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11年第9期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1月出版了中文版，这本书脱胎于他在哈佛大学的“公正”课程（官方名称为“道德推理”）。同时，他又被英国BBC电视四台请去讲《正义：公民指南》。

　　功利主义的缺点

　　桑德尔在英国颇受欢迎，他在书中调侃了一下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他说谦逊并不是边沁显著的性格特征之一。“边沁死于1832年，享年84岁。如果你现在去伦敦的话，还可以去看望他。在他死前不久，边沁扪心自问了一个问题：一个死去的人对于生者还有什么用呢？他总结道，对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来说，最好保存他们的肉体以激励未来的思想家们。他在遗嘱中写道，他的遗体要被保存、制成木乃伊并当做展品。因此，人们可以在伦敦大学学院找到他。在那里，他穿着他的真实衣服，忧郁地坐在一个玻璃器皿中。”

　　这是书中不多的一个轻松的片段，全书其余部分都扣人心弦，讨论尖锐的现实问题，不停地揭示各种立场的不足。桑德尔认为，公正是当代政治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其实我们在他的书中会发现，公正跟自由和平等等论题是密不可分的。伦敦经济学院肯尼斯·米诺格在《政治学》中说：“保守党人将维护传统视为己任，自由党人则拥护自由，社会主义者主张平等。然而为政治导航的最有用的工具是正义，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上面提及的这些观念。第一部政治哲学的杰作，柏拉图的《理想国》把正义看做最高美德，它决定其他一切美德的地位。‘正义’一词来自拉丁文中的ius，其含义包括法律和权利。”

　　米诺格还说：“从深层意义上说，正义是一种理想，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纷繁的世界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符合理想的。在某种程度上，正义的内容至少会取决于人们当时的观点。多数人都会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正义观从狭隘的偏见逐步发展成比较宽容、合理的观念。这是我们的一种自我陶醉的幻觉。所有这些经历似乎都证明，每一代人都满意地认为自己终于能体面地做出真正合理的道德和政治判断。”

　　人类正义观的进步应该是很明显的。现在，没有人维护封建特权统治或种姓制度的公正性。罗尔斯论述道，这些体制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根据出生的偶然性来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权力。如果你生于贵族家庭，那么你就拥有各种从那些生而为奴的人们那里剥夺而来的权利和权力。可是，你出生的环境并不是你的行为的结果。因此，基于这些任意性的因素而设定你的生活前景是不公平的。市场社会纠正了这些任意性。它们将就业机会对具有所需要的才能的那些人开放。它们保证公民们能够得到平等的基本自由，并且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由自由市场来决定的。这一体制相对于封面制和种姓等级制社会而言，它代表了一种进步。

　　自由主义相对来说是一种进步，而桑德尔认为，它也是有缺点的，桑德尔坦言他是德性论者或社群主义者，他在书中要探索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德性论这三种思考公正的方式各自的优缺点。

　　功利主义的缺点已经被康德揭示得很充分了：康德认为人是目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被当做手段，而功利主义并不排斥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如古罗马人将基督徒扔给竞技场中的狮子以娱乐观众。功利主义会这样算计：基督徒被狮子撕裂时遭受着极大的痛苦，但如果有足够多的罗马人从这一残暴的景象中得到足够多的快乐，那就没有理由谴责它。

　　自由主义的缺点

　　自由主义是目前最强势的政治立场，被认为终结了历史，所以桑德尔对它花费了更多的笔墨。自由至上论者会认为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是合理的。美国最富的1%的人口拥有整个国家1/3的财富，超过了底层90%的家庭所拥有的全部财富之和。美国经济上的不平等要比其他民主国家更为过分。有些人认为这种不平等是不公平的，并支持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而另一些人则反对这一点。他们认为，假如这种不平等的产生并没有伴随着强迫或欺骗，而是形成于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所做出的选择，那么这种不平等就并非不公平。

　　功利主义者也会反对自由至上论者，如果公正就意味着使幸福最大化，那么应该基于以下理由而支持再分配：假设我们从比尔·盖茨那里拿走100万美元并分发给100名贫困的领受者，每个人给1万美元，那么总体的幸福就会增加。这种罗宾汉式的情形至少容易受到两种反驳，一种来自功利主义内部的思考，一种来自功利主义的外部。第一种反驳担心，高税率会降低人们工作和投资的动机，从而导致生产力下降。这样经济总量缩水，总体的功利水平也会下降。第二种反驳认为，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是不正当的，因为这侵犯了一种根本性的权利。即使为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未经盖茨本人的同意而从他那里拿钱，这侵犯了他们用自己的钱做任何他们喜欢的事情的自由。这些人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者。

　　罗尔斯从平等的角度出发，对自由至上论做了一些调整。桑德尔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代表了美国政治哲学中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最具说服力的、支持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理由。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有这样一段鼓舞人心的段落：“我们应当反对这样一种论点：制度的安排总是有缺陷的……这种思想有时候被用来作为对不公正熟视无睹的借口，仿佛拒绝默认不公正的存在和不能接受死亡一样。自然的分配无所谓公正不公正，人们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不公正。这些只是一些自然事实。公正或不公正在于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

　　罗尔斯继承自康德的普遍主义道德观很容易延伸至全球范围。美国公民有资格享有各种形式的公共设施——公共教育、失业补偿、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医疗、福利、食品券等，而外国人则没有资格享受这些。那些反对更宽松的移民政策的人们，就是担心这些新的加入者会分享那些美国纳税人所支付的社会项目。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与墨西哥的华雷斯是两个相邻的小镇，由格兰德河隔开。一个出生于拉雷多的孩子有资格享有美国福利国家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并且长大后，他有权利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找工作。而出生在河对岸的孩子则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权利越过这条河。尽管这些并不是他们自己行为的结果，可是两个孩子仅仅由于出生地的缘故，而将会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前景。对于富国而言，限制移民政策是为了保护特权。许多美国人害怕，大量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后会对社会服务产生巨大负担，也会降低现有公民的经济利益。这种担心是否正当？开放移民政策会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标准，这是限制移民的足够的理由吗？除非你认为，那些在格兰德河富裕的河岸出生的人，有资格享有他们的好运气。然而，“由于出生的偶然性并不是资格的基础，所以我们很难看清，限制移民的政策如何能以维持富裕的名义而得到辩护”。

　　在德性论者看来，康德和罗尔斯对人性的定义过于单薄，在剥除人出生时的偶然性的同时，切除了个人身上的一切社会纽带。“在古代，目的论的思维方式比当今更加盛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火焰之所以向上蹿是因为它要接近天空，那是它的天然之乡；石头之所以往下落是因为它们在奋力接近地球，这是它们的归属之地。随着现代科学的来临，自然不再被看做一种有意义的秩序。相反，它开始被机械地理解。在科学领域拒绝了目的论的思维方式之后，我们也倾向于在政治和道德领域拒绝它。但是，在思考社会制度和政治行为时，要想摒弃目的论推理并非易事。”

　　桑德尔说，他一生中听到的在共同体政治方面最有希望的言论是，1968年肯尼迪在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在堪萨斯大学发表的演讲。肯尼迪说，公正不仅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和分配，还包括更高的道德目的。“即使我们努力消除物质匮乏，我们也还面临另一种更加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面对满意度的匮乏。这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异常苦恼。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我们的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社群主义的缺点就是它很难超出有限的共同体来应对全球正义问题，如卢梭所说：“似乎人类的情感在被延伸至整个世界时，变蒸发了或变弱了；似乎鞑靼地区或日本的灾难对我们的影响，不会像欧洲人的灾难对我们的影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