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窗施工方案:好书: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下)

好书: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下)

(2007-12-19 00:06:17)转载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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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影音读书  弗兰克的研究无疑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流行非常重要，因为他不仅把依附论观点介绍到了英语国家，而且用依附论理论详细阐述和解释了现代世界历史。在他的著作《世界的积累，1492—1789》(World Accumulation，1482—1789)、《依附积累和欠发达 》(Dep 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中，弗兰克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理解现代世界发展动力的关键。从16世纪到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逐渐地建立他们在世界上的霸权，并强迫不同地区服从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需要。中心城市和卫星城的概念有助于他去解释这种发展的运作。中心城市的力量——那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国家——在从属国的土地上建立起卫星城和官僚政治中心，通过它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能够无情地榨取剩余财富，扼制顺从中心城市权力的落后地区的任何经济发展潜力。同时，从殖民世界榨取来的剩余财富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财富积累。这样，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导致了两个结果，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弗兰克的观点明显对现代化分析学者们的假设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内在因素如投资和教育才是发展的主要动力。面对西方国家的暴力入侵和掠夺开发，在第三世界进行投资和教育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前景也变得非常暗淡，并且可能毫无希望。
　　70年代，弗兰克的研究就在年青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中间产生广泛的共鸣。这种影响在伊马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著作中得到最深刻并富有成效的体现，他详尽阐发了著名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 (The Modern World-System)明显地反映了依附论学派的影响。例如，与弗兰克一样，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历史只有在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霸权的背景下理解才具有意义。资本主义的掠夺再次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发展和其他地区欠发展的原因。沃勒斯坦还从几个方面拓宽并修正了弗兰克的观点。首先，他提出了一个更加详细的有关现代世界秩序的解释，一种用文献证明的、比早先的解释更加系统化的解释。更有实质意义的是，沃勒斯坦提出了比依附论学派更具流动性的世界体系。这样，取代弗兰克的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的理论，沃勒斯坦认为有三种层次：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中心与边缘的作用分别类似于弗兰克的中心城市和卫星城。半边缘概念的提出使沃勒斯坦能够分析和解释那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变化不定的地区的经历。最后，沃勒斯坦还特别强调了大范围、长期的经济周期，是它主导着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运作节奏。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成功地指出，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远比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更加复杂。关于现代世界的令人满意的、详细的解释，不仅要包含推动发展的内部因素，还要包含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因为它经常通过某种方式阻碍着殖民地区的发展。接受依附论或者世界体系的视点，区域研究经常能够找到尖锐的焦点。这里仅举两个例子，沃尔特·娄德尼(Walter Rodney)的《欧洲如何导致非洲的欠发达》(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还有阿勒文·Y.叟(Alvin Y.So)和斯戴芬·W.K.屈(Stephen W.K.Chiu)的《东亚和世界经济》(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尽管是由社会学家首先倡导，世界体系论仍然深深影响了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们，促使他们采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代世界的发展动力问题。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有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托马斯 ·J.麦克米柯(Thomas J.McCormick)和约翰·奥波特·沃尔(John Obert Voll)，他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从世界体系论中获取灵感。布罗代尔在《世界的透视》(Perspective　of the World)(他的三部曲《文明和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中的第三卷)中，分析了近代早期世界一个全球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时代的到来》(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了第三世界的历史来自于一个世界体系的观点。在麦克米柯的著作《美国50年：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America's Half-Centur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中，他根据世界体系研究解释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史。在一篇名为《伊斯兰世界：一个独特的世界体系》(Islam as a Special World-System)的文章中，沃尔认为在公元1000到1800年间，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建立在伊斯兰教义基础之上的文化共同体。同时，在《欧洲和没有历史的民族》(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中，社会学家艾瑞克·沃尔夫(Eric Wolf)分析了西方人到来对现代世界各地的影响，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掠夺和政治组织彻底改变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
　　除了影响历史学家对现代世界的理解之外，世界体系分析还对前现代的世界提出了新的观点。在《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体系：A.D.1250—1350》(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A.D.1250—1350)中，詹尼特·L.阿布-卢格侯德(Janet L .AbuLughod)试图延伸世界体系论的基本前提——设想只有一个宽泛的体系分析才能够充分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推到蒙古帝国时代，也就是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前。通过一系列的论文和一本合著《世界体系：五百年或五千年?》(The World System: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阿德诺·贡德·弗兰克和柏利·K. 吉尔斯(Barry K.Gills)假定了一个延伸到公元前3000年的世界体系。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确实推动了对现代世界的理解，但是它们也许并不是研究世界历史的最有效方法。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批评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依据。首先，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只是狭隘地关注经济和政治关系，导致对历史的理解不完整甚至是不充分，因为它排除了真实的有意识的历史角色、文化、宗教甚至是思想，本质上它们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层面——具有某些经济的或者政治利益的功能。科学、技术、教育、宗教规则、政治信仰、道德观和文化思想都具有各自的功能，不仅对于个人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不同人群和各自的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都会产生影响。把意识和文化简单地当作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种功能，这种分析丢掉了理解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重要内容。
　　其次，尽管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学派没有接受现代化学者们的西方民族的优越感，但是他们对西方因果关系的偏见使他们不能公正地看待世界历史的复杂性。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者一直宣称，国家内部自己做的决议本身不一定就能导致发展。他们坚持认为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决定着现代世界的历程，这就无法解释殖民现象，否则掠夺他人就被看作是历史上的一种积极因素，如同人类的代理者可以认识和利用机遇，决定他们自己的历史进程一样。当遭遇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时，卫星城或者边缘地区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从合作到联合抵制和叛乱。再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者过于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利益和活动，忽视了卫星城或边缘地区的居民在创造世界历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而，尽管非常流行，并且跨越了几个学科的界限，但是要想成功地解释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学者们还需要更多的方法。
　　　　　　三、专业历史学家
　　当历史哲学家寻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世界历史的时候，当社会科学家努力探索现代世界的发展动力的时候，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者仍然专心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只有少数人尝试着比较研究或跨文化研究，并且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去探索影响全球的发展动力问题。
　　然而，从60年代以来，历史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问题逐渐地，但是日益增长地引起了专业历史学家的关注。到了80年代，对比较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兴趣迅速增长，人们开始把世界史看作历史大学科下面的一门可以认知的子学科。1982年，世界历史协会成立，成为世界历史学家们的一个组织机构。1990年，世界历史协会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与早期的一种出版 物不同，那叫做《世界史杂志》(Cahier d'histoire mondiale，其副题为Journal of　World History)，是在1953年到1972年间出版的。几家大的出版社——包括剑桥大学出版社、M.E.夏普(M.E.Sharpe)和西方视野(Westview)出版社——都推出了以世界、比较研究或全球史为主题的系列书籍。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日益增长，与此相呼应，90年代的专业历史学者们开展了全球历史的研究。
　　根据不同历史学家的兴趣和研究领域，这种全球历史分析主要有三种派别。一是关注传播现象——特别是技术的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另一个是分析学派考察经济和社会史的大规模发展模式，尤其关注长途贸易和大范围的经济融合。第三种是探索环境和生态发展在大范围，有时是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这三种全球历史分析方法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彼此间也互不排斥，保守竞争。事实上，每个历史学家都不仅对某一派研究做出过贡献，每个研究也经常受到多种分析方法的影响。然而，这三种派别代表着相对分明的历史观点和学术追求。各学派间每个简单的争论都有助于澄清专业历史学者对全球历史研究做出的贡献。
　　　　　　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
　　一部单行本著作——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 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为专业历史学者进行全球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灵感。最初是汤因比的著作引起了麦克尼尔对世界史的兴趣：在本科学习期间，麦克尼尔偶然碰到了较早卷本的《历史研究》，汤因比宽广的想象力和大范围研究历史的意愿激发了他的兴趣。后来，当年迈的汤因比准备出版他巨著中的最后一卷时，麦克尼尔曾经与他密切合作。然而麦克尼尔并不认可汤因比的一些主张，如汤因比希望明确世界历史的规则，希望从他对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终极的宗教和哲学的意义。与此相反，从最初的学术生涯开始，麦克尼尔就关注历史过程对大范围区域、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影响。
　　《西方的兴起》一个显著的主题是传播。麦克尼尔把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传统的接触看作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与外来人口的持续接触难得是一种完全快乐的经历，由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政治上关系紧张甚至是激烈冲突的时期，而在任何情况下，同不熟悉的外来文化传统的接触都卷入一个漫长的暴露过程。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对不同的思想、技能、技术都会做出自己的详尽阐释，他们经常能从外国人的仓库中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占为己有，或改编、提炼出其他东西。因而在《西方的兴起》中，麦克尼尔考察了个人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发展，尤其关注技术和工艺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由此导致那些地方权力和社会组织的构成发生变化。
　　在《西方的兴起》之后，麦克尼尔把他的传播研究转向在大范围区域内产生过影响的特殊事件过程。例如在《瘟疫与人类》(Plagues and People)当中，麦克尼尔考察了地方病和流行病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不同社会的人群之间的接触不仅会推动技能和工艺的传播，也会把外来的疾病传播到毫无防备的人群中。在任何情况下，流行性疾病都会对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破坏，例如黑死病不仅夺去大量生命，也对14—17世纪大部分欧亚地区的贸易、工业、金融和社会造成破坏。在一些地区，人口统计的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足以威胁到国家和帝国的生存，如欧亚大陆一种不知名的瘟疫就破坏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交往和贸易，加速了罗马和汉帝国的灭亡。在少数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人口暴跌彻底毁坏了当地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为剧烈的变化开辟了道路：如在16到19世纪，天花和其他外来疾病毁灭了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居民，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建立殖民地和在遥远的陆地上建立欧洲式社会的机会。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人类活动都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对已经建立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秩序造成深深的影响。
　　在《追逐权力：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武力和社会》(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and Society since A.D.1000)一书中，麦克尼尔研究的重点从微观转向宏观——人类代理人和组织机构从民众中榨取剩余财富并用来维持和巩固他们掌有的权力。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军事与工业技术的传播，它们被提高或改造用于新目的，它们具有改变现存政治和军事秩序的潜力。在解释力量变化的时候，麦克尼尔排出这样一个顺序，先是铜和铁金属的传播、战车、先进的骑马技术、黑色火药、大炮、火器、军事组织模式、战争与武器生产的商业化。在每个阶段，每一项技术或技能的发明，都增强了统治者控制社会的权力。同样，在每一个阶段，邻近人群也发现相对容易获得这些发明、技术或技能，结果，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迅速地获得了这些技术。因而，一次又一次的传播有助于理解世界政治与军事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发展。
　　没有必要认同麦克尼尔所有的思想和解释，其他几位历史学家也发表了有关技术发展和传播主题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理解全球历史发展动力非常重要。在《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革》(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中，林恩·怀特(Lynn White )认为，亚洲的技术在传进西欧的时候，其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林达·沙佛尔(Lynda Shaffer)的论文《南方化》(Southernization)认为，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起源于印度和东南亚的技术传播并影响到了中国、西南亚和地中海盆地。在《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一千年史》(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A Thousand-Year History)中，阿诺德·佩西(Arnold Pacey)阐述了从公元700年到20世纪的技术传播史。他认为通常意义的传播并不是简单的技术转移，而是一种对话：从国外社会引进的技术发明经常按照接纳社会的传统加以提炼和改进，结果经常是推动了这些技术在其他地区的进一步改进。
　　其他研究技术传播的著作都集中在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一些确定的问题和主题上。丹尼尔·汉德里克(Daniel Headrick)的研究——《帝国的工具：19世纪的技术和欧洲帝国 主义》(The Tools 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进步的触角：帝国主义时代的技术转移，1850—1940》(The　Tentacles of Progress: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1851—19 40)、《无形的武器》(The Invisible Weapon)、《无线通讯与国际政治，1851—1949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terrnational Politics,1851—1945)——研究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技术层面。它们不仅有助于解释在新帝国主义时代，欧洲人是如何迅速地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而且有助于理解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人是如何享有超过其他人群的技术优势的。大卫·B.拉尔斯通(David B.Ralston)的著作《输入欧洲军队：欧洲军事技术和体制进入欧洲之外世界的导言，1600—1914》(Importing the European Army: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Military Techniques and In stitutions into the Extra-European World,1600—1914)，作者考察了俄国、奥斯曼帝国、埃及、中国和日本等国，按照西方军队的模式重组本国军队以及由此带来的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反响。理查德·W.布勒耶特(Richard W.Bulliet)的吸引人的著 作《骆驼和轮子》(The Camel and the Wheel)，考察了运输和军事技术，认为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对历史周期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大早于新帝国主义时代。
　　麦克尼尔本人的著作遇到了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源自作者本人。麦克尼尔曾经指出，《西方的兴起》没有把非洲的历史经历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大模式中去；它主要探讨精英人物和权力阶层的活动而不是失败者和被剥夺的阶层；它没有认识到公元1000到15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和技术发明的意义；高层次的跨文化输送和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前现代世界存在几个相互隔绝并且独特的文明。同时，马歇尔· G.S.侯德森(Marshall G.S.Hodgson)和埃德蒙·伯克第三(Edmund Burke Ⅲ)认为，《西方的兴起》具有残余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这本书也没有充分讨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注：William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1990):1-21;Marshall G.S.Hodgson,Rethinking World　History:Essays on Europe,Islam,and World History,ed.By Edmund Burke Ⅲ(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ix-x,92-94,309;Edmund Burke Ⅲ,“Marshall G.S.Hodgson and the Hemispheric,Inter-Regional Approach to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6(1995).)
　　然而，麦克尼尔的著作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勾勒了历史发展的景象，它强烈地感染了专业历史学者。在探讨全球主题的同时，它避免了漫无边际的推测和历史哲学家著作中那种受先定知识影响的弊端。在讨论锻造现代世界的动力的时候，它也避免过多地陷入社会理论，这些理论带有社会科学家研究的特点。麦克尼尔的著作比大多数专业历史学者更多地分析了历史进程，对过程的分析运用了历史学者能够理解和赏识的习惯用语。事实上，专业历史学者并没有追随麦克尼尔的模式去进行分析研究。但是他们却对全球分析的挑战做出了认真的回应：有时候在一个大的跨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研究历史进程的影响；其他时间则按照不同学科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全球研究，因而为世界史的学术发展指出了新的趋向。甚至当全球论历史学者还没有转变成文化传播论者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到并开始研究不同社会和文化区域之间人群的碰撞过程。事实上，特别是在过去十年间，他们在跨越国家和文化疆界的研究过程中，显示了很大的独创性。
　　　　　　大范围的经济和社会史
　　与此同时，全球历史分析中一个次重要的学派正在关注世界经济和社会史中的大范围模式研究。这个学派主要研究大区域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如世界上主要的海洋盆地。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们从人类地理学、特别是从中心区理论或区域理论中得到大量启发，这些理论主要解释中心城市的兴起、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原因。对中心地区的研究继续以前对环境、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分析，但是也关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一些相关的因素。灵活的方法必然随时变化，中心区理论求助于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使用这一理论效果很好，特别是在远距离贸易与交换网的研究中。
　　K.N.朝德哈利(K.N.Chaudhuri)的著作——特别是《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从伊斯兰教的兴起到1750年的经济史》(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和《欧洲之前的亚洲：从伊斯兰教的兴起到1750年印度洋的经济和文明》(Asia before Europe: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强调了贸易的显著影响，在现代世界之前它促进了印度洋沿海地区的经济融合。在《贸易与文明》(Trade and Civilisation)和《欧洲之前的亚洲》(Asia before Europe)两本书中，朝德哈利从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有关地中海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这个研究把地中海看作促进欧洲、北非和西南亚人民和社会融合的纽带。朝德哈利还运用中心区理论解释印度洋作为贸易和商业中心的命运：它连接了原料产地、市场和商路。因此他认为，印度洋作为一个大经济带，从7世纪以来就具有联接商路、形成贸易网的特征。大宗日用品和奢侈品贸易使生产者有利可图，最终围绕着丝绸、铁和陶器的生产形成了具有市场倾向的工业。这样，朝德哈利描绘出一个经济带动力，它在世界史上的1000年或更长的时期内，对东半球的大部分地区产生深刻影响。
　　在朝德哈利研究印度洋盆地一体化的同时，腓力普·D.科汀(Philip D.Curtin)考察了晚些时候大西洋沿岸的一体化过程。科汀著作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近代早期大约1500到 1800年间，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联合作用，把来自四大洲的人们拖入了融合了的大西洋世界。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一次人口统计》(The Atlantic Slave Trade:A Census )中，科汀对非洲的奴隶贸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人口统计分析，奴隶贸易是近代大西洋世界一体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作者调查了非洲奴隶的起源、运输途径和运往美洲的地区，特别是非洲人被卖做奴隶的数量。在《种植园经济的兴起和衰落：大西洋历史论文集》(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中，科汀提出了关于大西洋沿岸地区一体化的最大胆的分析。在这本著作中，奴隶交易是伴随着蔗糖和其他日用品的贸易、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而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动力，把大西洋世界的所有人群的生活复杂地缠绕连接起来。这样，科汀的比较经济和社会史研究有助于对大西洋沿岸地区一体化的认识，它是早期现代世界发展的一个突出历程。
　　在《世界历史中的跨文化贸易》(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一书中，科汀进行了一次比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范围更大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并且勾画出更宽泛的人类发展模式。《跨文化贸易》分析了散居的犹太人贸易的现象——商人(代理商、经纪人和其他为了远距离贸易的利益而跨越文化边界的人的社会——像朝德哈利的著作一样，科汀运用中心区理论解释世界主要贸易中心的命运。这样，科汀的著作清楚地表明，远距离贸易的结构和商人的作用是世界历史中最有效的跨文化的经纪人。
　　这里提到科汀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其根据不仅来自他自己的著作，可能还包括他的学生的著作。约翰·莱迪·芬兰(John Leddy Phelan)、约翰·F.里查德(John F.Richard )、约翰·斯麦尔(John Smail)、简·宛西拿(Jan Vansina)以及其他在威斯康辛大学的同事，在60年代的时候，科汀就倡导全球史的教学和研究。追随科汀的学生组成了被称作“威斯康学派”的全球史观历史学者，其中包括麦克·P.阿达斯(Michael P.Adas)、 罗斯·E.杜恩(Ross E.Dunn)、里查德·M.依通(Richard M.Eaton)、富兰克林·W.奈特 (Franklin W.Knight)、克雷格·A.洛克哈德(Craig A.Lockard)、帕特里克·A.曼宁(Patrick A.Manning)、约瑟夫·E.米勒(Joseph E.Miller)、克林·A.帕尔默(Colin A. Palmer)和大卫·W.斯维特(David W.Sweet)，这些研究全球史问题的学者大多使用大范围经济和社会分析的研究方法。(注：See Craig A.Lockard，“The Contributions of　Philip Curtin and the Wisconsin School'to the Study and Promotion of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11(1994):180-223. )
　　与朝德哈利和科汀同时，其他学者也通过对大范围经济和社会模式的研究而对全球历史分析做出贡献。在《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体系：A.D.1250—1350》一书中，詹尼特· L.阿布-卢格侯德勾勒了伸及东半球大部分地区的贸易圈内部的商业网络，并写出它在1 3到14世纪时期的命运。约翰·托恩通(John Thornton)的《组成大西洋世界的非洲和非 洲人：1400—1680》(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1 400—1680)一书，通过研究近代早期大西洋沿岸地区一体化过程中非洲人与非洲传统的作用，补充科汀和其他人的研究。在《17世纪的亚洲贸易革命：东印度公司和商旅贸易的衰落》(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中，尼尔斯·斯第恩斯尕 德(Niels Steensgaard)研究了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对穿过中亚的陆路贸易的影响。他的研究有助于解释欧洲人在近代早期是如何控制全球贸易的。詹姆斯·D.崔西(James D.Tracy)编辑的两本著作——《商业帝国的兴起：近代早期的长途贸易，1350—1750》(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 350—1750)和《商业帝国的政治经济：国家权力和世界贸易，1350—1750》(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tate Power and World Trade,1350—1750) ——搜集了很多与近代早期世界贸易密切相关的论文。研究稍晚的时段，皮特·N.斯迪姆斯(Peter N.Stearns)发表了一篇敏锐的有关工业化全球意义的文章，名为《世界历史中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al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斯迪姆斯不仅讨论了工业化向全球的扩展，还考察了它对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全球移民和世界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后，尽管太平洋沿岸地区走向经济一体化要晚于印度洋和大西洋沿岸，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太平洋地区的大范围的经济与社会史。在《完整周期的到来：太平洋周边的经济史》(In Coming Full Circl: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acific Rim)中， 艾瑞克·琼斯(Eric Jones)、里昂奈尔·弗罗斯特(Lionel Frost)和克林·怀特(Colin　White)大胆地提出了一种解释，认为太平洋周边地区长期受到了中国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控制，然后服从于中国，超越欧洲和美国社会的影响，尽管可能只是暂时的。
　　　　　　大范围的环境与生态史
　　全球历史分析的第三个学派研究的是环境、生态和生物进程对跨越区域、跨越大洲甚至是全球的影响。从最早的历史开始，人类群体就经常展开大范围的迁徙和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携带着不同种类的植物、动物、农作物、微生物、疾病和其他有生命的东西，从最初居住的地区引到新的地区和新的人群。生物学家依照科学观点长期研究了这些进程，最终形成了固定的生态分析的传统。最近，历史学家开始研究这些相同进程中人类活动的意义。他们考察了导致生物流动的动机和压力，控制着生物流动过程的动力，以及这些生物流动对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的结果，生态史研究的学派出现了，为全球历史的主题研究增加了很重要的光彩。
　　阿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的著作详细地解释了环境与生态研究的世界史意义。在《哥伦布的交流：1492年的生态和文化结果》(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中，克罗斯比研究了尾随克里斯多 佛·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他的随员而来的毫无限制的生物流通对全球带来的影响。美洲的玉米、土豆、可可豆和烟草传到世界各地，同时欧洲的小麦、葡萄、牛和猪被送往在西半球的新家。最可悲的是，国外的疾病残酷地攻击了事先毫无防备的当地居民并形成了致命的发病机理：美洲的梅毒迅速传到欧亚大陆，同时欧洲和亚洲人的天花和其他疾病毁灭了美洲的土著居民，后来还蔓延到了太平洋岛屿。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远距离迁徙和跨文化交往伴随着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的生态和生物交流——在欧洲人到达美洲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几百年间，这些过程经常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存亡。
　　在《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Ecological Imperialism: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中，克罗斯比试图完成这样一项更大胆的工作，他企图解释为什么欧洲的植物、动物和人类社会能够在世界不同的广大的地区建立并发展起来，而其他地方的物种则不能传播得如此广泛和成功。他认为，欧洲的物种得益于一个复杂的相互增强的结合过程。欧亚大陆的疾病给美洲和太平洋岛屿的土著居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当本地人口衰落的时候，欧洲人发现大片的土地向他们、庄稼、牲畜以及非洲黑奴开放。同时，大量欧亚的动物如牛、猪、马在美洲或太平洋岛屿上没有天敌或竞争者，它们大量繁殖开来。它们贪婪地吞噬着当地的植物，打破了脆弱的环境平衡，并促使外来的植物和杂草在被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中寻求立足点。在1500到 1900年间，这些彼此依赖相互推动的过程导致被克罗斯比称作的“新欧洲”(neo-Europes)在遍及世界的温和地带建立起来。因而，历史和生态分析有助于解释在全球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过程——现代世界欧洲霸权的建立。
　　除了克罗斯比，其他学者也对生态史分析学派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前面提到过的著作《瘟疫和人类》，它的作者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研究了传染性疾病穿越生物边界线的时候造成的影响。在《早期伊斯兰世界的农业创新：农作物和种植技术的传播，700—1100》(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The Diffusion of Crops and Farming Techniques,700—1100)中，安德鲁·M.沃特 森(Andrew M.Watson)揭示了近代之前，多种农业作物——其中包括日常主食、蔬菜、水果和加工农作物——跨越遍及欧亚和北非大部分地区的生物界限，改变饮食和农业操作的历程。威廉·克柔农(William Cronon)在他的著作《陆地上的变化：印第安人、殖民者和新英格兰的生态》(Changes in the Land:Indian,Colonists,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中，混合了文化的和生物的分析，把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环境史放到英国殖民者和美洲土著居民相遇的背景中，特别关注不同经济体系和土地使用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一篇名为《老鼠和人：太平洋岛屿上的环境简史》(Of Rats and Men :ASynoptic Enviromental History of the Island Pacific)的详细文章中，约翰·R. 麦克尼尔(John R.McNeill)研究了从人类的到来至20世纪引进物种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影响。在《迁徙之死：19世纪欧洲人在热带地区的遭遇》(Death by Migration: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腓力普·D. 科汀(Philip D.Curtin)考察了欧洲帝国主义者冒险进入热带地区后所面对的疾病和其他自然环境方面的危险。他的研究表明，热带地区的欧洲人的死亡率远高于欧洲本土的居民，但是那些限制环境危害的努力最终使帝国主义者能够在热带地区坚持了下来。在《绿色世界史》(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中，克里乌(Clive)简单描绘出了一幅智人(现代人的学名)出现以来的简明的世界环境史。在所有提到的这些著作中，还有其他的著作，历史学家反复证明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交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