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原理结构图:教育科研专业机构的变化

上海教育科研专业机构有两大类：一类是大学为主体的教育研究机构，一类是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教育科研机构。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加强了基础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分别设置了基础教育处（基础教育办公室），密切联系了基层第一线学校和教师，在推动学校改革和教师高层次培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学一些优秀的教授亲自组织和参与基础教育的重大改革，华东师范大学叶谰教授主持“新基础教育”实验，获得优秀成果并且大面积推广，熊川武教授发动的“理解教育”，运用新的教育理论和策略进行教育教学的实践探索。高等教育从课堂直接进入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沿，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证研究，为上海基础教育发展和普教科研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上海市教科所也在改革的浪潮中发生悄然的变化。

1．建制的变革

1982年至1995年，市教科所直属于上海市教育局。1995年，在全市大教育的统筹下，教育局与高教局、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合并为上海市教委，市教科所与高教所、职成教所、智力开发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组建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市教科所也相应更名为上海市教科院普通教育研究所。

2．办所方针的调整

市教科所成立后，一直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办所方针。随着上海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大量政府、学校层面的宏观、中观、微观研究问题产生。在新的形势下，普教所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为基层学校改革服务，为全国普教事业发展服务”的“两结合、三服务”新方针，这意味着全所办所方向——更贴近政府的宏观决策，更扎根于学校改革的实际，更关注全国和世界教育改革的动态。

3．重新组合研究力量

在基础教育急剧的改革与发展中，所的研究力量发生多次组合。

在25年的历程中，全所始终保持不变的机构是普及指导室与科研舆论阵地，这反映出普教所坚持研究的实践性和普及性。在学术领域中，教育心理研究、学前教育研究等成为所的强势和特色。而教育政策研究室和调查队的诞生，折射出上海基础教育事业宏观改革的急剧变革和研究变化，课程室的建立与上海教育内涵发展紧密相关，科研网络、协会和基地学校建设说明研究与推广相联系，并且反映了所的对外影响力。

目前，普教所已经成为一个依托全市开放性教育科研网络、拥有教育科研资源平台和实验基地、具有宏观教育政策研究强项和鲜明专业特色的科研单位。

4．研究的深化

所的实力主要体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八五”期间，上海市教科所整合全市的科研力量，承担了5项原国家教委“全国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研究任务，分别为“初中学习困难学生教育研究”、“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学研究”、“学生品德测评研究”、“中国幼儿家庭教育研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情报资料研究”，前4项为国家重点规划课题，最后1项为国家重点规划课题的子课题。另外由上海市教委领导负责、普教所主要承担的国家重点规划课题“教育科研的体制、机制与管理研究”，是全国第一项关于科研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题，该课题把整个科研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发动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加以探讨，对于全国教育科研事业的规范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奠基意义。这些研究上的重大突破，至今仍然有深远的影响。

“九五”期间，普教所参加了全国和全市重大的宏观决策研究，为教育部起草了“素质教育实施纲要”和“素质教育宣传纲要”，参与了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主要文件的制定，起草《建设上海市一流教育规划》，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同时，全所一些与改革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应运而生，如“推行小班化教育可行性研究”、“上海民办教育发展研究”等，为上海教育的改革解决了大量的发展难题。

“十五”至“十一五”期间，普教所成立了教育信息调查队，多次公布全市基础教育重大改革的进展情况（如：两次“减负”公告等），加强了教育宏观决策研究，重点研究了教育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基础教育的国际比较，在新世纪第一次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的调研和主文件制定中起到重大作用。在中、微观领域，针对课程改革的迅速发展，参与了全国、上海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研制，组织实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0-3岁婴幼儿早期关心和发展研究”，进行了全市教育系统“民族精神教育”、“生命教育”课程开发。在区域和学校发展中，全所大量参与各区县和学校发展规划制定，特别是组织重点中学科研沙龙，以”现代学校设计及其发展策略”课题为龙头，以多种推进方式为策略，引导上海的现代学校建设。为了推动教育科研的普及，所还开发了“发达地区中小学学校教育科研持续发展”研究，建立了长三角地区科研联盟和信息平台，同时所建立了一批基地学校，在改革的实践中强化应用性研究和科研成果推广。

三、全市普教科研的新发展

1990年代以来，不仅是上海基础教育发生巨大变革和进步的时代，同时也是普教科研不断超越原有成绩，在新使命与新问题、新挑战中调整、变革与发展的时代。可以说，上海普教科研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1．进行了全市科研力量的整合

上海高校拥有雄厚的研究实力，但以往高校偏重于理论研究，偏重于国际比较研究。在新的变革下，高校一方面继续发挥他们的研究优势，如为全国和上海课程改革进行充分的理论准备，提供最新国际教育改革动态，培养骨干校长和教师。另一方面，高校积极参与普教宏观政策研究，并且直接投入到第一线改革之中。今天，在上海普教任何领域，都可以看到高校的研究力量在发挥作用。

上海的一些专业研究机构，也把目光集中到普教上，如远程教育集团，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方面，发挥着先导性作用。同时，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上海产生了一些社会中介研究机构，如“东方教育评估事务所”、“学生学业评价事务所”等，形成了上海多元的普教研究格局。

与普教科研直接相关的是两大部门：一是教研室，长期以来一直是课程教学改革的领军者。近年来，教研室通过不断的改革，充实调整了研究力量，把研究重心下移到学校和课堂；实行全市开放性的研究，融合了不同层面、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力量，有序推动上海课程改革的发展。二是上海市教科院，内部五大所虽然各有不同研究对象，但全院大约70％左右的研究项目都是基础教育，60％以上集中在普教领域，全院研究力量的整合提升了院的品牌和综合实力。

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协调统筹下，以课题项目为纽带，各个研究机构之间加强了合作与交流，形成了全市强大的普教科研合力。

2．科研方法上的进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上海普救科研常用的方法体系是以统计、测量与实验法为主要内容的“三法两工具”。进入九十年代后，行动研究、案例研究、叙事研究等质的研究方法开始兴起。如静安区“发达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行动研究”课题就被立项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重点课题。案例研究、叙事研究不仅被学校、教师自发地作为研究的工具来使用，而且也获得来自教育科研共同体的支持。《上海教育科研》杂志于 2000年率先开辟“案例评析”专栏，2003年开始举办教师案例征文评选活动，引起很大的反响。

3．寻求科研领域的变革

研究领域上，上海普教科研因时而动、因境而变，不断创新。八十年代以来，教学方法、材料的研究一直都是主要的研究领域。进入九十年代，普教科研的关注点从教学研究转移到课程研究，关注学校不同类型课程的开发与建设。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不断被开拓，如研究性学习、双语教学、小班化教学、教育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还有教师专业成长的研究备受关注，如第八届上海教育科研成果奖的一等奖成果就有两个成果是关于教师研究，如“实践、研究、反思——研究型教师群体成长发展的研究”课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九十年代以来，在上海城市迅速变化和教育的变革中，出现了大量教育宏观和中观研究。区县教育行政机构对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力进一步加强，如何推动本区的基础教育工作，使教育决策科学化是区县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如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教育资金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课题研究”、虹口区“虹口区中小学校依法治校、自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获得上海市第七届教育科研成果奖。而全市如何加强宏观调控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上海市学校发展性督导评价研究”获得最近颁布的上海市第八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缩影。

4．拓展科研组织网络

近十年，尤其是近五年中，随着普教科研事业的推进，学校教育科研组织蓬勃发展。据2002年10月调查统计，学校独立设置科研室（处）：高中有78．41％，完中73．08％，初中55．14％，九年一贯制学校57．14％，小学48．58％，幼儿园19．08％。如果加上其中科研室由教导处兼管的：全市高中100％，完中98．08％，初中97．95％，九年一贯制学校97．36％小学97．97％，幼儿园91．52％建立了科研组室。

伴随普教研究的多样化，一些功能性明显、具有上海特色的科研组织相继出现。1997年上海市教委命名了5个市级科研基地，青浦数学教改实验、愉快教育、成功教育、学法指导等，运作上强调集研究、推广、培训等功能为一体。 2001年成立第二批11个市级教育科研基地所，标志市级基地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近年来，上海一大批中小学和幼儿园科研需求急剧上升，纷纷与高等师范院校、专业研究机构或者教育学术团体建立了基地协作关系。基地协作中科研功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单纯的课题研究与指导转变为为学校的发展、教师发展提供咨询、指导服务，促进学校与教师的全面发展。

5．健全、发展科研体制

1990年代初期，上海市的课题管理体制以市级课题为主，申报渠道单一，且功能不够明确。九十年代中后期，除了由市教委教育科研规划办主持的市级教育科研课题体系以外，市教研室也拨出专门资金建立课题申报体系。1997年开始，在上海市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的支持下设立“绿叶计划”，专门接受青年教师的课题申报。在功能上，课题逐渐有了各自的定位。市级课题主要定位在解决上海市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关键问题，形成研究品牌。而市教研室课题更关注教师在教学上的研究。市“绿叶计划”则定位于鼓励、培育青年教师教育科研能力的提升。
同时，逐步形成了混合型的奖励体制。上诲市普教科研成果奖向上海市教育科研成果奖转变，并将奖励对象细分为理论创新类、决策咨询类、教育改革实验类，功能上定位于引导教育科研精品成果的研究。1997年上海市教委基教处、普教所联合负责上海市普教科研成果推广，功能定位在激励、引导、规范上海普教科研成果的推广工作。2002年以来，上海市教科院学校教育科研成果奖在评价标准和评价环节上都做了创新尝试，将实践性作为评价学校科研成果的首要标准，并对一等奖成果进行现场调研，查阅研究档案，以引导学校教育科研关注学校实际问题，产生实际功效。

四、上海普教科研的主要特点和若干思考

上海普教科研事业诞生至今已有25年左右的历史，它伴随着整个上海基础教育改革而发展，蕴涵着无数普教科研人员和广大教师的辛勤劳动。上海普教科研事业走的路，是一条没有国际、国内经验可以借鉴的路，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上海特点的探索之路。这条路的主要特点是：

1．坚持专家引领下群众性教育科研的方向

对于教育科研的群众性问题，教育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作为经典的教育科学研究学派，强调的是教育科学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教育学与社会学》中认为教育研究与社会研究相联系的同时，必须重视教育研究的系统完整。德国教育家J．R．克里茨玛尔主张建立科学教育学而取消哲学教育学，反映出对教育学本身理论体系的反思；而国际上大量讨论教育研究方法的争论，无论是数理定量测试和人本主义范式的定性研究，都置于研究方法无上的经典科学范畴。

同样，中国解放后几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科研基本依托高校而展开。无论是崇尚“西方”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还是引入“东方”苏联教育学流派，发源在高校，主导在高校，话语权也在高校。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教育实践第—线的学校、教师基本没有研究的主动性，也缺乏研究所必备的能力。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上海普教科研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通过专业科研研究机构的排动和专业科研人员的引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性普教科研之路。

当时老教育局长吕型伟曾经说过：“从道理上讲，我们的教师都应该搞科研……这里讲的普及，是从广义角度提出来的，就是说搞科研要有一定的群众性，不能为少数人垄断或专有，凡是有条件、有可能、有志于此的都应该也可以搞些科研……但从学校来讲，任何学校都可以搞，也应该搞。”
20多年来，在专家引领下，教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为广大教师所掌握，研究的对象更多地来自改革中发生的新问题，因为：

——研究的出发点是问题，问题来自于实践，专家和教师都需要聚焦于课堂，关注于学生。

——现在的问题基本上是两难和多难，几乎没有现成的理论和前人的经验可以指导与借鉴，掌握批判的武器同时必须进行武器的批判，创新的重任应该由专家与教师共同承担。

——基础教育改革已经深入到内涵发展中，面临的是大量应用性研究，理论必须结合实际，研究必须解决问题

目前专家引领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基层第一线改革的实践者迅速充实到专家群之中，拥有着新的科研话语权，而在研究中，教师自我引领、自我发展的模式逐渐发育壮大。上海普教科研这一独特的发展方向，对促进全市教育改革、提高教育水平，以及教师专业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其运行模式和成功经验得到国际教育界日益重视。

2．深入开展教育决策咨询研究

当今世界，变换纷繁，教育的变革与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互相交融，需要作大量的政策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由于上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教育改革速度加快、整个教育理念发生极大的转变、教育资源迅速优化配置、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急剧变革，教育内容、形式有许多新的变化。在这变化发展中，教育科研适时调整策略，进入教育决策咨询领域。

决策咨询有不同的层次。为政府重大政策制订进行决策服务，是决策咨询的一个方面，为一个单位如学校未来发展出谋划策，同样也属于决策咨询；解决—个全局性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一个局部问题也需要研究；在决策咨询领域，宏观与中观、微观都是相对的，宏观问题应该有中、微观操作性思考，中、微观研究需要有宏观全局的把握。

近年来，上海市教科院在上海市教委支持下，几乎参与所有全市重大教育政策制定，也为国家教育宏观事业发展做出有力的智力支持。普教所通过大量的基础调研、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反馈跟踪等，为全市基础教育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普教所也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协助区县教育局制定了大量前瞻性的发展规划，推动了全市基础教育的整体协调发展。

由于形势新的变化，区县教育科研室和各级学校科研组织，也积极开展决策咨询领域研究。在各区县区域性推进素质教育进程中，科研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改革目标制定、项目课题设计、调查研究和发动组织上与行政部门密切配合；在全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素质教育实验学校”建设以及“课改试验校”、“小班化教育”推进等，市、区县、学校科研力量进一步整合，开拓学校发展规划研究，推动现代学校建设。这些事实说明，上海普教科研的决策咨询功能已经体现在各级教育事业的发展中，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第一生产力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3．研究与队伍培养一体化

教育改革需要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提高关键是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科研在出成果的同时，也需要“孵化”人的成长。上海市普教科研在促进基础教育发展中，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从研究的过程看：研究本身就是研究者知识结构的重组。“普教科研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研究前期要有情报资料的收集，而教育信息的掌握需要多次开发，以提供已有的经验和理论准备，把握研究的前沿发展动态。研究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持，研究者必须学习新的教育、心理以及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知识，把已有的学科固有知识转化为多重的、复合的研究型的知识结构。研究需要判断、决断，寻找关键，需要运用大量的定量、定性研究方法，需要开展大量的实验、观察活动，需要总结经验，提炼观点，需要撰写科研报告。总之，研究的过程就是教师反思、学习、实践、总结的过程。上海普教科研多年来，在出成果、出成绩的同时也出了一大批人才。上海群众性科研活动中，教师的研究能力之强、论文之多、水平之高，在全国领先，在国际教育交流中，也充分显示了上海的先进水平

从研究的结果看，研究除了解决实际问题、获得研究成果之外，还在教师培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青浦数学教改实验从研究一开始就把研究与教师的培训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提高教师的数学教学水平，促进全区数学教学质量的提高；成功教育、愉快教育等先进的科研成果也在推广和教师培训中辐射到全市、全国和国际舞台。近年来，伴随教育改革的反思与学术界对教师研究的深入，上海又形成了一种“研训一体”的新体制，学历培训重心下移为“校本培训”，通过运用行动研究、案例研究、叙事研究等特定的研究方法，促进教师观念更新和知识重组。上海基础教育重视教育科研，迅速提高了教师专业化水平，这种模式在国际教师教育领域中“独树一帜”，成为一种时代发展的新潮流。

4．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

研究的效益，一方面体现在过程的教育性，提升参与者的素质，另一方面就在于成果的实践性，通过成果的推广，转化为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智力支持。

上海市普教科研的功能设定上非常强调研究的实践效益和经验的分享。《上海教育科研》杂志是一本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办刊宗旨与普教所发展方向相一致，重视应用性的理论研究、发掘提炼改革第一线的先进经验，在同类教育刊物中有鲜明的特色。这本杂志之所以得到基础教育科研专业人员和广大基层学校、教师的肯定和欢迎，就是在成果的推广上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同时实用性强、覆盖面广，上海的一些先进的科研成果和教改经验几乎都出自这本刊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上海看到了科研成果转变为改革发展推动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专门设立了普教科研成果推广奖，创新了行政推动和利研专业单位联合、“研究基地”推广与学校合作推广等方式，走出了一条科研成果转化的新路。在制度和体制保证下，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与转化，不仅实现了教育科研的社会效益，同时也催生了更多的研究课题，如万航渡路小学的“参与教育”就是在一师附小“愉快教育”的成果推广中，吸收、改造与创新而生成的课题。“创造教育”研究已经扩大为一个庞大的科研群，互相吸取经验和教训、分享科研成果和研究资源。在“学习指导研究所”的推动下，黄浦区全面展开学法指导，其经验也在全国广泛示范辐射。

5．建设科研共同体

纵览二十五年上海普教科研的发展历程，成果的不断涌现、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制度的不断建构以及科研文化价值体系的发屉，都是建立在具有相互联系、交流与沟通的共同体之上。现代科学研究已经不再是个体创造的活动。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社会变革的加速都要求人们迅捷地交流信息、分享知识与合作研究。科研个体与团体之间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交流体制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海普教科研从兴起之初就着力搭建市－区县－学校三级科研网络，以制度规范、课题引导完善这个合作网络平台，构成了上海普教科研共同体的初步框架。这个框架的建立迅速产生了制度创新与文化生产的巨大效益。如全市统整了教育科研资源，形成高校，市专业研究机构、社会教育研究机构多种力量组合的新局面，区县整合了教研、科研、德育研究和青少年科技活动、社区教育研究等，使研究建立在大教育基础上，促使研究与实践紧密联系。学校教育活动也贯穿了研究，形成上海基础教育特有的研究文化。

基于普教科研强大的网络平台，上海市普教科研界集聚了一批研究人员的精华，合作攻关，解决了大量的改革难题，然后通过网络平台，推动全市普教科研水平的提升。同时上海市普教科研共同体内部组织也积极改造与开拓，广泛建立双向或者多向的交流与协作，产生大量的教改实验基地学校、研究学会、协会等等，丰富了整个共同体网络的生态和其积极的内涵。

6．学校教育科研今后发展的思考

学校教育科研发展是上海普教科研的“重中之重”。上海学校教育科研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大量成功经验，目前正处于一个高原阶段，应该在“大、强、活”中，搭建起新的发展平台、创设出新的发展机制。

“做大”学校教育科研，并不是简单地放大学校科研的课题。课题可以“以小见大”，但问题解决的思路、对策应该从大处着眼。对学校科研来说，只要能切实解决学校发展的实际问题，课题本身的选择和开展其实是没有大小之分的.

但是如果把学校教育科研看成是学校发展的大局或者是上海教育事业上新台阶的全局问题，那么“做大”就需要体现在学校的覆盖面广、参与的人多和课题的宽泛上。科研绝不只是好学校、好教师的专利，普通学校、普通教师更需要通过科研提升自己的水平。在课题的选择上，必须打破已经做过的就不用再做的狭隘观点，因为大量学校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还没有真正弄懂，课题的选择具有无限性。

“做强”学校教育科研，一是指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科研的地位，牢固树立“科研兴校”的观念，向科研要办学质量，要办学效益。二是在学校教育科研中突出重点，抓住问题的本质，“强”应该体现在科研到底为学校发展解决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多少思路，体现在科研是否真正提升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水平，成为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做活”学校教育科研，应该是一种机制的创新。上海现行的学校教育科研课题立项，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招标和自下而上的申报制度，这些制度有利于课题的规范立项和经验辐射，但学校相互之间缺乏共同攻关的意识，也没有建立同类课题资源共享、合作研究的机制，在一些共同研究的问题上，如对二期课改、生命教育等重大研究，各区内部和跨区联手上都有待于形成必要的合力。当前应该尽快建立全市范围同类课题的合作平台，打破学校、区域的封闭，打破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学段之分，形成同类课题的序列，促进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只有机制“活”，才能研究“强”，只有研究“强”，才能成果“大”，真正反映出上海学校教育科研的高水平和高质量。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25年过去了，上海普教科研硕果累累，基层第一线科研热情高涨，广大教师在科研中迅速成长，学校在科研中兴起，开创出上海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在未来的探索中，我们不仅将改变一个客观的现实世界，同样也需要改变和发展我们自己。上海普教科研绝不能停留在现有水平上，停留意味着倒退，前进需要创新，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成为一名优秀的研究者。面对共同的愿景，上海普教科研将再创辉煌，上海基础教育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

注释：

①参见《面向21世纪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

一流基础教育六大内涵：

内涵之一，用先进正确的教育思想观念指导一流基础教育的建设；

内涵之二，未来的上海市民享有高标准的受教育水平；

内涵之三，精简和高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内涵之四，注重全体学生素质发展的教育教学体系；

内涵之五，形成全社会关心和参与基础教育的大教育体系；

内涵之六，不断开展基础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形成上海基础教育的对外开放格局。

一流基础教育“三步走”发展战略：

第一步（1996-2000），初步构建素质教育运行机制；

第二步（2002-2005），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区域化建设；

第三步（2006-2010）全面推进中小学建立现代教育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