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十二五”中国经济发展环境

2011年1月13日   10：经济观察·股市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方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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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星海

    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趋于完善，以前很难做成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做了。

    这次金融危机过后，全世界都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看到了中国出色地应对了金融危机，诚心诚意地认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值得钦佩，这跟以前那种 “口服心不服”大为不同。

    “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比以往更好，但并不是说 “十二五”时期我们要追求更快的增长速度。

    当前，很多人都在讨论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形势。在我看来，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经济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环境。之所以这样判断，有五点理由：

    第一，我国的经济体系比以往更加完整。以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完整，我们想做许多事情，有很多要素是不具备的。现在这些要素大都具备了。举我熟悉的金融体系的例子，比如大学毕业生创业，以前由于缺少风险投资资金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很难；如今像风险投资基金 （VC）、天使资金 （AngelCapital）这类机构不少，只要一个大学生有好的创业项目和雄心壮志，他能比较容易地得到资金的支持。再比如，这几年上海和其他地方一样，股权投资基金 （PE）发展很快，而且越来越专业化，一个好的企业想通过增资和收购兼并发展壮大就比较容易了。又如，以前PE、 VC投资后通过国内证券市场退出很难，现在有了创业板，马上还会有三板市场，退出渠道畅通了很多。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趋于完善，以前很难做成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做了。这还会产生网络效应，一件事情能做，导致另一件事情也能做，这些事情又会互相促进，形成了一个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综合环境。

    第二，我国市场很大，规模效应愈发显著。我国的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巨大市场，这个优势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和我们媲美，欧盟的市场还没有真正统一。以前，我们的规模效应主要体现在中低端产品上，比如一般服装、鞋类、消费类电子产品等。最近，高端产品市场的规模效应也显著体现出来了，比如高档汽车、先进医疗设备、高端制造装备、高档消费品等。高端产品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更加明显，因为国内企业向价值链的上端延伸有了内需市场的良好基础，而高端产品市场创造的价值要比中低端市场多。比如吉利汽车，在并购Volvo后，它有望利用国内巨大的高端汽车市场短期内发展成为一家世界级的汽车制造商。又比如，我了解的一家由归国留学生在成都创立的生产核磁共振仪 （MRI）的公司，由于内需市场的巨大，使得其能迅速达产，降低了单台成本，与同类进口产品相比具备了明显的价格优势。该公司的产品近期内还将出口到国外市场。

    第三，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领导管理人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确保了经济较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发展。许多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并不成功，导致其经济出现很大问题，比如不久前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当下的希腊、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可以说，近15年来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应对今后各种复杂形势的一笔宝贵财富。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宏观管理实践和改革开放中，我国积累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和管理人才，他们不仅拥有专业知识和在实践中历练出来的才干，而且年富力强，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参加工作的，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更加深刻，对于改革开放的信念更加执着。他们在 “十二五”期间将走向更重要的领导岗位。

    第四，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升。这次金融危机过后，全世界都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看到了中国出色地应对了金融危机，诚心诚意地认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值得钦佩，这跟以前那种 “口服心不服”大为不同。这几年我国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给全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升，全世界的资金、技术、人才都会在中国汇集，这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优秀的资源，也给中国参与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再造、使得其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前面提到的高端产品市场的规模效应使得海外主要厂家无一敢舍弃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几乎都是它们所在领域全球增长最大的市场。这不仅为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先进技术，也为中国在 “十二五”期间避免破坏性的贸易摩擦提供了利益博弈的条件。

    国际地位提升和快速增长的巨大国内市场还为我国企业实行跨国并购联姻、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与中国企业结伴发展，分享中国的增长，是当今世界许多企业梦寐以求的事。吉利若不是中国的企业，Volvo恐怕不会卖给它。里昂信贷证券 （CLSA）与中信证券联姻，也是因为中信证券是我国的一家大型券商。抓住这个机遇，把别人现成的领先技术利用起来发展自己，就能实现超常规的发展。

    第五，我国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方面开始彰显优势。

最近关于 “中国模式”的讨论多了起来。所谓发展模式讲到底就是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就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而言，我国已经摸到了一些门道。在我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外部冲击和内部资产泡沫的危险，有时候这冲击和泡沫危险还非常大，但是政府采取了比较及时的措施，避免了大的动荡，从而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这里的关键是政府采取措施不能为市场利益所制约，从而延误时机。就这点而言，美国的体制就存在很大问题，次贷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是没有看到危机将要降临，而是商业利益，特别是华尔街的利益，极大地阻止了政府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

    就处理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而言，很难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就是完美的。这里的关键是执政党既要让民众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又不能使决策完全听凭时髦的民意。新加坡是这个关系处理得最好的国家。在一人一票多党选举模式下，许多不太发达的国家，甚至有些发达的国家，都犯了民粹主义 （Popularism）的错误，执政党为了选票，迫使政府以巨额负债维持福利开支，最终导致经济不稳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上述体制优势在全球化深度推进的今天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大大增加了。

    “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比以往更好，但并不是说 “十二五”时期我们要追求更快的增长速度。相反，中央关于 “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淡化了对GDP增长的追求，三月份人代会将要通过的 “十二五”规划还会调低增长速度目标。这如何理解？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我们又好又快地发展， “又好又快”不是简单地指经济发展既要好又要快，而是要在好的基础上，能快则快。因此，确定判断经济发展 “好坏”的标准就非常重要。在确定 “好”这个标准的时候，我认为要有一个高的要求，那就是要有利于中国发展成为未来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世界一流强国这个目标的实现，凡是符合这个标准，就是 “好”的发展，就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反之则不然。举一个例子，在上海郊区圈一块地，做一短见的规划，建一批低水平的楼和工厂，这固然也能增加GDP，但却毁坏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其实是“坏”的发展。倘若我们还没有水平做出有远见的规划，那这块地宁可空着， GDP增长速度慢一点，也是 “好”的发展。

    总结起来，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更好了，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应该充满信心。但我们要坚持高标准发展经济，在好的基础上追求速度，我国经济过五年又可以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

    （作者为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