抗拒日本和欧洲的决心。1894年，全奉准担任全罗道东学的领导人。在一个新水库建成之后，对生活已经十分艰难的农民又受到残酷的剥削。
农民由于和平抗议毫无结果，便采取暴力手段。政府以残酷的措施对付他们。汉城派出一名督察下令成批处决。全奉准领导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起义，击败了政府军，占领了道的首府全州。在那里，他们同意停火，并提出一项全国改革方案。然而不幸，闵妃家属把持下的朝廷决定要求中国干预。
2千人的中国军队自6月8日开始在牙山登陆，攻下公州，政府军则于6月11日夺回了全州。农民军溃散。日本于6月10日派4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于6月16日又派一个混成旅登陆，不久，日军便进入汉城。
日本军队只是在中国军队撤出了韩国领土后才把注意力转向东学道。东学道面对着政府军和日本的联合进攻，在全罗道的泰仁遭到毁灭性打击。全奉准被活捉，在首都被斩首。无数的东学军和农民被日本人俘虏和屠杀。
改革尝试
1884年的政变没有成功，使改革努力遭受挫折，但是广大人民还有一些政府领导人仍强烈地感到有必要进行改革。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由于农民斗争而加速。这种局势的发展导致韩国实行体制改革。
保宁的政府于1894年在全州实行停火时曾被迫接受东学造反者提出的行政改革建议。日本军队利用这场农民斗争来达到它的侵略目的。接着在中日战争过程中，日本以武力威胁迫使朝鲜实行改革，同时把倾向中国的保守政治人物赶出政府。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下关缔结了结束中日战争的和约，中国的影响衰落了，但是朝鲜政府已被强行纳入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计划之中。
1894年7月27日，成立了军国机务处，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和立法机关。7月29日，该处通过了一项23条改革计划，但是这项计划决不是自主制定的，因为它带有日本的侵略意图。这个改革运动主要是由严倾向日本的政客们领导的，但是摄政王通过鼓动东学道信徒从事抗日活动来同日本侵略作斗争。
军国机务处通过了不下208条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使用朝鲜王朝的建立作为历法起算日期，对腐败官员的纪律处置，放宽贸易活动限制，建立银本位的新货币制，在财政部管辖下统一财政管理，度量衡标准化，一切赋税用现金缴纳，建立股份公司，依据法院改组法把司法权分离，统一警察力量等。尽管通过了这些措施，却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改革。12月17日，金弘集团内阁被排除出政界圈子，军国机务处也被关闭。
新内阁试图在“14条大计划”基础上进行改革，这个计划是先前改革措施的简化版。这次计划的目的如下：国家自主和独立，宫廷和政府分开，在财政部管辖下对国家收支实行预算制；在赋税征收中遵守法定税率，教育军官；建立普遍征兵制基础上的军事制度；改革地方政府制度；保护公民生活和财产；制定民法和刑法；任命得力人员担任政府职务，为有才华的青年人提供机会到国外深造以获得现代知识和技术。
日本加紧侵略
日本侵略韩国，如一度任日本驻英公使的林权助先前说过的，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闵妃集团同俄国公使卡尔.维伯勾结，迫使金弘集改组内阁。像李范晋这样的亲俄派人物在内阁中获得了职位。
政府在1895年4月改组军事结构时，雇用了日本军官任教官。他们训练了约800名韩国官兵，然后指派他们到王宫去任实习警卫。正是这种宫廷保安工作可疑的情况下，激进的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等日本人决定暗杀闵氏集团中的首要人物闵妃皇后，因为她再次向中国和俄国提出秘密建议。日本军队利用这些实习警卫和反对闵氏家族的人，打垮了王家贴身警卫的抵抗，于10月8日黎明时分闯进庆福宫。
日军冲进玉壶楼，找到了闵妃皇后，把她杀死，然后用煤油烧了她的尸体。各外国使团对这起暴行十分愤慨。日本政府匆忙将那些参与这一行动的人送回国内，在广岛监狱扣留一段时间，以逃避罪责。对他们的审判，借用日本历史学家柳部建太郎的话说，是“蓄意审判不公，以庇护这些罪犯。”
尽管日本残无人道，欧洲列强由于担心俄国向南扩张，却欢迎日本的公然侵略，把它视为对俄国威胁的抗衡。德国认为日本军队继续驻扎是必不可少的，而其他国家则认为，要求日军撤走只会造成更多的麻烦。英国认为把韩国交托给日本是制止俄国推进的适当措施。美国政府则指示它的公使不要发表任何对日本不利的言论。
全国人民得知闵妃皇后被一伙日本闯入者杀死的消息，义愤填膺。儒家学者动员志愿人员同日本人战斗。金弘集内阁受到这一事件的重大刺激，加速进行改革。它采用阳历，在汉城建小学，推行种牛痘，开办现代邮政，改组军事系统，把陆军王家卫队驻扎在汉城，其他部队分驻各道。在这一改革期间，日本强迫韩国内阁颁布一项禁止蓄顶髻的法令。蓄顶髻的市民在街上或在家中被逮捕，被迫剪去顶髻。崔益铉因无视这项法令，遭逮捕和囚禁，但他没有屈服。日本人干这些事，是企图抹掉韩国的传统，结果却激起了韩国志愿的“正义军”的武装抵抗。
抗议不准蓄顶髻禁令的自发的“正义军”扩展到全国各地。政府派汉城的王家卫队去镇压他们，由此削弱了宫廷的保安工作。俄国把这种削弱视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机会。俄国人从停泊在仁川港外的一艘俄国军舰上召来了100名水兵，表面理由是为了保护俄国公使馆。不久，又派了一支120名水兵的部队加强他们的力量，前公使维伯仍留在汉城，他阴谋劝说高宗到俄国公使馆避难。与此同时，内政大臣俞吉浚同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就可以采取何种对策对付俄国问题进行磋商。1896年2月11日黎明时分，高宗和王储前往俄国公使馆躲避日本的威胁，他们还受到其他国家公使馆派出的卫兵的保护。日本公使小村到俄国公使馆拜会俄国公使施佩耶，要求皇帝返回皇宫。但是高宗皇帝拒绝回去，他知道他所作的选择是两害取其轻。
同时，韩国政府，按照这位俄国公使提出的一个建议，任命俄国人担任军事训练和财政管理的顾问。5月份，一个由闵泳焕和尹致昊率领的韩国代表团在俄国与外交大臣洛巴诺夫订立了一项条约，同意下列条款：
（1）将由俄国保护朝鲜君主，如果有必要，将向朝鲜增派军队；
（2）上述顾问将受俄国公使指导；
（3）两国政府鉴于韩国的经济状况，在认为有必要时将订立一项贷款协定；
（4）将授权俄国政府把它的电报线路与韩国的电报网连接。在韩国国王遭拘禁的情况下，俄国立即把这项条约的这些侵略性条款付诸实施。
在国王住在俄国公馆期间，韩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宗旨是保护王室不受日本的暴力行为在王宫造成的恐怖气氛的影响。这种压倒一切的关心导致不顾俄国奉行侵略政策而仍依靠它。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竞相获取租借地。韩国政府从它在俄国公使馆的避难所无条件地同意划给租借地，没有像通常那样规定租借期限或征税条件。通过这种租借地，韩国被列强剥夺了自己的地产。
人民的觉醒
徐载弼原在日本避难，1884年前往美国学医。他在1896年一回到韩国，便再度领导起国家的现代化改革计划。徐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因而得以扩大他与政府显要领导人的接触。他从内政大臣俞吉浚那里得到了5，000圆的捐款，于1896年4月7日创办了《独立新闻》。该报用纯韩文和英文出版，很受公众的欢迎。
这家报纸的目的是向韩国人民传播国内外新闻，它以公正无偏的态度对政府的各项政策，既有表示赞成的，也有表示反对的。它要求国家竭尽全力加强自主，促进大众利益。在韩国政府因日本和俄国的侵略政策而从根本上受到动摇的时候，这家报纸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徐载弼要求政府把提倡民权放在最优先地位，要求政府阻止外国势力增长，保障国家主权。
《独立新闻》发行量迅速增长，由最初的300份发展到3，000份。徐载弼不倦地启迪人民群众，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在街头向人民讲述时事。他的报纸使市民醒悟到当时的迫切需要：消除腐败，发展教育，巩固国家主权和提供民权。
徐载弼参与创建的独立协会于1896年7月正式成立，由国防大臣安炯寿任会长，外务大臣李完用任董事长。它的会员中有曾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改革和争取独立斗争的政府和社会著名人士。协会会员中有许多重要的政府领导人。王储向协会捐赠了1，000圆，以示合作，由此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兴趣。
徐载弼竭尽全力唤起公众，使他们醒悟到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他坚定地认为，下列步骤是为国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民众教育，道路建设，从事商业增加国民财富，妇女教育，采用韩语进行民众教育，国内贸易采用的货币，广泛发行国内外报纸，开发矿产资源和建立国会。
徐载弼对于政府自1897年以来把自己的财政和军事大权交给俄国表示强烈反对。他就俄国要求租借釜山附近的绝影岛（今称影岛）和建立韩俄联合银行向政府提出抗议。徐在汉城中心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时，要求政府辞退俄国的军事和财政顾问。在同一集会上上台讲话的李承晚等人也指出，把韩国的财政和军事大权交托给另一个国家是荒唐可笑的。他们的讲话博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独立协会经常向政府提出有关国内行政改革的意见，有反对意见也毫不犹豫地讲出来。它关于解除有不轨和舞弊行为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要求得到实现。该协会还通过“外部”人士，对政府在木材采伐、矿山开采和铁路修筑中出让权利的事进行调查，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它纠正。于是政府把独立协会的领导人投入监狱，并以敕令命它解散。这一压迫性行动扼杀了独立协会的争取民权和国家主权的行动。这个协会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却把它的精神留传给了嗣后的民族运动。
人民一致谴责国王逃到一个外国公使馆避难和继续给予外国人以经济特许权的行为，独立协会的运动集中表达了他们的义愤。因此，高宗于1897年2月离开俄国公使馆，搬回庆运宫（今德寿宫），并于8月将他的年号改为光武。他于10月份昭告全国和全世界建立一个独立的“大韩帝国”，此后他便以“皇帝”头衔自称。这是韩国舆论压力的重大胜利。
俄日之争
以日本默认俄国租借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和租借大连为商港25年为条件，俄国同意不妨碍日本在韩国的商业和工业活动。这就是1899年4月25日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和俄国驻日公使罗森之间签订的第三次俄日条约的实质。俄国由此给了日本肆意侵略韩国的机会。
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在满洲爆发了一场反对外国的运动，俄国以保卫铁路为借口向满洲地区投入了18万大军。满洲领土的四分之三处于俄军的占领之下，他们在那里伺机入侵韩国。
在鸭绿江畔经营的一家俄国木材公司－一家为俄国帝国基金会所拥有的公司－的经理正好在1903年向俄国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俄国公使巴甫洛夫建议俄国在鸭绿江以南确立势力范围，并拒绝其他国家对满洲进行任何干涉。据此，俄国集合了它驻旅顺口的舰队并把地面部队部署在凤凰城和鸭绿江沿岸。1903年8月，俄国占领了龙岩浦，并匆忙构筑军事设施，包括堡垒、兵营和通讯线路。
日本通过1902年签订的英日联盟条约，在英国合作下，获得了国际上对它侵略韩国政策的承认。这项条约规定，以英国给予支持为交换条件，日本将承担在远东阻止俄国向南推进的责任。日本以俄国承认它在韩国的活动为条件，同意承认俄国对满洲的占领。
俄国和日本正面对峙着，每一方都企图占领鸭绿江的两边，作为走向既占领韩国又占领满洲的准备步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停泊在仁川港和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开火，由此触发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
强殖民统治
日俄战争爆发时，韩国向世界昭告恪守中立。尽管如此，日本仍派遣大量军队进入汉城，并于1904年2月23日迫使韩国政府签订韩日议定书。这项议定书单方面强逼韩国作出为日本进行这场战争所必须的让步。日本在韩国驻扎了六个半营，它们铺设军用铁路，通过占领中央电讯局夺取了韩国的电报电话网络，并霸占土地供军用。9月份，日本宣布对韩国全境实行军事管制，并宣布任何韩国国民如被发现擅自进入军用铁路交通线者均将处以死刑。
日本通过修改1905年1月6日的军队统治条例，镇压任何通过集会、结社或报刊进行的反日运动。它于7月3日宣布，违反军队统治条例的人将按日本法律予以处置。1904年8月22日订立的第一次朝日协约中规定：将从日本人中任命一名财政顾问，从日本政府推荐的第三国国民中任命一名外交顾问。这一条款的目的显然是要剥夺韩国的国家权利。
这项协约又用1904年5月底签订的给予日本广泛特权的“关于在韩设施的原则”来予以加强。这些原则中包括甚至在日俄战争之后仍在韩国驻扎军队，征用土地供军用，监督韩国的外交和财政管理，占用韩国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以及开发在农、林、矿、渔方面的租借区。
日本派了曾在它的外务省供职的一个名叫史蒂文斯的美国人任外交顾问，派了它的大藏省官员目方种太郎任财政顾问。日方攫取了支配韩国财政管理的全权，并把韩国货币纳入日本货币体系，把它贬值五分之一到一半，以掠夺韩国的财产。日本官员进一步渗入韩国政府担任王室、国防部、警察和教育部的顾问，由此削弱韩国政府的权柄。
在对俄作战期间，日本和英国于1905年8月12日修订了英日联盟条约，获得英国同意日本打着保护的幌子把韩国变为殖民地的阴谋。在日本与美国秘密签订的塔夫脱一桂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特权。在自8月9日起在朴茨茅斯举行的和平会议上，日本要求根据第二次英日联盟条约和美日协定“把韩国交给日本自由支配”。
美国、英国和俄国最后对日本在韩国的侵略给予国际默认。美国总统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占优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因而拒绝考虑高宗皇帝通过教士外交官霍默.B.赫尔伯特转交的叙述韩日条约非法性的亲启信。
在朴茨茅斯条约生效后，日本立即派伊藤博文到韩国，迫使韩国政府签订第二个韩日条约（乙己条约）。那时，日本一支骑兵部队、一个炮兵营和一支宪兵部队已经侵入汉城。11月17日，伊藤逼迫韩国政府签订旨在通过完全断绝韩国政府的对外关系来孤立它的草约。接着，夺走了韩国的外交权，把它置于日本外务省的控制之下，根据这项条约，日本还在韩国设立统监府来实施殖民统治。
教育变革
独立协会提倡进行现代化改革，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向韩国示范了欧洲式的现代教育。在日本加紧侵略的情势下，政府努力设法解决教育问题。政府于1895年颁布了汉城师范学校、外国语院校和小学教育条例，于1899年颁布了医学院、中学以及商业和技术学校条例，由此为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1904年，扩大商业和技术学校的范围，把农业学校也包括在内。1895年设立了学习日语、英语和法语的外国语学院，1896年设立俄语学院，1900年设立汉语和德语学院。
还设立了专科学校来为政府各部门培养具有专门技术的人员。这些学校设置诸如采矿、法律、邮政和电力等领域的课程。还有许多由民间人士和传教士开办的旨在鼓励独立意识的其他学校。1904年由牧师全德基创办并主持的青年学院，为同新民会（争取独立的一个秘密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青年提供教育。这所学校于1914年被日本强行关闭。
日本通过统监府，对韩国的教育取得了实际控制权，以皇帝敕令形式对教育系统实施改组。日本人企图把所有学校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减少学校数目，使教育内容服从他们的殖民政策，并以降低学术内容的水平来阻滞韩国教育。日本人通过1908年颁布的私立学校法令加强了对私立学校的控制，并关闭了许多私立学校。
但是，在豆满江（即图们江）对岸的滨海州和间岛地区，仍继续创办学校。1919年，仅在满洲地区，韩国学校的数目就达130所。流亡在满洲的爱国领袖们像他们在国内的同行一样，特别重视教育，认为这是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的一个必备条件。
1905年，周时经就韩国语言的研究和编纂一部字典问题向政府提出一项建议。由于他的努力和1907年建立的全国语言研究会的努力，采用了一种书写本国文字的新体系。根据这种新体系，官方文件和信函中不再完全使用汉字，改为汉字和韩字混合使用。
报纸和书籍使用了新的书写体系，以便在人民中更快地传播有关欧洲体制的知识。周时经于1908-14年间出版了他关于韩语语法和音系学的著作，对科学地研究韩语具有深刻影响。他还教导说，语言和书写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基础。
在对民族语言有了现代化的理解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新文学运动，目的是在群众中唤起民族意识。新型的诗歌、小说和游记用韩文出版。这些文学创作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头十年翻译出版了欧美文学著作并模仿它们进行写作。这一早期阶段的启蒙运动为20年代的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
经济剥削
1905年到1908年间，由于日本第一银行发行的钞票迅速增加，日本取得了对韩国货币的控制。日本商人在本国政府给予慷慨货款的支持下，能轻易地扩大他们的活动，打入韩国市场。日本在韩国经营的各公司，资本总额超过一千万圆。1908年日本在韩侨民总数为12.6万人，到1911年，侨民人数上升到21万人。
随着日本夺占韩国土地的势头越来越大,从事农业的日侨数目也迅速增大。受日本高利贷资本控制的韩国农民成了日本轻而易举地夺占土地的对象。统监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明显有利于日本人的法律。
与此同时，在1905年至1910年期间，日本大资本家强制性地购买土地，主要是在全罗道和忠清道。长期以来以韩国的谷仓著称的全罗道的湖南平原，迅速地变成日本的农场。这样的土地夺占迅速地扩大到其他道。这样的土地在全国范围强占迅速地扩大到其他道。日本在全国范围强占肥沃的灌溉条件良好的土地，他们先是占据汉城－釜山铁道沿线的大邱和鸟致院地区，然后向北推进，占据汉城一新义州铁道沿线的黄州地区。
为了在更大规模上更有系统地实行土地掠夺，统监开始采取把无主土地和韩国政府的军队农场分配给日本农民的做法。他原已拟定了一项旨在把日本农民迁移到韩国定居的计划，1908年他设立了东方开发株式会社，夺占韩国土地，致使韩国王室的土地减少，预算下降。
日本计划规定没收韩国国有的未开垦土地和由军队耕种的军队农场，动员韩国劳工来垦植。这家公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夺占了3万公顷军队农场和未开垦土地。剥夺王室财产是用分离财政管理权的手段实现的，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高宗皇帝筹集抗日经费。
反抗日本统治的进一步行动
日本总督府对于民众的觉醒和韩国人受教育一向十分敏感。因此，在1910年对有关韩国历史和地理的书籍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搜查中，有20万到30万册书籍被没收烧掉。查禁书籍的范围包括韩国的读本，先前各世纪民族英雄的传记，以及有关独立、国家的诞生、革命等外国书籍的韩文译本。
日本人还曲解韩国历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研究部所雇用的历史学家奉命歪曲韩国历史。《满洲历史地理》、《韩国历史地理》和《满洲地理和历史研究报告》便是这种修史工作的产物。在《韩半岛史》（1915年）中，日本人把韩国历史的范围限于半岛，割断它与亚洲大陆的关联，并把韩国历史学家的见解斥为谬见。
日本人这种想消灭韩国民族意识的行径在教育政策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911年9月颁布的教育法，主要目的是为了给殖民体制培养人员。日本人不仅加紧了对私立学校的控制，还加紧了对传统学校的控制。90%以上的学龄儿童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一字不识。
从1910年到1922年这12年间，私立学校数目显著减少，由2，000多所减为600所左右。这就是日本殖民主义力图消灭韩国意识的悲惨结果。
1907年初，在“正义军”的领导下对统监府的反抗处于高潮时，诞生了新民会。这个秘密组织的目的是恢复独立。在安昌浩的领导下，这个协会不断发展，到1910年时，已有代表所有各道的会员300多人。
1910年12月27日，总督寺内正毅要出席鸭绿江铁路大桥的落成仪式。日本人无中生有地指控新民会会员策划了在他前去出席仪式途中暗杀他的阴谋，以此为口实逮捕了新民会会员及其同情者600余人，其中105人在严刑逼供之下被判下罪。一些人被拷打致死，6人被判徒刑，其中有尹致昊、梁起锋、安泰国和李升薰。
日本人的这种捏造遭到象H.G.安德伍德、G.S.麦丘恩和S.A.莫菲特等传教士的揭露。韩国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P.L.吉勒特前往中国，向全世界宣布，这个事件纯属捏造。长老会国外传教团秘书长A.J.布朗应在韩国的传教士组织的要求，写了一本名为《韩国阴谋案件》的小册子，书中作了同样的揭露。布朗批评日本的殖民政策，称韩国成了“一个管理严格的囚犯隔离地”。
尽管寺内费尽心机摧毁新民会，“正义军”的指挥官们在林秉瓒的领导下，于1913年成立了独立军司令部，目标是把民众舆论重新引向恢复国家主权的事业。原来于1915年大邱的佛教寺院安逸庵成立的朝鲜国权回复团的目标，包括以直接行动和通过外交途径鼓吹独立，和向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提供军事经费。国权回复团于1919年动员了数千村民，计划袭击日本各宪兵驻地。
土地测量和其他压迫
在设立总督府那时候，日本人开始土地测量以巩固他们的殖民经济制度。他们集中了全部行政力量来从事这项工作，并动员了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
在此以前，大韩帝国为了改组它的财政管理，于1898年曾发起过一次土地测量，财务部的土地测量局于1901年给测量过的农田颁发了土地证。这项工作没有完成。1905年，日本强迫财务部进行一次土地测量以编出一份韩国政府岁入来源的清单，为夺占土地铺平道路。
1908年，日本人强迫韩国政府设立一个土地测量处来测定王室所拥有的房地产的数量。根据这次测量结果，王室所拥有的全部不动产。除宫殿、王家陵墓之外，统统列为政府财产。这样登记入册的土地在后来日本人剥夺韩国主权时，为他们所吞并。1912年，总督府颁布法律，要求房地产所有人在规定的时期里呈报他们拥有的土地，赋予日本财务机构以认可一切土地所有权的权力。
这项土地测量工作从1914年开始，花了八年时间，费用为2，040万日圆。它为整批地没收土地奠定了基础。
东方开发株式会社通过利用这些有利的新条件，把它所拥有的土地扩大到了154，221公顷。从属于这家公司的佃农数目超过30万人。这些佃农由于日本侵略的结果，早已被剥夺了自己的耕作田地的权利。
由于进行土地测量而发生的土地所有权争执的数目达34，000起。这些争执的发生，大多数是由于韩国人在土地测量中被剥夺了自己的土地，或由于日本人为了非法获得土地而提出诬告。总督府通过援引“强制和解法”来解决这种争执。
1911年，总督府强行实施向日本人提供砍伐树木自由的措施，同时日本在韩国的伐木公司的规模也扩大了。1918年5月，日本人颁布了韩国森林管理法，强迫森林所有者向殖民当局登记。通过一次把国有林和私有林分开的调查，日本人以国有化为借口把109万顷村庄森林和309万公顷土地林的所有权转给日本的伐木公司。日本人过度砍伐树木造成韩国森林遭到严重破坏，随之在林木被砍伐殆尽的山区出现大面积的水土流失。
为了阻碍韩国已有公司的发展和阻止创建新公司，日本人于1910年12月颁布了公司法。这项法规赋予政府以发给许可证的权力，给韩国资本的发展造成很大障碍。甚至对于获得许可证的公司，总督府也可以任意地勒令停业或解散，而且规定对违犯者课以重罚。
在韩国资本减少的同时，日本对基本工业的投资却迅速增长。本着同样的方针，1912年颁布的渔业协会管理条例使得日本人能够通过强迫韩国渔民把全部捕获整批出售，把韩国渔业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居住在韩国的约3万日本渔民，加上约9万名其他日本渔民（大多数是偷捕者），使20万韩国渔民赖以维持生计的韩国渔场遭到严重破坏。
韩国农民的境况也同样悲惨，因为总督府以高利贷手段控制了借贷团体会。此外，东方开发株式会社充当总督府的代理人，实行大规模移民计划。通过这项移民计划，在1918年前移来韩国定居的日本业主家庭不下98，000户。
三月一日争取独立的斗争
1919年3月1日爆发的全国范围起义，是韩国人民在遭到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无法容忍的侵略、压迫和掠压的情势下争取民族自下而上的怒吼。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显然出现了突然变化，一批韩国领袖人物便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发动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国外的韩国领袖人物的活动中，当时在美国的李承晚试图参加1918年的巴黎和会，呼吁给韩国独立，但是美国政府不许他去国外因为美国把自己同日本的关系看得列加重要。作为一种替代办法，李承晚向当时在巴黎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出个人呼吁，吁请他将韩国交由国际联盟托管。
1918年12月，在东京的韩国学生讨论韩国独立的问题，并在1919年1月选出了一个包括崔八镛在内的十人委员会，把他们的计划付诸实行。他们在东京的韩国基督教青年会会馆召开了一次韩国学生联合会会议，宣布韩国独立，但是集会的学生在与警察发生短暂冲突后被警察驱散。2月23日，他们在韩国青年独立团发起下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一次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韩国独立。他们的目的是激励争取独立的抵抗活动，并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
1918年中国成立了新韩青年党，决定派金奎植出席巴黎和会，呼吁让韩国独立。该党扩大了它同在中国、美国、日本、满洲和西伯利亚滨海州的领袖人物的联系，以推进它的事业。
在国内，天道教（前东学道）的领袖们－其中最知名的是孙秉熙－认定，争取独立运动在性质上应是民众性的，非暴力的。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指导人李商在和朴熙道的领导下，学生们团结在独立的旗帜下。这一运动的领导人还同李升薰建立了联系。在加强天道教与基督教领导人的关系上，崔南善和金道泰的贡献特别可贵。
在佛教方面，韩龙云一直在进行一场改革运动，以把佛教从由日本的政策造成的衰落中挽救过来，他还强烈地呼吁展开一场争取独立的运动。他在接天道教愿意合作的表示后，立即响应。儒学家一贯表示反对日本侵略，其中一些人率领志愿的“正义”军与日本人直接作战。
独立运动的筹划工作也是在同一直秘密进行活动的各个组织密切联络的情况下进行的。1919年3月1日，正值为不久前驾崩的高宗皇帝进行公共哀悼期间，运动达到高潮，在汉城的塔洞公园公开宣读了大韩独立宣言书。被唤醒的市民接着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要求韩国独立。这点燃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许多人不分地区和社会地位都参加进来了。
被日本人逮捕和交付审判的韩国人，各行各业的都有，教育水平也不尽相同。当时韩国人手中没有武器，而日本人在他们的殖民地却除了分驻于751个警察局所的一支5，402人的警察力量和一支将近8，000人的宪兵部队外，还驻扎着一个半师的正规地面部队。日本人为了镇压韩国人民的这些和平示威活动，把这些武装力量动员起来，犯下了野蛮的暴行。
日本方面投入了六个步兵营和400名宪兵来增援警察，进行这场镇压运动。他们杀戮了大约7，500名韩国人，打伤了将近16，000人。日本人把凡是参加争取独立的抵抗运动的韩国人都定为罪犯，他们决定用屠杀政策对付以后的示威活动。发生在京畿道水原的一个事例是很有代表性的。4月15日，一队日军命令30来名村民到一所基督教学集合，关上所有的门窗，然后放火焚烧教堂。教堂烧了五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兵集中火力瞄准被关在里面的平民射击，把包括妇女和婴儿在内的所有人都杀死。日本士兵还烧了这个村子里的31所房子，然后又到附近15个村子放火焚烧了317所房子。加拿大传教士F.W.斯科菲尔德和美国一些传教士得到这一事件后，于4月17日前往事件现场，亲自察看了日本暴行的痕迹，并公诸于世。
大韩独立宣言书的33位署名人，与同他们密切合作从事独立运动的另外48人一起，被带到一个日本法庭受审。韩龙云是这些囚犯中的一个。他写了“韩国独立书”，陈述韩国人民应当获得自由的理由。这封信与大韩独立宣言书所附的公约三章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是为1919年的独立运动奠定精神基础的基本文件之一。韩国人民在展开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懂得了既要成立一个政府，又要进行武装抵抗的必要性。
为了恢复中国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建议朝鲜同欧洲国家和美国缔结一系列商务条约。韩美通商条约于1882年5月22日议定，并于6月6日签署。朝鲜于1883年11月26日在汉城同美国和德国签署了修订条约。这两项新条约连同与日本缔结的第一项国际条约，都是对朝鲜不利的条约。
1884年6月25日，同俄国签订了一项通商条约，接着于1888年8月8日又缔结了另一项有关韩俄陆路贸易的协定。1886年6月4日，与法国订立了一项通商条约。
日本与韩国缔结了一项有关日本在韩侨民商务活动的协定。在这项与日本缔结的协定中规定的税率对韩国十分不利。穆麟德企图把俄国势力引进韩国，其目的是策划在两国间订立一项秘密的保护条约。可是，他的这一行动促使英国占领巨文岛以阻止俄国的推进。朝鲜被抛进了国际角逐的旋涡。
随着英国于1885年4月10日占领巨文岛，韩国丧失了对南海的最佳港口之一的控制权。在经由李鸿章从俄国取得它不会试图占领韩国的任何部分的保证之后，英国遂于1887年2月27日从巨文岛撤走了舰队。
1884年的政治动乱
同外国缔结一系列的通商条约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入。一批改革派人士谴责主要的当政者依靠外国势力，他们试图实行改革，以改善社会状况，使人民富裕和增强国力。金玉均和洪英植主要关心的事是使现代改革开始进行。闵氏家族发生军队反叛以后严重依赖中国，导致中国军队占领了首都。
在中法之间爆发战争时，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同这些改革派谈及发动政变的计划。当时中国虽已从韩国撤走了部分远征军，但是它继续保持的军事实力仍远远胜过日本人。
改革派策划在定于1884年12月4日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暗杀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显要官员，但是这项计划没有完全付诸实施。改革派首先到皇宫谒见高宗（1863-1907）极力要求他允准他们的改革方案。12月5日，在军队指挥官们和大臣们前去朝见国王的途中，改革派在宫廷大门之内暗杀了他们。可是，改革派被迫逃走，没有宣布他们的14点综合改革法令。金玉均和徐载弼逃到仁川，登上一艘日本船前往日本避难。
日本通过订立天津条约，解决了同中国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在该约中商定：
（1）双方同时把远征军撤出朝鲜；
（2）双方不派教官去训练韩国军队；
（3）如果一方决定派军队去韩国，要事先通知另一方。然而，袁世凯
仍留驻汉城，干涉韩国内政，而日本不愿甘拜下风，随时准备抓
住一切适宜的机会进行侵略。
日本业已巩固了它对韩半岛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日本指望以韩国的生产来满足对大米和大豆的需求。随着日本人口的增长，这方面的需求也相应地飞速增加。韩国大米质量比日本大米好，价格又便宜得多。日本人开始使韩国农民依赖日本资金，用高利贷手段剥削他们。日本还通过第一银行在釜山、元山和仁川开设的分行，廉价收购牛皮供军用，廉价收购黄金作为日本银行的储备金。
日本对韩国的出口商品在初期主要是转销欧洲货（尤其是英国货）和美国货。日本后来把这些欧洲商品留着供本国消费，逐渐以质量低劣的日本货取代欧洲货出口，大多是些日用的杂品。
渐渐地出现了粮食大量外流的情况 ，最终使韩国农民民不聊生。1889年和1891年，当咸镜道和黄海道农作物歉收时，日本政府却以日本商人蒙受了所谓损失为由。索取了高额赔偿。大多数农民由此陷于贫困境地，他们认为他们的悲惨境况是由韩国统治阶级造成的，因此向他们发泄怒气。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起义。在从1884年政治动乱到1894年这段时期里，各道都一再爆发农民斗争。
1894年的东学革命
东学所本的原则是解救农民，使其摆脱贫困生活。虽然它的宣传带有宗教色彩，但是它主要关心的事情是实现现实的国家稳定和安全。政府看到崔济愚的学说越来越得人心，便于1864年以扰乱社会的罪名把他处死。可是，他的运动继续存在，为贫困所迫的农民都涌到他的旗帜下，1892年，全罗道和忠清道发生了大规模的东学道示威。1893年，东学信徒信们前往汉城，在皇宫前举行示威，但被军队驱散，约2万名东学信徒在忠清道的报恩集会，宣告他们抗拒日本和欧洲的决心。1894年，全奉准担任全罗道东学的领导人。在一个新水库建成之后，对生活已经十分艰难的农民又受到残酷的剥削。
农民由于和平抗议毫无结果，便采取暴力手段。政府以残酷的措施对付他们。汉城派出一名督察下令成批处决。全奉准领导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起义，击败了政府军，占领了道的首府全州。在那里，他们同意停火，并提出一项全国改革方案。然而不幸，闵妃家属把持下的朝廷决定要求中国干预。
2千人的中国军队自6月8日开始在牙山登陆，攻下公州，政府军则于6月11日夺回了全州。农民军溃散。日本于6月10日派4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于6月16日又派一个混成旅登陆，不久，日军便进入汉城。
日本军队只是在中国军队撤出了韩国领土后才把注意力转向东学道。东学道面对着政府军和日本的联合进攻，在全罗道的泰仁遭到毁灭性打击。全奉准被活捉，在首都被斩首。无数的东学军和农民被日本人俘虏和屠杀。
改革尝试
1884年的政变没有成功，使改革努力遭受挫折，但是广大人民还有一些政府领导人仍强烈地感到有必要进行改革。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由于农民斗争而加速。这种局势的发展导致韩国实行体制改革。
保宁的政府于1894年在全州实行停火时曾被迫接受东学造反者提出的行政改革建议。日本军队利用这场农民斗争来达到它的侵略目的。接着在中日战争过程中，日本以武力威胁迫使朝鲜实行改革，同时把倾向中国的保守政治人物赶出政府。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下关缔结了结束中日战争的和约，中国的影响衰落了，但是朝鲜政府已被强行纳入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计划之中。
1894年7月27日，成立了军国机务处，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和立法机关。7月29日，该处通过了一项23条改革计划，但是这项计划决不是自主制定的，因为它带有日本的侵略意图。这个改革运动主要是由严倾向日本的政客们领导的，但是摄政王通过鼓动东学道信徒从事抗日活动来同日本侵略作斗争。
军国机务处通过了不下208条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使用朝鲜王朝的建立作为历法起算日期，对腐败官员的纪律处置，放宽贸易活动限制，建立银本位的新货币制，在财政部管辖下统一财政管理，度量衡标准化，一切赋税用现金缴纳，建立股份公司，依据法院改组法把司法权分离，统一警察力量等。尽管通过了这些措施，却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改革。12月17日，金弘集团内阁被排除出政界圈子，军国机务处也被关闭。
新内阁试图在“14条大计划”基础上进行改革，这个计划是先前改革措施的简化版。这次计划的目的如下：国家自主和独立，宫廷和政府分开，在财政部管辖下对国家收支实行预算制；在赋税征收中遵守法定税率，教育军官；建立普遍征兵制基础上的军事制度；改革地方政府制度；保护公民生活和财产；制定民法和刑法；任命得力人员担任政府职务，为有才华的青年人提供机会到国外深造以获得现代知识和技术。
日本加紧侵略
日本侵略韩国，如一度任日本驻英公使的林权助先前说过的，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闵妃集团同俄国公使卡尔.维伯勾结，迫使金弘集改组内阁。像李范晋这样的亲俄派人物在内阁中获得了职位。
政府在1895年4月改组军事结构时，雇用了日本军官任教官。他们训练了约800名韩国官兵，然后指派他们到王宫去任实习警卫。正是这种宫廷保安工作可疑的情况下，激进的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等日本人决定暗杀闵氏集团中的首要人物闵妃皇后，因为她再次向中国和俄国提出秘密建议。日本军队利用这些实习警卫和反对闵氏家族的人，打垮了王家贴身警卫的抵抗，于10月8日黎明时分闯进庆福宫。
日军冲进玉壶楼，找到了闵妃皇后，把她杀死，然后用煤油烧了她的尸体。各外国使团对这起暴行十分愤慨。日本政府匆忙将那些参与这一行动的人送回国内，在广岛监狱扣留一段时间，以逃避罪责。对他们的审判，借用日本历史学家柳部建太郎的话说，是“蓄意审判不公，以庇护这些罪犯。”
尽管日本残无人道，欧洲列强由于担心俄国向南扩张，却欢迎日本的公然侵略，把它视为对俄国威胁的抗衡。德国认为日本军队继续驻扎是必不可少的，而其他国家则认为，要求日军撤走只会造成更多的麻烦。英国认为把韩国交托给日本是制止俄国推进的适当措施。美国政府则指示它的公使不要发表任何对日本不利的言论。
全国人民得知闵妃皇后被一伙日本闯入者杀死的消息，义愤填膺。儒家学者动员志愿人员同日本人战斗。金弘集内阁受到这一事件的重大刺激，加速进行改革。它采用阳历，在汉城建小学，推行种牛痘，开办现代邮政，改组军事系统，把陆军王家卫队驻扎在汉城，其他部队分驻各道。在这一改革期间，日本强迫韩国内阁颁布一项禁止蓄顶髻的法令。蓄顶髻的市民在街上或在家中被逮捕，被迫剪去顶髻。崔益铉因无视这项法令，遭逮捕和囚禁，但他没有屈服。日本人干这些事，是企图抹掉韩国的传统，结果却激起了韩国志愿的“正义军”的武装抵抗。
抗议不准蓄顶髻禁令的自发的“正义军”扩展到全国各地。政府派汉城的王家卫队去镇压他们，由此削弱了宫廷的保安工作。俄国把这种削弱视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机会。俄国人从停泊在仁川港外的一艘俄国军舰上召来了100名水兵，表面理由是为了保护俄国公使馆。不久，又派了一支120名水兵的部队加强他们的力量，前公使维伯仍留在汉城，他阴谋劝说高宗到俄国公使馆避难。与此同时，内政大臣俞吉浚同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就可以采取何种对策对付俄国问题进行磋商。1896年2月11日黎明时分，高宗和王储前往俄国公使馆躲避日本的威胁，他们还受到其他国家公使馆派出的卫兵的保护。日本公使小村到俄国公使馆拜会俄国公使施佩耶，要求皇帝返回皇宫。但是高宗皇帝拒绝回去，他知道他所作的选择是两害取其轻。
同时，韩国政府，按照这位俄国公使提出的一个建议，任命俄国人担任军事训练和财政管理的顾问。5月份，一个由闵泳焕和尹致昊率领的韩国代表团在俄国与外交大臣洛巴诺夫订立了一项条约，同意下列条款：
（1）将由俄国保护朝鲜君主，如果有必要，将向朝鲜增派军队；
（2）上述顾问将受俄国公使指导；
（3）两国政府鉴于韩国的经济状况，在认为有必要时将订立一项贷款协定；
（4）将授权俄国政府把它的电报线路与韩国的电报网连接。在韩国国王遭拘禁的情况下，俄国立即把这项条约的这些侵略性条款付诸实施。
在国王住在俄国公馆期间，韩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宗旨是保护王室不受日本的暴力行为在王宫造成的恐怖气氛的影响。这种压倒一切的关心导致不顾俄国奉行侵略政策而仍依靠它。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竞相获取租借地。韩国政府从它在俄国公使馆的避难所无条件地同意划给租借地，没有像通常那样规定租借期限或征税条件。通过这种租借地，韩国被列强剥夺了自己的地产。
人民的觉醒
徐载弼原在日本避难，1884年前往美国学医。他在1896年一回到韩国，便再度领导起国家的现代化改革计划。徐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因而得以扩大他与政府显要领导人的接触。他从内政大臣俞吉浚那里得到了5，000圆的捐款，于1896年4月7日创办了《独立新闻》。该报用纯韩文和英文出版，很受公众的欢迎。
这家报纸的目的是向韩国人民传播国内外新闻，它以公正无偏的态度对政府的各项政策，既有表示赞成的，也有表示反对的。它要求国家竭尽全力加强自主，促进大众利益。在韩国政府因日本和俄国的侵略政策而从根本上受到动摇的时候，这家报纸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徐载弼要求政府把提倡民权放在最优先地位，要求政府阻止外国势力增长，保障国家主权。
《独立新闻》发行量迅速增长，由最初的300份发展到3，000份。徐载弼不倦地启迪人民群众，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在街头向人民讲述时事。他的报纸使市民醒悟到当时的迫切需要：消除腐败，发展教育，巩固国家主权和提供民权。
徐载弼参与创建的独立协会于1896年7月正式成立，由国防大臣安炯寿任会长，外务大臣李完用任董事长。它的会员中有曾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改革和争取独立斗争的政府和社会著名人士。协会会员中有许多重要的政府领导人。王储向协会捐赠了1，000圆，以示合作，由此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兴趣。
徐载弼竭尽全力唤起公众，使他们醒悟到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他坚定地认为，下列步骤是为国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民众教育，道路建设，从事商业增加国民财富，妇女教育，采用韩语进行民众教育，国内贸易采用的货币，广泛发行国内外报纸，开发矿产资源和建立国会。
徐载弼对于政府自1897年以来把自己的财政和军事大权交给俄国表示强烈反对。他就俄国要求租借釜山附近的绝影岛（今称影岛）和建立韩俄联合银行向政府提出抗议。徐在汉城中心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时，要求政府辞退俄国的军事和财政顾问。在同一集会上上台讲话的李承晚等人也指出，把韩国的财政和军事大权交托给另一个国家是荒唐可笑的。他们的讲话博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独立协会经常向政府提出有关国内行政改革的意见，有反对意见也毫不犹豫地讲出来。它关于解除有不轨和舞弊行为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要求得到实现。该协会还通过“外部”人士，对政府在木材采伐、矿山开采和铁路修筑中出让权利的事进行调查，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它纠正。于是政府把独立协会的领导人投入监狱，并以敕令命它解散。这一压迫性行动扼杀了独立协会的争取民权和国家主权的行动。这个协会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却把它的精神留传给了嗣后的民族运动。
人民一致谴责国王逃到一个外国公使馆避难和继续给予外国人以经济特许权的行为，独立协会的运动集中表达了他们的义愤。因此，高宗于1897年2月离开俄国公使馆，搬回庆运宫（今德寿宫），并于8月将他的年号改为光武。他于10月份昭告全国和全世界建立一个独立的“大韩帝国”，此后他便以“皇帝”头衔自称。这是韩国舆论压力的重大胜利。
俄日之争
以日本默认俄国租借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和租借大连为商港25年为条件，俄国同意不妨碍日本在韩国的商业和工业活动。这就是1899年4月25日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和俄国驻日公使罗森之间签订的第三次俄日条约的实质。俄国由此给了日本肆意侵略韩国的机会。
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在满洲爆发了一场反对外国的运动，俄国以保卫铁路为借口向满洲地区投入了18万大军。满洲领土的四分之三处于俄军的占领之下，他们在那里伺机入侵韩国。
在鸭绿江畔经营的一家俄国木材公司－一家为俄国帝国基金会所拥有的公司－的经理正好在1903年向俄国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俄国公使巴甫洛夫建议俄国在鸭绿江以南确立势力范围，并拒绝其他国家对满洲进行任何干涉。据此，俄国集合了它驻旅顺口的舰队并把地面部队部署在凤凰城和鸭绿江沿岸。1903年8月，俄国占领了龙岩浦，并匆忙构筑军事设施，包括堡垒、兵营和通讯线路。
日本通过1902年签订的英日联盟条约，在英国合作下，获得了国际上对它侵略韩国政策的承认。这项条约规定，以英国给予支持为交换条件，日本将承担在远东阻止俄国向南推进的责任。日本以俄国承认它在韩国的活动为条件，同意承认俄国对满洲的占领。
俄国和日本正面对峙着，每一方都企图占领鸭绿江的两边，作为走向既占领韩国又占领满洲的准备步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停泊在仁川港和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开火，由此触发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
强殖民统治
日俄战争爆发时，韩国向世界昭告恪守中立。尽管如此，日本仍派遣大量军队进入汉城，并于1904年2月23日迫使韩国政府签订韩日议定书。这项议定书单方面强逼韩国作出为日本进行这场战争所必须的让步。日本在韩国驻扎了六个半营，它们铺设军用铁路，通过占领中央电讯局夺取了韩国的电报电话网络，并霸占土地供军用。9月份，日本宣布对韩国全境实行军事管制，并宣布任何韩国国民如被发现擅自进入军用铁路交通线者均将处以死刑。
日本通过修改1905年1月6日的军队统治条例，镇压任何通过集会、结社或报刊进行的反日运动。它于7月3日宣布，违反军队统治条例的人将按日本法律予以处置。1904年8月22日订立的第一次朝日协约中规定：将从日本人中任命一名财政顾问，从日本政府推荐的第三国国民中任命一名外交顾问。这一条款的目的显然是要剥夺韩国的国家权利。
这项协约又用1904年5月底签订的给予日本广泛特权的“关于在韩设施的原则”来予以加强。这些原则中包括甚至在日俄战争之后仍在韩国驻扎军队，征用土地供军用，监督韩国的外交和财政管理，占用韩国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以及开发在农、林、矿、渔方面的租借区。
日本派了曾在它的外务省供职的一个名叫史蒂文斯的美国人任外交顾问，派了它的大藏省官员目方种太郎任财政顾问。日方攫取了支配韩国财政管理的全权，并把韩国货币纳入日本货币体系，把它贬值五分之一到一半，以掠夺韩国的财产。日本官员进一步渗入韩国政府担任王室、国防部、警察和教育部的顾问，由此削弱韩国政府的权柄。
在对俄作战期间，日本和英国于1905年8月12日修订了英日联盟条约，获得英国同意日本打着保护的幌子把韩国变为殖民地的阴谋。在日本与美国秘密签订的塔夫脱一桂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特权。在自8月9日起在朴茨茅斯举行的和平会议上，日本要求根据第二次英日联盟条约和美日协定“把韩国交给日本自由支配”。
美国、英国和俄国最后对日本在韩国的侵略给予国际默认。美国总统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占优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因而拒绝考虑高宗皇帝通过教士外交官霍默.B.赫尔伯特转交的叙述韩日条约非法性的亲启信。
在朴茨茅斯条约生效后，日本立即派伊藤博文到韩国，迫使韩国政府签订第二个韩日条约（乙己条约）。那时，日本一支骑兵部队、一个炮兵营和一支宪兵部队已经侵入汉城。11月17日，伊藤逼迫韩国政府签订旨在通过完全断绝韩国政府的对外关系来孤立它的草约。接着，夺走了韩国的外交权，把它置于日本外务省的控制之下，根据这项条约，日本还在韩国设立统监府来实施殖民统治。
教育变革
独立协会提倡进行现代化改革，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向韩国示范了欧洲式的现代教育。在日本加紧侵略的情势下，政府努力设法解决教育问题。政府于1895年颁布了汉城师范学校、外国语院校和小学教育条例，于1899年颁布了医学院、中学以及商业和技术学校条例，由此为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1904年，扩大商业和技术学校的范围，把农业学校也包括在内。1895年设立了学习日语、英语和法语的外国语学院，1896年设立俄语学院，1900年设立汉语和德语学院。
还设立了专科学校来为政府各部门培养具有专门技术的人员。这些学校设置诸如采矿、法律、邮政和电力等领域的课程。还有许多由民间人士和传教士开办的旨在鼓励独立意识的其他学校。1904年由牧师全德基创办并主持的青年学院，为同新民会（争取独立的一个秘密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青年提供教育。这所学校于1914年被日本强行关闭。
日本通过统监府，对韩国的教育取得了实际控制权，以皇帝敕令形式对教育系统实施改组。日本人企图把所有学校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减少学校数目，使教育内容服从他们的殖民政策，并以降低学术内容的水平来阻滞韩国教育。日本人通过1908年颁布的私立学校法令加强了对私立学校的控制，并关闭了许多私立学校。
但是，在豆满江（即图们江）对岸的滨海州和间岛地区，仍继续创办学校。1919年，仅在满洲地区，韩国学校的数目就达130所。流亡在满洲的爱国领袖们像他们在国内的同行一样，特别重视教育，认为这是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的一个必备条件。
1905年，周时经就韩国语言的研究和编纂一部字典问题向政府提出一项建议。由于他的努力和1907年建立的全国语言研究会的努力，采用了一种书写本国文字的新体系。根据这种新体系，官方文件和信函中不再完全使用汉字，改为汉字和韩字混合使用。
报纸和书籍使用了新的书写体系，以便在人民中更快地传播有关欧洲体制的知识。周时经于1908-14年间出版了他关于韩语语法和音系学的著作，对科学地研究韩语具有深刻影响。他还教导说，语言和书写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基础。
在对民族语言有了现代化的理解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新文学运动，目的是在群众中唤起民族意识。新型的诗歌、小说和游记用韩文出版。这些文学创作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头十年翻译出版了欧美文学著作并模仿它们进行写作。这一早期阶段的启蒙运动为20年代的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
经济剥削
1905年到1908年间，由于日本第一银行发行的钞票迅速增加，日本取得了对韩国货币的控制。日本商人在本国政府给予慷慨货款的支持下，能轻易地扩大他们的活动，打入韩国市场。日本在韩国经营的各公司，资本总额超过一千万圆。1908年日本在韩侨民总数为12.6万人，到1911年，侨民人数上升到21万人。
随着日本夺占韩国土地的势头越来越大,从事农业的日侨数目也迅速增大。受日本高利贷资本控制的韩国农民成了日本轻而易举地夺占土地的对象。统监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明显有利于日本人的法律。
与此同时，在1905年至1910年期间，日本大资本家强制性地购买土地，主要是在全罗道和忠清道。长期以来以韩国的谷仓著称的全罗道的湖南平原，迅速地变成日本的农场。这样的土地夺占迅速地扩大到其他道。这样的土地在全国范围强占迅速地扩大到其他道。日本在全国范围强占肥沃的灌溉条件良好的土地，他们先是占据汉城－釜山铁道沿线的大邱和鸟致院地区，然后向北推进，占据汉城一新义州铁道沿线的黄州地区。
为了在更大规模上更有系统地实行土地掠夺，统监开始采取把无主土地和韩国政府的军队农场分配给日本农民的做法。他原已拟定了一项旨在把日本农民迁移到韩国定居的计划，1908年他设立了东方开发株式会社，夺占韩国土地，致使韩国王室的土地减少，预算下降。
日本计划规定没收韩国国有的未开垦土地和由军队耕种的军队农场，动员韩国劳工来垦植。这家公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夺占了3万公顷军队农场和未开垦土地。剥夺王室财产是用分离财政管理权的手段实现的，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高宗皇帝筹集抗日经费。
反抗日本统治的进一步行动
日本总督府对于民众的觉醒和韩国人受教育一向十分敏感。因此，在1910年对有关韩国历史和地理的书籍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搜查中，有20万到30万册书籍被没收烧掉。查禁书籍的范围包括韩国的读本，先前各世纪民族英雄的传记，以及有关独立、国家的诞生、革命等外国书籍的韩文译本。
日本人还曲解韩国历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研究部所雇用的历史学家奉命歪曲韩国历史。《满洲历史地理》、《韩国历史地理》和《满洲地理和历史研究报告》便是这种修史工作的产物。在《韩半岛史》（1915年）中，日本人把韩国历史的范围限于半岛，割断它与亚洲大陆的关联，并把韩国历史学家的见解斥为谬见。
日本人这种想消灭韩国民族意识的行径在教育政策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911年9月颁布的教育法，主要目的是为了给殖民体制培养人员。日本人不仅加紧了对私立学校的控制，还加紧了对传统学校的控制。90%以上的学龄儿童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一字不识。
从1910年到1922年这12年间，私立学校数目显著减少，由2，000多所减为600所左右。这就是日本殖民主义力图消灭韩国意识的悲惨结果。
1907年初，在“正义军”的领导下对统监府的反抗处于高潮时，诞生了新民会。这个秘密组织的目的是恢复独立。在安昌浩的领导下，这个协会不断发展，到1910年时，已有代表所有各道的会员300多人。
1910年12月27日，总督寺内正毅要出席鸭绿江铁路大桥的落成仪式。日本人无中生有地指控新民会会员策划了在他前去出席仪式途中暗杀他的阴谋，以此为口实逮捕了新民会会员及其同情者600余人，其中105人在严刑逼供之下被判下罪。一些人被拷打致死，6人被判徒刑，其中有尹致昊、梁起锋、安泰国和李升薰。
日本人的这种捏造遭到象H.G.安德伍德、G.S.麦丘恩和S.A.莫菲特等传教士的揭露。韩国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P.L.吉勒特前往中国，向全世界宣布，这个事件纯属捏造。长老会国外传教团秘书长A.J.布朗应在韩国的传教士组织的要求，写了一本名为《韩国阴谋案件》的小册子，书中作了同样的揭露。布朗批评日本的殖民政策，称韩国成了“一个管理严格的囚犯隔离地”。
尽管寺内费尽心机摧毁新民会，“正义军”的指挥官们在林秉瓒的领导下，于1913年成立了独立军司令部，目标是把民众舆论重新引向恢复国家主权的事业。原来于1915年大邱的佛教寺院安逸庵成立的朝鲜国权回复团的目标，包括以直接行动和通过外交途径鼓吹独立，和向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提供军事经费。国权回复团于1919年动员了数千村民，计划袭击日本各宪兵驻地。
土地测量和其他压迫
在设立总督府那时候，日本人开始土地测量以巩固他们的殖民经济制度。他们集中了全部行政力量来从事这项工作，并动员了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
在此以前，大韩帝国为了改组它的财政管理，于1898年曾发起过一次土地测量，财务部的土地测量局于1901年给测量过的农田颁发了土地证。这项工作没有完成。1905年，日本强迫财务部进行一次土地测量以编出一份韩国政府岁入来源的清单，为夺占土地铺平道路。
1908年，日本人强迫韩国政府设立一个土地测量处来测定王室所拥有的房地产的数量。根据这次测量结果，王室所拥有的全部不动产。除宫殿、王家陵墓之外，统统列为政府财产。这样登记入册的土地在后来日本人剥夺韩国主权时，为他们所吞并。1912年，总督府颁布法律，要求房地产所有人在规定的时期里呈报他们拥有的土地，赋予日本财务机构以认可一切土地所有权的权力。
这项土地测量工作从1914年开始，花了八年时间，费用为2，040万日圆。它为整批地没收土地奠定了基础。
东方开发株式会社通过利用这些有利的新条件，把它所拥有的土地扩大到了154，221公顷。从属于这家公司的佃农数目超过30万人。这些佃农由于日本侵略的结果，早已被剥夺了自己的耕作田地的权利。
由于进行土地测量而发生的土地所有权争执的数目达34，000起。这些争执的发生，大多数是由于韩国人在土地测量中被剥夺了自己的土地，或由于日本人为了非法获得土地而提出诬告。总督府通过援引“强制和解法”来解决这种争执。
1911年，总督府强行实施向日本人提供砍伐树木自由的措施，同时日本在韩国的伐木公司的规模也扩大了。1918年5月，日本人颁布了韩国森林管理法，强迫森林所有者向殖民当局登记。通过一次把国有林和私有林分开的调查，日本人以国有化为借口把109万顷村庄森林和309万公顷土地林的所有权转给日本的伐木公司。日本人过度砍伐树木造成韩国森林遭到严重破坏，随之在林木被砍伐殆尽的山区出现大面积的水土流失。
为了阻碍韩国已有公司的发展和阻止创建新公司，日本人于1910年12月颁布了公司法。这项法规赋予政府以发给许可证的权力，给韩国资本的发展造成很大障碍。甚至对于获得许可证的公司，总督府也可以任意地勒令停业或解散，而且规定对违犯者课以重罚。
在韩国资本减少的同时，日本对基本工业的投资却迅速增长。本着同样的方针，1912年颁布的渔业协会管理条例使得日本人能够通过强迫韩国渔民把全部捕获整批出售，把韩国渔业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居住在韩国的约3万日本渔民，加上约9万名其他日本渔民（大多数是偷捕者），使20万韩国渔民赖以维持生计的韩国渔场遭到严重破坏。
韩国农民的境况也同样悲惨，因为总督府以高利贷手段控制了借贷团体会。此外，东方开发株式会社充当总督府的代理人，实行大规模移民计划。通过这项移民计划，在1918年前移来韩国定居的日本业主家庭不下98，000户。
三月一日争取独立的斗争
1919年3月1日爆发的全国范围起义，是韩国人民在遭到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无法容忍的侵略、压迫和掠压的情势下争取民族自下而上的怒吼。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显然出现了突然变化，一批韩国领袖人物便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发动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国外的韩国领袖人物的活动中，当时在美国的李承晚试图参加1918年的巴黎和会，呼吁给韩国独立，但是美国政府不许他去国外因为美国把自己同日本的关系看得列加重要。作为一种替代办法，李承晚向当时在巴黎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出个人呼吁，吁请他将韩国交由国际联盟托管。
1918年12月，在东京的韩国学生讨论韩国独立的问题，并在1919年1月选出了一个包括崔八镛在内的十人委员会，把他们的计划付诸实行。他们在东京的韩国基督教青年会会馆召开了一次韩国学生联合会会议，宣布韩国独立，但是集会的学生在与警察发生短暂冲突后被警察驱散。2月23日，他们在韩国青年独立团发起下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一次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韩国独立。他们的目的是激励争取独立的抵抗活动，并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
1918年中国成立了新韩青年党，决定派金奎植出席巴黎和会，呼吁让韩国独立。该党扩大了它同在中国、美国、日本、满洲和西伯利亚滨海州的领袖人物的联系，以推进它的事业。
在国内，天道教（前东学道）的领袖们－其中最知名的是孙秉熙－认定，争取独立运动在性质上应是民众性的，非暴力的。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指导人李商在和朴熙道的领导下，学生们团结在独立的旗帜下。这一运动的领导人还同李升薰建立了联系。在加强天道教与基督教领导人的关系上，崔南善和金道泰的贡献特别可贵。
在佛教方面，韩龙云一直在进行一场改革运动，以把佛教从由日本的政策造成的衰落中挽救过来，他还强烈地呼吁展开一场争取独立的运动。他在接天道教愿意合作的表示后，立即响应。儒学家一贯表示反对日本侵略，其中一些人率领志愿的“正义”军与日本人直接作战。
独立运动的筹划工作也是在同一直秘密进行活动的各个组织密切联络的情况下进行的。1919年3月1日，正值为不久前驾崩的高宗皇帝进行公共哀悼期间，运动达到高潮，在汉城的塔洞公园公开宣读了大韩独立宣言书。被唤醒的市民接着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要求韩国独立。这点燃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许多人不分地区和社会地位都参加进来了。
被日本人逮捕和交付审判的韩国人，各行各业的都有，教育水平也不尽相同。当时韩国人手中没有武器，而日本人在他们的殖民地却除了分驻于751个警察局所的一支5，402人的警察力量和一支将近8，000人的宪兵部队外，还驻扎着一个半师的正规地面部队。日本人为了镇压韩国人民的这些和平示威活动，把这些武装力量动员起来，犯下了野蛮的暴行。
日本方面投入了六个步兵营和400名宪兵来增援警察，进行这场镇压运动。他们杀戮了大约7，500名韩国人，打伤了将近16，000人。日本人把凡是参加争取独立的抵抗运动的韩国人都定为罪犯，他们决定用屠杀政策对付以后的示威活动。发生在京畿道水原的一个事例是很有代表性的。4月15日，一队日军命令30来名村民到一所基督教学集合，关上所有的门窗，然后放火焚烧教堂。教堂烧了五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兵集中火力瞄准被关在里面的平民射击，把包括妇女和婴儿在内的所有人都杀死。日本士兵还烧了这个村子里的31所房子，然后又到附近15个村子放火焚烧了317所房子。加拿大传教士F.W.斯科菲尔德和美国一些传教士得到这一事件后，于4月17日前往事件现场，亲自察看了日本暴行的痕迹，并公诸于世。
大韩独立宣言书的33位署名人，与同他们密切合作从事独立运动的另外48人一起，被带到一个日本法庭受审。韩龙云是这些囚犯中的一个。他写了“韩国独立书”，陈述韩国人民应当获得自由的理由。这封信与大韩独立宣言书所附的公约三章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是为1919年的独立运动奠定精神基础的基本文件之一。韩国人民在展开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懂得了既要成立一个政府，又要进行武装抵抗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