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针编织帽子视频教程: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现代化道路

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现代化道路
——读《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有感
我认真读过张晓雯女士的力作《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了。该书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中国“三农”现代化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视野中，勾画了从马克思经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三农”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过程。张晓雯女士以极大的勇气和韧劲，在60年曲曲折折的“三农”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寻找前进的方向，在烟波浩淼的“三农”现代化理论发展中抽象接近真理的轨迹。从作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历代领导人的“三农”理论虽有差异之处，但在理论源泉和理论品质上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三农”的理论，既是形成中共四代领导人“三农”理论的思想源泉，也是指导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基础。他们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实践的需要，对马列主义“三农”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理论的充分体现。当然，这些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既有成功的探索，也有失败的教训，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①]。前者固然令我们倍感欣慰和鼓舞，后者也不失有益的启示，蕴含着一定历史时期中共历代领导人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是探究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三农”政策演变原因的重要理论基点和认识来源，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发展水平和新的发展环境下，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实现农业全面发展、农村日益繁荣、农民更加富裕的目标和任务。张晓雯女士为我们贡献了一部高屋建瓴的作品。
近些年来，“三农”研究有一种现象：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三农”现代化是失败的，邓小平时代的“三农”现代化是成功的，“习惯性”地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立起来，把毛泽东时代的“三农”现代化实践和理论探索打上马克思主义的记号，连同马克思一起抛弃；把邓小平以来的“三农”现代化实践和理论探索打上非马克思主义的记号，作为对毛泽东、马克思批判的依据。张晓雯女士《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和逻辑的力量推倒了上述建立在意识形态斗争基础上的偏见。《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是近些年来研究“三农”问题难得一见的超越意识形态的书。
张晓雯女士并不属于“三农”圈子的学者，她对中国“三农”学界的山头门派或许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是一本没有“江湖气”的书。
我读过一些关于“三农”研究的书，很少有与作者对话的愿望。但读过张晓雯女士的《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之后，有与之对话的强烈冲动。
二
从马克思时代开始，探索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一直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一直存在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在资本力量的作用下通过消灭小农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一是在小农合作力量的作用下通过小农组织化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选择了扶持小农合作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道路。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选择了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以小农家庭经营为主、统分结合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道路。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司+农户”兴起的时候，1993年3月邓小平告诫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5.邓小平“第二个飞跃”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似乎又回到了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上来了。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三农”现代化是否会走上“第二个飞跃”之路呢？
从1949年到1978年是第一个30年，从1979年到2009年是第二个30年。两个30年，河东走过，河西也走过，现在走到了三岔口。
三
吃饭问题大于天。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中国人吃饱饭。毫无疑问，追求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是毛泽东时代农业发展的首要目标。粮食是百业之基础，只有粮食多了，肉、蛋、奶等才会多起来。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粮食只能靠自己生产，因此，毛泽东时代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必须服从“以粮为纲”的战略目标。
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呢？
“基础设施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粮食产量。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利等基础设施这个基础，“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对粮食产量的增长只能事倍功半。
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从水利建设抓起。
在重工业还不发达的毛泽东时代，如何迅速把以水利建设为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呢？当然只能靠人海战术。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大搞以水利建设为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是不可逾越的。
技术进步是追求粮食产量增长的重要条件。在毛泽东时代，动员大量的技术干部和农业高校下乡，培养大量的“社来社去”农业技术员，农业技术试验站和推广站建到了村社，大规模的改良品种和新品种推广，用有限的外汇引进技术和设备建设化肥厂和农药厂等，都是“以粮为纲”的必然选择。
从1978年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极大地发挥了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增产效果明显。1981年全国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3年的时间，即在1984年就出现了大面积的“卖粮难”现象。　  自1984年出现粮食“过剩”之后，在“统购统销”制度之外“自然长出”了市场交换，农民主体性进一步得到发挥，养殖业等多种经营便迅速发展起来，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开始丰富起来了。农村的市场交换越来越火，市场一方面进一步促进了“统购统销”之外的生产发展，另一方面大幅增加了农民和集体的“计划外”收入，农民爆发出的旺盛消费需求拉动了投资，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四
从1985年开始，中国农业由农产品短缺阶段（第一阶段）进入农产品供需平衡阶段（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农业特点是增产和增收同步，第二阶段的农业特点是增产往往不增收、甚至减收。第一阶段的农业以追求产量增长为第一目标，第二阶段的农业应该以追求农产品价格稳定增长为第一目标。
第一阶段的农业政策要点是“基础设施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第二阶段的农业政策要点应该是“技术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
在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技术密集主要是以替代劳动的技术、提高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的技术为主。而“组织密集”是追求价格增长收益的核心。因为没有“组织密集”，小农既不可能在市场上获得农产品的议价权收益，也不可能获得农业产业化及其农产品附加值收益。“资金密集”和“品牌密集”是小农组织化后获得农产品价格增长收益的重要条件。
在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组织密集”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主要有三种：一是“公司+农户”；二是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性村社农民组织；三是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综合性村社农民组织。在第二阶段选择哪种“组织密集”的形式为好呢？我们撇开道路和路线等意识形态问题，只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来考量。我们知道，无论是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还是农民现代化，都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基础性农民组织必须同时具备三种功能：一是促进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二是促进农村社区建设；三是促进农村社区治理。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城乡二元国情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在第二阶段需要的农民组织是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农民组织。而符合“三位一体”原则的当然不是“公司+农户”，而是“以土地合作为核心”或“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性村社农民组织。也只有“三位一体”的村社农民组织才能同时承担起农村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三重责任，才能同时兼顾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使命。因此，中国在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主要的、基础性的农民组织不是“公司+农户”，而是“农民村社共同体+合作社+企业+农工或农户”，即合作社和公司是农民共同体内的，而不是将公司和合作社凌驾于农民共同体之上。这又回到了邓小平“两次飞跃”的思想上来了。
讨论到这里，或许依然还有很多人不十分明白为什么要强调农民组织的“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三位一体”功能。这是因为，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城市是国家建设和治理的，而农村过去是、现阶段依然是靠农民自主主导建设和治理，国家予以辅助。我们拿山西的大寨和山西的其他村庄相比较来说明这个道理。大寨在山西是资源匮乏的村寨，由于大寨是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综合性的村社一体化农民组织，农民村社共同体同时具备了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功能和责任，经济发展促进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大寨不仅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民和农村现代化也大大进步了，如村庄的水利、道路、引水、电视电话等基础设施建设，村内的治安、环保、技术服务等基本服务，村民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生活等基本福利都丝毫不亚于发达国家农村农民的水平。而同样是山西的很多村庄，农业条件和煤矿资源比大寨好很多，但由于村社共同体解体了，煤矿等资源被农民共同体之外的公司主导开发之后，开发成果并没有用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而是变成了少数人在北京、上海甚至美国的房地产，这对农业、农村、农民而言，不是发展，是掠夺。这样的发展模式下的村庄，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与大寨相比不仅经济和建设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的，而且社区治理水平、社区秩序和共同体成员的生活质量上的差距会更大。这些村庄由于缺乏“三位一体”的农民共同体组织，即使国家付出更多的资源帮助其发展、建设和治理，效果也是事倍功半的。
1985年以来，小岗村尽管有各级加强领导和大量的财政资源输入，可一直难以实现小康和自治。如果认真算账，现在的小岗村每年吃国家的“返销粮”远远超过1978年之前的数量，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小岗村一样依靠国家财政输血建设和发展、依靠上级派驻公务员驻村治理，这是国家和政府不可承受的。而大寨等一批坚持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不断巩固村社农民共同体的村庄，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展现了无穷无尽的活力，将小岗村远远抛在了后面。这是因为大寨、华西、南街等村庄在农业发展进入第二阶段之后，遵循了“技术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的发展规律。而小岗村却身处第二阶段依然在追求第一阶段的发展目标。1985年之后，小岗村依然朝着瓦解村民共同体的方向前进，村民组织化程度进一步降低，村民适应市场的能力逐步下降，尽管粮食等农产品产量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还是增长缓慢，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不得不完全依赖外部资源输入。1985年之后，小岗村依然作为全国的典范，既是小岗村的悲剧，也是全国众多学习小岗村（进一步瓦解村社共同体经济基础）的村庄的共同悲剧。将小岗村纳入邓小平“三农”理论体系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小岗村的悲剧，实际上是背离邓小平“小岗村过渡论”、“两次飞跃”论的悲剧。
在1985年之后，大寨维持村社共同体体制，并且不断与时俱进——适应市场经济，成了中国第二阶段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旗帜。今日之大寨，实际上是实践邓小平“两次飞跃”论的典型。全国现在有数千个实践邓小平“两次飞跃”论的村社，都是各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实践证明邓小平“两次飞跃”论是正确的。
五
随着全球现代化水平和开放水平的整体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也水涨船高。特别是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很多地方的农业和农业的某些领域已经进入高度发展和高度竞争阶段了（如养猪业高度发展，80%的农户被排斥在养猪业之外了），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农业是以打垮竞争对手、永久占有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为发展目标的新阶段。在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农业市场主体占有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无论是在抢占国内市场份额上或是在抢占国外市场份额上，往往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是地区战略或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这背后还往往隐藏着农产品武器化的国家战略意图。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农业集团成功抢占中国大豆及其加工品市场份额并控制中国大豆及其相关产品的定价权的案例。到今天中国人才彻底明白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为什么坚持中国必须开放大豆市场，为什么要全面收购中国大豆加工企业，为什么不放弃农业的高补贴政策。这是美国农业集团因为追求中国大豆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的需要，也是美国农产品武器化战略的重要步骤。美国占有中国农产品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的步伐并没有停止，美国农产品武器化的步伐更没有停止，下一个是什么？是种子？玉米？棉花？奶？……我们虽无法判定，但不得不警惕。
在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农业发展目标是追求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农业政策要点是“技术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补贴）”。
在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阶段，“刘易斯拐点”后的劳动力价格加速上涨，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加速转移不可阻挡，“组织密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农民共同体是进一步巩固还是瓦解呢？是公司制度主导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还是农民村社共同体主导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呢？
常见的判断是：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应该是资本大规模下乡的阶段。但中国可能有不一样的选择。这是因为全球化出现了“中国拐点”。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制造业是全球梯度转移的。在全球制造业由亚洲“四小龙”转入中国内地之后，全球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亚洲“四小龙”搞制造时，100元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中国大陆搞制造时，100元国内生产总值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0~40元了。在“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中国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走不通了。中国搞了20多年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农民并没有减少，由7亿增加到了9亿多。每一次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都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在中国，减少农民越多，工人（农民工）问题越严重；工人（农民工）返乡越多，农民问题越严重。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中国难题”。
中国不能走亚洲“四小龙”之前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转型成功的老路。中国必须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道路，至少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在未来很多年，中国不仅依然有数亿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将大规模长期存在，因此，“三位一体”的农民共同体不仅不能瓦解，还要进一步加强；第二，农业和农村经济要养活数亿农民和农村人口，农民村社共同体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主体的地位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第三，必须加强农民生产合作社与城市居民消费合作社的联盟关系，既帮助稳定农民生产合作社的市场份额收益，又帮助城市居民实现“菜篮子”“米袋子”供给安全和价格安全；第四，要形成农民共同体主内、龙头企业主外的合作关系，稳定农民村社共同体国内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份额收益和海外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份额收益；第五，国家要加快中心村和小集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步伐和力度，以适应农民自然村社共同体向中心村社共同体转变的要求，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　  以大寨、华西、南街、永联、周家庄等为代表的农民村社共同体，遵循第三阶段的发展要求，共同体不断壮大，适应市场经济和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不断加强。代表了未来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在“中国拐点”出现之后，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的中国化实践必将深入下去，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之路也必将对中国之后实现现代化的所有国家产生启示性、示范性的作用。
六
读《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后要说的话很多，但序言中要装的内容是有限的。思绪必须收回到张晓雯女士的新书《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上来了。张晓雯女士花费大量心血，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与发展，分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在指导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大作用和历史影响。《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对于我们科学认识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60年间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坚定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对中国未来30年的“三农”现代化实践非常有意义。在中国“三农”现代化正处在三岔路口的时候，张晓雯女士《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的出版正当其时。李昌平
2011-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