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饺子电影剧情详细介绍:济南与大学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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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地处鲁中，北接京津，南通宁沪，东连胶莱；滔滔黄河，直达渤海；交通发达，地势冲要，气候宜人，物产丰饶，城内有泉水一百多处，其中以趵突泉之奇观最负盛名，故有“泉城”的别名。济南民众一直有崇尚书学，尊重知识，兴学育人的优良传统，故素来人杰地灵，又有“诗城”的美称。从明代开始，她一直是山东省的省会。
1840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开始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济南传统的社会模式从此被打破，开始走上一条无奈而痛苦但又别无选择的近代化道路。
一、深厚的教育沉淀为济南城市在历史上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背景和人才基础
济南，北临黄河，是黄河下游最大的城市；南倚泰山，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窗口。济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早在3544年以前，就有先人“依泉而居”，建城史自此开始。《春秋》载公元前694年，“公会齐侯于泺”，济南已有“齐鲁雄都”之美誉。秦汉以来，历为郡、国、州、路、府、行省的首邑，山水秀美、景观独特，文脉兴旺，人文鼎盛，人才济济，积淀深厚。
济南教育业素称发达。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人类的祖先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事着原始农业、畜牧业。由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先民们把世世代代实践而积累起来的知识和能力，通过结合劳动生活，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授给子子孙孙，就有了原始形态的教育。相传东夷人的首领舜躬“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他心灵手巧，乐于施教，他所居住和劳动过的地方，“一年而所居成聚（村落），二年成邑（市镇），三年成都（都城）”。由此可见，古代时候，教育就已经对城市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在章丘城子崖发现了距今约四千六百年龙山文化城，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权力统治中心，兼有政治、宗教、军事、经济、文化功能。龙山文化城的发现，表明济南当时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已具于领先地位，应当是我国早期文明中心之一。可以推断：济南是那个时代最强盛的邦国，私有制出现，阶级已经产生。岳石文化(距今3900～3500年)是山东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夷人文化。目前，济南地区已发现该时期遗址达数十处，其中尤以章丘县境内数量最多，城子崖 遗址仍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遗址。遗址上的龙山文化城址之内，存在一个面积17万平方米左右的岳石文化城址， 这是国内发现和确定的第一座夏代城址。已进入奴隶社会的商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在城子崖一带，建立了谭国。西周建国后，行分封制，济南地区属齐国。此时，谭国仍继续存在。
“官学”是阶级的产物。伴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现象的日益明显，教育必然逐渐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开始出现学校的萌芽。这种情况的发生及持续发展，及至夏、商、周三朝，逐渐形成悠久灿烂的济南古代文化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教育基础。只是奴隶主贵族垄断了文化教育，政教合一、官师一体，教育仅仅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附庸，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极其有限。可喜的是殷周之际的谭国大夫所作的《大东》一诗，就被收集在《诗经》之中，堪称官学教育的结晶。
春秋战国之际，济南正处于儒学中心的鲁国曲阜和稷下学宫所在的齐国临淄之间，饱受鲁风齐雨的霑溉，济南成为当时全国文化的中心，济南东北部的邹邑相当于今天的章丘、邹平一带，人才济济，学人辈出。邹衍生长于齐国章丘，活动于魏国、赵国等地，是稷下著名学者。据刘蔚华《稷下学史·盐铁论·论儒》说：“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看来，邹衍是从儒学出身的，而其五行学说也是从儒学变化而来的。邹衍著述甚多，门徒不少，从而影响广大和深远。他的著作《邹子》虽已失传，但其观点、术语却继续在现今的一些学科和行业中使用。儒家的影响主要是在文化高的文士阶层中持续存在，而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则在文化低的武人和民间继续流传。卢人(今长清人)扁鹊，精通内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创立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 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济南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且历代都驻有大量的各级官员和吏役兵丁，还有广大的士绅阶层，构成了比省内其他任何城市都广大的消费阶层，从而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汉初，设立济南郡，因地处古四渎之一的“济水”（咸丰五年济水故道为黄河所据）之南而得名，是北方重要水运路线，又是盐运主要通道。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使济南成为当时经济发达地区。济南是产铁要地，设有铁官；济南自先秦以来就是丝织品的盛产地，素有“齐冠带衣履天下”的美称，设有工官。秦始皇焚书坑儒，图书典籍遭受空前的劫难。济南地接齐鲁，浸淫于儒学和稷下学术的空气之中。汉初挽救古文献的工作，济南学者曾起到了重要作用。汉文帝时，年过九旬的济南人、秦博士伏生口授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使之得以流传后世。汉武帝时的博士弟子济南人终军，先后出使匈奴和南越，为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东汉灵帝时，曹操任济南相，受齐鲁文化影响颇深，政绩显著。
魏晋南北朝时期，济南多处于战乱之中。文化教育兴废无常。隋唐统一，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盛世文化。济南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园林绮丽，甘泉瀑流，成为一些文人骚客向往之地。李白、杜甫、高适等都曾慕名而来。杜甫、李邕宴饮历下厅，留下了脍炙人口地“海右此厅古，济南名士多”名句。
宋、元、明、清基本沿用唐朝的各项政策，在教育方面重视科举制度，打破门阀限制，扩大教育对象范围，重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书院开始出现。第一所书院闵子书院建制于元朝天历年间（1328－1329年）。明清时期又有历城县学和诸多书院创办。据统计，元至清代先后兴办书院三十多处。济南文化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宋元（金）时期代济南的文化成就突出。宋初历城人田诰，讲学嵩山，名重一时。仁宗时，济南范讽有诗名，是“东州逸党”的领袖。著名的文人学者如：曾巩、晁补之、苏辙等人都曾居官济南，蛮声词坛的李清照、辛弃疾等名家也于此时崭露头角。金元之际，济南文风日盛。著名者有宋、辽、金三部正史的总裁官张起岩，戏曲作家武汉臣、康进之，散曲作家刘敏中、张养浩等，以及《河源记》的著作者潘昂霄，宋、辽、金三朝史的总裁官张起岩等。著名散曲家、济南人杜仁杰博学多才，诗文俱佳，他曾多次同文学家元好问共游济南。元好问在遍游济南山水后，写下了“济南楼观，天下莫与为比”、“羡煞济南山水好”、“有心常做济南人”等颂扬之词。书画家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生动展现了优美的济南风光。地理学家于钦，亦曾在济南做官，他游览山川，走访故老，考察齐地风土人情，完成了著名地方志书《齐乘》。
明初，置山东行省，济南始为山东首府，是山东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及按察使司驻地。从此，济南成为山东地区的政治中心。清代，济南仍为山东省治。明清两代，济南经济发展较快，清康熙以后，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与之相适应，文化事业相当发达，一批著名学者应运而生。明代文坛著名的“前七子”之一、 历城人边贡，诗作以清新婉转、平淡和粹、兴象飘逸见长； “后七子”领袖李攀龙，则是文学复古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对明代文坛产生过较大影响；著名戏剧作家、章丘人李开先，有《宝剑记》等传世；清代著名学者、历城人周永年，是《四库全书》的主要编纂者之一；马国翰则穷其毕生精力，完成《玉函山房辑佚书》，成为中国辑佚学的煌煌巨著。余如许邦才、殷士儋、于慎行等，均在文坛享有盛名。
任何近代化都离不开传统。长期以来，济南作为文风鼎盛之邦，形成了崇文重教、经世致用的优秀学风和传统。《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述说“济南士好经术，城乡绅家，罔不课读；即农夫胥役，亦各送弟子受读。学校如云，名里相望。”反映了济南的风俗和教育状况。
二、发达的近代高等教育把济南城市进一步推向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漩流，使这座城市能够以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济南很快成为华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主要商业城市。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济南自开商埠，城市区域随之扩大，交通、市政、教育、工商各业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了长足发展。1912年，津浦铁路黄河大桥建成通车，济南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在此前后，德、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在济南设领事馆，开办银行、商店、教会、学校、医院等，济南走上了一条无奈而痛苦但又别无选择的城市近代化道路。同时，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客观上急需大量“通习外国文字之人”；一批近代官办和民营企业，也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才。济南近代教育起步，开始出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堂。
1901年9月，清政府在济南城内明代都指挥司旧址（今泉城路原省统计局）的泺源书院正式创办了官立山东大学堂。这是清末新政时期全国成立最早的一所省级大学，创全国新政之新，直接推动了全省教育和经济改革事业的开展。1904年学校迁入济南杆石桥外新址（今山东省实验中学），改为山东高等学堂。1911年又改称山东高等学校。
1914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全国设立大学区，各区中心城市设大学，各省设专门学校的体制，山东隶属中心城市北平，按章大学堂停办。师生分别转入法政、工业、农业、商业四个专门学校，校长丁维椽继任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校舍由法政专门学校使用。山东大学堂在建校14年中，共培养毕业生770人，选送去欧美和日本留学的59人。其中徐镜心、 张伯言等人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山东大学堂是山东省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校，也是山东大学历史的起点。
一些专门学校随着工商企事业的需求而发展起来。1902年11月开办师范馆，次年10月改为师范学堂。到1911年（宣统三年），济南已有山东高等学堂、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山东法政学堂、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山东专门医学堂、山东客籍高等学堂等14所中等以上程度学堂，在堂肄业生1048人。至年底，山东计有各级各类学堂，官立1218所，公立2075所，私立626所。在校学生共计59217人。这是济南近代教育的一个飞速发展时期。
从学堂体制看，清末济南已建立起了包括农工医师商军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大中小各级各类学堂。其办学形式，既有官立，也有社团公立和个人出资自立。在教育的组织和内容上，改变从前的个别教学制度为班级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均仿照日本和西方的学校设置了大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以及与职业有关的其它课程，这是一次新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大普及。教学方法上更注意使学生理解，不再单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更趋民主化。一些女子也进入学堂读书，尤其是一些女子学校的创立，为妇女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凡是中等以上学校的教师，大多都是在较大的通商口岸或日本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担任，有些学校还聘请了一些外籍教师。济南的教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学堂肇始，开设法律、政治经济、商学、机械、机织、应用化学、采矿、农学、林学、蚕学、医学等近代科学学科，这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设置，改变了中国封建传统旧教育影响下只重视经典史籍，轻视自然科学的教育现状。特别是学堂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近代科技知识，并学以致用，毕业后进入政界、工商界、教育，报业，为近代工商企事业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近代科学学科门类的不断增加，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传播近代科学的步伐加快了，济南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民族经济发展。1904年济南开埠前，济南只有山东机器局、铜元局、教养总局、工艺局等几个官办手工业工场。开埠后，济南官办手工工场逐渐采用机器生产和电动力生产，和通西学、谙“洋务”、懂机器制造的近代技术人员。至1910年，济南地区官办手工业工场共有6个。1911年，官办、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有十几家，民营性质的近代企业约二十三四家。新兴工商业阶层出现，济南开启了近代工商文明的新时代。
近代教育的发展也促成了济南新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与崛起。他们从幕后走向前台，形成了一股变革社会的合力。不少有作为的青年，正是在这里接受了初步教育后，才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舞台的。如民国初政治家刘冠三（1872～1925）1902在济南山东师范学堂接受教育，在校期间创办《白话报》，以宣传革命，后参加同盟会。1906年又创办山左公学，宣传革命思想，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培养了力量。徐镜心1902年就读于济南高等学堂，两年后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法政大学，进一步接触了资产阶级思想，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翌年，参加了同盟会，被推为山东分会主盟人。他们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响应共和，迫使山东宣布独立发挥了巨大作用。外出留学日益增多，山东高等学堂建校14年来，选送59人到欧美和日本留学，学习工艺实业。这是近代济南被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这一进一出的循环，把济南进一步推向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漩流，使这座城市能够以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发展。
近代工业发展带来人口、资金、资源的相对集中。济南在1900年以前，其工商业虽属发达，但经济地位则居于周村、潍县、烟台、济宁之下。而经过晚清十年的改革和发展，济南一跃成为山东内陆第一大商贸中心，由各类工矿企业和商业建筑所组成的新的城市中心，完全替代了封建旧城以官署，寺庙为重心的布局，体现近代城市文明内涵的交通、市政、商业、工业、金融、人口和文化教育等也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步，城市的功能大大提高，城市积聚效应日益明显，成为清末城市自我发展的一个典范，近代高等教育功不可没，“学堂之设，实为力求自强之要举”。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时代旗帜。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约法和一系列工商业法令法规，保障自由发展民族实业。“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热情高涨，在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刺激下，“有志之士，悉注全力于工商业，竞争激烈，颇极一时之盛”。他们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努力创造条件，不失时机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促使济南地城市在重重困难中得到较大发展。据统计，1912－1927年的十六年间，济南历年创设资本额在5000元以上的工业企业66家，资本总额16439000元，较之民国以前工业发展相比，进步不可谓不巨。其中：
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济南新建的近代工业厂家有二十几家。其中18家资本达到832900元，其中12家工人总计五百多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取代德国控制了胶济铁路，日本商品和资本大量注入济南。到1916年讨袁战争之前，济南新建工厂约三十家左右。其中十七家资本总额达到4282100元，形成了一个投资建厂的高峰。据13家工厂统计，工人共计2964人。这一阶段，是辛亥革命以来济南城市经济发展第一个高潮。
1916年，讨袁战争期间，在以周村为中心的民族资本迅速向济南集中的同时，官僚资本也大量投资济南工业。1917年到1919年，新建工厂约三十家。其中二十六家资本总额达3061600元，集中于造纸、面粉行业。据20家工厂统计，工人总数达到3556人。到1923年，济南已成为全国六大面粉生产基地之一，其他行业如电力、砖瓦、造纸、纺纱、火柴、印刷等近代工业也有较大发展。这是辛亥革命以来济南城市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适应工业经济蓬勃发展的需求，民国以来，济南近代化交通设施日益发达，津浦路全线修竣通车，济洛路、济黄路、济新路、济长路等市内马路相继开辟，济武线、济利线、济临线、济历线等6条汽车路贯穿省内交通，初步形成了铁路、公路、马路相配套的近代公路交通运输网络，加强了济南作为山东一省乃至鲁、豫、晋三省交通枢纽地位。通信联络手段近代化程度也有了极大提高，“邮政极为发达”，市内除设有山东邮务管理局外，另设有市区7大支局、郊区5个代办所，经营“汇兑、包裹、信件、储蓄”以及对外贸易；电报、电话也有了相当的发展。1915年济南市实现了全市通话，1925年又实现了济南－青岛全线通话。
发达的近代交通驱动、促进了济南外贸与市内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济南成为“鲁、晋、豫三省出口土货最初集中市场”和“中部洋货散步之商埠”。传统社会自耕自足的消费结构得以改变，近代商品意识、消费观念、行为方式逐步形成，劳动分工重新进行，农副产品商品化成为流行。
金融业与工商业同步发展。银行普遍设立，银行资本同工商业资本日益相互渗透、融合，逐步与政府财政脱钩，转向承担其在同一资本正常分工中应承担的任务，银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也有了新的内容。金融业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不断迈进。
随着近代化的推进，城市的发展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乡间农村人口大量涌向济南城区，济南城区人口在此期间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1924年以前数年间，“济南人口一直以每年7000或8000人的速度增长，或者说是2.5～3％的增长率”。1924年警察统计全市约28.3万人，平均密度为50000人/平方公里，较北京的33000人/平方公里为大。整个济南城市，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向近代城市近代化架构的转变。
济南近代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民初经济的复兴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毕竟是较多地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再加上政府肇始，百废待兴，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强烈，重视实用知识的态度积极，以及经济建设“莫不以缺乏资本与技术为苦”现实的紧迫性，使得社会各界在推动和促进教育近代化方面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
1911年正式设立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教育经费正式列入政府支出。全国近代教育体制迅速形成并日趋成熟。济南又先后成立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山东高等师范学校、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山东公立矿业专门学校和私立齐鲁大学。
1926年上述高校共设置20个专业，教职员工400余人，14年累计毕业学生约4500余人。1926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下令将工业、商业、法政、农业、医学、矿业等6所专门学校（即“六大专门”）合并组建省立山东大学。
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求，民国政府将实利教育（职业教育）列入教育宗旨，中等专业技术教育进一步发展。继1910年，济南中等工业学堂创办，
1915年－1920年，在济南又先后创建了乙种工业学校、山东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山东省立模范蚕业讲习所、山东省立乙种商业学校、山东省立模范染织工业讲习所等七所中等技术学堂。济南的实利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工农商业生产所需要的中、初级技术力量，掌握了先进生产技术的技术劳动队伍无疑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外人在济兴办学校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大发展。最有名的当属齐鲁大学（1902年由潍县文学院、青州文学院、济南医学院等4所教会学校组成山东基督教大学，1915年改名为“齐鲁大学”）。其课程设置和教育方式虽然多少带有宗教色彩，但它在培养近代建设人才、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方面成绩不容抹煞，其在移风易俗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当然，大致从1926年下半年起至1928年上半年，由于张宗昌滥发军用票，加之为抵制国民革命军北上，挪用部分教育经费，致使济南教育界困难重重，不少学生和教师走上社会从事革命运动，反对军阀统治，教育一时陷入低谷。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并不妨碍经济的快速发展毫无疑义促进了教育的跃进。从高校在校生数量来看，据不完全调查和有关统计，1924年济南由政府开办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为917人，1926年增至1076人；从教育投入看，高等学校教育经费逐年增加，1919年济南5所高等专门学校经费投入总额为1449006元，1924年增为169500元，1926年合并为山东大学后经费高达284700元。这一方面说明1920以后高等教育绝非是停滞不前甚至是走下坡路，而是依然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发展于民族工业极盛时期前后绝非偶然，也反映了经济对教育的支撑推动作用。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状况逐年好转。
从1927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采取了提高进口关税、经营内外债、建立金融机构、建立和扩充官僚资本等措施，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有所发展，成为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22年中最好的时期。受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1929－1934年，济南社会局势相对稳定，工商业得恢复。以民营经济为例，几个主要行业发展很快，机器工业已增加到60多户。到1934年已发展到137户。整个社会经济日趋繁荣。1933年，济南工业已有35个行业，各类企业449个，职工25109人，占全省的26.4％，资本总额8880255元（银元），生产总值33058743元，分别占全省的20.5％和29.7％。
当然，帝国主义的侵略，官僚资本的阻碍，军费开支的重负，农民破产导致的农村劳动力流失等，又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得济南的经济发展呈现断断续续的波浪式进程：1928年日本制造了济南五·三惨案，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纺织业200多个厂家多数停产歇业。1929年至1930年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济南国民经济得到发展，1930年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1931年至1934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使山东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实业救国”的浪潮，济南城市经济发展迎来新的高峰。与此相适应，国民政府对教育的管理与投入也不断增加，规定了专科以上学校开办费和每年经常费的最低限度，以保证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的稳定与发展。按照“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教育方针，济南加快“改良大学教育”的进程，停办、改办公办法政学堂，大力发展实科。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下令将省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同年迁往青岛（改名为国立青岛大学，1931年又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1932年，在济南成立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1935年辛铸九等成立山东私立国医专科学校。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济南有3所高校（2所私立）。
经济的发展与教育进步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互为一体。经济的飞跃必定会带来教育的飞跃，同时，教育的飞跃也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因为，一般地来说，教育除了能够提高整个国家地文化知识水平，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为适龄青年提供了学文化的条件，使得劳动者在生产第一线掌握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了解一些理论知识，使理论与实践能够较好的结合，有利于掌握、改进、发明技术，加速近代工商业发展。可惜的是，目前尚无这一时期济南产业工人、技术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所受教育的比例和程度的统计数据，但作为一种规律，教育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有益作用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1937年日本侵占济南，济南沦陷。日本人除了对官办工业实行“军管理”、“让渡”和“合办”等形式进行掠夺外，对主要的大型民营企业也进行同样的侵掠，并强行“收买”或“合作”，多数企业因原料缺乏、运输困难和日货倾销而倒闭，经济生产受到严重摧残，这种萧条的状况显然不可能需要大批的科学技术人才和，因此也就不可能刺激济南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济南市区私立国医专科学校停办，齐鲁大学和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均南迁四川。整个沦陷期间只有1所日本侵略者为实施奴化教育而设立的山东省立日语专科学校。在历城、章丘、长清、平阴等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创立了一些民校、夜校和冬学等成人学校。
抗战胜利后，济南教育渐次恢复，并有所发展。国民政府在艰难困苦中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战时教育政策．保存并发展了各级教育。齐鲁大学和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相继“复员”返济。各校师生在将近十多年的变迁中，获得了深入了解国情，为现实社会服务的机会。而对于私立齐鲁大学来说，南迁使之得以真正作为中国的高等学校而融入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中去，战争期间，学校与西方教会的关系进一步松弛，基督教色彩日益淡化，作为中国高校的形象得到了强化。1947年，济南又有山东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原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和山东省立农学院两所高的院校成立。据统计，1947年以上4校共设有22个系，在校生1243人，教职员216人，三年累计毕业学生500余人。
1948年9月济南解放，百废待兴。人民政府对教育采取迅速恢复的方针，各校积极复课，到1949年初，6所高等学校（1所私立）相继复课，在校生2973人。
综上可知，国民政府之后，济南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坎坷曲折的，与政治、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这也反映了政治、经济与教育彼此需求增长的关系。这一时期，济南社会在动荡中缓慢前进，仍有发展，与济南作为山东省的教育中心密切相关。发达的高等师范教育为济南中小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师资。当时的省立高中、省立一中、省立女中都是招生规模比较大、师资力量比较好、教学设备比较齐全的独具特色的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师不乏知名人士，像胡也频、楚图南、李何林、季羡林、王翔千、王祝晨、曲凤起、彭思三等都曾分别在以上各校任教。由于有较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不少学生在中学时开始接受先进思想，多次在爱国反帝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有的随后到京沪等外地高校深造，毕业后回济南工作，并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一批革命的文学家、教育家脱颖而出，邓恩铭、陶纯、王统照、臧克家、田仲济、严薇青等人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全国知名的作家，像郁达夫、丁玲、徐志摩、杨振声、萧乾、冰心、鲁迅等人，或讲学、或采访，或游览，或避难，也曾前来济南，写过有关的文章。其中，有些作品成为流传遐迩的文学名著。 这对于提高济南近代文化的品位，提升济南文化层次，加速文化积累，把济南传统的地方文化推向一个高峰做出了贡献。
显然，近代以来，济南由于外国资本大举入侵，封建经济的基础逐步解体，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新技术和大机器生产的浪潮也波及济南，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活动的重心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人口定居实现了聚居化、规模化和城市化，济南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中心。但这个中心的形成，除了与它在历史上的区位优势（中西陆路大道交通枢纽）和政治、军事沿革（郡、国、州、路、府、行省）有一定关系外，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而这仍是与济南发达的近代教育密切相关，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城市化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城市化、工业化的进展，客观上延伸了产业链条，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对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表现出旺盛的需求； 同时它积累了更庞大的财富，可以用于投资高等教育发展，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和科技资源的支撑。济南正是通过发展新式高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创新人才和分布在各行业的高级专门人才，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