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峰国际中心: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系统历史观导论

追问生产力和唯物史观——系统历史观导论

http://www.12edu.cn 2008-5-14 10:41:18-    内容提要：目前学术界对生产力的研究，只是用系统思想研究生产力要素的构成，一些学者开始用可持续发展即用生态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的构成，并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但没有用系统的思维来思考生产力的本质，没有历史地考察生产力的内涵。本文在对生产力的历史地考察的基础上，从系统的思维方法出发，研究生产力的本质，通过对生产力与其结构和要素的关系的分析，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新型关系，在此基础上追问唯物史的合理性，并提出系统历史观的概念和意义。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能力、生产条件、社会序参量、系统历史观。
 
一、生产力的研究现状
 
    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是核心范畴，关于生产力的构成和内涵等的研究和争论由来已久，先后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观点。首先在生产力的构成上，有要素论和系统论两大流派，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要素论盛行，存在着“二要素论”与“三要素论”的争论，三要素说，亦即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生产力是由生产者、生产手段（或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结合而成的，这三大要素又可划分为劳动者这个人的要素和劳动资料这个物的要素两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是由生产者和生产工具两要素结合而成的，这就是二要素论；后来于光运又提出“一要素论”，即生产力的唯一要素只有一个——生产手段[1]。80年代起人们把系统论引进生产力的研究，崔永和从传统的文化意蕴出发，认为：生产力系统包括生产力要素系统、生产力能力系统和生产力效用系统等子系统。在生产力要素系统中，既有物的要素，也有人的要素；既有直接可感知的实体性要素，也有以人的智力素质为内容的非实体性要素；生产力效用系统是指生产力对于主体的价值意义[2]。
 
    其次，在生产力的内涵上，综观理论界已有生产力之定义，主要有以下八种观点，即征服说、控制说、改造说、影响说、适应说、两种能力统一说、三种生产力统一说、包含认识能力的改造说等八种[3]，同时，众多学者认真地总结和分析过去对生产力内涵界定的争议之后，发现一个特别突出的缺陷：没有完全弄清楚到底是从哲学角度还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研讨生产力问题，这一缺陷造成传统生产力重视了人类自身的需要，而忽视了自然规律，忽视了人类与自然协调的一面。当前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就是其重要表现。因此，在理解生产力内涵时，必须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4]，如南京大学鲁品越教授提出把生产力“应当理解为社会解决其所要面临的经济活动的基本矛盾——利益目的与客观资源的矛盾——的技术性能力”[5]等含有生态内容的生产力概念。
 
    然而，我们认为，目前的学术界对生产力的研究，只是用系统思想研究生产力要素的构成，一些学者开始用可持续发展即用生态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的构成，并已经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但没有用系统的思维来思考生产力的本质，并没有历史地考察生产力的内涵。“无论是在日常谈话中还是在著作中，通过比较一位作者关于自己的对象所表达的思想，甚至比他理解自己还更好地理解他，这根本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因为他并没有充分地规定自己的概念，从而有时所言所思有悖于他自己的意图。”[6]本文将在对生产力的历史地考察的基础上，从系统的思维方法出发，研究生产力的本质，通过对生产力与其结构和要素的关系的分析来追问唯物史的合理性。
 
二、生产力范畴不是马克思的独创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生产力一词，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早在马克思之前的学术和报刊文章中已经大量使用生产力一词，我们从马克思本人的文章中引用的他人的作品的有关片段就可知一二，下面就略举几例：
 
    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引用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42]-243页）一书中的话说：“一国的生产力在一年中所创造的全部东西构成年总产品。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补偿消费掉的资本。总产品中补偿资本以后剩余的部分构成纯产品；它只作为资本的利润或地租进行分配。”[7]就已经有的生产力一词，穆勒的这句话中的生产力似乎指的是生产能力。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引用了让·巴·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 版第2卷第130-131页）一书中的用来说明资本目的的话。让·巴·萨伊说：“对资本家说来，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风险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说来并不总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资本使用就是用于从自然生产力中取得好处。” [8]萨伊使用的自然生产力一词可能指的是自然力。《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像这样的引用还有4处：
 
    第42卷第69页：“……。流动资本用于购买原料、支付工资和推动生产。因此，固定资本的任何节约，只要不减少劳动生产力，都会增加生产基金。”这是马克思引用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马克思引用的由热尔门·加尔涅所译的、180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第2卷第226页）的话，斯密的“生产力”一词可能指的是劳动者。
 
    第42卷第73页：“劳动生产力的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这又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卷第194-195页的话，斯密在这句话中的生产力可能是指生产能力。
 
    第42卷第73页：“由于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实行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生产力更广泛在联合起来。到处……主要的生产力部门彼此已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引用的威舒耳茨的《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论文》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40-41页的内容，威舒耳茨的生产力可能是指生产资料。
 
    第42卷第79页：“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方法既能直接降低工业品的实际价格，也能间接提高实际地租。”这是马克思第三次引自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卷第159页的内容。斯密在这句话中的生产力可能是指劳动能力。
 
    这说明“生产力”一词在当时的经济学中已经普遍使用，不是马克思的独创，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还有大量的例证。    马克思在1845年3月写的《评弗里德里斯·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引用佩基奥伯爵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1830年巴黎版）一书的内容涉及生产力一词有一处[9]；引用李斯特的话中，涉及生产力一词有四处[10]，其中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已有专门的有关“生产力的理论”[11]；引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77和80-82页]）一书的内容中，涉及生产力一词有一处[12]；引用费里埃的《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一书的内容中，涉及生产力一词有两处[13]，其中费里埃将“生产力和交换价值”作为一个标题，说明当时费里埃也有对生产力问题的专门论述。从这些不同的引用中可以看出，生产力一词在当时已有不同的含义。
 
    在第264页，马克思对比引用了李斯特和李嘉图的两段话，并在对比评价李斯特和李嘉图时，把李嘉图原文中有关机器的“生产效率”论述称之为“工业生产力”，把李斯特原文中有关“土地所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论述称之为“土地的自然生产力”，马克思把“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都称之为“生产力”[14]，说明他把生产力理解生产的效率或能力。
 
    在第258-259页,马克思评价圣西门学派有关生产力的有关论述时说：“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这个力量就是“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工业无意识地并违反自己意志而造成的、一旦废除了工业就能成为人类的力量、人的威力的那种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二者”，包括两方面：“自然力量”是物质生产资料、新创造的财富，“社会力量”即劳动者人。但是，“圣西门学派狂热赞美工业的生产力。它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了。”[15]结果，“他们原先的错误惩罚了他们。上述那种混淆不仅使他们陷入幻想，把卑鄙龌龊的资产者看作牧师，而且也使他们在最初的外部斗争之后又回到旧的幻想（旧的混淆）之中，不过现在是虚伪的，因为他们所混淆的两种力量的对立恰好在斗争中表面化了。他们对工业生产力的赞美成了对资产阶级的赞美。”[16]显然可见，圣西门学派把生产力理解为人，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在内。
 
    在1847年上半年写成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引用了布雷《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第199页）这本书中的话：“……我们这种股份公司的新制度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让步，它允许产品的个人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公有制同时存在；这种新制度使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本身的活动，并使人人均享有自然和技术的成就所提供的一切利益。”[17]马克思在后一页有这样一段评论：“……；所不同的是，布雷先生没有以给人类下最后断语的主宰自命，他认为自己提出的办法只适合于现代社会和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制度之间的过渡阶段。”[18]显然可见，布雷的“生产力公有制”实质上指“财产公有制”，他的生产力就是指财产。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引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10页的内容说：“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进了这种改进。”[19]
 
    第564页，马克思为了证明穆勒比重商主义者高明时，引用了穆勒的话说：“因此，我们看来，利润不是来自交换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来自劳动生产力；不管交换是否发生，一个国家的总利润总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如果没有职业的区分，那就既没有买，也没有卖，但是利润依然存在。”[20]但马克思没有为穆勒这句话注明出处。
 
    第657页：“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48）”[21]马克思对这句话有一个脚注：“李嘉图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或使用<即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积累有快有慢，但无论怎样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最高。’假如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末这段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基金，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4页）。”[22]马克思引用《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中评价李嘉图的话，说明当时学术界已经非常重视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生产力一词已经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并且人们已经对生产力一词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为了弄清它的含义，人们已经开始了争论。
 
    第658页，马克思引用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90、91页的内容说：“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生产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23]穆勒的这句话把“生产力”理解为工人、理解为劳动者。马克思在紧接着的评价中，没有对生产力一词的含义提出质疑，而是说：“但是，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24]这说明马克思也同意穆勒把“生产力”理解为工人、理解为劳动者的观点。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358-360页，马克思引用了威廉·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版，该书于1824年第一次出版。）一书中的内容，引用竟多达三页纸两千多字[25]，在这两千多字中，生产力一词竟达15次之多，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这里<汤普逊的著作>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但是几乎所有其他的体系，在考察生产力时，都是把生产力同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永久化联系起来，把生产力放在从属于它们的位置。”[26]这句话说明当时人们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条件（即已获得的财富）的关系时，有两种明显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条件，另一种意见认为生产条件决定生产力，刚好是正相矛盾的两个观点。可见，当时（即1824年）人们早已在讨论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汤普逊“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的思想与后来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所说的思想接近。马克思在那封信中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27]这说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的萌芽形式在马克思之前早已出现，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第一次系统的阐发是1845年9月至1846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汤普逊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创立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资本论》第三卷第144页，马克思引用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2、43页）这样一句话：“如果看一下这三四年各工厂区营业状况的变化，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承认，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扰乱生产的根源……  但是，新添机器的惊人的生产力，不是会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新的要素吗？”[28]这是引用的含有生产力概念的第二个《工厂视察员报告》，既然《工厂视察员报告》这样的普通报告中已经使用生产力一词，说明“生产力”一词在当时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它已经相当普遍，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常用语。
三、马克思的原著中的生产力
 
    马克思从前人那里借来了生产力这一范畴，用于自己的著作中，他对生产力范畴是怎样理解的呢？有没有改造呢？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生产力这一范畴下过两次定义，他的第一个定义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29]在此，马克思把“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相结合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定义为“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指生产的能力，还是指生产的方式、生产的工具、劳动的对象或劳动者呢？我们推论不出它的内涵具体指什么；第二个定义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30]这个生产力是指生产的效率还是指生产的产品量，我们也是不太明白。不明白的原因是他在许多具体的场合用“生产力”的具体含义都不完全一样，而上述两个定义所产生的歧义的情况都存在。在这么多的应用中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生产的能力，另一类是指生产的条件（或称生产要素），这个条件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和生产关系。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
 
    第一类具体含义是指生产的能力，同时我们也把反映生产效率的这一用法划归此类，因为生产效率的大小也是反映人的能力的大小。
 
    １、把生产能力看作是生产力
 
    体现把生产力作为生产能力来用的最明显的例子是《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这么一句话：
 
    “所有这些对不同土地的不同肥力的影响，都归结为一点：从人工肥力的角度看，劳动生产力的状态，这里指的是农业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和土地的化学结构及其他自然属性一样，是土地的所谓自然肥力的要素。”[31]马克思在这里直接把“劳动生产力的状态”，说成是“农业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并且说“这种能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可见，生产力就是指一种能力。
 
    在《评弗里德里斯·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马克思引用李嘉图的话：“可使用的土地的生产力越是降低，地租就越是提高得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77和80-82页]）” [32]下面紧接着马克思自己评论的一句话是：“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地租决不是土地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的结果，相反，它是土地的生产率越来越降低的结果，是文明和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结果。” [33]
 
    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土地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就是李嘉图所说的“可使用的土地的生产力”，因此，这里马克思把生产力理解为：“生产能力”。另外，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的马克思在对比评价李斯特和李嘉图时的事例，马克思把李嘉图原文中有关机器的“生产效率”论述称之为“工业生产力”，把李斯特原文中有关“土地所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论述称之为“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既然马克思把“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都称之为“生产力”，那就说明他把生产力理解生产的效率或能力。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可以“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他说：
 
“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富，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 [34]
 
    ２、把生产率等同于生产力
 
    马克思在生产力的含义上，还有个用法就是把生产力等同于生产率，或者前面用“生产力”后面用“生产率”，或者前面用“生产率”后面用“生产力”，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认为它们的意思一样，这种用法的例子很多，下面请看这几例：
 
    “地租丝毫不能促进土地的生产率提高。相反，地租的提高是土地生产力下降的证明。”[35]
 
    “上例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力比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产率高。如果我们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只和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产率相同，情况还是一样，如下表：……”[36]
 
    “其次，如果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不能降低，从而剩余价值就不能提高。用前面的例子来说，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以前需要6小时生产的生活资料量用4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反过来，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使以前只用6小时就能生产的生活资料量要用8小时才能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 [37]
 
    这里马克思说了三种假设的“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说明他确实没有区分“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概念，而把它们看成是一样的。
 
    不管是把生产力看成是生产的能力，还是把生产力看成是生产率或生产的效率，这两种用法的共同点都是把生产力看成是一种与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各种要素相区别的、并需要所有要素参与和合作而产生的超越具体元素的作用的功能。
 
    马克思的生产力的第二大类的用法就是把生产力看成是劳动过程中的具体要素。这些要素是劳动的条件，所以他又把生产力看成是劳动的条件。这些具体的条件有哪些呢？我们先来看看他对劳动的理解。
 
    什么是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38]“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9]“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40]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论述生产要素时，没有提到将这些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生产关系，而生产过程本身就包含这种关系，在他的生产力中就包含分工协作等生产关系，这一点将在后文证明。
 
    这些要素在生产中还表现为：
 
    “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41] “我们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看到，劳动的全部主观生产力怎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23”[42]而“资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种生活资料，这些东西是用以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43]
 
    所以，所有这些要素也都是生产力的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又可称为生产的条件或劳动条件，他说：
 
    “但是，他只有同时预付实现这种劳动的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也就是说，他只有把他占有的一个价值额转化为生产条件的形式，才能对这种劳动进行剥削；他所以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也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44]
 
    这就是说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等都可称之为劳动的条件或生产条件。下面就来具体看一下马克思把这些生产要素或者说劳动条件看作是生产力的例证。１、指劳动者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说：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45]
 
    “革命阶级本身”就是指无产阶级、劳动者，所以这里的生产力就是指劳动者。
 
    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斯·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为了批判李斯特的“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同财富本身相比，创造财富的力量是无比重要的”的观点，而事实上却在压迫剥削无产阶级，马克思说：
 
    “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
 
    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46]
 
    紧接着整个下一节《力量，生产力，原因》都是在分析资产阶级表面上“关心”“赞扬”作为生产力的工人，实质上是把人变成了“物”的结果和原因。再下一节《[Ⅲ.第三片段][论地租问题]》开头的一二两小节，马克思继续讨论谷物涨价对生产力即工人造成的影响。
 
    ２、指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在马克思看来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同时还包括再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资料”，这些要素可以作为资本再生产的条件，从结果来看它们又是劳动产品、物质财富，下面从马克思的原著中举例说明。
 
    “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47]
 
    “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富，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48]
 
    “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49]
 
    “（5）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50]
 
    小括号中的“生产资料”就是“生产力”，也就是说生产力就是指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中包括自然的生产工具和人工的生产工具：
 
    “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是不会成为新生产力的，它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51]
 
    这段话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脚注中，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把自然力和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机器等都看作是生产力。自然力还包括劳动对象，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后面还说： “[3.自然产生的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与所有制]”，“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52]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这是大家公认的，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大量存在，例如：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53]
马克思除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自然力看作是生产力外，在《资本论》中也有这样的例证：
 
    “但是，那个利用瀑布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却不是这样。他所用劳动的已经提高的生产力，既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本身，也不是来自对一种不同于资本和劳动、但已并入资本的自然力的单纯利用。它来自劳动的某种较大的自然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但这种自然力不象蒸汽的压力那样，可以在同一生产部门让一切资本自由支配，所以并不是凡有资本投入这个部门，这种自然力的利用就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这种自然力是一种可以垄断的自然力，就象瀑布那样，只有那些支配着特殊地段及其附属物的人能够支配它。但要象每个资本都能把水变成蒸汽那样，创造出这种使劳动有较大生产力的自然条件，就完全不取决于资本了”[54]
上述生产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等所有这些生产力又可以称之为生产产品、财富，文明的果实：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的阶级。” [55]
 
    这里的生产力实际上指的是“文明的果实”，即“财富”，文中小括号中的“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私有制。”[56]
 
    “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57]
 
    3、指科学、发明
 
    “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58]
 
    这儿的四个“生产力”，都是指发明和发明的东西，或者还包括财富。
 
    ４、包括生产关系
 
    什么是生产关系，马克思说：
 
    “……；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59]
 
    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就理所当然包括分工、协作、所有制和分配等关系，例如，马克思说：
 
    “蒲鲁东先生应该首先自问一下：为什么在目前已形成的这种交换中，必须创造一种特殊的交换手段来使交换价值个别化呢？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什么货币所表现的关系也象任何其他经济关系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呢？” [60]
 
    “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的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61]
 
    “其实，分工和所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的，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62]
 
    马克思谈到生产力时，多次提到生产力内包括分工协作等生产关系的内容，他说：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也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63]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进社会日益精致，同时却使工人陷于分工贫困并变为机器。”[64]
 
    “……。这样，同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这种提高是由工场手工业的一般协作性质产生。……”[65]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说的下一句话可以把生产力作为生产条件这一用法集中地体现出来：
 
“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大。”[66]
 
    关于上述生产力的两类含义，到底是指什么，在我国曾引起人们的广泛争论，下一段就是对当时争论的一个总结：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对生产力含义问题的争论主要是指生产力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物质力量”？主张生产力是一种“物质力量”的观点，反对把生产力定义为“改造自然的能力”，认为把生产力定义为“改造自然的能力”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67]
 
    而事实上，马克思在一些具体场合有时将它们区分开来的，例如：
 
    “总之，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它们并不能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因而也不是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68]
 
    马克思在这里把“力”和“条件”两个词都用了黑体字，说明他强调这里的生产力是指能力，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等要素。但是，这个生产条件按照他的用法，也可以理解为生产力，那么，这里的生产力与生产条件的矛盾和冲突就变成“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即“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69]）和“未来的劳动生产力”（即“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70]）的矛盾，这同他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见本文第二部分的引文）中所表述的思想相似，因此，他有时又没有将生产能力和生产条件两层含义严格区分开来，甚至有时将它们等同：
 
    “……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71]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两方面是指生产关系一方面和生产力一方面，他在生产力一方面是把“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作为与生产关系对立的另一方面，说明马克思把“生产力”、“生产能力”及“生产力的要素”这几个词是作为同一个东西看待的，它们的含义一样，它们都可称为是生产力。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区分它们，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的差别。这与马克思之前人们对生产力的理解差不多。
 
    生产力概念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偶然的，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其他概念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生产关系先后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关系”、“经济关系”等术语，至少有3种不同含义[72]、生产方式概念有5种不同的含义[73]。四、生产力的歧义性带来的麻烦
 
    概念不确定是学之大忌，所以，康德说：“如果对某一个概念来说，只有唯一的一个词在已经采用的含义上与该概念完全适合，而该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区分又极为重要，那么，最好还是不要滥用该词，或者把它当作别的词的同义词来交替使用，而是审慎地保持它特有的含义；因为若不然，就很容易发上这样的事情，即在该术语没有特别地唤起注意，而是淹没在一大堆相去甚远的其他术语里面之后，惟有该术语才能够保持的思想也就丧失了。”[74]怎么办？他说：“我宁可在语言的优雅上有所损失，也不愿因丝毫的晦涩而给教学的用途增加困难。”[75]
 
    马克思只是为了行文方便，未能给生产力一词以严格的定义，给我们带来的理解麻烦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理解马克思原著中的生产力时，就发觉生产力一词在“生产能力”和“生产条件”两种含义之间游荡、摇摆不定，对马克思的原义产生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在该理解为“生产能力”的地方误解为“生产条件”，比如，“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76]这里“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的生产力，应该是指“生产能力”，但是，这个生产力又是“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所以就可能把这里的生产力理解为“生产条件”，特别是理解为“机器、设备”，这就导致“工具决定论”，用生产条件这个含义就不能解释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没有美国高却是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国的生产力水平比中国高却是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个误解是该理解为“生产条件”的地方理解为“生产能力”，比如，“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定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77]我们认为机器设备、科学技术这些生产条件可以提高生产能力，但它们还不就是生产能力，它们必须经过一定的应用，才转化生产能力，把这些生产条件作为生产能力，就如同康德所说“（例如一句诗的各个个别的词）绝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一句诗）”[78]一样，还差远哩。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分辨是很难的，而正是这种模棱两可、两极相通，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也不错，导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矛盾，本文将在后面具体分析说明。

五、追问生产力的本质
 
    马克思当时未能准确定义生产力概念，不只是马克思的过错，而且是历史的局限。用恩格斯的话说：“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79]既然是整理材料的科学，那么用分析客观实在性中主要的、稳定的、相似的东西的方法，用物理学和化学的等已有的精密自然科学中的一般原理或规律来解释所研究的客体，以便简化、缩小实在的多样性、复杂性的方法，则是一切科学都必备的，所以，那时使用的还原论方法在把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中是有效的。但是，还原论方法不能解决：“（1）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生物学还原为物理学或者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2）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我们认为可归诸动物的那些主观意识经验还原为生物学，以及假如对问题（1）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能否再把它们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3）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自我意识和人类心灵的创造性还原为动物的经验，以及假如对问题（1）与（2）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们能否再把它们又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80]所以，那个时代的还原论方法是不可能认识系统的整体性、自组织性和复杂性的。
 
    一般系统论的思想是冯·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1937年在芝加哥大学查尔斯·莫里斯的哲学讨论会上才第一次提出，但由于那时理论在生物学中声名不振，他也害怕象大数学家高斯说过的“低能儿的叫喊”，把草稿锁进了抽屉，战后才第一次用“一般系统论”这个题目公开发表[81]，直到1968年《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的发表才标志着系统论的诞生。所以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要么是忽视“关系”研究的原子论观念，要么是忽视所涉及系统的特性的观念，如常有还原论企图的“社会物理学”[82]，因此，社会科学中像生产力、生产方式这样的概念的本质，在当时是不可能被认识的。
 
    一般系统论之所以“一般”，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遇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在差异很大的一些领域里，都独立地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和概念。”[83]“在不同领域，在相互独立的和基本上没有任何业务知识联系的研究领域里，一般认识原理平行发展的现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84]“许多领域正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着走向一般化理论的趋势。”[85]“因此，存在着适用于一般化的系统或者它的子级模型、原理和定律，这些模型、原理和定律与系统的特殊类型、组成系统的要素的性质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或“力”的性质无关。寻找一种不是具有不同程度特殊性的系统的理论，而是一般地适用于系统的普遍原理，看来是合理的。”[86]所以说，系统观已成为一种一般的普遍的原理和研究方法。
 
    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基石，我们只有了解生产力的准确含义，才能理解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建立在一个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基础之上。生产力，这个十九世纪初就出现的概念，它的含义到底是指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为了认识整体，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还需要了解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要研究细胞中各种酶的相互影响，各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心理过程的相互影响，要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动态特性，等等”[87]。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事物，应该把事物作为整体看待、作为由内部要素和结构作用下涌现出的与各组成部分不同功能的系统看待，这个系统的性状与功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由它的元素，特别是由它的结构所决定。因此，系统的一定的结构是它的一定性状与功能的内在基础，而系统的一定的性状与功能是它的一定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我们要从系统的内部要素和要素的结构两方面出发，才能理解事物的本质。
 
    早在1995年李丽在《生产力范畴的辩证解析》[88]一文中就用结构和功能的系统观来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但作者没有得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正确关系。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就很容易看出，生产力应该是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对自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它是由社会系统内部的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科学、教育、文化等多种要素，加上组织、管理、分工协作等结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的生存能力。这种能力首先取决于它的每个构成要素的性质和作用，每个要素的这种“元功能”都对生产力整体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没有要素的“元功能”，就没有生产力的整体功能。马克思看到了要素的“元功能”对生产力的作用，所以就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等生产条件称之为生产力，也就是说把生产力要素的“元功能”等同于生产力的整体功能，这是错误的；其次这种能力取决于要素的数量，任何一个系统的结构，都有一定的元素的量的上限和下限，超过一定的数量界限，结构就变得不稳定，就会发生从一种结构转变到另一种结构的现象。各个要素的“元功能”的机械和构成系统的“本功能”，生产力的稳定性与社会系统的“本功能”有关；最后这种能力取决于构成要素的组织结构，系统的结构一旦形成，就对组成的要素发生巨大的反作用，决定、支配或影响组成要素的行为、状况和历史，使得其组成要素的行为与孤立状态下的行为或在其他结构中的行为大不一样，这就是系统的“构功能”，“构功能”可大于“本功能”，也可能小于“本功能”。因此，人类社会生产力既取决于要素，又取决于结构，是要素的“本功能”与结构的“构功能”的综合[89]，这才是生产力的真正本质。
 
    在生产力与其内部要素和结构的关系中，我们不仅要看到生产力的各要素及其组成结构决定着生产力的大小和性质的决定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如果系统不能发挥它的应有功能，就不能进行正常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就不能保持结构上的稳定性，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加强或破坏系统本身的结构。马克思只看到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内部结构和要素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把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看作是生产力内部结构和要素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不但使他认识不到生产力的本质，而且弄错了生产力与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关系，特别是弄错了生产力与其内部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关系，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错误结论。我们现在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是不是曲解了马克思呢？没有。马克思本人的原著中就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内容：“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这样判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90]
 
    这里的“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这句话中，既包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含义，同时也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含义。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说：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91]
 
    这段话中说生产力也“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也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含义。
 
    “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92]
 
    这段话中“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力是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含义。
 
    这一点也得到现代部分学者的认同，比如赵放说：
 
    “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作用的看重，并未否定或贬低生产关系在某些历史时期或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同时强调了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可能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相应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就很必要了。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十分普遍，自然就会得出“生产关系决定论”的推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三种联系方式，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两者相互影响和互动。”[93]
 
六、唯物史观的合理性？
 
    上面我们从系统论的观点考察了生产力的本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现在我们再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就发现它没有合理性了。
 
    唯物史观最经典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4]现在我们来分析这段话中不合理的地方。按照马克思的这段话，整个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力必须要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它相适应，形成一个结合体即生产方式，生产力不能离开生产关系。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起点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95]即按照“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96]这样的循序进行，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生产力处在经常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那么，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的动力的来源是什么？只能来自生产力内部，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97]这段话说明劳动生产力来源于内部包括社会分工在内的生产关系，没有生产力内部的社会关系，生产力是不会发展变化的。次页还说：“……这种节约的基础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就这一点说，这种节约或者是直接来源于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内的协作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是来源于机器等的生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致机器等的价值不是和它们的使用按相同的比例增加。”[98]
 
    既然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内部的结构和要素的共同作用的功能，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来源于生产力内部，来源于生产力内部的要素与生产关系共同作用；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生产力内部的要素与生产关系的共同作用，那么，生产力又怎可能与给自己力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呢？是要拎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吗？这是不可能的，“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99]，这时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不可能再与随自己同时变化了的生产关系发展矛盾，而只能与它发展之前未变化的旧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这段推理的前提是生产力离不开生产关系，然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了，然后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事实上生产力要发展又离不开生产关系，不可能不需要生产关系而独立向前发展，把生产关系抛在后面，然后再与生产关系形成不适应、形成矛盾，——唯物史观的不合理性终于暴露出来了。
 
    该矛盾的关键是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或革命性来源于何处，不管是生产工具的革新还是劳动对象的改变都少不了人的思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思维的主观能动性，而思维的开拓创新也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处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到一定的主客观因素制约的，这个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或环境就是他所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关系的参与下才有生产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实质是包含这种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两者在内的新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与包含旧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两者在内的旧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发生矛盾。所以说生产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已经融和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它就不可能再与给它自己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唯物史观中的矛盾的实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呢？除了人们不理解生产力的本质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常识现象遮住了人们的理智。人们通常看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和提高“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总是从采用新的发明创造、技术设备或生产工具开始。随着新的技术设备和生产工具的使用，人们就会改变生产中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于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随着这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了，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00]
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不是总是滞后、在生产力发展变化之后跟着应变呢？事实上不是。生产力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同步的，它们之间的变化是同时的，没有生产关系的同时变化，也就没有生产力的变化。“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总是和生产关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孤零零的生产力，任何生产力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任何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产生，没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就不能形成新生产力；同时，新产生的生产力要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还必须同时形成一种新生产关系，否则，它就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就不会在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面前显示力量，所以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同新的生产力同时产生。例如，从单个技术发明到单个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来看，好像是先有单个技术发明，然后应用到工厂里，接着工厂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但事实上，任何技术发明和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下产生，与该技术发明创新相配套的分工管理等生产关系也同时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因此，任何技术发明，在灵感产生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考虑与它相适应的协作管理等实际的应用，这些协作和管理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在实践中无应用价值的发明就不是发明创新，而有些发明创新就是在运用的推动下产生的，所以，创新的灵感与它的运用同时产生。发明创新变成现实后，它还只是一部机器、一种革新方法，一种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还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只有它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运用到实践中时，才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随着技术成果（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由观念形态向现实形态转化，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也在新的生产关系的组合中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所以说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一个同时的过程，两者都是社会实践的要求和推动。不能把技术发明创新与应用同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分开，技术发明之前旧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技术发明之后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整个变革的过程都离不开生产关系，整个变革过程的实质是以新的技术发明为核心的新生产秩序取代旧的生产秩序的过程。这一点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认同：
 
    “但是，正象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101]这段话中的“生产方式”，传统的解释都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102]，而事实上，这里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方式就是它们本来意义上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方式，造成这种曲解的原因是由于不理解“生产力”的实质引起。
 
    这样分析之后，就明白“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的真正内涵了，也就理解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那一段经典论述了，马克思实际上描述的是两种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问题，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由适应到不相适应再发展到矛盾冲突的问题。然而正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这一常识和假象，使马克思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得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结论，把唯物史观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而事实上它们之间是反作用与决定作用的关系，不是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所以生产力要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就像影子要打倒人一样，是不可能的。至于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化，那只是这种生产秩序的深化罢了,从协同学的角度看，就是序参量“支配”和“役使”要素或子系统的过程[103]，即要求非本生产秩序的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都要纳入本生产秩序之内，抑制其他生产秩序的发展，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利益的调整过程。当然，这种支配和役使有多种方式和形式，甚至还可能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和冲突，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而整个人类历史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往往掩盖着历史发展的规律。
 
    但是过去人们由于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总是只看到和强调这段推理的前提，而忽视中间推理过程产生的矛盾，所以使人们蒙蔽至今。
 
七、物史观的难题
 
    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滞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错位，这样就会爆发社会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现象越严重，它们之间的错位越大，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两者越相适应，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预设了社会革命总是在生产力水平发展最高最早、与生产关系的错位现象最严重、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非常激化的时候，才可能发生。
 
    然而，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不是在奴隶制水平最早的古埃及，而是在后来的中国和欧洲。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最繁荣鼎盛的西周，而是在“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的东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鼎盛时期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而是在奴隶制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如此，世界上最强大、历史最悠久、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比中国落后好几百年的西欧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资本主义最发达、发展水平最高的西欧和北美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资本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沙俄以及后来的中国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不是个别现象，几乎是一个规律。新社会的出现往往不是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是该生产方式最稳定的时候。新社会的出现往往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时候，这时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所以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出现。这说明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而是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
 
    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不能解释传统生产方式的稳定性。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就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传统生产模式下的生产力应该要得到迅速发展，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应该要发展到与旧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产生错位，导致旧生产关系崩溃和瓦解等不稳定性。然而，一些传统的生产习惯和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发展”和“量变”了那么长时间，却总是根深蒂固，没有达到质变和飞跃的阶段，也就是说没有发展到与它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时候，反而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趋势呢？，它们的生产力不向前发展、停滞了吗？或从另一方面看，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生产力水平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不能取代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如它的其他生产方式而一统天下呢？难道它的生产力不发达么？这是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无法解释的事实。这只能说明：“不适者也能生存：专门化，创造一个合适的生态环境。”[104]
 
八、新历史观的意义
 
    现在我们不再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来看待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由一定的社会要素和社会结构构成。社会要素由劳动者、工具、对象、原料、信息和能量等多种成分或子系统组成，社会结构在协同学上称之为序参量，在社会历史中就是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秩序，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它支配和役使社会要素，迫使它们纳入其内，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不同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存在着协同和竞争的关系，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就是包含不同要素和结构在内的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整个演化沿着“混沌1（相对无序态）→有序1 （新有序结构产生）→有序2（复杂的有序态）→混沌2（更复杂的高级有序阶段）…….”的路径发展。
 
    这种系统历史观对认识社会历史的过程和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和各种社会之间的更替的现象，特别是解释社会的更替为什么总是发生在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而不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时候，并可以解释每个社会都同时存在几种社会秩序之间竞争现象。
 
    既然社会生产力是由要素和结构决定，有一种意见认为：人为地创造一个高级的结构可不可以提高生产力呢？比如我国大跃进时期的一大二公、公社化这种先进的社会秩序是不是可以提高生产力呢？如果不是，那么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还是由生产力决定吗？我们认为公社化时期的生产力遭到破坏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我们承认公有制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秩序，但是，任何社会秩序要与要素的元功能相适应，与元功能不相适应的结构不会产生好的构功能即生产力。所以，公社化的失败，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失败，而是由要素与结构不相适应而导致的失败。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强调生产力是由社会秩序和要素决定，是不是恢复“四人帮”所谓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呢？我们认为也不是。“四人帮”在台上时，批判“唯生产力论”，暗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力的观点[105]，提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106]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实现的。”[107]“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先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然后才有“离不开”这种“改革”即依赖于这种“改革”的生产力的发展。按照这种说法，生产力的发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改革”，一不“改革”，生产力就不发展了。你想发展生产力吗？那你就一刻不停地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吧！”[108]他们鼓吹的一切反马克思的谬论的实质“就是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109]目的是“把我们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干部视为他们建立法西斯王朝的最大障碍，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要对这些人“能打倒打倒，不能打倒打跑，打不跑打病、打伤”，换上他们的死党、亲信以及他们培养起来的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第一步，要夺权；第二步，反右倾，镇反”。其实，在他们实行所谓“第一步”的时候，就已经对许多革命干部下毒手了。”[110]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然而，目前却到了改革的关键时期。为什么？通过抓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只是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而真正对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的结构和体制。所以，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第三，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说到底是结构性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和体制问题。而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时间。”这是多么深刻啊！
 中华民族要复兴，理论思维要先行。中央一再强调要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不无道理。

                                                                                                          作者：潘志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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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于光运：《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时代》[J]，《开放时代》，2001年第6期。
  [2]、崔永和：《生产力的文化底蕴探析——兼论社会人文科学的生产力意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1996 年第5期。
  [3]、巨乃岐/刘冠军：《生产力新论——大生产观初探》[J]，《东方论坛》，2003年第1期。
  [4]、席成孝/张康军：《生产力若干问题评述》[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5]、鲁品越：《知识经济时代与生产力理论的重构》[J]，《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9期。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8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6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5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第65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58-36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2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4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73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9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80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1-20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7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53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49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7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1-26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09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9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62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1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7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6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72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54-156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77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6-257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61-6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9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9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072，第324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7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55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8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8页。
  [67]、《国内外哲学问题讨论综述》1981-1982[Z]，第106页，复旦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编。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86-287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99页。
  [72]、林剑：《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
  [73]、赵家详、李清昆、李士坤主编：《历史唯物主义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28-131页，。
  [7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82-283页。
  [7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01页的注释。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9-60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9页。
  [7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20页。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41页。
  [80]、[英]波普尔：《生物哲学研究》英文版，[M]，1974。转引自刘大椿著《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2页。
  [81]、[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83-84页，。
  [82]、[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186页。
  [83]、[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8页。
  [84]、[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9页。
  [85]、[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9页。
  [86]、[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30页。
  [87]、[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的发展》[M]，黄金南译，《自然辩证法学习通讯》1981年增刊，转引自《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119页。
  [88]、李丽：《生产力范畴的辩证解析》[J]，《枣庄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89]、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四版，第231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40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21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55-156页。
  [93]、赵放：《论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
  [9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2-83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08页。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09页。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7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8页。
  [9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3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44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46-247页。
  [102]、例如：由王正萍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生产方式的其他用法”一节中，认为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用法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编者把本文中引用的恩格斯的那段话编在这一用法下（参见该书第501页）。另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解说》（五院校联合编写组编）第77页，就是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来解释恩格斯的这段话。该《解说》说：“……同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也完全是由于社会内部的经验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有一天要成为新的生产力的桎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可见，这段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大工业的矛盾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
  [103]、[联邦德国]H·哈肯著：《协同学》[J]，任尚芬译、方俊鑫校，《自然杂志》1978年第4期，参见《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214页。
  [104]、[联邦德国]H·哈肯著：《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M]，戴鸣钟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八章，第72-79页。
  [105]、林子力、有林著：《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29页。
  [106]、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J]，《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
  [107]、吕达：《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N]，《人民日报》，1976年5月31日。
  [108]、林子力、有林著：《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8-9页。
  [109]、林子力、有林著：《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279页。
  [110]、林子力、有林著：《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264-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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