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卓尔美:讲逻辑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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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年07月28日 09时26分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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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谈起逻辑,有人可能会给出两个判断:一是逻辑很重要,二是中国人自古不注重讲逻辑。
有理走遍天下。讲逻辑,就是讲理。西方主流观念认为,上帝用逻辑创造世界,人类用逻辑认识世界。例如,维特根斯坦说逻辑是类似于上帝意志的东西;爱因斯坦说逻辑是造成西方科技日新月异的根本原因。中国学者严复则强调逻辑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中西方学者还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中国人自古不讲逻辑。爱因斯坦认为,“中国无科学”,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无逻辑”。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而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中国的一些著名学者也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但事实上,中国古代没有经济学,不等于没有经济;没有逻辑学,也不等于不讲逻辑。王国维说得好:一切吾人,其得推理之能力及习惯,实远在闻辩学(即逻辑学)之名以前。较为符合现实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古代人是讲逻辑的,只是与西方人相比在程度上有些逊色。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逻辑,就没有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就没有进步。那么,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又该作何解释?
在我国,无论以往还是现今,不讲逻辑的情形的确多有发生。常见的错误是自相矛盾。金岳霖曾经指出,“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这个谚语有问题,因为既然“金钱如粪土”,朋友也就一文不值。缺乏缜密推演和论证的现象也很普遍。张岱年就指出,中国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中国思想家并不认为细密论证是必要的。先说古代。孔子主张,“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对此,有人就提出质疑:从逻辑上讲,父亲如果正确就没必要改,如果错误就没必要再等三年。我则以为,孔子所界定的“三年”这个时间长度主观随意的成分有点多,改为“两年”或“四年”,似乎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再说现代。改革开放之前有种说法:八亿人民,不斗不行。对此,有学者就指出,按照逻辑要求,如此主张之后,还必须把斗与不斗的各种情况全部罗列出来:人数在多少以内可以不斗,不斗的原理是什么;人数达到多少之后就必须斗,必须斗的原理是什么。就像科学家对自然水进行反复研究实验之后得出结论:在正常气压下,摄氏零度是冰点,摄氏一百度是沸点。
讲不讲逻辑,结果大不一样。在个人层面,讲逻辑就是讲道理、有条理,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在社会层面,讲逻辑就是照章办事、依法治国,这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前提条件;在决策层面,讲不讲逻辑则关系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国家的成败与兴衰。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党在决策过程中重视讲逻辑:论证充分,考虑全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调查,是一个归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更是一个把握客观规律、力求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过程。《毛泽东选集》中的许多文章,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等都包含着缜密的分析,表明作者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小康”目标。根据这一构想,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以定量分析为基础,经过了缜密的论证。其主要统计数据支撑为: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持续保持在8%左右,10年可翻一番;而如果年均增长10%,7年就能翻一番。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战略部署的科学性和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