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全球出路与中国特色

日期：2011-03-02 作者：屠启宇 来源：文汇报                      
    □屠启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
    
    在上海举办世博会期间，曾经有过关于世博主题的小议论。认为中文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没有完全准确表达英文主题“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意蕴，难道乡村就不能让生活更美好？难道城市化就是唯一出路？这些疑虑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城市与乡村这两类人类居住方式在未来全球发展中的作用。
    
    而当环保、生态、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相继成为世人的关注焦点，乡村生活方式被认为更接近自然而重受青睐。即使很多人事实上无法选择乡村生活，但仍心向往之。而城市作为人造的钢筋水泥而多受诟病。那么在谋求人类与自然母亲的和谐共生方面，到底应当归去何方？答案实际上早已确定：城市化。
    
    乡居生活并非不好，西方社会有种讲法——“富人是住在林子里的”，而以今天的全球人口，地球母亲已然负担不起这份奢侈。人类只有选择有利于更为高效利用各类资源的居住方式，才能避免崩盘。相对乡村，城市意味着人类的高度集聚形成规模，使得有利于资源高效利用的大量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能够达到投入实用的最低门槛规模。因此即使是在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态意义上，城市化仍是唯一的出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命题成立。
    
    作为人类在其居所方面仅有的两种选择，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已然不完全可以引申为生产方式的差异，今天人类居住在乡村但并不必然从事农业；也同样不完全可以引申为发展水平的差异，发达国家的城乡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基本趋同。城乡的差异，主要在于空间上的人口集聚程度。因此，国际公认的城乡空间界定方式就是依据单位地域范围内的人口密度。
    
    当讨论保护环境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如何在资源有限、人口更多的情况下，绝对减少或相对减缓对地球母亲的索取。以降低生活品质为代价，回到自然状态，当然不是可取的方式。于是唯一出路就是控制“进口”——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严把“出口”——减少对环境的排放。设想一下两种情景：一把人类相对均衡地分布在全球，叫作乡村；二把人类相对集中的分布在若干点，叫作城市。哪种情景下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高？哪种情景下创新绿色技术的应用更具市场可行性？这道选择题估计谁都能做。
    
    城市化除了通过集聚效应提供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还有其它效应在发挥作用。无论是正面效应，诸如城市中妇女地位更独立、受教育更多；还是负面效应，诸如城市竞争压力更大、生育成本更高，总之导致了城市相较乡村远低的妇女生育率。于是城市生活，在人口总量意义上，为遏制人口增长，减少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作出了贡献。
    
    当然城市化还有诸多纯粹的负面效应，而且往往同样源自于集聚、过分的集聚。比如为所有城市人痛恨的交通拥堵、空间狭小拥挤、空气乃至整体环境质量低下。但显然，这不是不可解决的。上海世博会英文主题“Better City ,Better Life”就是致力于解决这一层次的问题。
    
    总之，是到了为城市化正名的时候了。城市化本身并不导致环境压力，造成环境压力的是人类。只要人类规模持续增长（联合国人口基金预测未来40年全球人口还将增加22亿），且人类的发展方式不予以改变，环境压力就不会减轻。而城市化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生产和文化方式，提供了如下的可能性：人口增长得以自愿而非强制的控制；人类发展方式得以加速转变。
    
    城市化在中国还存在一些特殊性。本版《新科学家》文章已然指出了其中一条。科学家发现在多数国家里成立的一条规律并不适用于目前的中国,即城市居民碳排放量低于国民平均值。中国城市人均碳排放高出乡村不少。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城乡存在着很大的发展差距，中国的城市已进入了较高生活水平所带来的高物质消耗阶段，这抵消了城市集约化所节约的资源和排放；而中国的乡村仍总体处于相对低的发展水平，消耗少当然排放也就少。而当今世界所追求的绿色低碳则是指高发展水平下的低消耗、低排放。显然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尚未进入这一轨道。所以说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实实在在的需求，每个中国人都要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据联合国人居署和亚太经社理事会联合发布的《亚洲城市状况2010/11》，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7%，预计到2020年将达55%，还有1.5亿中国人将在10年间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转换、身份转换，这提示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引领经济增长的门槛节点，未来10年是中国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
    
    那么城市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实际上对此并无科学的定论。科学上统计“城市化率”是根据城市人口占全体国民的比例来统计的。在中国如果按照城市户籍人口来统计，显然将大大低估城市化率，比较科学的是按照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来估算。那么按中国各城市常住人口来合并计算得出的城市化率就能够准确代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吗？答案仍是模棱两可的。形象的讲法是：农民上楼了，并不代表着转身就成为市民。城市化除了人口涵义、空间涵义，还有经济涵义、社会涵义和文化涵义。从后几层涵义看中国的城市化，当前47%的城市化率中还大有水分。比如根据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市状况2010/11》的统计，在过去的十年中，6530万中国城市人口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但2010年中国城市中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比例仍占到28.2%，比同期的印度还高0.1个百分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新的“元年”。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将主要在于解决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转换、身份转换之后的工作转换、行为转换和心理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