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女净扫地,贫女净梳头: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3

     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3       

                        第11章  苏联：从改革到解体

  读者可以发现，前几章讲到了1986—1990年期间在某些加盟共和国发生的破坏事件，它们同地方的民族主义深深纠缠在一起，为后来的一些政治行动埋下了种子，最终导致我们共同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毁灭。正是民族主义同另外一些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甚至同某些完全个人的因素纠结在一起，构成了那根带来厄运的火柴，而一些利害攸关的势力则用它点燃了干柴堆。人们受到根本无法兑现的许诺的蛊惑，竟把他们的过去——在强大的统一国家中的生活——扔进了熊熊的火堆。过不多久，他们就以苦涩的心情认识到，原来这种努力，争取的竟是关于未来光辉“主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然，在消灭这个大国的过程中，一次次民族主义的突然爆发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破坏苏联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来自中央，从莫斯科发出的。
  同时，为了保持客观，应该指出，具有破坏性的离心过程在俄联邦开始得也要比其他加盟共和国晚得多。看来，这里显示出，俄罗斯在我国整个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特别的。因为在千百年过程中，唯有它始终是形成统一强大国家的核心。人民甚至在潜意识中也一直都记得这一点，而且为此感到骄傲。全世界的人也都是把苏联和俄罗斯这两个概念等同看待的。
  俄联邦未来的领导人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他的战友们为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的行为将在当代世界史上留下长久的痕迹。
  好多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都在保卫自己免遭侵略者的侵犯——俄罗斯这块大馅饼实在是太美味了，土地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再加上人民又勤劳，有才能。我们祖国也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但在同侵略者斗争的过程中，每一次它都获得了胜利。
  20世纪我们曾两次亲手毁掉了统一国家——一次是1917年，一次是1991年。1917年革命之后，当时的政治家仅过了5年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建立了苏联。第二次解体后，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在各主权国家中占上风的还是政治上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
  这些无论就规模或后果而言，都称得上是历史罕见的罪行，是如何在俄罗斯首都发生，又为什么会在俄罗斯发生呢？俄罗斯是最大的共和国，又是个起缔造国家作用的共和国。因此，它本不该挑起任何行动，以牺牲国家其他地区及其人民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在改革的浪潮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力量？这些力量的领导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且往往还是纯粹个人的目的（这些个人往往用人民利益的烟幕弹把自己的目的掩盖起来），又采用了一些什么手段呢？ 
                  
                                   党内局势

  1987年10月，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全会的例会。开会的地方在克里姆林宫，礼堂是专门为会议而修建的。现在，这个礼堂叫做克里姆林宫大理石厅。国家总统每年都在这里向俄联邦委员会发表咨文。
  这次全会是一次普通会议，是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没有任何不符合议事规程的地方。跟往常一样，宣布全会开幕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由他提出议事日程。其实中央委员们全都早就接到这方面的通知，所以走的完全是一种仪式性质的程序。当戈尔巴乔夫按照惯例询问谁反对或者谁弃权时，叶利钦从第一排（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上主席团，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站了起来，建议审议把他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他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于全体中央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意外。我们很自然当时就问戈尔巴乔夫，这是怎么回事。从他那含糊其辞的回答中大家弄明白了，原来在南方休假时，他真的接到过叶利钦的这样一份申请报告。按照既定规则，他有责任把这件事通知政治局，以就此形成集体意见。如果叶利钦不愿撤回自己的申请，就要把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只有苏共中央全会才有权选举或撤销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他向党内同志隐瞒了这样一份申请存在的事实，正如后来时间所示，这件事成了长长一串严重之极的事件的第一环，不仅影响到党内，而且影响到全国。
  叶利钦从1968年起就担任党的工作，起初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的一个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州委的第一书记。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已经几乎两年，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首都人们对他的看法相当分歧。许多人注意到他的行动很激进，特别是在干部问题上，注意到他说的许多话都很彪悍豪放，自我标榜的意味十分明显，几乎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就能嗅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搞民粹主义，喜欢谈谈同特权作斗争的必要性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显然没有搞日常普通工作的兴趣，情况堪忧。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和党中央都支持他为解决莫斯科所面临的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作出努力的情况下。
  叶利钦在全会的发言后来就简直变成了不值一提的神话。实际上那是一次颠三倒四不清不楚的发言，如果还能把它叫做发言的话。正如他后来在自己表示“忏悔”的检讨书中所说，那次发言虽很激烈，但却并不恰当。而戈尔巴乔夫本应该建议事先在政治局审议出现的问题，然后再拿到下次全会上去讨论，但却把这事搞成了一场争论。这样做也许非常民主，但却是极端地考虑不周。
  一个接一个的发言，确切些说，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发言，在全会上就像开了闸的水似的奔流。我也不必再来重复它们。全会之后第二天，就公布了发言人的名单，过几年后，这些发言的速记稿也发表了。为什么党的高层——尽管这只是些莫斯科的和地方的领导人——反应会如此激烈呢？看来，大概是因为党正在通过它的领导人和政治局展现“公开性”，而且正处于“多元化”前夕的缘故吧。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发言表现得非常病态，其实，那远不是什么纲领性的问题，只不过对自己的一个同事，对中央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书记利加乔夫的工作方法表示不满而已。
  激烈的讨论以及对“离经叛道之徒”绝对毫无意义的狂轰滥炸，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俄罗斯的事就是这样，一个关于人民英雄，关于老百姓的“守护神”受到迫害的神话就这样诞生了。
  于是自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以叶利钦的这样一个肤浅的、显然具有个人目的的发言，又如何会引起如此这般的反应呢？
  以我的看法，把全会搞成一场大批判实在是一个大错，它昭示了我国最高领导的不成熟，首先是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书记们的不成熟。我很理解，当时各级党组织的多数领导，还没有能够摆脱党内生活的各种标准和关系的束缚。既然党的高层倡导变革，其中也包括苏共内部的变革，那怎么能允许搞这么个“大批判”呢？ 
  看来，党的领导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同普通党员基本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有多么严重。到了1991年，当戈尔巴乔夫按照叶利钦的指示解散苏共之后，这种分裂就充分暴露出来——1900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卫它。
  这样一来，由于党的领导应对无方，缺乏才干，一个俄国版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就这样诞生了。他只不过是个非常平庸的政客，早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那些年我就对他有所了解，现在却成了反对派破坏力量的旗帜。
  第二天政治局开会，按惯例对闭幕的全会进行总结。在戈尔巴乔夫介绍情况之后，葛罗米柯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向报告人提了个问题，请他说说对叶利钦打算怎么处理。总书记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意思是现在时候不同了，不是为这种事处罚谁的时候了，还得给他找个工作。
  葛罗米柯比我们都年长，生活经验，特别是政治经验，比与会的其他人员可要丰富多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可得小心！”葛罗米柯说，“我觉得可以把他派远点，出国去当个大使什么的吧。”
  可惜谁也没有认真听取这位长者的声音，于是后来的灾难性事件的链条又添加了一个环节。
  过了差不多两年，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现在叫做克里姆林宫国家大会堂）召开一个国家级纪念日的纪念大会。事有凑巧，我到场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上楼走进主席团的专用房间。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塔诺夫已经坐在长桌旁，正在喝茶。有人也给我端来了茶。戈尔巴乔夫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那位老乡叶利钦都在搞些什么名堂？”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要回答起来还真犯难。戈尔巴乔夫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就对他的夫人说：
  “赖莎，你可别责怪尼古拉。它是唯一一个提醒我跟叶戈尔（指利加乔夫），说无论如何都不能任命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
  戈尔巴乔夫虽然缺点不少，但记性很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他一定会永远记得，而且现在也记得，早在1985年夏天发生在老广场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的那次谈话。
  那次事件已经很晚了，突然，直通总书记的电话铃声响了（我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他请我马上过去。几分钟后，我到了他那边。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正在办公室边踱着步边讨论什么问题。一听他们的话我就明白了，正在讨论谁可以成为格里申的继任。
  “你也知道，现在是该加强莫斯科领导的时候了。我跟叶戈尔正在研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选，想听听你的意见。”戈尔巴乔夫这样说。
  “我想，你们已经有些眉目了吧？”
  “是的。我们需要派一个强有力的、有战斗性的同志到那边去。我跟叶戈尔•库兹米奇的意见，这个人应该是叶利钦。你了解他，你的意见呢？”
  说老实话，我不太考虑干部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经济问题——已经够我忙的了。不过这样的意见，我可不能表示同意。这样的意向使我非常惊讶。
  “是的，我了解叶利钦，而且认为他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请不要忘记，现在研究的是首都这么个大的党组织，这可是个大量工厂工人、国家主要科技精英和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放在这里的领导人应该有智慧，善于机变，应该是知识分子型的。叶利钦却是另一种特质的人：虽说他是搞建筑出身，但究其本性而言却是个破坏者。你们准会看到，他会把整个林子都毁了的！他手里可不能掌大权。你们把他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进中央就已经犯了个错误，可不能再犯另一个错误，而且是致命的错误了。”
  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了决定。我只好说：“我没法说服你们。走这一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到时候再吃后悔药可就晚了！” 
  我们就这么分手了，谁也没能说服谁。我过去没有写过这次谈话的事，不过后来倒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了公道话，他在电视上承认，想当年他在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夫人说过：唯一反对任命叶利钦当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人是雷日科夫。不过我们没听他的话。
  有时历史喜欢跟人开玩笑。正如所说，坚持把自己最凶狠、最不肯调和的政敌调入莫斯科的恰恰是利加乔夫。现在，当我们回首往事，评估同叶利钦有关的种种决定，包括怎样把他调入莫斯科市委的时候，不由得就会想起古希腊人充满睿智的话语：上帝如果要惩罚谁，定会先让他丧失理智。
  社会大震荡和国家发生的破坏性巨变往往会促使许多人思考个人及偶发事件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也因此而常常问自己和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该有个什么结果呢？如果说当上全党领导的不是戈尔巴乔夫，那改革会不会有如此毁灭性的后果呢？如果叶利钦还待在乌拉尔，那苏联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有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著作还真不少，从古希腊哲学家到法国启蒙派，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到无数知名不知名的作者。照我看来，整个20世纪，也许只是我国最后15—20年的历史，就能为这些哲学家们、社会学家们、历史学家们……进行分析和作出结论提供相当鲜明的资料。
  不过，还是让我们再回来谈谈具体事实吧。十月全会的8个月后，到了1988年的6月，19次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幕了。列在议程上的一个议题是审议苏共27届代表大会各项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任务的执行情况。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集合了5000名大会代表。
  作报告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的报告分析了改革以来几年间取得的成绩，有一部分是讲激进经济改革的，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不过，最主要的恐怕还是3年来第一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代表大会按不同问题组织了几个委员会，其中也有一个以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为首的民族关系问题委员会。
  现在，当我翻阅会议速记时，我发现政权的各个分支，其中也包括党组织，都发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强烈呼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闸门被冲毁了，自我鞭笞的洪流滚滚而来，不可阻挡。看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多年来所有的发言都是严格程式化的，只能照本宣科，发言稿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可现在却突然对你说：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吧。多年来积攒下来的东西也就全浮到了表面。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很尖锐，丝毫不留情面，甚至有点自虐狂的味道。
  现在我要给自己提一个问题：最近15年来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那些竭尽全力发起攻击的人，当他们掌权之后，本应该想方设法让这些情况在我国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永远不再重演。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局势。难道叶利钦——下面我还要谈到他的发言——在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对他原来批评的东西有丝毫改进吗？相反，过去的成绩全被抛弃了，缺点毛病却全复活了，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国内形势越是恶劣，叶利钦及其一伙就越是对老百姓说形势大好。回想改革之前乃至改革年代，作报告的任何发言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成绩要尽量少谈，问题和任务要尽量多谈。看来这和一党制有关。在没有反对党和反对运动的情况下，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揭露缺点的。
  现在，一切都翻过来了。
  在苏联以后的15年议会工作——8年国家杜马、3年联邦院——中，我不止一次听取过我国政府成员的报告和发言。他们滔滔不绝谈论子虚乌有的“成就”，却对缺点错误缄口不言。这引起代表们极大的反感，但随着立法机构越来越公开地倒向政府，能听到他们讲真话的希望日趋渺茫，直到最后完全破灭……
  不过，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以我之见再次犯下了一个对苏共、对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错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被彻底推向了正在迅速形成的反对派阵营，不久，他就成了这一派的首领。为了能把当时面临的局势说得更明白，我想引几段叶利钦以及他主要的反对者——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大会上的发言。 
  根据不成文的规定，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党内非正式的二把手。当时的这个人就是利加乔夫。叶利钦在当时已从首都党组织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被撤了下来，但还是中央委员，因为选举他的是党代表大会，只有党代表大会才能把中央委员撤下来。
    在党代表会议上，叶利钦得到了一个发言的机会。如果单就他的发言分析，抛开最后十来年对这个人形成的感情色彩和偏见不说，这个发言的确是极具批判性，也相当尖锐的。虽说发言的词句不是那么华丽，但这一次同上一次著名的全会不同，他谈的问题颇为言之有物。

    “代表会议的主要问题，”叶利钦宣称，“是党内的民主化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它正在逐步变得越来越糟。当然，也要讨论当前的热点问题：改革的整体问题和社会的根本性革新的问题。会议的筹备阶段本身，就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兴趣，为共产党员们和全体苏联人民重新带来了希望。改革使人民感到振奋。而且，看来改革也正是应该由党内开始。然后，党才能像过去一样，带领人民前进。若要从改革的观点来看，恰恰是党落后了。也就是说，今天的这次会议，早就应该召开。”

    不能不承认，他讲的这些话有的地方很有道理，特别是关于党内问题的说法。可是不由得会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这个有20年党龄的党的活动家，对待党的重大缺点所抱的态度，却仿佛是一个路人。其实，多年来他不也正是处于产生和制造这些缺点的人之列吗？因此也就不由得会产生想法：这个人不真诚，他非常善于利用当前形势来谋取个人利益。
    实践证实了我所有的疑虑：要对一个人下断语，只能观其行。看看“后期”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用一句圣经上的名言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原形毕露了”。再看看他发言中的另外一段话，就更能得出结论。

  我碰巧就知道莫斯科市和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党组织要把多少个百万卢布划拨到中央。可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除了那些合理的开支之外，还建起了许多豪华住宅、别墅……疗养院的规模搞得那么大，当别的党的代表们到那边去访问的时候，叫人简直是不好意思。难道不应该用这笔钱来在物质上支持一下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其中也包括给基层干部发工资吗？然后我们又会对一些党的大干部陷于贪腐感到惊讶，惊讶于他们受贿，谎报成绩，行为不正派，道德败坏，不谦虚谨慎，破坏党内团结等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上层腐败波及许多地区，对这一点不应估计不足，简单对待。腐败的程度看来要比有些人估计的更深，根据我在莫斯科工作的经验，黑社会肯定也存在。
  还有个社会公正问题。当然，从大的方面来看，在社会主义原则方面，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还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引起人们愤怒，降低党的威信，对改革的速度产生致命的影响。
    我的意见——应该这样办：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有的东西短缺，那这种短缺就要让所有的人在同样程度上分担，不应有例外……

  发言人的最后这句话显然说过头了，陷入了煽动的狂热。也许他特别害怕成为一个“在社会主义社会”真正是好多东西都短缺的人，于是很快他就一头栽进了过去那些恣意妄为的敌人的怀抱，然后又领导了从整体上消灭我们的制度和国家的行动，开始放手复辟被人民推翻的资本主义，复辟一个由社会不公和人剥削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这位“热爱真理”的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战士”又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为自己和自己的一伙，争取到了应有尽有的一切，而所有这些，正是他在刚刚过去的昨天所愤怒地谴责的内容。而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他所带来的则是工业和农业的毁灭，是在国际舞台上把俄罗斯搞成一个一贫如洗的乞丐，是把老百姓分化为畸形的社会经济阶层，是把他们逐步引向衰亡，是把科学和文化引向退化。 
  难怪美国人说：赢得大选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忘掉竞选时的承诺。看来，我们的这位令人难忘的叶利钦先生在他的“历史性”出访中也学会了这一招。
  上世纪90年代，恰恰是在叶利钦统治俄罗斯的时候，腐败、贪贿、刑事犯罪，其中包括有组织犯罪统统大行其道，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慷慨地为土匪强盗大开方便之门，创建温室条件。当局的亲信和当时同总统过从密切的人士大肆搜刮人民的财产。当叶利钦在最高层当权的时候，人民目睹了，聆听了，也领教了他究竟有多么正派，多么道德高尚，多么谦虚谨慎。
  不过，有些这方面的内容，为了那些容易消火的健忘之士，我还是想提上一笔。他早就把到区立医院治病和特意坐着哗啦哗啦作响的“莫斯科人”牌小汽车进克里姆林宫的事忘记了……
  在他那本“忏悔录”里，党的领导人生活中许多具体事件受到很大关注。说实话，对于当时那些制度规矩，我也有好多看不惯的地方，还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讲过话，写过东西。可是，为什么当他成为俄国元首之后，却不仅把受批判的东西全部保留下来，而且还变本加厉，加以发展呢？而他对待普通百姓的态度，简直更是厚颜无耻，完全是挑衅式的，搞的那一套排场，既毫无品位，又极尽张扬。当老人们半年半年地领不到养老金——那可是他们活命的唯一来源啊——几乎要饿死的时候，他却大修克里姆林宫的厅堂和自家的官邸，搞得那么豪华，以至法美两国总统见了都惊讶得简直下巴都要掉下来。
  可以预料，总有一天，会把账目公布出来，为了装修这些厅堂，那座郊区的官邸，还有买那些昂贵的家具，修那些防备自己人民的坚固围墙，我们国家究竟得花多少钱。
  在全国，在那些“最最民主”的政府办公室里，贪贿成风，腐败盛行，一切都公然大行其道。共产党跟他们怎么能比！以前不管怎么说还有人怕党委，也畏惧自己的良心，可现在简直是为所欲为，连闸都刹不住了……
  在这位总统的面前出现的，有一座座宫殿般的别墅，有一排排属于“生活新主人们”的最昂贵的轿车，有多架专机和多艘专用游艇，这些都是遵照叶利钦本人的命令装备和修建起来的。直至今日，当他把一个强大国家彻底捣毁，转入“荣休”之后，还能乘着这些专机飞来飞去，飞到巴黎去出席网球公开赛……还能弄到钱（当然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租一套私家别墅，等等。这就是“民主”的实际代价，而我们轻信的人民居然就上钩了。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可是在1988年的夏天，叶利钦还是想回到党和国家政权的上层，他向第19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申请说：

  代表同志们：提一个不太得体的问题。我想提的要求，就是恢复我在中央十月全会后的政治上的名誉。（会场出现议论声）如果你们认为时间不够，那我就不说了。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志，说吧，大家请你说呢。（掌声）同志们，我看，关于叶利钦的问题用不着再保守秘密了。就请叶利钦同志把他想说的话都说一说吧。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说。请吧，叶利钦同志。
  叶利钦：代表同志们：过50年再恢复政治名誉现在简直成了一种习惯。这对于社会的康复当然有好处。不过我还是要请求生前恢复政治名誉。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则的要求，考虑到在报告中和大家的发言中都谈到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批评自由、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等等，我觉得这样提也是得体的。
    大家知道，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发言被认为是一个政治错误。可是全会上的问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提出，党员们也这样提出。这些天来，这些问题其实也在这个讲台上，在报告和发言中再次提起。我认为，我发言中唯一的错误在于我的发言不是时候——我不该在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提出来。 
  看来我们大家全都应该掌握政治辩论的规则，容忍对手的意见，就像列宁所做的那样。不要马上就给对手扣帽子，也不要马上就把它列为异端邪说。
  在代表会议的发言中以及我的发言中，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1987年）所谈的那些问题，得到了全面的反映。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比痛心，请求代表会议撤销中央全会就此所作的决议。如果认为可以撤销，此举将可在共产党员心目中为我恢复名誉。这绝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这将符合改革精神，符合民主精神，而且，以我的感觉，这将对改革有所帮助，为人们增添信心。
    是的，社会的革新是很不容易的。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哪怕进步不大，而且，生活本身迫使我们走的也只能是这条路。（掌声）

  不过，大多数后来发言的人，我想其中也免不了有总书记及其亲信的示意，还是以惯常的战斗激情，继续狠批叶利钦，最后他的恢复名誉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举个例子，我想引用一段利加乔夫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也许，让我来谈同叶利钦同志发言有关的事情，要比领导班子里的其他人更难。这倒不是由于事情也牵扯到我。不过，也该是厘清事情真相的时候了……
  不应该沉默，因为共产党员叶利钦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看来，他所拥有的不是创造力，而是破坏力。他对改革过程，对党所认可的工作方式方法的评价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叶利钦同志在中央全会上责备中央书记处的内容，也正是他本人在莫斯科市委的所作所为。我想指出一点，作为市委书记，他本人却从来不参加书记会议。我还要说，有一点让人很难相信，那就是他身为政治局成员，应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一开就是八九个、十来个小时，而叶利钦却几乎总是从不参加讨论那些全国性的重大问题，从不参与那些全国人民等待着的决定。他在沉默，他在等待。真是咄咄怪事，可这是事实。难道这就意味着党内同志式的态度？中央书记的工作，中央机关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不就在于帮助地方做好工作吗？

  这次代表会议之后，叶利钦身上受迫害的人民英雄的光环变得更灿烂了。过了不多时间，尽管想方设法对他进行了愚蠢透顶的阻挠，但他还是以巨大差额胜出自己的选举对手，当选为人民代表。如果代表会议真的为他“恢复了名誉”，那也许就不会出现新一轮酝酿破坏事件的过程。由于我们的民族心理，“失宠”反倒帮他赢得了选举。
  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上层”的策略是对还是错。其实这里的回答只有一个，就是这种策略愚蠢到家。遗憾的是叶利钦本人同当时他的“敌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他在自己的书里甚至还写道：“我是这个制度培育出来的。”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他只不过是跟欺侮过自己的人算了一笔总账，把党给查禁了。他不过是个我们土生土长的罗宾汉，他的斗争对象就是党的高层，因为他当众受到了对方的鞭笞。他赢了。于是他怀着一种痛快的心情把对手侮辱了一番。至于他同时也把1900万共产党员推进了污泥塘，那就无所谓了！至于法律受到了践踏，那也只是小事一桩！然后，他成了俄罗斯的大老板，成了“沙皇鲍里斯”，他对此一点也不以为耻，反而不止一次地到处宣扬……
  20年一直待在党的机关——这会使性格产生严重扭曲。我还没见过一个机关干部，在权力机关里的经历对他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这种扭曲常常会使人的灵魂变得丑陋，使信仰、理想、希望丧失。如果我还相信叶利钦是“真诚地入党”（这是他的话）的话，那么，1990年，在党的18次代表大会上他的那种故作姿态的退党，其真诚性就很引起我怀疑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治理我们这个分裂的国家的问题上，在党死亡之后，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掌权之后，情况又有多大的变化呢？要说好的变化，那可是绝对谈不上。 
  19次党代表会议表明，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认识，虽说当时还不太成形，稍后不久，这种认识就以一句非常流行的话表述出来，那就是：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在彻底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必然也要求进行变革。这一点使我们在经济领域和生产领域工作的干部特别感到不安。
  我们心里非常明白，经济管理工作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会集中到党的领导手里。但与此同时，以党的领导人为代表的最高当局，实际上对国家发生的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在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中，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苏维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把党的机构所制订的决议草案赋予法律法规的形式。选举机制也越来越形同虚设。这样一来，各级苏维埃的威望也越来越不显著，尽管就其本质和潜力而言，它们实际应该拥有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有效民主管理的一切必要条件。
  今天，许多人，特别是所谓的民主派，已经完全“忘记”了，正是苏联共产党，在19次代表会议上最早宣布了进行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就像过去那样，第一个提出的问题是纯经济方面的问题：对第15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进行总结，并对党组织今后在这方面的任务进行讨论。第二个问题则是党内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就这两个问题作报告的都是戈尔巴乔夫。他当时讲的话很对：“今天应该有勇气承认，如果政治体制僵化，没有变革，那我们就无法完成改革的任务。”
  接着他就像在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七项原则一样，又列举了政治改革的七项原则。不过，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他并没有提出一项对任何民主而言都是根本性的任务——国内三权即立法、行政、司法的最终相互制衡问题。天平明显地向立法倾斜。
  就在总书记到代表会议作报告之前，政治局按惯例进行了讨论。我又没有沉默：
  “我在这份报告中看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对行政部门的削弱。这是不可以的！还是让我们按照经典的三权分立的办法来明确划分它们的功能吧。我们应该明明白白地规定每一种权力的作用范围。如果要把全部权力——我再说一遍：是全部！——都划归苏维埃的话，那依我的看法这样是不正确的。苏维埃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我怀疑。一旦无力承担，那国家就会失去控制……”
  你们觉得奇怪吗？我受到了责备。又是老一套：我总是护着部长会议啦，我不懂时代的要求啦。于是，我对自己的反对者说出了自己对这些听起来吓人的所谓“时代要求”的看法。它们完全是同基本的、经典的三权划分相矛盾，同最起码的有头脑的意见相左的。那一次的辩论进行得很激烈。不过，政治局中通常总是那样，遗憾的是我又成了少数。总书记明白，把苏维埃端出来起作用的想法，准会在老百姓当中获得难以想象的支持，至于细节问题嘛，可以在干起来以后再去考虑。
  现在我在这里谈自己对预定把全部权力交付苏维埃这一问题的立场时，我要强调一点：我绝不反对给予苏维埃以实际权力，但我那时认为，而且现在依然认为，这件事应该在明确的法律范围内进行。当我还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厂长的时候，我就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了。当代表的那些年里，我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议会所起的实际作用可要比苏联宪法中所宣布的小得多。下面的各级苏维埃情况也是相仿佛。
  这种局面的确应该彻底改变。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我们的情况却往往正是如此。我不能忍受的是，当戈尔巴乔夫把党从就其本质而言并不适应的社会组织功能中解放出来时，考虑的显然不是如何使三权之间的关系恢复正常，也就是说，考虑的并不是如何提高国家管理效率，而是想简单地把自己的交椅从老广场搬进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是要保留所有原来的权力，换汤不换药。这就是他复活70年前列宁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完全改变了这个口号的历史意义）。 
  在把全部权力移交苏维埃的同时，总书记在报告中讲到，党应该从管理职能中退出来，只充当政治力量，但同时又不肯削弱它的“先锋队”角色。相反，他还特别强调，“没有党的指导作用……就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而且，他还确信，一定要把相应的党委第一书记放到苏维埃主席的位子上去。
  顺便说一句，恰好是这个观点，在代表会议上引起了不少反对意见。大家觉得，党如果要以这样的方式摆脱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日常领导，包括经济工作领导，那其实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换言之，表面上虽不像过去那样，但实际上苏维埃依然处于党组织毫无限制的、绝对的、说一不二的管制之下。我无法确切地肯定，这种方案是否专为戈尔巴乔夫量身定制，让他将来既能领导最高苏维埃，又能继续当苏共中央总书记。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人就此跟我讨论过。我觉得，从形式上来看，这项提案好像只是根据必须保留党对经济工作影响力的意见提出来的，而实际上主要目的却是要把总书记和新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两个职位合二而一，然后，如上所说，再把“全部政权”都交给他。
  问题的“理论面”已经考虑周全了。在实际做法上，未来的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体制以及代表选举制度，也都已经提交给代表会议，并对之做了讨论。会议之后接着还有好多事：1989年春天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任期还有不到一年了。
  本章我们还将对把全部权力交给苏维埃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将从问题的另一面来研究它。现在我不能不指出，代表会议的工作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在许多夸夸其谈，对改革表示支持的发言，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发言中，也响起了一些惶恐不安的批评调子。其中比较鲜明的一个发言，表达了对局势的极大不安，就是前线老战士、杰出的作家尤里•邦达列夫的发言。我想，过一段时间，改革时期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篇发言全文发表出来。现在，我想提纲挈领地复述一下，并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发言出自作家笔下，所以非常形象。比如说，在谈到改革产生的破坏作用时，他将之与圣经中巴比伦塔的毁灭相比，说那是一个未能达成相互理解的人类的未能实现的友爱的象征：“我们不需要在毁灭自己过去的同时再搭上自己的未来。我们反对把我们的理智变成潜意识，而把疑虑变成狂热。”
    关于改革的目标模糊不清这一点，他也做了毫不含糊的评论：

  如果说4月这个充满等待的春天的月份让我们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那么现在已经是对于无可抗拒的发展规律的历史逻辑进行深思的时候了。
    能不能把我们的改革比成一架飞机，当它起飞之后，竟不知道在它降落的终点是否有一个飞机场？尽管关于民主，关于扩大公开性，清理垃圾场的辩论和争论进行得沸沸扬扬，但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对于改革的道德目标要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改革要为了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团结。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在目的地修建好一片降落的场地。团结一致是唯一的选择。

    他以极度的不安和痛苦，谈到了道德，谈到了作家、记者、媒体对社会精神生活所负的责任：

  缺乏道德的书刊不可能教育别人有道德。意识形态中的反道德主义会腐蚀人的精神。也许，并不是所有坐在报刊总编办公室里的人，都能完全认识到或者想认识，公开性和民主是高尚的精神道德方面的和公民的纪律约束，而不是恣意妄为；按照伊万•卡拉马佐夫（掌声）的哲学，改革的革命情感产生于道德信仰，而不是产生于用以代替康复手段的毒药……
  那些把我们生活的过去，把我们民族的圣土，把各族人民在卫国战争中蒙受的牺牲，把文化传统统统倒进脏水坑，也就是把记忆、信仰和希望从人们意识中抹去的出版物，它们正在为我们一切的思想失误，为我们思想上的、纯粹感情的、良心上的赫罗斯特拉特建造一座丑陋的纪念碑，意识形态史定会以羞愧的心情和诅咒来回忆这座纪念碑的诞生…… 
                  
  遗憾的是邦达列夫的这种忧心忡忡后来被局势的发展，被1990—1991年改革的终结以及“独立自主”的俄罗斯现实所证实。这位艺术家和思想家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的理解，比政治家们早了许多，他能对未来看得很远很远。也许，他的发言是改革诞生三年后敲响的最令人不安的警钟。那是一个转折的关头，从那时起，破坏倾向以及其他的力量就日益压过了创造的力量。
  代表会议结束后，在党中央和最高苏维埃机关中，匆匆忙忙展开了起草选举法、修改苏联宪法的工作。法律的第一批修改方案都是同苏维埃制度有关的。可惜事情到此并未止步不前。篡改宪法的工作刚一登场，这个“满含创意”的过程就变得难以掌控了。宪法被看成比一张可以随意涂抹的废纸还不如。它受到任意践踏，最后终于寿终正寝。
  当然，对于具体的修改意见我是不会反对的，因为这是生活，是生活发展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当那些修改对国家有好处的时候。我反对的只是那种匆忙从事，草率成篇的做法，那就是当时的做法。我反对对基本大法的不尊重。毫不奇怪，对别的法律态度也会如此的。
  以美国宪法为例。众所周知，它是1787年通过的。200年来对它所作的修改只有26处！再说沙皇俄国，它倒是没有宪法，但却有个所谓的基本国家法。1905年的革命对它提出的修改也只有几条，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
  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年中，先后通过了四部宪法：1918年、1924年、1936年和1977年。它们都有着相应的名称：列宁宪法、斯大林宪法（这个名称广泛使用于官方宣传）和勃列日涅夫宪法。到了1988年，开始对最后一部宪法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极其粗野的修改。修改涉及一多半条文，但在我国只管了一年时间。到了1990年，宪法已经又改过了两次。最初是为了引入总统制和一些新的国家机构：总统委员会、联邦院；后来又为了要废除苏联部长会议这个主要的国家执行机关和指挥机关，为了废除总统委员会，设立副总统职位等等。1991年的宪法也有着类似的命运，而到了12月份，它竟然又被扔进了故纸堆。有一个并非不知名的人民代表，对这种对待国家根本大法的轻率态度好有一比，他说：我们对待宪法的态度，简直就像对待街头拉客的妓女。
  对待俄罗斯宪法的态度就更是肆无忌惮和不知羞耻。起初，是千方百计地操纵它，不久之后，对它就简直是肆意糟蹋。不过，一旦踏上欺诈和叛卖的道路，又怎能再停下来呢？这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竟逐渐演变成为标准。1997年10月，叶利钦当上了俄联邦总统，他把手放在宪法上宣誓，要遵守俄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可是后来又当着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对宪法和法律横加践踏，在1993年他炮轰议会，把按他的意志量身定做的宪法强加给社会。按急就篇搞出来的草案立即交付全民公决，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出来投票支持这部宪法的老百姓究竟占多大百分比？总之，严格地说，它究竟算不算通过？就连在斯大林时期宪法草案的讨论也要搞几乎将近半年，结果还出现了200万左右条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对1977年的宪法，全国人民也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我想，读者已经得出结论，我对叶利钦1993年的宪法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我却属于那些不支持在改变我国基本法问题上过于草率的人。不能一出现问题就喊：应该修改宪法！生活告诉我：自打1988年一动这个根本大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后来，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样，终于搞得宪法也没有了，国家也寿终正寝了。可是，想当年围绕着修改宪法和制订新选举法的事有过多少争论！部长会议对这些事虽都没有参加，但我作为政治局委员，一份不落地阅读了所有的文件，出席会议时也不能不就这样那样的问题发表意见。我不排除自己有些搞不懂的问题，乃至有些反驳意见提得匆忙草率，实在是对提案考虑得不够周全，未能同了解情况的人交换意见所致。那么当时的立法工作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收到文件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也就是第二天上午政治局开会之前。有时候不仅找不到时间跟人商量，就连看一遍的时间都没有。记得曾产生过许多疑问，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疑问。 
  首先，我不太明白，干嘛要设这么个人民代表大会？总书记在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解释得含糊不清。他说，这个新设立的机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将强有力地、直接地表达社会意愿”。我真想跟他开个玩笑，问问他是什么意愿。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讲台上玩弄的文字游戏，而在于实质。戈尔巴乔夫只是简单地把列宁关于代表大会是“广泛的人民会议”的思想来了个文字转换。换句话说，那就是百姓讲坛——在那儿老百姓什么话都可以说。至于所有的具体事，还是得上最高苏维埃会上去解决。后来果然就是这么干的。
  我不太明白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代表名额一定要2250人？这么一个奇怪的还带着零头的数是怎么来的？如果是“广泛的人民会议”，那5000人不是更合乎逻辑吗？很简单的道理，准备开会用的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不就有5000个座位吗？……
  当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发现事情竟搞得如此草率，而且也开始认识到这么一个大喊大叫、七嘴八舌的政权机构破坏作用极大，便问卢基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在国内搞这么个有组织的群众大会是不是他们的主意？他们都面带羞涩地谢绝了这份首创专利的荣誉。那么，首创者究竟是谁呢？戈尔巴乔夫？他可未必能够一个人就想出这么个高招。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作为人民权力机构的代表大会，我是不是过于挑剔了？不过，话既然说到这儿，我要指出，这样的机构只是存在于苏联和俄联邦，而原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却都理智地避免了建立这么一个尾大不掉、效率低下的机构的做法。不过它可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既然如此，为什么它却没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以通过一个宪法决议，解散国名为苏联的国家呢？
  我虽对苏联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存在的合理性抱怀疑态度，但对最高苏维埃却并非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互相喜欢，而且也不可能互相喜欢，因为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本性而言，就是建立在矛盾对立的基础上的。在我于1990年10月实际离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岗位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同议会之间的交往相当密切，而那种状态则既不算十分和谐，架吵得也不算厉害。这就要看从哪个角度看了。不过在我看来，最高苏维埃和政府毕竟还能够互相尊重，他们逐渐也学会了如何在一起工作，虽说并不总是那么轻松，但还算是找到了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此同时，我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也有一些看法，就是他们把讨论和决定所有问题的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有立法问题，也有经济管理问题，经常把行政权，有时甚至是司法权都抓了过去。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最高苏维埃要把苏共中央的那套组织机构以及各个部门、各个分支机构都几乎照单全收，完全照搬过来，而它们的责任却要交由各委员会去承担？以前的工作不是远比党的机关干部做得更顺手吗？况且，他们也远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哪。
  春天日益临近，选举定在1989年3月26日。选举法的修改同宪法一样，也是提交全国人民讨论，然后通过。代表候选人为争取选票而开展的斗争搞得非同小可。但参选人的处境可是大不平等。照我来看，操弄出选举法来的那些人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正是他们奋斗了半天的东西，确切地说，就是……民主。他们从立法上就规定了未来代表构成的两重性：其中的一部分当选者——1500人——必须通过按地区原则选举的荆棘丛生的道路，而另一部分，750人，则可以很轻易地、毫不费力地进入代表大会，因为这些人都是由听命于当局的社会团体选出的。
  自然，所有这些组织，其中也包括各种文化艺术联合会，首先会把自己的领导人选出来，那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成了代表。还有一件事也很自然，那就是那些在地方上经过一阵阵拼死拼活的厮杀才战胜对手当上代表的人，自然也会相当敌视那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代表的同行。 
  我不敢说立刻就发现了这种体制的错误所在。我从来也不相信有的人保证，说是这样一来，社会团体就可以获得直接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的补充管道——这只不过是在不大体面的辩论中又抓到手的一个论据罢了。起初我有点天真地认为，在没有多党制的情况下，这种社团代表制将会使得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议会代表构成变得更为多样，将扩大议会的社会基础。可是没过多久，我的天真就破灭了。
  早在拟订750人名单的阶段，所遵循的原则就已经不十分民主了。其中100名来自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100名来自有2600万团员的共青团，而还有100名却来自几乎有两亿成员的工会！……谁又愿意挺身而出解释一下这种不公平的代表制的原因呢？而且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同样一批选民，竟选出了好几个代表。
  即以苏共中央委员为例，起初，他们选举党的代表，后来又选举工会的代表（尽管是间接地）——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其中的什么成员。然后，再是按居住地选取。同样情况也发生在科学院院士、作家、艺术家、保卫和平人士……等人的身上。然而，新苏维埃国家的普通公民，却只能有一次选举权——按居住地投票。
  说到这儿我不能不指出，所有的民主派都谴责所谓的“红色百人团代表”，也就是苏共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完全是按老规矩构成的，依我看，那是党的好原则：其中既有党委书记，也有作家、学者、工人、农民……
  对选举进行过总结之后，立刻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我们在评价选举结果的问题上同总书记又发生了分歧。戈尔巴乔夫情绪欢快昂扬。他说，选举昭示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巨大威望：87%的人民代表是苏共党员……他一反常规，在会上竟然第一个发言，似乎是想以自己的威信来肯定胜利，因为他预感到了有人可能有不同意见。然而某些与会者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我说：党在选举中失败了。30名按地区提出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全都在吵吵嚷嚷中蒙羞落选，而战胜他们的对手远不如他们那么头衔显赫、有名气，但却更有“说服力”。
  “但他们也是党员！”戈尔巴乔夫说。
  “他们当选的原因不在于是苏共党员，”我表示不同意，“相反，他们从来不张扬自己是党员。”
  我说：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情况远非个例。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说明党大大落后于它所发起的改革。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苏共领导躺在改革发起人的功劳簿上，自以为威望过人，不想看到自己正是以一种过时的方法在工作。我提出问题：难道在这30个输掉选举的人当中，真的有谁是跟自己的幸运对手做过一番较量的吗？然后自己回答：没有。我看，他们恐怕还是以为一切就像过去那样，只要哪位党的负责人给基层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给州委领导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会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务。可不是那时候了！选举恰恰表明，那种享有说一不二的威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想建立威望，就得天天奋斗，每个人都得这样干才行，党也好，领导人也好，谁都不能例外。可不能以为这场选举只是30个人输掉了。是党输掉了这场选战，因为它相信了这些人，把自己交到了这些人手上。
  遗憾的是党的领导——从区委书记到政治局委员——看来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相当普通的道理。选战之后的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87%当中的大多数开始大张旗鼓、急急忙忙退出苏共。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决不是什么觉醒，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变。不过这可是一个绝对令人不安的信号！它意味着做党员就得不到群众拥护。不过，从党内向党外的“移民”直到变得规模吓人时，苏共领导还在稳坐钓鱼船，他们安慰自己说：耗子从船上逃跑怕什么？方向还是正确的嘛，航线还是清楚的嘛，前进的步伐并没有改变嘛……他们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弃船逃跑，那是因为遇到了灭顶之灾……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自己“正确”，宣称航线不会改变，毫无自我改革的愿望，过分自信，不善于聆听足够振聋发聩的报警信号，终于导致1991年8月共产党的毁灭。 
  马上会有人问我：那么，你是不是早就看出这样的结局呢？
  我会回答：不是。因为我还缺乏这样的想像力。我只不过希望能有另外一种生活闯进党的权力通道，这种生活跟思想一样，它也是诞生于这些通道，然后再扩散到该范围之外的四面八方。
  不过，回想起我国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时，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满意。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好多我所不喜欢的民粹主义的错误，好多荒唐事，斗争也不是那么公正，但重要的并不是这些！重要的在于每一个达到选举年龄的公民，他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选择政权的真正自由——其表现哪怕仅仅在于如果哪个候选人都不能令他满意，那他就可以谁都不选。而且那次选举就像一切新鲜事物一样，还伴有一点在当时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兴奋心情，这样的心情对生活总是有好处的。
  我要承认，我是有意专门谈论1987—1988年间党内的几次会议以及后来的苏联宪法修订工作的。因为以我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时期，具有破坏性的反对运动开始迅速形成，它的领导人开始出现，并最终导致国家的瓦解和毁灭。
  读者有权问：作者是不是反对一切反对力量呢？绝对不是！我坚信，一个民主社会是不可能没有反对派的。这无疑也适用于国家议会、地区和地方政权机关。不过我反对这样的反对派：它仇恨自己的国家，仇恨本国人民，苏联的垮台使它欣喜若狂，而且，毫无疑问，它也会兴高采烈地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药方来把俄国整垮。我正是把这种反对派归结为破坏者，也就是说，客观地讲，也可以把它们归结为祖国的叛徒一伙。
  非常遗憾的是，社会的一些变化在这些负面现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代表会议开过之后，它的影响在苏联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苏共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包括严重指控，乃至号召“复仇”，号召要把国家从“苏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发言中当然也包含着公正的批评，揭露出党的活动在社会上造成的某些实际问题。常常可以感觉到发言者流露出来的公民政治的不成熟性。但也的确有一些完全成熟的、精心策划的行动，其目的就是破坏党的威信。而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同国家早已深深地一体化，因此很自然，一切胜利属于它，一切缺点错误也属于它。惟其如此，破坏党的威信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些策划这一切的人知道，要想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就必须首先部分或全部斩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这是国家的生命线。卑鄙无耻的谎言到处泛滥，谎言把原苏联3亿百姓中的许多人骗成了傻瓜。不少人起初孩子般天真地以为，只要一取缔共产党，生活就会大变样，变得更好，更纯洁，更人道，更公正，当然也更富有……
  政治危机之所以日益发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19次党代表会议开过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常设的最高苏维埃成了国家政权的新结构形式。党到了必须立刻进行改革、彻底改造的时候了。严格地说，这种事甚至本应该早点做，应该提前让它做好应对新条件下工作的准备——新的组织条件、理论条件、意识形态条件等等。
  所有这些主客观因素引起了许多党组织的惊惶不安，它们提出立即召开中央全会的建议，建议在全会上一定要讨论新条件下党的活动的性质问题，以及党自身要作出什么改变的问题。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再不制定党活动的新战略路线及策略，那么对百姓来说，整个改革就会是一场空前的失败。
  我的这次发言没有被人揪住不放，就像对待叶利钦那样，也没有再搞什么名堂：时间不一样了。
  不过，党为什么就不能及时，或者哪怕是迟一点也行，进行一番变革，为新条件下的工作做好准备呢？这是谁的错？我可以引用“改革的教父”、已故的雅科夫列夫当年答记者问时说过的话作为回答。在一家著名的报纸上，他相当明确地表述了党内和苏联破坏分子的战略：“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绝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只有利用党那种既表现为组织性，又表现为纪律性，表现为听话的专制性质，才能把专制制度摧毁……”我想，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不希望在苏联发生暴风骤雨般政治动荡的条件下对党进行改革，因为他们是想要用党来作为改变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工具。真是卑鄙到了极点：这些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小人，竟然想利用一个建立了强大国家并在战争中捍卫了苏联的党来毁灭这个国家。 
  所谓的“民主派”掀起的反共浪潮越来越高，这浪潮在推进中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第三届人民代表特别大会选举了戈尔巴乔夫当国家总统，在一片喧嚣声和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废除了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在国家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条款。
  正如某些口舌刻薄之徒所言，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时刻来临了。在这个说法当中，如果“苏联人民”一说还大有不实，那么这“苏共”一说遗憾的是与事实倒颇为相近：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然后时过不久，在苏共的意识形态领袖作出榜样之后，成千上万的党员也离党而去。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叛卖，党终于垮台了。
  1990年7月初，苏共的最后一届——28届——代表大会开幕了。
  党内实际上出现了分裂，队伍的划分标准是政治色彩，甚至是民族色彩。以党中央、中央政治局、总书记为一方，以地方党组织为另一方，出现了党内的对立。这种情况逐月变得越来越严重。毫不奇怪，在28届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党员人数减少了一百万。
  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这个苏共最高机构通过热烈争论找到必要的解决办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政治局内出现了好几个小帮派，斗得不可开交。一帮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麦德韦杰夫，另一帮是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恩科夫、扎伊科夫。当然，还有“沼泽派”。在个别问题上，有时甚至是私人问题上的分歧，影响到相互关系，危害到共同事业。
  虽然从1990年开始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但临到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它还是开了一次会。会议是在诺沃奥加廖沃举行的。戈尔巴乔夫正在那边为代表大会准备报告。我的战友、同事当中，没有一个人参与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局也没有按惯例对这个文件进行认真审议。
  在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提出了新政治局和新书记处未来构成人选的问题。有与会者对已确定的候选人又提出补充，建议我和卢基扬诺夫进入政治局。我们俩都很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只能给党带来危害。国家总统是苏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又都是政治局委员，这可能为苏共的敌人提供加强攻击的借口，指控它大权独揽，把国家所有最高职位统统集中到一党手中。我跟卢基扬诺夫只好一再说服在场的人，采取这样的步骤是合理的。不过我们认为，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还是必要的，只要代表大会还选我们。我之所以写这段文字，是因为后来有些出版物，特别是在纪念改革20周年的时候，居然说我跟卢基扬诺夫千方百计想钻进政治局，但未能得逞云云。
  苏共距离被查禁的日子还有不到两年时间了……
  我竟然成了最后一代共产党员中入党最早的党员。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顿巴斯矿上工作。后来我那已经过世的弟弟叶夫盖尼也在那个矿上工作，不过掌子面已经到了地下一公里的深处。他们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劳动，并不是为了捞个什么党员的称号。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
  矿山是一个劳动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常常还非常危险，在那里工作的人性格都非常坚强。人到了地底下，身上的所有杂质就全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了。矿工的劳动又好比是一种日常平凡的英雄行为，他们很知道自己的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一回当我假期回家探亲的时候，弟弟见我的手提箱里有一本《星火》杂志，是以戴矿工头盔的赫鲁晓夫像为封面的，便很严肃地问：
  “这么一副嘴脸，怎么还戴上咱们矿工的头盔了？”
  也不知怎么搞的，全家人里头，只有我成了苏共党员。甚至我的夫人柳德米拉•谢尔盖耶芙娜，当有人提议要她入党时，她却这样回答：我家已经有一个党员，这就够了。 
  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作了一个有关组织问题的简短发言，他对中央委员们说，现在需要对经济给予特别关注，政治局以为有必要在中央设立一个管经济的书记的职位。接着，就提出了我的名字。全会赞同了安德罗波夫的意见。
  全会过后，我立刻被任命为中央经济部部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次全会，它使我的生命之流进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河道。没有那次全会，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
    接下来我收到了许多口头和书面祝贺。我还保存着我父母发来的电报，两位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亲爱的尼古拉，祝贺你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孩子，你的肩头现在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你要不辜负人民的信任。祝你身体健康，工作上获得巨大成绩。亲吻你，拥抱你。

  矿区的普通劳动者距离高层领导和大政治非常遥远，他们表达的是人民的信任，因为他们就是人民，就是那些国家领导人应该为之活着和工作的人。
  这一生我始终努力不懈，以求不辜负人民和父母的信任。苏共被出卖了，因此我发誓再不加入其他任何政党。我一定信守自己的誓言。
      

          正如所知，首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于1989年5月25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而今天，苏联没有了，代表大会没有了，最高苏维埃也没有了。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们把自己当代表的徽章收进了装那些手头用不着的东西的匣子——留给孙子们作纪念吧。不过所有的人都应该记住，解散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是1991年8月以后“民主派”破坏俄国政权的一系列行动的先声。这件事的执行者是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也就是那个仅仅过了两年就在坦克和大炮的攻击下解散的机构……
  关于代表大会有两个不算太愉快的回忆：第一个回忆——就是萨哈罗夫院士那完全合理、完全符合一般民主精神的建议——要听一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候选人对自己立场的表述——没有得到支持。虽然精神可嘉，但建议没有通过。因为，后来才知道，候选人总共只有一个，而这个人却认为他应该先当选，然后才作报告。尽管选举之前克里姆林宫会堂的讲坛上已经对这两个职位合二为一的合理性响起了质疑声，但代表们对这样的发言并不支持。不过有这样的发言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些日子，除戈尔巴乔夫外别无选择。所以著名作家，深孚众望的人民代表成吉斯•艾特玛托夫，才提议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的候选人。
  选举他当主席肯定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所以当奥波连斯基代表毛遂自荐地出来竞选时，才引起了满堂哄笑。阿帕提特市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居民，极地地质研究所试验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竟想跟改革的创始人来一番较量……不过，问题的实质其实在于，他不过是想用自己真诚的公民行动来加强刚刚诞生的民主。我想重复一下他说过的话：“其实我非常清楚，跟戈尔巴乔夫同志竞争，我是一点希望也没有。我只希望在我国历史上，在我们大家的实践中，终于出现了一次真正的选举。尽管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选择的基础，但毕竟是一次选举。”
  他的名字甚至没有被列入选票。我们这些代表并不希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不善于理解，民主一旦诞生，一旦通过这件事宣布了自身的存在，自然就会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提出证实它自我存在的要求。甚至是这些细节。特别是这些细节！如果谈到出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觉得最好还是对此事表示沉默。我不打算猜测他沉默的原因，不过我想，他也未必能正确评估奥波连斯基行动的意义。
  第二个回忆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代表布尔布利斯为了讨好自己的同乡战友叶利钦，提议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的候选人。叶利钦对这个建议作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回答，倒也十分耐人寻味：
  “由于本人从昨天开始成了一个失业的人，我本来是可以同意这样一个提议，认真工作，承认改革的。不过现在我选择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
  叶利钦取得政权后，没有忘记这位“忠诚到不肯谄媚”的人物的功绩，把他任命到一个至今人们也搞不大明白、根本不需要的职位上——当上了国务秘书。这真是投桃报李。
  看来还有个不愉快的回忆，那就是在那真正可称为是永志难忘的日子里，良心受到的钻心般的刺痛。那些日子对我特别难忘：6月7日上午，在苏联新一届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后来又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并被批准为国家部长会议主席。这并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任命。当天我在台上站了很久，报告以后政府活动的纲领，并回答了无数提问。
  我成了苏联由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政府主席。别以为这是小事一桩，是一段依样画葫芦的历史。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一切都是破题儿第一遭。错误是从来没犯过的，快乐也是从来没尝到过的。还想说一句，后来，在最高苏维埃任命由我提名的政府成员时，代表们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脾气——犟得很，而且还不大讲理。 
  随着代表大会的进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反对派组织正在会上形成。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干部队伍”、政治方向以及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手段，同时还看出社会制度正在改变。这个问题我要具体地谈，因为有好多事情在社会的记忆中已经蒙上了一层时间的薄雾，至于年轻人就更是毫不知情了。
  好了，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按照宪法规定，它仍同过去一样由两院组成，即联盟院和民族院。这个问题的讨论搞得非常冗长，简直催人欲睡：就拟订名单程序、各加盟共和国额度、提名办法、投票等内容发言的达数十人之多。最后等到所有的问题都讨论一遍，才把提出的名单提交无记名投票。俄联邦民族院的选票中列出了12名候选人，其中包括叶利钦。投他的票的代表当中，有1185人赞成，964人反对。其他各位候选人得到的反对票比他都要少得多。就俄联邦代表进行投票时还有一个特点：如果每个共和国出一个名额，应该是11个名额，但选票上的候选人却有12人。这样一来，叶利钦就没有能够进入最高苏维埃。
  在组成联盟院的过程中，许多事件也令人难忘。有些人民代表表现得蛮不讲理，破坏议事规程，占着讲坛不下台，抓住话筒不放，对什么问题都评头论足。对他们的投票情况就更是说明问题：比如扎斯拉夫斯卡亚院士，她是“农村无前途论”的提出者，同意她的仅为591票，而反对她的则达到了1558票。支持扎斯拉夫斯基的为829票，反对的为1320票。后来这个人在莫斯科的卡卢加镇由于做生意搞诈骗，大大地出过一回风头，然后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样在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落选的有波波夫，后来在首都当上了不走运的市长，他的不走运的副手斯坦凯维奇，以及著名的农业问题评论家切尔尼琴科——这个人在批评我们的农民的同时，又在自己的口袋里揣着一枚由他创立的，说来惭愧，几乎没有党员的农业党的图章。
  总之，根据最高苏维埃选举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大多数人民代表不支持当时正在出现的反对派，他们隐约地明白或者感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国家的危险。
  几天之后，一个当选为民族院人民代表的鄂木斯克国立大学劳动法、环境法和农业法副教授卡赞尼克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不经过投票的情况下由叶利钦取代本人进入民族院……同志们，我担心如果再投一次票，叶利钦同志还是通不过，而这种情况绝对不该发生。”
  提议被通过了。叶利钦就以这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当上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乃至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感谢这一行动，叶利钦在当上俄罗斯总统后，随即任命卡赞尼克为国家总检察长。不过这位天真的，看来也正派的人，还是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什么人堆里，于是很快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鄂木斯克。
  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在否定国内现存一切事物的积极分子们为进入最高苏维埃而开展的选战遭遇一败涂地之后，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发言了。阿法纳西耶夫是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的院长，而波波夫则是《经济问题》杂志的主编。他们在发言中公开站在当局和大多数的对立面。假面具终于摘下来了！
  阿法纳西耶夫在发言中宣称，代表大会成立的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选出来的代表都水平低下。他责难与会者“大多数都是听话的打手”，阻碍了代表大会任用进步人士。顺便说一句，这种提法后来就成为“民主派”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各届会议工作期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波波夫是未来反对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他对代表大会开始的工作表示失望，把大多数代表说成是缺乏智慧的群氓，不懂得思想多元化，只知道秉承组织的旨意行事。不过闹不明白这组织究竟是什么意思——指国家组织呢，还是党组织或议会组织？根据这位波波夫的意见，代表大会上“缺乏智慧的群氓”，为的就是形成一个听话的机构——最高苏维埃，然后再以最高苏维埃的名义，继续对国家领导中的“进步一翼”施加压力。 
  因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好想一想怎样来变更立场了。首先，莫斯科地区代表中的科研机构和文艺团体小组认为有必要退出莫斯科代表团。他建议考虑成立一个跨地区的独立的代表小组，并号召代表中所有的志同道合者都参加这个小组。
  果然，1989年7月末，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召开了第一次跨地区组合代表会议。选出了组合的联合主席，他们是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帕尔姆、波波夫、萨哈罗夫⑤。跨地区代表会议得到了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广泛介绍。还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索布恰克、特拉夫金、斯坦凯维奇、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这样一些人⑥。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代表表示，希望他们的组合成员身份不要正式登记。
  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合法的反对派组织就正式形成了。他把许多具有反对派思想的代表团结起来，形成了基本力量，它就是80年代末破坏活动的组织者，最后导致了国家的解体。组合及其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过了大约两年都进入了政权机构，开始领导俄罗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起初，看来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组合的领导宣布的目标是有节制的，即对共和国和地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他们的文件说：组合将准备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代表大会文件的修正案提出新问题，“不要把自己同最高苏维埃对立起来，而是相反，要使最高苏维埃激进化，要促使它更加迅速地彻底转变成表达人民要求的机构”。
  又过了不多久，情况变得明朗化了：跨地区代表组合虽说是一个议会党团，但却并没有打算把自己局限在议会活动上。它越来越觊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个组合的头几次会议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同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同当局的地方机构，以及同政权机构的人民代表，都发生了对抗。可以清楚地看出，把少数人民代表团结起来的组合，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并成为与“尸位素餐的党内官僚”进行对抗的实际力量。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跨地区组合成员宣布，他们同与会大多数代表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受跨地区代表组合的委托，阿法纳西耶夫在会上作了一个正式声明，指出了推动组合走向反对立场的具体分歧。
  其实，跨地区代表组合这时已经采取了反苏和反联盟的立场（它把苏联叫做“帝国”），并开始对民族分裂分子的领袖表示支持。从他们形形色色的要求当中，可以分析出两大主要要求，后来在摧毁伟大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可怕的作用，这就是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内容，以及罢工合法化的内容。组合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苏共的主宰地位，后来又宣布苏维埃是党内官僚的避难所，到了1993年1月则干脆消灭了苏维埃。
  不久，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之间开始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阿法纳西耶夫凌驾于组合之上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其中有一个不算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日本之行。他在那里把被称为“北方领土”的我国的几个岛屿“奉送”给了日本。而就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复杂的谈判，在谈判桌上，俄罗斯当今的领导坚决不同意把这些岛屿移交给日本。可是在当时，阿法纳西耶夫的立场却引得右翼势力狂喜不已，也引得几乎全国都非常不满。
  阿法纳西耶夫最出风头的时间要数他在第一届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后来虽然他还是跨地区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之一，但他的社会活动却变得暗淡了，他热衷于出国访问，答记者问，在各种各样的政治集会上担任主席。而且，据我所知，对于自己的代表职责履行起来也是马马虎虎。总之，他已经不再工作，而是头顶着侥幸得来的光环睡大觉了。
  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阿法纳西耶夫多年来一直领导着我国的一个少年先锋队性质的组织，以社会主义精神、热爱党和祖国来教育孩子们。正是这样一些双重道德的人物，在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年代里，开创了叛卖行为的先河。 
  在阿法纳西耶夫领导的学院里，有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那里学习。但后来这些下一代竟欢天喜地地把他们的父辈通过斗争得来的一切踩到了脚下。再往后，在取得学院领导和教育部同意之后，学院又被金融寡头涅夫兹林出价一亿美元收购，涅夫兹林也就成了这所学院的头头，虽说跟学院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他的“领导”倒也没能持续多久。现在他正从“神圣的”以色列土地眺望着我们祖国，而阿法纳西耶夫则在不久前离开了学院，临走还重重地摔响了身后的门。
  阿法纳西耶夫是否明白，在他的学院，事物肯定会这样发展，而且全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从最近的消息来看，他一定尝到了失望的苦涩。
  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为了扩大自己面前的人物，就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架构。他们本想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转而利用一家由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苏维埃物理学家》作为基地，出版以《人民代表》为名的专刊。报社设立了编辑部，又设立了人民代表首创基金。无数专家和助手小组实际上已成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办事机构。
  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由于内部矛盾而消磨了积极性，它没有为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工作作出什么建设性的贡献，对第二届（1989年12月）也是同样，它也没能制订出现实的行动纲领。不过它却成为一个核心，把各种各样反对力量都团结起来，并于1990年1月正式组成了激进运动“民主俄罗斯”。它公开把极端反共定为自己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基础。
  当时国外媒体对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建立和活动得出了有趣的结论。
  加拿大《多伦多之星》写道：“组合的成立表明，在改革过程中，共产党内部的危机已经达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
  《印度时报》指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大杂烩……他们所说的一切，同任何实用主义态度都少有共同之处，看来这个组合相互联系太少，以至难以收到足够的效果”。
  英国《每日电讯》指出，组合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的改革。新组合的信心由于矿工罢工获得成功而有所增强，这次罢工迫使党和政府屈服。罢工行动明确地告诉激进派，他们的目标同工人相吻合。组合的建立证实了党内的两极分化”。
  不过，前面我曾保证过，要回到政权归苏维埃这个问题上来，并从另一个侧面，即从民主派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现在是该履行诺言的时候了。为了能把某些思想印象表达得比较完整，我先要请读者原谅可能出现的重复。前面说过，跨地区代表组合在最初阶段曾拾起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来武装自己。我想，这绝非偶然：因为在许许多多人心目中，“苏维埃”一词至今仍被看做是人民的政权。正因为如此，当那些过去的共产党员摇身一变成了反共分子之后，才会在将近20年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报刊、电视、广播把苏维埃政权骂得狗血喷头。
  遗憾的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逐渐把苏维埃的政权功能搞得越来越成为形式，这是因为这些功能都渐渐集中到了党的领导机构手上。所以当改革导致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实实在在地归还给我国社会的任务出现时，解决这个任务的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自然就成了国家的全面民主化，而且首先是把实实在在的权力归还给人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在1988年的我国政治生活中又重新响起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口号所表示的内容同20世纪初革命前的内容有所不同，意味着要把权力由苏共中央的手中转交给人民代表苏维埃。
  当然，“一切”这个词本身所表示的要求，在80年代的环境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就总体而言，也是错误的。这个口号反映了一个主要之点，就是在苏维埃的面前正展现出一个新生命。从1989年开始，苏维埃逐渐摆脱了历史形成的弱点和缺点，克服了浴火再生和发展的困难，正在成为一种比较现实、比较有效率的政权。 
  当时国内许多政治家都相信，站在新起点面前的苏维埃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我经常会想起人民代表萨哈罗夫院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的口才并不怎么样，口齿又不清，说起话来总是含含糊糊，但同时却又把苏维埃的作用讲得那么明白，他说苏维埃应该在各共和国、各州、区、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位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萨哈罗夫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认识他，但并没有什么私交，而且我们的政治观点在许多方面也并不一致。就是这位献身科学的人，氢弹制造者之一，作为一个人民代表，自打代表大会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在会上起着显著的、重要的作用。他号称“民主之父”，正是把民主同苏维埃国家制度形式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在自己提交的宪法草案中为这一点备了案。我还保存有这份文件的副本，上头有作者的批注。这位上了年纪的科学院院士，三次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就是他，在胸口挂了个好大好大的牌牌，上头大字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那些一直以萨哈罗夫的名义发誓，而掉过头来又消灭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呢？……
  我要提醒一句：苏维埃政权是在我们国家诞生，并成为我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权组织的。它是从千百年来人民集体议事的传统中以再自然不过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是一直高于“我”的。正是苏维埃制度大大巩固了苏联和苏联这块领土上出现的大多数国家公民心理的这个特点。
  现在，统治阶层在我国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可是这种东西是违反我国传统的，它必然要把每一个人意识中的“我”摆放到首位，而且还要以怪异的方式将这个“我”放大，把它与“我们”对立起来，并把“我们”排斥到角落里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然完全可以说，苏维埃已经成了我国野蛮资本主义狂热崇拜者最近阶段的一个牺牲品。
  我们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传统无日无时不在经受着摧残，这究竟会把我们国家和人民引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听听一个人说的话——那可是一个最难以归入共产主义信徒乃至对苏维埃心存好感之列的人物——索尔仁尼琴。他说：“我走遍了俄罗斯各地，收到四面八方成千上万封来信，形成了一种感觉，就是我国民众已成为茫然无助的一群。底层的百姓实际上已经没有活路。我国发生的一切，全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或者俯首帖耳贫贱度日，或者另寻出路，比如说，从事非法行业；要不就欺骗国家，要不就互相欺骗。”
  萨哈罗夫在第二届代表大会期间——1989年12月15日——突然去世。我们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几个人于12月18日参加了在科学院主席团大楼前举行的人民代表同这位科学家的遗体告别的仪式。我觉得，如果他还能活着，那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中，许多情况将会改观。在他去世之后，反对派失去了精神和道德的领袖。构建正常运转的议会体制的机会丧失了。在跨地区议会代表组合中，极端倾向占了上风。不过组合毕竟还是需要一个哪怕是表面上的天授神权的领袖人物。无论是波波夫、索布恰克甚至还是阿法纳西耶夫，都无法担当这个角色，于是这份“殊荣”就落到了叶利钦头上。
  首先是以跨地区议员组合为代表的反对派接过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用以同党和国家进行斗争，改变社会制度。不过，当它把管理国家的控制阀一旦抓到手上时，议程上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同前一个口号完全相反的口号：“打倒苏维埃政权！”
  ……1993年9月和10月到来了。俄罗斯总统把手置于其上宣誓就职的那部宪法，竟被他自己踩到了脚下。代表政权的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被解散了。为“民主派”治理国家扫清道路的口号，如今被扔进了污水坑。 
  我经常想：如果萨哈罗夫还活着，那反对派会怎样行动？国家究竟是会以渐进的方式还是激进的方式发生变化？是先“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再……当我回顾国内由公开性和“多元化”搅动起来的局势时，得出了唯一的答案：大多数人民当时是不可能接受渐进的。这一点我从切身体验上就可以感觉到。我曾就把经济转为市场关系，同时为居民建立发达的社会保障系统，对市场实行国家调控多次提出建议，但却遭到坚决反对：一切马上就要实现，今天就要！要在500天之内，而不是6—8年才实现！
  看来，这是人们对望眼欲穿的人间福利的一种相当自然的反应。多少年来，在改革还没有开始之前，党就一直在宣扬这些福利。而且，总书记和总统戈尔巴乔夫又一再许愿，结果把人民对政权的信任搞得荡然无存。这也是老百姓欢迎和支持向他们推荐的那个既颇有拿破仑派头，又带着土烘烘的、但很起作用的民粹主义色彩的领袖叶利钦的原因之一。老百姓在他身上看到了新的救世主，而在1985年，他们也曾一度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希望。
  说到叶利钦，我只想提几件所谓他那个时代的事情：大多数人还对他位居国家总统期间出尽丑态、所谓国家元首“家族”贪赃枉法，特别是最重要的一点——国民经济遭到破坏记忆犹新。偷盗抢劫横行，百姓一贫如洗，精神生活所有领域不断蜕化，犯罪现象泛滥，乃至百姓生活于恐怖之中，等等。要想让人民“分清良莠”，恐怕还真得有个几年。为了这件事，人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1989年叶利钦完成了美国之行。
    既然千百万人经过痛苦的切身体验已经确信，他所有的“民主”活动，都不外乎是出于乡下草台班子一个无师自通、敝帚自珍的戏子所表演的往往由醉醺醺的扭捏作态构成的愚蠢透顶的粗野的杂耍洋相，或者是彻头彻尾的蛊惑宣传，或者是不知羞耻的谎话连篇、信口雌黄。我只想引用意大利记者祖科尼文章中的几小段不大为我国所知的文字。

    改革的美国之夜散发着威士忌和美元的气味，被聚光灯所照亮。莫斯科的人民英雄叶利钦，这个专给戈尔巴乔夫念倒霉咒，专给公开性揭老底的人物，正犹如旋风般在美国上空掠过。他说过的话语在旋转回荡。他在身后留下的痕迹是关于灾难的预言、疯狂的花销、答记者问和著名的黑标签杰克•达尼埃尔斯牌肯德基威士忌那股特别的气味。他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之邀来到巴尔的摩，住进酒店之后一晚上独自就喝光了半公升装的一瓶。一位教授大清早坐车来接他到大学的会场，不禁吓傻了。叶利钦送了他一个醉醺醺的沾满唾液的吻，又把喝了半瓶的威士忌递到他手上。“为自由干杯！”叶利钦在清晨六点半向他提出了建议，手里挥动着倒满了酒的玻璃杯——那是一只通常在浴室里放牙刷牙膏的杯子。只不过他是自己把酒干了……

    还有一件事就远不是大家都了解的了，那是为叶利钦的美国之行做协调工作的哈利逊在回忆录中写道的：

    飞机着陆了。叶利钦走下舷梯。不过他没有向迎候他的代表团致意，却沿着起降区走向飞机尾部，背转身去，开始冲着飞机后轮撒尿。我们大为震惊，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叶利钦走回来后，一句话也没说，同官员们一一握手，从一名年轻妇女手上接过一束鲜花，坐进了等候他的高级轿车。

  说实在话，在引用报刊上这些段落的时候，我真是觉得不太舒服。这位在大洋彼岸解开裤带的我国同胞，他的事迹读起来实在叫人恶心：这是个受到生物本能驱动的人，可是两年之后，竟“经全民选举”，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在翻阅那些日子的国外出版物时，人们会注意到我们未来的总统讲到自己国家时的那种放肆和不可原谅。我想提醒一句，政治家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的，那就是自己国内的问题应该回家去谈。
  还记得德国总理施密特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人问了他一个有关他政治对手科尔的问题。他回答得非常简短，而且斩钉截铁：“我到莫斯科不是来谈论科尔先生的。这件事我会到波恩去做。” 
  古巴廖夫，当年的《真理报》副主编，在自己的《总统，或者俄国版水门事件》一书中相当鲜明地描述了读者和公众的反应：“这种事不可能，这是对一个好人的污蔑。”等等。电视台回放了叶利钦在美国期间的纪录片，掀起了一片叫喊声，都说那是卑劣的歪曲，是恶意造假，是通过合成的办法把单词拉长了等等。而且说，要把他在巴尔的摩大学发表演说的讲台拍摄得很正常，而把讲台旁边站着的那个人，说得好听点，拍得脚跟有点不大稳，那都是用上了合成技术。而且苏联最高苏维埃还组织了专门委员会，举行多次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国家领导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亲爱的人民卫士鲍里斯•叶利钦。
  是的，当时很难说服人们。他们期待着叶利钦这样的正义斗士，而且转瞬之间不假思索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偶像。任何有关叶利钦的负面消息都会立刻被他们否定。套在麻袋里洗澡的事儿人们不相信——那是污蔑；在飞机上睡过了头没能跟爱尔兰总统在香农见面——那是撒谎；到别墅“批阅文件”——那是因为时时想着文件，想着国家。不过，当他在德国喝得醉醺醺地指挥乐队，而一切又通过电视播放出来时，许多人的幻想终于破灭了。
  然而这些事都是后来发生的，而1990年秋天正是群众大会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那些大会都是由“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组织的。顷刻之间，这个组织就把本身作为人民代表的性质抛到了九霄云外，得出结论说，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其结果难以预测。他们选取了一条夺取国内政权的比较激进的道路——把群众大会、罢工、破坏百姓生活保障系统等作为有效手段来运用。
  我怀着一颗颤抖的心回想起那年的秋天。商店的货架子全空了。海港和火车站停着装运食品和日用品的货柜，可是却有人把钱塞给那些想参加卸货的人，把他们打发回家去。铁路线上出现堵塞，国内的铁路大动脉实际上全被切断。粮食和蔬菜烂在地里，水果烂在果园里。各种商品短缺、刑事犯罪、民族关系恶化、罢工等各种情况一下子在全国各地都冒了出来。事实上国内已经出现了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面瓦解。最后，政权瘫痪了。
  这一切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那些为了破坏国家政权威信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对那些一心想夺取政权的人。自打那时起，在整整15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反过来证明“民主派”夺取政权有理，电视台一个劲地播放同样的画面：空荡荡的食品柜台。不过现在的那些“独立”媒体的大老板们却羞答答地不愿说出，为什么商店会变得空空荡荡。
  我的心里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事发生在叶利钦当权的时候，甚至发生在当今政权之下，那会怎么样？为了让这些人的头脑清醒清醒，会把他们弄进去待上多少年？我说，年头不会少了！这么处理是对的——可不能拿国家人民的命运开玩笑！
  到处都在开群众大会，可实际上又做不出任何决定。庶民政治把国内的权力抓到了自己手中。是谁在早就极端复杂、极端严重的局势上再火上浇油？是谁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它作为破坏管理结构乃至整个国家的手段？请看名单吧——他们都是把人民命运拨弄于股掌之上的“玩家”。就比方有一份传单，上头宣布1990年9月16日在练马场开群众大会：“参加者有阿法纳西耶夫、扎斯拉夫斯基、格德良、穆拉舍夫、波波夫、索布恰克、斯坦凯维奇、雅库宁。叶利钦将应邀出席。”不过，当这些先生掌权之后，他们很快便把练马场翻修了，搞得丑陋不堪，说得好听点，是搞了个没有品味的商贸中心，目的则是让人没法在“民主时代”再在这里开群众大会。
  有些名字（以及他们本人）已经被人遗忘了，不过这不应该：正是他们构成了第一梯队，完成了连希特勒也无法完成的“伟业”——让这个国家遭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我只想就其中的某些人物说几句。 
  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有一次声称，消灭苏联共产党的人正是他。他总是喜欢高估自己的作用，但我们却不能否定他在这一毁灭国家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后来他对自己竭力推举的叶利钦颇为失望，但在此之前他当过一段时间的莫斯科市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职位为自己捞好处：他征用了党和国家财产中的一块“大肥肉”，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座以他为首的私立学校——国际大学。我经常在中央一级的报纸上读到他的文章，发现他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现在他成了个具有国家观念的活动家、捍卫俄国人民利益的斗士。不过，人的本性是迟早都会暴露的：前不久他出了一本小破书，里头利用各种资料，收集了红军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一切“恶行”，讲述了某些士兵和军官在德国的不良行为，但却对希特勒暴徒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缄口不言。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各次会议上，常有一个外表整洁相貌端正的年轻人参加辩论，他就是人民代表斯坦凯维奇。他跟他的同事索布恰克一样，自动宣布自己是新民主的“浪漫派”。斯坦凯维奇利用这一“高尚的形象”和莫斯科副市长的职位大肆中饱私囊。这位“民主浪漫派”有许多“本事”，比如同刑事犯罪组织有着动人的关系，贪贿成性，把前苏联部长帕托利切夫的住宅据为己有等等。所以并不奇怪，早在担任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期间，执法机关就对他提出过收受贿赂的指控。只是代表们没有同意剥夺他的豁免权。不过，正如所知，这只馋猫也知道是偷吃了谁家的肉，于是这位“浪漫派”便在代表特权到期之前拿着外交护照偷偷地溜出了国。他先后在美国、德国混了一阵，最后又跑到波兰，国际刑警组织终于探听到他的踪迹。这时“自由派”媒体又是一阵叫嚣，说什么“黑暗势力”开始了对第一批民主浪漫派人士的迫害。
  凡是掌过权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几乎都有这么一些内容可供谈说。能够经得起权力诱惑的人，说来惭愧，真是少而又少。而且他们那所谓“民主”信仰本身，也只不过是一层政治外壳而已。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在所谓“专制”条件下，群众大会是可以随时随地找一个理由就举行的，甚至哪怕跑到卢日尼基去举行也可以。可是到了“民主政权”时期，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硬性限制和行政禁令，使用暴力，挑起护法机关工作人员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前不久法庭对39名年轻人开庭审判，他们一个个铐着双手被带上法庭。他们受到指控，在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公众接待室组织骚乱，其中8人被判处监禁1年半至3年半不等。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当年“民主派”的行动规模和接待室骚乱之间的差别！
  1990年5月16日，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了。根据宪法规定，宣布大会开幕的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卡扎科夫。迄至代表大会开幕日止，当选代表数为1059人，有9个席位空缺。卡扎科夫宣布，出席大会的有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总统委员会成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
  围绕着代表大会日程、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代表们公开分裂成极端敌对的两个阵营：一部分以苏共为导向，另一部分则以有文化有知识的“民主俄罗斯”运动力量集团为归属。这一届代表大会还有一个难以忘却的情况，就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成了一场马拉松。直到5月29日，在最少必须获得531票的情况下，叶利钦获得535票当选。4票，这仅仅是大会代表人数的大约0.5%，最终却决定了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命运，也决定了俄罗斯后来的命运！
  有关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领导的问题，早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在政治局就讨论过多次。依我的看法，政治局，特别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干部问题上犯下了严重错误。他们推荐的都是一些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显然通不过的候选人——弗拉索夫、博罗兹科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一针见血地说：这些同志都不错，可是代表大会不会支持他们。我们将不得不把这个位置让给叶利钦，他一点也不想掩盖要成为共和国当时最高政权机关首脑的意图，而这个共和国则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在发言中我说，我们可以推荐任何一个全苏领导人到俄罗斯最高岗位上——雷日科夫也行，利加乔夫也行，或者别的哪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行。可是，就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形成什么决议。 
  代表大会开幕后，立即出现了一个俄罗斯联邦主权的问题。讨论进行得很热烈，连续讨论了三天——1990年5月22日、23日、24日。现在，当我检视当时的讨论速记稿时，想要指出一点：代表们关注的问题，主要都是一些个别性质的问题或条文表述方式。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位代表在原则问题上对这一步骤提出过一次反对意见。正是这样一个步骤，成了苏联历史上致命的一步，因为正是它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土壤。参加讨论的有40个代表，后来又有一个编辑委员会工作了两周半。
  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的各色各样方案和无数修正案，其中还包括该共和国法律高于其他加盟共和国法律的方案，于6月11日和12日两天提交讨论和表决。总表决是在6月12日举行的。同意宣言的票数为907，反对票为13，弃权为9票。共产党员们也都表现得政治上盲目短见，无能预见这个问题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当时做总结的已经是当选为主席的叶利钦：
  “决议通过。”（暴风雨般经久不歇的掌声。响起了欢呼声：乌拉！乌拉！）
  “祝贺全体人民代表和俄联邦各族人民。”（掌声）
  就这样，俄国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了破坏伟大国家的主要力量，而1990年6月12日这个被“民主派”宣布为伟大节日的日子，则成了我们在全世界面前蒙羞的日子。
  俄国代表们又是出于什么想法才通过这项决议的呢？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主权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俄罗斯宣布自己独立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也就是说，它拒绝承担结构国家的作用。仅仅是这一条，就注定了苏联要垮台。不错，根据苏联宪法，俄罗斯联邦也好，其他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也好，本来就都是主权国家。而在实际上，它们都把自己的部分功能交给了将它们团结起来的中央政权。宣言炮制者用表面看来完全“高尚”的理由掩盖了真实用意，说是要保障俄罗斯公民“能够体面地生活，享受自由发展，并使用本民族语言”，仿佛这些原则在全苏宪法中不存在，国家根本就不关心他们，不关心所有这些条件的实现似的。
  政治就是这样，话说得很一般，但话的背后却隐藏着现实的利益。利益是各种各样的，不过依我来看，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摆脱中央权力——其中既包括党，也包括国家——的“关照”。所有那些在精神上鼓舞了和行动上导演了这一事件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俄罗斯同全苏中央对立起来，把苏联“帝国”搞垮。刚刚成立了一个“新”党——俄罗斯共产党——的党员们，都害怕触犯主权思想，害怕失去情绪狂热但方向不明的选民的支持，他们可能不理解俄罗斯的独立，也没有采取反对独立的立场。此外，这个党的领导也并不反对实际上拥有“主权”地位，即使是为了不受到责难，不承担主动执行苏共中央决定和指示的恶名也好。
  在我的面前摆放着这几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还有记名投票结果的名册。许多我所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投了赞成票。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向其中有些人提问：为什么当时他们会支持俄罗斯主权宣言？唯一的回答是：我们连想都没想它会让苏联垮台。
  不过，要想使俄罗斯主权起到消灭苏联及其现行制度的作用，还得赋予这样一个思想以实际起作用的机制。它之所以能建立起来，得益于一个从正常逻辑来看有点像白痴的论点：俄罗斯法律高于全苏法律。换言之，“部分”被宣布高于“整体”。这意味着所有组织机构资源及其附属的物资资源、财经资源等，将统统脱离全国中央的管理，这样一来，中央的存在实际上已毫无意义。请想想，在表决之前、表决当时和表决之后，这样一点难道还搞不明白吗？
  1990年6月13日一大早，我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机场。当时她正在莫斯科访问，准备乘飞机到毁于地震的列宁纳堪（在亚美尼亚）参加英国帮助建设的一所学校的落成典礼。 
  一坐进汽车她就说：
  “雷日科夫先生，昨天晚上我从你们的电视上看到，俄罗斯议会通过有关主权的法律，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邦法律。您了解情况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当然了解，”我这样回答。“‘主权’这个概念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俄罗斯拥有的权利实际上少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但若对主权再做其他补充，就无论如何也不对了，特别是共和国的法律高过全苏法律这一条。这将是统一国家瓦解的开始。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将无法起作用，而且，紧随俄罗斯之后，其他共和国立刻也会照此办理。”
  这部法律通过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出现了这样一次谈话。就连她这个局外人也很清楚，对于一个统一国家来说，出现这种事情是不能容许的。她拿这个事件同自己国家做了比照，说了些我看是十分正确的想法。这里我想说一个小插曲，它更像一个政治笑话：三年之后，撒切尔夫人——当时她已经是政府首脑——又来到俄罗斯，为了加快改革，她所提出的建议不是别的，恰恰是……解散我们的议会。如果是我，比方说，跑到英国去——我俩的地位可是同样的，都是前首相——提出建议要立即解散他们的议会，有意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样，实际上直接统一国家的问题便画上了句号。我再说一遍，苏联的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了瓦解伟大国家的罪魁祸首，俄罗斯的新领导在这里则起到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伟大的国家由伟人所缔造，但却为卑劣的宵小所毁——这话真说得一点不错。 
                  
                          “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

  有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街上认出了我，看来是不由自主地表达了许多人的想法：“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
  为了让蒙在人们眼睛上、心灵上、思想上的那层纱帘最终能揭下去，让人们本能地听到和意识到提请他们注意的、向他们提出过警示的那些东西，还真得需要经过几个困难苦涩的年头。想当年向人们提出呼唤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可那已是如此遥远的过去。
  在我多年来主要从事的国民经济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有过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遗憾的是也有不少缺点。我曾不止一次说，逐年来，在许多方面，经济都越来越成为政治的人质。起初，当改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那时经济的运行还是照原来的样子，遵循指令计划模式，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也很平稳。但由于戈尔巴乔夫不断花样翻新的思想，国内经济生活变得忽冷忽热。他常到全国各地去东走西走，到处许愿。今天加速发展，明天科技进步，后天又是农村问题，冶金行业、电子工业……等等。
  我们也曾试图让他放郑重一些，提醒他如果所有的问题堆成堆，经济势必受到损害。可是不行：“你们不明白，这可是人民的期待！”人民的确有期待，他们渴望国内发生严肃的、根本性的变革——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不过经济这个东西是有惯性的。要想作必要的调整，就需要时间，不停地折腾它只会妨碍它的发展。过了三四年，老百姓对改革失望了，于是当局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事情办糟了。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过去的经济模式当年曾解决过许多全球性的、国家的和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过这种模式的潜力已经挖光了。然而说和做并不是一回事，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可解决它们却需要时间。结果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政府逐渐由主张进步的类型“蜕化”成了保守类型。
  需要找出一种新模式，它既能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不会引起激烈的震荡。经过好多个月的探讨和细致研究，我们这一届政府于1990年5月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经济在必要的国家调控机制下向社会导向的市场关系过渡的纲领。我们提出了三种可能的新经济模式。
  其中两种，是作为参考信息制订出来的，指出它们可以存在，但却不是我们所推荐的，因为他们过于激进，为此人民将付出高昂的代价。顺便提一句，其中最激进的一个模式，过了半年却被叶利钦和盖达尔拿去作为武器，并于1992年1月开始搞他们的激进经济改革。至于后果如何，老百姓至今犹然感受在身。
  我们向议会提出的方案，是逐步的，渐进式的，计划花费6年到8年时间向市场关系过渡。此外，我们感到非常不安的是当时国内出现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各种决议、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权力——所有这些都在动摇对国家的治理。在弱势政权之下开展激进改革，照我看来是不会有前途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基本同意了我们的纲领，并委托政府在秋季全会之前提出具体建议。
  在第一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日子里，我已经说过，为争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共和国政府主席的位置，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位子有好几个候选人，而且其中的两位是出自我们的“队伍”。我指的是我的副手沃罗宁和西拉耶夫。跟过去一样，充当风向标的是俄罗斯原部长会议主席弗拉索夫。莫斯科郊区布托夫斯基砖厂厂长波恰罗夫是个在选举中为支持叶利钦当选代表出过大力的人，这会儿远远地跑到了前头。不过他也似乎明白，一个共和国的总理，说得不好听点，水平上总该比一个小砖厂的厂长要高一点才是，所以大家也并不急着让他尝到这个甜头。于是波恰罗夫给自己准备了一张重要的王牌——他宣称：他有一个自己的、在500天之内向市场过渡的纲领。 
  波恰罗夫提请代表大会裁决的这种“超级革命”的新发明我早就领教过。早在1990年初春，阿巴尔金的小组就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制订过一份向社会导向的市场过渡的政府建议，与此同时我还研究过大量其他方案，要么是由一个单位或团体提出的，要么是由个别学者提出的。有两位年轻经济学家，一个叫扎多尔诺夫，一个叫米哈伊洛夫，他们搞了一份供讨论用的纲要，标题就叫《400天》。目的是为这年3月将选出的国家总统提出一个激进行动计划。
  有一天晚上，当对许多经济改革原则问题进行例行讨论之后，有人告诉我有这么一份文件存在。我对此并没有给予注意，建议不要对一些枝节问题浪费精力。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这份纲要落到了波恰罗夫手上。这个人又加进了他的“创造性贡献”：把“400天”改成了“500天”，在每一个阶段上各增加了几天，然后没有改动一个字，就把它作为自己的独创方案端了出来。他还把事情做得更绝，竟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一个西伯利亚的出版社印了出来。几乎是在同时，这份纲要也在莫斯科出版了，署的是那两位经济学家，还有亚夫林斯基的名字，只不过标题是《400天》。亚夫林斯基当时在苏联部长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工作，他的上司是我的副手阿巴尔金院士。
  总之，剽窃行为昭然若揭。亚夫林斯基甚至不得不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波恰罗夫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提出的“500天纲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全苏纲要策划的……”
  不过，政治文章方面的剽窃以及围在亚夫林斯基身边低声下气地奔走忙碌，并没有能帮得了波恰罗夫，最后他还是没能当上总理。亚夫林斯基后来反而在沙塔林院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支持下，靠自己手下那批青年同事的根本不现实的、纯属空想的经济理论，赢得了好响亮的名声。正是在那次答记者问中，他把自己同那群有经验的学者区隔开来：“至于说到拥护“500天纲要”的人当中将会有一些反对者，其中包括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像阿巴尔金、沙塔林、亚辛等，我看是一桩好事。”不过亚夫林斯基可是把沙塔林和亚辛看错了，他们选择了倒向速战速决的“500天纲要”，而沙塔林居然还同他分享了原创者的荣誉：这个纲要被称做“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要”，而沙塔林更坐上了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交椅。
  1991年，当时已经因自己的（抑或不是自己的？）“500天纲要”而闻名遐迩的亚夫林斯基前往美国访问。他从那边带回了一个苏联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着，要想完成艰苦异常的向市场的冲击，至少需要6—8年的时间，而且提出了一个跟我们一致的期限——1997年。
  不过，报刊媒体就仿佛是听了统一指挥似的为这“500天”纲要猛吹不已，它们完全忘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政府的提案，并委托政府再把提案补充一下，做一些修订。我对我国的这个“第四权力机构”可以说深有了解，相信它要找的是一个代人受过之人，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找个“替罪羊”，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政策的所有错误都推到它头上。再说得清楚点，不是报刊媒体需要这么个替罪羊，而是戈尔巴乔夫需要，因为这个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
  对于我国科学界的总体而言，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界而言，有一件事很不幸，就是其中混进了许多人，他们非常善于利用早已发现的、早已验证过的东西来为自己捞取学位和职称，甚至全靠这一手。搞阴谋诡计的本事得到的评价永远不会比发现新事物的本事来得低。我这一辈子当中，有许多年是跟生产一线和经济工作打交道的。我所了解的学者有好几百，我很看重他们，他们是事业的推进者。如果说他们有许多想法在好多方面都出现了不了了之的现象，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这是我国悲剧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立简直就把国家分裂成了两个敌对阵营，这种情况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在全苏法律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之间，便爆发了一场混战，它首先打击的是事业，是经济，是人。 
  1990年7月末，在戈尔巴乔夫外出休假之前，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把经济推向市场原则的这份政府纲要的立场，而在5月份的总统办公会上，他也早已表示过同意的态度。然而到了8月份却透露出来，原来在苏联和俄罗斯两位领导人之间背着我又达成了一项协议。什么协议呢？8月3日播出的叶利钦电视访谈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这次电视谈话的摘要中，可以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即国家总统早在当时就已经走上了不可饶恕的妥协之路，并在后来导致国家毁灭。
    现在我不加任何改动，一字不易地将这部分访谈内容引用如下：

  问：……您曾经在我们的访谈中提起过，您打算建议中央接受俄罗斯的纲领。您还提到，无论中央是否接受这一纲领，您也还是会坚持俄罗斯应该有自己的经济纲领。请告诉我，如果，比方说，中央不接受您的纲领，在这种情况下您会采取什么行动？
    答：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中央是一定会接受的，因为今天《消息报》上登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签订了一个专门的类似于协定的东西，打算以俄罗斯的纲要为思想基础，建立一个小组，而这个小组将以俄罗斯的纲要为基础，搞一个全苏的纲领。也就是说，不是政府搞的那个现在受到批评的全苏纲要。我想，要通过的当然不会是那个纲要，是吧？这将导致全苏政府退位，而纲要将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那个纲要，一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我跟戈尔巴乔夫就是在那个时候签署这样一个文件的。那时候我也在这儿。（指叶利钦也在那儿休假。——作者）我们通过几次电话，然后就签署了这样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个书面建议给他，指出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建议按俄罗斯纲要来搞，要避免让我们再搞一套俄罗斯的货币单位，因为如果苏联不接受，那我们就要在俄罗斯内部来实施这个纲要，我们将使用自己的货币单位。那我们将不得不走这一步。

  好多媒体，特别是《消息报》，立刻作出了大胆的猜测，说是出现了一个强势联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帝国的独裁中央”将淘汰出局，正在制订的纲要将成为联盟条约经济部分的核心，这一协议将促进各主权共和国的实际团结等等。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要打倒雷日科夫政府，它妨碍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迅速改变。我跟我的战友们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极端主义将毁掉这个国家，改变社会制度。我们无法同意这一点。我们明白，就实质而言，这事不仅关系到是否能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进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
  这样一来，在制订向市场过渡的纲领的过程中，实际是存在着两个中心。我们准备在9月1日之前拿出自己的纲要来——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给我们规定的日期。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在“松树林”工作。而在另一处——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宾馆“小松林”，则集中了“沙塔林派”的人士。这里我想提一句，“松树林”和“小松林”，大概还没有一个新闻记者不拿这么有趣的名称上的巧合来打趣两句的。
  根据阿巴尔金的提议，8月21日我跟他来到“小松林”，希望能找到个妥协的办法，以求把两股力量团结起来完成共同的任务。俄罗斯的新总理西拉耶夫也到了那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我把制订政府纲要的情况说了一下，希望找出两个纲要之间的共同点，并再次呼吁共同努力。可是谈何容易！我们进入了公然仇视我们的敌人的营垒，我们在那里出现，对于他们就是一次极其不愉快的事件。而且跟我们谈话的腔调简直就像是老师训斥预备班的学生，几乎就是咬牙切齿的那股劲，哪里还有一点点学界精英温文尔雅的派头！三个钟头毫无所获地过去了。我觉得如果要说服，只有说服那些能听你说也想听你说的人才有可能。我的谈话对象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想做到这一点。 
  这次会见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相反，它告诉我们，双方之间的鸿沟已无法填补。而且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他们的所有战术行动，哪怕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受到身在南方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们的指挥的。
  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后来的“激进”市场改革，其源头正出自当年这些跟我对话的人物。今天，当一个泱泱大国已经不复存在，当俄罗斯和其他那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正经历着长达多年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和亚辛这些名字乃至他们本人都正在被人们忘记，而亚夫林斯基和亚辛也在矢口 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面对目前的这种满目疮痍，他们会比较适合于把一切都忘到脑后吧？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这一切正是他们搞起来的。只是到后来，他们的思想才为新的激进市场派——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接了过去。
  戈尔巴乔夫依然在黑海休息，实际上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对工作进展情况不感兴趣。其实他本是理应对此有生死攸关之感的。所有这一切再次证明，他有别的考虑，也有别的人可以依靠。1990年8月20日，总统忽然停止休假，返回莫斯科，会见了制订“500天纲要”的人们。从苏联政府的班子里他没有叫一个人过去参加会见。这时我们已经明白，拟订联邦条约时，已经不可能再提出任何经过协调的经济建议了，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的将是两份完全不同的纲要。
  1991年眼看着就要到来，可摆在眼前的各种问题根本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担忧。不过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各企业的领导可就坐不住了，他们发电报、打电话，向部长会议发起了一通通狂轰滥炸：怎么开展工作？两种法律、两套规章制度在整个苏联的领土上斗来斗去，甚至展开激战，而且还牵扯到共和国的主权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照哪个法律，那套规章制度办？
  叶利钦向许多企业领导提出建议，要他们不再服从苏联的指令，转而接受俄罗斯法律约束，并答应为此削减他们的税额。只要纲要一生效，下一年的经济完全可能泡汤。此外，“500天纲要”所建议的东西，跟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也完全抵触。
    国家总统提前休假归来的第二天，我采纳了几个副手的建议，试图请戈尔巴乔夫近日内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见上一面。8月23日，这样的会见举行了。它延续了6个小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我，然后是所有的主席团成员。我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发言提纲，它也许可以见证我们提出的问题有多尖锐，说明国内当时的一般局势：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次会见的请求，是因为政府非常需要就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十万火急的问题，同国家总统进行坦率的对话。
  头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总体上的以及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局势非常严重。国内正在形成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前景很难预测。国家正陷入极端复杂的政经危机之中。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的立场，这就是对1991年的经济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整个苏联的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严重后果：经济混乱，严重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国内发生这些问题的所有责任，实际将落到政府头上。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政府从国家管理体制中清除出去。今天，政府已经成为抑制解构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最后一股现实力量。一旦政府垮台，将改变国内政治力量布局的平衡。
  还有一个同样尖锐的问题，就是失控。这种情况非常可怕。它首先表现在政令不行，不把总统的命令当一回事，宣布加盟共和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通过完全国家主权宣言，等等。如果说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是波罗的海沿岸及各加盟共和国在带头，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具有了更为严重的规模——在这些行动中带头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然而所有的责任，甚至包括烟草问题，都会落到中央领导的头上。 
  乍一看来，这些问题都带有自发性质，但它们破坏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实际上提出来的问题是苏联作为统一的国家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尖锐异常的政治斗争。问题提得非常明确：苏联是否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存在？它在国际社会中是否还能成为一个法人？它是否将不再存在，而由俄罗斯来作为苏联法理上的继承人？（在别洛韦日森林协议一年前，就已经在这样说了。——雷日科夫）
  “人们试图作根本性改变的不仅是加盟共和国同苏联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还有制度本身的性质。有人想要重新审议基本的政治经济原则，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
  在所有这一切的影响下，经济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活力。不仅是生产规模日益萎缩，统一的国民经济共同体也遭到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过程将以灾难告终。许多共和国都采取了限制企业权利的措施，其后果就是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普遍中断，它们拒绝续签合同，供应产品。加之现行法律和税收政策遭到破坏，而地方的、共和国的和全苏这三个预算体系的形成将会在最短期间内使国民经济完全瘫痪。政治不稳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国民经济不稳又影响政治的这种恶性循环开始了。
  尽管对政府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它在最后几个月还是在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搞完了向可控制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纲要的制订工作；制订了国家1991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指标。不过这项工作的效果今天看来是非常的低，因为政府的决定根本就不能被接受，离心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今天，所有的企业几乎都没有编制来年的计划。在安排他们的物质技术保障、外汇保障时，在价格问题和税收问题上，所有的问题都不清楚。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共和国编制地方预算的工作已经瘫痪。苏联最高苏维埃就这些问题通过的法律许多加盟共和国都不承认。宪法已不起作用。
  某些加盟共和国中出现了大量内部不经协调就通过形形色色决议和决定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在破坏我国已经形成的完整系统。这就是实际局面。不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要负多大责任，今天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调动一切力量防止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混乱。
  经过对各加盟共和国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对制订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决定的态度的分析，又经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开展咨询，直接开展同各共和国代表制订市场过度纲要的工作，并召开有各共和国政府首脑参加的苏联部长会议扩大会议——上述种种使我们明确，如果不订立一个全苏条约，如果我们对今后将在怎样的国家体制条件下生活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任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都只能是空话，都不能实现。不过，很难预期全苏条约能够得以在近期内订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也可能拖得很长。
    不过，我们却无法使国家的生活止步不前，使制订1991年国家发展计划的工作停顿下来，我们不能停止执行已经通过的重大社会纲要，为企业的实际经济活动踩紧刹车，让新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从最初的实际步骤中再倒退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细致全面地研究局势后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形势下唯一现实的出路就是在新的全苏条约签订之前，由各加盟共和国和全苏先签订一份经济协议，并以此为基础，组织编制1991年计划的工作。这份协议应该包括经相互协商确定的企业计划组织原则，税收体制的实施，各加盟共和国都能接受的新价格政策，物质技术保障体制，企业、共和国和全苏外汇基金的构成，乃至其他许多原则问题的决定，只有解决了这些原则问题，来年每一个共和国的每一个经济环节才有可能存活。这就是政府主席团希望在这次会见时讨论的主要问题……

  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发言涉及的大致也是这些问题，只不过列举了更多的细节，更加具体。
  这就是在那个极其复杂的时期我们对国家真实局势的看法。我们意识到在国家头上高悬着关乎生死的危险。我想，读者对于这种局势的深刻戏剧性会有所评价：明明看出国家正在被推向毁灭，而且也提出了挽救它的现实道路，但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对祖国命运反应迟钝的无动于衷，或者说就是对祖国的直接叛卖。 
  8月30日，根据我们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结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厅召开了各加盟共和国代表、各部部长、人民代表和无数应邀出席者的会议。头一天接近深夜，总统办公厅完全出人意料地下发了一份18页的材料，要求会议审议。材料是由沙塔林小组准备的，是一个“500天”方案的压缩版之类的东西。那里头没有一句话讲到建议来年按什么原则生活。只讲了一些有关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最一般的意见，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作用和地位。
  现在完全清楚了，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引导会议丢开具体问题不去解决，也根本不管几个月之后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想把各加盟共和国吸引到自己一边，并在它们的支持下走向“全苏舞台”。我常常问自己，今天已经作古的沙塔林，当年是否曾考虑过自己采取的步骤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想，他只不过是被更有经验的政客利用来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无论我们之间的私交多么好，我还是要直截了当地说：他在毁灭国家的过程中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尽管我相信他并不希望这样做。
  会开了两天。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上台，他们全是按照指挥棒行事，谈的根本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把这18页东西跟政府建议对立起来。叶利钦是最先发言的人之一：
  “雷日科夫的政府应该立刻辞职！”
  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福明也毫不掩饰对全苏政府的敌视。这个人以乌克兰共和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就其歇斯底里和卑鄙无耻的程度而言，至今我也没有发现能有人出其右者。为了将来能分一杯羹，他可以不计后果。经验丰富的总理马索尔已经无法让乌克兰的领导层满意了。
  就连以谢尔巴科夫为首的官方工会也没有在一旁袖手旁观：他往政府头上没有少泼脏水。有意思，现在，当物价像火箭似的往上飙涨，而老百姓，也就是工会会员们的贫苦日甚一日的时候，这个工会领袖上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一声不吭了？
  第二天的发言更加强硬。一夜功夫，反政府力量获得了聚集成团的机会。经济协议的问题被抛到了一边。很少有人再提起它。会议临了又把我弄到台上。这一回我没有准备什么提纲。斗争十分激烈。要求人们保持理智的呼吁简直像是对着荒原在呼喊。神经受到的刺激到了极限。我在台上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对那些把国家拖向深渊的政客们发出了愤怒的声讨。
  “如果不是因为对人民负有责任，”最后我说，“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一天也不想多干。只是为了这一点，我们才没有这么做。”
  从台上下来的时候，我的身子就好像在云里雾里。我带着副主席们离开了会议厅。大家都很压抑，我是更不用说：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不过我们还是有足够的勇气和理智得出共同结论：现在还不能走。这不仅是一个我们失败的问题。应该斗争。
  1990年9月，代表们假期结束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恢复了工作。联盟院就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像5月里决定的那样，在9月1日提交了必要的材料。“500天纲要”也是争论的焦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对前期讨论作总结时明确地说，正是这个纲要，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就此表态。说心里话，也正是在这一时刻，我想到了自己辞职已不可避免，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谈了这个意思：
  “如果通过的决定同政府的立场不一致，那政府就无法执行它……只有当心存信念，我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如果缺乏信念，或者明知它会产生危害，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参与的。”
  不过当时最高苏维埃和总统都还没有作出决定。中间休息之后，布尔布利斯代表——读者还记得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正是他推举叶利钦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从“白宫”飞驰而来，两眼放光，欣喜若狂地宣布，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在下午两点通过了“500天纲要”。“俄罗斯联邦已经作出了决定，”他骄傲地宣布，以此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愿意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好了，反正俄罗斯会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底下是一阵吵嚷，一阵喊叫，大厅里人们又跑去抢话筒。最后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决议，说是会议“注意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认为审议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是“合理的”，并“发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这个问题“准备不足”——又把卢基扬诺夫狠狠地刺了一下…… 
    那些天克里姆林宫里也在进行着无尽无休的辩论、争论、斗争。我们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在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政府的立场。下面引用一段在这种同记者会见场合的速记稿摘要：

    雷日科夫：我国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为强制向市场过渡做好准备，社会意识也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主张慎重的做法。政府之所以捍卫自身立场，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是有道理的。为了制订新建议，我们邀请了科学界非常有分量的人物。新建议考虑了议会的建议，以及各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然后，又对将要推行的改革作了模拟试验，对所有的优缺点都作了数学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对向市场过渡的方案有两种考虑：一套是激进方案，不少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都主张这个方案；另一套则是温和方案，政府建议的正是后者。
  头一套方案的模型（几乎是立即放开价格，实际上完全取消国家订货）表明，头几年生产规模、就业率、生活水平将会急剧下降……
    分析第二套方案表明，也会出现下降，但会是一种比较平稳，比较和缓的下降。从总体来看，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但下降幅度比第一套方案要小。因而经济趋向健康的速度也会稍缓慢一些。

  风雨大作的1990年秋天到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喋喋不休的辩论令人生厌，要求“穷人政府”下台的群众大会不断举行，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下台（反对票1票，弃权票16票），媒体上的批评犹如狂风暴雨不断袭来。
  在向我国政府发起总攻的过程中，各加盟共和国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抗，首先是俄罗斯同中央政权的对抗，变得越来越尖锐。全苏政权很快便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上日益严重的分歧对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经济的恶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国家的解体过程。我们陷入了一个罪恶的怪圈。但所有冲破怪圈的努力都遇到了疯狂的抵制。
  离开我退出舞台的日子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为什么我非要拖到犯心梗之后才下台？为什么我没有在跟戈尔巴乔夫谈过之后，或者后来在那次令人感到无比沉痛的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宣布下台？为什么当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当那些跟我并肩走过漫长道路的人，都在狠狠地扇我跟政府的大耳刮子时，我还在忍耐？难道我没有自尊心？难道总理的交椅对我就那么宝贵？
  不，我要回答，不是的。是普通的责任感支撑着我。最高苏维埃11月全会过后，我就已经作出了辞职的决定。而将它宣布则是在12月初，那是在第四届大会开幕之前。因此，病情只不过是使一切提前了一两个星期。
    有一次我翻出了一页答记者问的记录，已经记不清是回答谁的问题了。可能是回答一家外国报纸的提问。那里有这样一个问题：“近来政府常常受到批评，甚至要求它下台。您看来并不像是一个赖在位子上不肯辞职，只知道追逐官位和前程的人。那是什么迫使您要如此执着地推行自己的路线呢？”

  我是这样回答的：
    问题在于政府的路线使有些人感到不满意，这条路线之所以强硬，是由于它牵涉到我们的国家是否能继续存在，国民经济中是否会出现混乱，那些靠工资、养老金和助学金过日子的人是否能得到社会保障，而一旦去除了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调节因素，人们是否能经受住市场自发势力的打击。有人以此作为赌注，竟说政府无法摆脱保守思维。不对！政府为了有助于摆脱危机，愿意敞开大门。不过，作为一届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它没有权力跟在那些想把一切都打得落花流水，根本不计后果的人后面跑。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人民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向市场的过渡。如果有人责难政府忘记了这一点，那么，他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说得客气点，不大正派……但如果人民，人民在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认为政府的行动有损于社会的利益，那就请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好了。 

  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现在我还可以再说一遍。显然，我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要把事业进行到底，决不投降，不被困难所折服，要尽一切可能，哪怕最后是下台的下场。我也要说一句，就是在我向记者们宣告有可能辞职的那些日子里，部长会议收到了无数电报，要求我们不要屈服。提出这种要求的不仅有我的同龄人，最使我感到高兴，并让人对光辉未来充满希望的，是还有许多非常年轻的人，他们说：等一等，不要走，不要半途而废……
  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走。还是逼得我们非走不可。
  12月初，应我的请求，戈尔巴乔夫单独会见了我。会见时我告诉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要辞去国家政府首脑的职务。他听到之后表现得相当平静，甚至有一点如释重负。他跟我一样，对这次不太轻松的谈话早有准备。他请我谈谈关于接任者的意见。我谈了自己的想法。
  会见临了，我对戈尔巴乔夫说：
  “请记住我的话。现在，有人强迫您拿掉政府。这只是许多牺牲品中的第一件。再往下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然后是您自己。请为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现在还有点时间……”
  他从来就是不顺心的话不爱听，最善于对有些问题装聋作哑……
  今天，当我回过头来分析往事的时候，我毫不动摇地得出了结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被人称做保守分子，但我们都是正常的、思维健康的人，我们关心事业，关心人民，关心国家。
  我的政府在退出战斗时保持了尊严，它并没有被打倒，依然怀着对理想的信念。生活表明，我们是正确的。
  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在1990年宣布主权独立的日子）宣布，将进行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早在4月，各州、各共和国、各劳动集体和许多社会政治活动家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请求我同意参选俄罗斯总统。同各地方各单位的代表会见，最后也会提出同样的请求。在道德上我完全有拒绝的权力，因为我有个理由，就是不久前才得过一场大病。不过，如果是这样，我一辈子都会因为自己甚至没有打算参加战斗而责备自己。
  那是一个对于全国来说都非常可怕的日子。我在注视着当天如暴风骤雨般发展着的事件的同时，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和苏联各权力部门之间对立的高潮正在到来。如果叶利钦在大选中胜出，那么国家的命运就注定了。如果另一个人胜出，其中也包括雷日科夫，那么灾难还有避免的可能，通过深思熟虑的改革，依靠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正常的相互关系，国家将不会被破坏，局势将得到稳定。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由于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没有好感，由于叶利钦的反对活动在全国范围都引起了极度混乱，要想胜出也不那么容易。人民将会不知所措。许多人心存幻想，期待着当第501天到来的时候能见到天堂，认为叶利钦才是祖国的大救星。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人们能听到我警示的声音。
  我不想详述竞选活动中的一波三折。什么都有了：有诬蔑造谣，有脏水淋头，也有含血喷人。总之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还常常把我的名字同戈尔巴乔夫连在一起。我做了很大努力向人们解释，说实情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早已分道扬镳，说他已背叛了改革的理想，背叛了那些曾跟他一同创业共事的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听得进去。人们投票不仅是为了选叶利钦，而且还是为了反戈尔巴乔夫。而且，我的反对者在把我跟他“捆在一起”这件事上也没有少下工夫。
    为了能对那个时代和当时出现的局势有一个概念，让我来引用一段《苏维埃俄罗斯报》在大选两星期前发表的访问记。我通过这份很有权威的出版物于国内旅行期间回答了该报记者别兰所提的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采访的标题《我建议走另外一条路……》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他怎么敢把自己放到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上？大家都知道，人民将选举叶利钦。”“您是奉戈尔巴乔夫之命呢还是奉中央之命？” 
  ——我是自愿参选的。既不是奉中央之命，也不是奉戈尔巴乔夫之命。当了5年的国家部长会议主席，我亲身体验了什么叫掌权。我尝够了掌权的滋味，知道掌权有多辛苦，而且往往是吃力不讨好。
  但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情况都在日益恶化，危机四伏。我不相信叶利钦现在提出的这个纲领能使局面好转。情况将更为恶化。所以我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局势发展。这就是我的原因……
  现在再来谈谈向市场过渡的纲要问题。去年（1990）夏天，你们还记得，曾经有过两个纲要，一个是政府提出的，还有一个就是“500天”纲要。后者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休克疗法”纲要。我对这个纲要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坚信，经济必须转上新轨道，而且我还最早提出：硬性计划分配系统潜力已经到头，再按老办法将无法继续前进，需要转向比较有弹性的经济关系形式了。但我们提出的模式是可调控的市场，是逐步平稳过渡。当旧的东西倒下去的时候，当时就应该有新的东西建立起来，就应该仔细衡量，预测、而不是挥动板斧，速战速决。
  我坚决反对“休克疗法”这种办法。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还是认为，几个月之内就要过渡到新经济关系的做法，将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为了向自由市场过渡，就应该建立相应的结构。如果非要像现在这样说：好了，从新的年度开始就废止国家订货了，你们就自谋出路吧，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眼下已经是困难重重了，但如果从新的一年开始干脆就不要调控，那大批企业将无法工作。特别是机械制造业，因为企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还有一条：我赞成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应该找到一种形式，让人真正成为自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至于说到小企业，什么手工作坊、快餐店、商业店铺等等，那我们这里还可能出现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那些本身就在小企业工作的人有优先权，让他们首先能够得到这些企业。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必通过交易市场、拍卖市场，因为在那种地方，占便宜的都是赚大钱的人。
  至于说到大型企业，可以有股份制，有集体所有制，比方说，每一个工作的集体成员都可分得生产资料，也可分得自己的一份利润，这就叫全民企业。就应该走这样的道路。在农业中我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反对把起商品生产作用的土地自由买卖。（我要说明：我说的是“起商品生产作用的土地”，当然不是指宅旁地，园田地和别墅用地。）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在土地上劳动，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选择：想当农庄主吗？请吧；想留在集体农庄吗？随便。我还主张租赁的土地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不过是不是可以买卖呢？……

  “对于那些不盈利的企业，您怎么看待它们的私有化问题？”“您是个保守派，您反对住房改革。那就是说，您想把我们拖回停滞时期。”
  ——我决不同意那些提出号召要在新年之前跟亏损企业“做个了断”和强行把它们私有化，也就是把它们拍卖的人。这样匆忙从事是非常危险的。
  就拿煤炭工业来说，它欠了国家230亿卢布的债。可是如果我们土生土长的或者是外国的商人们把这些矿山买下来，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谁去为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着想呢？因此我理解，企业亏损的确是我们的不幸，这是我国经济脖子上的铅坠。但是要提出强制私有化的口号看来还早。今天，我们25%的农场都亏损，那怎么办，难道把集体化再做回去？也许，是否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帮助经济重新站起来？其中也包含引入新的所有制形式？
  再来谈谈住宅私有化的问题。一年前这个问题在总统顾问委员会上讨论过。有人建议建立住宅市场，允许自由买卖住宅。为了加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有人建议大幅提高房租，特别是对超过标准的面积。听起来似乎很动人。但是我立刻表示坚决反对。不能不经深入研究和计算就这样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今天，比方说，我们苏联有6000万退休职工。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其中3000万人有超过标准的住宅，有的5平方，有的10平方，还有的更多。有的因为孩子走了，有的因为丈夫或者妻子去世了……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况。难道说要把这些老人从窝里起出去？一个家可不仅仅是四堵墙。这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品德问题。同时也是个物质问题：想一想，如果为超标的住宅他们要付所说的那种高价，那什么养老金也剩不下。 
  难道那些年轻人，那些困难家庭能买得起住宅吗？房子会跑到谁手里去，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个保守分子，过去是，现在还是。

  “雷日科夫主张提高价格。”“辞职的时候，他向巴甫洛夫建议要提高价格。”
  ——是的，我们经常讲，价格组成问题上有落后的地方。应该调整价格，不过1988年就应该做。那时做损失会比现在小得多。
    根据计算，1990年提高价格需要付出的代价是1600亿卢布，而且其中有许多产品完全需要补贴，儿童用品还几乎没有涉及。可是由于“手段不普及”，我受够了攻击，尽管需要控制价格的事是国内几乎所有领导人、所有主要经济学家都同意的。（这里我想先说一句，我要提醒大家，从1992年1月2日起，若以我们的建议为基数，叶利钦和盖达尔实际上把价格提高了两倍，许多商品甚至提高了三倍。不久，这些价格就飞快地往上涨，从几百倍涨到几千倍，把千百万人民抛进了贫困的深渊。那些轰轰烈烈的声明呢？叶利钦不是说一旦涨价他就要卧轨吗？这些全都忘到脑后去了。而这一切给人民的打击是多么痛苦。）

  “您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您跟他有分歧吗？”“如果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您会在各方面同他保持一致吗？”“您干嘛要辞职？”
  ——现在我同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是顾问。
  从前，大概是在1987年以前，我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分歧。你们可能还记得，改革当时进展很快，我国经济也正处于上升阶段。然而即使在当时，我也依然有自己独立的、独特的立场。我觉得，原则性的意见还是有可能表达的，即使我在政治局处于少数。你们可能还记得那次反酒精饮料运动。对于建议开展运动的一些方法，我是反对的。
  最近，特别是1988—1990年以来，我跟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分歧很大。我直截了当地谈论这些分歧，当面向他提——既在政治局，也在总统顾问委员会。比如关于住房私有化的问题就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向市场过渡的纲要。政府纲要曾两次提交总统委员会审议。我把它提交上去，遭遇到批评，然后又是补充，最后说：好吧，雷日科夫同志，把它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吧。我知道批评会是激烈的。特别是在价格问题上。不过，1988年的每一个文件不是都说，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务必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吗？我怎么还能有别的做法呢？所以我就走上台把我们怎么看这些问题老老实实都说了。让所有的火力都冲我来吧……
  在立场问题上我始终是表里如一的。唯一可以自责的就是应该把我去年（1990年）12月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说的话提前一年说出来。改革已经不是原来1985年预想的那个样子了。
  至于说到我下台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几个星期我通知了戈尔巴乔夫，我不同意所推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所以宣布辞职。
  但不管怎么样，我的立场还是没有变。我认为，今天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把我们国家引向“休克疗法”，这将对人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比方说，根据波兰的情况，我们对此就可以有所了解。不错，现在那边柜台上倒是什么都有，可就是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以降低需求的这种方式来保证市场的丰足，是无须乎什么太高的智慧的，我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做到：把价格一抬高，商店里不就什么都有了！但我赞成用别的办法：应该找到一种平衡，既有商品，老百姓又能买得起。

  “你先把国家的经济搞得一团糟，然后又打算当俄罗斯总统。”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近年来国内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觉得，头三年我们的发展还是正常的。然后就出现了一件件完全莫名其妙的事情：又是法律大战，又是罢工运动，又是条约关系遭到破坏……
  是的，从总体来说，国家的发展并不十分如愿，其中也包括不如我所愿。不过，正如所知，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有所认识。一切都走着瞧吧，如果叶利钦胜出的话…… 

  “您怎么看叶利钦？”
  ——我早就认识这个人，我跟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同过事。他在州委，我在工厂。
  我不同意他的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这一点我已经说过。我也不理解他的行为和行动方式。他在苏共党内得到了提拔重用，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了首都党组织的领导人，可后来却把自己受到的教育、自己20年来一直在党的纪律协助下宣传推广的一切，放到脚下践踏。这叫什么立场？他还掀起了一场反对中央的“战争”！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觉得有人跟他作对。
    最后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如果选举我为俄罗斯总统，我会为俄罗斯而斗争，捍卫它的利益。但同时我也要实行一条保全苏联的路线。

    这些都是在1991年5月30日说的。读者可以对我当时对叶利钦胜选后的预见性予以评说。有些东西我还是可能估计不足，但就总体而言我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的担忧还是实现了。在总统竞选活动当中，我在6名候选人中赢得了第二的位置。对于未来总统的竞选班子而言，迅雷不及掩耳也是他们的战略考虑：可不能给时间让老百姓多思考。于是，任务就这样解决了……
  1991年的8月到来了。这个月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苏联垮台过程中的转折点。分析当时的事件可以得出结论：“暴乱分子”并没有明确的纲领目标。在国家非常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中，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介入。政治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通过任何文件，这次“暴乱”对于党的总部而言是事起仓猝。8月20日大约有2/3的中央委员在莫斯科，但书记处却拒绝召集中央全会。8月以后曾立案对党的许多地区领导人和某些书记处成员进行侦查，但统统因为这些组织同莫斯科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而宣告侦结。人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到这些事件中去，这说明他们相信，这只是小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
  但胜利的一方立即向苏共发起了致命的打击。叶利钦的最亲密战友布尔布利斯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个条子：
  “苏共中央内部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下达命令，立即停止苏共中央大楼内的行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了电力供应。他手上拥有执行苏联总统和总书记命令的力量。布尔布利斯”字条上有一条8月23日写的批语：“同意。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被叫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全会上，受到叶利钦难以名状的羞辱。这位昔日的党内战友对待他的态度，就像是训斥一个淘气的学生。就在全会进行期间，在顷刻间全都变成了反共先锋的代表们的一片哄闹声中，叶利钦签署了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命令。
  电视和广播都对这幕闹剧进行了直播。从这一刻起，戈尔巴乔夫已不复存在，他只剩下了一具躯壳。他在这场对全国致命的赌博中大败亏输。六年前在进军号角声中拉开序幕的改革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
  当天，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决定：“苏共中央应该通过一个艰难的，但诚实的决议——自动解散。至于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命运，由各自自行决定。”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认可了对党下达的禁令，卸下了总书记的权力，号召党中央自动解散。这样他就埋葬了党——这是他青年时代就加入的党，党指引他走过了一生，引领他登上了国家最高职位。而党的垮台则为毫无障碍地消灭我们的国家扫清了道路。
  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1991年9月2日。上午10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开幕。受苏联总统及10个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委托，纳扎尔巴耶夫宣读了一份特殊的《宣言》。其中建议制订一份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由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签署，立即建立经济同盟，以利国民经济正常运转。
  根据各加盟共和国代表权平等的原则，筹建人民代表苏维埃以取代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国务委员会，吸收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参加。为了协调国民经济管理，协商推进经济改革有关事宜，成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 
  为了保存统一的武装力量，预计还要在国防领域缔结集体安全协议。宣言还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请求，支持各加盟共和国要求联合国对这些国家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予以承认，并审议它们在这个组织中的会员国地位问题。
  在这个时刻，代表们全都已经心知肚明，苏联的存在事实上已经结束。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架构，之所以还被人提出来，是因为多少还希望能保存一点统一国家的基础。
  我跟不少代表都有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就是觉得这次代表大会并非如那些堕落到只知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所言，是一届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却反而应该是一届战败者的代表大会，他们终于明白了，国家正在加速走下坡路，而代表们正以自己的活动从各方面推动这一进程。大多数代表情绪都非常低沉，我甚至可以说他们非常压抑。看来我们好像是在出席一次集体葬礼。
  在这一届非同寻常的代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例如，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后来在别洛韦日拆散苏联的三个人之一）实际上就支持了经济联盟的思想，他提出建议：为了防止经济混乱，应立即成立跨加盟共和国的跨国组织、理事会或委员会，授予全权，以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民生需求。不过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提起，正好在一年前，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讲台上，就号召过各加盟共和国签署这样一个1991年的经济协议，可是，如果读者们还记得的话，这个提议却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克拉夫丘克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其他领导尝到了他们自己在1991年前夕所造成的经济混乱的破坏性苦果。
  会上还响起了一些其他的清醒的意见，比方像南乌拉尔的奥尔洛夫就说：作为一名工业区的代表，他支持建立跨共和国机构，以调节跨国经济关系。他说：“如果不这样做，如果代表大会不能通过此项建议，那就要请某一个共和国承担起这种调节任务来。否则各共和国将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而这意味着什么，我想各位一定清楚。各共和国在最近的10—15年内是无法获得经济独立的。”
  就总体而言，代表大会的气氛还是处于对社会命运的担忧之中。国家正在受到民族灾难日益加剧的威胁，但又提不出任何现实的建议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我还记得，比方说，白俄罗斯的茹拉夫廖夫是这样说的：“从联盟条约草案所建议的框架来看，联盟国家是无法建立的。它将国非国，邦非邦……联盟条约草案中提出的所谓国家是没有的，也不可能存在。”
  顿涅茨州代表萨乌宁警告说：“公民们为苏联的解体、未来对它的瓜分、国境的设立、难民潮的涌现感到不安（报上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这些情况将伴随经济危机造成灾难，制造新的民族冲突，甚至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我在准备这份材料的时候，再次仔细研究了该次代表大会的速记稿。我想提醒：超过80%的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但却只有一两个发言的人提到了苏共的问题。我想引用一段新西伯利亚工程建筑学院院长亚岑科说的话：

    戈尔巴乔夫不仅是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是党的总书记。他的领导居然搞得个别在他身边工作的领导人参加了暴乱……如果一个领导人对谁同你志同道合，谁支持你都既不了解也没有感觉，那还算个什么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先生，您可是党的总书记，是它的“船长”，可是却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逃离了“舰桥”，任凭党和普通党员听由命运摆布。

  苏联和俄联邦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千方百计想让大家相信，《宣言》中的建议都是时代潮流，它们表达了国家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民主变革。
  叶利钦在这次非常党代会上的发言是一个胜利者的发言，他被胜利陶醉了。他宣布，作为俄罗斯总统，他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究竟干得怎么样，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戈尔巴乔夫的处境最为复杂。他还要想办法保全面子，为国家非常委员会、苏共和苏联的解体，为国内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出现而辩解。看得出来，对于苏联将要变成一个较为模糊不定因而也更为软弱无力的机构这一点，他是早就已经妥协了：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候，我要表示我最深刻的信念：我确信目前最中心、最首先要求立即明确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国家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别的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科学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也都无法解决。这一点我是确信的。全民公决时人们表达了保全苏联并予以彻底革新的意愿。在诺沃奥加廖沃谈判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形式，就是主权国家联盟，现在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再思考。就让我们再次来思考这个问题吧！”
  响应他的都是些应声虫，例如西拉耶夫，后来当上了俄罗斯政府首脑。8月事件和他担当的新角色使他失去了理智，竟提出了不经审判和侦查就枪毙国家非常委员会成员的建议。这个政坛新手在发言中颇为得意地宣称：“是的，过去那个统一的苏联死亡了。我们应该对那些为了‘泱泱大国’向隅而泣的人说一句：想要让帝国的僵尸复活么？这不等于是给死人做热敷吗？我们现在所依据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思想了！”
  价值观的确是大不一样了……值钱的东西从老百姓和国家的口袋里放进了当代布尔乔亚私人的保险柜里。旧思想的确也被新思想排挤掉了，这新思想就是：要不择手段地获取利润，金钱决定一切。
    莫斯科和全俄罗斯总主教阿列克谢的发言真是发人深省。我真想把他的整篇发言都引用在这里，但由于篇幅的缘故，只能引用几段：

  尊敬的兄弟姐妹们，人民代表们：我们这次非常代表大会的责任真是无比重大。我呼吁各位要深刻感受我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当代同胞的责任，也是对我们先辈的责任，还是对那些并非在随意空想的沙滩上，并非在蛊惑煽动、贪恋权势、自私自利、嫉妒横生的基础上，而是在信仰、忠诚、充满牺牲的爱的基础上建造了共同家园的人们的责任。我们的同胞正在等待我们这些代表说话，等待我们作出决定，希望能在众生迷茫的心灵中唤起乐观情绪，唤起公正解决我国面临各种问题的希望。正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无数儿女用自己的功勋、生命、才华和能力，才造就了我们祖国的真正光荣。
    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同样重大。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是我们言行的评判。未来的基础是在过去奠定的。而过去，则是我们历史的共同。它是我们民族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是我们的意志所能否定的。如果对这些事物不屑一顾，如果想否定它，抛弃它，在面临混乱变革的今天，这就意味着把我们民族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近几十年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无数因忘记历史而产生的悲惨事例，以及遗忘造成的悲惨后果。

  我想用我国东正教精神领袖的这番教导来结束我对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的叙述。它竟然成了为一个统一大国的覆灭而敲响的丧钟。而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大国，我们的祖先曾付出过数百年日复一日胼手胝足的的劳作。
    三个月后，这个大国就不复存在。虽然当代有许多伟人对此发出过警告。当我结束这一令人心情沉痛的章节时，我想援引我国一位同胞，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一位俄罗斯大地上的爱国者——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在几十年前说过的一段话。他的遗骸前不久才回到他的祖国俄罗斯。话是这样说的：
  俄罗斯是自然和精神的有机统一。谁要是想把它分开，谁就是个最可悲的人！……这种可悲之处在于这种盲目而荒谬的做法必将产生可怕的后果，这些后果将表现在经济上、战略上、国家体制上和民族精神上。而且，不仅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连别的民族，也一定不会忘记统一的俄罗斯，将会在自己身上尝到蓄意肢解它的恶果的滋味。 
           

                  
                         第12章  政权处于弥留时刻
                  
    2006年12月8日，是苏联在世界地图上停止存在的15周年纪念。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拍摄了一部关于别洛韦日森林的影片，里面记录了三个领导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总统签署文件，破坏苏联的场面。三人中的一个——叶利钦——拒绝到场参加拍摄，但在《俄罗斯报》发表了一个长篇访谈。
    这篇《自白》，还是当年为自己行为辩解的那些老套子理由。
    一个正常的、有思维能力的人，就不能看不到我们国家和人民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所谓苏联解体不可避免，都是厚颜无耻的谎言和粗鄙无理的诽谤。对这15年里发生了什么，他根本也不想搞明白。
    就让这本书对我们伟大国家的主要破坏者蓄意不言的许多问题作一个回答吧。

    一个强大国家机体的消亡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身上的创伤大多不是外部敌人造成的。那些不肖子孙对着我们国家的躯体去杀，去砍，毫不顾及它是自己的祖国，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他们竟敢嘲弄自己的母亲，毫不在乎他们的罪孽将永生永世得不到宽恕。
    苏联的解体无疑有着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无论哪种原因，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灭苏联，消除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精神上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抗衡的力量，而后者正在为独霸世界作出不择手段的努力。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权利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回忆一下整个的过程。 
                  
                              政权危机和政权瘫痪

    前面有一章我已经谈到1991年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改革国家政权的决议。正是这些决议，成为实际摧毁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运作机制的开端，对中央的攻击开始具有公开的性质。各加盟共和国公然拒不执行承担着国家管理职能的联盟领导和机构的决定，实际上变得毫无作为能力。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威信日渐丧失，政权也处于同样境况。
    国内出现了最后两三年间瓦解国家的力量一直想要达致的局面。不能说这一切都是突然间自发出现的。特别是我在1990年末的去职，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局势、是那种政治和经济改革路线的产物，而那条路线则最终选择了由时代所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我预见到国内局势发展的严重危害和悲惨后果，便于1990年12月19日，也就是离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把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担忧的想法和盘托出。这是一个经过痛苦的思考而作的发言，它已成为我的政治遗嘱。
    由我领导的全苏政府清楚地见到国内出现的局势危害严重，我们的任务在于再次提出警示：灾难正日益临近。但给我的印象是，我这些话说了根本没人听。一部分代表收听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频道”，而大多数则已经被少数人的大喊大叫和好战精神吓得避让犹恐不及。
    听众席上传来了呼喊声：“你干嘛要吓唬我们？”“你要提高粮价！”等等。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我甚至要说是相当邪恶的、充满敌意的代表大会上，我最后的话是：“今天你们向我叫喊，因为我建议在完全能够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粮价提高几戈比，可是对于国家未来的命运，你们却不愿作任何的考量。”
    在离开讲台之前我向听众扔过一句：
  “你们还会想起这一届政府的！……”
    当人们尝够了叶利钦“天堂般生活”的苦难之后，的确又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这次发言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批准了某些加盟共和国总统联名声明，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国内发生颠覆国家活动而提出的建议。宣布了过渡时期——“符合各加盟共和国意愿及各族人民利益的国家关系新体制的形成时期”——的出现。
    通过了一项就当时局势而言十分典型的法律新标准——《拒绝加入新联盟的程序》。该程序要求必须举行全民公决，或由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还要求一条：同苏联就实施这一国家行为有关的所有各项问题举行谈判。
    在苏联方面，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被宣布为最高苏维埃，同原来的最高苏维埃有很大差别。它由两院组成：共和国院和联盟院。共和国院由各加盟共和国选出苏联人民代表和地方议会代表构成。为了保证参加该院的各加盟共和国权利平等，每个共和国只有一票。联盟院按现有名额经与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协商后由苏联人民代表组成。
    我国原来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被第五届特别代表大会解散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获得了在各自国家领土上中止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各项法律效力的权力。该法规具有明显的全联邦性质。
    还成立了另一个新的联盟最高权力机构——国务委员会，它由苏联总统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职务的人士构成。该机构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也非常不确定。因此，它几乎具有无限的权力，这就降低了最高代表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作用。
    为了协调全国经济，协调开展经济改革，按均等原则成立了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苏联总统任命，并征得国务委员会同意。该委员会是苏联国民经济管理运作委员会的接续者，是根据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4日发布的命令组建的。主席为西拉耶夫，副主席为沃利斯基，委员为卢日科夫和亚夫林斯基。
    代表大会闭幕后，戈尔巴乔夫又得以恢复了过去冻结的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但这次的讨论有别于过去，一切都变了：各共和国领导人把主动权抓到了自己手里，而苏联总统则被迫采取防御态势。正如叶利钦在他的《总统手记》中所说：“……他开始让步，而这在8月份之前是所有的人都不敢想的……在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中，原来的加盟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这对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打击。先是波罗的海三国……然后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而且，在10月和11月的诺沃奥加廖沃会议上，气氛也跟暴乱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绝大多数共和国领导人都不敢跟苏联总统争论，而且有时候还责备我‘过于极端’的话，那么现在他们都争相批驳戈尔巴乔夫，甚至连张嘴的机会都不给我了。” 
  1991年11月25日，在诺沃奥加廖沃召开了新一轮加盟共和国首脑会议，准备草签条约。但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阿塞拜疆领导人穆塔利波夫由于不赞成而没有与会。
    叶利钦的《总统手记》写道：“关于草签条约的声明迫使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文本提出了根本性的修改。这主要涉及如何把中央剩余的权力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的问题。苏联总统先是温和地说服，然后就开始生气、发火了。他说的那些根本不起作用，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顽固地要求中央给予更多的独立。不管戈尔巴乔夫来软的还是硬的，也不管他如何坚持，都无法使各加盟共和国尝到了自由甜头的领导人改变主意。当戈尔巴乔夫再次试图坚持自己的表述方式时，我们大家就像一个人似的立刻都起来反对他，他实在忍不住了，竟从桌旁跳了起来，径直跑出了会议厅。就在这个时候，会议厅里出现了短暂而沉重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大家突然全明白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开会了。诺沃奥加廖沃史诗已经结束了。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再也不会有任何动作了。应该想出点什么新主意来才是。”
    两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在一家俄罗斯报纸上是这样阐述当年的事件的：“在诺沃奥加廖沃，出现了联邦问题。我站起来说：在此之前，我跟你们一致；如果再往前走，走到反对联盟国家，那我就离开你们走人，由你们自己去决定想要个什么样的联盟，由你们自己负全部责任。于是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们讨价还价了一番，又跑来找我——来的是叶利钦和舒什凯维奇。这样，才出现了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方案，但毕竟还是一个国家——联盟国家被保存下来了。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保存国家的保证。”
    结果到了1991年的11月末，出现了一个更为和解的联盟条约草案稿——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每一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在该方案中都被称为主权国家。主权国家联盟应该成为一个“联邦民主国家，其权力仅限于该条约参加国自愿授予它的权力范围”。以下的文字就更荒谬了：主权国家联盟依然是国家，它拥有领土、国籍、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但主权的宣示仅为在国际关系场合。
    在这份草案中，还有许多荒唐的地方：比如草案说，主权国家联盟不具有自己的财产，它的权力是各加盟共和国授予的，联盟机关的拨款程序要经由特别协商，等等。有的还完全违背了逻辑：拟议中的国家竟然没有自己的宪法，没有自己的根本大法……
    现在很难想象，其实我国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某些领导人当年十分清楚，他们在炮制条约的一个又一个方案时，早已心知肚明他们是在目标明确地为毁掉自己的国家而创造条件。这些只是掩盖他们真正目的的烟幕，而真正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让苏联垮台，让自己完全独立。他们实在太希望在自己的共和国中成为握有全权的主宰了。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已事实上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他们未来国家的内部。说来也巧，这种情况正好就在俄罗斯也发生了，也就是在叶利钦说过“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拿多少主权好了！”之后。为了能使地方“吞食主权”的胃口消减，真是耗费了不少年月，好不容易才使得俄罗斯免除了解体之危。时间已过了15年，可是至今仍然要从国家预算中划拨出大笔大笔经费来给某些俄联邦的共和国，以求摆脱被他们“吞食”主权。
    可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能够同意走这条对于国家来说致命的妥协之路呢？现在他到处讲，他曾为一切形式的国家统一而斗争过。我想，这是他在耍滑头。他绝不是这么一个天真的政客，以为只要建立一个虚幻的联盟，就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了。而且，具有类似政权结构形式和各共和国间相互关系形式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当时我国的这位领导人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推动呢？是希望哪怕是名义上保留国家元首的地位？或者并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目的，而是真的有什么政治动机和打算？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不管什么动机，最终结果是国家政权垮掉了。各级政治领导一齐动手摧毁了国家，他们在争夺自己大位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老百姓。局势极度动荡，国家已完全失控。

    在这种局势下，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3日向我国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同意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他写道：
    这份文件是经过全面考虑和非常认真的分析，并有各主权共和国代表参加，进行长期谈判和认真修改后的产物。各主权共和国的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单独或共同讨论过这份文件。审议时也曾多次作出以扩大联邦特色和民主性为目的的彻底修改。
    我的立场很明确。我主张新的联盟，即主权国家联盟——这将是一个联邦制的主权国家。我希望在你们作出决定之前，大家都能很好地了解我的这个立场。不能再继续拖延了。丧失时间将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但时间已经丧失了。当时，离别洛韦日森林会见只剩下了5天…… 
                  
                         酒气熏天之夜和雾影迷蒙之晨

   1991年12月8日，在离波兰国境只有三公里，离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中的一个基本不知名的小村庄维斯库利不远的地方，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决定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创始国，1922年联盟条约的签字国（下称高层谈判方），”别洛韦日协议中这样说，“共同确认：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终止存在。”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弥天大罪。那么，此前发生了什么？是谁干下了这件事？又是怎么干的？
    为了备足炸毁苏联的爆炸物，别洛韦日的阴谋家们跟恐怖分子一样，早就开始做工作了。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无疑是叶利钦。他对戈尔巴乔夫恨之入骨，这种恨很快又演变为对整个苏联中央的仇恨。因为，要想解除他心头之恨，只有扳倒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权。为此，也就一定要搞垮国家本身。从叶利钦个人的政治品质和人品来讲，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手软的。以叶利钦为首的由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在1990年的9—10月间提交了一份俄罗斯联邦新宪法草案，其中竟然没有提到一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件事能发生在苏联被消灭之前的一年多，当然绝非偶然。
    提起这件事，我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同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以及我原来的副手西拉耶夫正式会见的情景。后来，生活把这次会见的参加者，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不仅分散到不同的方向，而且送进了彼此敌对的阵营。1990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下午约好要同俄罗斯的领导人见面，先是跟叶利钦单独谈话，然后再有其他人参加。当时从戈尔巴乔夫电话中感觉这种会见的组织方式，是一种为两个独立国家领导人接触作准备的外交程序。我不反对这样的会见，因为我觉得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想方设法同这些活动家找到共同语言。我还存有一线希望：他们总不至于为了个人政治目的而毁掉国家统一的经济，置必然会出现的最严重后果于不顾吧……
    会见预定在克里姆林宫政府大厦三楼国家总统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还有政治局会议室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几个房间，是专门为勃列日涅夫装修的。
  5点钟时我上到三楼。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和布尔布利斯已经在总统接待室里等着了。我跟布尔布利斯其实并不熟悉。我只知道他也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的，是叶利钦特别信任的人物。我曾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上见过这个人。这一回是我头一次直接同他发生冲突，在我的眼中，他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简直是致命的。总会有一天，会出来一个好刨根问底的历史学家，他一定会给这个人画一幅肖像。现在，在我的面前站着的，不，准确地说是不停地旋转着的这个人，两只眼睛也在骨碌骨碌地翻动着。我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会在接待室里，在接受邀请参加会见的人员中并没有他。
    总统的同时也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办公室，经过一夏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代的公务办公室里的传统家具被撤下去了，换了很时髦的新家具。墙上挂着一个很醒目的苏联国徽，办公桌后面的角落里插着国旗。在一张单独摆放在一旁的更适合于喝茶用的桌子旁，一边坐着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另一边坐着戈尔巴乔夫和我。卢基扬诺夫由于有急事，没有出席。
    戈尔巴乔夫向进来的人通报了他同叶利钦一同讨论如何保持国家完整、推进中央改革、自治共和国分裂行动带给俄罗斯的危险、加盟共和国如何参与中央政府工作等问题以及俄罗斯联邦经济问题的情况。这一系列问题我是按习惯在记事本中记录下来的。
    这次会议的气氛我也忘不了。与会者在解决国家任务方面的思想步调并不一致，他们是一些无论观点还是目标都无法取得一致的人。叶利钦说话的调门提得很高，满是一副胜利者同战败者谈话的派头。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手势、表情和行为毋庸置疑地表明，他并没有想要利用这次会见，来寻求这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同中央之间的共同语言的意思，而只是想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中央。哈斯布拉托夫的立场比较中立，看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明白自己的领袖提出的要求有多么荒谬。西拉耶夫则以谄媚的眼光看着自己的新老板，只要老板说什么，就同意什么。 
    讨论从联邦和加盟共和国的税收制度和税率开始。俄罗斯领导人开始坚持所谓的单渠道制，即全部税入都由各加盟共和国征收，然后再把一小部分上缴中央，以满足全苏财政需要。至于究竟是些什么需要，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我在这里先提前说一句，后来，过了不长时间，俄罗斯下面的那些共和国也学着把这个对任何联邦都起破坏作用的原则拿过来当武器。叶利钦那伙人对此表示反对的时候，那可真是义愤填膺哪！可是在当时，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则是毁掉苏联。至于今后俄罗斯联邦该怎么办，他们还真的不太介意。
    我提出理由说，在现存的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制度下，这样的财政关系根本不现实，而且还会引发国家管理中的混乱，所以不应被采纳。
    后来就更有意思了。提出要把所有外经活动收入全部留在各加盟共和国，而且还要由中央划拨50吨黄金交给俄罗斯支配，授予俄罗斯颁发出口原材料及其他产品许可证的权力，等等。对于像是否应该由中央统一为各加盟共和国采购食品、粮食、某些原料，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由谁来偿付到期的外债等问题，则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要求这些问题应该在签署新的联盟协议并重新界定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功能时加以审议的建议也没有得到重视。
    我提出建议，要停止各银行之间的斗争，停止破坏国家的统一金融系统。但回答完全停留在口号水平：说什么俄罗斯已经宣布是主权国家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提出的要求同它的新地位完全一致，等等。
    又讨论了几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最后正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成立了一个由苏联和俄罗斯部长会议联合组成的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分割财产，组织税务和银行系统，从事外经活动。
    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十分沉重的印象。在决定来年即1991年国家生活的许多主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原则分歧。显然，我们的谈判对手目的是要在经济上引爆苏联，引发人民对中央政权的更大不满，并通过这个浪潮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俄罗斯同中央政权的对抗越来越尖锐。国家灾难性地飞速成为一个虚幻的、不稳定的存在。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也希望能稍稍稳定一下局面，但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公然怠工，施加直接影响瓦解了这些努力。几乎整个1991年都在这种状况下度过。
    最后，戈尔巴乔夫又提出要同叶利钦、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舒什凯维奇在1991年12月9日会见，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并决定同希望加入联盟的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签约的日期和顺序。
    根据我的看法，这个关于成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用列宁评价另一个条约——布勒斯特条约——的话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卑鄙下流”之作。而签约的“威胁”则是最后为彻底解决苏联垮台问题抠动了扳机。起初看来一切还相当像模像样。舒什凯维奇在白俄罗斯政府首脑凯比奇的建议下，邀请俄罗斯总统正式访问该共和国（同时还非正式地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打猎），目的是要说服叶利钦供给明斯克更多能源——天然气和石油，因为冬天快到了。
    根据戈尔巴乔夫回忆，他在叶利钦临行之前，同后者有过一次谈话：

    ……我问叶利钦，到白俄罗斯打算谈什么？他回答说：“我跟白俄罗斯有些共同的问题。我想解决一下。顺便再跟乌克兰人谈谈。克拉夫丘克不愿意到这边来，我却同意到那边去。”
    我提醒他：“我们不是星期一要见面吗？把克拉夫丘克请过来就是了。”他回答说：“想跟白俄罗斯人谈谈，听听克拉夫丘克说什么。”于是我说：“那好，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咱们先说好，到白俄罗斯您谈的东西可不能超越联盟条约的范围。”叶利钦回答说：“克拉夫丘克可不一定会同意这个条约，他现在可是独立的。”“那您可以建议他成为一个非正式成员，”我这样说。“那他也不一定同意。”“那就让我们星期一在莫斯科决定一切好了，”我最后说。 
    当时的谈话就是充满了这种信任的气氛，就连叶利钦也没有拒绝。

    应该指出，当时起决定作用的人物是克拉夫丘克。我们伟大国家的命运正是系于此人之身。几个月后，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他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说，乌克兰将签署联盟条约，那叶利钦也会签。”不过在维斯库利，民族主义的气焰和虚荣的狂妄自大，以及以“独立”乌克兰首位总统载入史册的愿望还是占了上风。乌克兰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在破坏的意图方面一拍即合，对苏联的命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别洛韦日森林的会见在严守秘密中进行，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直到后来才公诸于世。

    飞机载着一群苏联的破坏分子于12月7日17时40分向明斯克飞去。到达维斯库利时已经是晚上了。克拉夫丘克已先期抵达，不等叶利钦到，就带着随从打猎去了。叶利钦到达后，举行了一次小宴。三位领导被别洛韦日的酒精搞得眼酣耳热之余，联袂出猎。然后，阴谋家们向下属交代了任务：要在一夜之间“搞出”一个决定苏联命运的政治文件来。
    作为苏联政府首脑的我，可以说亲眼目睹了这些年代有意识消灭我国经济的事实。这帮家伙的首要目的，就在于迫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求达到唆使人民起来对中央造反的目的。一切都遵循一个原则——搞得越糟越好。因为只有这样，这些家伙才能为自己铺设一条道路，通往梦寐以求的政权。从这三个国贼的声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似乎各共和国的最高管理机构和领导人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并没有参加任何破坏活动。而他们所宣称的共和国法律凌驾于全苏法律之上的说法，禁止把货物运出各加盟共和国的禁令，以及对物价进行的分别调整等等，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其实，正是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这样一些分裂主义的决定，才把统一的经济空间分割得七零八落。不管怎么说，过去的加盟共和国，对比方说讲俄语的人口的权利，就根本未予顾及。国家的外债问题也被忽略了，当时的外债大约有700亿美元。叶利钦把这么个沉重的包袱加到了元气大伤的俄罗斯一个国家肩上，尽管借来的债款在使用时，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沾了光。再说，关于克里米亚问题，若是对之视而不见，那要么是醉生梦死，要么就是脑子里缺了根弦。
    听听克拉夫丘克在苏联垮台8年之后，为了在别洛韦日“替乌克兰捍卫了克里米亚”而获得奖励时都说了些什么吧。他说，坚持把克里米亚留在乌克兰手中“并不难，因为叶利钦非常恨戈尔巴乔夫，为了把戈尔巴乔夫整垮，何止克里米亚，他简直可以把整个俄罗斯都拱手交出来”。现在清楚了，当乌克兰代表团起程去别洛韦日的时候，就已经胸有成竹，俄国人是不打算把塞瓦斯托波尔留在自己的版图内了。他们甚至都打算同意让克里米亚划归俄国了。不过，当叶利钦竟连提都没有提起“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这两个字眼时，你说他们该有多惊讶！至于这个问题对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大多数居民会有多尖锐，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总之，在一个历经无数世纪而构成的国家，及其由各种政治经济关系和传统形成的特点趋于毁灭时，出现的问题真是无可胜数。
    这样，国家的覆灭终成事实。
    别洛韦日事件4天之后，1991年12月12日，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从文件合法性的角度，对三国元首解散苏联的声明作出了反应。指出，根据1922年的联盟条约，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都只是苏联创立国中的一分子，与其他成员国相比，并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权力。从那时起，在苏联宪法中，一直是各加盟共和国权力一律平等的原则在起作用。因此，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三国没有权力决定涉及所有加盟苏联的共和国的权力和利益的问题，更何况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乃是绝对多数。委员会作出结论：这样的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此外，委员会强调，别洛韦日协议所通过的条款可能导致法律遭到破坏，社会无法管理，产生无政府主义。根据委员会的意见，通过这种文件只能看成是对国内局势的政治评估，自然没有法律效力。 
    不过，无论是这些理由，还是总统戈尔巴乔夫就此发出的多次声明，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破坏统一国家的进程仍在继续发展，不久就“胜利”完成。
    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还不足以合法地把消灭苏联及其所有相应政治法理后果的事实确定下来。首先，要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国家权力中的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成立独联体的协议。未经批准这些文件就不具有政治效力。在忙乱之中协议的炮制者和签字人甚至没有觉察有必要提交批准，也没有搞明白这批准程序究竟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一切都要取决于别洛韦日协议的审议应该在什么层次上进行：是作为苏联三个缔约主体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条约来审议呢，还是作为已宣布“独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一方同联盟主体为另一方，其中当时还包括俄罗斯，签订的条约，或者是作为三个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条约来审议呢？
    乌克兰领导人首先发难，要求批准别洛韦日协议。1991年12月10日，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把批准协议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从一大早开始，这个问题便一个一个小时地向后推迟，因为各委员会的常任代表都就文本提出了大量意见。这些问题必须要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商议才行。直到议会的晚间会议上，克拉夫丘克才得以把问题都协调清楚。
    他的发言讲了大约半个小时。他责难中央使国家解体，以达到把权力重新集中到自己手中的目的。“有人想要教训我们，”克拉夫丘克说，“以为对我们民族的关怀胜过我们自己。”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未经讨论就在228票反对的情况下批准了协议，但有所保留。保留的地方有12条，对文件的许多条款都提出了修正。例如，“开放边境”一条就遭到异议，并决定放到以后再说。别洛韦日协议（也叫明斯克协议）被看成是“对外政策的协调活动”，而在基辅公布的文本则被看成只是“对外政策领域的一次咨询活动”。在有关武装力量的表述中出现了重要补充。乌克兰议会加上的词句是：“独联体各成员国对驻扎在它们领土上的原苏联武装力量各部进行改造，在他们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共同合作，保证国际和平和安全……”这样一来，话题就转到了武装力量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如何分割的问题上。克拉夫丘克利用这个机会，宣布自己是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下辖三个军区和黑海舰队，留给中央的仅仅是一些直辖的战略武装力量。
    白俄罗斯在批准明斯克协议方面从法律地位上来讲稍微有些复杂。问题在于它同乌克兰不同，没有举行独立的全民公决，这样从法律角度来讲共和国的地位就远不是那么无懈可击。12月10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召开全会。在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简短地介绍了3国首脑在别洛韦日森林工作的结果之后，议会里的“左派”和“右派”突然都对是否应该批准独联体协议表示怀疑，当然原因多种多样。左派害怕这是一个“狡猾的陷阱”，以他们的意见准会把独联体又引向原来的那种一元化的国家。而右派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独联体将意味着苏联的彻底垮台，将会引起国内极度混乱。有些代表则认定舒什凯维奇签署文件是越权行为。不过，尽管起初的问题只不过是应不应该同意成立独联体，但许多代表还是要求立即批准明斯克协议。这个立场在263名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反对的只有1票，弃权的2票。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也发表声明，废除1922年的联盟条约，通过了与此相关的程序处理法案。
    俄罗斯联邦在批准协议的问题上处于最复杂的法律地位。它的当局并不具备任何基础从立法层面上来批准由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在维斯库利签署的这份文件。唯一的一个拥有权力就协议和废除联盟条约作出合法决定的机构，就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它是国家权力最高机构。而且，为此还必须通过决议，对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但这种方案对于想消灭苏联的一方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他们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中，在具有专业素养人士中并不占有大多数。因此他们把别洛韦日协议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国际条约”提了出来，这样，根据宪法，废除它就属于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权力范围了。他们也用同样的办法，把1922年的联盟条约也提了出来，并达到了宣布废除它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在1991年12月12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 
    当天叶利钦作了个报告。他把白俄罗斯谈判说成是“近期来不断发展的各种过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早在两年前他就说过，显然，“联盟制度没有能力进行根本性的自我更新。相反，指挥系统把自己最后一点活力都投向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以致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叶利钦对草拟的联盟条约各稿都不断地挑鼻子挑眼。“在这些方案里，”他总是这样说，“搞出来的模式其实还是那种强势中央联盟。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原则仅仅被看做是一种装饰品……只有4月在诺沃奥加廖沃才终于迈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一步，各共和国才同意达成一致，签署联盟条约……8月以后，苏联解体进入最后阶段，开始了它的弥留期……这个阶段我们简直是陷入了无尽无休的谈判和协商、大大小小的讨论、交换意见……所有这一切似乎具有了一种恶劣的规律的性质……苏联的3个创始国制止了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解体过程……找到了一种在新条件下共同生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独立国家联合体，而不是一个谁在其中也无法独立的国家。”
    叶利钦批评一种说法，就是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消灭了苏联”。他说：“苏联对自己过去的成员已经无法起到任何正面作用了。国际社会都认为他是个破产者……只有独立国家联合体才能保证千百年来形成的，而现在已几乎完全丧失殆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得以保全……达致这个目标的最大障碍——联盟中央——走向了终结，因为它没有能力从过去制度的传统中解脱出来，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传统，就是把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大权抓在手中，就是束缚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
    在全会上很少能听见批评协议的声音。会场笼罩在一种似乎已经拥有了无限主权的喜悦之中。批准明斯克协议的记名投票的结果是：同意188票，反对6票，弃权为7票。当投票结果宣布后，大会速记稿中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这次颠覆国家的行动以及对一个伟大国家的破坏行动就这样得到了“合法化”。
    当然，对叶利钦的发言完全可以进行逐条批驳，但是，生活本身对他的言论，更主要的是对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对他的同案犯和帮凶们的所作所为，给出了最好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评价。苏联被消灭后，各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政治和经济混乱。千百万人民为自己领导人的罪行，为自己政治上的盲从和轻信，付出了而且现在仍在付出骇人听闻的代价。
  1996年3月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一次例会的议事日程上，出现了审议废除别洛韦日协议的提案。就这个问题提出议案的是俄联邦共产党，以及“人民政权党”和“农业党”这两个党的议会党团。
    在讨论议事日程的时候，正如所料，几年前支持叶利钦及其破坏行动的那些人都起来反对审议这个问题。其中有“亚布卢”议会党团的领导人亚夫林斯基，有亲政府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议会党团领导人别洛夫、斯塔罗沃伊托夫和尤申科。而且，投票赞成把这个问题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的代表居然还占到代表总数的57%。
    废除别洛韦日协议的决议在1996年3月15日得到通过，赞成票为252票，占国家杜马代表总人数的56%。请记住，在1991年12月12日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时候，投赞成票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占了90%以上。
    生活就是这样教育了人。他们是普通人，不是混进政权机构的祖国的叛徒。但是不出所料，以叶利钦为首的这批叛徒是根本不打算执行我国议会的这一决定的。
    议会为废除别洛韦日协议而斗争的历史，把我们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带到1991年12月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日子。

    如果说发生了国家非常委员会事件，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闭幕之后国家政权机关已经完全被破坏，正如前面所说，出现了政权的瘫痪的话，那么到了12月，政权就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弥留期。当我们回忆起这样的局面时，不由自主要寻找答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身为苏联总统，在别洛韦日以后的日子里不能采取战斗的原则立场呢？为什么他不能为自己国家的完整统一而战斗到底呢？ 
    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意图是很难的。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不会有错的。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
    当然，别洛韦日的阴谋家们使他陷入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状况。下面是他的话：

    叶利钦走了之后，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谁也不知道任何情况，谁也没有向我作过任何报告。我给部长们打电话，他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时我就给沙波什尼科夫打了个电话——他知道。原来那些人已经跟他谈过了。我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看来，沙波什尼科夫立刻又往白俄罗斯挂了电话，说戈尔巴乔夫大发脾气了。于是舒什凯维奇给我打电话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这是代表大家给你打电话。”我就问：“那为什么是你打电话？”他回答说：“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委托我打的。叶利钦跟布什通过话了：向布什汇报了，又让我给您打电话。”我说：“这实在太丢人了。你们给美国总统打电话，却绕过了苏联总统，背着我去达成协议。叶利钦在哪儿？把电话给他。”叶利钦拿起电话，开始支支吾吾，我看是在编……

    而且我要指出，他们头一个就给美国总统打电话，这不仅是奴才向自己真正的主子作报告，而且也是希望能抱住他的大腿。
    在这种局面下，苏联总统能够做什么，又应该做什么呢？
    在接获这样的情报之后，他应该立即利用他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据苏联最高苏维埃原主席卢基扬诺夫说，别洛韦日会上的参加者——3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在非常紧张地等待着戈尔巴乔夫会采取什么行动。“他还是最高统帅，只要下一道总统令，这几个签署文件的人以及他们的文件都将会灰飞烟灭。因为这可是关乎伟大国家前途的问题，关乎3亿人民命运的问题，关乎全球力量平衡的问题。然而，一个宣誓要维护和捍卫联盟的人，却没有能够下达这道坚定的命令。”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危机时刻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他应该立即把情况向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通报，并声讨别洛韦日协议。在代表大会面前，他应该以最断然的方式提出问题：请大家决定，是我们自行解散，还是保存苏联。可是他却并没有这样做。在1991年年末，所有的法律都已被破坏殆尽，无论是联邦法还是国际法，用有的人的话说，无论是上帝的法还是老百姓的法。
    作为一年半之前手放在苏联宪法上宣过誓，要维护国家神圣统一的一国总统，他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誓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失败了，在历史上他依然是一个为自己国家的完整而斗争到底的领导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现在他遭到了自己人民的鄙视和诅咒。
    总之，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发了许多声明，举行了许多新闻发布会。总统也发表了声明，但说得好听点，很平静。他甚至在别洛韦日协议中发现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苏联的这位国家元首也能料到，这份协议对我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触动会有多么深，这就要求对之作出全面的政治和法理评估。
  “我深深地确信，在现在的局势下，”戈尔巴乔夫认为，“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都必须既对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也对明斯克签订的协议进行讨论。由于协议中提出的另一种国家体制形式问题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所以必须召开代表大会。此外，”声明在末尾又说，“我也不排除就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看来戈尔巴乔夫是“忘记了”他跟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道，早在第五届特别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已经亲手埋葬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国务权力机构，并把这一权力转交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手上。苏联人民代表由于并不是最高苏维埃成员，只是有权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会议而已。 
    尽管如此，许多人民代表还是无法接受国家遭到毁灭的事实。12月9日我接到电话通知，代表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集小组。1991年12月10日，在新阿尔巴特大街的人民代表大厦20楼举行了为召开第六届苏联人民代表特别会议征集签名的活动。我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就在这时，戈尔巴乔夫给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人民代表斯马林打了个电话。斯马林当我们的面告诉国家总统，已征集到足够的签名，可以召开大会。然后他匆匆忙忙收拾好签名册，跑去见戈尔巴乔夫。我知道，他把总数超过500人的签名和来电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上，并得到总统亲口许诺，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会见后的第二天，《消息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雷日科夫和切尔比科夫意图召开代表大会》。不仅是这份苏联最高苏维埃原来的机关报，而且还有苏共中央的其他一些出版物，都表示反对这一建议。而且，从总体上它们都采取了公开亲叶利钦的立场。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到戈尔巴乔夫没有作出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一点我不清楚。很难说这里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也许是不愿意破釜沉舟，也许是想要加入到新的权力结构中去，也许就是很简单的胆怯，也许是想要把自己的叛卖进行到逻辑的终结……
  1991年12月12日，就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那一天，在阿什哈巴德举行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各加盟共和国首脑会议。会议是在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的建议下召开的。
    这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经过长时间争论，决定加入独联体，但不是作为协议的“附议者”，而是要作为“平等的创始国”。从阿什哈巴德声明可以得出结论，亚洲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并不认为独联体已经建立。文件直接指出，“必须协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努力”，而且“应该保证原苏联各主体国在制定有关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议和文件的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参与权；所有组成独联体的国家都应该被认为具有创始国的地位”。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现实的结论，即创建独联体的问题“应该提交到各主权国首脑会议上予以审议”。也就是说，别洛韦日谈判的结果只是被看成未来由范围更广泛的参加者展开创建独联体步骤的一个平台。
    阿什哈巴德会议决定“召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元首会议，并邀请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3国总统参加”。
  1991年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召开了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会议（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其余全参加了）。在各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联邦的建议。不过一提起这一点，就引起了克拉夫丘克的坚决抵制。他声称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决不参加任何联邦联盟之类的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组织。看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阿拉木图通过的声明中才写进了一条，说独立国家联合体“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凌驾于一个国家之上的组织”。
    这一立场为各独联体成员国处理相互关系不断带来巨大困难。
    会议的结果对明斯克协议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包括头一次的3国领导人在内，大家签署的文件，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文件，这就是1991年12月21日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以及一系列补充协议和备忘录。
    有关苏联前途命运的表述变得更准确了：“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之日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的11个主权共和国领导人致信戈尔巴乔夫，告知他苏联以及苏联总统制度停止存在的事实。各独立国家首脑在信中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值得肯定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
    阿拉木图会议的结果没有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什么希望。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7时，全国听到了他作为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的总统所作的最后一次讲话。 
    就在他的讲话声中，一幅巨大的红旗——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的穹顶之上抖动了一下，然后缓缓下降。降下这面旗子的，是颠覆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和组织者布尔布利斯，获此“殊荣”是为了奖赏他叛卖行动的彻底性。几分钟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升起了三色旗。
    一个永远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时代——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夜幕笼罩大地

    就这样，在世界1/6的土地上，一个统一的国家——苏联——变成了15个主权国家。阴暗的交易完成了——在一群向权力冲刺的“领袖们”的号角声中，在无数被愚弄的群众的欢呼声中。但欢乐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开始了痛苦的清醒过程。正如歌中唱道：“早晨我们醒来了……”
    在俄罗斯，整个这段时期的局势都显得异常复杂，难以逆料，对于大多数老百姓则尤为艰难。于是，在1998年经国家杜马的一群代表动议，共218名代表，其中也包括笔者，提议对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提出指控（弹劾），准备把他赶下台。
    提出这一指控的法律根据就是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3条，其中说，国家总统可以由联邦委员会免去职务，不过一定要在国家杜马指控他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罪的基础上。
    国家杜马为了审查叶利钦的这些罪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中形成了五点指控：
    第一：1991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制定和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最终消灭了苏联，犯下了叛国罪；
    第二：1993年9—10月期间，叶利钦总统组织并积极参与实施了颠覆国家的活动，违犯了俄联邦的刑法条款；
    第三：1994年11月30日，叶利钦总统颁布了2137号命令——《关于在车臣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地区恢复行使宪法和法制的办法》，下令在车臣共和国开始军事行动，犯下罪行；
    第四：作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叶利钦总统在履行职务期间给俄联邦国防力量和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第五：叶利钦及其同谋的政策基础是“改革”，它将俄罗斯引入社会经济危机，破坏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导致社会分化加剧，使国家安全丧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居民人口萎缩。
    大批代表和专家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听取了许多官员的证词。委员会的会议在十分民主的气氛中展开。辩论进行得非常激烈，不仅充分听取了弹劾方的意见，而且还听取了反对方的意见。可以说，委员会已掌握了完全客观阐明国内局势的与苏联解体相关的以及解体以后的基础资料。
    因此，在国家杜马的例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以所获得的材料为根据。
    我也要利用它们，以求足够翔实地把我国当代历史上这一并非不重要的的事件作一个具体叙述。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所有实际材料和对国内局势的分析都是锁定在1998年，我决不把它们说成是今天的事情，也决不把它们套到今天头上，因为它们就像是在给叶利钦的统治作一个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照我看，它们还真具有不小的历史价值。
    无疑，所有这五条指控都是对破坏国家罪的直接指控。
    好了，前面已经说过，在订立别洛韦日协议以及协议订立后的那段日子里，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家都出来维护叶利钦。他们总是在说叶利钦和别洛韦日会议的其他参加者并没有去毁灭苏联，他们只不过记录了它的瓦解，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既然批准了协议，那自然也就完全洗清了叶利钦身上的一切罪过。可是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则根据这一指控内容的原则条款，非常明确地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第一点：认为1922年联盟条约失效，这一点是完全违法的。这个条约先是由6个加盟共和国，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高加索联邦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签署，后来又有9个共和国加入，这样就组成了苏联。而且，条约的基本条款又成为苏联1924年宪法的一部分。后来，它的基本条款实际上完整地写进了苏联1936和1937年的宪法和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宪法（比如俄罗斯联邦1925、1937和1977年的宪法）。
  1922年的联盟条约以及与之相一致的宪法标准，根本就不可能有废除一说，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创始性质的文件。它不是什么国际条约，而是创始性质的条约。创建的是一个新国家。条约中以及后来的宪法中保留了每一个组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的权力。退出的程序在1990年4月3日的苏联法律中有规定。只有履行了与这个法律相一致的全部程序之后，某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问题才能最终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 
    第二点：别洛韦日协议炮制者们犯下的罪行（我看是最大的重罪）实际上是取消全苏全民公决结果的罪。我要指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12月24日通过决议，就是否应该保存革新后的苏联的问题在全国举行全民公决。在1亿8560万有投票权的苏联公民中，实际参加投票人数为1亿4850万，占80%。其中有1亿1350万或76.4%的人投票赞成保留苏联。根据全民公决法，这个决定在整个苏联版图上具有强制力，要取消它只有再举行全民公决。法律责成所有国家机关、团体和所有官员都责无旁贷地要履行这一决定。
    第三点：叶利钦在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的同时，也破坏了俄联邦所有公民的宪法权利。根据当时有效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宪法，苏维埃俄罗斯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全苏联的公民。有70%以上的俄联邦公民于3月17日再次表示，愿意做苏联公民。别洛韦日协议却破坏了个人法律地位的最主要基础之一——国籍制度。2500万在自己土地上的俄罗斯人，一夜之间竟变成了外国人。
  15年过去了，可是国籍问题、难民问题、如何在新居留地安置他们的问题依然还是那么尖锐。由于统一国家解体，各主权国家推行了一种剥夺俄罗斯人公民权的政策，给他们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他们被迫又回到自己历史上的祖国来侨居。
    由独联体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迁来的移民，在过去10年中的头5年，每年就达到100多万，而在整个90年代平均每年为38万。对于每个移民来说，这样的迁移其实就是生活中一次根本性的大变故，会带来无数异常复杂的问题，说得好听点，这些都是巨大的困难。
    不过在那酒气熏天的别洛韦日之夜，签署文件的那帮家伙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一定要达到主要目标——瓦解统一国家，夺取梦寐以求的权力。
    叶利钦和他的同案犯做到了许多国家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一直想做的事：瓦解、消灭我们的国家。至于谁能够从中渔利，这一点不难猜测。例如，1991年12月25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在自己的声明中强调：“美国欢迎和支持新的独联体国家所作出的倾向于自由的历史性选择……这些事件虽有可能造成不稳定和混乱，但它们显然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
    早在别洛韦日协议签订之前，叶利钦身边的人就在大洋彼岸朋友们的授意下，制定出肢解苏联的计划。这些人经过长期工作，影响了叶利钦政策的形成，这些无疑对1991年12月8日通过的决定都产生了影响。例如，由波波夫提出，并经“民主俄罗斯党”同意的计划，包含以下内容：把俄罗斯联邦分成7个部分，把乌克兰分成3部分，总之，在苏联留下的废墟上，要建立起17个主权国家。这个哈里托诺夫竟超过了希特勒和罗森伯格，这两个家伙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制定的计划，“总共”也只不过想要在我们国家成立10个辖下的帝国领地而已。
    还有一个计划则是涉及到当前的俄罗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建议把俄国分解成8个独立国家。为了让我国读者了解他们将有可能在哪个国家生活，我把它们连同首都全部引在下面：
    俄罗斯共和国（莫斯科）；
    西北共和国（圣彼得堡）；
    伏尔加共和国（萨拉托夫）；
    哥萨克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
    乌拉尔共和国（叶卡捷琳堡）；
    西西伯利亚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萨哈民主共和国（雅库茨克）；
    远东共和国（符拉迪沃斯托克）；
    恶劣的榜样具有感染性，特别是当境外那些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朋友”们喜欢这样做，而且现在也想这样做的时候。每天媒体上都会出现一些材料，提出一些深刻的地缘政治学“科学”论证和号召：“俄罗斯干嘛需要高加索呢？”“我们的男孩干嘛要为高加索送命呢？”等等。根据叶利钦犯罪活动的某些同党、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及其类似人物的意见，俄罗斯由于拥有无边无垠的广袤土地，是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所以据说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就应该分解成无数独立的“公国”。那些“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活动家们，他们的理想和思考也不乏“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希望把科利半岛北部的俄罗斯领土奉送给芬兰。我们这些家生家养的“爱国者”正在处心积虑地等待有一天条件成熟，允许俄罗斯把千岛群岛转让给日本，然后，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的话，还要把加里宁格勒交给德国。他们思考的方式大致是：既然叶利钦把克里米亚连同塞瓦斯托波尔送给了乌克兰，戈尔巴乔夫匆匆忙忙把俄国领土连同纳尔瓦送给了爱沙尼亚，那么…… 
    我常常问自己：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外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又会怎么办？让我们闭起眼睛想一想，假如小布什把阿拉斯加归还了俄罗斯，而在良心发现的时候又把得克萨斯还给了那片土地的旧主墨西哥，或者干脆把美国拆开，让大家散伙，让每个州都成为主权国家，那又会是一个什么光景？或者，比方说，法国总统突然决定要满足民族极端分子的要求，把主权交付给诺曼底，而大不列颠的首相则向阿根廷道歉，并归还福克兰群岛，最后又宣布爱尔兰独立。或者加拿大、西班牙的领导人也都争先恐后宣布魁北克和巴斯克人的居住地独立。那他们会闹个什么结果？于是，自然也就得出结论：所有在西方具有健康思维的人绝不允许的事，从这帮俄国帮闲的立场来看，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就是他们“爱国主义”的真正价值。
  1991年12月，叶利钦完成了针对苏联的重大叛国行动，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现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举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再重复一遍，情况都是1998年发生的。
    在经济方面。
    起初，叶利钦的战友们所提出的、他们翻来覆去重复的目标和任务，在人民的眼里看来都相当高尚：原打算在国内经济政治生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和质量。然而——现在这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洞若观火——宣布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人们的生存条件反倒是恶化了好几倍。为了破坏原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牺牲。千千万万的人被迫日日夜夜为了基本生存条件而挣扎。
    要知道俄罗斯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它占有地球上10%的领土，但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2.4%。它拥有极为丰富极为多样化的原料储量，巨大的智力资源和社会、人力资源，就其居民的生存条件而言，它具有跻身于世界各国前列的一切先决条件。然而，在这些条件和居民生活的实际水平、生活质量之间，却存在着一条鸿沟，而且还在越变越深。
    在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俄国同美国相比，或者同离得比较近的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许多国情指标都灾难性地恶化了。比方说，1998年俄国国家预算开支按居民人均计算要比美国少34倍，比芬兰少43倍。
    俄国在30年代曾经是欧洲的第二大强国，到了20世纪中叶，他同美国一道并肩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可是现在却跌进了工业发展边缘化的低谷。改革期间全国工业总产量缩小了一半以上。有些经济领域出现了雪崩式的灾难性的生产下滑。机械制造业产品产量缩小了60%多。轻工和纺织工业的生产下滑了80%多。许多部门企业的产品产量缩小了5倍。个别企业，其中包括那些构成城市骨干的企业，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它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则丧失了生存的手段。
    有些经济部门整个地被消灭了，特别是机床制造业、建筑机械生产、农机生产、电子工业和工具制造行业，还有许多国防工业联合体的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俄罗斯又怎能谈得上对西方的独立呢？
    苏维埃政权被摧毁后，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这段时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我在这里还没有谈到学校、医疗机构、俱乐部、图书馆、少先队活动基地、幼儿园……这些后面我还要详谈），简直就是一场反工业化运动。说明这种情况的不仅有数量指标，还有质量指标：实际上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现代生产容量已变得非常小，大多数经济行业根本不具备竞争力，技术领域中的储备能力已经变得无可挽回地老化，而它们的损耗也达到了60%—80%的程度。 
    俄罗斯的出口以燃料和原料为主的结构一直没有改变。出口了国内铝业生产的78%，镍产量的82%，铜产量的71%，无机肥的78%，天然气的30%，石油的40%，大量稀土元素。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没有探明一处甚至是中等规模的矿藏。地质工作陷于低谷，完全被摧毁了。整个国家全靠苏联时期的存底过日子。
    仅在不远的过去苏联还是世界科技进步的领袖国家之一，具有较大的科技潜力。20世纪1/3的重大科技发现都是原苏联的科学家们完成的。今天，我们国家迅速地衰退成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它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仅有1%。这样就使得过去在科技发展方面所占优势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国内有80%以上的新科技成果无法得到应用。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被迫改行。国家在丧失科技潜力的同时也失去未来，失去了为自己的人民建设应有生活的条件。俄罗斯对科学的拨款日趋萎缩，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而且，这点儿可怜的钱也到不了科学家的手上。
    农业也遭到了重创。农业各部门的总产量下降了35%还多。粮食产量下降了一半。肉类生产也下降了一半，奶类30%以上。大牲畜、羊只和家禽的饲养量缩减了两倍或两倍以上。为了让它们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恐怕需要许多年才成。俄罗斯的耕地缩小了2000多万公顷，恢复起来也不会是一日之功。
    给人的印象是，为了讨好西方生产者，正在对我国农业进行有目的的破坏。应该指出，世界各国实践表明，30%的食品进口就已经公认是进入危机状态了，然后就要出现对供应国产生战略依赖的情况。俄罗斯本来一直都可以供应自己高质量的而且便宜的食品，现在却要采购几乎45%的食品以供消费，而且最大的几个城市依赖国外供应的程度竟然达到了70%—80%。
    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保障。根据官方统计资料，这个数字波动在600万到700万之间，大约为具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的1/10。实际上如果说到精确数字，1998年的失业人口要超过2500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可能得到失业救济金，而且还不是经常。
    叶利钦和他的政府为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俄罗斯推行了全民所有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结果1998年在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庭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
    根据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的看法，价格的自由化，公民收入和储蓄的严重缩水，完全都是总统和政府的蓄意所为，其目的非常明确。这样的做法对于一小撮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他们从绝大多数百姓身上搜刮财富，达到暴富的目的。俄罗斯人在一夜之间损失了几乎250万亿卢布（按旧币值）的存款，而这些钱是构成他们生计的来源之一，是全家人在遭遇困境时的“保命钱”。困境来临了，可是千百万人却只能两手空空攥紧拳头来面对它。
    其实，百姓被金融金字塔的组织者掠夺，负有直接责任的是总统和政府：一个本不具备牢靠法律基础的政权，却批准了许多显然犯罪或者半犯罪的组织去行动，它们在这段时间从俄罗斯人手中又把国家劫余的一切来了个一扫而光。
    叶利钦和盖达尔从1992年1月2日起，彻底“放开了”物价。他们保证，物价仅仅“只会”上涨3倍，然后呢，就会稳定下来，再然后就要下降了。结果是什么，这我们都知道：对叶利钦、盖达尔神话故事里的情节我们都有过切身感受，而叶利钦、亚夫林斯基的“500天”狂想曲也都让我们遭过大罪。
    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大大打了折扣。总统和政府广泛利用这种害人的宏观经济政策机制，以同通货膨胀斗争为借口，有意识地缩减了生产领域的货币流通总量。这样就立刻引发了支付危机，使生产停摆，犯罪经济横行，工资急剧缩减，也引发了国家巨大的内外债务。然后政府又力图以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储蓄款作为抵偿债务的手段，而且还拖欠老百姓的工资。发放债券和各种有价代用票证的机器都全速开动起来，用它们来代替流通货币，强加给人民。社会开支的不断紧缩，对老百姓又是一个重大打击，首先就是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和各种津贴。 
    众所周知，工资是大部分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尽管如此，但为了一小撮亲信集团和新生资产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成为政权社会支柱的贪腐官员的进一步发家致富，总统有意识地长期不发工资和各种津贴，实际上是把自己千千万万的同胞送入了忍受饥饿和半饥饿煎熬的境地。好多部门的职工竟成年累月地领不到工资。由于吃不饱饭，人们忍饥挨饿，许多人，甚至上学的孩子，都有被饿昏过去的情况。
    为了彻底改变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形成一个新阶级——私有主，叶利钦蓄意使俄国公民的生活条件恶化，一方面死亡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出生率下降，这就必然引起人口的巨大损失。结果导致国内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有人也提出了许多改变他所推行的社会经济路线的建议，但都遭到他一一否决。
    委员会的这一结论，遭到国家杜马两个代表的反对，这两个代表刚巧也是对所有指控统统表示反对的人。他们的道理还是老一套的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所说的道理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绝妙：一方面他们也承认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俄国人口总数的确有了相当程度的的下降，但他们以为原因既不在于俄国公民生活条件的恶化，也不在于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或者工资和养老金过低造成的贫困；既不在于人们的日常开支入不敷出，也不在于大多数居民付不起医疗费。近年来我国居民人数的下降，按照他们的解释，其原因在于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自我隔绝的条件之下（所谓“铁幕”），这就使“俄罗斯族群丧失了免疫功能，丧失了身处外族包围和具有攻击性环境下的活力”。不过作出这种“发现”的人，却在自己并不情愿的情况下肯定了一个事实，就是俄罗斯推行“经济改革”的结果，人民不仅陷入了一种格格不入的环境，而且陷入了一个对他们抱有敌意的环境！有意思的是叶利钦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捍卫者帮了倒忙而对他们表示感谢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人指出，俄国居民中，减少速度最快的部分是斯拉夫人。伊柳亨代表甚至发表声明说，国家总统实行的政策同德国纳粹扫清苏联经济区、灭绝斯拉夫人，以接纳雅利安“优等人种”的手法同出一辙。
    正是别洛韦日协议撕裂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空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语言的，破坏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破坏了全体居民作为统一的社会共同体而每一个民族（种族）又保持着独立的人口再生产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本身。因此不难理解，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口缩减、民族消亡的危机。有什么样的生命体能不衰亡呢？更何况这种繁衍是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受到攻击的环境之下呢！近几年来，男人的平均寿命竟降到了57岁，而女人则不到70岁。
    死亡率的确大大提高了，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死者当中有1/3都是有劳动能力的年龄段的人。而且在这类居民中男子的死亡率高过女子4倍。这常常是因为意外事故、受伤、暴力、被杀、自杀、酗酒、吸毒等等。老年人死亡的速度加快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最直接意义的生理上的断代现象。而这种传承性本应是社会财富、智慧知识和人类所累积的生活经验得以延续下去的基础。
    目前死亡人数高过出生人数1.5—1.7倍。在叶利钦、盖达尔推行激进改革政策的年代里，结婚人数降低了30%，出生率降低了37%。我国出生率是欧洲最低的，这个数字比保持一代一代简单更迭所必需的数字低了40%。这首先是艰苦的经济条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它在许多方面同一个事实有着联系，就是每一千例正常分娩就伴随有200—215例堕胎。再有，有什么办法，到哪儿去养孩子呢？因为正如俗话所说，住宅问题卡住了千百万家庭的喉咙。要知道在建造供免费分配的住宅这个问题上，在叶利钦“在位”的这些年中，我们欠账实在太多了。再说一句，自打2005年通过一系列有关住宅的方案以来，免费分房就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建房的总体速度已经下降了2.4倍，房价变得很昂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 
    俄罗斯总体上的人口损失，加上死亡和由于极度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没有出生的，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800万。也就是说，在叶利钦统治的七年间⑩，人口平均每年减少的数量几乎为100万。而且，这还是在这种可怕的损失部分得到由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迁入人口补充的情况下。这岂不就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局完全可以在不动枪炮，只用经济手段的条件下，“顺利地”发动一场反对自己人民的战争吗？
    负面人口变化有许多地方都是同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分不开的。前面已经部分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这里要说的是，在1992年到1998年，局势简直就成了灾难性的。让我再来引用一些委员会的材料。
    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动向可以从各个年龄段和各个社会组合人群中显示出来，实际上各种疾病的统计资料无不如此。心血管疾病、肿瘤、内分泌疾病、代谢疾病的规模急剧增长。传染病的状况十分堪忧，特别是结核病、肝炎、肠道病、寄生虫病，还有性病、艾滋病。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比如说，梅毒的传播率扩大了64倍，而且性病的发展现在还波及到儿童和少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既是社会的，也是人类的。
    托马斯•曼有一句说得很形象的话：“病就是穷人的路。”这句话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现在具有了越来越具体的、戏剧性的含义。现在很多人都买不起那些每天每时都在涨价的药，付不起专家诊费或者手术费。普通百姓根本就去不起疗养院，因为他们的工资或者养老金还不够买一张单程的车票。
  70%的居民经常处于极度紧张之中，他们的神经和情绪由于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极度亢奋。因此功能性神经心理疾病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从毒品和酒精中寻求解脱。不能不指出，正是这样一批社会病患者，现在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现象，他们由于陷入贫困，由于无法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由于他们的所有生存条件都在恶化，看不到摆脱全面危机的明确而现实的道路，因而深陷堕落之中。
    所有的一切不能不在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层面上对下一代有所影响。2005年6月的国际儿童节俄联邦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声称，俄国有200万儿童没有父母，有600万居住在社会不良环境中，还有400万酗酒和吸毒。国内流浪儿总数达到87万。这还只是公开的数字，根据专家的意见，是大大被降低了的。可是有一个数字是没有被降低的：每个儿童的生活津贴每月只有70卢布！这还是在国内根本不缺钱的时候！
    国内贩卖儿童的罪行公然盛行。穿白大褂的男男女女把发育完全正常的儿童诊断成弱智儿童，为把他们销售，特别是销售到大洋彼岸赢利而创造条件。
    看来只有请捷尔任斯基复活，才能解决我们国家流浪儿童的问题了。想当年内战和卫国战争之后，这个社会问题一度那么严重，不是也解决了吗！
    这就是我国人民的可以说完全垮掉的、可怜的生活水平的大致情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濒死状况和商业化。在苏维埃时代，它曾是世界公认最优秀的制度。到了1998年，它却成了国家的整个社会服务体系完全垮掉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这完全是由于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及其一伙在别洛韦日森林中催出的恶果。
    除此之外，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在研究了类似的材料之后，认为应该也必须控诉叶利钦对俄罗斯民族犯下的种族灭绝罪。
    在国际法中，“种族灭绝”概念最初是经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和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引入和确立的。苏联加入这个条约的时间是1954年，因此它也适用于作为苏联法权承继人的俄罗斯联邦。该公约第二条把种族灭绝界定为以完全或部分消灭某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人群为目的的行动，其手段为：杀害该群体成员，对该群体成员实行严重身体伤害，蓄意伤害成员身体器官，蓄意为某个人群营造以完全或部分对其实施肉体消灭为目的的生活条件，在该人群中实施以防止生育为目的的手段，强制儿童由一个人群向另一个人群转移。无疑，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就其本质而言在许多方面都符合这些条款。 
    叶利钦的追随者如祖拉波夫、库德琳之流，对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条件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他们炮制的反人类的122号法令，把最后遗留的那点好处也都搜刮得一干二净。杜马兴高采烈地通过了这个法令，联邦委员会批准了它，国家总统也签署了它。干这桩事的代表们应该想想，上一届代表仅仅在7年前还曾经指控叶利钦对本国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在谈到俄罗斯儿童的处境时，不能不涉及另一个涉及儿童的问题，这就是学校伙食状况。大家都明白，儿童和青少年时代如果营养摄入不足，将会对身体发育、发病状况、学习成绩等产生不良影响，造成代谢障碍，形成慢性疾病。
    中小学学生——在我国这个数字是1700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普教机构中度过的。在这些地方，卫生条例规定要为他们准备热食——早餐，为全日制的孩子们准备两餐——早餐和午餐，而为在校时间更长的还要准备下午餐。根据俄罗斯卫生保健社会发展部的资料显示，在俄联邦各行政主体，校餐的价格每天是在0卢布至12—15卢布之间浮动。学生在校就食热餐的比例在俄罗斯是由小学到中学到中学高年级逐步递减，大约各占82%、64%和51%以下。至于说到校餐的质量，根据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饮食研究所的资料，学生在校所能摄取的饮食，充其量不过是每日饮食标准的30%—40%。
    农村学校状况的麻烦就更大了：仅一条就说明问题——近65%的学校没有合格的饮用水。
    当然，儿童问题在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延续，而它的源头出现得要早得多。因为大约有70%的妇女健康上多少都有些问题。孕妇中能够正常分娩的不过40%。过半数的新生儿健康也有问题。大约15%—20%的学龄前儿童患有慢性病。到中学毕业时完全健康的青少年仅占10%。在儿童身体和心理发育方面越来越经常地发现出现障碍的情况，即出现晚熟现象，而不是像苏联时期出现早熟现象。结果年轻人中由于健康状况而不适合服兵役和从事有效的创造性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
    例如，根据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俄联邦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国家杜马答询时的发言，2005年秋季应征的人员中，大约10%体重不足，因此这批青年本应在入伍后立刻进入军事训练，但却不得不送去“增肥”。而且，由于体重不达标，兵役局还免除了多达9万名17岁青年的兵役。

    总之，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得出明确结论：在我国推行所谓“改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主要责任应该由总统叶利钦来负，因为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他是国家元首，由他来组织政府，领导政府活动，决定国家内外政策的方向。他在某些情况下行使自己的职权，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选择不作为，以此造成对国家和俄国人民利益的损害；他实际上把国家杜马排除在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决策之外。在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上，他的行为常常同当年对待俄联邦最高苏维埃的态度一样。
    正是在叶利钦统治的年代，浓浓的黑雾笼罩了我国大地。自然会有人问：一个国家元首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不错，他的确不是内行，这一点任何人都能看得出，可是他不是有一大群专家学者、生产第一线的第一流专家供他差遣吗？但他却根本不想利用这些人的潜力。作为一个了解他性格的人，我可以说，他就好像是在向自己的人民进行报复，只是说不清为了什么！对于这个人来说，俄罗斯人民，1991年怀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投票要他上台的人民，简直就是一堆粪土。他要的是权，眼睛里只有权，为了权他可以炮打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他可以消灭人民代表苏维埃。他权欲熏天，权力就是他生命的终极意义，对此他毫不讳言。
    无疑，叶利钦对他的西方“朋友”，是承担着一定的义务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就是他置我国科学界的抗议于不顾，执意推行对俄国和俄国人民危害极深的经济改革路线，并拒绝对之进行任何修改。国外的一群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也给他写过类似的论据充分的信，揭示出这种改革对俄罗斯有多深的危害。但结果也是一样。 
    叶利钦改革俄罗斯的同时也是实现美国对外政策战略目标的一个步骤，这个目标就是进一步削弱俄罗斯这个苏联的继承者，进一步巩固在一个大国统治下的国际新秩序。正如比尔•克林顿在1995年10月25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所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利用苏联外交的失误，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的非同寻常的自以为是，其中还包括利用那些公开站在亲美立场上的人，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还附带获得了原料供应，而不是原子弹毁掉的国家。如果是那样，恢复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今天的领导人继承的俄罗斯，是一个被毁掉的俄罗斯，其中有许多可以想见和难以想见的灾难。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正面进展，但面临的还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希望现在这段黑暗的日子过去后将会出现曙光，我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将享受盼望已久的灿烂光明！我们绝不该失去希望！
    50年前俄国杰出的哲学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当时他身处流放之中，在《我们的任务》一书中就曾以预言家的敏锐写道：
    俄罗斯绝不是一块块领土、一个个民族偶然的集合和堆砌，也不是把一个个“州”人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机制，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上有内在逻辑的机体。它是不能被随意肢解的。这个机体在地理学上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在经济上互为营养；这个机体在精神、语言和文化上也是一个整体，历史地把俄罗斯民族同它的民族小兄弟团结在一起，在精神上也互为营养；这个机体在国家战略上也是一个整体，它向全世界证明了它自我防卫的意志和能力；它还是一座屹立于欧亚两洲的堡垒，因此也是世界均势的堡垒。对它的肢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冒险，它的毁灭性的后果将给人类带来长久的影响。 
                  
                                    后 记

    这本书写了足足有十多年。起初只是为了备忘，把发生在改革年代的那些零散的、比较重要的、后来又对瓦解这个强大统一国家苏联起着多方面作用的事件记录下来。但随着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交那些悲惨年头逐渐远去，我跟我的许多同龄人，由于曾经身处我国生活这一最艰苦年代各种事件的旋涡之中，便萌生了想要更深入探讨其前因后果的要求。但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答这种心灵和理智的呼唤。现在，当这项工作行将结束之际，笔者想对这些基本的看法，再作一个简短明确的表述，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的烦言赘语，因为它们跟本书基本内容密切相关。
    其实，笔者并没有把分析我国解体的所有原因和事实列为本书的任务。我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花费巨大的劳动才能完成。本书中所涉及的，只是导致这一大悲剧发生的某些情况。本书的名称也清楚地说明了我本人对这一具有世界意义事件的态度。
    俄联邦总统普京在他的多次演说中，也对我国15年前发生的种种事件作出了评价，并把它称之为世纪悲剧和灾难。作为历史事实来说，这是正确的。但这一历史事件的后果非常深远，远远超出了时间的甚或领土的范围，具有全球性质，并将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世界政治地图经过一定历史阶段总免不了要发生变化，因为它要反映新的地缘政治关系。二战以后的情况就是如此。三个战胜国领导人在克里米亚和波茨坦开会，后来又通过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把它的结果固定下来。而这些结果的出发点，便是世界政治力量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以及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原子弹，使我们得以在没有大的全球冲突，没有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要知道，一战和二战之间相隔了只不过是短短的20年。可是现在，在苏联解体后的15年内，欧洲，其中也包括原来的苏联，竟出现了24个新国家。而且这个过程还未必就此会打住。现在，眼下就至少有科索沃、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德涅斯特沿岸地区共和国在等着。
    苏联垮掉之后，国际力量平衡也被破坏了，强烈的地区震荡的冲击波扩散到全世界。其中既包括南斯拉夫的覆灭，也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北朝鲜和伊朗也正在受到威胁。此外，不是还有近东各国之间由于多国利益而发生的多年流血冲突吗？
    关于这个强大的、具有崇高威望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的消失，关于出现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近15年来发表过许多论著：既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有些近乎科学的东西，还有某些对个别事件主观性极强的描述和回忆录等等。不过，每种著作所涉及的，也仅仅只能是事件的某些方面而已。看来，对历史进行全面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争议的记述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我想，最终一定会有人出来，我国领导人也会表现出政治魄力，把客观评价这一灾难的全部复杂原因，把对那股策划并实现了这一灾难的力量进行分析，确立为自己的任务，并完成该任务。做这件事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某一个帮派的利益，或是出于向苏联和苏联人民自1917至1991年走过的道路泼脏水的个人想法——现在的“民主派”就喜欢干这种事。为了我国的未来，为了我国人民的未来，这样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导致1991年各种事件的原因相当多。起作用的有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笔者在本书第一章谈到过外部对我国施加的影响，特别是引述了杜勒斯在1945年讲过的一些话。究其本质而言，这些话里包含了同我国进行长期斗争的全部指导思想。
    西方，特别是美国，许多地方都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来行动的。他们千方百计在我国特定的知识分子圈子中为自己寻找“朋友”。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把这些人称之为“影响的代理人”。应该说，他们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很卖力气。 
    那场“冷战”的展开也不是偶然的。几十年中，它可把苏联拖苦了，把大量国家资源吸引到军备竞赛中去，而它们本来是可以用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这一点对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不能没有影响。苏联同社会主义联合体的盟友，在经济上较之于美国和它的欧洲仆从要弱一些，因此，为了保持基本军事均势而出现的国防开支，就对我国和我国人民产生了比对方更为容易感知的影响。此外，还有不少资源，苏联也作为援助给了自己的盟友，只是现在几乎所有这些盟友都跑到了西方的卵翼之下。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内部。其中有经济的、社会的、党和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一一列举它们。不过，关于其中的一个原因，一个现在看来并没有最终彻底解决的、直接导致我国出现悲剧的原因，我在本书中倒是讲得相当详细和具体。这就是改革年代后期我国各地突然爆发并迅速发展的民族主义。正是这个东西，成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破坏过程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对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而言，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自久远年代起即已存在的现实问题。
    基辅罗斯解体后，古俄罗斯民族分裂成为三支斯拉夫兄弟民族，这就是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这几个族群具有同一个根，所以可以认为，15世纪中叶以前，罗斯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不过随着第一个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先是征服喀山汗国，然后又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加之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中亚各族人民的归附，俄罗斯遂成就为一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
    俄罗斯帝国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他们的民族特点、传统和文化，产生了彼此在各方面极不相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制。俄罗斯的中央地区有自己的管理架构和方法。波兰、芬兰、中亚地区也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中央的管理体制，有它们符合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特别的法制体系。国家机制在体制设置上的多样性以及工作的弹性，使得民族关系不可能碰撞出过大的火花。
    当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建立统一多民族新国家的问题曾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同自己的战友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笔者在本书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正如所知，列宁的意见占了上风：成立了由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它们都享有直至可以退出统一国家的特权。应该看到，当时列宁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立即完成统一国家的架构，这个国家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
    在苏联有过民族问题的纲领，而且也一直在实施之中。对中亚各发展缓慢的共和国以及其他“边远”地区的共和国的经济援助问题被提到国策的高度。实际上除了白俄罗斯之外，其他各加盟共和国都能享受主要是由俄罗斯联邦提供的补贴。结果就出现了这个主要的联邦制共和国在生活水平和其他社会指标上落后于其他共和国的现象。这一切为的都是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友谊。
    应该指出，苏共在民族问题领域内的活动是有利于这些问题的正面解决的。这些年来，在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俄联邦内部某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经构建出一种各加盟共和国参加国家管理、参加议会、参加国家科学文化等方面生活的合理制度。
    民族关系的牢不可破曾经经受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考验。各民族苏维埃联合体的生命力和威力是胜利的一大重要源泉。无疑，由多个民族组成的人民在最艰苦的考验年代之所以能团结一致，还有一个事实也起了作用，那就是我国当时正面临被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及其仇恨人类的意识形态所奴役的危险。
    苏维埃联合体并不是一个神话，尽管在贯彻国家的民族政策时，有时也出现过严重的错误和失误，致使难以充分发挥这一政策的潜力。
    后来开始了“改革”，苏联领导有意识地把注意力贯注于各族人民生活中的缺点和负面现象，目的就是要动员力量，引导国内状况朝向好的方向改变。但由于苏共及其对苏联社会影响的日渐衰微，以及各种“运动”和“战线”的出现，在许多加盟共和国，民族问题都成了同中央权力进行斗争的一张牌。 
    在这些究其本质基本是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它们的领袖人物动用了一切手段来证明，各共和国人民如果脱离苏联而生活，如果他们有了国家主权，日子会过得好得多。实际状况被有意歪曲了，这些地区不同程度都靠经常性的输血维持的事实被有意缄口不语。也就是说，其实全苏的资源再分配是对他们有利的。人们被导入了误区，而真正的那种妄自尊大的意图却被一些用以引发对中央不满的负面口号掩盖起来。逐渐，这些运动也好，党派也好，都撕下了假面，这才看出他们的活动已经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遍地开花。糟糕的地方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它已经不再是什么不道德的，或是政治上极端有害的现象了。
    还有一个纯主观的因素，对我们国家的毁灭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当时的两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个人品质和活动中。
    戈尔巴乔夫由于政治上的无能，把我国引到了深渊的边缘，等到苏联眼看就要寿终正寝的那年，他再去无头苍蝇似的忙忙碌碌，早已于事无补。能够保全并彻底革新统一国家的机会已经错失，当时我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致使上千年历史积累起来的优秀成果废于一旦。现在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从政治舞台消失，可是却始终没有搞明白自己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在祖国面前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过。
    第二个人物——“破坏英雄”叶利钦的命运却有所不同。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
    当时依然在位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怯懦地逃避了自己的直接职责——捍卫苏联宪法，而以许多国际机构——其中包括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就把克里米亚会议、波茨坦会议和赫尔辛基协议抛到了一边，迫不及待地对以成立15个国家来取代一个国家表示欢迎。
    叶利钦在取得俄罗斯的最高权力之后，表现出了自己的治国“才干”。当时他也许是出于有意，也许是没有考虑周全，并没有注意有人对他提醒，他对苏联的政策也可能会在他的俄联邦政治中起作用。为了追求选票和俄罗斯各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各州的支持，他以民粹主义的手法宣称，这些单位想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多少主权。
    国家首脑的这些行动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行动，不能不对国内总的政治经济状况产生影响。此外，叶利钦的行为远不是那么前后一贯。最后，俄罗斯就成了一个无法管理的烂摊子，而他周围的那些人，说得客气点，远不是什么通常所说的国之栋梁。他们就像苍蝇围着粪堆飞来飞去似的，围在这位“主子”身边转来转去，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私利，或是自己公司的利益。
    地方看到联邦政权是如此的不堪，便也开始各自寻求自己的活路。有的急急忙忙开始修改本共和国、本边疆区、本州的宪法章程，而且修改后的文件往往跟俄联邦宪法相抵触；还有一些州则走得更远，他们开始准备提案，想要建立某些特殊的共和国，比如乌拉尔共和国。
    叶利钦身边的人见到国家管理上出现了这种灾难性的局面，便提出了一个办法：在联邦政权和联邦主体之间签订协议。于是各处一哄而上：几年之内，签订了大约50个左右的协议。而这一切竟是在当时国内宪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了废除这些协议，后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真是费了好大的心力和周章，其中有两个共和国，即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直到现在在国家预算中还列入了大笔“为他们失去的机会”而要求补偿的经费。
    叶利钦的国家被各种矛盾所撕裂，贪污受贿处处有肥沃的土壤，犯罪盛行，民族文化和传统遭到毁灭。八年过去，叶利钦身后留下了一个衰败、虚弱、管理不善的国家。国名还在，国土还在，人民还在，但国家却只不过虚有其表。新上任的总统要把一盘散沙整合成一个具有全部国家特征的真正国家，真是要花费不少心力。 
    最后这5到7年时间，是一段“整合”俄罗斯的时期。每过一年，它就变得更接近于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国家一点。采取的一些步骤，比如强化纵向权力和国防力量，比如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明确立场，比如在某些社会结构方面作出各种决定以确立基本法规……这些都不能不在某些社会人士中，特别是在所谓社会的自由主义一翼，引起愤怒的风暴。“警察国家”是那些西方应声虫和西方帮闲所给予今日俄罗斯的最温和的评语。
    而“自主民主”思想及其诠释文字在媒体上发表后，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批评风暴和多么难听的阵阵叫嚣啊。劈头盖脸的脏水也泼到了第10届世界俄罗斯全民大会的头上。大会的主报告人——斯摩棱斯克、加里宁格勒都主教基里尔说，世界上当然存在着某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的社会制度、民主原则、人际关系标准同样适合于所有国家。每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值得肯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它同样也有存在的权利。
    在我国历史上有几个阶段，国家曾处于极端艰难的状态，面临崩溃边缘。但历经种种考验之后，俄罗斯重又站立起来，不仅找到了复兴的勇气和力量，更找到了继续发展的勇气和力量。
  1613年大混乱时期之后的情况是这样。其后100年间，俄国的新土地开拓者走过了自乌拉尔至太平洋的遥远历程，甚至开发了部分美洲大陆。中亚和北高加索也被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300年后，俄国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强国。
    到了1917年，新的震荡出现了：两次革命，破坏，内战，失去了大面积的领土，国家的经济潜力也遭到破坏。看来，俄罗斯帝国残留的几个部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联合起来了，似乎它也再成不了什么大国。然而，建立苏联的政治决定，20年的巨大努力，在人民付出了忍受艰难困苦的代价、推行了工业化以及其他种种重大改革之后，我国又跻身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列了。建立起来的生产和科技潜力，我国人民面对受奴役的危险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终使我国得以战胜20世纪最强大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
    二战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无法比拟的灾难。想当年那场无比惨烈的战争过后，我国处境之艰难现在真是难以名状。人民当中最有劳动能力的一部分牺牲了，我国欧洲领土直到伏尔加河的一大片，上头的国民经济全被摧毁了。外国专家们“给了”我们40年到100年的恢复期。可是，经济却在5到7年内全部恢复了。只不过上千万人的牺牲至今却依然有所感觉。
    伟大卫国战争之后，苏联成了超级大国。它实际上已经恢复了1917年革命后丢失的领土。苏联成为世界政治中一支决定性的力量。
    然后是1991年。统一国家被肢解成为15个部分，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些，本书已经讲得很充分了。但我国正在一步步站立起来，尽管许多东西都被破坏，被掠夺，被践踏，但它正在恢复大国的地位。
    我相信，经过这次震荡，俄罗斯将重新奋起，占据自己在世界上应该占据的位置。需要政治家和人民的意志力，需要大家共同奋起创造，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同时也更要保持并发展我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
    我相信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的未来，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我写下了这些对祖国艰难岁月以及它未来命运的叙述和思考的文字。
                                                 尼•伊•雷日科夫
                                             2006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

                                  雷日科夫小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1929年9月28日生于顿涅茨州捷尔任斯基区捷列耶夫卡村（现捷尔任斯基市）一个矿工家庭。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顿巴斯度过。
    受过高等教育：1959年毕业于基洛夫乌拉尔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1950年在顿涅茨州克拉玛托尔机械制造学校毕业后任技师。
    1950年起在奥尔忠尼启泽乌拉尔重机厂，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工作，先后任班组技师、班组长、车间主任。1959年起任总电焊师、副厂长。1965—1970年任厂总工程师。1970年起任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厂长。1971—1975年任乌拉尔机械制造生产集团总经理。
    雷日科夫是乌拉尔机械制造工厂改造和发展的倡导者。他为乌拉尔机械制造生产集团建立了好几个分部。在他领导工厂和集团期间，主要致力于冶金工业和采矿业最新设备制造、石油天然气钻探技术装备、国防工业订货、军事技术装备的制造和生产。在他的直接参与下，开展了先进机器设备的设计，制定了最新工艺流程，最大的生产联合体现代化管理体制。
    1975—1979年雷日科夫任苏联重型和交通机械制造部副部长，主要负责与科技进步相一致的部门的发展。他把巨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冶金、采矿等行业的装备，国防、航天部门的装备生产以及铁路运输装备的生产上。
    1979—1982年雷日科夫担任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部长级，负责制定国家社会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实现投资和科技纲要，财经和地区发展政策。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机制的基础得以建立。
    1956年加入共产党，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苏共中央经济工作部。1985—1990年任政治局委员。
    受苏共中央总书记委托，他同其他几位书记一道，完成了国家现行社会经济政策分析。他还在主要学者专家的协助下，制定了国家新经济政策纲要。1985年该纲要成为向新经济模型过渡的基础。
    1985—199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从1990年3月起，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1年1月退休。
    1986年领导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果总部的工作。
    1988年12月领导了亚美尼亚大地震救援工作。为了感谢他为亚美尼亚人民建立的功勋，斯皮塔克市为雷日科夫建立了一座胸像，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发布命令，颁发给他一枚最高勋章。
    1989年领导了制止费尔干纳（乌兹别克）民族冲突的工作。
    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9、10、11届代表；1986—1990年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
    1993年起任“普罗霍罗夫场”慈善监护委员会主席，发起在俄罗斯第三战场——坦克大会战战场修建纪念建筑群。这里建起了“警钟长鸣”纪念碑、彼得保罗大教堂、卫国战争老战士之家、文化历史中心、普罗霍洛夫战场上的雷日科夫图书馆等。
    1994年10月起，任“欧亚”国际社会联合体主席，莫斯科思想文化及企业界精英俱乐部（俗称莫斯科名人俱乐部）主席。
    1995年12月至1999年12月任俄联邦第二届国家杜马联邦会议代表、“民权”党议会党团领导人、国家杜马主席团成员。
    1999年12月一2003年10月任俄联邦第三届联邦会议代表，任救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克服北约侵略后果委员会主席。任俄联邦议会同亚美尼亚民族会议关系协调人。
    2003年9月起任俄联邦联邦院联邦会议的别尔哥罗德州代表，地方自治问题委员会委员，自然资源垄断问题委员会委员。
    1998年2月领导国产商品企业协调委员会，现更名为俄罗斯制造商协会和俄罗斯制造商国际协会。
    两次荣膺列宁勋章；荣膺十月革命勋章、两次劳动红旗勋章、四级祖国功勋勋章以及国内外其他许多勋章。
    1969、1979两次获得国家奖金。
    为了表彰雷日科夫对俄国同胞及俄国青少年所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俄国东正教教会授予他多枚俄国东正教教会勋章。
    为了表彰雷日科夫发展各国间兄弟关系的重大贡献，他被授予多枚外国勋章：亚美尼亚的梅斯洛普•玛什托茨勋章、吉尔吉斯的达纳克尔勋章、哈萨克斯坦的友谊勋章、乌克兰的亚罗斯拉夫•穆德雷大公五世勋章、白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友谊勋章。
    为了表彰雷日科夫的特殊功勋，他被授予贝尔格莱德州荣誉公民称号、亚美尼亚斯皮塔克市和古木里市荣誉市民称号、乌克兰顿巴斯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捷尔任斯克市荣誉市民称号。
    雷日科夫是国内外多所科学院的院士、6项发明专利拥有者。发表过两部专著，200余篇机械制造、经济和管理方面的论文和文章。出版过7部时政方面的书：《改革：叛卖的历史》（1992）、《我的党叫做俄罗斯》（1995）、大动荡的十年》（1996）、《重返政坛》（1998）、《南斯拉夫的髑髅地》（2000）、《被钉上十字架的南斯拉夫》（2003）、《辩护证人的发言》（关于米洛舍维奇的审判）（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