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锦拍成电视剧了吗:西方史学史视野下的英雄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4/28 04:45:36

西方史学史视野下的英雄史观

摘要：英雄史观伴随着西方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的历史过程，先由纯粹性的英雄史观演化为道德史观下的英雄史观，后又向基督教史观下的英雄史观转变，然后再转变为人本史观下的英雄史观，最后又向理性史观下的英雄史观转变，其余绪一直影响至今。就整个过程而言，尽管各阶段的特点有所不同，但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一直占据着西方史学的大部分时期，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只是作为一特例存在于中世纪。英雄史观基于其自身的合理性经过了西方史学时期的长时间转化，由于人类社会对英雄史观的需求依然存在，它也必将在长时期内继续演变下去。
关键词：英雄史观西方史学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历史观，即“社会历史观”，是指“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总看法”[1]，乃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认识历史的前提。英雄史观，即是认为“英雄是超出众人创造时势、创造历史的超人”[2]，历史是由少数英雄人物（或天才人物）创造，他们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主导性力量。这一概念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以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为基本出发点，从人们的社会精神生活、内在思想动机和深层毅力志向中寻找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因，然后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创造世界的历史，否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英雄史观有两种表现形式：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惟意志论）和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宿命论）。前者认为，“历史是由英雄的愿望、意志、品格和才能决定的”[3]，包括帝王将相及伟大人物，而人民群众于历史的创造则可有可无；后者认为，“历史是由神、天命、客观精神安排的，英雄是它的体现或受托人，他们是‘救世主’、‘神的代表’”[4]，而人作为个体对此则无能为力。
纵观整个西方史学史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西方的历史观经历了英雄史观、道德史观、神学史观、人本史观、理性史观及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而欧洲社会史观更是肇始于英雄史观。英雄史观本身也随着欧洲社会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下文所述的英雄史观主要是指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它主要存在于古典史学时期（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和近代史学时期，直到现代史学中仍不难觅其踪迹，而在中世纪，英雄的光环被宗教的阴影所笼罩，纵有英雄史观，也多以宿命论为表现形式，为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这是英雄史观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时期，英雄史观于整体上为神学史观所遮蔽。

（一）

在古希腊时代，史学家们于历史观上把人置于历史的中心地位，提出“人是万物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5]的命题，认为“超人”、“完人”、“至善者”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前进。此时，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尚未正式产生，史学因素通常包含在神话、史诗当中，古希腊人本身也把这当作历史来看待。不管神话也好，史诗也罢，它们都有一共同性——宣扬英雄史观——标榜英雄，塑造英雄形象，或将某一人物的品行加上英雄的光环，使之成为模仿对象，发挥“示范效应”，以规范众人的行为和追求，凸显社会主流意识的正义性和崇高性。无论是在雅典还是斯巴达，从身心到体魄的英雄意识得到了统治者和思想家的不断宣扬，希腊神话中无数超凡脱俗的神得以创造，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长久以来为人们所称颂，而此种英雄史观在被誉为当时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荷马史诗》中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反映。如在描述奥德修斯时，书中这样写道：
“在那里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能与他相比拟，
神样的奥德修斯远比其他人更善于
谋划各种策略，”
——《老英雄涅斯托尔深情叙说归返事》[6]
“奥德修斯，来着中的第六位，谋略与宙斯等同。”[7]
……
从上可知，《荷马史诗》叙述的是希腊祖先的英雄业绩，告诉人们，正是人类英雄的祖先创造了人类历史，没有他们就没有人类的后来——因此，我们亦可以说，英雄的史诗宣扬的即为一种纯粹性英雄史观——直接而大胆地赞美英雄，毫无一丝掩饰做作之情。
同样，受传统的熏陶，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 , B.C.484—B.C.430/20）也因袭了此种纯粹性英雄史观，其著作也深受影响。尽管是波斯人入侵希腊，希罗多德并没有被民族感情蒙蔽双眼，他称波斯为“英雄的国度”，对波斯战士也给与了高度评价，“波斯人看到居鲁士的见识比他们的见识高，于是承认自己看法的错误而离开了；他们宁可在墝瘠的山区作统治者，而不愿住在平坦的耕地上作奴隶。”[8]在他看来，波斯人的英雄气概值得赞叹，他更没有以战争的胜负或道德的正义作为评判标准，以此角度而言，这也于一定侧面反映了希罗多德自身崇尚英雄的英雄史观。
同时，充溢于整个古希腊的英雄史观在哲学家柏拉图（Plato , B.C.427—B.C.347）[9]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宣扬哲学王知识专政的社会建造理论，倡导哲学家当上国王，或国王具有哲学家严肃认真的追求精神，认为“国家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才有得见天日的可能性，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永无宁日”[10]。这是理性主义的精英治世论，也是英雄史观的一种典型形式，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他称作“英雄治世社会理论的鼻祖”[11]。
不仅如此，有一点还必须明确，在事实上，欧洲各国的神话传说以至史诗大多与古希腊相类似，其所反映的英雄史观都有一共同特性：它突出英雄不是为了贬低大众，而是为了抬高英雄的子孙，抬高创作和传播史诗与神话的人，它昭示人们像英雄的祖先那样去生存斗争，继承祖先的英雄业绩，保持祖先的雄心壮志，发扬祖先的无限荣光——它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文化遗传，反映了一种基于文化和血缘的“寻根”与“认同”，且在各民族的深层心理潜意识中沉淀并巩固了下来。

（二）

随着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观念也产生了巨大变化，世俗的生活成了关注的中心，道德观念亦为之一变，因此，史学家的注意力被吸引至道德方面，产生了道德史观。此时，分析历史的目的主要是道德批判，是给统治者的一种借鉴，是为给后人以道德训诫和道德教化。在这种史观中，英雄人物的非凡不是通过神话或奇迹来彰显，而是通过个人的道德行为来影响历史——英雄史观的神话成分被摒弃，但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却经过变形而得以保存，“英雄史观演变为道德史观，道德史观又包容了英雄史观”[12]。此种道德史观下的英雄史观形成于古希腊城邦时期，但多见于古罗马史家的笔下。
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 B.C.86—B.C.35），被罗曼称作“配得上历史学家这一称号的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13]，深受古希腊史学家的影响，因而其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英雄史观的色彩。在其著作《朱古达战争》（Bellum Iugurthinum）中，他就对朱古达做出了如下称颂：“他不但作战勇敢，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又具有卓见，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一件事，因为智慧往往由于谨慎而走向胆怯，而勇敢又由于大胆而走向冒失。……这个年轻的努米底亚人无论作判断还是做别的事情从来没有失败过”[14]。诚然，朱古达作为一区区小邦人物竟然撼动整个罗马帝国，撒路斯提乌斯对其自然十分景仰、万分钦佩，他也认为朱古达实以个人之力创造了一段可歌可泣、可书可叹的历史。同时，撒路斯提乌斯本人还是凯撒的忠实拥护者，认为凯撒创造了整个帝国的辉煌，因而，我们更加难以否认撒路斯提乌斯在书写历史时饱含浓厚的英雄史观。
与此同时，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陀（Publius <或Gaius> Cornelius Tacitus, A.D.55—A.D.120）[15]也在著作中表达了自身的英雄史观，且更为直接而明显。在他看来，个人因素主宰着历史的发展，这在他关于奥古斯都的评价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信念，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望着皇帝的敕令，只要奥古斯都还年富力强，足以维持他本人、他全家，以及全国的和平，那么人们在当前就不会有什么忧愁”[16]。塔西陀认为，奥古斯都因其个人能力足以坚定整个国家，人们故而对其产生依赖——这无疑也在说，奥古斯都奠定了这段时间的历史，因为人们都惟其马首是瞻。
此刻，在诸多历史学家中，还有两颗璀璨之星正大放异彩，他们是普鲁塔克（Plutarch , A.D.46—A.D.120）和阿里安(Flavus Arrianus , A.D.96—A.D.180)。同样，他们的著作中也充满了英雄史观——道德史观下的英雄史观。
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恣意渲染了个人的影响能力，着力夸大了个人的历史作用，宣扬了一种“超人”式的英雄史观。如，在雅典陷入政治混乱、团体纷争之时，普鲁塔克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候，雅典人中最明敏的人都把目光注射在梭伦身上。他们认为，他是唯一和当时罪恶最无牵涉的人物；他既未曾插手于富人们的不义，也没有连累在穷人们的困苦之中。因此，他们请他挺身而出，结束当前的纷争” [17]。显然，在他看来，梭伦是以其“高尚行为”来影响甚至左右当时政局，他使政治轨道转向正当而合适的方向。
同样，阿里安也是如此，在他的笔下，亚历山大成了一功业彪炳的军事天才，其行为足以左右当时整个世界政治格局，“我确信无疑，在当时，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城市或哪一个人没有听到过亚历山大的名字。因此，即使是我，也不能设想，像他这样超乎一切人之上的人，在出生时没有一点神力的影响”[18]在阿里安看来，亚历山大简直可以上升到神的行列，他的巨大功绩凡夫俗子难以匹敌，他创造了这辉煌的一切。“亚历山大雄心勃勃，决不会满足已占有的一切。……他永远要把目光投向远方，寻找那些他还未见过的东西。他永远要胜过对手。实在没有对手时，他还要胜过自己。”[19]亚历山大的军事远征似乎成了其个人的意愿，而战争的胜负在阿里安的笔下也就成了亚历山大英雄的个人意志对凡夫俗子的胜利。阿里安正是通过对“神人”亚历山大的颂扬，达到以史为鉴、鼓舞后人的目的，因而我们也就能准确地理解其英雄史观的原始出发点和真正目的。
总而言之，罗马史学家笔下的英雄史观大都基于道德史观之下，即历史的一切皆缘于杰出历史人物（英雄）的道德行为，这不仅会影响历史进程，而且会给他们本人带回因果报应——他们死后的殊荣皆是因生前的硕硕战功而奠定——因而，通过此种方式，也就使得历史的借鉴效果十分明显，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中世纪被称作欧洲的“黑暗时代”，尽管此种说法有待商榷，但基督教主宰了整个西方精神世界却是勿需争辩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神学史观（基督教史观）——此时，史学也不可避免地沦为神学卑贱的女侍，统摄于神学史观之下。在这一过程中，长久遗传下来的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包括道德史观下的英雄史观）被彻底颠覆，而转变为“宿命论”，英雄史观的发展进入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这一特殊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则为东罗马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 , A.D.500—A.D.565）。
普罗柯比被誉为拜占庭时期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生活在古罗马帝国向中世纪拜占庭帝国转变的过渡时期，其史观的转变亦足以代表这一时期史观的巨大变化。在《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中，普罗柯比不遗余力地讴歌查士丁尼、贝利撒留的不朽“武功”，他们光彩照人，堪为世间楷模——不难看出，此时普罗柯比仍带有古罗马史家的英雄史观遗风。然而，饶有趣味的是，在《秘史》（Secret History of Anecdota）一书中，普罗柯比对二人的描述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难以置信：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立刻成了人间禽兽，是“披着人皮的魔鬼”[20]：虚伪，贩卖正义，将罗马公民变成奴隶；屠杀，挥霍财富，败坏司法大臣的职能……截然相对的人性竟然被描述在同样的人身上，对此，普罗柯比得出了如下结论，“的确，导致这一切的不是人的计划而是决定人类事务的上帝之手”[21]。显然，普罗柯比已经逐步走上宿命论（即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道路，认为人对历史已经无能为力，一切皆决定于上帝旨意，那些英雄也只是“神的代表”而已。当然，普罗柯比史观的巨大转变肯定与基督教在拜占庭的不断发展和传播有着莫大的联系，伴随着这一过程，他本人也渐渐成为半有神论半宿命论者——而其观点亦足以代表这一时期大多数史学家史观的特殊性——基于其本身所拥有的典型性。

于此之后，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国占据了正统地位，基督教史观笼罩着整个社会：上帝主宰一切，人的一切都由上帝安排，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史——神取代人成了历史所书的中心。此刻，我们也就只能从流行于当时的“因神而定”的宿命论中捕捉到英雄史观的影子——可是，这里的英雄已失去旧日的光辉，沦为上帝的仆役，与其说是英雄，不如说是傀儡——一些带着神圣光环的傀儡。

（四）

14至17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初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曙光，折射到文化学术领域则为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西方史学也同时进入近代史学时期。文艺复兴唤醒了近代西方，人取代神重新成为当时时代精神的中心和思想领域的主题，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史学最为关注的对象，由此产生了人本史观。人本史观是相对于中世纪神学史观（基督教史观）而言，将人置于社会的中心，强调人的各种本能、欲望、荣誉、尊严、自由等“完整的人性”，以排除上帝的影响。然而，由于人文主义史学家打着复兴古典史学的旗号，因而他们也继承了贯穿于整个古典史学时期的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我们甚至不难发现，人本史观本就脱胎于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同样重视人的主体性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提高到了能够控制命运的高度，虽然涵盖范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大——由“英雄”、“君主”扩展到了普通个人——然而，在本质上都承认个人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些史学家更是如古典史学时期的史学家那样，直言不讳地宣扬君主决定历史方向。这当以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 1469—1527）为代表。
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倡导人本史观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强调人的本能和欲望，认为“人能够对事件产生决定性影响”[22]。他反对宿命论，更不同意“人是上帝的工具”的基督教史观，而强调人对社会的控制，以雄心勃勃、计谋多端的君主对抗“无所不为”的上帝。在他看来，“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23]，民众应当听从伟大人物的号召，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扭转未来历史的发展局面，使该发生的不发生，不该发生的让它发生。这充分说明了马基雅维利本身所具有的英雄史观，而这在他对待民众的态度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尽是群氓”[24]。君主创造历史，民众皆为群氓，马氏的英雄史观表露无遗。同时，他也足以代表这一时期史家所拥有的英雄史观模式：一方面，强调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通过否定之否定，最终完成了人为上帝的复归，历史的重心从上帝之城转移到人类之城；另一方面，依旧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伟大人物创造和决定历史的观念，着重君主与世事的关系，虽然打破了历史循环论，却没有将作为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扩大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在此种史观的熏陶影响下，历史也同时发展到了18世纪。

（五）

18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稳步推进……这投射到思想文化领域则为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总的来说，此阶段的西方史学是以理性主义为主导思想，确定了理性史观：理性的力量被认为是拯救黎民百姓的灵丹妙药、改变社会现状的唯一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其继承和发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并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此种大背景之下，沿着人本史观的轨迹，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通过理性主义的模式再一次迸发出岩浆，它以古希腊的英雄为典范，把伟人作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因为不管理性的作用如何巨大，它皆为人的理性，而伟人才有能力以自身的理性，统筹社会力量，规划社会事务，引导社会的发展方向——其中的典型代表则为伏尔泰。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 , 1694—1778），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巨擘，不仅于文学、哲学、数学诸方面有较高造诣，于史学上更是独树一帜，被视为“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25]。他批判神学史观，提倡理性主义史学，批判政治军事史，首创文化史，其著作中也贯穿着英雄史观，且十分显著。他的著作充满了对国王的歌颂和崇拜，这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尤为明显，《风俗论》中也有不少反映。在伏尔泰的笔下，路易十四于国内是一代雄霸、明君圣主，于国外也声名显著、威望崇高，“法国国王在非洲海岸更加受人畏惧”[26]，“热那亚共和国比阿尔及利亚对法国国王更加卑躬屈节”[27]，他甚至还夸张地写道，路易十四“只需在边境出现，边境城市就纷纷落入法国的手中”[28]。总而言之，伏尔泰对于路易十四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无处不在，且认为正是路易十四的高尚心灵使得他完成各种伟大功业。伏尔泰对于克伦威尔的看法也大致如此，克伦威尔在他笔下也成为了一个品德高尚、勤政爱民的护国主。对于伏尔泰的此种英雄史观，我们其实也不难理解：他摒弃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意说，反对以《圣经》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因而迫切希望通过书写甚至塑造历史英雄人物以为其提供反封建素材——毫无疑问，英雄的光辉最容易给人以内心的巨大刺激，以彻底冲破宗教的严密束缚，追求人类意志的理性和自由。因此，贯穿整个18世纪，在理性史观的指导下，英雄史观依旧不断存在和发展。

（六）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英国发端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北美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雄视天下，志得意满，近代西方史学也进入了全盛时代，以致整个19世纪都被冠名以“历史学的世纪”。此阶段，历史学的中心在德国，形成了名闻遐迩了“兰克学派”：标榜“如实直书”，强调原始资料，注意严密考证，被尊称为“科学的历史学”，风行一时，俨然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主流。在此种大环境之下，英雄史观存在的基础显然被大大削弱：夸大化的英雄事迹在以科学逻辑思维的大脑面前实在难以扎住脚跟，人们纷纷通过大量事实资料，以科学分析的方法来推演历史前进的轨迹，他们着实难以相信历史的方向仅仅奠定于英雄（伟大人物）的一时激情和个人魅力。尽管如此，英雄史观的余绪依然存在着生存的土壤，沿袭到了19世纪，英国史学家卡莱尔则可作为其中的代表。
托马斯·卡莱尔（Tomas Carlyle , 1795—1881）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囊括历史、哲学、文学诸方面，更是浪漫主义运动在英国的代理人，但他更以“英雄史观”而著称。卡莱尔把人类的历史统统归结为英雄和伟人的历史，宣称历史不过是伟人的传记，“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世界的结果，也就是他们的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29]同样，在卡莱尔看来，一个在真正的英雄治理下的国家和社会是幸运的，只要有一个英雄统治了国家，“那个国家就有了一个完整的政府；什么投票箱、议会辩论、选举制、制定宪法，或其他一切机械措施，都不能使他改善分毫”[30]，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能找到它的英雄，这是时代的悲剧，更是由于人们无力辨别英雄的真假所致。众所周知，卡莱尔年轻时并不主张英雄史观，后来其史学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是有更深层次原因：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危机四伏，卡莱尔极力倡导英雄史观正是对资本主义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控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他才呼唤英雄的诞生，以便改变资产阶级碌碌无为的现状——就当时的社会现状而言，这具有进步意义。在12世纪，英雄萨姆森挽救了修道院，同样，卡莱尔也希望在19世纪也能出现一个萨姆森式的英雄人物，以挽救维多利亚时代忧患四起的社会状况。
同样，还必须补充的是，在19世纪，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余绪不仅见于卡莱尔这样的历史学家中，也同时表现在一些近代历史哲学家身上（如黑格尔、尼采，于俄国民粹派的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反映。
“历史哲学”一词是伏尔泰最早开始运用，其于18世纪得到勃兴，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人物，如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孔多塞（Condorcet，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1743-1794）、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赫尔德（Herder, Johann Gottfried von，1744—1803）等，直至19世纪，西方历史哲学依旧兴盛，黑格尔和尼采就诞生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二人也同时承载着英雄史观的余波。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主宰世界，他先把统治思想和统治个人分开，主要同一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分开，使之成为“一般思想”，并让它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进而又归结到思想的生产者那里，并做出结论说，哲学家、思想家自古以来就是历史的统治者；他更是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把二者的差距无限夸大，“以至于把英雄和群众截然对立，贬低群众，抬高英雄，这就陷入了英雄史观”[31]，这亦如国内学者周泽之所说的，“黑格尔的历史观无疑是英雄史观，这不仅由他的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性质所决定，而且主要表现在他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抬高英雄和贬低群众”[32]。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把群众称为“群盲”，认为把社会发展的目标投向群众而不是英雄个体是一基本错误，“人们试图把群盲当作个体来理解，而且赋予他们一种比个人更高的地位，——其深无比的误解啊！”[33]他甚至还公开扬言，“反对群盲道德。一次宣战。”[34]
同样，19世纪俄国民粹学派[35]也受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英雄，其代表人物之一尼·康·米哈伊洛夫伊基在《英雄与群氓》一文中就曾明确地表示，“伟人往往可以照亮遥远的历史进程”[36]。但是，对于整个民粹派而言，英雄史观显然有点“英雄日暮”——“民粹派分子中就有坚决反对英雄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者”[37]。
总而言之，就整个19世纪而言，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影响有了明显衰弱，但其余波依旧在史学家及历史哲学家中发挥了一定影响。
同时，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高速发展，现代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工业化的稳步推进，这种种既将世界联为一体，也带来了各地发展水平的差异，更是滋生了各国家间、各地区间难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利益的冲突，领土的纷争，信仰的差异等等），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和谐因素，而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则又一次找到了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人们会迫切需要伟大的英雄人物出现，以廓清寰宇，解决现实中无法调和的问题——此种趋势发展到了极致，则为后来强权人物、独裁人物甚至于法西斯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直到二十世纪，进入了现代史学时期，我们依旧能寻觅到英雄史观的踪迹——尽管现代史学已大量运用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方法，分析历史的发展轨迹，走上了所谓的更为科学的道路。

综合全文所述，可知英雄史观伴随着西方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的历史过程：纯粹性的英雄史观（上古神话传说时期），道德史观下的英雄史观（古希腊城邦时期至古罗马时期），神学史观下的英雄史观（中世纪），人本史观下的英雄史观（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史观下的英雄史观及其余绪（启蒙运动时期直至20世纪）。同时，就整个过程而言，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主要存在于中世纪史学时期，即基督教史观下的英雄史观——宿命论是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这是英雄史观发展的特殊时期，而其它大部分时期则多为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它存在于古典史学时期、近代史学时期，直至现代史学我们依旧能捕捉到它的影像。
同时，我们对英雄史观也必须有以准当的定位及正确的认识。一方面，英雄史观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性，高度强调了作为个体的人（基于其自身能力、品质、地位等差异性因素）对历史的发展演进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他又过分夸大了英雄（伟大人物）的个人贡献，从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更有甚者，将英雄与群众对立起来，认为伟人改变了历史进程。不可否认，英雄史观清楚地看到了英雄（作为个体的人的代表）对历史的巨大作用，这萌芽于人类原始的英雄崇拜，但它却忽视了历史的潮流、群众的意愿——这根源就在于英雄史观是以唯心主义为理论根基，缺少完善的理论出发点。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做出如下推论：只要个人状况（包括能力、地位、财富、资源等）还存在差异，社会还没有发展到无矛盾的地步，那么英雄史观就必将继续存在，而这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旦社会存在矛盾，个人状况存在差异，那么总有居于优势地位的人以领头羊的姿态出现，英雄史观就存在发展的土壤。因而，就目前状况看来，英雄史观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之后，尽管逐渐衰弱已成必定趋势，但它依旧具有生存根基，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沿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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