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色菱形毛衣编织图案: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构思及其深层思想渊源

来源：　时间：2009年09月01日 作者：汪澍白　 编辑：admin 字体：【 大  中  小 】
汪澍白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构思/渊源
[中图分类号]A841.64
【原文出处】东方文化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806
【原刊页号】21～28
【分 类 号】A2
【分 类 名】毛泽东思想研究
【复印期号】199902
【 标 题】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构思及其深层思想渊源
【 作 者】汪澍白
【 正 文】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继“大跃进”之后将生产力超高速发展的精神推广并转化为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超高速变革。它的突出特色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号召，便一杆子插到了基层，因而从宣传发动到普遍实现公社化，为时不过半年。而从思想深层来看，人民公社的构思设计，又与毛泽东特有的思维方式、实践经验与理想追求有着极为深切的联系。
一、发动过程
人民公社是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但公社所体现的“一大二公”的思想却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已萌蘖。1955年9月21 日，毛泽东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11）1956年冬，陈伯达到福建搞农村调查，回京写了一篇《关于福建莲塘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些问题向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提出“可以把乡（村）和社结合在一起，使合作社成为真正的基层”；“可以把供销合作社和信贷合作社并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但指出：乡政权设在合作社一起和基层供销社、信用社并入农业社这两个问题“因牵涉较广，必须慎重考虑”。
随着1957年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迅猛发展，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毛泽东的骄傲情绪和“左”倾思想明显抬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南宁会议上，他严厉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要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
为了贯彻多快好省的精神，1958年初，各地开展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建设、举办农业机械化事业和水利发电事业，相当广泛地出现了打破社界、乡界乃至县界，集中调拨劳力，实现连片协作的现象。就在这时，毛泽东跟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兵学商。这是个别谈话，当时未经中央讨论。
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小社并大社问题。他说， 小社势必合并一些，合并以后，仍然不能搞机械化的，可以搞联社。4 月中央政治局据此通过了《关于把小型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文件下达以后，《人民日报》于4月12 日首先报导了福建省闽侯县“联乡并社发展生产”的经验。与此同时，河南省的遂平、平舆两县，4 月份各办了一个7,000～8,000户的大社。5月至6月，两县的农业社全都并成大社，并带动信阳地区与河南省掀起了“并大社”的浪潮。
1958年4月底， 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他们交换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5月19日， 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发言，他在大会印发的发言稿中补写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据此，有些地方在贯彻会议精神时便试办了个别公社。另据《人民日报》社论透露，到6月间， 中央和毛泽东便“选定‘人民公社’这样一个比较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到群众欢迎的名称”（人民公社万岁，人民日报，1959—08—29）。至此，公社的胎儿在领导人的头脑中酝酿成形，已有呼之欲出之势。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他有意泄露天机，造成舆论。7月1日，《红旗》第3期发表了陈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 此文在介绍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办工业的情况之后，又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第一次公开使用“人民公社”这个词。
同时，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为中共建党37周年而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讲话，更清晰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意向：“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又说：“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还说：中国人民“在不远的将来，继续胜利地到达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7月16日，《红旗》第4期以《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为题发表这篇讲话，实质上是公布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
人民公社的牌子亮出以后，还缺乏典章制度。为此，毛泽东授意《红旗》杂志与河南合作草拟。《红旗》杂志于7 月中旬派出常任编辑李友九与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省委农村部副部长崔光华、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等，以遂平县＠①ｃｈá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为基点，反复磋商，进行人民公社章程的起草工作。
8月4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北省的徐水县。他在谈话中提到要办人民公社。徐水248个农业社几天之内就迅速并为人民公社。8月6日， 毛泽东视察了河南省的新乡县。他一眼看到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号，便高兴地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群众喜欢的名字。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323 ）随行记者重点报导了生产“大跃进”的新成就，竟疏漏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热情肯定。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国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这番话在8月13 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于是各地干部闻风而动，不待中央文件下达，即争相筹建公社。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毛泽东在21日和30日的讲话，都广泛地涉及人民公社的政策问题。这时刚好收到从河南送来的《＠①ｃｈá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毛泽东感到“如获至宝”，心中更见踏实。8月17日， 他亲自对《简章》作了修改，批发各地参考。8月30日又在会上说：已经有了一个章程， 河南卫星24条，这个“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而起的就会不少。
8月29日， 北戴河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和《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与《决议》同时下达，用开展大辩论的方法来推动工作。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普遍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至9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社， 一下子改组成23,284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4,767户， 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以上。其进展之神速，连毛泽东也始料未及。
二、构思设计
1958年是毛泽东心情最愉快思想最活跃的一年。这一年，他撰写了反映他最新思维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表多次谈话；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次讲话；再加上由他审订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①ｃｈá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以下简称《简章》）……从所有这些文献资料中，不难探寻出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模式的基本构思与设计。其主要特点为：
（一）大而全的社会基层组织
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
大，首先是指规模大：一乡一社，而且实行政社合一。就经济职能而言，除经营农、林、牧、副、渔外，还有一些属于自给自足性质的社办工业；加上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性质的财贸机构和文教卫生事业单位也下放到公社；再加上“全民皆兵”、“寓兵于民”的民兵工作……公社就由原来的农业经济组织变成了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小而全”。其实，一个社少则几千户，多则上万户，管辖范围相当于古代的“万户侯”。作为一个国家，可称“小国寡民”。作为一个社会基层组织，则不是很小，而是很大，故可称之为“大而全”。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实行直接民主的，由巴黎公社各区按普选制选出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1958年我国的人民公社却不实行直接民主。按《简章》规定，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而在实际上，许多地方都未经选举程序，即由乡党委代行管理委员会的职权，造成党政不分，政社不分，权力高度集中。公社历来寓有自治的含意，现在政社合一，却变得形同专政机关。公社及其所属大队、生产队统管社员的生产与生活，把一切都管死了。谁要违犯了公社或基层干部的命令，其生活乃至生存条件就面临被剥夺的危险。一些生产队动辄以“停餐扣饭”作为惩罚社员的手段，比原来农业社的扣工分就厉害得多。社员都端着公社的饭碗。“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这就大大加强了强迫命令的力度。
（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
所谓“公”，表现在所有制方面，就是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它在现阶段基本上仍属集体所有制性质，但又是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桥梁。
《简章》第4条规定：“各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 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该将一切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这样一来，就把原来几十个贫富有差、条件各异的农业社并为一体，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种作法，名为提高公有化程度，实则是推行穷队富队一拉平的平均主义。 这种平均主义在实践中不断碰壁。 毛泽东从1958年11月起有所省察，开始纠“左”。在公社的体制问题上不断后退，直到1961年落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际上退到了以原来的农业社为基础。迨到他谢世以后，又退到了包产到户。人民公社终归瓦解。
为了立公，就得破私，包括破除社员个人的私有财产。开国以后，实行土改分田，土地和生产工具归农民所有，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办合作社时，农民的土地和耕牛也是折价记账的。现在一朝统统归于公社，就彻底剥夺了农民的财产，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简章》第5条规定：“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会公有，但可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私有。”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甚至讲私养家畜也要取消。这就是要彻底推行人与人之间贫富一拉平的平均主义。
推行两个平均主义的结果，便是共产风的泛滥成灾。
（三）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与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相适应，在分配问题上，就是推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把它作为从“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的基本形式。
供给制也有不同的级，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还有基本生活供给制。如有的地方对伙食、穿衣、住房、生育、上学、治病和婚丧等基本生活需要实行“七包”，有的扩大范围实行“十包”、“十五包”。包的越宽，越难兑现。真正普遍推行了的大概只有由公共食堂包揽的伙食供给制。1958年秋，公社创办伊始，正值秋收季节，公社手中有粮，响应“吃饭不要钱”的号召，实行“敞开肚皮吃饭，过共产主义生活”。过了一季，到年底就普遍叫粮食紧张，一些食堂因无粮开饭而陷入困境。此时，毛泽东已发现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11月至12月先后召集郑州会议与武昌会议，开始纠“左”。但是，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细心重温《三国志·张鲁传》，在讲话和批语中，称赞以张鲁为首的五斗米道“置义舍”，在大路上实行“吃饭不要钱”，是社会主义作风，坦露出对平均主义传统的衷心向往之情。
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一面要实行，一面又要打破，让它来不及巩固，以免造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障碍，出于这种考虑，他还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他把工资制、加班费、脑力劳动者的工资高于体力劳动者等现象都归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并提出要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会后，张春桥揣摩上意，在《解放》半月刊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肆意攻击现行的薪金制，鼓吹军事主义的供给制并把资产阶级法权曲解为“核心是等级制度”。毛泽东很赞赏这篇文章，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肯定“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人民日报，1958—10—13）其影响所及，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猛烈批判，从而使人民公社的分配政策更加向“左”倾斜，共产风愈益泛滥成灾。从长远来看，它还构成了“文革”时期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毒相当深远。
（四）军事化的组织管理
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进程中，河北省的徐水县按军队的的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组织社员的各项活动，并首先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的讲话中对其多次加以肯定。他还说，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
所谓行动战斗化，就是搞生产要像打仗一样，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雷厉风行，军令如山倒。毛泽东说：过去出工，自由主义，阴一个，阳一个，我们军队的办法，十分钟可以嘛！出发很快，整整齐齐。是整整齐齐好？还是阴一个阳一个好？其实，当时的农业劳动主要是个体手工操作。农民自己懂得生产，关键在于尊重他们的自主权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而军事化的组织与战斗化的口号则剥夺了农民的自主权，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形式上纵然整整齐齐，但实质上却助长了瞎指挥和强迫命令风。农民出工不出力，想出力无所施其技，其结果必然造成劳动力的浪费和生产力的破坏。
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在贫乏的物质条件和落后的管理水平下，在各地农村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集体宿舍、住读学校等多种集体福利事业。实际上，真正普遍兴办了的主要是公共食堂。1958年12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人对公共食堂提出质疑。毛泽东说：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打仗，从陕西到豫北，能自己起伙吗？得有三化。三化是军队发明的。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能搞得，乡村就搞不得？（毛泽东1958年12月23日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讲话）我们应该肯定，三化是军队发明的，而且自古有之。问题在于，军队发明的东西，在战争条件下用得上，在和平条件下就未必用得上。
以上几点，就是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构思与设计。它着眼于搭好公社的架子，为推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作好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准备，但却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而流于空想，终归失败。
三、思想渊源
人民公社随着“大跃进”而倏起倏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它独独开放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既与“一穷二白”的客观社会基础有关，又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主席主观愿望的产物。而且，这主观愿望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渊源。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旧梦重温
我曾经写过一篇专文，论述毛泽东早年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追求，大体上经历了六个阶段：（一）梁山好汉“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二）江亢虎的冒牌社会主义；（三）康有为的《大同书》；（四）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五）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六）转向俄式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汪澍白，毛泽东早年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追求，同舟共进，1998，4.21）在就里，毋需将六个阶段的详情一一细表，但把有关工读新村的设计作一简介，即可见其一斑。
在《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1919—12—01）一文中，毛泽东阐述了他的新村理想。他认为现在的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产生矛盾的根源是由于“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即学生脱离了农业生产劳动，造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了消灭这一差别，必须建立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新村”。新村对每一成员每天的活动作统一安排， 即：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其中工作之事项，又全然是农业劳动，如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养鸡、养鱼等项。此外，在新村里还设有“公共育儿堂、公共豢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各项集体福利设施。可以说设想相当周到，不亚于康有为的《大同书》。
五四运动过后，毛泽东转向俄式革命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夺取了全国胜利。1949年，登上了国家主席的高位，但当他看到新中国还有许多贫富不均和等级不平的现象时，心中每每为之不快。直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又搞人民公社化运动时，他才满心欢喜。因此，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兴奋地说：“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实行。”回想40年前，他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友为建立工读新村，曾经踏遍岳麓山的各个山村，却找不到一块托足之地。如今天地翻覆，他一声号令，亿万农民就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无数迈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扩大化的新村。梦想一旦成真，怎不令人兴奋！
总而言之，1919年的新村计划，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加上1966年的《五七指示》，这是毛泽东追求空想社会主义的三部曲。曲终人去之后，我们回首前尘，来龙去脉显得更为清晰。
（二）对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深情眷恋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和平时期是正常状态，战争时期是非常状态。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独独喜好非常状态的战争和动乱。1917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吾人览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世，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早期文稿.186）1921年，他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力主开展武装斗争。八七会议开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邀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1927年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在湖南的秋收起义受挫以后，他率部进军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自然经济和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过的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经过长期战争的艰难困苦，终于打出新中国的红色江山。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他意识到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是一个重大转折，号召全党学习经济建设的本领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向谁学习呢？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这一号召下，建国初期掀起了一个学习苏联的热潮。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参照苏联的经验制定的。后来的实践证明，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我国过早地取消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和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则可能是照搬苏联经验所造成的失误。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开始注意苏联经验的负面影响，多次在讲话中提出，中国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军事、公安等各方面都有教条式地照搬苏联经验的问题，并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发扬独创精神。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他又觉得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大知识分子及其所推崇的现代法制与规范，也都需要加以破除。此时，在他的心目中，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那些昔日的战争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精神。1958年，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讲；我们过了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1952年搞了薪水制。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把薪水制说得神乎其神，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来的吗？……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1952年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是否能说“老八路”又回来了？说来说去，总归一句话，他就是要在和平时期恢复战时共产主义那一套制度和作风。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自幼没有什么文化教养，尚且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制定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释放奴隶等一系列政策，形成了比较宽松与安定的政治局面。毛泽东饱读诗书、博通经史，但他“以马上得天下”之后，竟未省识“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何以故呢？22年的戎马生涯的确太长，他的眷恋也未免太深情了。
（三）哲学思想的蜕变
毛泽东早年在杨昌济老师的诱导下，对理学唯心主义和谭嗣同的“心力说”相当钦服。他在1918年8月23 日给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红旗，1958，1）这些议论，正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开始投身革命，并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30年代，他系统地阐发了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并扬弃了神秘的“心力说”，把它放置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转化为革命意志与自觉的能动性。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这对于提高革命者的思想觉悟和战斗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如若不适当地夸大意识形态和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则可能产生“左”倾冒进的偏向。不幸的是，毛泽东恰恰犯了这个毛病。
1949年2月，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事隔九年之后，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短文中却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红旗，1958，1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备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文化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但毛泽东此时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强调，正是经济和文化落后才能激起中国人民特有的革命精神，能够在贫穷的大地上挥洒自如地绘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
在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中，8月27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署名文章。这个引人注目的标题被写成了标语贴在湖北省鄂城县政府的大门口，武大学生作社会调查时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向李达校长反映。李达是一位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建党时期的老友。当他看到“大跃进”中出现唯心主义的狂热时，心中深怀隐忧。适逢毛泽东驾临武汉，便向老友当面质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举红军长征为例，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不幸的是，毛泽东听不进老友的逆耳之言。他坚持要为主观能动性的无限大作辩护，实际上已滑向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斜路。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哲学思想有过两次根本性的转变。早年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进入晚年以后，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还经常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但从实际工作的指导思想来看，他却又实现了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逆向转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以及他同李达就主观能动性是否无限大所展开的辩论，就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向唯心主义蜕变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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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为山右加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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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为山右加查
摘自：东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