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最佳时间和时长:新闻话题 2011.05.06

新闻话题
【今日话题】跪拜礼不符合五四精神阅读原文

跪拜礼不符合五四精神导语： 5月4日，广东省实验中学，数百名初二学子以双膝跪地的方式，从家长手里接下“家书”，学校将此仪式命名为“青年礼”，并打算长期举办下去。此举在网友中引发了广泛争议，有人认为...全文↓

跪拜礼不符合五四精神
导语：
5月4日，广东省实验中学，数百名初二学子以双膝跪地的方式，从家长手里接下“家书”，学校将此仪式命名为“青年礼”，并打算长期举办下去。
此举在网友中引发了广泛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形式教育，而不是素质教育，“纯粹是作秀”。但也有人觉得，举办这种仪式“非常有意义 ”，能让孩子“从小怀有感恩的心”。
“跪下”果真就能感恩了吗？结果且不论，用“跪父母”的方式来纪念以破除封建礼教为目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初二学生跪着从父母手里接过“家书”
2011-05-06 第 1653 期
今日话题
细节显示“下跪”只是一场作秀
多数家长仍被“形式主义”感动
真心下跪岂用催促“不要再犹豫了”？
接受媒体采访时，广东实验中学校长郑炽钦表示，青年礼源于一位普通学生的建议，而采取“跪父母，接家书”这种形式，是老师和家长委员会一致讨论的结果，并且“大部分学生都赞成这种做法”。
然而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至少有两家媒体留意到，至少部分学生对行跪拜礼并非十分情愿。“主持人停顿了很久，操场上大部分学生还在互相观望，特别是男同学，有些面面相觑”、“部分学生迟迟没有动作”，直到“主持人鼓励的话语再度响起：‘同学们不要再犹豫了……’”时，大部分学生才跪了下来。如此跪拜，如何称得上真心诚意？
不仅学生对需要“跪拜”的青年礼缺乏心理准备，许多家长也一样欠缺准备。在仪式上，不少家长拿出来的“家书”都是打印稿，并非自己亲笔写的。这种“家书”反映了家长多少真心话，对学生的教育效果如何，同样也值得存疑。
部分学生和家长直言不同意下跪
在记者的采访中，一位男生对下跪不以为然：“现在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要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可以有多种方式，不一定要下跪”。也有家长表示，子女孝心一定要有，但家长还是可以和孩子保持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希望孩子能从小培养独立的人格，而不用采取如此庄重的仪式。
而在该学校的论坛上，已经毕业的以及别的年级的学生，注意到这个新闻后纷纷表示对跪拜礼的安排难以理解，甚至有人觉得就这么下跪的学生“可悲”，有“软骨头”之嫌。
连本校的学生都反应如此，这场仪式“秀”的本质可谓显而易见——在广泛的媒体报道下，在严肃的典礼氛围中，学生们、家长们半推半就地参与跪拜礼，获得了期待中的“感动”。学校则收获了开展“感恩教育”的好名声，皆大欢喜。
真孝不需要下跪，下跪未必真孝
不少同学是第一次跪父母
五四时期的一场“孝道”争论
“五四”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讨论，当时很多人鼓吹启蒙思想很重要的是个性解放，反对“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旧传统。当时有一些号称中国文化的捍卫者指责这些启蒙的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等等，有人说你陈独秀李大钊在毁灭中华文化，我们中国文化是主张“百善孝为先”，现在你们是强调“万恶孝为首”，说不赞成强制性父权就是不肖，说陈独秀鼓吹教唆子女反对父亲，仇视中国的孝道。
陈独秀说我们非常赞同孝道，我们很赞成子女要孝敬父母，但是我们反对以“孝”的名义剥夺子女的自由。陈独秀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孝”？如果在强制性父权之下，子女不得不孝敬，而没有这个父权就忤逆，你能说他是真孝吗？一个民族的子女都是这样的，你能说民族有“孝”文化吗？
反过来说一个人出自内心孝敬父母，一个民族都是这样的，那么那种强制性的父权又有什么必要呢？凭什么说取消这样的强制性父权大家会忤逆不孝呢？陈独秀的道理是说真正的“孝”决不是父权压迫出来的。如果只有在父权威胁下子女才会孝顺、没有父权就忤逆，这是真的孝顺吗？
下跪的本源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我和你不平等，我对你有权。下跪作为一种权力胁迫下的产物，能表示真心吗？如果真心，又何必非要下跪？
可见，这场“跪拜礼”不但在实施中走样，而且也没有理论基础。然而，仍然有许多网友肯定“跪拜教育”本身，认为当今感恩教育缺乏，传统伦理理念缺失，“跪拜”不失为一种教育子女、学生的好办法。以下是一些代表性观点。
“下跪是中国的最高礼节”？
点评：跪是最高礼节，说明中国人的膝盖最不值钱
“下跪在中国是最高的礼节，自古就有跪天跪地跪父母的传统。”郑校长在解释为什么“跪接家书”最能表达孩子对父母的感情时如是说。不错，下跪确实是传统的最高礼节，然而这礼节应用得太多了，不仅跪天跪地跪父母，还跪皇帝、跪大官……正如台湾柏杨所指出的——
“中国人的膝盖是天下最不值钱的东西，动不动就脆，见了大官跪，见了长辈跪，见了有钱的更跪。洋大人的膝盖就尊贵得多矣，他们似乎只全跪上帝或半跪帝王，而且也只限于跪。而中国五千年传统的跪文化，不但要跪，还要磕头如捣蒜。大家伙必须看见这种节目，才能过瘾，而小家伙也必须表演了这种节目，才觉得安全。”
孙中山废除了中国的跪拜礼，但未能废除五千年的跪文化，甚至历经百多年现代化过程，跪文化也未见褪色。君不见，荧屏上宫廷戏里的跪，已经多到让观众习以为常了吗？君不见，上访民众见到官要跪，被侵权者见到法官要跪，甚至走投无路者还得上演“跪行救女”以博同情吗？说到底，“跪”反映的是一种“请求怜悯”或者“畏惧”的心理。跪拜者与被跪拜者不处于平等的位置之上。即便父母之恩怎么跪也还不清，但也不应提倡把“跪父母”作为两代人伦理关系的典范，这与现代化的精神是相悖的，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隆重场合行大礼无妨”？
五四时期胡适呼吁青年拒绝奴性
点评：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的一次成人礼，是青年觉醒纪念日，尤其不能跪
有人认为，鉴于当今家庭生活中感恩意识的匮乏已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凭借这样一个古朴而郑重的形式，对于日益淡薄的感恩传统的回归和倡导，无疑可以起到强烈的宣示作用。矫枉必须过正，在“青年节”这么一个场合，向父母行大礼是可以理解。
笔者认为，即便不把“跪文化”蕴含的意义放大，在“五四”青年节举行这样的礼仪也是明显不合适的。若要体现“感恩”、“孝道”等主题，那大可在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实行。
而“青年节”的“青年礼”显然应该以“立”为主题，而不是“跪”。“五四”青年节是我国独有的为青年专设的节日，纪念的是一场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反封建反礼教青年觉醒运动。“跪”礼与这个主题是格格不入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充满着封建色彩、作为旧伦理、旧礼法的“跪”礼，又岂可在此日倡导？
相反，在五四这一天，应该倡导的是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相比服从跪礼，青年人更应该记住胡适先生在五四时期的发出的，到今天仍然今天仍然掷地有声的呼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跪下那一刻，发现孩子真的长大了”？
点评：跪下就长大，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感动。社会上不缺“当面下跪，背后溜须”之徒
“那一刻，我真的发现她长大了，我很高兴，也很感动。”一位家长李女士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如是说。面对孩子跪接自己写的“家书”，家长的感动之情可以理解，对子女的期盼和重新认识也可以理解。
但这种感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制造出来的“廉价感动”。人的素质的提高，需要长期的、一以贯之的坚持。形式教育产生的效果，不仅难于坚持，反而可能会让子女形成虚伪的人格。当今社会不缺“当面下跪，背后溜须”之徒，“下跪”教育更可能产生一有什么事就下跪的学生。
跪父母后，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亲近了？
鲁迅曾大力抨击传统礼教下父子关系
点评：跪拜后的亲近容易发展为父母对子女的严厉管束，父母子女亲近首先应该获得人格上的平等
也有人认为，跪拜父母后，客观上让两代人的关系更亲近了，加强了沟通，改善了互相之间的隔膜。既然如此，就不该完全否定这一形式主义。
然而，通过“跪拜父母”让感情变得亲近就一定好吗？
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有过很精辟的论述。传统教育思想的误区，“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跪拜礼”即导致这种“长者本位”思想的一大原因。或许今日之跪拜父母与古代父对子的绝对权威不可同日而语，但相比起“跪拜”，更应该强调把子女树立为人格上独立的人，“惟其解放，所以相亲”，只有树立平等的代际关系，子女才能完全感受到父母的可敬可亲可爱，而不是“可畏”。
学校实行感恩教育，不是很应该吗？
点评：“感恩”与“服从”是两码事，学校切不可把“感恩教育”变为“服从教育”
现代文明讲求权利平等，可以要求一个人服从法律，服从规则，但未必可以要求一个人一定要服从另外一个人，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合适的。具体到父母和子女之间，可以强调其间抚育和赡养的责任，但要求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也是有些过分的，哪怕父母对子女做出了巨大牺牲，子女必须对父母感恩，但感恩与服从仍然是两码事。在某种程度上，让学生向父母“下跪”是有让他们“服从”之嫌的。
而更最重要的是，感恩教育不能形式大于实质，指令取代教导。否则，感恩教育就成了虚伪教育了。
结语：往小了说，这也许只是一次学校、家长、学生共同制造的一次“皆大欢喜的感动”。但往大了说，这表明五四以来国民精神的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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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袁伊文：“灌屎扒裤”式征地是践踏法律阅读原文

袁伊文律师灌屎灌尿，扒妇女裤子，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不能没一个说法。 4月18日，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政府人员在李场村征地时，将20多名女性押上小汽车游街示众；有的人被拉到养猪场，往嘴里灌猪屎；有的则遭...全文↓

袁伊文 律师
灌屎灌尿，扒妇女裤子，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不能没一个说法。
4月18日，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政府人员在李场村征地时，将20多名女性押上小汽车游街示众；有的人被拉到养猪场，往嘴里灌猪屎；有的则遭到下流侮辱，剥得只剩下裤衩。（《时代周报》5月5日）
这次李场村被占的500亩地，是给一家公司用作建设光伏产业基地。为建设清洁能源产业，却使用如此“不清洁”的手段，实在有讽刺意味。
这次征地合法吗？邳州市开发区的领导向记者“澄清”：该片土地并非良田，征用期限是按照工业土地使用期限50年征的，50年之后还要还给村民。
这果然不是征地，但这连征地都不如，这是国家三令五申严禁的“以租代征”！《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只能由国务院、省级政府批准。邳州没有征用这500亩土地的权力，当地政府既没上级的批准，更想绕过上级监管，于是搞出“租地50年”建厂房的名堂。
《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而且按《合同法》，即便是“租地”，最高年限只能是20年。所以，早在2006年国土资源部就发过紧急通知，要求重点严查包括“以租代征”在内的土地违法行为。
即使没有侮辱女村民的事，“以租代征”500亩地，也是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涉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等罪名，但他们还能面对记者如此理直气壮、指鹿为马，是谁在为违法征地者撑腰？
农民反映的征地过程中工作人员的暴行，已涉嫌犯罪，必须追究。
农妇王传珍阻止毁青苗时，被几个人塞进标着“司法”的警车里，被他们隔着厚东西打，根本没外伤可验。农妇董美被抓到新沂一个养猪场，被三个人按着往嘴里喂猪屎。这么做没留下伤痕，但不意味不受法律追究，这涉嫌“侮辱罪”。此外，村民向记者反映：打人者有选择性，专打女人，而且手法下流，抓住女性就把上衣往上一捋，裤子往下面一扒……这涉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违法征地于先，猥亵妇女于后。事发半个多月，所涉种种犯罪，并没受到追究，而那个光伏基地倒在红火建设中。真不知邳州还有没有国法。女村民辛敬兰被扒掉了裤子，但她说：“我不信从南京到北京都黑天了”。的确，灌屎灌尿，扒妇女裤子，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不能没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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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惊奇】顾骏：市长可“追星” 但别花公款阅读原文

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原题：官员追星，公众莞尔来自民航资源网的消息说，5月2日傍晚，赵本山坐商务包机，在飞往广州的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不得不选择迫降湖南常德桃花源机场。其间，常德市市长、市政府副秘...全文↓

顾骏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原题：官员追星，公众莞尔
来自民航资源网的消息说，5月2日傍晚，赵本山坐商务包机，在飞往广州的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不得不选择迫降湖南常德桃花源机场。其间，常德市市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等，于第一时间赶到机场。
消息见报后，引起舆论热议。该市委宣传部人士回应称，市领导之所以赶到机场慰问，是“因为赵本山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化领军人物，而常德市正在打造文化名城，市长前往慰问体现了常德人民对人大代表的尊敬，对文化名人的敬重，和对空乘人员、乘客的关心”。宣传部人士还特别强调，“市长利用的是个人休息时间”，2008年湖南遭遇寒流，市长也曾前往机场处置应急事宜，云云。
一个市长为了打造文化名城，利用个人休息时间，前往机场慰问文化名人，没拿一分钱加班费，还要遭到舆论非议，闻听之下真让人对现在的官员心生怜悯。
本来市长为城市发展大业，要想探望哪位名人，不需等待休息时间，尽可即刻动身，专程前往，何劳网友们过问？何况慰问的还是那位不是遭遇雷雨还不会屈尊莅临的“全国文化领军人物”，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官员又有什么必要向公众交待明白？即便官员乃至地方政府集体追星，专门前往机场求个签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见过地方政府花大钱请明星来本地开个唱，让他（她）们赚得盆满钵满？见过有哪位官员被问责吗？这回只是在家门口见上一见，还“买一送一”，顺便慰问了一下空乘和其他乘客，官员如此行事，成本不高，效率很高，有什么可非议的？
问题是，官员过去不需要向公众交待的事情，现在不能不交待个清楚了。因为，官员绝非简单的个人，他们掌握着公权力，动一动，花的就是纳税人的钱，即使真的利用个人休息时间，也要动用不少公共资源，所以，公众有理由弄清楚，这慰问到底是什么来由。
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政府必须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赵本山虽“贵为”笑星，但在法律意义上只是一介普通公民，“莅临”常德完全拜雷雨所赐，并非公务，而市长的出动却不是简单的待客之道，常德机场从上到下因此陷入一片忙乱。民航资源网的那则报道如此描述：“机场总经理亲自坐镇指挥”，“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常德机场各部门相互沟通、密切配合，机场派出所和公司车队相互配合，积极做好人员、车辆的迎送安保工作，尤其是做好笑星引发‘粉丝’效应的秩序维持工作；安检站做好了此次商务机的监护、免检、礼遇等安全检查工作”。
公众很想知道，仅仅一位民间艺人的到来，就可以让整个机场围着团团转，所有程序统统形同虚设，要换一个来头更大的人物，岂非连机场都得拆了改建？国家制定航空规范时所作的各种考虑和安排，竟可以在一个官员破规格的“接待礼遇”中，被化作无形，真是“官员之大，大过国家，权力之大，大过法律，而笑星之大，又大过官权”。如此做派，不知道有没有让赵本山找到明年央视春晚小品的灵感，至少公众已经不禁莞尔了。
还有让公众忍俊不禁的，常德市的官方回应将市长迎接赵本山，同2008年初抗击寒流时，市领导亲临机场车站等相提并论，好像不知道私人迎送和公共管理完全是两码事。当寒流来袭，交通瘫痪之际，市长不亲临一线指挥，对旅客问寒问暖，形同临阵脱逃，绝对会被问责。而区区一架商务机，临时降落常德，官员就“第一时间”到场，与其说像公务员的勤业之举，毋宁说更像粉丝团的追星行为。
公务员也是人，平时有自己的偶像，做出些热狂举动，可以理解，但不能同公务行为相混淆。说真的，公民交的那些税款，自己拿着追星也够了，不希望由官员来代劳，否则就等同于买了爆竹请别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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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力乱神】社论：从国家机关“低调种菜”看食品安全阅读原文

社论据《南方周末》昨天报道，包括北京海关在内的不少国家机关在郊外自建蔬菜种植基地，供应各自的机关食堂以及工作人员。这些食品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其首要强调的就是“安全”。而其果蔬从生产到采摘的每一个步...全文↓

社 论
据《南方周末》昨天报道，包括北京海关在内的不少国家机关在郊外自建蔬菜种植基地，供应各自的机关食堂以及工作人员。这些食品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其首要强调的就是“安全”。而其果蔬从生产到采摘的每一个步骤，都规定有严格甚至堪称苛刻的监管要求，并且得到了难能可贵的执行。
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愈发让人不放心的食品监管情势，仅以此次报道中反馈出来的现象亦能得到侧面印证——— 对于当下的食品安全现状，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诸多主体对其的信任指数都普遍不高。抛开此类产品现象的合理性不谈，仅以其操作过程中所得到的“保安全、保质量”的客观结果观之，便可以发现，以往被过度渲染的所谓食品安全的监管之困，看起来并不是完全无法破解的科学难题。
在以往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案件中，几乎在发生伊始便被不断提及的，总有监管失控一项，最容易进入公众视线的，是为了牟利不惜祭出各种看家本事的不法商贩，是从培土、育种就开始掺入的各类危险，是不闻不问的权责部门……最终到达公众餐桌的，如何能是一份足以信赖的安全？更遑论被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等各类陌生的化学用品侵染的食品？不难发现，对食品安全的担心源于对整个监管流程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加剧着人们的忧虑。值得反思的是，反观国家机关“自种食品”的生产过程，为何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完全迥异于寻常的景象？
据报道，在此类被冠以各机关瓜果蔬菜生产基地名号的场所，其选址本身经过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的生态环境监测，无论是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该类基地的果蔬种植整个过程完全确保无毒无害，并且杜绝使用非生物农药，甚至连农作物的采摘时间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为保证特供产品质量的持之以恒，采取了诸如不同省市主管部门的独立“交叉检测”，以及所在地农业、质检部门“隔三岔五”的抽检，甚至难能可贵地做到了种植作业的责任到人，连“何时下种、谁育的苗”这样的细节都记录在案，以确保生产环境、过程和质量的高标准严要求。
仔细端详被媒体罗列出来的特供产品生产流程，不难发现，大部分貌似严苛的环节和被标榜的高标准，原本应该是任何农作物、食品果蔬在种植和生产过程中均应当遵循的底线要求，尤其是贯穿整个食品生产流程的行政监管，其应当如何操作，采取怎样的举措避免流于形式，以及监管失控之后的严格责任，都是应该必须做到的起码环节。
问题在于，两厢比对之后出现的结果，是食品安全的基本监管诉求成了公众遥不可及的奢望，最起码的作为异化成了高标准的要求。不平也罢，慨叹也罢，此一事件起码告诉人们，所谓难于上青天的食品安全难题，并不是那么难以做到。只要将国家机关“自种”产品的生产标准与执行状况，径自推广至公共食品安全的生产与监管领域，以往看似永远无解的难题在瞬间便会迎刃而解。另外也要看到，不少地方兴起了以自种自产为形式的无公害生态种植，一方面反映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忧虑，但也不失为一种健康的产业链条试水。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追求无法阻挡，从政府部门的“针对性供应”到公民个体的单打独斗，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如何培育和倡导一种更大范围的生态种植和更严格的监管流程？
要尽快从“让一部分人的食品先安全起来”中记取信心，扩展成为全民的基础福祉。日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天津考察期间也表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光国字号部委就有九个来联合为食品安全问题担责，最终却还是让分管领导“抱愧民众”，这样的窘境不能一再上演，而且此次国家机关“低调种菜”的新闻也给予了公众稍微的一点信心：看来是可以做好的，也应当一定能够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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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热点】卞乐：何时才能“飞越疯人院”阅读原文

卞乐评论作者 “被精神病”事件再一次发生，但这一次更加曲折离奇，成为真实的中国版“飞越疯人院”。武汉钢铁集团职工徐武，因为和单位打官司并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长达四年之久。为了挣脱囚禁，他从精神病院成功...全文↓

卞乐 评论作者
“被精神病”事件再一次发生，但这一次更加曲折离奇，成为真实的中国版“飞越疯人院”。武汉钢铁集团职工徐武，因为和单位打官司并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长达四年之久。为了挣脱囚禁，他从精神病院成功出逃，来到广州进行精神病鉴定，并接受媒体采访。
“飞越疯人院”的说法来自美国同名电影。这部出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典影片，反映了社会政治对人性的压迫和扭曲，曾经引起巨大的轰动。时至今日，徐武遭遇之悲惨不下于电影故事——武汉市出动警力，又把他从广州“绑架”了回去，再次送进当地精神病院。按照徐武的代理律师的说法，他所受的惩罚比判刑还要严重，因为刑期终有尽头，且犯人可以和外界联系；而“精神病人”的囚期漫无边际，而且丧失了普通人的话语权。
根据广州精神病医院鉴定和媒体的报道，徐武头脑清醒，神志正常，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也看不出其将伤害社会的任何预兆。甚至可以说，他比大多数人思维清晰、意志坚定，在被关押四年后仍坚持依法维权。一个值得社会大加赞扬的青年，何以遭受如此残酷待遇，在身体的囚禁和精神的折磨中无望挣扎？是谁的权力如此放肆，可以随便剥夺正常人的生活自由？在这个人逃出精神病院试图自证清白之际，谁又可以不通过足够的法律程序，更不经过可以信赖的正常的医疗检查，公然跨省追捕，令其再陷囹圄？
武汉有关方面发布的消息，漏洞百出：编造虚假地址和事实，滥用《人民警察法》第14条和公安部《110接处警规则》；武钢集团负责宣传官员对待记者粗鄙无礼、出言不逊，称女记者打搅自己“和老婆泡温泉”，狂喊“不要来找我，你们爱找谁找谁去吧！”并称“我对你没兴趣！”——这些引起民众的强烈愤怒，报纸和网络批评如潮。《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对武汉警方和精神病院提出质疑，并指出这是过去太多“状告”、“上访”人士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事件的重演，要求武汉方面“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来回应质疑。
事实上，徐武“飞越疯人院”一事被媒体甫一曝光，当即引发舆论哗然。但是，武汉方面不仅对“拿出十分过硬的证据”“没有兴趣”，而且变本加厉，跨省抓人。舆论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争辩和质疑，而是无论如何谴责，权力依然态度蛮横、行为倨傲。
社会舆论对官员的批评是如何起作用的呢？首先是他们在乎民意，担心自己会被淘汰。另外一种情况，是他们的上级官员很担心社会影响，听到太多批评时会对下级施加压力。当这两种方式都不发生作用时，社会舆论只能望洋兴叹，甚至也被关进精神病院：任何话语都等同于疯言疯语。
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民众对讲理失去信心和耐心，动摇社会稳定。一些傲慢的官员们，从来不知道或假装不懂得，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就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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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思】张鸣：中国的大学还有救吗？阅读原文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当下的中国，左右分歧严重，如果说两派还有共识的话，那就是都认为大学出了问题。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同问。不过，问归问，质疑归质疑，大学的堕落，却依然我故，而且滑落得非...全文↓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当下的中国，左右分歧严重，如果说两派还有共识的话，那就是都认为大学出了问题。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同问。不过，问归问，质疑归质疑，大学的堕落，却依然我故，而且滑落得非常之快。如果说过去我还感觉大学像衙门的话，现在的大学，已经比衙门还要衙门了。好几次记者问我，中国大学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我都回答说，中国足球。
当然，这样的回答，多少有气话的成分。中国的大学，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其实跟中国足球相似，原因是官僚机构导向的产业化，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大学实际上变成一个教育利益集团牟利的祭坛。只有行政化，才能保障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只有垄断经营，才能使如此行政化的大学维持下去。所以，无论外界怎样批评，人家都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学）我自为之。
中国大学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当年民国大学之所以有办得好的，关键在于当年的大学格局，是三足鼎立——国立、民办和教会大学同时存在。国立的北大、清华不错，民办的南开和厦门大学也不错。至于教会的大学，但凡能叫出名字的，几乎个个都是好大学。北方的燕京、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长江流域的金陵、圣约翰、之江、华中大学，广东的岭南大学，在中国的大学史上，有哪一个不是声名显赫呢？教会大学，在最初虽然有过浓的教会色彩，但经过五四运动之后，这样的色彩逐渐淡化，后来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世俗化的变革，跟国立和民办大学面目相近了。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大学，不是中国的国粹，而是引进的产物。虽说京师大学堂开办较早，但真正开始在中国开设大学课程的，还是外国人。中国人办大学，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既有走出去的学习，也有在家门口的学习。教会大学的竞争，至关重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国外大学多少年积累的经验，也是大学要想办好所必须遵守的规矩。人家按这个规矩办了，而且办好了，你再办，如果不按这个规矩办，就办不好，甚至按这个规矩办，不下比别人更大的功夫，都比不过人家。办不好，那你的生源就不好，甚至没有了。民国期间， 也不是没有权力机构，想渗入大学，也不是没有民办大学，出现牟利化倾向。但是，在竞争中，这些迹象都成不了气候。 民国也有大量的野鸡大学，专门给那些需要“文凭”的准备的，但是，这样的大学，没有人在意，等于不存在。办大学的人，不管你是谁，只要想办好大学，就只能按规矩来。那一时期军阀办的大学，比如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唐继尧办的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曹锟办的河北大学，之所以还差强人意，就是因为他们大体上都能按规矩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学。
虽然说，民国的大学传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现在办大学，本质上还是得跟先进国家接轨。如果根本不打算接轨，只强调自己的特色，我们现在就该办旧式的书院，不需要办什么大学。所有的学科分类，还是按我们的老一套，经史子集，而不是今天的什么理学、工学和法学，大学生也不该学外语的。当然，大学的研究论文，也更不该追求SCI数量。像现在这样，跟人家半接轨，而且不守规矩，实际上更可怕。讲学术，不讲求学术自由，追求SCI论文，不讲求论文的影响因子，办大学，大学却像机关。这样的大学，无论大楼盖了多少，设备进了多少，总归用处不大，号称已经是普通教育的大学，连国家产业升级的技术人才都提供不了。所以说，要想大学有用，还是得接轨，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老老实实比着香港科技大学来办。
不过，在目前的状况下，让大学按南方科大的模子办，并不现实。由于有垄断经营的保障，无论大学烂到何种地步，中国人只要没都有能力把孩子送出去，它们就有市场，因此也就能保证自己的垄断利益，它们也就没有动力改革。所以，打破僵局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不仅多一些像深圳南方科大这样的异类大学，而且允许民间开办高层次的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只允许民资办低层次的三本院校），而且打开大门，让外资和教会来办大学。原有的教会大学，应该恢复。如果担心政治失控的话，可以由政府制订有关政策法规约束之。
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但实际上，所谓改革的前提，就是开放，如果不开放，就没有改革。没有走出去，引进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无从谈起，现代企业制度，也无从建立。市场化不可怕，产业化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规矩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某些领域还存在着垄断，整个市场还存在着看得见的手——权力的操控，这都是下一步改革的目标。而就大学而言，严重的问题是，全领域都是官僚化的垄断经营，这样的产业化，才是真正的罪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感到，现在的大学，连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都不如。
跟国民收入水准相比，现在的大学，收费已经相当高。也就是说，无论教育行政部门承认与否，大学的产业化程度都已经相当高，一边付费，一边提供服务。这种产业化所提供的服务之所以如此恶劣，是因为它是跟官办科举式全国统考相匹配的阶梯式的垄断经营，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人们只能比烂，在烂的中找相对不太烂的。产业化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家付费之后，仍然得不到应得的服务，对于大学教育而言，就是得不到学生期待的知识和能力素质训练，到就业市场上，根本无法适应。如果现在的大学，如有些人所说，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堡垒，那么改革还好办一些，单纯通过行政杠杆，就可以撬动。但是，现在的大学，已经变成一个具有官方权力背景的垄断公司，不通过开放，引进外来因素倒逼，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虽然教育界看起来死气沉沉，但它跟其他领域一样，子改革30多年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一步的改革，都面临着一个顽固而巨大的利益屏障。打破屏障的利器，就是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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