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继限界顶点小说:行政之手调配资源: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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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之手调配资源: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

刘玉海 北京报道 2011-03-18 23:05:42  评论(0)条 随时随地看新闻

2. “‘城市病’是发展理念造成的”

记者:同样是大城市,为什么有的城市会辐射到周边,形成成片的经济繁荣区域,而有些反而造成了周围的贫困,是什么造成了要素资源的单向流动?

李铁:并不是造成了周围的贫困。举个例子,长三角靠上海辐射,取决于上海本身比较早的时候就是个工业城市、经济中心,辐射的比较快,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带动了浙江江苏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大的城市群。

上海的辐射,取决于这个城市原来的布局、政治和经济地位。北京是个政治中心,工业本身就比较少,因此它的辐射能力比较差,而它的行政管制又比较强。所以,一个特大城市的经济能力和经济结构,导致了其辐射能力的差距。

记者:“城市病”主要有哪些症状?这些症状,哪些是必然出现,哪些是偶然的?哪些是阶段性存在的,哪些是将长期困扰城市的?

李铁:有了城市就有了“城市病”——只要放开城市的布局管理,只要有了就业机会,只要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这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这个必然规律就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将会有富人、中等收入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甚至大量城市贫民,大量城市贫民就一定会带来城市景观、城市管理、城市形态方面的一些问题。

有的城市在快速发展中,管理跟不上发展,出现管理缺位,从而会造成一些“城市病”。中国在30年的发展中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城市化过程,而且我们还限制人口,其实我们的“城市病”相对很多国家来讲,并不是很严重。只是我们的要求太高了,我们总是拿发达国家作对比,总觉得经济发展这么快、收入增长也快、城市形态变化也快,我们的各项公共服务也应该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更何况,我们现有的政府体制,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形象工程、表面工程,也就没有能力解决城市内在的基本生活服务和就业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城市病”,是城市发展理念造成的。

西方所有城市的自来水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北京到现在还没完全做到。这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大量投入表面工程,比如长安街,拓宽路面就花了很多钱,而我们地铁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造成了大量公共交通拥挤。

更多的钱投入到政府办公楼、城市中心区的建设,而忽视了城乡接合部的管理;另外,我们还限制外来人口居住,对外来人口管理的缺位造成了很多问题。这都是中国特色城市发展中比较集中存在的一些弊病。

3. “公共福利差别是解决户籍问题的最大压力”

记者:检视城市发展史可以看到,吸引外来人口一直是城市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原因,但现在有些城市因为人口的压力,变得比较保守,甚至继续强化已经遭到批判的户籍制度,您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李铁:户籍制度是我国改革面临的一个最严重问题。北京现在有两千万人口,但户籍人口只有一千多万,户籍人口已经享受公共福利了,就不希望这么多的外来人口来同样地分享公共服务和城市公共设施。正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没有及时放开户籍限制,造成了很大的城市人口利益固化,这种利益固化又造成了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它不仅排斥了城市人口,也排斥了跟这个城市公共服务不相匹配的城市的人口——比如说,北京户口只能和上海互换,但是它跟地级市、县级市,甚至一些省会城市都不能互换。原因就是公共福利的差别。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几个官员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对外来人口的排斥。现在改革最难的是,利益一旦固化、形成群体的利益,就变得非常之难。

记者:一个城市必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治理能力,或者说公共服务能力,城市越大,对治理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您认为在城市治理能力方面,中国的大城市目前做的如何?

李铁:目前都在逐步的改善,出现的问题,更多的得到了解决,毕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决了这么多问题。但这种治理能力也是通过压低土地的价格、限制外来人口进入、通过大量投入城市公共服务来解决的。

记者:在西方发达国家,市民一直是城市发展的主体,而中国目前城市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这会不会导致违反城市发展规律的情况出现?会不会造成对市民个人权利的损害?

李铁:中国城市的治理,有自己的规律。中国城市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对农村、农民的剥夺,很大程度上通过低价侵占农民的土地,用“土地财政”来解决城市发展的投入、扩大城市发展的空间,受益的是市民。这是整个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