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曹亚东:唯物史观与历史的创造者问题——纪念黎澍先生逝世十周年

　　一个教条的破除
　　中国当代的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先生与世长辞，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黎澍先生是湖南澧陵人，1912 年生。他是 1936 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和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从事历史研究。在去世时，他有一长串头衔，不过，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还是他主编《历史研究》并兼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 范文澜为所长 ) 时所表现出的光彩。“文革”结束后的《历史研究》办得生龙活虎，敢于提出问题，为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却受到保守派胡乔木的批评。
　　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去世前四年，他写了著名的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因为它第一次对一个人们长期“习焉而不察”的教条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进行了批判的审查，把其中隐藏的谬误清楚地揭示出来了。这在当时，确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此后的四年里，黎澍先生又陆续写了四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最后一篇发表于1988 年3月，这年年底他就永远地放下他的笔了。
　　正如黎澍所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命题起源于《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 ：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的权威性不仅在于它来自一部苏联官方的历史教科书 ， 而且在于这一节是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虽然斯大林的权威已经动摇了，但在我们国家，他仍然被看做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仍以为他在这里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如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还受到毛泽东的肯定。黎澍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这当然不是说，如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讲过的，那就不能怀疑；而是说，要还思想史的本来面目，是谁的思想就是谁的思想 ，不要张冠李戴。黎澍并不认为，只要指出这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任务就完成了；如果这样，那就是教条主义的方法。《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对这个命题本身的批驳，在这方面， 作者花了最大的力气。
　　黎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接受过教条主义的影响，但从 1978 年开始，他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成为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这里用“批判”这个词，不是象“文革”中使用的“大批判”那种意义，那其实是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我用这个词是采取康德的意义，把“批判的”理解为和“教条的”相对立的态度和方法；也是采取马克思恩格斯的意义，他们说过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这种批判的精神，在“文革”中已经丧失殆尽了。1978 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这种批判精神的觉醒，但这只是一个开端。黎澍没有停留在这里 ， 而是进一步用实践标准审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关于历史的创造者问题，就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这个探索是成功的。在黎澍的这几篇论文之后，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那个老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命题 ， 不可能再有市场了。这是黎澍的功绩。
　　我记得，1984 年他在写那篇文章时，有时我到他家去，他就和我交换意见。我是很赞成他的观点的。后来在报刊上引起了讨论，我虽然没有写文章，但我是认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最近，我把收集在《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这本集子里的他的五篇论文重读了一遍 ， 仍然感到他的文章中的那种不可抵抗的逻辑的力量。他对这个问题钻研得如此之深，可以说凡是可以找到的论据他都讲到了，再要补充点什么新的东西是很难了。　
　　但是，作为对黎澍先生的纪念，我还是打算在这篇文章中再发一点议论。
　　黎澍指出，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查过英译文和俄译文。这次我又查了德文原文，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是“ Die Menschen machen ihre Geschihete selbst”。这句话直译是：人们自己制造他们的历史。这里的“人们” (Die Menschen) 正如黎澍所说，是泛指所有的人，不是专指“劳动群众”或“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命题的实际意思却是“只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它是和“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对立而提出来的 ( 毛泽东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这就和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意思不一样了。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用的动词是 machen，即英文的 make； 也如黎澍所说，准确的翻译应是“制造”。当然“制造历史”的说法在中文中不太习惯；翻成“创造”也不能说错。不过“创造历史”的说法在中文中要更多一些积极的、正面的、自觉的意义，而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说明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为甚么说不能随心所欲呢 ? 因为每一代人都要受到他们所继承的物质条件的制约，这个物质条件不是他们能够自由选择的。其次，他们并不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他们也不是统一行动的。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和目的，这些目的常常是互相抵消或冲突的，最后就形成一种历史的“合力”。人们行动的结果，特别是远期的结果，常常不是人们预料得到的，甚至是和人们的初衷相违背的；它们超出了人的控制，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 《马恩选集》1 卷 85 页) 。这就是“异化”。马克思说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 同上页。黎澍说到了这层意思，只是由于当时思想界的形势，他没有用“异化”这个词 ) 。照恩格斯的说法，只有到了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废除商品生产，实行有计划生产的时候，人类才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 马恩选集 >3 卷 634 页 ) 不过，这个论断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证明。
　　既然如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 这种误解能长期流行，除了后人的错误外，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有没有一些责任呢 ? 他们的论述是否有不清楚不全面的地方，给这种误解留下了可能 ? 这是我想在本文探讨的问题。
　　从“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到“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问题，是在 1845-1846 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本著作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这些人满口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实际上是保守派，因为他们只是反对现存的意识形态 ( 如宗教 )， 而不去反对这个现实世界本身。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 因为他们和黑格尔一样，相信理念支配着历史，从而以为只要通过批判的方法消灭占统治地位的理念，就能改变历史。这样，他们就把自己放在历史创造者的地位。马克思指出：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 左空 (2){( 《马恩选集》 1 卷 79 页 )
　　“创造历史”是要有条件的，这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个条件不是那些想靠思想批判的方法来“创造历史”的人创造得出来的，而是靠劳动群众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也有它的历史 ， 这个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布鲁诺?鲍威尔这些青年黑格尔派不懂得，现实世界有它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不是由人们的思想决定的，因而也不是可以用批判的方法消灭的。现存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占统治地位，正因为它是统治阶级的理念。如果还没有具备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反抗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群众，那么，即使把变革的理念表述千百次，对于实际发展也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在这里反对了那种用思想或理念的发展来解释历史的唯心史观，从而也反对了那种认为思想家或哲学家创造了历史的观点。和这种观点相对立，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唯物史观 ：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 ( 同上 ，80-81 页 )
　　这种新的历史观的方法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明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相联系的生产关系 ( 马克思开始时还是用的“交往方式”这个术语 )，理解为历史的基础 ； 再从这里出发来阐明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宗教、哲学、道德等等—— 这些都不过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 同上 ，73 页 )
　　马克思肯定了意识形态受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交往的制约，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但他在批判唯心史观的同时，没有对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做出适当的肯定。相反，他连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也否定了：人们头脑中的一切产物都可以直接从物质生活中找出必然原因；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历史发展，它们仅仅是受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改变的。这样一来，那些历史上的思想家或哲学家还有什么地位呢 ?
　　这时的马克思刚刚形成他的唯物史观；如果说他的表述还不很周密，这是不足怪的。马克思不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思想的作用，他在此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表明，他并不一般地否认理论批判的重要性，只是说不要以为单靠理论批判就够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 同上 ，9 页 ) 我们还不应该忘记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能发表。但是在此后公开发表的关于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马克思再也没有提到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在 1848 年的共产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中，这个问题是这样表述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 ( 同上 291 页 )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的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 ， 还证明了什么呢 ? ” ( 同上 292 页 )
　　这个思想，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中得到经典的表述，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马恩选集》 2 卷 32 页 )
　　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到今天仍然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上面的表述是容易造成物质生产或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误解的，而从“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的命题再往前走一步，就过渡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的命题了。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 这里的“人民群众”就是“劳动人民”，剥削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不包括在内的。
　　四十多年以后，当恩格斯在 1886 年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试图详尽阐述这个观点时，他不能不承认：象哲学和宗教这样的意识形态是离物质经济基础更远的，“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 ( 《马恩选集》 4 卷 253 页 ) 在这里，恩格斯仅仅限于断言“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这就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那种确信的语气弱多了。
　　然而在当时德国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青年人中间，那种相信一切历史事件都可以用纯粹的经济原因来解释的观点仍然很流行；这使得恩格斯不得不多次澄清这一点。
　　到 1890 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马克思和他对时下流行的对唯物史观的误解要负一部分责任。他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同上 ，698 页 )
　　恩格斯澄清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马恩选集》4 卷 696 页 )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政治、法律、哲学和宗教等等因素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影响历史的进程。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经济的决定作用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恩格斯在这里采用了“归根到底”、“相互作用”这些表述；在别的地方他还提出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反作用”和“合力”的论点：这些表述在他和马克思共同阐述唯物史观时是没有用过的。这是晚年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作的补充，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是严格的经济一元论 ； 恩格斯在这里解释的仍然是经济一元论，但已经弱化，而稍稍向多元化解释倾斜了。
　　恩格斯去世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思想、理论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列宁在《怎么办 ? 》中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斯大林也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新思想的“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如果承认这种观点，那么应不应该说，思想家也参与创造了历史呢 ?
　　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没有参与创造历史吗 ?
　　容易导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误解的另一个论点是：物质生产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 正是这种变化发展才能说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我们可以来看看《联共党史》对这个问题的论证。
　　“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 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　　
　　“历史”不等于“社会发展史”，“历史”这个概念的涵盖面要比“社会发展史”大得多。不能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和国家的行动，不等于说写历史不要重视他们的活动，何况有些帝王将相和国家的活动是参与了社会发展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联共党史》在这里反对把历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它自己却把 1917 年以后的俄国历史归结为列宁和斯大林的历史。
　　“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这句话对作者的论点是很重要的。有变化才有历史。历史是过去事件的记录，但不是任何事件都是值得记录的。在地球上，每天有昼夜的交替，日复一日；每年有季节的循环，年复一年。如果只看这些，那就真是“阳光之下无新事”，历史学家是不会感兴趣的。如果出现了日蚀，那就值得记录了；如果出现冰河期，那就更值得大书特书了。人类的活动也是这样。从古到今，地球上产生的人多得不可胜数；每个人都制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不是每个人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历史所重视的是改变了或影响了社会人群的人们的活动；而“创造历史”这个短语所企图表达的特别是对人群做出贡献 ， 更新社会面貌，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的活动 ( 所以我们不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创造了侵华史” )。如果生产的特点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而生产方式的变更又引起全部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更，那么似乎就可以把历史“归结为”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 劳动群众的历史了。　
　　然而这样的论证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我们试把《联共党史》的这个观点和《共产党宣言》的观点作个对比吧。
　　《共产党宣言》说到了近代历史中生产工具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 但是作者认为这并不是一切生产的特点，而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作者也没有把这个变化归功于劳动阶级 ， 而是归功于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 ， 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存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共产党宣言》说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自然，当资产阶级在按照自己的面貌改变世界的时候，工人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也作了巨大的贡献。资本家是组织者、经营者、推动者，而实际的生产劳动是由工人担负的；这种生产和小农的生产不同，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 ， 因而它既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也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财富。不过这段历史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他们的辉煌的创业史、发财史，对工人阶级来说却是他们的辛酸史、苦难史。
　　《联共党史》说生产的特点是“始终处在变更和发展状态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生产的发展都是很缓慢的。生产力是如此，生产关系就更加如此了。《宣言》的作者在此前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也有不确切的地方。我们在上文中援引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说人们的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不断” ( 原文是 stets) 这个定语就不恰当。人们的物质关系或生产关系并不是“不断”变化的，相反，这种关系是相当稳定的；例如，欧洲的封建社会延续了六七百年，而中国的封建主义时期长达三千年。　
　　毛泽东极力赞扬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说他们是中国历史的动力。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每天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年是春种秋收；他们使用的生产工具如牛、犁、锄头， 至少有两千多年没有变化。但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政治制度、法律、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医学和其他科技还是有相当的进展，这就不是能完全用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变化解释得了的。由于农民生产的粮食供养了那些地主阶级的官吏和士大夫，所以这些人能够去搞政治，搞文学，搞古代经典，从而创造中国的文化。而农民自己的时间都化在糊口上，再也没有闲暇时间去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了。所以中国农民只是为历史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 当然这是很重要的 )，本身并没有去“创造历史”。甚至那些农民起义，由于他们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所以也不能消灭封建制度，只是形成王朝的更替。当然，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后，就不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农民是主力军；这场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由，除了劳动生产是历史的基础外，还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共产党宣言》把有文字以来的人类历史概括为阶级斗争的历史 ； 这是正确的 ， 但这只是从某种视角所作的概括，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阶级斗争确实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手段，但这只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和现存的生产关系不相容的时候。在这样的革命高潮时期，群众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显示了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这样的阶级斗争，它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 ， 建立了新中国。但在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中，领袖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正如黎澍指出的，应当说是英雄和群众共同创造历史。尽管在理论上不承认“英雄创造历史”，而在实际的宣传工作中，领袖的作用却被夸大了。建国以后，毛泽东错误地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搞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大大伤了国家的元气，这种“创造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阶级斗争可以解释许多历史现象，但是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拿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阶级斗争并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力量。也不是只有冲突和斗争才推动进步，和谐与合作则不能。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另文探讨，这里就不多说了。
　　《联共党史》说到生产的变更和发展是从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开始，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开始，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可是，如果科技也是生产力，如果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要依靠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那么，难道知识分子没有参与创造历史吗? 所以，不但历史不等于生产发展史，生产发展史也不等于“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因为有许多物质资料生产的进步是要归功于科学家的发明创造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讲话说 ：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种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 ——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 (《 马恩选集》>3 卷 777 页 )}
　　可惜的是，这个观点长期在我们中国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吧 ： 过去，中国试验原子弹成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电祝贺，总是把工人放在最前，科学工作者放在最后，这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值得庆幸的是，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在的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这个问题总算开始受到重视了。随着 21 世纪的到临，世界正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无比重要的作用是谁也不能忽视了。
　　毛泽东说过：“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甚么不应该歌颂呢? ” (《 毛选》3 卷 873 页 )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命题就是对人民的一种歌颂，而在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人们制造自己的历史”这个命题中，是不包含这种意味的。前者多少有一种革命的浪漫色彩 ， 一种民粹主义的色彩。但我觉得，对人民的热爱和把人民理想化不是一回事。人民群众当然创造过历史，但人民群众也有沉眠不醒的时候，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去作启蒙工作；人民群众也有陷入狂热的“暴民政治”的时候，需要周恩来这样的清醒的政治家去作劝说工作 ( 虽然他并不能力挽狂澜，而且很矛盾 )。我还想说的是，尽管多少年中“人民群众”是被歌颂被美化到很高的程度，而所谓“英雄史观”是受批判的，但实际上个人崇拜是很流行的。这是因为被歌颂的“人民”其实是抽象的，而代表人民的是具体的领袖。
　　1998 年 5 月
自:悠悠书吧www.uu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