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王家族争产风波:后何鸿燊时代的澳门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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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鸿燊对澳门的影响力，可以用几个数字来说明。他旗下的赌场，每年投注额是1300亿港元，相当于澳门本地年生产总值的6倍。“澳门博彩业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在何鸿燊掌控的澳门博彩业和美资赌业巨头三分天下的局势下，澳博如果因争产风波处理失当，将根本性地影响公司生存能力，导致作为澳门经济命脉的赌博业失衡。如果重新洗牌，还会导致澳门失去在博彩业的话语权。”曾作为《人民日报》派驻澳门7年的首席记者曾坤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从这个层面上说，何家分家产从一开始就不是件私事。”

　　挟赌王以令四房

　　2011年2月17日元宵节，澳门当地全部报纸的头版都是赌王何鸿燊再次控告二房女儿何超琼、何超凤和三太陈婉珍的公司。2月16日15时，赌王何鸿燊的代表律师高国骏（Gordon Oldham）代表何鸿燊向二房提出了诉讼，并且申请资产禁制令。

　　当地媒体认为，这次控告象征着各房过往的谈判正式破裂。

　　根据高国骏所在的高李严律师行提供的呈交香港高院的法庭文件，何鸿燊将二房女儿何超琼、何超凤个人以及二房5名子女和三太陈婉珍控制的空壳公司ActionWinner和RanilloInvestment，以及已经被转移控制权的控股公司Lanceford均提出诉讼，要求禁止何超琼、何超凤“转移或不适当地影响”包括信德船务在内的5家公司的股份，又要求二房和三房尽快将澳娱的股份归还于何鸿燊手上。

　　事实上，这已经是何鸿燊的代表律师在不足一个月内第二次对二房与三房提起诉讼。1月26日，高国骏就起诉了这两房成员和前文提及的空壳公司，要求后者向何鸿燊交还Lanceford的全部股权，但这一诉讼在1月27日遭撤销。高国骏表示在吸取了上次仅仅听到了承诺就撤销不同，何鸿燊这次将坚持至真正收回股权方会考虑撤销。

　　在香港就此事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高国骏表示，申请禁制令这一举动，曝光了二房与三房自2月8日陷入沉默后可能继续采取的财产转移举动。而关于“违约”的指控，则曝光了1月27日何鸿燊撤诉的背后原因。根据有关法庭文件，二房与三房在当日对何鸿燊“口头承诺”将把澳娱的股权交还赌王手中。不过根据何超琼的声明，她否认1月27日在澳门举行的聚会为家族会议。她表示：“这只是一个由第三者相约供有关人士讨论Lanceford事件的机会，在场人士只就Lanceford事件各自发表意见与提出询问，不属于任何谈判，遑论达成任何更新协议，更绝对不能构成本人已原则上同意将Lanceford的股权均分。”何超琼的理由是：当时三太陈婉珍没有获邀参加会议，而她亦应得到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

　　澳博股份分为A、B类，B类占10%，A类占90%，在市场自由买卖，而赌王一直私人持有10%的B类股份，成为澳博持牌人。根据澳门法例，B类股份持有人必须为澳门永久性居民及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而澳博招股书中列明，B类股份无实利益，每年只得一澳门币股息，但在任何股东大会上都有一成的投票权。“四太获赌王送股送赌牌，在澳博增权，对于二房、三房来说，自然触章。”

　　在这场自2011年初开始瞬息万变的争产风波中，被澳门人评价为“识大体，做大事”的何鸿燊沦落为“傀儡”。在澳门采访的几天里，澳门人提起此事，说的不是“分家产”，而是“分遗产”，谈论此事的每一个人都当何鸿燊已经过世。

　　“从早前在三太陈婉珍住所拍摄的录像片段看，何鸿燊念那些文件时表情呆滞，精神状态堪忧。但是从1月31日他的代表律师高国骏向媒体公开的与赌王会晤的录像片段中，赌王言语幽默，表情生动，又比较清醒。”曾在澳门工作和生活了7年，并与何鸿燊一家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民日报》驻澳门首席记者曾坤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以赌王精明的为人，对簿公堂这种不明智的选择不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曾坤说：“这么做实际埋下祸根，最后即使平分家产，家族裂痕已存。由此能看出，赌王年事已高，对四房三位太太及其子女已经没有控制力，没有更多自我决策的能力。风烛残年的何鸿燊思维上已受制于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赌王时代的帝国

　　何鸿燊出生名门望族。曾祖父何仕文（Charles Henry Maurice Bosman）是何东的生父，何东是香港开埠后的首富。何仕文原是荷兰裔犹太人，听起来很中国化的名字其实是姓氏Bosman的粤语音译。根据1908年《纽约时报》的报道，何东外文名字是Robert HoTung Bosman，仍保留Bosman这个姓，但中文姓氏已经改姓何。1842年香港开埠后，吸引了一批寻找商机的欧洲商人及冒险家来到香港，何仕文是其中的一位，他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抵达香港。根据历史记载，何仕文拥有自己的公司Bosman & Co，同时拥有部分香港大酒店的股权。他还是黄埔船坞的董事，何仕文的公司在海上保险的生意上与怡和洋行有较好的业务往来。1869年何仕文任荷兰领事，1888年入籍英国。

　　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担任渣甸洋行的买办，还是立法局议员及华东三院主席，也是富商。何鸿燊出生时，何世光的事业正处高峰。何鸿燊聪明伶俐，父亲对他疼爱有加，便在香港赤柱海边兴建了一幢度假别墅，名字就以他的英文名Stanly Lodge命名。但是，在家境极其优裕的时候，何鸿燊的叔叔何世亮为股票虚假信息所误，召集世荣、世耀、世光3个兄长，进行投机炒作，最终经营失败破产，几位兄弟一吞枪自杀，一吞服安眠药，何世光则逃往越南。

　　13岁家道中落，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何鸿燊从云端跌入泥地，开始和市井小民相混。20岁，口袋里揣着10港元的他只身来到龙蛇混杂的澳门，每天干着提头来见的押船生意，下班时还去补习葡萄牙文、日文，而这些语言，也为他未来在澳门的事业起到重要作用。从泥地要再站起来的何鸿燊，觉得少年时的他“nothing can lose”，一心只想出头。

　　除了个人的奋斗，何鸿燊的第一段婚姻对他事业成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何鸿燊的原配是出身于葡萄牙显赫家族的黎婉华。赌王的一个亲戚曾说：“当年赌王不会说葡萄牙语，全靠黎婉华帮助补习。黎婉华的父亲是律师，她家上一代在葡萄牙做高官，和许多上流社会的高官关系很好。”黎婉华年轻时，气质和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明星英格丽·褒曼相近，追求者无数。何鸿燊20岁时由香港到澳门的联昌公司打工，因工作关系认识黎婉华的大姐夫，首次见到她，已惊为天人。黎婉华的大女儿何超贤回忆说：“父亲为追求母亲，专门去学葡语，又日日趁母亲放学时，骑车到母亲住的山水园约会，放工后再约母亲饮茶。”在殖民当局统治时期，这段婚姻让何鸿燊得以迅速进入澳门的洋人圈子中。不过，在澳门回归后，拥有中国、荷兰、犹太血统的何鸿燊，在对外宣传自己祖籍的时候更愿意跟随母系，宣称自己是中国广东宝安人。

　　1943年，何鸿燊用他从澳门联昌公司分得的100万红利独立创办了澳门火水（煤油）公司，后来他又转道香港发展，与人合资创办利安建筑公司，到5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香港赫赫有名的大亨。再度转战澳门，何鸿燊选择了常人眼里的“偏门”——博彩业。

　　“澳门的现代化都是从何鸿燊投得赌牌开始垄断经营博彩业开始的。”郑国强告诉本刊记者，他在澳门当地最大的报纸《澳门日报》做过25年的记者，现在是澳门历史学会的副理事长。

　　从郑国强位于澳督府旁边的办公室向外望，南湾氤氲的水汽里高楼林立，最显眼的是何鸿燊的新葡京酒店和来自拉斯维加斯的永利赌场并排而立，这既是一副标准的现代化都市风景又符合赌城的身份。“你现在看到的澳门不是我们幼时生活的澳门，到上世纪60年代澳门连大学都没有，高中毕业要到内地、香港或者台湾读书。”因为地理条件和资源缺乏的限制，澳门的传统工业是神香、火柴和爆竹，现代工业没什么发展前途，唯有赌博娱乐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961年，葡国政府把澳门辟为“恒久的博彩区”，澳门的博彩业正式合法化。同一年，何鸿燊与叶汉、叶德利、霍英东等结成联盟，竞得澳门博彩专利权，取代了经营澳门赌业25年、业已去世的老赌王傅老榕，开始了40年的垄断经营。

“在何鸿燊之前澳门经营管理赌场的都是江湖人士，何鸿燊是大学生、管理专才，他启用的也是有学识的青年人。”郑国强告诉记者，“何鸿燊当然也是一流的聪明人，垄断赌权这么多年来不断面临挑战，对内要和叶汉竞争，对外也出现过来自台湾的对手。”但是，通过同澳门当局建立的稳固的关系，在公司的主要部门安排亲信，何鸿燊最终掌握了实权，成为名副其实的新赌王。

　　改善香港到澳门的水上交通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澳门在葡萄牙的长期统治之下形成了懒洋洋的拉丁风情，刚好成为拼搏的香港人的度假天堂。‘澳门不股，香港不赌’就是这两个城市的分工。”郑国强告诉本刊记者，何鸿燊赌场里的客人大多来自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可是当时港澳海上客运航程要3个半小时，香港客人来一次需要两天很不方便。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成立的时候，也成立了子公司信德船务公司，1964年花150万港元买了澳门的第一艘快速船，由澳督夫人剪彩，每日港澳对开三班。内港航道淤塞严重、又窄又浅也是瓶颈之一，澳娱公司为了客源负责疏通河道、发展外港。澳娱股东霍英东的有容公司承担了这个工程，每年花费要300万港元，相当于当时澳娱一年的赌税。经过几年建设，如今这个港口成为澳门的交通枢纽和经济命脉。

　　因为澳娱公司的博彩生意风生水起，投得赌牌经营权3年后，葡澳当局修改了专营条款，重新规定了权利和义务。澳娱的专营期限从8年延长到了25年，作为回报，要向当局增缴赌税200万港元，每年拿出收入的5%作为旅游基金和公务员互助会的经费，拿出的慈善费用不能少于30万港元，投资繁荣澳门的事业不能少于500万港元，还要负责新口岸填海区的地下水道、城市管网铺设，维护港澳交通和兴建平民大厦安置拆迁农户。“作为澳门的支柱企业，其实无论条约内的还是条约外的，当局用钱的时候都找它，澳娱实际承担了许多当局的工作责任。”澳门全国人大代表、杨允中教授说。

　　40年的专营制度成就了何鸿燊个人的赌王传奇，但是对澳门这个城市来说，生息发展系于一个产业、一家公司却并不正常。而且，赌场专营制度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对于澳门人来说，最直接的感受是社会治安变差。“赌场分为中场和赌厅，中场的客人主要是散客，人数多、买的筹码小，赌厅也叫做贵宾厅，有购买巨额筹码的门槛。澳博有一半以上的收益来自于贵宾厅，为了逐年提高营业额，他们把赌厅分包给介绍豪客前来的中介人。中介人要向澳博公司承诺每年购买多少筹码、带来多少利润。”萧志成告诉本刊记者。中介人要能带来有钱的客人，在客人不方便带大量现金来赌场时，还要有实力借给他们钱，这些中介人通常都是些江湖人士，于是赌厅后来演变成黑帮争夺利益的地方。“在1996年到回归之前，赌厅的利益之争就闹得满城风雨，绑架、枪杀警察的事件时有发生，就连澳门博彩管理局的局长自己开车都差点被炸弹炸死。”萧志成告诉本刊记者。治安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港客来澳，澳博赌场的收入下降。1996年，已经有立法议员公开在报纸上提出“解决赌场利益争夺问题关键在于废除赌场专利经营方式”。

　　“因为澳门以旅游业为支柱，如果没有赌场配套，外面引入大酒店赚不到钱。澳娱从博彩业赚的钱又投入到船运和酒店的生意中，这些澳门的主要经济领域都被澳娱公司占据了。澳门博彩业的垄断其实也造成了澳门经济的垄断。”萧志成说。在澳门回归前几年里，社会上开放赌权、引入竞争的声音越来越多。2001年12月31日，澳博公司的博彩专营约满，何鸿燊迎来了新对手，特区政府发放了3张赌牌，除了澳博之外，还有来自拉斯维加斯的永利以及香港银河与威尼斯人合作的集团。萧志成告诉本刊记者，这样的分配其实体现了特区政府要把澳门博彩业带入现代化的意图。永利的经验是把博彩业和奢侈品零售业相结合，引入永利可以带来国内和东南亚高档次的客人。香港银河是建筑商，没有经营赌场的经验，可是他们拉来的合伙人威尼斯人以会展加赌场见长，周一到周四的淡季把场地租给会展商，周末这些会展能够给赌场带来商务旅游的客人。

　　“何鸿燊最开始没有特别担心竞争，他认为中国的赌场有中国的规则，赌场的主要利润来自于贵宾厅，而外资没有办法联系到东南亚和内地的豪客。”萧志成说。可是2004年威尼斯人旗下的金沙赌场开业时，澳博的赌场受到了很大冲击。“赌权开放前，庄荷收入好是因为从赌客抽成，很多客人投诉过，可是因为垄断经营，你不高兴可以不来。金沙赌场服务很好，不但有免费水提供还有表演可看，赢钱后也不用抽成。很多人比较后就愿意去金沙。”另外，因为金沙是美资背景，也不存在中国赌场长期形成的潜规则。“常赌必输是一定的，原来在葡京客人赢了很多钱后，马仔不让走，必须再赌。赌输了后马仔也不让走，必须跟他们借钱。金沙刚在澳门开业时不让马仔进场，赢了钱就用专车送客人去机场，他们的打算是让你下次再来。”萧志成说。

　　何鸿燊的员工说，有竞争对何鸿燊本人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他再度像一只斗鸡般奋起迎战：“我的伙计跟着我，做久了，知道我性格，不是那么容易说No，你说No，我一定要变到通，变成Yes。”何鸿燊很快就寻求到了扭转局面的机会。

　　香港银河和威尼斯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公司，合作并不顺畅，为了落实投资特区政府同意两个公司变成母公司和子公司，香港银河是母公司持有主牌，威尼斯人是子公司持有副牌。为了公平起见，另外两家拥有赌牌的公司也可以分拆赌场特许经营权，把副牌卖给其他公司。2005年，何鸿燊的二房长女何超琼与米高梅合资2亿元从父亲手中买到了澳博公司的副牌，2006年二房儿子何猷龙与澳大利亚首富之子合作用9亿美元从永利集团手中买到了最后一张博彩专营权的牌照。何家的市场份额由此由赌权开放时的1/3变成了现在的1/2。在郑国强眼里，何鸿燊这个举动也有培养子女的意图：“何超琼和何猷龙买牌照的钱很多都是何鸿燊出的，永利是澳博的竞争对手，给竞争对手几亿资金可见他对孩子的期望。两个副牌给儿女经营让他们将来能够独当一面。”

　　四房争权

　　商业之外，何家的豪宅故事比一般的超级商业谈判还要微妙几分。“遗产继承规划的复杂程度与IPO不相上下。”一位参与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IPO的人士表示，“何鸿燊自己的遗产是完整的。他更担心他的子女们。”

　　何氏家族有两个特点，一是有与外族通婚的传统，因为混血，尤其男性相貌普遍英俊；二是子嗣繁盛。何鸿燊的伯公何东爵士，共有3位明媒正娶的妻妾。他七八十岁的时候，仍然钟情女色，这种嗜好常被他的朋友引为笑谈。何鸿燊的叔公何甘棠有两大嗜好，一是收藏古董，二是收藏美女。他一生娶妾30位，在家族劝阻下才“适可而止”。当年，何鸿燊去澳门参加联昌公司的工作，就是何甘棠引荐的。长辈中，何鸿燊与何甘棠关系最好。

　　黎婉华结婚10周年时染上怪病，很早就瘫痪。1957年，何鸿燊以香港的大清律例为理由娶华人美女蓝琼璎为妾，育有1男4女。之后的三太陈婉珍曾经是黎婉华的私人看护，黎婉华积极安排她嫁给赌王做三姨太，以此分薄二太的势力，结果三姨太嫁过门后根本不和她再来往。反而是最得宠的四太梁安琪，常与大房子女来往，还为三房购置物业牵线搭桥，被二房评价为“身段低，手段高”。

　　育有3子1女的四房梁安琪的财产可能最多。在她和赌王相识后，赌王原本准备安排她到国外留学，但梁安琪对读书没兴趣，执意要在商界发展。她热衷于投资物业，手头共有9幢物业，独立洋房就占3幢。

　　何鸿燊一直强调家庭以和为贵，力争“一碗水端平”。由此引出了2001年的马拉松寿宴，四房妻妾变着花样给他贺寿。在参加了二太非富即贵的寿宴后，又赶赴君悦酒店四太准备的鲍鱼宴，之后出席三太在香港海上举办的海鲜宴，压轴大戏则安排在澳门原配一家。在一连串的寿宴后，赌王疲态尽现，由最先的畅所欲言，到最后只说一句：“讲了这么多天，不讲了。”当时就有香港超级富豪出言微讽：“就算我有这样的齐人之福，也没有这样的体力轮家吃饭。”

　　与若隐若现的财产分配问题比起来，马拉松寿宴还真算是方便公平对待的易事。2002年，二太和四太争宠十分激烈，为平息争端，何鸿燊斥资2亿为二太重建旧居，特地花费1亿用于装修。单是博物馆规模的中央图书馆式衣帽存储间就占用整层近5000英尺，底层则是个超级游泳池。于是何鸿燊一句“总之我不会偏心，最要紧家和万事兴”之下，蓝琼璎和梁安琪“停战”，二太的长女何超琼也转与四太和睦相处。

　　2009年7月29日，何鸿燊在四太梁安琪家中跌倒，撞伤头部，送医院接受脑部手术。四房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私下不断的“暗战”开始逐渐明晰在公众面前。

　　曾坤说，何鸿燊曾经跟他谈过，从大排档到大产业，其间有他40年的钻研。“他一度想搞现代化管理，经营权和管理权分离，他手下也确实有一批饱读诗书的经营管理人才，将澳博上市本身就是想走现代化管理的道路。这其中，霍家占很大股份，但霍家对此不感兴趣。可是后来何鸿燊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走回老路去了。”

　　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所著的《亚洲教父》一书指出，许多亚洲家族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凭借企业创始人的人脉背景，它们能够获得政府特许或执照，获得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无论是何鸿燊的赌场、郭鹤年的面粉和糖类进口生意，还是李嘉诚等家族经营的港口业务，都是如此。香港的投资者维权积极人士大卫·韦伯表示：对那些关系深厚的商界大亨来说，这就像是掌握着印钞机。凭借这种固若金汤的优势地位，这些家族企业即使已经成为上市公司，也不会感到要提高企业透明度的压力。香港中文大学法学教授刘殖强表示，这种状况的结果就是，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只是走走形式，根本不触及实质。“家族企业的老家长不太愿意放弃对日常经营事务的控制权；即使公司的董事长头衔叫做‘非执行董事长’，没有他的最后拍板，你仍是什么事都做不成。’”

　　何鸿燊并非没有考虑过接班人的问题。“长房儿子去世后，二房的何猷龙成为长子。因此前10年，何鸿燊着力培养何超琼和何猷龙。何猷龙是在拿了赌牌后冒了出来，真正压了很多担子的是何超琼，但何鸿燊始终没有让她涉猎博彩业。真正在博彩业站稳脚跟的是四姨太梁安琪，她一直是澳博董事，致力于此，与管理层关系也好。但梁安琪不是作为继承人培养范围之内的。”曾坤说。

　　“何超琼出生那年，正好是何鸿燊投得澳门赌场专营权的时候。毕业于美国圣克莱大学、主修市场学及国际商业管理的何超琼长相靓丽，见多识广，性格硬朗像男孩子。她跟随何鸿燊的时间比其他子女都长，因为与米高梅合作，美国监管机构曾对何家父女进行过调查，因为何超琼的背景审查没有通过，为了与她合作进入澳门赌场，米高梅还放弃了新泽西州的赌场牌照。梁安琪祖籍广东三水县乐平镇，祖辈为农。父亲在军队里熬到团长，却在梁安琪13岁的时候因病去世。因为在广州歌舞团练就的舞蹈技艺，她在澳门舞场经人引荐邂逅了何鸿燊，嫁入豪门。她性格直爽，富贵后并不避讳谈及自己的贫苦出身。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没有书（输）缘，样样都要赢嘛。’但是这两个人在经营管理上都不如澳博的元老。”曾坤的依据在于，从市场份额上看，何超琼担任总经理的合资公司米高梅金殿在澳门博彩业6位赌牌持有人中敬陪末座。

　　公开资料显示，何鸿燊直接持有的澳博股权仅7.63%，其得力助手苏树辉(目前任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持有3.25%、吴志诚(任营运总裁兼执行董事)持股2.55%，何鸿燊四太梁安琪(任公司执行董事)持有0.72%，因此，何氏家族以及亲信对澳博的直接持股，不过14.15%。

　　作为持有澳博61%的大股东，澳门娱乐却是一个股权相对分散的集合体，一如其松散而多元的业务(持有澳门国际机场、澳门航空、澳门多家大型酒店与基建项目等的可观投资权益)。除了持有澳门娱乐4.99%权益的信德，何鸿燊亦直接持有32.2%权益，与其反目的十姑娘何婉琪持有7.35%，现为何超琼持有。与何鸿燊私交良好的郑裕彤与郑家纯，则合共持股9.61%，此外，霍英东基金会持股26.6%，位居第二大股东。其中，由于与何鸿燊产生意见分歧，霍英东很早前就将自己拥有的澳门娱乐股份捐出成立慈善用途的基金会，他逝世后，长子霍震霆接手了对基金会的管理。

　　在这一潜伏着不稳定因素的股权结构之上的是澳博职业经理人团队。“澳博”的最高决策机构为“行政委员会”，何鸿燊任主席，对外称行政总裁。苏树辉、吴志诚、何犹伦等任委员。跟“澳娱”时代一样，“澳博”对外场合一般仍由何鸿燊出面，其次是负责对外事务的苏树辉。行政委员会中只有三人系“澳博”董事：何鸿燊、苏树辉、吴志诚。三人同为香港大学的校友，何鸿燊作为前辈，早毕业于他俩几十年。

　　苏树辉197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物理系，因为应聘香港信德集团的助理秘书而与何鸿燊相识，过人的魄力和才能使得他在30多年后成为何鸿燊的智囊和得力助手。曾坤极为欣赏苏树辉，他说：“在澳博里，苏树辉的品行、智慧是数一数二的。他温文尔雅，擅长书画，热衷于文化交流事业，为澳博赢得了不少声誉。他与老板何鸿燊双双被视为拓展和维系与欧盟和葡语系国家关系的重要人脉资产。”

　　何超琼与苏树辉的矛盾并没有公开化，但有迹可循。查阅2002年香港的一些报刊网站还可以看到相关报道。矛盾最早可以追溯到对信德控制权的争夺。“何超琼曾经说过，参加了家族事业后，接触到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有很多人事关系存在，不是一个简单清楚的业务，指的应该是与这些老臣子之间的矛盾。”2009年4月，赌王三大亲信苏树辉、陈伟能及禤永明辞任信德执行董事，何超琼在信德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与此相对应，四太梁安琪与以苏树辉为首的澳博管理层元老关系很好。“这次争产风波中，虽然高国骏律师很显然地代表了四太梁安琪的利益，但是喜欢抛头露面的梁安琪一反常态地低调，显然背后有人指点。”曾坤说，何超琼虽然能力一般，但也在博彩业历练了一番，储备了一些人才，又年轻，一旦上位，绝对要甩开元老。在她还没有被明确为“继承人”之前，这不符合何鸿燊权力制衡的思想。“安排梁安琪进澳博，是为了家族的利益。”

　　利益相关方的合纵连横在2月20日出版的《明报周刊》中赫然清晰：“每年5月都是澳博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由于二房、三房掌控了Lanceford，变相成为澳娱大股东，而澳娱持有过五成五的澳博，在股东会上握了过半数的投票权，而最关键的是，根据澳博公司的章程列明，董事任期为3年，现时7个董事中，霍震霆去年上任，何鸿燊、吴志诚、岑康权及官乐怡分别在2009及2010年的股东大会上已通过连任，但在2008年，澳博上市后重新获委任的梁安琪及苏树辉都要在今年股东大会上获决是否能连任。如果澳博大股东澳娱落在二房、三房手中，梁安琪及苏树辉未必能连任。若然赌王不在，拥有澳博董事身份的梁安琪仍可靠此作为身份代表，若连这个位置也失去，相信连带澳门立法会议员、珠海政协委员等头衔都可能流失。所以她要坚守阵地。不过，赌王再入禀告二房、三房将Lanceford非法配股，官司需时，二房、三房未必能插手今次股东大会，因此会存变数。”

　　隐藏在争产风波中的二房长子何猷龙是萧志成唯一看好的继承人选。在加拿大读书，背景清白，起步的时机合适，现代化的管理更符合澳门博彩业发展的潮流都是他的优势，劣势是同元老的关系不好，对行业不熟悉，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