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工资申请书范文:身世飘零笔生花——鄂东名人系列随笔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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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世飘零笔生花
                           ——鄂东名人系列随笔之十四          中国的寺庙除了养育僧人与山林外，还庇护了不少穷困的读书人。1928年，西子湖畔那座古木森森、禅房寂寂的大佛寺，就流寓着两名失业青年。
      一个叫王亚南，时年27岁，湖北黄冈人。他于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怀着一腔报国之志，参加北伐军，任政治教员，可惜时运不计，没多久大革命失败了。他悲愤地奔波上海谋生，却处处吃闭门羹，无奈辗转杭州。因为生活诘据，住不起旅馆，他只得在便宜的大佛寺内租下一间屋子，寻思着写一篇小说，或许可以糊口。
       另一个姓郭，名大力，江西南康人，比王亚南小4岁。郭大力刚刚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读的是哲学系，也因找不到工作，流落杭州。不过，郭大力可不想写什么小说，他正在研读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
        犹如“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王郭两人一见如故，谈人生、谈理想、谈救国，观点颇为接近。郭大力见王亚南对政治、经济问题很有见地，就鼓动他：不要写小说了，一起来研究社会主义，一起来翻译《资本论》吧。王亚南若有所思……
       时隔不久，王亚南得到朋友资助，东渡扶桑，不仅与郭大力保持联系，而且不忘郭大力的劝说。他在日本大量搜读马克思的著作，很自然地由马克思旁及上溯，读了不少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国内的郭大力深感自己功力不够，无论专业抑或外语都不足以胜任翻译《资本论》的重任，于是决定先从翻译古典经济学著作入手，一方面贴补家用，一方面锻炼自己的水平。里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密《原富》的重译，就在这极其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件，王亚南毅然归国，任职于暨南大学。王郭二人再度相遇，顿感“不意重逢方觉前尘似梦，无言对坐原来此味如茶”。这段时间是他们的“高产期”：克赖士的《经济学绪论》，里嘉图的《原理》，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穆勒的《经济学原理》，郎格的《唯物史论》，乃特的《欧洲经济史》，或合译，或独译，纷纷出炉。同时，王亚南的著述《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也陆续问世。王郭二人在学界崭露头脚，引人注目。
        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叛变，王亚南赶赴福建，任人民政府文化委员。可惜“稻梁不济误青黄”，“闽变“很快失利，被通缉王亚南的不得不亡命欧洲。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在《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他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注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
    1935年，王亚南离欧取道日本回到上海，与郭大力重新会面，谈了自己的欧游见闻，二人决定着手翻译《资本论》。此时，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找到王亚南，向他说明翻译《资本论》的迫切性，希望尽快译出，早日付印，并且预支了一些费用。1938年，在经济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滋润的中国这块干涸的土地上，王亚南和郭大力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有了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资本论》三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了！这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经济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鲜事物，给当时的中国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战爆发后，王亚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他到武汉和重庆，先后得到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的教导和帮助。1940年9月到中山大学执教后，在地下党的影响下，王亚南团结进步教授，向青年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真理。他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名著《中国经济原论》就是结合教学，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的。　              1943年夏天，著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教授访王亚南于广东坪石，并以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就教。王亚南经过5年研究，于1948年10月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作为答复。这一著作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抽象及具体，由局部到全貌，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揭示出其运动规律及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颇多卓越创见，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堪与《中国经济原论》并称姐妹篇。
       至解放前，王亚南先后被聘为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福建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厦门大学教授，从事教学与著述。从1950年起，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这期间，他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成为一段佳话流传开来。
        陈景润本是厦门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可分到北京某中学时，却不适应教师岗位，工作和生活曾一度陷入困境。王亚南得知这一情况后，设法让陈景润返回母校，让其安心地从事数学研究。陈景润科研取得成绩，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要调去，又得到了王亚南的支持和成全，陈景润后来终于攀登上了数学的高峰。作家徐迟在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生动地记叙了这件事。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亚南也未能幸免。1969年11月13日，王亚南在遭受数年残酷折磨与迫害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含冤而逝。　　
    王亚南毕生从事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事业，40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译41部，学术论文340多篇，春风化雨，哺育了无数英才。晚年在那场酷烈考验中更是岁寒知松柏，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节。他以深邃的洞察力，看出了林彪与“四人帮”一伙的丑恶本质。他在上海卧病期间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 　　
        2001年10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纪念王亚南诞辰10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概括王亚南的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前不久，我到团风县寻访王亚南的故里王家坊村。这是一个有1700人左右的大湾子，位于长江支流举水河东大堤脚下，王亚南旧居位置距离堤脚不过一二十米。旧居当然不是王亚南出生时的模样，在当年“一进两重”的老屋地基上，如今是前后两间土砖屋。在后面土砖屋的中堂左侧墙上，镶嵌着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牌“王亚南旧居”，中堂右侧挂着一幅王亚南的炭墨画像。
       离开王亚南旧居，登上举水大堤，但见河水清且涟漪，偶尔掠过一叶轻舟。当年，王亚南到黄州读小学，到武昌读中学，大约是坐这种小船出发的罢？沿举水入长江，从小乡村走向大世界，王亚南“人生坎坷墨添韵，身世飘零笔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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