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订:文章似玉清无玷——鄂东名人系列随笔之十三

                          ——鄂东名人系列随笔之十三

        “你见过这样的主编吗？他不是徒具虚名，不干实事。他不是等待下属人员给他送复审稿件去，他只在稿件上简单地批上‘用’或‘不用’一两个字。他有一种直接到堆积如山的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寻找佳作，发现人才的乐趣。”涂光群在这篇题为《文坛伯乐》的文章中所说的伯乐，就是我的老乡秦兆阳。
       秦兆阳生前的同事王培元说，他“瘦长身躯，一脸深沉、凝重、寡言；常爱侧身枯坐于不显眼的地方，不惯或不肯在人前抛头露面”。在一次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也发了言，“声音徐缓，温厚谦和，没有文人堆中常见的慷慨激昂之词”。
        虽然，秦兆阳在1979年第三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处书记，给他专门准备了办公室，他只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挪威奥斯陆大学曾请他去讲学，他婉言辞谢了。有一次作协安排他到意大利访问，他执意不去，此后出国的事他不再与闻。
        就是这个在众人眼里性格内敛、寡言少语、面容清癯的著名作家、编辑，在20世纪50年代的那个多事之秋，曾在中国文坛上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1916年出生于团风县回龙山镇一个贫寒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的秦兆阳，幼时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12岁到武汉求学，1934年考入湖北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在黄冈中心小学任教，开始了他的诗歌和漫画创作。
        秦兆阳从小性格就很倔强，因此乡亲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板大先生”。他说自己有“呆气”、“板气”，“又硬、又呆、又傻、又怪”，“傲视一切富有的人和势利眼的人，傲视金钱，甚至傲视一切的人情礼俗”，“对失败和挫折基本不后悔”。
        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时，他的书桌上有一字幅，写着“毁誉不计，荣辱自安”八个字。他的书房里挂着他自己书写的一副对联：“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这正是他的人格和襟怀的写照。
    　1949年，他担任了刚刚创刊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组长。1955年反胡风时，《文艺报》进行改组，他被调去担任常务编委。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由于在1954年3月号的杂志上刊登了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受到了批评，情绪低落，想撂挑子不干了。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找到萧殷，请他到《人民文学》做副主编，但萧殷一心想搞创作，没有同意。刘转而又找秦兆阳，让他来干，他答应了。
        秦兆阳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副主编，1955年11月从《文艺报》又回了《人民文学》杂志。似乎注定他要和《人民文学》有割不断的纠葛，这真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不久，人们便对这位主持编务的39岁的副主编刮目相看了——《人民文学》，连续刊发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著），《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著），《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蒙著），《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秋耘即黄秋耘著）等受到广泛关注和引起热烈反响的创作和批评作品。杂志的印数一年内由十几万份增加到近20万份。他主持编务一年多，被认为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
        1958年5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默涵的《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一文，认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攻击文学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一个系统的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不仅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而且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作者是这一时期“大风浪中出现的一个最有系统的文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者”。
        秦兆阳主持下的《人民文学》杂志，也被认为是犯了严重的错误。10月号的《人民文学》转载了首发于《中国青年报》的李希凡的批判文章《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认为《人民文学》杂志“从理论到实际编辑工作”，为1956年以来文艺创作上出现的一股“反党的逆流”推波助澜。李希凡还不点名地把批判锋芒指向秦兆阳：“《人民文学》的某些编者是修正主义理论的首倡者，也是这些作品的推荐者和修改者。”
        1958年4月12日下午，作协党组开会做出决定，把秦兆阳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秦兆阳如五雷轰顶，如坠万丈深渊。绝望中，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悼叶赛宁的诗：“死，容易；活着，困难。”他咀嚼着，体味着，又在后面续写了两句：“只有直面困难，才是真正的勇敢！” 几个月后，他被从首善之区的京城，发配到唐代大文豪柳宗元的贬谪之地柳州的机械厂，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涯。   
        1961年冬，他被摘去“右派”帽子，但没恢复党籍。为此，他不知痛哭过多少回。他这个自称是“不断地用痛苦对自己进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一直哭到1979年被“改正”。但哭泣似乎并没有稀释他的痛苦，有两三回，竟然哭出了严重的眼病！
        “摘帽”后，秦兆阳也曾想北上回京，但又很犹豫。1991年10月28日，在接受陈徒手关于郭小川1959年挨整情况的访谈时，他说，郭小川有一次找我谈话，说“你在信中为丁玲说话，闯了大祸”；“作协太黑暗了，弄得乱七八糟，我一想起这些事就难受”。他担心自己和当年整他的某些人难以共事，一旦归去，会落得个“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凄惨境地，还不如留下来。 于是，他决定留在广西，把妻子从京城接来，在偏远的柳州安家落户，儿女们则留在北京。
        不久，他暗暗发下宏愿，要写一部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巨著，就悄悄地闷着头写起小说来。这就是着力挖掘和描写贫苦农民的革命力量，充满了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气息，长达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平的平原》，后来又曾改题为《两辈人》，出版时书名定为《大地》。
        1979年3月，秦兆阳的“右派”问题彻底“改正”，他才得以重返阔别了20年的北京，却不愿意再回到让他伤心、痛心、寒心的作协。他做《人民文学》副主编时挂名主编的严文井已从干校回人文社主持工作，希望秦兆阳到人文社工作。这样，秦兆阳到了人文社，担任刚刚创刊的《当代》杂志主编，第二年又担任了副总编辑。
        在他这位众望所归的主编的率领下，《当代》杂志形成了“严肃、深刻、尖锐、厚重”的风格，成为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刊发了《芙蓉镇》、《活动变人形》、《古船》、《白鹿原》等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名著。
        秦兆阳1938年就奔赴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后到华北大学美术系任教，40年代在冀中前线从事异常艰苦的革命文艺工作；50年代他主持《人民文学》的工作，“改革开放”后又执掌《当代》的帅印。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他在半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与当代中国文坛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都命运攸关。 　
        在78年的人生历程中，秦兆阳所写的理论批评文章、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加起来有数百万字。他还留下了十几本战地笔记，是抗战时期他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从事游击战争时随手记下的，非常珍贵。
       “我走了一辈子路，深知走路之难。我做了一辈子事，深知做事之难。” 晚年的秦兆阳在一篇散文中，发出了这样的浩叹。“文章似玉清无玷，气节如松直有心。”秦兆阳一生的荣辱、悲喜与沉浮，折射出一部波诡云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原载2008年11月17日《鄂东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