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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翻译家
◎  陈赛 2008-01-28

一群“网络翻译家”出现了，有单枪匹马在博客上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也有几十、成百甚至数千人规模的志愿者团队，他们将目标指向“中文互联网之外的一切精华”。
2002年，20岁的韩斌第一次从书店买到一本中文版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从此对那个魔法世界迷恋得如痴如醉。与英国的“哈迷”相比，他与哈利·波特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晚了5年。2007年7月21日，作为资深“哈迷”的他参与了中国网络上最张扬的一次民间翻译行动，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简称“哈7”）英文版全球同步发行后的9天内，他所在的“霍格沃茨翻译学校”就将700多页的“哈7”翻译成了中文，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官方中文版要在3个月后才推出。
2007年，《哈利·波特和凤凰令》在德国卖出50万册，成为首部登上全德畅销书排行榜的英语情节类著作，就是靠1000位平均年龄16岁的哈利·波特迷，在自己的德文网站“哈利·波特行会”上通力合作翻译的结果，按照网站发起人、柏林电脑程序员博尔德·科曼的话说，就是:“我们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尽可能早地让德国的‘哈迷’看到原作，而是将翻译转换成一种每个网民都能参与的生活方式。”
“霍格沃茨翻译学校”成立于2005年，是一个独立的“哈迷”组织，5位院长都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当年组织过一次“哈6”的网译，但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力。“哈7”的翻译者都是从哈利·波特的“粉丝”中招募的，主力是大学生，还有不少高中生。一个15岁的男生叫德里克（Derek），他虽然顺利通过了考核，但因为词汇量少，翻译起来很吃力，但他不肯放弃，白天在家念书，晚上溜到网吧赶进度，熬夜翻译到凌晨4点。
翻译和讨论完全在网络上进行，QQ、MSN闪成一片，韩斌这样回忆他们翻译“哈7”时的情景，“好像哪儿的人都有，瑞典的、加拿大的，因为有时差，经常有人干到大半夜，就看到另一批人上来，等这批人都去睡觉的时候，大洋彼岸新一轮的翻译者又起床了，24小时都有人在说话，QQ群里的聊天记录每天刷新数千条，还不包括独立的讨论组。跟一大群与你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非常默契地讨论一些问题，那种归属感，被认同的感觉，非常美妙”。
他们的翻译工具和资源也主要来自网络，除金山词霸外，还有维基百科上的哈利·波特词汇翻译表，“哈迷”们在各大论坛上总结出来的魔法对照表、魔法用具对照表、人名对照表等。至于“哈7”中出现的新名词，他们都是经过反复推敲，并在全书逐字逐句统一。前6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文版《哈利·波特》也是他们的案头必备，不仅为了在语言风格上保持一致，也是对翻译者马氏姐妹的尊重。
近两年，很多中国人恐怕都发现了，由于信息流通速度的加快和语言障碍的降低，我们在网络上的文化和娱乐生活前所未有地与世界同步。
凡有热门美剧，12小时内就能在网上下到内嵌中文字幕的片子，而当年《加里森敢死队》隔了13年才被引进到中国。作为一种相对隐秘的网络组织，字幕组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的生产与传播渠道，几乎影响到每个中国网民的文化生活，有时候连美国人下载的美剧都是带中文字幕的。
任天堂的NDS从未在中国正式发行过游戏，但在各种各样的游戏社区里，从《塞尔达传说:幻影沙漏》、《昆虫大战》到《索尼克大冒险》，都有人为你免费破解并翻译成中文。其中不乏一些起初不懂日文的人，只因为喜欢这些游戏而自学成才，成为民间翻译大军中的一员。
理论上，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登录互联网，面对同样丰富的资讯和娱乐，但实际获益最多的，仍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因为英语是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几乎任何一个领域最先进的研究成果都要用英文书写，新科技词汇从英文开始，软件编程的基础是英语，互联网上绝大部分创造与发明都先出自英语国家。数据统计显示，互联网上流传的信息80%是英语，在剩下的20%中，法语占其中的大约5%。另一组数据显示说，在全球网民中，有31.2%的人说英语，而15.7%的人说中文。
中文是互联网上的第二大语种，但中文互联网上的优秀内容太少，是中国网民的普遍感觉。虽然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都懂英文，但毕竟无法像中文那样无障碍地阅读和吸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网络翻译家”出现了，有单枪匹马在博客上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也有几十、成百甚至数千人规模的志愿者团队，他们将目标指向“中文互联网之外的一切精华”，从欧美的流行文化产品，西方精英媒体、著名博客的文章，到哈佛大学的开放课程，试图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通过翻译填平这些因语言而生的数字鸿沟。
以前，去大学图书馆才能看到英文版的《经济学家》，很多时候还是过期的，但现在，网络上有一群人每隔两周定期将《经济学家》翻译成中文，供人免费下载和订阅。这个翻译小组有100多名译者，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基本上没有新闻经验，但他们有严格的选拔制度，定期开选题会，翻译、校对、排版、发布都有专人负责，连买服务器的钱都是大家一起凑份子出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只因为倾慕这本杂志的见解与格调，这本杂志让他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中国。用发起人施轶的说法，“乐趣都在翻译之外，在思想的启发和交流”。
杨浩，白天做保险经纪，晚上活跃于专业体育论坛。身为艾弗森的球迷，他热衷于翻译费城“76人队”和丹佛“掘金队”的八卦、内部消息和球评。一般赛季期间翻译战术评论，赛季结束后翻译球队八卦。他经常上的网站是hoopchina.com，门户网站的翻译文章经常被他们鄙视，“因为那些编辑经常理解错误或抓不到原文核心，就知道起一个悚动的标题”。
Pop!Tech（美国流行科技年会）是全球顶尖技术与创意人士之间的年度聚会。去年，他们第一次与dotSub合作，推出了8种语言版的Pop!Tech视频播客。这样Pop!Tech的内容就可以跨过语言障碍，传播到全世界。Dotsub的口号是“任何影片，任何语言”。它的创意很简单:你只要上传一部视频、影片，或者电视节目到Dotsub网站，Dotsub就会把它的字幕自动按时间表生成文字，然后由另一部分人，也许是志愿者、朋友，或者“粉丝”——网络社区里任何一个懂得多国语言的人，把它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并自动拍到屏幕上。《商业周刊》称这个网站是Wikipedia＋YouTube。《维基经济学》的作者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对这个网站的评价是，“网络正在从一个社交网络平台转变成一个社会生产平台。这样一个自我组织和共同创造知识的模式用于翻译，再自然不过了”。
或许，在互联网时代，最伟大的力量不是贪欲、爱情，或者暴力，而是对某种兴趣或者爱好的执著。只要你有一种兴趣，网络就会将你与志同道合的人连接在一起，释放出不可思议的能量。目前，全球最大的在线翻译站WorldPoint，汇聚了大约6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络自由翻译家，号称能提供75种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译。
从每一个参与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的价值观可以用“译言”网站上一篇翻译文章来说明，那就是“免费为别人工作”，“别再把注意力全放在赚钱上，而是集中在传递价值上。创造一部作品或学到一种技能，都不能给别人带来价值，自然产生不了收入。然而，跟别人分享你的创意或技能，却正是传递价值的过程。这里正蕴含着从你的工作中获得收入的潜在可能”。从更大的层面，OOPS计划的主持人朱学恒说，现在网络上的志愿翻译者多是大学生或年轻人，他们能够懂得分享和传递，如果他们将这种价值观保持下去，直到他们在社会上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社会也会随之改变。■
朱学恒和他的OOPS计划
记者◎陈赛
2006年底，《世界是平的》中译本出版，在中国掀起阅读狂潮，这距离它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如今，弗里德曼的新书《绿色是新的爱国主义》，英文版还没出炉，他关于这本书的主题演讲已经被人贴到YouTube上，并加上了中文字幕。
做这件事的人叫朱学恒，著名的台湾地区奇幻文学教主。在今天这个时代，靠翻译出名很难，但朱学恒是个很有名的翻译，因为他做了两件很轰动的事情：一是翻译小说《魔戒》，赚了75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二是发起开放式课程计划（OOPS），在世界各地招募华人志愿者，要将M.I.T.（麻省理工学院）的1800门开放式课程全部翻译成中文。这是中文互联网上最庞大的民间翻译计划。
朱学恒是一个有着强烈“分享欲”的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的那场演讲，是他在M.I.T.亲自听到的，他说:“他提到的绿色议题，在我听来很震撼。如果不翻译出来，就没法分享给别人，没法告诉别人，一件这么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
小二和卡佛
◎苗炜
上大学的时候，小二喜欢去听音乐会，询问同去的音乐学院的女生:“你看我这声音条件，能学声乐吗？”女生回答:“好好练几年，能上师范类的音乐系。”研究生毕业，他在成都工作，闲来打听声乐课的教师价钱，每周上一次课的话，所有的工资也就都交给老师了。1988年他去美国接着念博士，在那边工作，参加了一个华人合唱团，唱男高音，排练《半个月亮爬上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每年交100美元的团费，请指挥、请钢琴伴奏，张罗着演出，“我们演出租场地，有人捐钱，有人去到中国餐馆、牙科诊所拉赞助，还要拉朋友来听我们唱歌”。2006年他回到上海，加入一家台资企业，担任研发部门的主管，他发起了一个合唱团，号召各个部门的年轻人来参加。公司在浦东的工业园区，20多个职员下午16点排练1小时，到17点下班坐班车回家，他们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小二不喜欢流行歌曲，一想到唱歌就总得4个声部，排练3个月，在一次公司内部的演出之后，这个合唱团无疾而终。
“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好强，上班努力工作，下班之后还要学习，参加各种培训，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想买一套房子结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但生活的挣扎对每个人来说都大同小异，他们或许根本就没心情唱歌，可能还觉得我这个老头儿怪怪的。我是1978年上的大学，1988年就到美国去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那帮去美国的人，就像到那里建立了一块文化保留地，没有跟着中国这20年快速发展，所以还保持着80年代的一些特点，喜欢文学，喜欢和艺术有关的东西。”小二在公司里会有另外的称谓，网络上用的名字是小二，他不到50岁，因为打羽毛球、打篮球、骑车上下班显得更年轻些。他去台湾出差，看着同事们加班到晚上10点，忍不住问:“你说你们这么辛苦，可你们对人类文明有什么贡献？”他的专业是电机，服务的这家台资企业给这个世界提供各种各样的电源，但小二觉得，能用风力、太阳能发电才算是对人类文明有贡献。他向陌生人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是“工程师”，再多说一句就有些自嘲——“就是整天拿个烙铁做电路”，他说这份工作的好处是能维持自己富足的生活。
公司里没人和他谈论人类文明，也没人知道他还写诗写小说:“我1985年分配到成都工作，就和李亚伟、万夏那些莽汉派诗人认识了，那时候开始写诗，不过写诗是个辛苦活儿，写了20多年，自己满意的诗也就20首。在美国我开始写小说，我都40多岁了，忽然有了灵感，我想写的是一帮中年人，他们对失业的恐惧，其实他们什么都有了，又害怕失去，他们到美国来，然后被生活拖着向前走，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他的作品在“红墙论坛”和“文心社”上都可以找到，其中一首诗叫“自画像”，分成两段，第一段写于1987年:“带着未泯的童心/抓各色彩笔/随意地写人生。”第二段写于1999年：“10年前的那幅画像/已被妻女们涂改得面目全非/异国画布上的我/陌生地看着自己。”
在美国的十来年，小二一直保持着看小说的习惯，起初是邮购，然后在当当网上买书，那些书漂洋过海，两个月后到达他在美国的家，他看莫言、苏童、余华、格非、韩东、朱文，他像个文学青年一样回母校清华大学拜访在那里当教授的格非，格非说，《红楼梦》和《金瓶梅》最好看，于是小二再次捧着《红楼梦》看，依旧看不下去。格非和小二还聊起雷蒙德·卡佛，“卡佛的小说，词汇量不大，你们学工科的人写小说，不能像文科生那样讲究用词，多看看卡佛的小说有帮助”。
那时候小二已经看过了卡佛的很多小说，还翻译了他的《论创作》。他说，他的许多看法和卡佛很相近，许多长篇小说他读不下去，卡佛则说，“我对长篇叙事小说失去了兴趣。在一段时间里，别说是写，就连读完一篇都觉得费劲”。小二和别人讨论自己的小说，会搬出卡佛的话，“这个世界上才华有得是，但一个能持久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并能对所观察到的事物加以艺术地叙述”。小二家庭幸福，妻子和两个女儿在美国4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住着，院子里有游泳池，可他同意卡佛所说的:“尽自己最大能力写出来的作品，以及因写它而得到的满足感。是我们唯一能够带进棺材里的东西。”
他从网上旧书店里淘到一本卡佛小说的中译本《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花城出版社1992年的版本，定价6.6元，现在涨了20倍，小二说:“我花了150块钱买来的，总得看看，结果第一篇《他们不是你丈夫》的第一段就翻错了，‘顺便看看能不能定点儿货’，应该是‘能不能蹭一点白食’。还有《真跑了那么多英里》，里面主要是一些关于汽车的词不准确，备用胎，千斤顶还有和破产有关的词，卡佛写小说用词很简单，但他用了很多俚语。”
小二最早动翻译的念头来自一个长篇小说，澳大利亚作家安德鲁·林赛（Andrew Lindsay）的《面包师的狂欢节》（The Breadmaker's Carnival），“我看了那小说非常喜欢，写的是一个镇子上的面包师，错把迷幻药放到面包里了，结果小镇上的人全都特有表现欲，里面有个瘸子，发明了独腿舞。这小说让我明白，人生在世，先是吃喝，是男女之情，然后有宗教上的愿望，这是跟着别人走，最后还会有自己的表现欲。我当时已经约好了一个朋友合伙翻译，不过我们没有推动力，400页小说，我们不想折腾一年也没人理。短篇小说一天翻一点，10多天就能翻译出来一篇”。
小二搜集了卡佛所有的作品集、评论、传记和中译本，他先选择那些没人翻过的篇章，也重翻那些已成经典的作品，比如《离城这么近有这么多水泊》，“这小说的题目就特别难翻，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so close to home是一句常用的感叹，比如街上看到一个车祸或火灾，大家说So close home，好像是灾难离我们很近的意思，我们还会说一句俗语，So much Water let the fish to turn，意思是有回旋余地，我和一些朋友一直在商量怎么翻译这个名字”。
其实，小二还喜欢美国作家欧茨（Joyce Carol Oates），还有丹尼斯·勒汉（Dennis Lehane），《神秘河》的作者，外表写的是侦探小说，小二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是“词汇量大，写通俗小说，还要我经常查词典”，但现在他只想把卡佛的小说翻译好，“其实卡佛的小说很多都和他的生活有关，他18岁就结婚，老婆17岁，当女招待、推销员，所以他描绘最生动的是底层的生活。我看了他的许多传记和评论，这对我的翻译有帮助。我总把卡佛的小说先看上好几遍，直到感觉所有的人物在我眼前都动来动去，可惜我的中文不太好，他说什么，他的情绪我都清清楚楚，但我很难找到中文中那些口语化的词和它对应起来。这是我的困难。我一年翻译10多篇，再花两年，能把他30来个最好小说都翻译出来，如果能出书我会非常高兴，现在有朋友看了我的翻译，说看卡佛的调子就是小二的调调，这已经让我很满足了”。
网上能找到一个叫“寻找雷蒙德·卡佛”的博客，博客主人叫“3rdcolour”，家在兰州，职业是公务员，他说:“开始只是喜欢卡佛的小说，可网上就那几篇，其他都找不到，就想建个博客看有没有相同的爱好者，大家一起来找，或者看能不能自己做点翻译的工作，结果在博客上认识了小二。”小二翻译好一篇卡佛的作品，就给“3rdcolour”寄过去，后者发布在博客上，于是“寻找雷蒙德·卡佛”成了小二的一个重要阵地。另一个阵地是豆瓣上的卡佛小组。小二说:“那个博客现在的访问量也不到2万，但我觉得能在上面认识一两个朋友就很满足。豆瓣那个卡佛小组，我刚上去的时候只有3个人，后来有50人，100人，现在到了180人，我就很高兴，我想我得赶快翻译赶快发上去，要不然人都跑掉了。”
小二在网上知道了用“电驴”可以下载到原文的卡佛作品，但也会把那些网上找不到的书，用扫描笔一行行地扫到电脑上。不过，这个“海归”有很强的法律概念，贴上去英文原文的时候总强调，10天之内就会撤下来。老婆有时候不明白他如此折腾个什么劲，小二说:“这不是畅销书，我又不用靠这个养家吃饭，我这么大岁数剩下的时间做点我喜欢的事，能有一两个人鼓励我就很高兴了。”
两年多来，小二从翻译中得到的收入是1块钱，来自一本叫《DDF》的杂志，不定期发行，每期页数为50～80页，封面和内文是打印机打印的，手工装订。征稿内容包括小说、诗、批评、翻译、访谈。稿费按篇目计算，不论长短，每篇1元。作者可获赠当期刊物一本。《差事》最初发表在1987年6月的《纽约客》上，这是卡佛平生所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文学偶像契诃夫的死亡。现在小二正在翻译卡佛早期的一篇小说，叫《哈利之死》，“很像爱伦·坡的小说，他用很冷的笔调写，自己的朋友哈利死了，他怎么搞到了哈利的女朋友，然后哈利的女朋友也死了，他怎么搞到了哈利的游艇，你一猜就能猜出来叙事者就是凶手”。
2008年，小二在美国参加的那个合唱团要来上海和北京演出，这让他很是兴奋:“我们唱歌要有人听，写字要有人看，这大概就是表现欲吧。”
“海归”小二，高管小二，都是一个成功者的形象。他也是理财的好手，“我住在达拉斯，买了几个10万美元的公寓，出租。我的一个女房客，带着4个女儿，每个女儿都有一个姓，她现在的男朋友是加拿大人，在加拿大还有自己的3个女儿，男的每个月挣2000多美元，女的也挣2000美元。每个月的房租给我一张支票，过两天也许就给我打电话说，对不起他们自己花冒了，银行里可能就剩下900美元了。房子10万美元，月租1000美元，一年就1万多美元，10年就可以买房子。可银行不会借钱给他们买房子，他们是刚浮到水面上的人，没被生活呛死，可他们每天还要抽烟、喝酒、派对，每天把账单对付过去就好了。我跟这些人喝酒、看橄榄球、赌球，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卡佛小说里的人物”。
卡佛专写一些不成功的人的故事，也遭到美国右翼评论家的批评，说他没有给美国涂脂抹粉，说他不够乐观，卡佛自己说:“但这些人的经历和那些成功者的一样有价值。我把失业、经济和婚姻上的问题当成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人们总在担心他们的房租，孩子，以及家庭生活上的问题，这才是最本质的东西，是80％，90％，或上帝才知道具体比例的生活。”■
译言:从自发兴趣到文化逆传播
记者◎朱步冲
摩托罗拉的Linux手机，麒麟红茶最新瓶装背后的设计理念，Twitter软件的未来……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都是号称中国日更新量最大的翻译网站“译言”的每日推荐栏目中摘取的。曾用网名“雷声大雨点大”的创始人张雷承认，2006年7月他毅然从美国在线辞职，和志同道合的赵嘉敏、丁丁一起创办“译言”是个很具冒险性的举动，然而却是大势所趋。“当时我们几个都在硅谷，做软件开发和技术管理，很容易接触到各自行业里最新的资讯，再加上当时 Web2.0风潮已经起来了，维基百科，YouTube等网站都有成功经验，就很想再出来单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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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球性的“参与文化”的盛行
——专访亨利·詹金斯教授
◎刘宇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麻省理工学院媒体比较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致力于媒体和流行文化研究。他是个多产的学者，也是个忙碌的教育家。2008年1月，他到上海参加由MIT和北大合办的国际教育游戏论坛，我们借机对他进行了专访。
在亨利·詹金斯看来，互联网上的翻译现象可以归纳为一种“参与文化”。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看来，是什么促使了互联网翻译这种“参与文化”的形成？
亨利:推动这种参与文化形成的是“粉丝”，全世界的“粉丝”都可以联合起来，互相分享信息。我知道，有一个17岁的美国女孩，说她全世界最喜欢的摇滚乐队就是来自日本的dir en grey（灰色银币），在美国还有很多女孩也在谈论这个乐队。但是这个乐队从来没有在美国本土发行过唱片，完全没有商业上的知名度。而当这些“粉丝”发现了这个乐队，并且发现这个乐队并不为自己身边的人所熟悉时，他们便开始寻找志同道合者，然后一起买乐队的服装来扮演角色，甚至学习日语，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了解日本本土文化，更好地理解这个乐队的歌曲和表演。
参与文化形成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粉丝”让所有作品都为人所知，所以，他们寻找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寻找同好，然后把它们传播给全世界。这也是他们翻译或做字幕的原因，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或者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让大家没有理解的障碍。另一部分就是教育，用网页等方式来解释信息。再一部分就是生成内容，就像是“粉飞客”，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为他们最爱的电视节目或动漫作品写续集、编外。这些都促使其衍生出参与文化，这种文化使大众更易于接受、了解，甚至拥抱新的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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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466期 (2008-01-28出版)     欢迎网上订阅《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