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清洗游戏结局:三联生活周刊：回到历史现场感受中共建党历程

　　领袖们的青春年代

　　◎李鸿谷

　　90年前，1921年7月，毛泽东从长沙赶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会议，毛泽东本人回忆极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辑录的是与会者的记忆：(毛泽东)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从与会者的回忆看，这次会议开得倒真是青春飞扬，激情澎湃。

　　另一位也被称为“书呆子”的19岁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回忆这次会议：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我为“书呆子”，说我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当时的面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人们常常把能高谈马克思主义当水平高的标志。既然那时我除了会引征或复述马列的话外别无所长，而我恰恰被选为“一大”代表……

　　马克思主义对这一代渴望拯救中国的热血青年意味着什么？党史权威金冲及先生引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如此热烈的情绪氛围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党的“一大”的召开，顺理成章。

　　只是，90年过去，那13位“一大”代表，金冲及先生在其《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叙述：“这个队伍在前进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分化和重新组合。拿‘一大’的13个代表来说，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董必武；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离党；有的成为党的叛徒，如张国焘、陈公博。有如大浪淘沙，党正在这个进程中，变得坚强有力。”回望那个历史时刻，金冲及先生说：“也许从今天看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时迈出的只是漫长旅途上的第一步，而且显得那样稚嫩。”对于以行动努力改造中国命运的那一代青年们而言，“(未来)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马克思主义才是最有力量的思想武器。

　　显然，这一思想武器绝不只是用来高谈以显示自己“水平”高低的“学术”，如何将这一思想武器运用于中国实际，才是真正挑战。

　　那么，当年的中国，北洋政府执掌的中国，是一种什么现实？

　　中国山东，先失之于德国(1898年)，继失之于日本(1915年，“二十一条”)；所有中国人寄望于解决“一战”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以为能够“公理战胜强权”，收复我山东。结果此次和会的《凡尔赛条约》，仍将山东让之日本。这是外侮。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国将亡，不是危言，而是现实。再看国内政治，数百万军队不以抗争外侮、对抗列强为目的，反而在1920年开始内部混战——直皖战争。外侮内乱，国将不国。稍后的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对这一时刻军阀与列强的关系，以及他们构成的中国现实之窘况，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分析：“因为连年军阀互争地盘的缘故，无辜丧了无数的生命；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这就是当年中国的真实。也就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拯救的中国的现状。

　　以“一大”为决定性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组织起来了，由此才开始了创造历史、可歌可泣的行动。直至28年后，1949年，被描述为“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由此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1921的历史现场

　　历史现场包含着历史逻辑，能否意识到它并遵循它的规律，对历史中人是挑战，对后世读史者同样也是挑战。

　　◎李鸿谷

　　白帽西服。这是北大同仁记忆陈独秀最鲜明的形象符号。

　　1919年6月11日，现藏北京档案馆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记录：晚七时，陈独秀受友人之邀，到浣花春四川饭馆聚餐。晚餐后，约八时，陈独秀往新世界游艺场。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于是潜入第五层屋顶花园，那里既无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十时，恰好四层正放露天电影，陈独秀趁此机会，将大把传单投向楼下……这天，新世界游艺场密探甚多。几天前，外右五区警察署查获一张传单，说将在新世界安置炸弹，警署及步军统领衙门都安排了众密探。“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反复上下楼之际，已被跟踪，传单刚出，陈即被捕。

　　新世界人多，公众场合捕人，得当心，“一名侦探脱下自己灰色大褂，将白帽西服陈独秀罩住，押往外右五区警署”——检索档案的研究者梅佳，看来对“白帽西服”也印象深刻。

　　这次被捕，对陈独秀意味着什么？

　　陈独秀之变

　　陈独秀被捕，当然是重大新闻。尤其在“五四”这一特殊时期，它迅速成为议题。

　　当时正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的孙中山，对北洋政府的代表许世英颇为厉声：“你们做了‘好事’(逮捕陈独秀)，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据说许世英回应：“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声援并营救陈独秀，从目前史料看，当时确为一时潮流。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亦在他编辑的《湘江评论》上撰文《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陈君之被捕，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一生5次被捕，但细观下来，唯有这次(第二次)最为戏剧也最为显赫，描述也颇多。后世读史者回到历史现场，仍稍有疑惑，陈独秀的动机是什么？

　　陈独秀所散传单，系他所撰《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逐驱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从传单内容看，这些内容大体也是“五四”时期学生一般要求，只是陈要求免职者稍多几位而已。

　　按五四运动的进程，6月2日至4日，确系北洋政府逮捕学生之高潮。陈独秀记录6月3日：“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因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独秀文存》)只是，6月5日，上海罢工罢市消息传来，北京军警即已完全撤离，不再干预学生任何事情。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哲学家杜威记录北京街头：“学生的故事是好笑的，尤其滑稽的是星期五(6月6日)，学生手持旗子，欢呼喊叫着，列队游行演说，警察站在旁边像保护着天使，没有一个学生被捕或干扰。”顷刻之间，从逮捕到“保护”，北洋政府态度变化巨大。稍后，6月9日，北洋政府接受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并于次日公布，接近完全妥协。

　　学生已悉数释放，曹汝霖等人也被去职，陈独秀传单里的直接要求似乎达成。这个时候，仍选择行动。或者我们对此行动的理解，应从作用于学生运动的价值，转向陈独秀本人。

　　这一时期，陈独秀写了不少类似现今微博一样的百字左右的文字，刊发于《每周评论》，其中有一则后来被广泛引用：“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6月8日)”3天后，陈独秀果然被捕。后来陈独秀出狱，李大钊写了首情绪激烈的诗以示欢迎，亦借用监狱与研究室概念：“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你；因为你拥护真理，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话：‘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这次被捕经历，于陈独秀当时的朋友们而言，洞若观火：他的人生由此而变——只谈思想，不谈政治的《新青年》主导者陈独秀，由此迅速变为职业革命家。

　　只是，当时倾力营救陈独秀的胡适，不认为变化只发生此刻，而是稍前。

　　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多月，陈独秀失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中国各时期出版的陈独秀传记，对这一事件，并不讳言。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朱文华所著《陈独秀传》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陈独秀)，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以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这当然是传统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策略。只是，曾力荐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校长汤尔和、北大教授沈尹默，此刻亦要求北大校长蔡元培撤销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后来蔡元培坚持，才保留陈独秀教授之职，“并由校方给假一年”。但此时，陈独秀事实上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对北大这一决定，胡适极为愤怒：“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在胡适看来，这一变故才是陈独秀转变的关键。“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注：决定撤销陈独秀学长会议)。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无论起因是撤销学长，还是被捕，可以确定的是，1919年，陈独秀开始了思想之变。

　　李大钊的世界观

　　3个月后，陈独秀终于出狱。旋即接到孙中山先生南方政府的邀请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接受邀请南下。陈独秀离京去沪，又转向武汉做了几场演讲，演讲过于轰动，武汉警方迅速将情报报至北洋政府。并且，“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此时陈独秀还处于“监视居住”状态，不可随便离家。略有意外的是，陈独秀未从武汉直接去广州，而是返回北京，北京警员接获消息，严阵以待，准备再捕。

　　李大钊获闻消息，赶到火车站将陈独秀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躲避。1920年2月，《新青年》的编辑同仁高一涵记录：“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北京)……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也是根据高一涵的这个说法，此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遂成建党起源。只是，后来党史研究者对此说颇为慎重。理由是日本的研究者石川祯浩所考证：当时高一涵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逃离北京的过程。而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人并无此说法。

　　逃离北京，确如一个象征，意味着陈独秀与过去的更接近自由主义的思想说再见了。而这个时候，李大钊已经完成他那篇具有历史价值的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乃至中国共产党建立，当然绕不开李大钊。

　　虽然比陈独秀要小整10岁，但在处事与性格上，两人却是与年纪相反。时人评价：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李大钊注重调和，力求全面稳妥，陈独秀则喜欢辨别是非黑白，弃取分明，甚至爱走极端；在性格上，陈独秀激烈果断，李大钊平和温厚。

　　与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激烈行动，甚至以身投狱不同，细索这一期间李大钊的表现，他不仅没有直接的参与行动，而且著文为“五四”鼓与呼都没有。《李大钊传》的作者朱志敏疑问说：“是他担任图书馆主任工作难于脱身吗？那总不至于影响到他多写几篇参与斗争的文章吧！”从结果看，这个时候，李大钊正在完成他这篇2.6万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以何种方式与线路传入中国，李大钊是最好的研究对象。

　　在那本极被中国党史研究者重视，并广泛引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说：1917年爆发了俄国革命，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日渐尖锐，使社会主义再次唤起人们的瞩目。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终于得到青年们的热切关注：被誉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准确释本的考茨基著、高界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第一版两万册即刻被抢购一空，其后连续再版达十几次；河上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第一册售出12万册，第二册售出8万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到取得有关俄国革命和其领导人动向的信息，以至于摸索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态，都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可说是世界性‘思想链条’的一环。”

　　在李大钊写作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前，北京《晨报》记者陈溥贤即在《马克思研究》专栏里，开始翻译连载主要是日本河上肇的有关马克思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又迅速被《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反复转载。陈溥贤与李大钊同一时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有彼此相互影响的一面。

　　这当然只可论为环境因素，问题是为什么是李大钊会敏感并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学说？当时新文化运动核心议题之一是比较东西方文明，东西之间，断然两分，或取东方或取西方文明，是当年论战的焦点。可否有第三条道路，即非对立的中间之道？这是李大钊思考的问题。有趣的是，曾任美国驻华大使，此刻被聘为北洋政府法律顾问的芮恩施认为：俄罗斯文明足以在东西文明之间担当起媒介之任。《李大钊传》作者朱志敏认为：李大钊接受了这一观点，将目光投向了俄罗斯。这当然是李大钊的个性因素。在他看来：就地理位置而言，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处，故其文明兼有东西两种文明的特质。综合起来看，亚洲人长于宗教，其政治为神权政治；欧洲人长于政治，其发展演变的结果，创造了近代自由民主国家。俄国国民既接近亚洲人的尊奉神权和独裁君主的思想，也有接近欧洲人的向往人民权利的思想。从而，人道、自由观念“深中乎人心”。

　　同样留学日本，亦精通日文的李大钊，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涌起之际，结合他过去对东西文明思考并特别注重俄国的倾向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毫无意外。研究者指称：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资料来源同样是日本河上肇及其杂志《社会问题研究》。1919年夏天，也即五四运动最激荡的时刻过后，7月，李大钊离开北京去往昌黎小住，开始写作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较为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于当年9月开始分两期刊发于《新青年》杂志。

　　也正在写作此文同时，李大钊与胡适展开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中颇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论战。这当然可视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注释。对这场论战，精彩的描述来自《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徐中约：表面上，争论以胡适占上风而结束。然而，这却是空洞的胜利，因为年轻人当中讨论“主义”成为时尚，甚至胡适本人也经常提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等。一位风趣的批评家这样描述胡适和实验主义者：“你们应当放弃所有‘主义’来接受我们的‘主义’，因为根据我们的‘主义’，没有‘主义’应当被看做金科玉律。”而李大钊却是坚定认为：“‘主义’在社会改造中起着与航海定向一样的必要功能。”

　　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毛泽东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非常有趣的是，在此记录下，斯诺还加了一个自己的注释：当时现代报纸在中国仍是个新鲜事物，许多人，特别是当官的对之极为厌恶。

　　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死了；到了长沙，进了第一师范读书，《新青年》自然也是毛泽东的读物之一。1917年，毛泽东所写《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刊发。这年在与蔡和森一次夜谈里，毛泽东论及陈独秀：“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现代媒介，迅速将全球思潮传播到中国各主要城市。这是古老中国所未曾有过的现象，而且，这还不是一种单线条的思想传递，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也创办自己主编的杂志《湘江评论》。稍后胡适在其编辑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其所写《介绍新出版物》：“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民众大联合》正是毛泽东所撰。思想在现代媒介里，传播、反馈、互动然后激荡，与传统传播路径判然有别。

　　猛增的报纸与杂志当然是现代思想传播最重要的方式，但细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信仰者的形成，尤其是团队的建构以及迅速采取行动，更重要的途径仍是人际传播，以及由此构成的人际网络。

　　1918年底，毛泽东为送自己的同学去法国留学，来到北京。他的老师杨昌济将之推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成为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每月薪金8元”，而当时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虽此，毛泽东跟诺斯说，“(8元)工资不低”。回忆这段岁月，毛泽东跟斯诺津津乐道的是他此际认识的北大人，“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还有邵飘萍，他对我帮助特别大。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注：实情是组建了“新中国党”，自任党魁)；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显然，这只是对景仰人物的近距离接触，属于浅层的人际网络。

　　1919年底，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时日益病重的杨昌济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而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后来的研究者似乎对章士钊的重视不足，而在毛泽东早期的回忆里，此人分量甚重。1901年，陈独秀在安徽安庆发表反清演说，被通缉，逃到南京，结识了章士钊。稍后他们两人，加上蔡元培还在上海一个秘密小组学习制造炸弹的技术，彼此因此秘密活动，关系日深。再后，章士钊在日本创办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杂志《甲寅》，正在日本的陈独秀当然是重要撰稿人；正是这份杂志，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因阅读及撰稿，而成为一个有意思的小团队。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过去的人际网络随之转移北大，陈独秀成为文科学长、章士钊成为教授并兼图书馆馆长——他后来将此位置让给李大钊。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到此做助理员。显然，就此网络而言，民国名士章士钊至少是核心的介质人物。

　　第一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建立了自己的浅层人际网络；第二次进京，有老师杨昌济先生的竭力推荐——这是最重要的信用让渡，毛泽东有机会真正进入陈独秀、李大钊的人际网络。这自是重大收获。比较已经相当丰富的毛泽东早期材料，第一次北京之行，虽则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助理员，但彼此关系确凿记录只有一条：去天安门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而再度进京，情况大变。解放前夕，在西柏坡，毛泽东很深情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也就是第二次进京期间，毛泽东自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北大圈子，不仅向毛泽东开放，接纳了他，而且将他引为重要的同路人。

　　1920年5月——这是一个重要时间，毛泽东离京，如同第一次离京去上海然后折返长沙一样，这次他再度去上海拜会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所读的马克思主义书刊，而陈的言论思想很让他折服，他说：“在我的生活中，这是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于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当然，毛泽东不是没有属于自己的人际网络，早在1918年4月，以毛泽东为干事(随后主持)的新民学会即在湖南成立。学会的早期成员：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李维汉、周世钊……对应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名录，这些人中多数名列其中。1920年底，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接到留法的蔡和森的信件，蔡和森直接写道：“(我们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巴黎和会，情绪跌宕

　　思想传播当然是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之途的重要方式，但是它解决不了这样的疑问：从李大钊1919年夏天完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仅仅两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即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思想到行动，是断然不同的质变，两年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完成蜕变？解决这一疑问，我们需从静态的思想传递，进入动态的历史现场。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英、法、美、意、日等国组成的协约国，打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组成的另一方同盟国。大战结束前6天，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案，终于在国会众、参两院通过。中国虽未出一兵一卒，也跻身战胜国之列。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何尝有过“胜绩”？此次胜利，虽有侥幸，但却同样激荡人心。

　　全国各处都有热烈真诚的庆祝，北京大游行以太和殿为集中地——18年前，这里也是庆祝“胜利”的地方，只不过当时是八国联军因战胜义和团而庆祝，予中国人正是耻辱。当时清政府还为被中国士兵杀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碑，现在情形反过来，中国是战胜国，而德国却是战败国了。克林德碑也被迅速改造，正面铭文重新刻上“正义战胜强权”，而背面则以拉丁文刻为“维护正义之纪念”。历史学家周策纵评论：“全国普遍的感觉是，所有的国耻都会永远跟着这块北京人惯称的‘石头牌坊’的纪念碑而消失。”

　　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兴奋，是基于大战结束前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公理宣言”，即“十四点”议和条件：废除秘密签订外交条约；公海航行自由；除却经济障碍，使利益普及于爱和平诸国；裁军；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德国在欧洲强占的土地应退回以及组织国际联合会，对大小各国同等保障其政治独立与土地完整的权利……按此宣言，对应于中国现实，周策纵解释说：“(中国人)假定德国自1898年以来占有的中国土地和所有权都会归还给中国。并且在大战期间在日本威胁下所签订的中日条约和协定会在紧接着的巴黎和会里重新调整。”直接而言：取消中日新约(“二十一条”)，即先被德国所占、继被日本所夺山东应归还中国。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期待。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新知识分子对此极其乐观。比如蔡元培即将此次胜利论为“民主战胜了专制和军国主义”；而李大钊的演讲更直接：“庶民的胜利。”

　　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满怀热诚的期待，与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谈判者，未必完全步调一致。中国代表团的构成即充分表明了当时中国分裂的政治结构，5个全权代表——陆徵祥(外交总长)、王正廷(南方领导人之一，广州参议院副议长，南方政府派驻美国代表)、顾维均(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利时公使，后来被伍朝枢接替。伍是南方代表，是伍廷芳的儿子)。代表团除了陆徵祥从国内出发，经日本赴法外，其他都直接由国外赴会。问题恰恰出在由国内出发的陆徵祥，一箱中国代表团的文件，在运往巴黎途中，经过日本东京时遗失——更多人怀疑是被偷走了。同时，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总代表陆徵祥在东京和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密谈两小时之久，“约略谈及胶州问题”。和会尚未开始，不祥信息即已传来。

　　谈判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简而言之，日本方面出具了两份极有杀伤力的文件，证明他们仍然有权控制山东尤其胶州。其一，日本出具1917年与英、法、意三国签订的秘密协定，保证战争结束后“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如此一来，中国所赖以为支援的美国，变得被动并且孤立无援。其二，更麻烦的是，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商谈借款(西原借款)，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的1918年9月25日，将山东省境内建设的济(南)顺(德)与高(密)徐(州)铁路作为借款的抵押品。——据说这一秘密协定，到巴黎和会公开时，甚至连有些中国全权代表都从来不知道。中国谈判极端被动。先前中国谈判的策略是说明：中日新约(“二十一条”)在日本胁迫下签订，自当废除。但日本方面引用此密约，说明：1918年关于铁路的合同和有关山东问题的换文，是在中国参战以后签订的，所以说不能说是受了胁迫。

　　后世读史者，细看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史，日本时时处处谋我领土，其工于算计，每读每叹。有此外寇，中国现代化之艰难，自是痛苦难言。最后终须一战而定胜负。

　　中国人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公理论”而折服，自然期待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践行诺言，“保障(中国)其政治独立与土地完整的权利”……结果在日本方面精心的攻势之下，威尔逊退让了。王芸生的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记录当时谈判文件，威尔逊质问中国代表：“1918年9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巴黎和会的结果，德国在山东所有的利益都转让给日本。

　　从战胜国的极端兴奋，到巴黎和会的重大失败，半年时间，中国民众情绪犹如过山车，由最高点迅速跌至最低谷。反对签订《巴黎条约》——五四运动由此诞生。

　　威尔逊理想和诺言的失败，极其反对美国对日本妥协的芮恩施有此洞见：“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信任威尔逊总统宣布过的原则，他的话传播到中国最远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那些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使中国人民有着更强烈的失望和惊醒。……自从美国参战以来，大家就有胜利的信心，相信所有的牺牲和痛苦，都会使战后国际活动建立起正义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人类可以生活得更幸福和更安全。现在所有的希望却都给粉碎了。”

　　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学生罢课说明书里更清晰地表示了中国人的失望：“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像是先知的声音，它使弱者强壮，使挣扎的人有勇气。威尔逊曾告诉过他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告诉他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秘签的协定。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

　　美国尤其是威尔逊的失败，徐中约评论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并且发觉很难将西方同时看成为导师和压迫者。”新思潮不可避免有了历史的机会。在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亲见亲历这一运动并深切感受民众情绪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他们会如何观察、思考，并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向呢？

　　苏俄废约，新的机会

　　历史充满着偶然与意外，在中国知识分子对一直倾心学习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深深失望之际，新的昭示迅速填补这一巨大的空虚。

　　1919年7月25日，中国方面拒绝巴黎和会签字一个月后，莫斯科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列奥·P。加拉罕发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又称“加拉罕宣言”)，称：愿援助中国人民脱离外族压迫，以往俄国与中国、日本及同盟国所订密约，概行作废，放弃帝俄在中国夺得的权利，中东铁路及租让所得的林矿产业，无条件交还中国，放弃庚子赔款、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愿与中国解决帝俄与日本及协约国所做的一切不公事件。中国人民如欲免除巴黎和会所给予朝鲜第二、印度第二的命运，唯有接受苏俄的提议，彼此恢复友好，合力奋斗。

　　对比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及其失败，苏维埃政府的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这一宣言，不啻极端意外之喜。

　　奇怪的是，载有这项宣言的电报在传送过程中竟被延误了8个月，1920年3月才到达北京。3月25日，上海的俄语报纸《上海生活》最早刊发了这一宣言；4月3日，北京的《晨报》对此做了全文报道。随即中国各报迅速刊发“加拉罕宣言”。当时在华的外国新闻媒体声明他们无法保证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而北洋政府也拒绝与之谈判，在给各省督军的电报里，宣称：不能正式接受此项建议，是因为该电报可能是伪造的。——当然，很难指责北洋政府的愚顽，刚刚经历巴黎和会打击的政府当局，犹豫与迟疑，当可理解与同情。

　　西方新闻界的怀疑，来自所谓“内在证据”的矛盾。“加拉罕宣言”讲：“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这与沙俄并未合法地获取整个满洲这个事实不符。换言之，宣言过于慷慨了。后来发现，1920年6月在中国出版的“加拉罕宣言”的英译本中有一段关于向中国归还中东铁路的文字，而这未见于在莫斯科发表的文本。一些苏俄官员指责说，此段是由译者或其他人植入以将问题搞乱……周策纵在其经典的《五四运动史》里说：“列强阻挠中苏谈判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同时通过向德国妥协的方式，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加拉罕发出对华宣言之际，苏维埃共和国尚未完全控制俄国全境，与白俄之战仍在继续。如此格局，当是北洋政府怀疑宣言真实的重要因素。但北洋政府仍有极愚蠢之处。中国参加“一战”，条件是拒付庚子赔款，事实上北洋政府当局已有相当时间未向俄罗斯支付这一赔款了，但沙俄被推翻3年多，沙俄已无法维持其在华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大批人员的开支了。此时，北洋政府却开始向北京的旧俄公使馆支付赔款。这些赔款又迅速被用于与苏维埃政府对抗的组织手中。

　　经历过巴黎和会以及五四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知晓加拉罕这一宣言后，“对照日本的二十一条和向中国施加的其他压力，对照西方强权加给中国的特权与歧视，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去热烈欢迎这个提议”。更为意外的是，“北洋政府依旧承认这个丧失了自己的政府的俄国使馆，并向他们支付赔款，却拒绝同愿意无条件放弃在华一切租界和特权的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周策纵称：“在中国民众看来，这当然是荒唐无稽的。”

　　五四运动之后，新的社会舆情再起，越演越烈，而且，看上去这是令人乐观的未来。

　　加拉罕的宣言刊布，周策纵记录当时：“中国新闻界及包括学生、教师、商人、实业家、工人、妇女的各种团体，都回应以强烈的感激。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不但给知识分子，而且给工商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者在通常条件下是不会受共产主义者的行为的鼓动的。全体国会成员，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也都加入了这种狂热。这样，在五四运动后期，1920年春季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以往更关注苏维埃联邦。尽管仍有一些群体对苏维埃持敌视态度，但亲苏势头正在高涨。”“加拉罕宣言”以及北洋政府的冷淡与拒绝，反而越发制造了苏维埃的吸引力，并使之具有了戏剧性的张力。

　　对西方列强强烈失望的情绪尚未散去，苏维埃政权释放善意的“加拉罕宣言”到来，历史学家徐中约分析：“社会主义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够提供摒弃‘中国昔日传统和西方目前统治’的实践思想。此外，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还没有在西欧和美国出现，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将可以在思想上领先于资本主义。这一微妙的心理满足感，来自与西方打交道时的普遍失落感及为克服这种情绪的内在欲望，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特别具有吸引力。”

　　据此来看胡适对陈独秀“左”倾转变的分析，仅仅一年不到，陈的转向，至少被“加拉罕宣言”所制造的大势证明正确。

　　“加拉罕宣言”在中国报纸刊布之际，俄共特使魏金斯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来到中国，他当时公开的身份是一名记者。在北京与李大钊见面之后，手持李大钊的介绍信，当年5月，魏金斯基来到上海，拜会陈独秀。正在此时，毛泽东从北京也来到上海拜访陈独秀。这次见面，毛泽东说，“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稍后，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建党事宜，仲甫(陈独秀)正在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无可逆转。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如前述情势种种，已无疑问。真问题是，这样一个弱小的政党，何以生存并壮大？1921年的历史现场里，有答案吗？

　　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公理战胜强权”的逻辑下，却失去山东，五四运动由此爆发。这是一个后来被反复研究并传播的历史时刻，历史在此转折——只是这一时刻在后置叙事里太过强大，那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参战以及参战过程如何？同样的历史现场，却被遗忘。那么，与五四运动、“加拉罕宣言”这两种一时浪潮性事件对应，潮头下的中国北洋政治“海底”结构又是怎样呢？失去观察，那个历史现场将是破碎的现场。

　　1916年6月6日，按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所言：袁世凯这匹参加障碍赛马会的夺标马，在试图跳越帝制这道高栅栏时，意外而“及时地”死去了。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组织内阁出任总理。初期，段祺瑞并无意完全倾向日本，段积极寻找靠近美国，与芝加哥银行进行500万美元借款的秘密谈判，但美国对华政策服从于当时的“一战”压力，无意资助中国，美国之途于段而言，已经不通。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届，寺内正毅出任总理大臣，寺内对华政策一改其前任所秉“威压”、“排挤”，极力鼓吹中日两国的“亲善”与“提携”。

　　日本对华政策之变，须从日本国内经济形势的角度观察。来新夏等所著《北洋军阀史》分析：寺内内阁执政时期，日本的经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等原因而呈现极旺盛的景象，国内工商业发展迅速，对外贸易也连年出现巨额顺差……资本大量过剩，必然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至1917年2月，日本56种主要商品中已有30多种日见腾贵。基于稳定国内局势和维护大财阀利益的考虑，日本政府必须寻找和开辟广阔的海外投资市场。资源丰富，国力羸弱，地理位置又邻近的中国，自然成了最适宜之投资地。——史称日本的“菊分根”政策，即为此种背景。

　　中国中央政府，自清末以来，全系举债维系。以这一时期为例，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北洋政府的收入约7000万元，连应付外债2400万元在内必需的支出共约1亿元，不敷3000万元。欧洲正在打仗，美国亦无意资助中国，此际，日本资本的出路，自然是段祺瑞的机会。由此，段祺瑞被日本套牢，一味亲日。以西原龟三牵线中日双方而达成的贷款，即所谓“西原借款”即达1.45亿日元。

　　尚在袁世凯谋划恢复帝制时期，日本即与英、法、俄、意达成谅解，四国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太平洋及东亚权利，日本负责促成中国参战。之后，日本与四国达成密约，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利益，即后来巴黎和会时，日本方面所出具第一份关键证据。日本的贷款，前提条件，自然是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一战”，段祺瑞当然有意加入，一则参战，庚子赔款的德、奥部分可自然取消；再则，其他各国赔款亦可缓付，这对窘迫的中央财政，不无裨益。何况参战还有日本的大量贷款。

　　日本促中国参战的阴谋，当时并未揭晓。因而，段祺瑞之所想，这当系正常的外交事务。只是，中国格局，所有外交全系内政。是否参战，成为当时所有政争的核心线索。

　　以1913年孙中山的“二战革命”为肇始，尤其是在袁世凯恢复帝制，南方举兵反抗，当时中国事实上分为南北两个政府。如何统一，当时有三种思路：武力统一、和平统一以及联省自治最终统一。段祺瑞持武力统一之道。与如何统一中国相对应，对段内阁更重要的问题是参战——其间逻辑是：若参战，即有日本贷款，有贷款则可有钱用兵，“统一中国”。当时只有段祺瑞与梁启超参战态度坚决，其他政治人物尤其是南方政治人物当然反对。看上去似乎反对参战颇有声势，但客观分析，中国参战程序走到国会投票的最后关口，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说：“假使北洋军阀不用过激手段，参战案当然可以平安通过，因为国会里面持反对态度的，本只有极‘左’翼的丙辰俱乐部一派，研究系自然赞成，政学系派和益友社派也是赞成的。”段祺瑞不放心，想一举拿下，效仿当年袁世凯选举总统的惯伎，用甚为流氓的威胁手段。“众议院开会时，忽有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共约3000人，由陆军部人员指挥，包围众议院驱辱议员多人，并声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才解散。众议院因此愤激，停止会议。”段祺瑞弄巧成拙，不能收拾。

　　由参战引发的一系列事端，这一轮结果是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随后辫帅张勋率兵入京复辟，之后段祺瑞“保卫共和”粉碎复辟再获权柄……段祺瑞“接受教训”再造国会，以自己的安福系人马把持，参战案终获通过。但是，中国南北战争也因此箭在弦上。

　　那段历史之混乱，权势人物更迭之频繁，不静心深究，难知究竟。中国由清末而来的结构性矛盾，至此，冲突最剧。简言之，没有统一的中国，且不说进入现代化轨道，国家图存亦为困难；而一统中国，又须强有力的集权中央；但是，中央财政已经枯竭，只是维系运转也须举借外债，而借外债，又可能带来国家倾覆与灭亡。如此往复，遂成死结。

　　在此结构性的矛盾之下，再来观察段祺瑞的“一战”参战案的政治操作，又是进入死循环。共和制度1912年开始运行，其制度的基本内核，即为分权与制衡。总统府、国务院与国会彼此的制权，当然是现代国家的良性政治制度，只是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中国现实，与这套制度之间的磨合，甚生乱相。“一战”参战案，便是这种结构性矛盾最具标本意义的案例。它具体的表现是，力争集权中央并一统中国的当权者如段祺瑞与制衡方无休止的政争。冲突之下，当国者所用手段日趋“传统中国”方式，现代政治制度已经被中国方式改写。段祺瑞为对抗制衡，保证自己政令畅通而再造的安福系国会——因为有日本贷款作财力支持，每个议员每月领安福系津贴300元(相当当时大学教授的每月薪资)，重要选举投票时则另外津贴，比如选徐世昌为总统，每张赞成票5000元；选曹锟为副总统，每张赞成票3000元……共和制度运行至此，制衡与反制衡，结构性冲突已臻极端，结果政治极度糜烂。

　　这当然是更真实的历史现场，只是它常常被后世研究者轻轻放下而不置一词。如此极端格局，其现实表象则为：官民分裂、朝野分裂，权力集团内部更是分裂——政府的控制能力极度低下。在这种背景之下，其社会大势又是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联为一体，全球性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中国流行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外部约束，接近于无。

　　以战止争，民国逻辑

　　此种结构性冲突，若取政治运作一层观察，何以解决？

　　1920年5月，一个极有意思的时间，俄共特使魏金斯基来到上海，毛泽东也来到上海……历史的结果已经明确，最终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此刻正在酝酿建立之中。而此刻，南北之战已转化为北洋军阀内部的直皖战争，由政争而战争，这一历史现场所包含的历史逻辑，失去观察，无法理解中国历史后来的演进。

　　南北中国，如段祺瑞取武力一统的策略，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观察，湖南与四川两省是南北之争的枢纽。北军据此可攻击南军，而南军据此可为屏障。在毛泽东两次进京之间，他个人在湖南最为重要的活动，则是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按毛泽东的自述，当时他只是在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而他所主编的《湘江评论》却被张敬尧蛮横封禁。在1919年底的驱张运动中，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记录：“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毛泽东率领的是赴京请愿团。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湖南的地理因素，以及毛泽东的这次经历，对此后中国共产党发展之影响，不可小觑。

　　张敬尧被驱，事出何端？简言，段祺瑞的北军攻击南军，以吴佩孚最为骁勇，段祺瑞忌惮吴系曹锟人马(所谓直系)，于是派出张敬尧督湘(张属段所控制的皖系)，以图牵制。只是张敬尧督湘，作恶多端，一时之间，“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虽有战功，却未有实权，驻扎湖南衡阳的吴佩孚通电宣称，应改武力统一为和平统一，“罢战主和”。军人干政，古今严禁，只是吴佩孚的此次通电，还属于“政策”选择层面，即仍在当权者的政争范畴。随后的发展出乎意料，直系皖系各陈兵数十万，于北京南部准备决战。这就是史称的“直皖战争”。

　　中国政治格局由此战争而根本逆转。吴佩孚的通电指责段祺瑞亲日卖国，“认贼作父……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这是吴佩孚利用现代传媒工具，并鼓动社会情绪的极有效的一种政治动员手段。整个战争动员过程，情势极有利于吴佩孚。但是，站在历史的此刻去观察曾经的彼时，政争最终由战争而定胜负的“民国逻辑”，亦由此而诞生。这当然令人扼腕。

　　历史学家陈志让先生梳理北洋军阀史，“军阀”一词，随直皖之战，而开始成为媒体描述此战以及后来各次战争之定语。这词精准。两年后，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的吴佩孚与奉系的张作霖，也迅速借用这一有力量的概括，彼此都指责对方是“军阀”。如果说，此前的南北战争，尚含有统一中国的正当意义与价值；那么，至此直皖战争，已纯属军阀混战了。先前的结构性矛盾，政治解决之途，已至末路，最终方案，唯剩战争。“以战止(政)争”，政治即军事，无武装无政治，民国进入新的结构关系之中。

　　衡阳的吴佩孚班师北上，张敬尧“目送而去”，随之湘军进攻张敬尧军队，张被武力驱逐出湖南。而仅仅5天时间的直皖战争，段祺瑞兵败如山倒，民国政坛再无此人位置。

　　1920年的直皖战争，那个历史现场，重构了中国政治格局。陈志让所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记录了一个有趣故事：1925年冯玉祥在天台山休息的时候，汪精卫和吴稚晖去看他，谈起打倒帝国主义。冯玉祥不懂，他问：“人家欺凌吾国，我们反抗它，这是应该的。但是何必还要进而替人家打倒皇帝呢？”——陈志让感叹：“这已经是五四运动6年以后的事。那6年之中，学生和工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把执政的军—绅政权的领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他们已经从自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反帝的民族主义。”

　　外部环境既有巴黎和会之耻辱，也有“加拉罕宣言”之鼓荡；内部政治则因是否参加“一战”而形成毫无意义，因政争而战争的混战——此例一开，直皖战争之后，直奉战争登场，一次不够还打两次。海面是浪潮，海底亦澎湃。如此复杂的历史现场，最终演化出的结果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自直皖战争爆发，迅速成为压倒性的中国共识与思潮。

　　细部现场

　　1921年的历史现场，各种内外部压迫性环境齐集，共和的制度设计与中国的不适应性，已经以极端而尖锐的方式逐一呈现，决定后来中国如何一统的各种要素，均已渐次展开。

　　也许进入政治运作的细部，我们会对那个历史现场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军人干政已经恶劣，那么，制衡内阁的国会如何运转？这个细部的观察，不妨以梁启超为例证。

　　1912年，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受袁世凯之邀，回国进入袁政府内阁。当时梁自己希望出任财政总长，未果；后来进入“第一流人才内阁”任司法总长。从戊戌变法算起，书生梁启超议政14年，终获实际行政的机会。他自是观察民国政治运作的好样本。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反对，并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真正名动天下，成为名实相符的舆论领袖。而且，蔡锷起兵云南，甚得助于梁氏的幕后支持。

　　袁世凯称帝而亡，梁启超得以回归政府，并获得他真正想要的权力位置，出任政府财政总长。这一时期，进入我们前面讨论的段祺瑞弄权时期。

　　段祺瑞政府当时的核心矛盾，仍一如袁世凯时期，是国务院与国会之间的矛盾。段祺瑞最后妥协，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旧国会，随后又因“一战”参战案而与国会闹翻；张勋复辟被段祺瑞粉碎，段祺瑞重获权柄，这个时候，还要不要恢复与段祺瑞作梗的旧国会？自是关键。段祺瑞自然不乐意复活旧国会，只是他尚未有此倡议，梁启超与他的“研究系”即已窥破其欲，率先提出新国会主张：“中华民国既经一度之复辟推倒，即成已死蜕化过去之中国民国；现在复生之中华民国，乃段祺瑞手造之中华民国，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是旧国会断无恢复之理。况旧国会不良，由于国会组织法不善，倘不先组织一种过渡机关，将国会组织法修改，仍用旧法选举新国会，未有不蹈旧国会覆辙者。”比较当时各种意见，梁启超还真不失“意见领袖”风范，说得铿锵有力。但是，政治中人，谁不精明，虽然未必能有梁启超能言善辩，但看通梁氏算计者自然大有人在。平定张勋复辟后的新内阁，梁启超“研究系”三人入阁——梁任财政总长，汤化龙任内务总长，林长民任司法总长。有此基础，如果国会重造，梁氏之“研究系”——梁启超公开表示：“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北洋军阀史》解释：实现所谓“政党政治”，亦即意味操纵国会，左右政局。

　　民国初创，有宋教仁精心营造国民党所控制的国会——即所谓“旧国会”，在尝试操纵政局过程中，一直与内阁形成制衡。此际，梁启超也想仿效先贤，达到控制国会进而左右政局之目的。政治中人，有此理想，自是当然，无可指责。只是，私利动机之外，梁氏此举将国会生存之基础一举瓦解。历史学家李剑农先生一言道破：“(梁启超)研究系勾通军阀以威胁本身所托命的机关，借以制服敌党，尤为越出政治常轨的举动。”所以，我们观察北洋时期政治之腐败，不可单单只注意军人干政，文人败德，在制度中瓦解制度，为害更甚。

　　既然新国会重张，各方势力力争上游多获位置，自是必然。《北洋军阀史》描述当时代理总统冯国璋，“拿出40万元私款，交给研究系用作竞选经费”。但是，段祺瑞及其属僚，如何可能让梁氏控制国会？他们的手段直接明确，明码实价：给钱！——安福系由此诞生。此次国会选举结果，参众议员共选出472名，安福系擒获330席，成为唯一能够左右国会的多数党；研究系只获取20席，绝对惨败。此次国会选举，是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力倡而成，结局如此，也算报应。——“威胁本身所托命的机关”，机关既受胁，梁氏出局亦必然。选举结束，梁启超提交辞呈，获准。历史学家郭廷以评论：“梁有政治抱负，五年来两度入阁，一见卖于袁世凯，再失欢于段祺瑞，国民党恶之尤深，梁于政治虽仍不忘情，已不能有所作为。”

　　1920年，5天时间，直皖战争结束。清算之下，由安福系把持的新国会，当然作鸟兽散。两年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一宣言希望“好人”过问政治，实现一个“好政府”。极有意思的是，8天后，梁启超等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这个国会当年的瓦解，正是梁氏鼓吹所致。政治对人之塑造，此为极端一例。共和制度中甚为关键的一环——国会，内外压力之下，从内部被瓦解了，其生存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丧失。

　　1911年，辛亥革命，清室灭亡。10年时间，共和制度于传统结构性矛盾解决，未见缓和，反而迅速演化出“以战止(政)争”的民国逻辑；其政治运作，即以细部观察，合法性基础业已瓦解。真实的中国内部历史现场，竟如此不堪。

　　谁将可能一统中国，并领导未来中国图存、自强并复兴？

　　后来

　　1921年7月23日，来自全国的13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些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将会如何拯救这个国家？

　　陈独秀因为筹措广东大学预科校舍经费，无法离开而没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但他仍被选为党的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因为对国民党一味退让，1927年中共在武汉举行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没能进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独秀传》称：“至此，陈独秀事实上被撤销党的总书记之职，他的中共政治领袖的生涯也正式宣告结束。”

　　李大钊同样未能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1927年被捕，就义。

　　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们而言，后人尝试复原的历史现场，就是他们当年生活的现实。问题只是，他们能否通过现场洞悉规律。这段历史，在后世读史者看来，或许我们未必认真探究过湖南作为曾经南北之战的枢纽价值，以及驱逐张敬尧的经历对毛泽东的真实影响。这一经历，相信毛泽东对北洋时期中国的认识，其深度将远远超过曾经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与北大教授李大钊。也就在陈独秀中共政治领袖生涯宣告结束的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论断，随后简化成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正是军事即政治的“民国逻辑”？

　　距中共“一大”召开24年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有了携手共建新的中国的可能性。在美国的深度介入下，国共两党就国家权力的再分配进行了和平谈判，细研这一谈判及其破裂，历史学家邓野在其《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里论述：“和平谈判，从本质上讲，这是双方武力的对比所产生的政治现象，也就是说，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派生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于制止武力、取消武力，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派生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派生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这种倒置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实际活动中，必然构成一个解不开、走不出的怪圈。”民国中人，其实逃不出民国逻辑的制约。蒋介石最后的选择，仍然是“以战止争”。

　　此时31岁、精通四国外语的李汉俊说：“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主笔◎李伟

　　职业革命家

　　南昌路100弄，隐藏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东侧是时髦的雁荡路，向北百十米就是川流不息淮海路。弄堂口进去十几米右转，4座旧式石库门的房子连在一起。建筑围着松糕般的水泥砂浆外墙，色泽黯淡不堪。2号门的外墙上挂着两块金属牌，一块是“陈独秀曾在此居住”；另一块写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90年前，这里的地址是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就在这栋房子里，陈独秀见到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组建了上海共产党小组，一批时代青年在此聚会讨论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出路。他们准备成立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

　　如今，这幢坐北朝南双开间的老式两层石库门楼房，还依稀保留着当年的样子。原来的客堂被隔出了一道墙，进门左手第一间是亭子间，穿过天井的右手边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厢房，厢房的东墙上竟然还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碑，刻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组在这里建立”的字样。楼下客堂住着一户人家，里厢房与后厢房也住着一户人家。楼上原本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和书房，如今也住了两户人家。如此一分为四，便是现今的格局。

　　陈独秀是在1920年4月间住到这里的。这一年的2月12日，41岁的陈独秀坐火车从天津仓皇回到上海。1917年他受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文科学长，离开上海前往北京。3年后，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让他声名鹊起的地方。

　　早春的天气还冷，陈独秀到了上海后就感冒了，在惠中旅社躺了几天，接着住进了亚东图书馆。2月14日，他致电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陈独秀在狱中被关了3个月，承蒙这位安徽老乡的关照，现在弃保潜逃，内心有所不安，于是写了这封电报表达歉意。

　　4月份，陈独秀搬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房。1897年，陈独秀与柏文蔚同榜考中秀才。两人信仰不同，但革命同路，同窗加同乡，感情颇深。于是柏文蔚将这栋房子借给了他。陈独秀住在渔阳里2号，6号住着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7号住着孙中山后来的秘书、同盟会元老杨杏佛。

　　1897年，陈独秀和柏文蔚同去南京参加科考。他在自传中对那年夏天赶考写得特别详细。在考场上，陈独秀曾对一个从徐州来的大胖子“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引发了许多联想。“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于是，陈独秀开始了革命之路。

　　陈独秀离开北京，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民党计划在广东开办西南大学，广揽海内外人才，章士钊、汪精卫邀请陈独秀与蔡元培、吴稚晖南下，一起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接受了邀请，与章士钊约定先到上海，再乘船赴粤。陈独秀当时觉得广州的政治空气要比北京好，他在上海接受《民国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改造广州社会，或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

　　然而西南大学最终没办成。一方面桂系军阀仍旧盘踞广东，孙中山正催促在闽南的陈炯明收复广州。另一方面，筹办大学的180万元的“关余”却被伍廷芳卷走用于他处。于是陈独秀滞留上海，住进了老友柏文蔚的房子。

　　此时的陈独秀，仍旧像年轻时一样，思想激进、性格暴烈。他没有职业，裘弊金尽，靠写文章、编杂志、到处演讲为业，他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从一个演讲会场赶向另一个会场，滔滔不绝，慷慨陈词——

　　3月20日，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演讲《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3月29日，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教育的缺点》；

　　4月2日，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演讲《劳动者的觉悟》；

　　4月18日，参加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发起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筹备会，发表演讲《劳工旨要》；

　　4月21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5月1日，参加上海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从文化运动讲到社会运动，从工人生活讲到官场黑暗，从废除都督裁兵，讲到平民教育，从国内讲到国外。他站在工人们中间高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状倒转过来。

　　1920年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他调查研究工人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这年1月，他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劝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

　　1920年陈独秀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他当时着重宣传的是：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高呼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张国焘后来回忆这个时期陈独秀的转变：“他(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都未曾翻译的时期，在思想上考察陈独秀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也许过于苛刻。但不管怎样，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彻底走出了书斋，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场政治的革命，更是社会的革命。如果不从“社会”层面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不会实现最终的成功。

　　上海1920

　　陈独秀没去成广东，就在上海法租界的弄堂里搞革命。1917至1921年间，孙中山等人也将法租界(新区)作为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国民党党部即设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与陈独秀的住处在一条街上。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有229万人口，是第二大城市天津的3倍。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上海劳动状况”的资料，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有51.4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1/4还要多。这座城市正处于它的青春期，新的阶层在膨胀，新的思想在这里汇集、激荡，工人与商人阶层开始显示出巨大的群体力量。五四运动后，上海掀起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工人们喊出“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的宣言，“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决战”。上海商人罢市并非由商会组织，而是先由南市的中小商户发起，所有店铺一律关门，停止营业；邻近的法租界的商铺也跟着关门了。紧接着英美公共租界的商铺也起而效之。罢市风潮如同多米诺骨牌，只用半天，全市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做生意。

　　罢工与罢市显示了一座城市巨大的能量，给北洋政府施加了直接的经济压力。

　　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则是上海的又一大群体。据统计，在1900至1910年的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于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失败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施氏成了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

　　而五四运动后的北京，政治气氛压抑，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迁上海，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上海。当时身在北京的鲁迅后来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至1922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再加上文化事业发达，中外联系广泛，便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前后最早介绍宣传诸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国民日报》的副刊)、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其中除《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一度在北京(发行部则在上海)外，其余都是上海的刊物。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分析说：“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最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是国民党系的知识分子，其刊物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代表人物则是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国民党的理论家们，早在清末与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革命与改良’论战的时候，就曾经宣传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五四运动这个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再次引起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

　　石川祯浩在比较了中日同期的思想源流后分析说：“同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成果，从只言片语到大部头著作，通过各种渠道如洪流般地也涌入了上海。……在《星期评论》上，参考《新社会》、《批评》、《社会主义研究》、《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德谟克拉西》、《改造》、《东洋经济新报》、《经济论丛》等日文刊物写成的论文和报道可谓铺天盖地。”

　　这批“搞政治的朋友”包括：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的陈望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李汉俊、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师范毕业的李达、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茅盾)，及创办了《十月》、《浙江新潮》的俞秀松等人。他们属于辛亥革命后接受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大都留学过日本，精通一门甚至多门外语，能够直接从外文刊物上获取新的思想，并且很多人参与过各种社团组织。

　　陈独秀远离了《新青年》的旧同人，他身边迅速聚集起一个新圈子。与北大的教授们相比，他们更年轻，较少文化负担，更富有实干精神，也更加憧憬着革命。李汉俊是他们当中的典型代表。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字人杰或仁杰，号汉俊，笔名海镜、厂晶、汗、均、人杰、先进等，湖北潜江人。1904年12岁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晓星中学，后经第八高等学校(名古屋)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后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1918年底回国，与戴季陶等编辑《星期评论》。其兄李书城为国民党重要人物，同盟会元老，新中国成立后为我国首任农业部长。

　　1921年4月，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拜访了李汉俊，并在他的《上海游记》中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记录。同行的还有《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村田孜郎。

　　对于李汉俊的样貌与气质，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的描述十分生动：“李氏乃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颇诚恳，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第一印象不坏，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接下来，李汉俊的日语水平让芥川大为吃惊，他甚至认为，就讲道理而言，甚至比他自己还要强。

　　在见到李汉俊前，芥川就对他也有了初步了解：“李氏年仅二十八岁，按信条应为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

　　“少年中国”一语译自“Young China”，是当时中外新闻界对当时富于改革精神的一般新派人物惯用的称谓，并不一定专指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李汉俊是中共领导人之一，但是芥川并非因此才去见他，而李汉俊也不会对初次见面的芥川谈到成立共产党的事。

　　李汉俊对芥川说：“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接下来，李汉俊又说：“兴起社会革命，不能不依靠宣传。是故吾人要著述。……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随后，“言毕蹙眉”。

　　李汉俊对芥川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即“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辛亥革命后诞生的共和国或“民国”不久就成了一副空架子，军阀割据，混乱依旧。解决的办法是“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也就是说，必须要发动一场社会革命。

　　李汉俊面对的是一个“万里荒芜”的局面，而他自己则以抱定了“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的悲壮决心。

　　中共“一大”后，李汉俊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逐渐脱党，但仍致力于发动工人革命运动。1927年在武汉被军阀胡宗铎、陶钧所杀。李汉俊的女儿李声馥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2月17日下午，胡宗铎、陶钧派兵同日本租界巡捕一起，包围了正在汉口租界躲避的父亲和詹大悲的住所。父亲被捕的时候正在和詹大悲下棋，他当时脚下穿的是拖鞋，继母叫他换了鞋子再走，他说‘不用换，我过会儿就回来的’，结果他们当晚就在现在的汉口单洞门附近被枪毙。第二天武汉卫戍司令部贴出布告说他们是‘湖北共产党首领……执行枪决’。”

　　再回到1921年李汉俊与芥川龙之介的对话现场，李汉俊决心进行社会革命时表达的壮烈态度，就是这批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谈话的最后，芥川问李汉俊：“除宣传手段外，尚能顾念艺术否？”李汉俊的回答只是：“几近于无。”据说他也曾读过被称作“艺术主义”或“艺术派”的芥川的小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经由日本传进中国的。共产党的前身，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曾留学日本。李达、李汉俊则在留学时对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共鸣，因而在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日本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甚至有些青年，如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和张闻天等，赴日留学就是为了搜集社会主义文献。对于他们来说，学习日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码事。

　　邵力子曾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时，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三人写得比较多，后来周佛海也写一点，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那时，马克思主义书籍主要从日本传过来。”

　　据说，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与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堺利彦、山川均等人有所接触。李达在日本时就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给上海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发表。

　　这样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群体，在上海形成了一个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舆论中心。他们头脑活跃，热情高涨。他们相信那颗握在手里的“种子”，就是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如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都是外来知识的介绍者、诠释者，这绝不是偶然的。“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宛如各种新思潮的大熔炉，就像董必武所说“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需要像李汉俊那样的先导人物来“把头绪理出来”指点迷津。

　　1920年的初夏，27岁的毛泽东以“驱张”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从北京来到上海，住在静安区原哈同花园附近的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送走了赴法留学的朋友们后，毛泽东在上海实践“工读互助”。他去渔阳里拜访陈独秀，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及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此时，陈独秀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工读互助，而是“直接行动，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的命”。

　　魏金斯基的任务

　　1920年5月，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见到了一个俄国人。这个27岁的俄国人，4月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经天津、北京、济南到达上海。见到陈独秀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他就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在中国的化名吴廷康，公开身份是一名新闻记者。和他一起来到中国的包括两名助手：季托夫与谢列勃里亚科夫，以及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中国翻译杨明斋。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魏金斯基：“这位年约30岁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中等身材，体格强健，目光深黯，英语说得相当流利，发音虽不算纯正，但比我的英语是要好得多……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而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他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也许因为他只是伊尔库茨克局而非共产国际本部派来的缘故。”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单就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或迟或早来看，决定因素并不在于有无工人运动，或者是否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于与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接触是否便利，这是不可否认的。”按照石川的分析：如果按照日本、中国、朝鲜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看，成立各国共产党的先后顺序应该是日、中、朝。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原因就在于共产国际介入的先后顺序。

　　如果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除高一涵的叙述外再无旁证，那么循石川祯浩的思路，魏金斯基的出现则对中国共产的建立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魏金斯基出身于俄国一个森林工厂管理员家庭。1907年中学毕业后做过排字工和会计。1913年他赴美谋生，两年后加入美国社会党。俄国“十月革命”后，魏金斯基从美国回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加入俄共，并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从事革命工作。

　　1920年春之前，由于苏俄国内战事频繁，中俄交通不畅，俄共代表同中国革命者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直到这一年的4月，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魏金斯基前往中国，国产国际在远东各国的工作才开始组织化、正规化。根据国内学者杨奎松的研究，在魏金斯基来之前，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在华工作都是由个别俄罗斯侨民来做的。

　　魏金斯基最初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社会政治情况，与中国进步组织取得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他将工作进展不断以报告和信件的方式发回国内，这批文件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历史的重要资料。1995年俄罗斯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首次公布了这些资料。

　　魏金斯基来华时，恰逢“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即“加拉罕宣言”)见诸中国报端，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这宣言约在1920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可以想见，魏金斯基在国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个时期的上海还有5000名俄国侨民，是俄国革命前的十几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随着布尔什维克势力东进逃到上海的，其中出现了一些人开始拥护布尔什维克。当时北京政府尚未承认远东共和国与苏俄政权，相比之下，在上海，魏金斯基的活动条件要好很多。

　　在上海，魏金斯基一行首先见到了陈独秀。通过陈独秀，魏金斯基先后见到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等人，进行了深入座谈。会见的团体包括：中华工业协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等等。

　　随着魏金斯基的工作进展，以及中国革命者不断有代表前往俄国远东寻求援助的情况，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意识到，在中国存在着加紧革命鼓动工作和组织共产党的极大可能性。在与陈独秀等人不断会面的同时，魏金斯基在上海迅速筹组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

　　于是，魏金斯基的主要任务包括：组织共产党，力争在大学生以及沿海工人的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在中国组织出版事业。

　　6月，魏金斯基在写给他上级的信中谈到，他已经“和所有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有了联系”，接下来将各地分散的革命小组联合起来，“群益书局”(《新青年》的出版机构)可以作为组织的核心，而且他已经委托陈独秀向各地的革命者发出信函，准备在这一年的7月召开所有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联合大会。

　　随着与陈独秀交谈的不断深入，魏金斯基已经表明了他的正式身份，并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只不过，按照魏金斯基最初的计划，他打算成立一个社会主义者同盟，其实是各派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其中也包括无政府主义者。

　　后来的“一大”参与者包惠僧回忆说：“魏金斯基与陈独秀一见如故……他们曾有这样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

　　按照杨奎松的分析，这种思路与魏金斯基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魏金斯基原本是美国社会党党员，“十月革命”后才回国加入俄共(布)。在魏金斯基看来，社会党、共产党，或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相互间的转换不应当存在障碍。

　　1920年7月19日，魏金斯基委托陈独秀召开了一次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大会，并由此派生出了包括魏金斯基在内的五人领导核心，定名为“革命局”。根据魏金斯基的建议，在“革命局下”设立了三个部：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在魏金斯基的报告中，他和陈独秀、李汉俊都属于五人领导核心。

　　在当时参加过出版工作的郑佩刚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个“革命局”的大致轮廓。据郑佩刚回忆：192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魏金斯基、杨明斋与随同魏金斯基来的那个朝鲜助手(谢列勃里亚科夫)，再加上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一个印度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尉克水、郑佩刚等，“在陈独秀家中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当晚会议决定先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战斗印刷所，委托郑佩刚全权负责。魏金斯基拿出2000元给陈独秀转交给郑佩刚，作为印刷所的开办费。很快，这个取名“又新”的印刷所就建成了，并迅速翻译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杨奎松据此认为，这个“革命局”就是后来党史上通常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实际上，无论是魏金斯基的上级还是陈独秀，都希望更倾向于把这个社会主义同盟直接变成建立一个纯粹的共产党组织。另一位党史研究专家金立人则认为，“革命局”只是魏金斯基的一厢情愿，陈独秀出于礼节进行配合。“他(陈独秀)对中共发起组成员，及有意向参加共产党的人员，如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等就没有通知、邀请他们参加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议。”

　　党史专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根据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认为1920年5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该小组的雏形。在这个研究会的基础上，在魏金斯基支持下，7～8月间诞生了有比较完整党纲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称“共产党”或“社会党”。这也是很多党史资料的普遍说法。

　　但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研究院副馆长任武雄的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可能并不存在”。他的依据是，上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说法，主要是根据早期党组织成员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但其他成员，如沈雁冰、施存统、李达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加以否认，或者从未提及。如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存疑，那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是如何成立的？

　　按照陈望道的说法：“1920年春，上海复旦大学邀我来教书，当时上海正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共产主义小组。我就把《共产党宣言》交给研究会出版。”“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

　　但石川祯浩考证后发现，陈望道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记忆是不准确的。因为，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者是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即《新青年》杂志的发行者“新青年社”。他认为，“陈望道把‘社会主义研究社’误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了，如此而已”。

　　“社会主义研究社”，是由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李汉俊、沈玄庐、王仲甫和施存统7个人在1920年5月组织起来的。这7个人中，除了王仲甫外，其他6个人都是许多回忆录屡屡提到的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跃人物。

　　按照石川祯浩的考证：1920年5月魏金斯基到达上海后，陈独秀以上海的《新青年》同人为核心，开始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形式开始活动。“而这种活动转化为有‘组织’性质的活动，则始于‘社会共产党’的成立。”而这个“社会共产党”的成立应该在6月份。

　　施存统回忆说，在他赴日前的1920年6月，曾举行过两次会议，目的是为了准备成立共产党(施存统认为，“上海小组”自始便称“共产党”)，在戴季陶退出后的第二次会议上，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施存统五人起草了党纲。其后，他因为赴日留学于6月20日离开了上海。俞秀松的回忆也印证了这段历史：“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

　　据此，石川祯浩认为：1920年6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来被认为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社会共产党”，还只是具有简单的纲领、章程的初步组织。

　　1920年中旬，李大钊和张申府接到陈独秀的信，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张申府商量。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你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最初成员以外，又陆续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李达、周佛海、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他们都是陈独秀的朋友，也是这个时期《新青年》、《星期评论》、《觉悟》等期刊的编辑撰稿团队。他们一边反复研究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一边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或工人运动。他们活动的据点就是《新青年》编辑部，也就是法租界陈独秀的寓所。

　　石川祯浩认为，魏金斯基重视组织建设，试图以“革命局”为核心集结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而陈独秀等中国成员则试图以《新青年》杂志同人为主吸纳人才。这就使他们对建党工作同一个过程，形成了两种不同观感。

　　《新青年》的转型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阶段，是在《新青年》暂时停刊期间(1920年5月至8月)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从9月的八卷一号重新刊行后的《新青年》，便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1915年9月，经过近一年的苦苦思考和精心准备，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名为《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青年》由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介绍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上海群益书社承担印刷、发行任务，每月出一本，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

　　至1926年7月25日终刊，《新青年》的历时10年10个月零10天，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从第一卷至第三卷，由陈独秀“主撰”，作者主要是皖籍学人。第四、五、六卷，由同人轮流编辑，作者主要是北大教员和学生。七、八、九卷是过渡阶段。第七卷重新由陈独秀主编，到第八卷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要控制，逐步从同人刊物向党刊过渡。1923年6月后的《新青年》(季刊)，则成为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刊物，作者主要是中共党内的年轻理论家。

　　陈独秀在1920年2月回到上海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事务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编辑部就设在陈独秀的寓所。

　　《新青年》的转向，一方面源于陈独秀思想的变化。1920年前后，他正由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狂奔。而另一方面，他与原出版、发行方“群益书局”的决裂，作者队伍与资金都有了新的来源。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七卷六号为“劳动节”纪念号。篇幅由原来的每期130～200页猛增至400多页。陈独秀认为，这一期的读者阶层是下层无产者，不应该加价。但是群益书局认为，这一期不仅页数多，又有锌板，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陈独秀脾气本来不好，于是和群益书局彻底闹翻。

　　双方的介绍人汪孟邹居中调停，也无法挽回。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写道：“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陈独秀)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拉拢了。’”

　　几天后，陈独秀给胡适写信商量《新青年》的未来，最后写道：“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自此陈独秀酝酿自办发行，于是成立了“新青年社”(石川祯浩认为即“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杂志的发行方，而资金上则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在与群益书局分手后，经过4个月的停刊，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八卷一号出刊。陈独秀没有援引七卷一号的先例，发表一篇表明同人共同理想的《本志宣言》，而是发表了一篇《谈政治》。

　　在这篇文章里，他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谈政治》对此前的《新青年》的办刊方针提出了巨大挑战。《新青年》杂志的出发点本来是不谈政治的——“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石川祯浩认为：“考虑到《新青年》的这样一段历史，《谈政治》就不仅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同时也预示着《新青年》的内在性质将发生变化。”

　　《谈政治》文中并没有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承认了“列宁的劳动专政”，并主张通过“阶级战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碎资产阶级的旧政治。这篇文章也明确地表明，对陈独秀来说，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在1921年1月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中，陈独秀主张，中国必须进行的选择，除了俄国共产党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有其他道路。

　　从《新青年》第八卷开始，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袁振英等先后加入编辑部成为编辑骨干。原先胡适、周作人等北京同人的地位与作用大大削弱，逐渐被一批新作者所取代。从第八卷一号起，杂志的封面正中绘制了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有力的手紧紧相握。

　　沈雁冰后来回忆，这一设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据石川祯浩的考证，这个图案出自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同时，杂志开辟了“俄罗斯研究”栏目，多数翻译自美国的《苏维埃俄罗斯》周报、《国民》杂志，成为中国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窗口。由于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懂俄语的人才几乎没有，所以只好从英语杂志转译。

　　刊物与组织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工作重点放在了宣传马列思想与完善组织建设两个方向上。

　　在数量庞大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中国最早全部翻译的经典是《共产党宣言》。尽管，早在清末就有人介绍过它的部分内容，但直到1920年5月，陈望道才将《共产党宣言》全部完整译出。他也是在在翻译《共产党宣言》前后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陈望道后来回忆说，因为学生施存统《非孝》文章的牵连，“我也被加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随即离开一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回家乡义乌译《共产党宣言》。我是从日文转译的，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译好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法出版”。

　　戴季陶留学日本时曾买到一本《共产党宣言》，打算译成中文。《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知道后，就向戴季陶推荐了陈望道。陈望道在家乡闭门翻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才完工，最后由上海发起组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出版，由“革命局”创办的又新印刷所完成印刷。这个版本为竖排平装本，用5号铅字排印，报纸印造，全书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字，竖版直排。第一次印刷共印了1000册，但是封面出现了错误，把《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于是，1920年9月改正版面后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封面马克思肖像由红色改印为蓝色。

　　汉译本《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为创建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三本书之一。”

　　这一年的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主编由回国不久的李达担任。

　　沈雁冰回忆说：“《共产党》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秘密发行的党刊，它与《新青年》的分工是，它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写稿人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共产党》创刊号上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说］以及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文章的作者们用种种化名：“江春”、“胡炎”是李达，“P生”即沈雁冰，“汉”是李汉俊，“CT”则是施存统。

　　这份中共的第一本党刊大量翻译了马列经典著作与文献。沈雁冰这样回忆翻译列宁《国家与革命》时的情景：“我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这是从英译的《国家与革命》转译的。我只译了第一章，便感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读过多少的我，当时要翻译并译好《国家与革命》，是很困难的。于是也就知难而退，没有继续翻译下去。”

　　尽管翻译存在巨大困难，但其意义却对中国早期党员至关重大。沈雁冰后来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

　　从陈独秀的寓所向北，步行5分钟到现在的淮海路伊势丹商厦，它的西侧有一套修缮整洁的老式弄堂。这里就是原来的渔阳里6号，戴季陶曾在这里居住。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俞秀松在这里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外国语学社”在这里开办，成为党组织的人才基地，为输送青年赴俄留学做准备。192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这里成为团中央机关。

　　如今这栋二上二下老式石库门房屋已经成为纪念馆，还依稀保留着当年模样。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的该学社的招生广告称，学社设有英、俄、日三个班，还准备开设法语班和德语班；学费各班每月两元。学校由杨明斋负责，他和库兹涅佐娃、王元龄教授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许多学生都是通过陈独秀等人介绍来的。

　　1920年冬至1921年春，外国语学社培养出来的二三十名团员，在杨明斋的安排下，分期分批赴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桢、曹靖华等，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

　　1920年11月，上海发起组协助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当日，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重要人物也和陈独秀、杨明斋一起出席。陈独秀呼吁不允许资本家干预工人团体，而孙中山则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讲解了他自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

　　1920年秋天，重新夺回广州的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到广州，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时，上海的建党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正在寻求进一步扩大影响的陈独秀，对有“进步”、“开明”之誉的陈炯明抱有很强的期待。

　　这个人就是共产国际的新任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从事秘密工作时还用过许多化名。1920年7月，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到达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与马林几乎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

　　“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马林，“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马林的来华有一番离奇经历。他自己说，是在1921年3月离开莫斯科的。马林经维也纳、威尼斯，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中国。4月途经维也纳时，曾被捕，被判押送出境。尽管各国警方得知他正在赶往中国的消息并加以阻挠，但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还是经新加坡到达上海。

　　荷兰警方在马林到上海后不久整理的资料中写道，他不仅冒名安德莱森，还自称日本《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所谓《东方经济学家》，就是在东京出版的《东洋经济报》。不过，马林自称是《东洋经济报》记者，却并非完全捏造；他在前往中国前，曾经凭该报的“三浦”给他的介绍信取得了在日本居留签证。

　　按照石川祯浩的考证，马林曾经准备在《东洋经济新报》帮助工作；他开始时预定经由西伯利亚到日本，后来改变路线来到了上海，而时间也比当初的计划晚了约半年。他最初申领日本签证，是想在日本及朝鲜开展工作；但是，途中在维也纳被捕，使他的行踪被各国警方察觉。结果，他不仅未能到达日本或朝鲜，在上海的行动也受到荷兰总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监视。

　　不仅目的地变了，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到上海后的马林，最初是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可是，不久‘伊尔库茨克来的密使通知我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已指定我为‘远东’书记处成员，伊尔库茨克那里决定让我留在上海”。于是，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中途被降为远东书记处代表了。

　　马林晚年回忆到达上海时的情景说，由于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在上海需要从头做起”。不过，远东书记处给其在上海的工作同伴尼科尔斯基的任务是明确的，那就是出席中共的大会，并对其进行指导。因此，马林就与尼科尔斯基共同按照这个方针督促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核心召集大会。

　　由于陈独秀此时在广州，马林就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秘密见了面。在马林推动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提上了日程。

　　当时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曾经这样说：“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

　　尚在广州的陈独秀同意了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的催促下，会议日程确定得相当匆忙。这样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

　　“其作始也简”

　　会议最初定在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向各地参会的代表每人提供了100元的旅费。外地来的代表有10人左右，简单计算需要1000元支出。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10～15元，北京到上海之间的头等铁路客票是50元，三等票是15元。这100元的旅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魏金斯基在1920年1月离开中国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经费就遇到了困难，以至于《共产党》月刊都不能顺利发行。尼科尔斯基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帮助。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约一年后的1920年6月，中共的活动经费约有1.7万元，其中1.6万多元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只有1000元是自筹的。

　　收到李达发出的会议信件与共产国际的汇款后，各地的代表们开始踏上了旅程。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门徒，将通过这次富有仪式感的会议宣告了自身的存在。

　　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历史》中的一段评论颇有意味：“关于准备参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们是如何理解‘共产党’这个特殊政党的性质的，以及他们有多强的职业革命家意识，没有任何资料；不过，他们在收到巨额旅费之后，肯定会感觉，自己所加入的组织，与从前靠无偿奉献或个人捐助维持的自愿性团体，以及那些没有坚定的主义而反复聚合离散的国内政党相比，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到得最早，5月中旬就到了上海。这段记忆并不准确，因为此时马林的“阿奎利亚号”还没有到岸。代表们收到会议通知的时间应该是6月底。长沙代表毛泽东与何叔衡在6月29日起程，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路上要走5天左右。北京的另一位代表刘仁静先在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时间是7月1日至4日。广州代表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乘船赴上海的时间是7月14日，到达上海是22日前后。

　　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说，大会实际开会时间推迟到7月23日，是因为部分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为了等待迟到的代表，开会时间于是推迟了3天。

　　会议的前期组织工作由李达和他的妻子王会悟完成。王会悟是浙江桐乡乌镇人，其父是晚清秀才，私塾先生。她与沈雁冰是亲戚，论辈分是他的表姑。她与李达结婚后租住在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后来，在这个住所召开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

　　会议的地点定在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当时李书城在苏州避暑，房子正好空出来。李书城是国民党要员，有这层掩护，他的家也比较安全。

　　外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1917年她担任校长后，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当过女校董事长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嫂即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就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

　　由于这几层关系，王会悟就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借了校舍作为宿舍。博文女校到望志路李公馆步行只需要几分钟。

　　1921年4月，芥川龙之介就在那间李公馆的会客室拜访了李汉俊。他描述说：“有仆人即引予等到会客室。有长方桌一，洋式坐椅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品。……除此粗糙之仿制品外，更无可赏目之装饰。然室内不见尘埃，朴素之气令人爽悦。”

　　3个月后，这间“朴素之气令人爽悦”的房间内，中共“一大”召开了。当时代表共13人：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

　　代表中，年纪最大者45岁，最小者只有19岁，平均年龄为28岁，正好与毛泽东同岁。除了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之外，13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占5位，湖南籍占4位，“两湖”相加占9位。北京大学学生有3人：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此外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包惠僧也曾在北大短期学习。13位代表中有4人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

　　1945年毛泽东在筹备党的“七大”时回忆党的“一大”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会议前6天主要听取各地代表汇报，并制定党的“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会议原定7月30日结束，但这一天会场遭到了法国巡捕房的搜查。

　　马林到上海后，他的行动就受到了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的监视。这一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后，马林的中国之行已经受到怀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

　　实际上，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石川祯浩考证，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没有错。

　　于是，王会悟提议最后的会议转移到她的故乡嘉兴南湖的画舫上完成。参加最后会议的代表一共12人，陈公博缺席。陈公博后来解释说，除了前一天夜里租界警察搜查了李汉俊私宅外，另一个原因是，他租住的大东旅社的隔壁房间31日凌晨发生了凶杀案。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为惹人注目，也没有参加。

　　在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和决议。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委员，李达为宣传委员。

　　12名代表离开画舫时，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石川祯浩)、《陈独秀大传》(任建树)、《李达评传》(王炯华)、《我的回忆》(张国焘)、《我走过的道路》(沈雁冰)、《重返五四现场》(叶曙明)、《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杨奎松)、《<新青年>编辑之历史考辨》(欧阳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