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花茶价格: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大侠尼采：麦克白的隐秘思绪

　　按：这是去年写的几篇博文的汇总，加了个可爱而颇具隐喻的题目，依然带有很多偏颇和近乎偏执的呓语，现在读来令人发笑，但连起来一读似乎也有那么一点韵味，至于是什么，读者自知，特别是最后推荐的一篇博文，更是感情深沉，读来令人荡气回肠，血脉喷张，识者自知。

　　（1）一个结

　　一个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我不看。

　　一个无条件放走1000名日本战犯的政府，我不要。但我还是苟延残喘，待在这儿，任由空汹汹的心被烈火炙烤。我失语好久了，精神因思想的贫困而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我站在此处，任由时间的车轮在我身上碾过。我拿不出好东西来招待我的客人，只能一步步沦陷，下降，最终来到这炙烤着国民的巨大愤懑的熊熊火炉之中。一个穷得只剩下钱的国家还能有什么未来吗?有病的灵魂啊，何处是你眺望的窗口？

　　时间回溯，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黑洞，膜宇宙，平行时空。。。（科学只有开始没有终结）

　　历史只是重重帷幕，遮住了清朗的天宇。

　　文明在暗处抽泣，智者蹲踞在平民窟中为大众的狂欢轻声叹气。哲学家在屋顶做操以免于压抑。

　　一切还是如此，永远如此而无力改变。行动的意义消解了，整日以看电影麻痹自己，娱乐至死。

　　我在与不良嗜好，劣根性，僵化的思维的决斗中败下阵来。只剩下一个空壳。一个非我。但的确是真实的自我。什么都能伤害到我，因此什么都不能真的伤害我。做个看客，无所事事，在无聊中度过生命中的黄金岁月。多么巨大的浪费啊，多么令人无力，巨大的，如山的重负在期待，要求，但你还在轻飘飘的娱乐中淡化自己的使命。欲望与金钱的诱惑与人的思绪如此地紧密纠缠。你还想要求什么，你还能做些什么？在时间过去的恐慌中，在无聊的厌憎中，在自我鄙视的耻辱中，这些都是多么地真实啊！我知道自己错了，承认错误如此艰难，但错了就是错了，船已经驶离港口，到了汪洋大海，风暴迭起，要找到另一个新大陆的希望变得微乎其微，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彼岸犹如天堂的入口，你怎么用力也是触摸不到的。

　　只是一个结。

　　死结。

　　（2）无言的结局

　　转变观念，重估一切价值。这一切都在走向反面。革命吞吃了自己的孩子。

　　现实的困局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社会正在大面积的溃败。

　　30年的经济改革，穷奢极欲般地将中国推入新一轮的深重灾难之中。这个不信神只崇拜权力的国家即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文化沦落到成为点缀门面掩盖罪恶的遮羞布。资本的原始积累带着赤裸裸的难以愈合的伤口形成一个巨大的愤恨的黑洞。中产阶层的分化正在急速催生新的革命的火种。该跑的跑了，该留的继续迎合下层劳工的口味变得更加的忿忿不平。整个社会正在急剧左倾。专家学者的声音日益萎靡不振，社会的正气在急剧下降。后集权国家的弊病正在日益显现出来，民众正日渐失去耐性变得更加地盲从和残忍。这个世界正在逐渐被黑暗残暴的邪恶所掌控。

　　负面的情绪在累积，负面的新闻报道在加速催生新一轮的机构溃烂。灰太狼的那句“我会回来的”犹如还乡团的疯狂报复正在羊群中造成极度恐慌。流氓主导了一切，社会正义力量正在被大面积分化歼灭。社会的癌变细胞正在聚集，疯狂吞噬健康细胞，破坏整个防御阵地，摧垮脆弱的免疫力。

　　在此过程中正在催生一个又一个神话和传说，社会的怪胎正在肆无忌惮地招摇撞骗，疯狂的濒临绝望的国人一个接一个自高楼坠落。残忍地杀害他人或残忍地杀害自己，这些败类正在挑战一个又一个人类生存和人性的底线。妥协或者不妥协都毫无结果，一切都在辉煌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局面下被和谐了。公平和正义寸步难行。在特权阶层连带黑社会的强力控制中保持一个万马齐喑的超稳定局面。但在底下，却潜流涌动，暗暗聚集着源源不断沸腾的岩浆。

　　我们还将承受多久？我们还将承受多少？

　　一个无言的结局。持续将怨恨与不公反哺给社会的结果就是：社会正在将这些恶心的呕吐物制作成一道道美味可口的甜点，直到每个人都被噎死为止。

　　（3）无题亦无解

　　行动的意义在消解，

　　英雄落寞，美人迟暮，

　　空留遗憾和悲哀。

　　分崩离析的现状，

　　导致整个社会的消化不良。

　　中国人在走向世界——

　　以完全无耻无赖的面目。

　　自我牺牲的高昂代价换来——

　　短暂的和平，

　　即使这种和平也以族群分裂的可怕后果在制造——

　　新一轮的内乱。

　　盲目建设以破坏的巨大力度重塑着——

　　国家的政治和文化，

　　特权阶层持续腐化，

　　财富的累积只是以奢侈浪费的形式制造

　　——半殖民地的经济。

　　人们只是短暂驻留在——

　　这块流动的国有制盛行的国土，

　　很少有人珍惜自己的土地和建筑，

　　空泛的国家概念正在日益掏空国民的财富。

　　没有一种强有力的信念粘合——

　　国民脆弱的自信心，

　　一切都是得过且过。

　　有病的人啊！

　　何处是你驻足之处？

　　一切纠缠不清，

　　要么是幼稚无聊，

　　要么是脆弱无知。

　　深刻的思想也变得浅薄——

　　娱乐至死。

　　有几次仿佛看到了出路，

　　但星光暗淡，

　　不久又沉入巨大而无边的黑暗中去了。

　　社会转型期间会制造不少的怪胎，

　　我仅是其中之一，

　　国民的劣根性在我的内部发酵，

　　外部却维持着一种疏离的假面。

　　量子层面的轻微扰乱导致行为的无序状态，

　　在深层次改变身体的结构和功能。

　　还会剩下些什么——

　　一个巨大旋转的银河系黑洞，

　　将完全摧毁物质的脆弱组合。

　　(4)善与恶的彼岸

　　“善与恶的彼岸”。——尼采

　　尼采先生的语言风格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但愿我没有被他吸干。我总是不断走入迷雾与误区，难以克制自己上瘾。完全的信徒标准相。故弄玄虚的我，附庸风雅的我，其实只是虚空。错误与盲目贯穿了我的半生，脑子清醒的时间加起来只有那么两三天而已，美好的记忆伴随着被禁锢的心灵的短暂解放。爱默生的一本白皮小书，在那个十八岁的夏天给我生命的启迪，那时我一袭白衣，经由运动而来的青春活力，《论自助》中的一句"天道总酬勤"使我感动莫名。理想总让人心烦意乱，被理想带离的现实晦暗不明。一连串作家的名字让我无地自容：徐志摩，周作人，郁达夫，泰戈尔，，，读书时代的精神错乱经由这些人的导引而悸动不安。只证明成功只是极少数，失败的犹如那些大海中亿万的鱼卵，被优胜劣汰的环境所吞噬。

　　存在主义的激荡证明二次大战的阴影绘制了人类自我拯救的巨幅哲学画卷。而九十年代的我却经由政治改革失败后的暗淡背景异乎寻常地接触到这股潜流。大脑中的量子结构开始变得不再稳定，精神崩溃是迟早的事。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的短暂“文艺复兴”使我受惠匪浅，但最终证明对我居然是一种可怕的阻碍。无限下降的可怖远景，理想幻灭后的苟延残喘，一切经由存在主义而走火入魔。犹如腹泻一般，我经历了我的青春期。日子过得多么地艰难啊！隐秘的反抗不等于反抗，只是可耻的妥协和投降。谈论这些几乎毫无意义，但我不奢望改变。犹如地下的鼹鼠，来到阳光烂漫的地上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我失去工作能力太久了，我几乎不能谈论自己的工作，更奢谈使命了。每日麻痹自己，不是音乐就是麻将，不是赌博就是女人。在辉煌的经济增长中我日复一日的萎缩与怨恨，我彻底蜕变了。黄金十年（2000——2010）我一事无成，但我经由蜕变成了一个女人的丈夫和一个女儿的父亲。而原先我从未想过我会结婚，对自己过高的承诺使自己耗尽了青春。我终于跌跌撞撞地走入现实：声色犬马，娱乐至死。

　　乏善可陈——乏味的生活和自我厌恶，只是一副可耻的嘴脸。不久我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一套破旧的房子，在一种被招安的心态下继续自己隐秘地自我搏杀。就像害热病一样挨过了20岁到30岁这个黄金十年。你问我，你还有什么出息呢？是啊！你不是感到万分的羞耻吗？你不是在赌博和失败的恋情中浪费了所有的时间和金钱，以至于现在的你是一支垃圾股了吗？在贪欲与攀比的氛围中，你不是再次改变了立场，成了房子的奴隶，金钱的奴隶了吗？现在除了人没死之外，其余一切不是已经僵硬了吗？革命吞吃了自己的孩子，重估一切价值成了萎靡不振的借口。

　　但我还没死，阿Q精神还在。我试图保存自己的形象，虽则在现实中形象已经碎裂。失败的总是大多数，而成功就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的意思是：当你无法满足于现状的时候，你就会以另一个理想状态下的自我作为投射，其实那个理想是个虚无，而只有参透了这个虚无，你才能最终实现自我。

　　行动的时刻到了，

　　请别懈怠。

　　思想是现实，

　　行动就是未来。

　　“善与恶的彼岸”。

　　那就是——

　　超越自我！

　　(5)历史的真实开端

　　我的欲望无餍足，我的思维已僵化。每天看着大街上人来人往，只是成了一个孤独的看客。厌恶。深深地厌恶，还有就是厌倦。厌恶一切，厌倦所有。虚无的黑色帷幕徐徐拉上，现在只剩下日益萎缩的大脑，在外部世界的骚动中慵懒的颤动。我已上瘾，对绝望与虚无上瘾，一切都是虚空，一切毫无价值，一切毫无意义。黑暗，深沉的黑暗笼罩了我的心。魔鬼已经附身，邪恶降临，可怖的远景，崩溃，无力的挥动双手，百无聊赖地耸耸肩，然后深深地叹出一口气。然而生活还在继续，耻辱感还在加添。举目所见只是荒凉与疲惫，厌世者的眼中只是灰色与死水。时间在过去，青春在荒废，生命在失去光彩。疲惫，深深的疲惫带着死水般地心田度过无聊的一天又一天。

　　没有人知道，最好没有人知道。只是一个秘密。隐藏的剧毒的蜜汁何时才能给予我致命一击。这个隐秘的偏执的自我，这个人格分裂的自我。形象在碎裂，面具变得僵硬，暴虐的精神世界在期待一场革命。至高体验之后的落寞，现在浮游在邪恶的深深水底。毫无经营的人生显出触目的丑陋和苍白。哲学，科学与艺术的短暂交集，现在只是对你深深的讽刺而毫无助益。如何战胜内心的深深自卑与厌恶？或许自认为无价值而失去自我？社会深刻转型当中的蜕变？心灵的煎熬连同巨大无形的集权主义的阴影所造成的沉重心理负荷？

　　维特式的烦恼？追逐名利失败后顾影自怜？只是厌倦，深深地厌倦——所有人，所有事。世界还在周围骚动，人声鼎沸。时间流逝，我坐在此地化为一块顽石。固守崇高所要付出的就是失去一切，收获邪恶。物极必反，一切还是一样，时代在反复震荡中再次走入晦暗不明的状态之中。

　　一切还要继续多久？不耐烦是普遍的感受。浮躁的世界终会迎来一场惨烈的战争，到时谁也无法逃离，每个人都会成为一场革命的牺牲品，或许那才是历史的真实开端。

　　附：(大侠尼采按)对有关日本靖国神社供奉军国主义战犯一事我的看法是：日本人还没有醒悟过来，没有像德国人清算希特勒那样彻底，原因有多方面的，主要的一点还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争气，打起了内战，迫使我们无法去改造日本的国民性。同时和二战中中国最大的恩主美国翻脸，打了一场不义的战争——韩战，充当金日成这个走狗的打手，并甘心被苏联斯大林狠狠地利用了一把，结果是中国人受损最严重。毛的忘恩负义与厚颜无耻造成两岸难以愈合的伤口，（当时毛一人执意要开战，就算牺牲一亿也在所不惜，可与日本的一亿玉碎相提并论）并迫使美国无法彻底清算日本战犯，使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老大。当然其中有意识形态作祟，当毛本人难辞其咎。所以有关靖国神社一事，主因在中国人自己不争气身上。亚洲帝制国家没有切断专制主义的老根，没有像法国这样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在这件事上，毛也有极大地最大的责任，正是因为毛放过了溥仪和日本战犯（在辽宁旅顺战犯集中营），像这样的事令人极其愤慨，屠杀过中国军民的战犯竟然全部被毛放回日本国内，至此此类战犯依然在日本国内大肆宣传鼓动，因此也给日本的正常发展埋下了非常深重的阴影。此类杀人成性的恶魔被毛放回日本国内，实际上就是最大的罪恶，无论是对善良的中国人还是正直的日本人（从此中日关系将永远如履薄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毛犯了不可饶恕的阻碍世界文明进步的天大罪孽，可与希特勒，斯大林相媲美。有关中国人释放日本战犯的资料请参看这篇博文，庶几会有一点新的认识。

　　【转贴】无条件释放1000名日本战犯

　　本文章作者为:萨沙

　　首先需要申明，这个帖子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只是客观说明一段历史。

　　1950年7月18日，一辆特殊的国际列车从苏联边境驶向中国，列车上有969名日本战犯。

　　他们都是1945年苏联攻打东北以后俘虏的日本高级军官。经过审问，没有什么罪行 日本军官已经遣送回日本，而这些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老毛子作为中苏友谊的产物，无偿交给中国人处置。

　　这些战犯是从乙等战犯到丙等战犯，他们在车上还不知道苏联把他们送往中国，因为苏联人骗他们说，可能把他们遣送回国。

　　结果这些人到了东北，被解放军押解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以后。他们看到战犯二个字大多说当场就大叫大闹起来。

　　这些人非常清楚，“战犯”与“战俘”不同。“战俘”迟早会被遣返回国，而“战犯”则要接受战争审判，承担战争罪责。

　　之前，号称民主宽容的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都毫不客气的各自处置了几百名乙级或丙级日本战犯，其中许多人被判死刑，当场处死。

　　这些日本战犯没有一个不是沾满中国人的鲜血，他们的罪恶比起在非率并，马来西亚的日本军人要严重十倍。他们知道自己很难逃得一死。

　　在他们之前，还有140名在中国捕获的日本战犯已经被关押起来。

　　按照一般规矩来说，这些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应该当场处死（凌迟都算轻的）或者无期徒刑。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

　　一。日本战犯罪大恶极

　　根据调查结果，在抚顺管理所监禁的969名日本战犯杀害的平民和抗日联军，不仅数量多，而且其手段也更恶毒。为证实战犯们坦白的罪行，进行的实地取证结果表明，日本战犯的罪行包括杀人后吃人肝、脑浆等等，真是令人发指。

　　以下是随便找个几个，全部罪恶至少要写五六万字

　　1。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名炊事员在院里正巧碰上了曾杀害过他父母兄弟的仇敌。有一名日本战犯在操场被两名炊事员截住了。其中一人指着他喊道：“你给我站住，今天是我报仇的日子。”二人上去准备把这个日本人当场打死，结果刚打了几拳就被正路过的一名护士拦住了。这名战犯站挨了打却不敢还手。不一会儿，翻译走过来向他说明了刚才炊事员为什么冲着他发火。他听了之后，吓得脸色苍白。

　　那是10年前，即194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担任日军第59师第111大队分队长的他领着部下到山东一个农村，强行要求农民们交新割的小麦。日军已多次掠夺过，农民手里已无小麦可交了。他看农民们谁也不开口，下令把全村老少全部赶到村东头池塘边，枪杀后把尸体抛进池塘中。那时管理所的炊事员才10岁。当时他一家人全都被杀，他是躲在墙脚下才幸免于难。他亲眼目睹了父母死在日军刺刀下，还看见小姐姐被日军强奸后被刺刀捅死的惨况。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个日军分队长凶恶的脸。他记住的那个杀人恶魔就是眼前的日本战犯。

　　2。战犯永富博在扫荡中，竟把刺刀插进村民的口中，刺穿喉咙、割下村民的舌头、敲掉他的全部牙齿，然后用石头砸开其脑袋的。

　　3。战犯　大河原孝一回忆：我在山东作战时，直接杀害过手无寸铁的农民，我永远也不能忘，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一个很好的人，杀他没有理由，就是命令，旁边还有很多比我年轻的士兵，我不能表示软弱。那个人一定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我不知道。

　　4。战犯绵贯好男说：大概是在1945年2月，在中国的南方，我们把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大约3万人集中在一起捆绑起来，每个士兵分配八九个中国人杀死。这是我经历的最残酷的一次，情景惨不忍睹，那是3万人啊。

　　5。战犯 藤田茂，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是35名将级日本战犯之一，他命令部下以活人作“刺杀活靶”进行“试胆训练” ，理由是“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这些还是中地层军官的行为。高级军官的罪恶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但是他们屠杀的义勇军和抗联战士就有数十万人之多。至于残害致死的老百姓无法统计！

　　这些日军是披着人皮的一群野兽。许多证人讲述的日军犯下的罪行，使负责取证的工作人员增添了无比的仇恨。有些平时性格非常温和的人也甚至要当场殴打这些混蛋，被同事制止。

　　这些战犯罪行之多，导致他们的卷宗，每个至少有一尺厚。经上级批准，工作团破例将卷宗交给战犯本人看，有问题和疑问可以提出来。郭春来说：“这些日本战犯以前随意杀戮中国人，对‘犯人’严刑拷打，现在我们审讯他们，完全靠事实和证据，别说毒打，就是一个巴掌也没有打。这样缜密的工作为审判成功奠定了基础。

　　相比起来，日本人对苏联人在二战中没有什么大罪。他们早期在外蒙和苏联作战还是惨败告终，后期还和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在苏联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进攻它。

　　但是，苏联把俘虏的六十万日本关东军全部武装押往西伯利亚严寒地带强制劳动六年。

　　二。没有丝毫立功表现

　　可以说，这些人的行为连个及格都算不上。

　　刚进看守所的时候，他们就扯下贴在墙上的《管理条例》，用脚践踏，高唱日本军歌。

　　之后，他们经常的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 。还有人拒绝吃一般的粮食，要求吃好粮食，不给他们就故意浪费粮食。至于政治课日本人极为反感，拒绝参加，有些人甚至为不听教导用筷子捅聋自己的耳朵。

　　进看守所的时候没有一个战犯认罪！后来少数人为了争取早日释放曾经装出一些积极，这和伪满的战犯都差不多。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直到被释放，也不认为自己的罪犯。而是把所有罪恶都推给战争。

　　相比起来，在苏联西伯利亚的日本关东军在泥炭开采场，木材场等重体力工作，他们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

　　为苏联的初期建设起到一定攻陷。

　　三。莫名其妙的优待

　　周恩来总理专门做出了认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教化的指示。根据指示要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将其进一步细化为：要把战犯改造活，不是改造死；要严加管理，但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绝不能殴打、谩骂和侮辱；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抚顺看守所就是日本人建立的，内设绞人场、停尸房，3000平方米的运动场就是由杀人场改建的，能关押1200人左右。在这里面摧残屠杀过大量的中国抗日勇士，而且手段极为发指。

　　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通道上、牢房里，让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桌子上当装饰品……

　　除了不能虐待以外，刚进来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战犯自杀未遂。看守所的所长居然为此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无语了！

　　除了打骂以外，生活上也受到优待。由于这些人已经被苏联人关在西伯利亚虐待了五年，普通身体瘦弱，都有疾病。

　　我们呢  那个年代的生活非常差，一般的中国老百姓和军人能吃到粗粮就不错了。但从一开始，管理所就给战犯们粗粮细粮搭配着吃。不过，战犯们还不满意，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然后发展到绝食。后来周总理下了指示，给战犯吃细粮，还要抓好营养工作。这样，我又多了一项工作――给战犯当营养师。每天多少维生素，多少蛋白质，都要仔细搭配。

　　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前日本战犯绵贯好男只有48公斤重。他告诉记者，从西伯利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短短半年时间，他的体重由53公斤猛增到63公斤。

　　公安部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分别供应尉级以下、尉级、将校级战犯。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吃“瓜菜代”，战犯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1960年左右，管理所为操作方便，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

　　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教员崔仁杰对记者说，“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什么世道！这些畜生不杀就算了，还能这样。就算优待也不应该超过一般中国人水平！

　　据日本自己的历史记载,日本关东军一共在苏联服刑期间死了六万五千人.死亡原因主要是天冷,日本人吃的穿的又差.而且一天到晚做工.之所以只死了这么几万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际大赦组织的原因，有些日军临时征召入伍（关东军在和苏联作战前曾经临时征召10万日本侨民）的老人和少年一年内就被遣送回国。可见死亡率是很高的.

　　四，全部无条件释放

　　整个调查取证工作结束后，首次确定的起诉对象是107名战犯，因为这些人罪大恶极。所以看守所方面虽然已经接到上面宽大处理的命令，但是其中70人被列入处立即极刑名单。

　　1955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谭政文检察长和孙明斋所长将起诉名单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听取报告之后做了指示。他说：“我们处理日本战犯的原则是，一个人也不杀，一个人也不判无期徒刑，罪大恶极的人必须判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

　　1956年4月29日，管理所通过广播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主席令。当宣读主席令的金源少校读到“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时，战犯们激动地欢呼雀跃起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中，中国政府决定仅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3批对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国给苏联一份关于处理日本战犯问题的备忘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共有１１０９人，其中９６９人是苏联政府在１９５０年７月移交给中国政府的，其余１４０人是由中国政府逮捕的。这１１０９人中间，历年来先后病死了４６人，当时关押的实际人数是１０６３人。”

　　关于中国放弃起诉日本战犯的原因，这份备忘录中有清楚的解释：“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１０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根据宽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中国政府认为在目前国际形势情况下，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更加走向缓和。

　　五。除了高层没有人接受

　　1955年在接受周恩来指使以后，谭政文检察长和孙明斋所长返回抚顺后，召开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共900余人参加的大会，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宣布党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一个也不判死刑后，会场内一片哗然，有的人当即站起来，严厉要求党中央立刻改变决定。不仅一般干部战士不能接受，就连一些高层领导干部也想不通。

　　由于几乎是一致反对，  谭政文检察长带着工作人员的意见，再次进京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干部群众提出的种种意见，并提议中央改变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

　　周恩来总理听了谭政文检察长的汇报之后沉思片刻。他说：理解干部和群众们的心情，但是党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

　　之后，中共方面向全世界发表声明。

　　谭政文检察长回到抚顺后，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指示。但是多数干部仍然不能接受党中央的决定，不过党中央的仍然必须无条件执行。

　　而一般的战士仍然不服气，“我们含着泪工作，瞅着他们吃的饭菜心里很气愤。”齐亨隆老人当时负责战犯伙食的采购。

　　没有宣布无条件释放的时候，  厨房最多时有十几个炊事员，工作人员大都不理解为何如此优待日本战犯，对于将来如何处理他们也都心里没数，有人一边做饭一边猜测“喂得胖胖的将来枪毙的时候才够劲”。

　　六。所有战犯财产归还

　　离开战犯管理所时，战犯们交给管理所保管的私人物品，大到金银玉翠、小到半截火石，总共98042件，一件不少，无一损坏。就连被战犯丢弃的一颗废金牙套，也归还本人。

　　苏联人呢？

　　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专列押送至坦波夫市。苏联市民用把他们抢了个精光，女市民多尔格娃回忆说：“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几天，日本人刚下火车，来到站台，所有人立即向他们扑去，抢夺东西，一会儿，他们就只剩下裤子了。”日军战俘投降之后准备前往俄罗斯时，随身大包小包带了许多好东西，如轻飘飘的毛垫、枕头、几身换洗的睡衣、暖和的棉袄棉裤、新奇的彩照、画笔、颜料等，甚至还带了许多包做米饭用的调料，全部被抢光。

　　苏联押车的士兵看到这些场面不但不阻止，还哈哈大笑。

　　结尾语，其实中共处于地缘政治考虑。希望通过释放战犯，缓和和日本的关系。同时博得仍然控制日本的右翼的赞赏和支持，来抑制美苏在东亚的霸权。以上这些都没有错，关键在于手段有很多种。该杀的还是要杀，该放的放。

　　日本民族历史个人也颇有一些研究，这个民族眼中只有强者，你所有的委曲求全在其眼中都是弱者的行为，不会打动他的。

　　你看看现在日本右翼的猖獗，我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当年1000个战犯的卷宗呢，为什么不能解密公开，让日本青年搞清楚真相。

　　我们对待日本人优待，对待汉奸和国民党中小战犯又是如此残忍？

　　外残内忍要不得！

　　日本战犯的名单如下：

　　1．武部六藏，1893年生于日本石川县，历任关东军总长、日本企划院次长、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

　　2．古海忠之，1900年生于东京，历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财务处特别会计课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企划局长等。

　　3．斋藤美夫，1890年生于东京，曾任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治安课长、警务课长、满洲国中央特务委员会委员、满洲国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代理干事长、新京日本宪兵队长、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长、驻华南宪兵队长、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少校处长等。

　　4．中井久二，1897年生于日本鸟取县，满洲国锦州地方法院副审判长、黑河县副县长、司法部参事官、司法部劳教局长。

　　5． 三宅秀也，1902年生于日本兵库县，曾任满洲国热河省警务厅警务课长、承德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干事，北安省、奉天省警务厅长兼地方保安局长。

　　6．横山光彦，1901年生于日本东京，曾任满洲国奉天高等法院审判官兼奉天地方审判长，齐齐哈尔、锦州、哈尔滨高等法院审判长兼治安厅长。

　　7．杉原一策，1899年生于日本广岛县，曾任满洲国司法部刑事司思想矫正课长，锦州、哈尔滨、新京高等检查厅次长。

　　8．佐古龙佑，1892年生于日本山口县，满洲铁道警护军总队总监部警备课长、防卫课长，锦州铁道警护队长兼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委员，吉林、牡丹江铁道警护军少将旅长。

　　9．原弘志，1895年生于日本岗山县，曾任满洲铁道警护军总队总监部警备课长、锦州铁道警护队长，铁道警护军旅长兼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委员，吉林铁道警护军旅长，铁道警护军少将参谋长。

　　10．歧部与平，1895年生于日本大分县，曾任满洲国牡丹江省次长，东安省次长，间岛省省长，满洲国厚生会理事长。

　　11、今吉均，1906年生于日本大分县，曾任满洲国奉天省昌图县参事官，滨江省公署总务厅文事课事务官，龙江省警务厅长兼地方保安局长、警务总局警务处长。

　　12．宇津木孟雄，1895年生于日本千叶县，曾任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3课课长，满洲国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和满洲国中央政务统制委员会委员、干事，北新京日本宪兵分队长，佳木斯日本宪兵中队中住中队长。

　　13．田井久二郎，1903年生于日本高知县，曾任满洲国三江省兴山警察署长、热河省警务厅特务课副课长兼特高课长、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特务课长。

　　14．木村光明，1906年生于日本鸟取县，曾任承德日本宪兵队特务课长、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少佐分队长。

　　15．岛村三郎，1903年生于日本高知县，曾任满洲国三江省警务厅特务课长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

　　16．鹿毛繁太，1899年生于日本福冈县，曾任满洲国奉天省柳河县警务局首席指导官兼山城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通化省临江县警务课副课长、锦州市警察局警务课长。

　　17．筑谷章造，1894年生于日本鸟取县，曾任满洲国奉天警察厅特务课长、宾江省警察厅司法课长兼特别巡察班主任。

　　18．吉房虎雄，1897年生于日本长崎县，曾任驻朝鲜日本国境守备队配属宪兵长、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3课课长、大连日本宪兵队长、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中住高级副官。

　　19．柏叶勇一，1890年生于日本广岛县，曾任满洲国抚顺市警务处长、警察局长。

　　20．藤原广之进，1897年生于日本爱媛县，曾任榆树镇日本宪兵分队长兼榆树镇地区警务联络委员长、密山日本宪兵分队长、穆陵日本宪兵分队长、汤原县日本宪兵分队长。

　　21．上坪铁一，1902年生于日本鹿儿岛县，曾任日本陆军第7师第27步兵联队中队长，鸡宁、东安、四平日本宪兵队中佐队长。

　　22．蜂须贺重雄，1896年生于日本鹿儿岛县，曾任满洲国皇姑屯金岭寺铁道警护队长、锦州铁道警护队警察课长、奉天铁道警护团上校联队长。

　　23．掘口正雄，1901年生于日本东京，曾任鸡宁日本宪兵队临时队长、锦州日本宪兵队中佐队长。

　　24．野崎茂作，1893年生于日本静冈县，曾任奉天省日本宪兵队组长、满洲国宾江省警务厅官员兼河东五县毛儿山治安肃清事务处长、吉林省警务厅警备课副课长、永吉县警务副课长、德惠县警务课长。

　　25．沟口嘉夫，1910年生于日本长崎县，曾任满洲国哈尔滨地方检查官、哈尔滨高等检查厅检查官。

　　26．志村行雄，1902年生于日本兵库县，曾任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长、关东军第1特别警备队中佐教育队长。

　　27．小林喜一，1895年生于日本埼玉县，曾任东条兵团配属宪兵长、奉天日本宪兵分队长、奉天日本宪兵队专务课长、兴安日本宪兵队少住队长。

　　28．西永彰治，1899年生于日本山口县，曾任日本派遣间岛省宪兵长、图门宪兵分队长、哈尔滨道里宪兵分队少住分队长。

　　29．铃木启久，1890年生于日本福岛县，曾任日本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独立守备步兵第12大队大住大队长、第15师团第67联队大位联队长、第27步兵少将联队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独立步兵第4旅团旅团长、第117师中将师团长。

　　30．藤田茂，1889年生于日本广岛县，曾任日本陆军第20师第28骑兵联队大佐联队长、第12军第4骑兵旅团少将旅团长、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

　　31．上报胜，1892年生于日本大分县，曾任日本陆军第110师团第16联队大佐联队长、第59师团第53旅团少将旅团长。

　　32．佐佐真之助，1893年生于日本福冈县，曾任日本陆军第22师团第85联队大佐联队长、第13军少将参谋长、中将参谋长、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

　　33．长岛勤，1888年生于日本埼玉县，曾任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少将旅团长兼济南防卫司令官。

　　34．船木健次郎，1897年生于日本富山县，曾任日本陆军第15独立混合旅团第77大队中住大队长、第37师团第375联队大佐联队长。

　　35．鹈野晋太郎，1920年生于日本广岛县，曾任日本陆军第39师团第232联队第2大队少尉情报主任、第232联队本部中尉俘虏监督官兼情报主任。

　　36．(木神)原秀夫，1908年生于日本冈山县，曾任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防疫给需部少佐部长、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少佐支队长。

　　37．城野宏，1914年生于日本熊本市，曾任日本军山西陆军特务机关总务课少尉副课长、政治课中尉副课长，太原陆军联络部情报班中尉副班长、班长，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日本战败后；参加阎锡山部队，任第2作战区司令部合谋社军事组上校副组长、组长，特务联队司令部上校副司令官，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少将部长、暂编第10独立总大队少将副大队长兼政治部长，太原休整公署教导总队少将副总队长兼政治事业处长。

　　38．相乐圭二，1916年生于日本福山县，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3独立混合旅第10独立步兵大队少尉小队长、中尉通信班长、中队长、大尉大队副官、第9独立步兵大队长等。日本战败后，参加国民党军进行反共活动，他搜罗日军残兵败将，组成第10独立总队，任上校参谋长，后升为少将参谋长。

　　39．菊地修一，1915年生于日本宫城县，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2独立混合旅第7独立步兵大队第3中队少尉、中尉中队长，第1中队中尉、大尉中队长，第3独立混合旅独立炮兵大队大尉大队长。日本战败后，参加国民党军队，任阎锡山太原休整公署教导总队少将参谋长、总队炮兵旅旅长。

　　40．永富博之，1916年生于日本熊本县，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37师第37步兵联队司令部情报室上等兵、兵长、伍长，山西省霍县保安队联队部指导官，北支那派遣军第5独立警备队第27大队本部情报室军曹，山西省闻喜县、安邑县保安联队指导官等。日本战败后，带领一些日军残兵加入阎锡山军队。

　　41．住冈义一，1917年生于日本大阪府，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4独立混合旅第13独立步兵大队少尉小队长、机枪教育队少尉教官、大队部中尉教育主任，第14独立步兵旅第244独立步兵大队中尉、大尉中队长。日本战败后，参加阎锡山军队，任山西省第6保安大队上校副大队长、山西省保安总司令部上校教育课长、暂编第10独立总队上校联队长、太原休整公署教导总队上校联队长。

　　42．大野泰治，1902年生于日本高知县，曾任满洲国宾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课外事课长，阿城县公署警务指导官，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镇北政治厅警务厅副厅长、警备课长，应县公署参事官，大同省公署直辖警察队长。日本战败后，参加阎锡山军队，搜罗日军残兵组建炮兵联队，参加反动的“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任该组织机关刊物《产业技术研究史》少将编辑。

　　43．笠实，1906年生于日本福冈县，曾任山西省临汾县公署财务辅佐官、山西省壶关县新民会首席参事、昆管县政府顾问。日本战败后，任“亚洲文化会”代理组织部长，后加入阎锡山暂编第10独立总队野战医院任少将军需事务长。

　　44．神野久吉，1908年生于日本爱媛县，曾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镇北政治厅平鲁县警察队警卫部警卫指导官，大同省公署直辖警察队指导官、首席指导官。日本战败后，参加阎锡山军队，任大同保安总队少将副总队长、情报主任。

　　45．宫永顺太郎，1895年生于日本东京，曾任满铁总局警务处第2对外课长、防务课长、铁道警务局警务官，北宁铁道局警务处警务指导员、日本北支那派遣军先务班反共班班长、满铁北支那事务局警务班长，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部警备课长、保安课长，铁道外事警察班长、资业局第2交通课长、第3调查昼间警务局中央特务班长、北支那交通团“宫永机关”主事。日本战败后，参加国民党军队，任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情报部干事长、蒋介石国防部第2厅北平工作队中校副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