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览武力:高考写作素材之“竹林七贤”3

高考写作素材之“竹林七贤”3

五．山涛：一盆晃晃悠悠的温水

好朋友前面已经提到：山涛推荐好朋友嵇康来洛阳做官，没料到“好心没好报”，人家嵇康不但不领情，还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让山涛非常难堪。

就因为这篇绝交书，从此人们对山涛“另眼看待”。他走在洛阳的大街上，人们迎面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可是扭脸就说他不够哥们儿。其实这有点不公正，洛阳市大河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郑贞富说：这是一个误会。

郑贞富说，早就有人提出《与山巨源绝交书》可能是嬉戏之作，是“竹林七贤”哥们儿之间开的一个玩笑，竟然被后人很认真地当成了佳作。结果，人们褒扬嵇康而贬低山涛，使这个“历史定论”一直延续下来，造成了一桩“冤案”。

还有一种说法：嵇康写这篇文章，表面上看是与山涛绝交，是与山涛划清界限，实际上却是为了保护山涛，不让山涛受到朝廷的迫害，可谓用心良苦。所以，嵇康临死前，才放心地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山涛，而山涛最终也推荐嵇康的儿子踏上了仕途。此种默契，别人有所不知，这两人却心知肚明，足见两人的友谊之深厚。

那么，历史迷雾背后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竹林七贤”中，嵇康和山涛都很有“社会背景”。嵇康与曹魏集团是姻亲，山涛与司马氏集团是姑表亲，当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展开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时，两个好朋友的关系，就不可能不因为“社会背景”而蒙上一层阴影，但以两个人的交情而言，绝对不可能轻易就绝交。

魏明帝曹临终托孤，把齐王曹芳托付给曹爽和司马懿。曹芳即位后，曹爽和司马懿一直暗中较劲。曹爽结党营私，专擅朝政，挤对司马氏的权力空间。司马懿则以退为进，称疾归养，暗中积蓄力量，伺机反扑。

司马懿的夫人是山涛的表姑，因为这种亲戚关系，当时任河南从事的山涛经常去司马懿家。当他发现司马懿并非真生病，就看出了政治局势暗藏的玄机。一天夜里，他和同僚石鉴同宿一室。半夜里，山涛忽然被惊醒，他越想越怕，就推醒了石鉴，对他说：“现在是何等形势，你居然还睡得这样香甜！你知道太傅司马懿为何呆在家里吗？”石鉴却满不在乎，依旧安睡。山涛连声叹息，连夜起身，找地方隐居去了。

其实阮籍、嵇康也看出了当时的政治危机，相继辞官而去。后来曹爽曾召阮籍出山，阮籍推托自己有病，没有应曹爽之邀，第二年曹爽就人头落地了。

在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斗争中，曹爽最初占上风。但司马懿是何等人物？他表面上不与曹爽争权，闭门装病，实则在耐心等待时机。后来，司马懿果然抓住机会，把曹爽杀了，自己独揽大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野心勃勃，很快废了曹芳，立曹髦为帝。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继续专权，并把那个最先放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曹髦杀了，立曹奂当了傀儡皇帝。

后来司马氏终于篡夺了曹魏政权，在司马昭决定太子之位时，山涛一句“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奠定了司马炎牢固的统治基础。司马炎坐上皇帝的宝座后，对山涛感恩戴德，自然要加以重用。山涛当然也挺身而出，全心全意给晋武帝司马炎“捧场”，他也顺理成章地官运亨通了。

娶了曹氏家族的长亭公主为妻的嵇康就不一样了，随着曹魏政权的土崩瓦解，他与司马氏统治集团自然有了“家仇国恨”。尽管他不一定与当权的曹氏家族合作，譬如曹爽当政时他就曾弃官隐居，但他绝对不可能再做司马氏集团的官。作为一代名士，当然会有不少人的眼睛盯着他如何选择，更何况他生就一身傲骨，又岂能屈服于司马氏！

从这一点上说，两个人的选择都没有错。但是，这种选择只涉及了两个好朋友的“工作问题”，所以嵇康慷慨激昂地写就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他要绝交的不是山涛，而是以山涛来暗指当政的司马氏统治集团。当然，嵇康和山涛的“私人关系”没有丝毫的动摇，这也是嵇康死前将儿子托付给山涛的原因。

好丈夫

说到“托孤”，人们往往会想到刘备对诸葛亮的“白帝城托孤”，那种感情是何等厚重，嵇康对山涛的“托孤”之情，同样体现了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且看嵇康最后对儿子嵇绍说的一番话：“巨源在，汝不孤矣。”后来，山涛对待嵇绍也确实像亲生父亲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嵇康去世２０年后，山涛顶着重重压力，举荐嵇绍任秘书丞，把嵇绍“扶上马又送一程”，没有辜负嵇康的“托孤”之情。

山涛和嵇康、阮籍等人的友谊是非常真诚的，他们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山涛的妻子韩氏对他们这种“契若金兰”的关系感到惊奇，就问山涛是怎么回事。山涛感慨地说：“一结识就可以和我成为朋友的，只有嵇康与阮籍这两个人。”这更使韩氏好奇了，就想见识一下丈夫的两位朋友。

过了几天，嵇康、阮籍来看望山涛，韩氏劝说山涛留他俩在家中住下，并准备了酒菜。当晚，韩氏透过墙洞观看３人饮酒、畅谈，一直看到第二天早晨都不忍离去。事后，山涛问妻子对这两位朋友的看法，韩氏感慨地说：“你的才能不及他们二人，应该向他们好好学习啊！”山涛说：“可他俩却认为我的为人和才干值得他们学习，足见他们多谦虚呀。”

彼此都认为对方值得自己学习，难能可贵！“竹林七贤”中，山涛年龄最长，他的妻子韩氏却让他向两位朋友学习，可见韩氏也是个“贤内助”。最初山涛家里很穷，到４０多岁他才戴上官帽，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对妻子说：“你要暂且忍受这种饥寒交迫的生活，我将来会当大官，就怕你等不到那一天。”韩氏对丈夫也很有信心，而不像朱买臣的妻子那样，受不了一时之苦，坚持要“离婚”，结果落个“覆水难收”，悔恨不已。山涛也很讲夫妻情义，后来官做大了，仍不弃“糟糠之妻”。

山涛自信会当大官，说明他有判断力。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天下后，就有点忘乎所以了，甚至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山涛却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他劝说晋武帝不得轻视军备，并大谈军备的重要性，大家认为山涛此论“乃天下名言”。可惜的是，他的话没有引起统治阶级足够的重视，后来天下真的乱起来，因各地没有充分的军事准备，结果酿成大祸。难怪西晋宰相王衍感叹：“山涛所论，与道暗合。”

好官

山涛是有很多方面都值得称道的人。在家里他是好丈夫，在“竹林七贤”中他是好兄长，在一片混乱的西晋政坛上，他是难得的好官。

山涛４０岁才踏入仕途，官运来得够迟了，但当他闻到政治斗争的血腥之后，就想隐居不仕。司马氏夺取政权后，他应召入仕，曾辅佐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成为司马氏集团的得力助手。司马炎称帝后，任命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晋爵新沓伯，后又出为冀州刺史，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职。他的官职越来越大，权力也越来越大，但他一直很清醒，多次以老、病为由辞官，无奈皇帝不许，还将他的官职升为司徒。直到７７岁时，在他反复上表苦辞之下，晋武帝司马炎才答应让他回家休息。过了两年“隐居”生活后，他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山涛性情不急不躁，办事稳稳当当，晋武帝司马炎对他非常信任，即使有人告山涛的状，他也不信。山涛任吏部尚书时，为朝廷选拔人才，每次一有官缺，就拟定备选官员数人，由晋武帝选用。晋武帝所选之人，往往不是山涛所推荐的人，有人就责备山涛选官不够慎重，甚至说山涛不具备选官的能力。深知山涛为人的晋武帝，知道这是谗言，依旧让山涛来选官。后来的事实证明，山涛所荐官员，办事都很勤勉，有才干，众人这才服了山涛的眼力。

山涛步入官场后，一向有长者风范，不与同僚相争。司马昭手下有３名得力干将：钟会、裴秀、山涛。裴秀与钟会争权夺利，互不相让。而山涛总是站在公平的立场上，平心静气地从中调停，让两人能够和平相处。虽然钟会和裴秀彼此互不相让，但对山涛不仅不怨恨，还非常佩服。除此之外，在当时混乱的党派之争中，他不仅不拉帮结派，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化解矛盾，对稳定政局起了很大作用。

山涛做官，有廉洁之风。当时有个县令，任职期间大肆搜刮民财，因为担心别人告发，就向许多居于要职的官员行贿，试图“花钱买平安”。

当然，这份厚礼也送到了山涛的府第，他送的是百斤丝绸。山涛不露声色地收下之后，命人把丝绸包好，贴上封条，吩咐谁也不准动用。后来那个县令案发了，不少官员被牵连。问到山涛时，他从从容容地把封存的丝绸取出来，只见上面积满了尘土，封条上记载着哪年哪月、何人所送，一切写得清清楚楚。

“竹林七贤”是个隐士小团体，后人常常以山涛入仕做官而对这个小团体有非议。实际上，把山涛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看一看，在他３０多年的官场生涯中，他对社会的贡献，远比醉卧竹林要大得多。他为西晋王朝选拔了大量人才，对自己约束很严，不受贿赂，这在当时污浊的政治背景下，犹如清风一缕，对后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说完山涛，再看阮咸。这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也是竹林七贤之一，故事虽少，却是一位乐坛高手。

六．阮咸：一把带着哭音的琵琶

琵琶是一种乐器。这种乐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阮咸”。晋以后的一些朝代，干脆将琵琶称为“阮”。

其实，“阮咸”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阮籍的侄子，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他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上的旷达不羁，二是音乐上的细致入微。由于他对琵琶的制作和演奏都很在行，所以琵琶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可他这么一个情调高雅的人，竟也有“不光彩”的经历：与一头猪同在一个盆子里饮酒！那么，他作为当时很有名望的文人和音乐家，为什么与猪同饮呢？他的处境和心境，又是怎样的呢？

一

阮咸，晋初名士也。他和他的叔父阮籍一样，都是旷达不羁的名士，人称他俩为“小阮”、“大阮”。阮咸讨厌官场的污浊之气，蔑视封建礼教，宁可一人喝酒弹琴，消愁解闷，也不愿与庸人来往，大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超脱与旷达。

当时的洛阳，虽经受多次战争的破坏，但还是比较繁华的，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阮咸的老家在陈留，即现在的开封附近，但他刚刚懂事就很向往洛阳。

他的父亲名叫阮熙，是阮籍的哥哥，曾做过太守，但是不知为何，阮咸家非常贫穷。少年阮咸相貌堂堂、谈吐不凡，但平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这使他有了自卑心理，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不愿与人交往。

晋初的社会风气非常不好，门第观念很重，谁若是贵族出身，就会受到尊重；若是家庭贫困，又没有贵族血统，大家就瞧不起他。阮咸就常遭别人歧视。

当时有一种民俗，是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就是在农历七月七这天，各家各户都要把衣物拿出来晒一晒。按说，七月的阳光很好，把衣服、被褥什么的拿出来晒一晒，让紫外线把那些霉了的、潮了的衣物消消毒，是很有好处的，但当时人们晒衣物的目的，却是为了炫耀。

炫耀什么呢？大户人家，用绫罗绸缎缝制的衣服很多，拿出来晾晒，就像是举行时装展览，红白绿蓝，随风飘舞，煞是好看。可是，那些贫苦人家，只好把旧衣服熨了又熨，把那些破了的和有补丁的地方都掩盖起来，才勉勉强强地挂出来，心里是非常沮丧的。

话说阮姓是个大家族，好几百号人住在一个区域。住在北边的人都很富有，称为“北阮”，住在南边的人都很贫穷，称为“南阮”，阮籍、阮咸等就住在南边。

这南北的一穷一富，形成对峙，有了矛盾，也就有故事了。

这一年的农历七月七，家家户户又要晒衣物了。一大早，“北阮”的人都高高兴兴地把好衣服挂了出来，并互相打着招呼，炫耀着。阮咸在这边看到了，觉得那些人很浅薄，令人厌恶。他回到屋里，拿出一条粗布短裤，用一根长长的竹竿，高高地挑起来晒到外面。

那短裤皱皱巴巴的，样子很不雅，迎风放肆地招摇着。这是他在示威。“北阮”的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自己的好衣服面对着一条破短裤，摆阔有啥意义呢？就不再张扬了。有人过来问阮咸：“你怎么挂了一条短裤出来晒呢？”他回答：“既然这个节日到了，我也未能免俗，表示一下意思吧。”

成语“未能免俗”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二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对魏晋人饮酒、炼丹、服药等现象进行了剖析，说这些名士赤脚、袒腹、裸体，让自己的身体最大限度地接触大自然，真是各有特点。在“竹林七贤”中，最懂音乐的是阮咸、嵇康和阮籍。三人之中，阮籍喝酒很厉害，嵇康服药很厉害，而阮咸喝酒的方式很厉害。

阮咸喝酒，常常进入一种忘我状态，兴致来了，有酒就喝，一不管酒的质量如何，二不管是谁的酒，三不管身处何种境地。一次，他与族人聚饮，大家嫌用小杯子喝不过瘾，改用一个大盆子代替，正喝得酣畅淋漓时，忽然跑进来一群猪。

那时的酒，类似今天的米酒，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怕是猪也爱喝。只见一群猪拱着鼻子与大家争饮，众人连忙轰赶这群猪。一群大猪被赶走了，这些人却惊呆了：好家伙，只见留下的一头小猪，正和阮咸头挨着头，一块儿扎在盆子里喝酒呢！阮咸喝得醉醺醺，小猪喝得美滋滋，竟不分彼此了！

众人都笑了，赶紧对阮咸说：快把猪赶跑！它正与你痛饮呢！阮咸却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意思是说：天地造化万物，原无贵贱之分，为啥就不能让猪喝点酒呢？来来来！共饮，共饮！他热情地邀请小猪，又痛痛快快地喝起来。

阮咸的这种做法，不但无视封建礼教，也超越了人性的弱点。１７００多年前的西晋初期，封建礼教每天都在“吃人”，他这样做，绝不是犯傻或者精神上出了问题，他这是在故意蔑视、反抗封建礼教。

阮咸的勇敢精神还体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上。他不像那些封建士大夫，心里想着女人，嘴上却贬低女人，见了女人就躲开。阮咸曾经喜欢一个婢女，这婢女是鲜卑族人，很漂亮。阮咸的母亲去世后，这位婢女要远走他乡了，但阮咸只顾读书，竟浑然不知。当他听说这位姑娘拿着行李走了，赶忙向别人借了一头驴，骑上就追。

这时候他还穿着孝服，人们见他拼命追赶那姑娘，觉得有点过分，就问他：你追一个婢女干啥？他竟回答：“人种不可失！”直听得人目瞪口呆，却不知他说的是啥意思。

三

阮咸还是当时最有名的作家之一，但他的文学作品却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也无法通过文字窥见他的文采。但是，人们在他的墓穴中发现了他的“影子”。

这个“影子”，是一把琵琶，殉葬品，铜制的。这把琵琶伴随他长眠地下，经历了从西晋到唐朝４００多年的岁月。这把琵琶出土的时候，正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天下歌舞升平，所以对乐器是非常重视的，唐玄宗让弘文馆学士元行冲对琵琶进行鉴定。元行冲鉴定后指出：此物正是阮咸的遗物。

经过４００多年的锈蚀，琵琶已经满身铜锈，不堪使用了，宫廷乐匠只好照着样子仿制了一把，所用材料不再是铜，而是上等的木料。琵琶仿制出来后，经过实验，人们发现其音调激越清雅，就称其为“月琴”。

唐德宗统治时期，著名学者杜估指出：既然“月琴”是依据阮咸的琵琶仿制的，大小、形状以及音色都与原来的琵琶差不多，为啥不将月琴命名为“阮咸”呢？从此，我国的琵琶有了“阮咸”这个别名，以纪念这位有着鲜明个性的音乐家。

现在想想，那把埋在墓穴里的琵琶，不知隐藏着多少风流故事。我们虽然无法目睹阮咸怀抱琵琶的风姿，也无缘聆听他的演奏，但可以肯定他那颗心绝不会与琵琶同朽！阮咸本人也像他的琵琶一样，有着金属般的质地，掷地有声！

阮咸的音乐天分很高，很小的时候就通音律。少年时代，他听音乐时的表现便与众不同，可以做到“神解”。所谓“神解”，就是乐声只要钻到了他的耳朵里，是高，是低，是清，是浊，他都能分清楚，而且丝毫不差。这样说，可能有人不相信，说他会恁神？其实，古人的本领，是万万不可低估的。

三国时期吴国的俊朗人物周瑜，就有这种本事，别人演奏时，他在一旁饮酒聊天，但只要有一个音符错了，就别想瞒过他的耳朵。“曲有误，周郎顾”，当时流传的俗语，说的就是这事儿。

这样一来，阮咸就要得罪人了！他得罪的，竟是执掌全国乐礼的最高长官荀勖。据《世说新语》记载：荀勖主管乐礼，位高权重，对音乐也很精通，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已经是天下无双了，但实际上他的音乐才能不及阮咸。一次，荀勖自造新律，请阮咸来欣赏，阮咸认为新律不合乎古韵雅乐，难以表现音乐里“中和”的境界，就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荀勖一听非常恼火，认为阮咸是对他妄加指责，是存心捣乱，就向晋武帝进谗言，革去了阮咸的官职。

阮咸当时的官职是“散骑侍郎”。你看，当时的官衔里不知为啥有那么多“散”字，嵇康被称为“嵇中散”，最后弹了一曲《广陵散》，飘逝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而阮咸的这个官职，“散”字后面又加上了一个“骑”字，就更浪漫了！似乎可见阮咸骑马而来，轻弹琵琶，无拘无束，一路高歌地行走在天地之间。

荀勖进了谗言，使阮咸遭贬之后，却发现自己错了——原来，有人在掘地时挖出了一把玉尺，是周代的，这种尺子号称“天下正尺”，被认为是最准确的尺子。荀勖如获至宝，马上用来校对新律。他这才发现阮咸当初的指责一点儿不错，新律都比正尺稍微短一点！荀勖羞愧难当，知道是自己错怪了阮咸，深知阮咸的才能是被埋没了。

看来，阮咸遭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压制，在乐坛上，他的才能也不能得到正常发挥，他常为此感到愤懑。据说，他的琵琶有时会自动鸣响一个颤音，那颤音听起来很凄美，像人的哭声。这当然是人们的杜撰。不过可以料想，阮咸一生都很压抑：写了那么多好文章，没有保留下来；弹奏了那么多美妙乐章，流传下来的也很少；就连有的书上介绍他的生平时，竟也写着“生卒年不详”。

阮咸，是一把带着哭音的琵琶！历史委屈了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茫茫人海，谁是他的知音呢？

七．向秀：你为什么那么内秀

一

话说向秀、嵇康在洛阳城中打铁，配合得非常默契：嵇康握着大锤，向秀拉着风箱。嵇康先用锤子敲打铁砧，像发出指令一般，暗示着一种节奏，向秀就根据这节奏拉动风箱，控制炉火的强弱。

由于他们两个都是名士，嵇康长得特别帅气，向秀长得也很清秀，所以引来各色人等看热闹。那向秀和嵇康一样，也是通音律的，所以拉起风箱来，就像今天的手风琴伴奏一般，好不热闹！再配上嵇康叮当的锤声，听起来真像非常别致的乐曲。

那时候，由于刚刚经过战乱，骏马都被征用做了军马，十有八九死在了战场上，民间使用的“交通工具”以驴最多，所以人们与驴的“感情”较深。很多人想喊两嗓子的时候，就学驴叫，连皇帝也不例外。如魏文帝曹丕到了郊外，就让随行的大臣们学驴叫，“独唱”之后还要“合唱”，直到遍地能闻驴叫声。

于是，向秀就在嵇康的锤子停顿的时候，让风箱发出了驴叫的声音，并能模仿驴子打响鼻的颤音。他模仿得惟妙惟肖，引得观众纷纷叫好。

可是，做大官的钟会这时候来了，他表情严肃，仪仗威武，想让嵇康、向秀主动过来迎接他，可两位名士只管打铁，都不理睬他。这时候，向秀还让风箱发出了驴叫声，用来讽刺钟会。

原来，钟会曾任将军率兵打仗，结果失败了，死了好多兵士——“将军击鼓出征，嗡嗡嗡（驴叫声）；战败鸣金收兵，当当当（锤声）。兵士枉死沙场，当当当；将军黯然神伤，嗡嗡嗡……”嵇康敲打着铁砧，向秀拉着风箱，向秀在心里默念着歌词，就这样“毛捣”了钟会。

这是个笑话，是后人编排着恶心钟会这个小人的，聊供一笑罢了。但也说明，嵇康与向秀是很铁的哥们儿，彼此心灵相通。史书上说他们打铁时“相对欣然，旁若无人”，那种风度和场面，已经成为洛阳一景了，并引来众人模仿，后来竟有上百人在那里打铁，个个光着膀子，露着黝黑的肌肤，像是进行体育锻炼，又像是进行健美比赛，大家虽然不吭声，但欢快的气氛与炉中的火苗一起跳跃，很是有趣。

二

可是，当时整个社会却是灰暗的，没有欢乐可言。

那时洛阳城里有好多槐树。槐树叶子小，秋风一起就落了，灰灰黄黄地落了一地。街道两侧全是灰色的房子，穿着灰色衣服的老百姓，在街头慢慢走着，使整座城市显得了无生气。

所以，向秀的心情是不可能愉快的。他很少说话，就是写起来文章来，也是吞吞吐吐的。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说：“年轻时读《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

鲁迅怪罪的这个“他”，就是向秀。这篇《思旧赋》，是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写的纪念性文章。在那种“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黑暗中，向秀写文章刚开头就结尾，闪烁其词，是可以理解的。

向秀是河内怀县人，也就是今天的焦作市武陟县人。他出生于公元２２７年，于公元２７２年去世，活了４５岁（向秀生卒年份有争议），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和修武度过的。向秀在思想上推崇老庄，行为也极似庄周，少年时就想为《庄子》做注释。

当时，为《庄子》做注释的已有十几个人，出版的书也有十几种了，但向秀读了以后都不满意。他认为，这些注释远远没有把庄子的思想阐释出来，只是在语言和章句上做了一些皮毛工作。他决心弘扬庄子学说，重新进行注释。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好朋友、大学者嵇康。嵇康说：“我看不必了，这部书不需要再注释了。再注释，就会影响读者领略书中的神趣了。”

向秀很执著，没有听嵇康的，他坚持注释《庄子》，结果把庄子的思想表述得十分出色，把以往人们没有发现的妙思奇趣都挖掘出来了，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庄子》热，大家纷纷重读《庄子》。可惜的是，还没有注释完《庄子》他就去世了。他所有的遗稿由两个儿子保管。

当时，他的两个儿子年龄尚小，看见郭象来拜读遗稿，他们就把遗稿给了郭象。郭象发现向秀还有《秋水》、《至乐》两篇没有注完，他灵机一动，就把全部书稿重新整理一遍，略加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郭象从此声名鹊起。１０００多年来，后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略了向秀的功劳。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之一了。

相对于“竹林七贤”的其他六位而言，向秀的名气不够响亮，《世说新语》里有关他的故事也不多。其实，向秀十四五岁的时候，文章已经写得很好了。“竹林七贤”的老大哥山涛，听说向秀早慧，就专程拜见向秀。两人一见面，山涛就发现这位少年果然超凡脱俗，就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一样，两人遂成忘年之交。经过山涛的引荐，向秀又认识了嵇康、阮籍，几个人就同为“竹林之游”。向秀虽然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却是少有的大哲人、大文豪。他的一部《庄子注》，时人称赞“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他的好朋友吕安读后感慨道：真乃“庄周不死矣”！他在注释时体现出的新思路，令后人难望其项背。他的《难养生论》，和嵇康的学问比起来，也难分高下。他的《思旧赋》，更堪称绝唱。

在《思旧赋》中，向秀有意提到嵇康临刑前眼望日影以及嵇康索琴弹奏《广陵散》的情形。这是因为，嵇康的被杀在向秀的心中造成了很大的震撼。那么，当时的惨烈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三

当时，被押赴刑场的有两个人。

前面一辆囚车上，站着身材修长的嵇康；后面一辆囚车，拉的是嵇康的朋友吕安。两人是好朋友，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却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因为是处决名士，老百姓都来看热闹，刑场就设在洛阳东市，也叫马市。人们从建春门出来向东，走一段路到了东石桥，再往桥南，就看见断头台了。向秀的心，随着那一刀砍下去，就已经碎了、裂了、麻木了。

杀了嵇康，朝廷监视的目光就集中到向秀身上了，他着实有些害怕，他清楚地记得，打铁的时候自己和嵇康捉弄钟会的情形。钟会是否会像他陷害嵇康一样，设计置自己于死地或者打扰他的隐居生活呢？

不久，朝廷果然请他出来做官了，尽管他不愿当官，但也不敢拒绝，他只好从隐居状态中走出来，又一次来到洛阳。

其间，向秀的人格经历了痛苦的分裂。人格分裂，是当时的文人普遍面临的问题。鲁迅先生也曾提到这个问题，他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还提到向秀的《思旧赋》，用以隐喻自己身处险境和不屈的心志。向秀屈服强权后，先后担任了“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完全是可以谅解的。

可是，向秀“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这一点很像东汉末年的徐庶——徐庶之母为曹操所拘，不得已他进入曹营，但他不发一言，不献一策，以沉默来对抗强权。向秀也是这样。

向秀是主张无为而治的，所以他做官之后不做事，消极无为，但他的内心很痛苦。陈寅恪先生说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完全改节自图，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但细读向秀的《思旧赋》，字里行间充满了刻骨之痛，暗示着他的不甘与愤懑，所谓的“改节自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于是，在热闹背后，他陷入深深的孤独。这种孤独，有时得靠圈内人士从情感上来化解。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入晋后都做过官，大家在政治舞台上互相扶持，体现出深厚的友谊。如山涛就曾举荐过嵇康、阮咸、向秀担任要职。还有，常居要位的王戎与嵇康修好，两人能相处２０年，这些都说明“竹林七贤”是一个团体，大家彼此是有照应的。

尾声：在性格上，七个人尽管都很放纵，但性格还是略有不同的。嵇康、阮籍、刘伶、阮咸，这四个人始终喜欢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儒家与道家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