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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权平静解体的原因

历史回音 2010-10-02 10:25:32 阅读58 评论7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美］Ｖ·拉扎廖夫

翟一达　译
　　
《社会科学报》2008年3月6日

　　流行的观点认为，苏联最后20年低迷的经济状况造成了政权的解体。另一种吸引人的解释是将戈尔巴乔夫误导的改革视为政权解体的导火索。尽管这一重要因素是导致政权解体的近因，但是它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之前苏联政策和意识形态中大量反复无常的变化却没有引起同样的结果。这类关注政策失误的解释忽视了政权内部有关代理人的理性选择问题。本文认为，对苏联政权解体的一个更加根本的解释途径在于：通过分析统治者和代理人的成本与收益，寻求其体制保持稳定的资源以及维持可持续性的约束。

　　苏联政权的稳定性建立在一种社会契约上，这个契约的一方是“精英”(Bosses)——掌有统治权的党政官僚，他们需要忠诚的代理人去监督劳动大众。契约的另外一方是“积极分子”(Activists)，执政党的年轻成员，他们完成精英交办的任务以寻求可带来更高收入的职业晋升路径。官僚们具有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以及显赫的官僚酬金(官僚租金和普通大众工资问的差额部分)激励着积极分子去与精英订立契约。契约的内容假设，积极分子自愿向在职官僚提供服务，使官僚们能够增加其租金收益。作为交换条件，积极分子将会在未来获得晋升到官僚阶层的机会。这样一来，在职的精英们要么退休，要么创造出新的职位来容纳这些已完成契约的积极分子。只要该契约可以满足双方可预期的终生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它无论对精英还是对积极分子都是有益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晋升契约中的参数会与“精英进入约束”(Bosses’Participation Constraint)不一致，这时向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政权过渡就会随之发生。
　　
　　苏联的官僚等级制与晋升激励
　　
　　服务对晋升的交换(Service—for-Promotion Exchange)，其有效性依赖于官僚体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收入的来源和获得更好工作的途径。苏联政权通过建立生产性资本所有权的国家垄断(State Monopoly)，为实现这样的控制创造了极好的条件。统治党操控以任命和分配为特点的官僚阶层工作安排体系，为用“晋升门票”(Promotion Tickets)的奖赏交换忠诚的服务提供了制度性的机制。苏联类型的一党制政权实质上是一个政治——经济交换的体系，其中一方为掌有统治权力的精英，另一方是怀有取得这些权力抱负的积极分子。然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却很难精确地划分，况且这样的界限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共 产 党新招募的处于观察期的党员候选人和正式党员之间具有一条正式的界限。随着党员规模的日益庞大，实际的积极分子阶层已经开始包括部分的基层正式党员。但是，这两个群体间的相对地位差距实质上仍维持不变：精英们获得超过平均水平的收入和利益，而积极分子仍从事着普通的工作，他们被要求支付党费，完成更多的工作和提供额外的服务，特别是监督的服务。苏联进行政治宣传的文学作品，过去常常将一个入党工人的境况描绘为：更多的工作、附加的责任以及未来在党的体系中或经济管理层中获得晋升。

　　从短期来看，隐性契约的成本主要由积极分子来承担，因为入党并不能让积极分子的生活立刻好起来。比起普通工人，党员的身份只会带来更低的效用。此外，对监督代理人的需要显著地超过了官僚的职位数量，所以积极分子在未来获得晋升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之低。但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穷人维持在农村的巨大不平等，使得追逐官僚阶层职位的游戏仍有很大的利益可谋。

　　另一方面，官僚们也要承担其分内的成本。在职的官僚需要用退休的方式来偿还所欠积极分子的债务。只要官僚体系是一个集体所有者，官僚的收益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官职。除此以外，个人财富积累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此与工资和租金收入相比，退休后的报酬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对于官僚，尤其是那些内化(Internalise)了他继任者效用的官僚，退休是一个悲观的前景。

　　促使在职官僚订立契约的激励，由积极分子服务的回馈和这些服务的成本(指由于遵从契约而“提前”退休失去的租金)所决定。如果没有契约的话，精英们希望更长时间地保留官职或许是不确定的(如果他们是世袭的君主或私有产权所有者)，但是这样的话，由积极分子的服务所产生的额外租金却丧失了。因此，精英们必须在“金色的现状”(Gold Today)和“永恒的使用期”(Eternal Life)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选择更高的租金还是更长的任期。

 
　　当今，关于苏联类型体制下执政党的政治——经济模型对党员招募的描述差别很大。在A.施耐茨(Adi Schnytzer)和J.苏斯特斯克(Janez Sustersic)对南斯拉夫 社会 主 义者的研究中假设党员数量是忠诚的体现，而忠诚可以换取分配给民众的租金。D.格什森(Dmitfiy Ger-shenson)和H.I.格罗斯曼则将准许入党作为统治精英的共同的选择。共同选择的成本由在职的精英承担，他们的预算是固定的。因此，这两个模型都是自上而下的传递关系。并且党员数量象征着政权的稳定性，这是以官僚体制租金为代价的。政治科学的文献似乎同意这一结论。苏联政权最后2年党员数量的下降暗示了它没落的景观。但是，如果考察苏联共产党党员数量变化的完整图谱却难以根据有关最后2年党员数量的情况得出政权即将面临威胁的结论。苏联共产党在它的历史上共经历了5次明显的衰退，每一次衰退都涉及其党员数量较之上一次更大的收缩，但是前4次中没有一次导致了政权的崩溃。

　　根据这一情况，党员数量并不构成政权稳定的指示器，真正与之相关的是在职官僚与积极分子之间隐性契约的参数。苏联共产党党员候选人的动态变化完全不同于正式党员总数的变化轨迹。在第一阶段，大致是斯大林领导的同一时期，积极分子招募的比率相对较高并且增长迅速。第二阶段是稳定的低数量和下降趋势。在苏联政权的晚期，党员候选人的数量已经接近于零。这一变化模式支持了政治稳定性与积极分子的支持相关联的看法。
　　
　　晋升契约制度及可实施性
　　
　　在职精英与积极分子间隐性契约的主要问题是时序的非协调性。只要精英进入约束被满足。订立契约对精英和积极分子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当契约的履行达到成熟时，精英们往往会有意重新对契约讨价还价。如果预期政权会保持稳定，精英们就会因退休感到巨大的租金损失。面积极分子也许会也许不会接受再订契约。违反契约有两种形式：第一，精英们可以以一个低于积极分子原来预期的比率晋升一部分积极分子进入官僚阶层。第二，精英们不退休而相应增加积极分子的服务。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晋升比率都会下降而延长精英们的任期。

    在短期内，精英们会从破坏契约中绝对受益，如果较长任期的效应超过了下降的资金周转率效应，这种改变对积极分子供给的即刻效应是正向的。但是，屡次对契约的破坏会使未来的积极分子明白在职者的任期正在延长，而这样的延长是以未来精英的同谋的利益为代价。此外，那些曾经履行完契约却被阻止晋升的积极分子倾向于在他们获得晋升之后也延长自己的任期。对契约的一连串违反导致了偏离均衡的不稳定。为使均衡恢复，要么减少精英的数量，要么是采用C.庞齐(Charles Ponzi)计划。前一种策略导致积极分子和精英数量的逐渐收缩。后一种情况，为履行完契约的积极分子们创造出新的精英职位，这个成本通过雇佣更大数量的新的积极分子来分摊。随着这一扩张的路径，官僚体系最终达到了精英进人约束的条件。

　　违反契约的盛行和随后的政权演化路径是统治官僚所创造的政治制度的函数，这些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可以被划分为主要的两类：独裁制和寡头政治。统治官僚内部的集体行动困境驱使他们在这两种制度中选其一。一方面，维持晋升契约中的均衡，对于官僚阶层整体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原体制又不为任何一个精英提供有限的奖励去遵守退休的承诺，特别是那些任期将近结束的人。晚退休一年的收益远远大于从积极分子供给萎缩中的损失。因此，促使官僚们违反契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存在于官僚体系中，尤其是高级成员中的搭便车(Free-Riding)行为。搭便车的困境可以通过对官僚们施加独裁权力而得到缓解，一个独裁者能够强制那些到达任期终点的精英们退休，因为这与独裁者的共容利益攸关。在这种情况下，独裁政权可被视作是有利于实施契约目标的政治制度。独裁制度相比较于松散的寡头政治可以更有效地协调官僚阶层，因此增加总的收入和单位资本租金。最后，一个拥有稳固权力的独裁者——“固定的匪帮”(Stationary Bandit)有多种手段和激励去维持一个有秩序的收益分配系统，以避免官僚体制内部竞争性寻租造成的浪费。

　　绝对的独裁者无论可以为官僚统治的稳定性带来多大的益处，它都会给精英们造成额外的成本。根据定义，独裁者不能被控制，并且它会成为官僚体系不忠的庇护者(Disloyal Patron)，正如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所做的那样。而寡头政治是在统治官僚内部分配权力。在这一体制下精英们不会负担独裁制中的成本，而且更加适合于那些风险厌恶型(Risk-Averse)的精英。当高水平的协调成为政权维系的重要条件以及政权严重依赖于积极分子的服务时，独裁统治作为问题解决的办法更易出现，例如在战争或暴乱前夕、不平等分化严重的贫穷社会以及发展的挑战需要大规模投资时。相反，当官僚统治面临较低的威胁或者经济的生产率较高时，精英们更加乐意于选择需要较少协调和对契约执行只有松散约束的寡头政治。
　　
　　苏联政权的生命周期
　　
　　尽管无法获得关于任期和资金周转率的系统数据，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官僚体系的高层在政权的最初40年已遭到3次大的清洗，它们分别是斯大林掌权的1929-1930年、1937-1938年的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时期和斯大林逝世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每一次这样的“清洗”之后，正式党员的晋升比率在3至7年内都会显著地下降，这也是党的官僚破坏契约的信号。在所有的3种情况下，独裁制都强有力地执行了晋升契约，并且使候选人的招募重新开始。在这一时期，官僚任期平均都很少超过20年，并且通常由于降级、监禁甚至死亡而中止(直到1953年)。苏联官僚机构选择在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了独裁政体(最终在他1964年离职后才实现)，由于摆脱了无节制的独裁，这一重大转变的收益使官僚体系的安全性得以增加。但是新的寡头政治政权却不能有效地执行晋升契约，向上的职业流动，尤其是进入官僚体制精英阶层的机会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出奇的低。在20世纪80年代，高层的官僚职位由那些在模型意义上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就已得到他们第一份精英职位的那些人占据着。因此，精英的任期大概增加了40年左右。与这一过程相反的是要求那些20世纪70年代新招募的积极分子延长他们的服务期，并且这样的要求延伸到了那些20世纪80年代打算入党的人身上。假设积极分子排的队伍越来越长，那么获得晋升的机会就几乎等于零。为了解决新的积极分子短缺的问题，官僚体制放松了入党要求降低了门槛，结果导致了所欠积极分子债务的进一步累积，反映为正式党员的数量仍在缓慢地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权进入了一个非可持续的轨道，这明显地引起了官僚体制内精英的某种忧虑。前党的总书记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都在重新推动党的高层官僚退休的实践。这些积极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最高点。戈尔巴乔夫时期，通过官僚体制的加速流动，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在四五十年代位于中层职位长达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青年干部”(Young Cadres)。在这个规模过大的党中，流动性的适当增长几乎影响甚微。同时，小企业获得自由，国营企业中收入封顶的限制也被取消，这为积极分子开辟了全新而潜在的可获利的外部选择。最终，官僚体系的积极分子供给量降低到相当低的一个水平，而在职精英们从维持契约中再也捞不到可观的经济回报。

　　尽管1987-1990年积极分子数量下降的程度与早先一些时期相比只是中等水平，但是它却足以使系统迅速抵达较低的边界——精英进入约束线。同时，官僚体系也获得了一个外部的选择。冷战的结束给它带来了一项与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相关的新的租金来源，同时军费开支的负担也相应降低了。即使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不高而且还在下滑，但官僚体制在预期租金方面仍经历了一个正面的冲击。倘若系统快要接近精英参与约束时，即使很小并且短暂的租金源都会很充分地超过它。一些人认为苏联政权的崩溃超乎寻常地平静并且是众望所归的结果，也许这样的看法有些夸张，但是在一个充斥着大量军队、秘密警察和有着残忍统治镇压传统的国家，激进的制度变革却相对容易地发生了。这一事实暗示了原体制中已经没有任何重大的经济利益来激励延续隐性契约的存在。

 
　　随后的政治民主化与私有化代表了一种自然的并且很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转变结果。国有财产和大部分官僚职位以准竞争性的方式被拍卖，这一方式得到精英与积极分子双方的接受。一方面，苏联那些在私有化过程中享有在职优势的官僚将他们基于职位的控制权力转换为受法律保护的私有产权。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热切希望寻求向上流动机会的人群，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晋升成为企业家的机会。尽管，末代的苏联统治阶层在政权过渡过程中被取代，作为整体上的旧有官僚体系却在私有化竞赛中赢得了胜利。在大规模私有化结束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获得过苏联官僚阶层任命的人，占据了俄罗斯商界和政界约1/3的高级职位。即使更晚一些，到1999年，苏联党员仍然有着显著的工资酬金。尽管与苏联统一体有着共同的起源，俄罗斯新的精英已经不再是国家的集体所有者，并且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根据晋升契约为积极分子的服务支付费用。但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缓慢地发挥着作用，私有产权实施的体系还远未完成。
　　
　　结论
　　
　　与私有产权相对，经济上的集体官僚控制权为在职官僚“购买”积极分子的支持和那些能够提高官僚租金的服务创造了机会，候选人也得以晋升到官僚阶层以此交换延迟晋升的承诺。对经济的集体官僚控制越彻底，官僚体系也就可以通过控制收入增加的途径来获取更多的租金，在政治人才市场中也就更接近垄断的位置。促进这种类型的政治经济交换的制度形式，随着时间和地域而改变，他们共同拥有的是等级制统治阶层内的更替率。在苏联，一党统治和中央集权制下对任命的控制保证了以晋升交换忠诚服务交易机制的实施。积极分子的角色由统治党的候选成员充当，他们为升入统治官僚各等级而竞争。

　　暗含积极分子与统治官僚交换的隐性契约为双方都提供了参与激励。积极分子拥有达到高于平均收入水平的机会；由于积极分子的监督服务使大众更加努力地工作，官僚们租金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这个交易的效率是劳动大众与官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函数。它同样也依赖于生产技术：官僚对积极分子的需求与公共投资有正相关关系。

 
　　官僚们为晋升契约担负的成本是他们的有限任期，这也会抵消契约带来的收益。官僚们很可能以政权的长期稳定性为代价，寻求重新对契约谈判而获取额外的租金。隐性的晋升契约不能自我实施，并且独裁制对于保持政权按一个准平稳的途径动态变迁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缺乏对政权的极端威胁，在独裁制的统治下由个体官僚们承担的成本过量，苏联走向了寡头政治。寡头政治不能遏制在职者任期的增加，最终该契约将既不利于潜在的积极分子也不利于官僚们。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官僚们便会选择放弃集体财产所有权和等级制的组织，因为这两者只不过是从积极分子那里获取服务和政治支持的工具而已。苏联的政治——经济变迁过程与本文提出的理论相符，并且暗示了1991年苏联政权平静解体的原因是官僚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而这样的选择得到了大众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