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玉英培训大楼:帝国启示录——经济视野下的历史变迁

作者：北地舞者  发表日期：2009-1-25 22:27:00 回复           【版务公告】源于本帖的新书 于2010年2月出版。出版名：《帝国启示录——经济视野下的历史变迁》。在此我谨代表经济论坛的斑竹团队对作者北地舞者表示祝贺！——网中

    承诺过论坛里的朋友，除夕夜开贴，如今兑现承诺。过去的笔记，稍加润色，希望朋友们不要过于苛责，嫌我偷工减料。　　
　　中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遍布王朝兴衰更替的故事，这不单使执著于文化的猎奇者神往，也使许多醉心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痴迷。一句古话经常被提起，那就是：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这句话流传了千年，业已为后世之人达成共识，也是千百年来读史者最广普的理由。然而“为鉴”之法，却大相径庭。
　　显然，以道德作为衡量历史得失的尺度，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原因在于，道德不是一个恒定的常量，而是一个变量，会因时间、地域乃至个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甚至是完全相反。可以说，简单的道德，容易让人迷失于偏颇的价值观中，使人辨不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挖掘历史中的权谋，无疑是成熟些的选择，对于这种视角来说，评价读史多的人，褒义讲是老谋深算，贬义讲是老奸巨滑。应该说，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向来不缺少这种算计人的智谋，但是对于兴衰变化除了简单地贴上道德标签做为总结外，很少拿得出规律性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
　　由此可见，常见的读史视角实在难以起到“知兴衰”的作用，它的局限性使它承载不了如此庞大的负荷。于是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来找寻这规律性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
　　
　　无可否认，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世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或阐释，总有些历经沧海桑田仍不能改变的事物永存。这才是我们要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也是无数历史爱好同仁皓首穷经，试图通过冗杂的历史资料，穿越时光的障碍，拨开重重人性迷雾所要探询的兴衰密码——历史的一般规律。
　　然而揭示历史的一般规律却远非易事，除去要仔细品读卷帙浩繁的史籍外，还要在读史的过程中，过滤掉虚假信息。这是个绝对不能忽略的问题。自孔夫子开始，许多历史的记录者就根据自己的好恶肆意篡改历史，为这个坏风气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河。以至于后世的统治者们修史，也没了道德底线。典型的如乾隆皇帝，公然命人在四库全书里杜撰、篡改历史，此行为不可谓不无耻。
　　若说孔丘篡改历史（文学界通行的说法叫“曲笔”）还有几分可爱，毕竟是出于一种善意的理想，那么岳珂杜撰历史就有了明显的功利色彩。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背负着死刑犯后人的名头，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不免有呓语之嫌。想要在政治上翻身，首先就要洗清自己“政治审查”上的污点——祖一辈的案子一定要给平反，否则不单自己无法出头，恐怕自己的子孙也要捎带着见不得天日。因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为祖父平反上。究其一生，在政绩上乏善可陈，但是在仕途上却能步步高升，实乃是他在平反工作中功绩彪炳的证明：宁宗、理宗大约都认可，当初高宗惩处岳飞过于严厉，于是对其子孙给予了相当的政治补偿。
　　平心而论，岳珂的所为于情于理都可以理解，但是做为修史者，将其翻案所杜撰的论据列入堂堂正史，就显得太过荒诞。
　　历史中更多的伪信息来自于记录者的曲笔，原因不言自明，是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暴力胁迫，如司马迁，就为此丧失了做男人的权利。为了保全生命，他只能有选择地写出历史，许多应该明确出示的信息就变成了隐含信息。类似的情形在历史记录中层出不穷，这使得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大多都很“讲政治”。讲政治，无疑会得到统治者的首肯，但是却使历史失真，更为后世的历史的研究工作无端凭添了许多负担。
　　至于战国时期秉笔直书崔杼弑君的史官兄弟四人，不说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却也相差无几。出现此种情形，只能说当时的政治氛围尚未像后世一样压抑，君权也未神化，统治者的权术意识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准。而史官在记录历史的态度上，尚能保持严谨客观的态度，甚至愿意用生命捍卫这一信仰，实在是难能可贵。
　　从后世之史中曲笔成分不断增多可以判断，中华历代帝国的政治文明中，统治者的权力、权术意识是递增的，而道德基准线却一降再降。由此不难看出，中华的历史不单是一个权力集中的渐进过程，还是个道德水准的逆向淘汰过程。
　　
　　因此说，甄别历史素材的真伪和挖掘出隐藏在表象后面的潜信息，才是我们揭示历史一般规律最难的课题。只有突破这一瓶颈，才能利用我们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对历史规律进行技术性解剖。
　　王朝的兴衰更替，症结固然不可排除政治范畴，而政治的目的往往难以脱离经济的范畴。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中，也充分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对此的认同，意味着我们未来解剖历史将以经济做为初始切入点，再辅以其他社会科学并行，来阐释历史的一般规律。
　　中华历史过于悠久绵长，完全解析中华历史，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撰写此文的初衷，旨在提供一种视角重新衡量历史中的得失，因此所选素材毋求全，只截取几个朝代中典型的历史断面为基础。然而仅仅这些断面，在经济视野下，也足以让我们得出许多与传统读史相悖的结论。对于文中句句诛心之言，甚至是带有颠覆性的观点，希望不要以传统的价值观来约束、批判。　　
　　言而简之：欲知兴衰，须探人性密码；欲问政治脉搏，必先理清经济谜团。是为开篇。      当文明的曙光照耀着神州大地，当封地建国成为社会的主流，当狼烟杀戮奏响了时代的旋律，是他，终结了一切，一统中原。
　　他麾下的军队自西北方出发，仅仅十年的时间，就结束了延续五百年的战乱，用武力征服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部落，并首次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秦帝国。
　　翻开史卷，我不禁有些疑惑了，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竟能以武力创造历史！它战无不胜的根源在哪里，是什么驱动了它所向披靡，它靠什么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　　
　　战国时代结束后，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就结束了封建时代，进入帝国时代。传统历史学界把民国前，西周后定义成封建时代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自秦开始，封地建国的历史特征就不存在了，虽然在秦之后的历史中，有所反复，但是终究成不了主流气候，因此说，封建时代自秦结束。
　　而秦之后的历史，根据它的特点，我们把它统称帝国时代。因为这样的说法更加便于理解。之所以称其为帝国时代，主要的特征是：1、有一个最高统治者：皇帝；2、中央集权，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3、自上而下的正金字塔型社会结构；4、不断对外扩张的政治意图。
　　有关秦帝国诞生的基础，以及它的鼎盛和消亡，公认的说法是自商鞅变法后，处于战国时期的弱国——秦，逐渐从弱小走向强大，直到消灭其他六国，统一了中华大地。史书上还说，商鞅变法导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结构的改变。然而改变中内在的联系，却没有尽然。对于史书里刻板、僵硬、符号化的说教，我始终难以理解得透彻，所以读起那段历史也就不得其法，总觉得其中有些奥妙没有品透。待到自己的阅历和社会知识日渐丰厚，再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禁豁然开朗，才发现，原来如此——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5　22:31:26　 回复  一、 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　　
　　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向秦孝公提出变法的3年后，他被任命为秦国的左庶长，正式主持了变法。此前3年时间里，秦国内部为了变法的事宜一直在争执，最终以传统贵族们的妥协——同意变法而告终。
　　所谓变法，就是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后世的政治、经济改革，也都选择了同样的字眼作为改革的专有政治术语。例如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等。
　　当时的秦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后称关东六国）。究其原因，是因为铁器和耕牛的广泛使用，令当时的农业生产出现了跨时代的技术革命，而经济制度和税收制度，却双双不能满足当时生产力的要求。典型的社会问题都集中在土地与税收上。譬如：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而当时的税法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改，把税源只锁定在旧的国有土地上，这使得新垦私田成为避税的天堂。因此，一些先知先觉的国家纷纷先后开始了经济制度和税制的改革。
　　在秦国变法之前，关东六国均已完成了改革，在新制度与新技术的双重推进下，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库充实，导致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度提高。　　
　　秦国选择改革的时间比关东六国晚很多，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制度为生产力让路。但是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式，逼得秦国不得不改弦易辙。自战国时代始，各国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那个时代并无和平发展的原则，强国对弱国的做法只有一个，武力吞并。应该说，秦孝公算是个智者，他感觉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因此才选择了谋求变革的道路。商鞅的出现，是迎合了秦孝公的需要。
　　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而且极端：农战。这两个字就概括了未来秦国的基本国策，也成了商鞅执政的政治诺言。
　　商鞅所提倡的“农战”政治路线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战争机器，民众要做的只有耕种和战争。或者说，耕种也是为了战争这个核心目的所服务的。这点从他载入史册中的言论就可以清楚，他策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商鞅的这番说辞打动了秦孝公，于是得到了由他来主导改革进程的权力。至于这个中原因，还需在后文中会有详细的剖析。这里，我们先看商鞅的具体改革措施。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5　22:32:39　 回复  　　商鞅的制度改革，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政策，在《史记》中记录的并不多，最为重要的部分只有两句话：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两句话中，后一句在学术研究中并无太大争议，是指统一度量衡。商鞅的初始本意是方便国家税收，有一个固定标准的尺度。客观上，则为经济交流活动提供了足够的便利条件。在正常经济交换行为中，这会降低交易成本，于经济角度而言，这是一项绝大的进步。
　　前一句，即对土地的政策上，学界是有所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商鞅将土地私有化，另一种观点是商鞅不仅没有将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
　　说商鞅将土地私有化的依据，是《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的一段言论，大意是，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将土地使用权变成了私产，允许买卖，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富人的土地连成大片，而穷人没有立锥之地。
　　而在商鞅变法的同一时期，关东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
　　但仅从经济常识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土地一旦私有化，伴生的经济现象是土地商业化流转，即土地成为商品。土地交易合法化，对于一个经济结构健康，贫富差距不大的经济环境来说，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当然，这要建立在合理的土地私有化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未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出现土地资源整合情况，但是不会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的现象。这种仅仅是依靠市场完成的土地资源整合，并不会影响到经济的秩序。
　　简单些说，某甲在经营自有土地中并不得法，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并不能维持继续经营，他可能就会选择将土地转让。土地受让方，肯定会想出合理的经营策略使新得到的土地生产效率提高，否则他也不能继续将土地经营下去。
　　由此可见，土地的整合原因，是因为效率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土地整合会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可以理解成良性整合。
　　然而在一个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环境下，土地私有化，则为土地大规模兼并大开便利之门。尤其在一个特权横行，权力肆意寻租的环境下，这个时候的土地私有化将不再遵循市场原则和效率至上的原则，而是成为富有者（往往是权力的掌控者及与其相关的利益团体）瓜分弱势群体财产的盛宴。因为在这个缺乏正常机制的社会里，土地，作为生产资源的价值会被权力等外界因素严重扭曲，从而使贫穷者（无权者，通常指小农和庶民）无法以正常的手段保住自己的土地。
　　对于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的土地获得者来说，土地的生产效率高与低，并不会影响到他未来的经营资格，于是主动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的动因就丧失了。这样的土地兼并不会为经济发展带来任何促进效应，因此说这是不打折扣的恶性整合。
　　这种恶性整合引发马太效应告诉我们，贫者越贫而富者越富的局面只会越演越烈，从而导致贫者既无生产能力又无消费能力，最终导致经济萧条。
　　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及自我调节功能，是建立在公平的环境，而且是严格遵循社会契约精神，才可以履行相应的责任权利，任何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特殊权力，都会打破市场秩序的平衡，从而使市场功能失灵。
　　战国时期的政治环境，显然不具备促成一个健全的市场的客观条件。当时也没有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凭借此就认定那个时候无人对政治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甚至说，在那个年代出现的许多朴素的理论至今仍然不过时，丝毫不比今天那些眼花缭乱的理论逊色。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6　01:20:43　 回复  　　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知，商鞅变法前，秦国积弱已久，而变法后几年，秦国竟然一跃跻身至强国之列。联系到变法前土地类私有制（贵族非法占用国有生产资料）而导致经济发展不振，若说将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显然是逻辑不通的。
　　况且除了《汉书》中记载的董仲舒言论外，再无别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秦国采用的土地政策是私有制。反倒是《云梦秦简》和《青川秦牍》中的记录可以佐证，商鞅变法时，秦国的土地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国有制。因为在其中记录了当时种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却单单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对于土地私有制来说，这显然不够合理。而授田，也只能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将国有土地强化管理，统一调控，平均分配，才是商鞅变法真正的土地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甘龙、杜挚等贵族极力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商鞅的政策，等于剥夺了贵族们占有国有土地的特权，直接破坏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至于说什么法古无错，只不过是贵族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披上道德的外衣而已。若商鞅变法是要把国有土地私有化，怕是这些贵族们要纷纷高举双手拥护了。
　　历史没有假设，于是孝公归天后，商鞅被车裂了。
　　由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政治中，往往政客们嘴里说出的冠冕堂皇的台词，一定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反而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借口。若是想挖掘出他们的潜台词，就需要考虑到他们的立场，然后从他们的立场出发，理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再根据他们的公开台词所倡导的方向，两相对比，才能品味出一二。　　基于土地国有化制度强化的思路，商鞅变法中其它的部分就很好理解了。如授地后，设定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如每个农户所获得土地数量及向国家缴纳的赋税都相等；如改百步周（小）亩为二百四十步秦（大）亩；如努力耕种者可以免除徭役（劳役和兵役）等。这一系列措施，着实解决了秦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而且改善了因经济落后而导致综合国力落后的窘境。
　　单看这些，似乎商鞅成了劳苦大众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这并不是变法的全部，因此商鞅也不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商鞅的政策还有一部分是吸引外来人口落户秦国的，如从外国迁来的居民，会享受到国民的待遇，同样得到授田。商鞅也鼓励小家庭，政策里明确指出，一个家庭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税。
　　这一政策，核心的目的是增加秦国的人口，提高秦国的劳动生产力质量。增加人口是这政策目的的重中之重，因为人是战争的主体，是有生力量。没有足够的人口，也就无从谈起发动战争。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6　15:02:22　 回复  　　至于编撰严密的户籍制度，设置严格而残酷的连坐法，则更称不上为民谋利，而是为了用合法暴力来为改造社会结构护航。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造，是项系统的工程，单是经济的改良并不能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总会因一些细节上的缺憾，导致改良部分或全部失效。依照一定规则的暴力，无疑是保护改良措施最为有效的办法，也是降低机会成本的办法。
　　当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改良措施的可执行性。倘若改良措施是不可执行的，那么即便有暴力维护，也是无法立足的。其根本，在改良措施主体上。换句话说，改良措施不可执行，而用暴力强制施行，那么会导致暴力的使用成本无穷大，而无任何收益获得。用句打比方的话解释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说到底，户籍制度和连坐法得以施行，是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基础做交换，即服从就可以获得利益，反对不但无利益可言，反会遭到暴力的惩罚。倘若服从也无利益获得，是死路一条，那么这两个暴力制度最终是要破产的。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7　14:56:42　 回复  　　户籍制度的妙用除去对人的组织管理和地域控制外，还可以把人分类，区别对待。首先，就要把从事商业的人员打入另册，用课高税加限制物价的办法，逼迫他们放弃商业转为耕种。如果转为农业户，不去努力劳作，导致经济拮据的，就要转成奴隶籍，成为官府奴隶，强制劳动。这近似于当代的劳动改造。对于商业户口的人，不单严格限制数量，还要加大摊派徭役（无偿社会劳动）的力度。
　　在待遇差距如此明显的条件下，基础本就薄弱的商业轻而易举地就被扼杀了。
　　户籍制度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严格限制居民的迁徙，辅助的是禁止经营餐饮旅游服务业，这使得普通民众无法在旅途中落脚，变相地限制了民众的活动范围。
　　连坐法是我最不愿意谈及的问题之一。这是一个鼓励告密的措施，将无辜者也牵连进去，并进行惩罚的措施。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击穿了道德底线，把人类的良知当成了可赎买的商品，为日后的道德滑坡创造了首开先河的必要条件。
　　当然，若从加强统治的角度来看，连坐法无疑降低了相当的机会成本，否则也不会大行其道。
　　
　　说到禁止私斗，主要是针对城邑间的，说得更深些，是针对贵族的，因为他们才能为抢土地而指挥人私斗。土地国有制强化后，利益团体瓦解了，这种私斗现象自然会消失。辅之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鼓励为国公斗。公斗有奖，私斗重罚，从制度上又铲除了可能滋生私斗的土壤。
　　至于《商君书•垦令》则彻底阉割了当时秦国民众的娱乐生活，使之精神消费处于空白阶段。而后灌输的思想也都是耕地杀敌得利等功利思想。
　　而严格控制粮食贸易，限制民间消费，这无疑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运行模式。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战争做积极准备。由此我们可知，商鞅不打折扣的兑现了他的政治诺言。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7　14:58:04　 回复  　　至于《商君书•垦令》则彻底阉割了当时秦国民众的娱乐生活，使之精神消费处于空白阶段——原文为：声伎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一。意一而志不淫，则草必垦矣。
　　大意为：没了音乐和杂耍，百姓就会在家休息好，休息好了，就能努力参与生产。 作者：回形镳　回复日期：2009-01-28　10:33:48　 回复  　　补充一下“封建制”的资料：　　
　　所谓“封建制”，也叫“分封制”，是中国夏、商、周采取的主要国家形式。
　　就是说，有一个“天子”，代表着国家，他名义上拥有天下的所有土地，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但有个问题，就是那时中国有很多部落，还挺分散，“天子”用什么来平衡部落之间的利益呢？
　　老靠“武力镇压”也不行，像周厉王，有一次召集“武林大会”时，就直接拿个鼎，把齐国诸侯王扔了进去，煮成了汤，给参与武林大会的各诸侯吃喝进肚子里去了。
　　因此，各诸侯王就心怀怨恨、群心不服了，西周就从此时面临一个重大的拐点。没多久，西周就分崩离析了。
　　所以吧，天子得笼络各部落、各有功于天子氏族的人士。
　　而这种“笼络”，主要采取的，就是将天子的“土地”，“分封”给各部落，让他们建立“城邑”（城邦）。
　　——如果这些受封的诸侯晓得经营、且继续有功于天子，则按“男、子、伯、侯、公”往上递增爵位，最高可以晋升为“王”，即在服从天子的情况下，成立自己的“诸侯国”。
　　比方说，秦国原来不过是给周天子养马养狗的一个家族，没啥了不起的。
　　但这个家族特纯朴，特讲义气。周幽王被冲进来的匈奴打了个稀里哗啦，继任的周平王挺窘困的——各诸侯王都被“烽火戏诸侯”整得心里窝着火呢，谁都不来救周天子，也不尿周天子。周平王叫天不应，唤地不灵的。
　　这个时候，秦氏家族的首领——后来的秦襄公就赶过来了，用陕甘人那种纯朴、豪爽的义气，将周平王一路护送至河南洛阳，使周王室整体“东迁”成功（以后不叫“东周”吗？）。这就把周平王感动得痛哭流涕，说：“封你‘公爵’的爵位！再把原来属周王室的西边大片土地，全分封给你了！但你得帮俺防着匈奴，别让他们再来打俺。”
　　所以，“秦国”也就建立起来鸟~。
　　后来的秦国军事力量十分强盛，也是因为他们一直恪守与周平王的约定，一直在西边抵御保守骠悍的匈奴有关。
　　那么，咱们可以从以上得出三点结论：
　　一、秦朝之前，国家体制属“封建制”（分封制），政治体制属“贵族制”——就是说，你的家族得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才可以生存的；否则，就得沦为其他家庭的“打工仔”。所以，那时是叫“家国同构”的，“家（族）”就是“国”。
　　就算你不想成为别人的打工仔，要想光大门庭，就得进入一种叫“士”的阶层，或“文士”或“武士”，这算是“贵族”的后备军，一旦你对天子或大诸侯有功劳了，就可“封疆裂土、自立为王”了。
　　二、秦之后，国家统一，成为“单一制”的国家体制，而秦朝又实行了用“官僚制”取代了“贵族制”——连政治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秦始皇不再分封土地了，而是把天下分成“郡”与“县”，派官员去治理，确保中央集权的控制。
　　三、封建制在汉初仍有回潮，主要是“六国之后”的张良、韩信、彭越等，老趁汉高祖刘邦倒霉时，要挟刘邦实行“分封制”。所以，后来吕后斩韩信、彭越，看似是诸侯王与中央集权的“私人恩怨”，但实际上是“贵族制”已经走到了末路，韩信、彭越充当了最后的牺牲品而已。张良也深悌悌，赶紧不要任何功名，改去一个叫“天涯”的地方，写“江湖排名榜”去了——要不怎么说天涯藏龙卧虎的？
　　后来吧，经汉武帝的《推恩令》，“贵族制”就彻底解体鸟~。
　　再到隋朝的“科举制”，官僚政制就基本完善了。
　　到了唐朝的贞观时期，唐太宗推出《贞观律》，这可是等同于今天的《行政事业法》、《公务员法》之类的法律的，就使“官僚制”彻底取代“贵族制”鸟~。
　　所以吧~，俺完全同意楼主有关“封建制”说法的。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8　13:53:42　 回复  　　商鞅的政治理念显然不是以民为重，他所推崇的政治理念，最终的利益获得者是统治者，而和民众无任何关系。即便是藏富于民，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从客观上，他满足了当时令耕者有其田的需求。
　　对比二十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意大利、苏联等，我们不难发现，两千多年前秦国所奉行的国策，竟和这些现代国家所奉行的国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历史上，我们把这种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统一称为军国主义，或称黩武主义。
　　在两千年前，尚不流行主义这一说法，倘若流行，恐怕也要有个商鞅主义。其实商鞅主义也好，军国主义也罢，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至多是在政策细节上有些许差异，这并不能影响其本质上的一致。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们两千年前，在政治思想上就很成熟了，若说在今天我们还要效仿国外的政治思想，实在是舍本逐末。外国的和尚未必就比中国的和尚会念经啊。　　
　　第一节，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完。
　　请继续关注第二节，政治推销员。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9　09:08:38　 回复  第二节、政治推销员　　
　　从《史记》中我们得知，秦孝公同商鞅有过深一步接触后，他们有过连续数天长谈的记录，且“语数日不厌”。一个统治者和一个政客的长谈，肯定不会是风花雪月、家长里短。历史中对此并无直接记录，因此我们无法模拟出当时秦王与商鞅长谈的场面。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侧面记录中得知，商鞅是在充当一个蛊惑者、怂恿者的角色。
　　但我更愿意把他定义成政治推销员。
　　
　　商鞅名义上携带的理论是“帝王之道”和“强国之术”。据说帝王之道，得要到三代之后才能见着成果和收益，显然是个远景规划。如果把政治策略当成投资，把未来的政治结果当成收益，那么帝王之道在理论上会有非常高的政治收益，而成本则是非常漫长的等待周期，这周期长到孝公不仅要耗掉自己的一生，还要搭上自己的子孙合计三代人的励精图治，才能见到成效。这成本太过高昂，高昂得让秦孝公无法接受，于是他拒绝了这种投资方式，而选择了强国之术这种现得利的方式。
　　用费雪的时间偏好理论解释：孝公的选择符合正时间偏好率的特征，即认为当下的快乐要比未来的快乐有价值。
　　我们姑且放下商鞅的帝王之道是否有效不论，单是这漫长的时间风险，就是一切收益的大敌。这收益，包括并不仅限于政治。
　　为政者在任期之内看不到成效一点，就足够让其望而却步了，尤其是他的任期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是一致的。孝公的理由非常务实：让我一辈子郁闷等着成帝王，这买卖不中，我要干一番事业，得在我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成果。
　　商鞅有没有帝王之道，这帝王之道是否有效，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去验证了，反倒是这强国之术最终使孝公五代之后的子孙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帝王大业，至于那些或是采用或是没采用帝王之道的君主，他们的家国业已先秦一步消弭在历史的尘埃中间。这难免令我们唏嘘不已。
　　
　　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的是实践的检验。而这种检验，往往是要冒些风险的。比起经济上的试错风险，政治上的试错风险更可怕，因为这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甚至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后世王莽的“王田”政策，王安石的“青苗法”，都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终成大祸。
　　自然科学的理论尚可假定，随着技术能力提高而逐渐检验，去伪存真；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则须立足现实，针对当前情况循序渐进发展。
　　许多伪科学往往听起来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却有悖于常识。虽然能描述一幅非常美丽的远景画面，却无通往这远景的通路。如此看来，这帝王之道，很可能属于伪科学的范畴——除了传说外，我们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它可以助哪一个国家长盛不衰。上古时期的神话，倘若是真实的，又何来后世的兴衰更替呢。　　 作者：回形镳　回复日期：2009-01-29　09:43:27　 回复  　　商鞅的到来，应该还有乘“紧缺经济”之便的嫌疑。　　
　　那时秦国土地挺广袤，但生活方式简单，文化色彩与氛围十分很缺乏，处于“通讯基本靠吼，娱乐基本靠手……”之类。
　　而东边的各国却“百家争鸣”，文化气氛热闹得很。　　
　　整得秦国特羡慕，500年以来老思摸着“引进文化人才”。　　
　　但东方各国的士族阶层却嫌秦国老土，孔子周游列国，也不踏进秦国半步；老子骑青牛西去，也只是在秦国的土地上来了个“擦边球”。　　
　　所以，东方来个人才，就当成个宝贝疙瘩似的。
　　像守边关的军事主官，一见老子路过，赶紧二话不说予以“扣押”，让老子留下“墨宝”，遂有《道德经》5000言传世。　　
　　政治人才，秦国更是重用。从百里奚、蹇叔，到商鞅，再到后来的张仪、李斯，全是这种“引进性人才”。　　
　　这实则反映出了秦朝统治者始终保持一种“简单思维方式”，这也算是“简单生活方式”带来的了。　　
　　所以，哪怕是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也是哪里简单往哪去，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当然，这个史实尚需验证，等等。　　
　　商鞅看来深度了解秦国这种“简单”，所以他的决策方案也是异常简单的，就俩字：“耕”与“战”。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9　18:33:31　 回复  　　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商鞅的帝王之道是子虚乌有的，而他想兜售给秦王的，仅仅是他的农战思想。作为推销者，商鞅的策略是很有效的。他提供了两个可选择的商品。把自己拿不出的产品好处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却非常不靠谱；能提供的产品却说得朴实无华，而且现实可行。
　　这种可选择的推销方式，无疑很容易将潜在客户——秦孝公的思维限制在两个产品之中。倘若只是一味地吹嘘强国之术多么多么优秀，恐怕这生意就吹了。孝公的第二个选择很可能是拒绝商鞅的商品。面对寡头的时候，难免让人滋生戒备的心理
　　在没有其他竞争对手的时候，人为地制造出一个虚拟竞争对手，会让你的客户有着莫大的安全感，使他感觉自己是寡头而面对多头。然而这只是个心理作用，也算是个思维陷阱，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客户面对的依然是寡头，只是他不容易觉察而已。
　　当然，客户可能跳出这个思维陷阱，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产品同客户的需求差距过大。秦孝公选择了商鞅的强国之术，证明商鞅兜售的产品在他那里有市场，和他的利益诉求有契合点，符合他的需求。
　　说到这，又出现了个问题，假使孝公对帝王之道感兴趣，作为商鞅该如何处理呢？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偷换概念，用玩文字游戏的手法，将农战政策换汤不换药地呈给孝公，通俗的说法是两头堵；二是将帝王之道尽量往离谱了介绍，如果孝公务虚不务实，大可以借此登上庙堂过几年好日子，若是他追究效果，可以用未到约定时限为由搪塞，如果再进一步，孝公等得不耐烦了，要些可见成效的内容，就可以重新拿出强国之术来。
　　如此之行，实属诡道，不登大雅之堂，但大多行之有效。
　　幸运的是，孝公是个务实的人，用不着商鞅煞费苦心地采用诡道手段，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农战思想。而商鞅，也顺利地达成了自己货与帝王家的夙愿。　　
　　商鞅的推销术，以经济视野来看，实在有些太过微观了，至多是营销学范畴中一个小小的分支。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需要用显微镜观看的片段，往往能起到扭转历史车轮走向的作用。　　
　　第二节、政治推销员（完）
　　请关注第三节、战争经济学 ：）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9　22:32:33　 回复  　　作者：闷烧八卦　回复日期：2009-01-29　20:26:54　
　　　　怎么越写越进到“当年明月”的套路去了。　　　　
　　　　以今时的话语来论史的确比较有趣味，可失却了论史的味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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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口难调呵。若我将这篇文字搞得像工作报告，或者是学术论文，恐怕想敲我脑壳的人就多了。
　　当年明月的东西看过，他和我走的是两条路，他是注重故事，我是注重故事背后，对于懂历史的朋友来说，可能这些有点太小儿科，我只是要给出个看历史的视角而已，侧重普及，见笑了。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9　22:34:02　 回复  第三节、战争经济学　　
　　前面我们谈了商鞅变法中的几个技术问题，对变法的内涵有了大概的认识，又了解过商鞅如何把军国主义政策“卖”给秦孝公，不过这些还不够透彻，也谈不到规律性的总结，于是这又催生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军国主义政策能使国家“强大”到足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与经济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我们已知，农战思想，侧重的是“战”，战即战争，那么什么是战争呢？
　　孙子说战争是“存亡之道”，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暴力行为”，两者的说法都完全吻合战争的特点，但没指明其本质。究其本质，实为政治的延续。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成集群地大规模互相残杀，它一旦发生，就必然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或是为了利益，或是为了意识形态，更有可能两者皆有之。参战的双方，一定是在常规政治手段解决不了相关的利益纠葛问题，才会采取这种暴力流血的方式来解决。虽然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快捷有效，但是它的负面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就是巨大的破坏性。
　　为了避免这种破坏性带来的危害，一些军事理论家就提出了“攻心为上”的理念，具体的策略如恐吓、讹诈等。
　　战争可能发生于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与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是宗教与宗教之间——也只有这些大的人类集群间的利益冲突才具备导致战争的条件。
　　战争的根本原因，往往是战争的目的所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无论是政治之争，或是意识形态之争，核心的目的都脱离不开经济范畴。换言之，这两者的利益必定或直接或间接地囊括了经济利益。
　　
　　秦孝公认同商鞅的农战理念，无异于认同了用武力的方式将经济价值从其他人手里掠夺过来的意图。对于孝公的想法，我们无意做道德上的批判，在这样的问题上，做道德批判的意义也很寥寥。我们要做的，至多是从中窥出一些未曾披露过的信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孝公最想通过战争得到的利益是什么。毋庸置疑，政治意义大，经济价值高的事物当是首选。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意义最大的资源莫过于土地；而结合战国时期的生产环境及条件，我们又可知，当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也惟有土地——土地是当时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有了土地才有农业生产的空间，有了农业生产，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才能养活人，才能有供养统治阶层的经济富余。
　　因此说，无论金、银这些贵金属，还是珠宝玉器这些奢侈品，较之经济价值，无一能超过土地。可以说，土地是最佳的战争标的物。甚至说，土地那个时代是当之无愧的硬通货。
　　然而战争这个东西，远不是想想那么简单。能不能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不打得赢，打完了怎么办，这一系列的内容就成了另一个问题。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29　22:51:42　 回复  　　作者：hellokitti　回复日期：2009-01-29　22:40:36　 　　
　　　　秦国有多少年？自从统一之后不过几年。　　　　
　　　　帝国不能按照是否侵略吧？　　　　
　　　　美国曾经也被认为是帝国。苏联也曾经，社会主义定义过帝国阶段。　　　　
　　　　我觉得还是按照经济上是否是寡头政治，否则就只能按照集中制/民主制的封建社会来区分。　　　　
　　　　楼主要补课，多看历史书。　　　　
　　　　曾经有一本书不错的，你看看，叫全球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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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别一个称为国家的社会群落是否是帝国，要看它的本质特征，作为帝国存在不是因持续多久，而是看它是否具备帝国的特征。
　　我一直在看书，而且在动脑思考，不人云亦云。我也觉得知识不够，一直在补课，但是以你的水平来督促我补课，未免有点……　　
　　美国从来就不是帝国，一个没有最高集权统治者的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帝国的特征，就冲你把美国列为帝国这句话，我可以断定你读的书可能都很不折腾很和谐。或者你从未动脑思考过。　　
　　帝国不见得要有侵略行为，而是要有扩张意图，但是仅仅有扩张意图，而不具备其他帝国特征的，也不能称为帝国。
　　如果这道理看不明白，我想多讲也无意义，你觉得呢？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30　13:43:38　 回复  　　作者：闷烧八卦　回复日期：2009-01-30　02:54:14　　　
　　汉朝之郡国相辅，各封王在封地享有铸币、税收等权利，俨然国中之国。并奠定了随后士族蓬勃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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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可还是有推恩令的啊，推恩令过后，地方特权寸草不生的说。
　　况且主体政治是帝国制，即便有各地封王，也都是有限主权，这玩意好象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搞的玩意差不多，只不过前者是给予部分权利，后者是剥夺部分权利，呵呵，笑谈了。
　　至于元，我认为不能承认它是中华政权，而是异族政权，而且这个政权也不是为了促进社会群落融合的政权，而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政权。后文里的部分内容可以佐证这个。
　　宋，仍旧是帝国。这个帝国也很有趣，总想扩张，却总扩张不成，里面有很多值得人玩味的点。
　　至于满清，与元相似，又有不同，等我慢慢写，总会有些新发现的说。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30　13:48:29　 回复  　　作者：夜总会打手　回复日期：2009-01-30　09:41:30　
　　　　好像并不一样呢：
　　　　希特勒德国、斯大林苏联、日本帝国很强大，跟秦体制类似；而英美更强大，体制却是民主制。
　　　　有待楼主解答？？谢过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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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帝国、红色苏维埃、军国日本当然强大，但是它们并没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类似的强大，在后文会解释地。
　　美国强大，除了体制外，还有很多因素，比如资源，比如技术，太多太多。况且在二战期间，他们执行的战时状态，也和这些军国国家无异。
　　英国强大？好象不是吧？若没英吉利海峡，好象它也不比法国好到哪去。早就不是日不落帝国时期啦，呵呵呵呵。
　　战争的胜利与否，影响因素太多，这里就不详解了，后文里逐个问题都会有解释。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30　13:56:10　 回复  　　作者：闷烧八卦　回复日期：2009-01-30　11:31:18　
　　　　玄幻的说，个人以为国家强大有三要素：天时、地利、人和　　　　
　　　　没有任何一种国家体制可以保证100%使国家富强。并且由于时代环境、周边环境、内部环境的不同和，即是相同的一系列国家制度也无法确保国家能对此前的案例成功模仿。　　　　
　　　　无论军国制还是民主制，最重要的是要符合当前的社会需求，能保证社会的发展，会调动占人口大多数的人群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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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国家强大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保障这个社会群落内的人有个安定生活的空间嘛，要是用来压榨群落内成员，强大有个鸟用。　　
　　姑且我们就算这个国家强大了的确是为了切实保障国家公民的权益，那它的强大还要受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这是个很综合的问题，绝不能孤立来看。
　　总的说，我认同八卦兄所言的天时地利人和。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30　14:00:00　 回复  　　战争，作为大型的社会集群活动，决不可能孤立存在，更不可能突然发生。在战争前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复杂且细致的。《孙子兵法》中所言“庙算”正是这种准备工作中的一环，是谓“多算胜少算”。
　　“庙算”到底指什么呢？单从字面上理解，庙指庙堂，代指朝廷、政府，算指算计，引申为统筹、策划工作。
　　严格些讲，庙算是指掌控政治资源的人对战争元素进行有计划地处理、配置，以准备进行战争，和对战争进程的控制。
　　战争的元素主要囊括：人、武器、食物、战场。无论古今中外，任何时间、地点所发生的战争，无一能脱离开这四个元素。
　　我们可以看到，扣除战场这个元素外，其他三个元素又都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
　　人，在战争过程中，充当着战斗力；而在生产过程中，又充当着劳动力。若我们以单以经济价值获得的视角去看待，那么战争俨然就成了一种另类的生产。而武器则成了“生产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器的质量就决定了“生产”效率的高低，武器的数量就决定了可以参加“生产”人数的多寡，武器生产的效率就决定了因工具而导致“生产”停滞时间的短长。这简单的经济逻辑充分地展示了经济之于战争到底处在何种地位了。
　　至于食物，这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经济元素，就更无须多言了。甚至说战场，也和经济密切相关，这里暂不详解，待到后文合适的场合一并解释。
　　
　　我们一直着力探讨着有关战争的物质因素，那么这是战争决定胜负唯一的因素么？显然又不是。一些非物质因素，也在悄然无息地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典型的如，作战者的战斗意志和欲望，作战群体的人力组织效率，作战群体的配合、协同熟练程度等等，都在战争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上有很多在物质因素上有所欠缺，但是由于非物质因素的富足而导致战争的最后获胜。例如后世中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都是所谓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似乎违背了《战争论》告诉我们的道理：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
　　但是我们忽略了其中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效数量和物理数量未必相等。
　　作为社会人，应该能意识到，有的工作，作为个体并不能独立完成，而是需要一个群体来协同完成。进行这样的工作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组织及合理的配合，就不能达到这一群体的最大工作效率。我们假设这个群体是100人，由于上述因素，完成工作的进度只相当于30人的效果。那么100人无疑是物理人数，而用30人的工作效果来换算衡量，30人是有效数量。这也就回到了前文的问题：有效数量与物理数量不对等。
　　战争，无疑是这种群体完成的社会性工作。
　　回过头来，我们用“有效数量”这个思路走进《战争论》的观点，就变得好理解了。但是我们又发现了个难解的题目，就是物理数量容易计算，而有效数量却非常难以计算，在没具体进入工作（开战）前，我们根本无从衡量。
　　应该说，采取措施，尽最大可能提高己方部队中作战单位的“有效数量”，是做为每一个战争策划者的必修课。常见的措施如军事训练，设置军功制度等等。
　　这又是种经济的题目，以军事训练为例。训练，必然要耗费时间。扣除机会成本，不仅等值时间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要被抵扣掉，在这段时间里还要有额外的经济消耗（如吃饭，如武器的损耗等），若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储备，定是难以为继的。 作者：回形镳　回复日期：2009-01-30　19:51:20　 回复  　　作者：真理在说话　回复日期：2009-01-30　15:19:17　
　　二、秦之后，国家统一，成为“单一制”的国家体制，而秦朝又实行了用“官僚制”取代了“贵族制”——连政治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秦始皇不再分封土地了，而是把天下分成“郡”与“县”，派官员去治理，确保中央集权的控制。　　
　　官僚制相当于现在的总公司，分公司层级管理制度，好处是中央集权，老板的权利充分得到保障，坏处是容易形成类似于“国企病”的低效，不负责，不尽力。所以现在一般对分公司进行各种各样的指标考核，监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的成长有一个挺大的悖论。　　
　　就是：当组织尚在幼小的阶段，往往是最灵活的时期。所谓“船小好掉头”，这个时候往往享有挺大的“自由度”。　　
　　但组织在成长成熟之后，往往有了很大的“合力”与“规则”——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在此中被日益强大起来的“规则”所取代。
　　如果成长成“托辣斯”那等“庞大的企业恐龙”，则“规则”很容易异化为“铁律”，其作用力与吸引力是超大的——可以设想，几乎所有大学生毕业后第一志向，就是到这些托辣斯中去上班，并以此为荣。　　
　　咱们都记得美国著名企业家——亚柯卡，到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进行改革的那一段经历。
　　这位“企业家+改革家”所面对的，看似是“庞大的官僚主义”——克莱斯勒在亚柯克到来之前，竟有60多位副总裁（还好，比现在的摩根士丹利全球有上千名总裁，好多了），其实是一个组织，成长到“高密度阶段”，从而丧失活力的象征。　　
　　挺可怜亚柯卡的——他所做的一切，只能暂时延缓一下这个托辣斯走向“黑洞组织”，却阻止不了克莱斯勒“坚定地”走向“黑洞企业”。
　　——这次金融海啸，这个克莱斯勒要倒霉了吧？　　
　　咱们都知道，天体物理学给咱们揭示了一个规律：
　　就是当物质还是粒子阶段时，是最活跃的——活跃到必须以“测不准原理”来观测粒子。
　　而在原子、分子阶段，强核力、电磁力、弱核力，要比“引力”大得多！
　　但到了地球、太阳这等“重量级”的星体，强核力、电磁力、弱核力必须加起来一起用力，才能与“自身引力”勉强相持，获得平衡。　　
　　但总有一天，星体的自身引力，会突破强力、电磁力、弱力的“合力”，变为主导。
　　这个时候，星体就会发生“坍缩”，并逐步变成“黑洞”。　　
　　而在“黑洞”之中，是只有引力，没有强核力、电磁力、弱核力的。
　　也就是说，超强的引力，使黑洞变成一个“攫取性组织”，任何路过的物质，都得被吸入这个组织中，连光线也无法逃逸。
　　黑洞，因此成为死寂、毫无活力的超密度星体。　　
　　但是，据霍金所言，黑洞会蒸发，会爆炸——咱们现在的宇宙，应该就是来自一个“超密度”的黑洞（极点）爆炸的结果。　　
　　看来，组织的成长，竟与星体的成长不谋而合。　　
　　《万历十五年》之后，“超稳定态”的组织结构，往往成为咱们形容中国宋后的历代皇朝。
　　而发展至清朝，基本上就是“没有流动性”——连人口流动都要被禁止，的“高密度组织”，人们必须接受严格的“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甚至连个人性命也得随时被牺牲掉。　　
　　咱们搞的“改革开放”，看来就是化解这种“高密度组织”的好办法。
　　否则，咱们只好又重蹈历史的覆辙，“坚定地”走向“超稳定态”。然后，再“蒸发”掉，并因此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断代”。 作者：回形镳　回复日期：2009-01-30　20:14:39　 回复  　　以上，就是各位做企业的，为啥这么“恐惧”《劳动合同法》的原因——不仅仅是要支付过大的企业成本，更是连最活跃的生产关系，也得被进行“严格的控制”。
　　企业活力，因《劳动合同法》将丧失贻尽。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30　22:30:22　 回复  　　作者：正史毋信　回复日期：2009-01-30　15:27:07　　　　
　　　　在《商君书。更法》中，有商鞅和秦朝的贵族甘龙等的论战。　　　　
　　　　主要说的是：有利于国家的，不必循旧制。其中精彩的是古圣贤也是按事实制礼制，比如尧舜废除刑及子女。。。。
　　　　还有就是强调精英治国，不必理会市井的批评。　　　　
　　　　最主要的原因是该法：大大提升了君权。这个应该是秦孝公不能抵抗的诱惑。
　　------------------------------------------------------------
　　更法我看过，我觉得拘泥在他们争论什么上，意思就不大了。其实争论什么都是借口，不是实质。实质是双方的权利交锋，为了争夺执政之权而进行的论战。
　　商鞅代表的是最高统治者的立场，即国家论，而甘龙他们则是传统贵族的立场。这场政治手腕说是商鞅赢了，不如说是秦孝公赢了。　　
　　加强君权的思路，其实不单是法家的理论，儒家也是如此，因此这两者被统治者接受的多。
　　更可耻的是这种精英治国的思路，所谓的尚贤，没事就“代表”别人。问题是，这些“代表”们，根本不了解民众要什么，擅自就把话语权垄断了，到时候出了问题，他一走了之了，可是承担后果的却是百姓。
　　以替别人着想的名义施加暴政，是最为可耻的借口。
　　应该说，这种尚贤的出发点，就是中国千百年来漠视人权的根源。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30　22:38:17　 回复  　　企业，属于社会组织，或者叫一种社会群落也不为过，只是规模小一些。国家，无非是功能更复杂些，组织更大些的社会群落罢了。道理其实差不多，就是看你把这理论放大还是缩小，如何应用罢了。
　　至于哪一种体制更好，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看目的，看最终受益方，看立场。
　　比如说，你不想让这个企业里有其他人比你获得利益更多，或者你权力欲十足，那么你就独裁，制定游戏规则。
　　比如你个人能力不足，需要别人辅助，就要进行交换，拿权利（权+利）来换企业的持续经营。
　　个中关系就不逐个理了。不要认为搞家族企业的就是目光短浅，这种社会环境，容不得你目光远大，你就被骗得倾家荡产了。要玩高一层次的游戏，就要具备更充分的资源，也要有更深厚的基本功。
　　不知说得是否清楚？ 作者：真理在说话　回复日期：2009-01-31　02:40:54　 回复  　　想不到楼主知识面还很广，连物理学也很在行，自然界基本的5种作用力都出来了，呵呵，解释的很好。可以想象的出类似于黑洞那样的，或者塞的满满的罐头那样的组织，人在其中，的确是稍微动弹一下，都会面临体制的强力反弹的。　　
　　谈到组织，有2个人以上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人就有三六九等，上等人只享受不干活，中等人又干活又享受，下等人不享受光干活，上等人劳心，下等人劳力。可是下等人如果脱离了组织，可能活的比在组织内受到压榨的地位还要差。　　
　　组织对外的力量来源于其内部等级制度，或者说规则，人人都憎恨规则，希望获得彻底的自由，却又不得不依靠规则来生存，包括皇帝本人。如果皇帝的作为超出了他所在的组织对他的要求，必然要遭到罢废，除非他可以另外创造一个规则，一个组织取代原来的组织，比如wen ge时候的毛。　　
　　有句话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人在组织，身不由己。人真是非常奇怪的动物，最憎恨的东西却是自己得以安身立命从猴子走向太空时代的根本武器。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1-31　12:42:00　 回复  　　战斗意志和欲望，是影响作战单位有效数量的一个关键因素。单体作战单位积极而旺盛的战斗意志，会使其全力以赴投入到战斗中去，尽可能发挥个体的最大工作效率。由于人的攀比及互相影响心理，一个群体中，单体的心理及行为会影响到其他单体，从而催生整个作战群体的战斗意志。相反，单体的消极行为也可能渗透到作战群体之中，使之战斗意志降低、衰减。
　　这种可以影响到群体作战单位有效数量的非物质因素，通常被称为“士气”。正面的非物质刺激，通常被定义成“精神激励”。精神激励，作为一种正面刺激的辅助作用，往往有特殊的功效，但是完全依赖于它，则会丧失作用，有的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　　
　　广普有效而可持续使用时间长的正面刺激手段，当属经济交换。用这种思路去思考，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个体参与战争行为是种经济手段而非其他。比起把这行为定义成职业，我更愿意将其定义成一种生意，以命为本的生意。
　　既是生意，就要逐利，利是多多益善。以命为底本，活命即是保本，然而命不能多赚两条，于是利便是身外之物，即经济利益。可预期“利”越高，那么积极搏命的动力就越足，是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预期“利”越低，甚至无“利”可图，那么谋求保本之道的念头就应运而生了，比如出工不出力，甚至逃避战争，在战争过程中私自脱离战场，是谓非战斗减员。
　　通常，人对利益追求的意志随着利益放大而愈加坚定，即利益的大小与获得利益的意志坚定程度成正比。在战争中完成战术目的的成绩和所获得利益挂钩。这战术成绩通俗的说法叫军功，利益与军功对等。通过对二者进行的换算，我们不难发现，这又是个经济的选择，而且这个问题有史为证。
　　《商君书•农战》载：不以农战，则无官爵。
　　联系到商鞅变法后秦国的“二十级爵位”制度，我们可知，“爵”不是个空头荣誉，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利益如影随行般伴随着的：级别低的，可以多分地；级别高的，可以吃皇粮，即由政府的财政收入供养。而没有爵位的，就不能享受到些经济利益。
　　这俨然是以爵位为核心、为基准的权利与财产再分配运动！
　　至此，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节中提过的“以私斗为耻以国斗为荣”， 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只是处于辅助地位的引导，而不是主导事态进程的核心因素。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2-01　11:24:05　 回复  　　然而以命为本的生意，毕竟风险过于巨大，属于下下策，但凡不是走投无路，都不会选择它做谋生的行当。或者说，这依然是种经济的选择，当任何选择都不比以命为本的成本更低时，这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我们换个角度考虑：作为普通个体，他们可能并不愿意从事这种以命为本的交易，不过有人却期望他们以命为本，而这人恰恰又具备这样的能力（如控制国家机器这威力巨大的工具）：无限度提高这些普通个体其他出路的成本，以至于彻底断绝他们其他的出路（如商鞅对商业等采取极其苛刻的政策，彻底毁灭其经济来源的渠道）。　　当他动用这种能力时，普通个体变得别无选择，一批未来战场上的搏命之徒就此出炉，是谓战争动员。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2-01　11:26:52　 回复  　　说了这么多，我们好象已经触摸到军国主义制度缘何可以支撑起旷日持久战争的神髓了，一个模糊地影子正若隐若现地漂浮在眼前。但这还不够，我们要尽其可能地勾勒出这制度的全貌。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史料中，农战政策里，务农也是可以拜爵的。军功可以拜爵，农功（姑且这里称为农功）也可以拜爵，倘若说，这农功不须以血相搏，工作强度偏低，同军功不能对等，哪还有人愿意以军功换爵位。
　　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秦并未因农功而导致军功缺失。由此我们可做一推论：因农功获得爵位所需要工作强度与因军功大致相当，才使得这二者未因其一而偏废。
　　想到这，我突发奇想，如果我们把这农功获取的范围扩大化，演化成一切生产活动皆可获得，只要达到一个高标准（标准高到需普通劳动力接近搏命的姿态才能达到）即可，那会是幅什么样的画面？
　　以近似搏命的态度来发展经济，怕是很容易就可以释放出最大生产潜能吧。然而若非关系生死，谁又肯如此努力劳作呢？我们不难想象，最容易造就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正在战争外，只有准备战争。
　　战争，是种对经济消耗巨大的行为，于经济学范畴，可以将其看做需求；而被战争激活的巨大经济产能，则可以看做供给。供给与需求，将形成一个经济发展的循环链，战争的高消费逼迫着产能继续提高，高产能给战争以支持，两者成为共生互相促进的因素。从这个逻辑来说，符合一些经济学者的理论：战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黑兹利特的“破窗理论”是对战争拉动经济这观点彻底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人们投入在战时经济中的精力，用于非战争时态的经济，也能取得非常大的发展，因此靠战争拉动经济是种谬论。
　　不过黑兹利特先生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非战争时态，非生死攸关，人是否能有动力以搏命的姿态来创造经济价值，从而达到社会经济产能的最大效应。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人的惰性。
　　战争拉动经济，从现实考虑，的确有个悖论，与人相关。首先，战争是场杀戮，从客观上讲，杀戮会导致生产力从地球上消失。没了生产力，经济也就无从发展。从主观上讲，战争是为了经济，而经济是为了满足人的消费需求。而人们因忙于杀戮，忙于生产而无心消费时，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初衷吗？
　　这个令人头疼的难题，还是留给大家们自己去斟酌吧。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2-01　19:12:13　 回复  　　作者：闷烧八卦　回复日期：2009-02-01　14:44:48　　　
　　其实八卦兄弟应该能看出来，务农和军功是同样拜爵的。
　　若说军功是无形资产，我倒觉得不如说爵位是。
　　爵位作为个体而言，才是真正的硬通货。
　　说到底，就是不参加战斗的生存成本无限高，这是军国体制最可怕的点。比如六十来年前，某国以支援名义跑别人国家打一场无谓的仗，当时征兵，可是满有意思的。青壮汉子都躺一个火炕上，死劲烧火，谁热的挺不住，动一下，就去充军，这就是所谓的“志愿”。在这个体制下，你不“志愿”，估计你直接就被当敌特等等消灭了。
　　关于这场滑稽的战争，还有不少值得一乐的事。某国以为，我们出人就行了，有人给咱们出武器还有武器钱，结果收到的都是人家淘汰的军备，最后还为这些破烂货支付了高昂的购买费用。在若干年后，因为还这一屁眼子军火饥荒，饿死了四千万人。
　　此是笑谈了，虽然带着点眼泪。再多就8说鸟，呵呵。。　 作者：回形镳　回复日期：2009-02-02　11:04:16　 回复  　　作者：细雨纷纷送夕阳　回复日期：2009-02-02　00:00:24　
　　　　作者：北地舞者　回复日期：2009-02-01　19:12:13　
　　　　　　作者：闷烧八卦　回复日期：2009-02-01　14:44:48　
　　　当时征兵，可是满有意思的。青壮汉子都躺一个火炕上，死劲烧火，谁热的挺不住，动一下，就去充军，这就是所谓的“志愿”。在这个体制下，你不“志愿”，估计你直接就被当敌特等等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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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事实,粟大将的警卫员和俺说过,淮海战役就是这样征兵的。
　　　如果你不参加战斗，不进入体制内，那就会如LZ所说，生存成本将无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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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是人性的总体爆发，各种匪夷所思的事儿都会出现。　　
　　有意思的是，咱们常常以为小孩儿挺纯洁，应该不会打仗。　　
　　但是，事实却是越是小孩，越容易打仗。记得有本小说，说的是有人想建立一个乌托邦，思量着从娃娃抓起更好。就找了批小孩送到一个荒岛上，希望做乌托邦的实验。
　　没想到，这位“社会学家”几年后，再回到这个荒岛上，竟发现这个小岛已经成为一个诺大的战场，小孩们正分成几个阵营，狂打仗捏~。
　　所以，有人认为，最强悍的人，才晓得维系和平。
　　孙子说的“上战不战”，大致是这个道理？　　
　　又所以，这次“达沃斯论坛”上，有一个场面挺搞笑的：土耳其总统“正气凛然”地，给以色列总统灌输“道德教育”。以色列总统一句话，就把这事摆平了：“俺在加沙周边的城镇，每天承受几十枚火箭弹的袭击。如果是你，你告诉俺怎么办！？”　　
　　战争，自有自的定律，无法用平日的“温情”、“人性”去理解。　　
　　因此，咱们才不想要战争。  　　咱打越战的时候，男人总有对漂亮的MM留有余地的想法吧？　　
　　哪丫~，对面那些漂亮MM的枪法准得很，枪一顺，准能打在两眉之间。　　
　　结果，一见这些漂亮MM，赶紧CALL炮来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