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后勤部长花花太岁邱会作浮沉录(图)

　　邱会作因为林彪多次保他，对林彪的救命之恩，邱会作是感激涕零

　　在西安的街道上，走着一位老人。他年过七旬，普普通通，貌不惊人。瘦高的个子，头发已近全白，眼角、眉梢的皱纹深而密，脸上总挂着一抹笑容。他身穿一件旧中山装，完全是一副普通机关离休干部的形象，谁也不会想到他曾是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他就是邱会作。

　　他的经历并不像他的外貌那样普通。邱会作1915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1929年，放牛娃出身的他参加了红军。被送到瑞金工农学校特科团供给队学习，两年后毕业，在红军总部供给部当机要统计员，从此开始了军中粮草官的生涯。

　　1934年，邱会作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遵义会议时，他任中央军委第四局三科科长，抵达陕北后，又升任红军总供给部粮食处长。抗战时期，邱会作担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1940年，他被派赴山东财经工作团，为中共“七大”筹款。以后又相继在豫皖苏边区、冀察辽边区、北平军调部执行处、热辽军区等地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邱会作调到东北野战军。在那儿，他任东北野战军八纵政委，和黄永胜成了搭档(黄永胜当时任八纵司令员)。邱会作参加了东北战场上的历次重大战役，在战场上的表现堪称出色，在辽沈战役堵截廖耀湘兵团的战斗中，八纵政委邱会作随部队前进，指挥所就设在距敌不到100米的一条雨裂沟里，敌人的炮弹倾泻而来，身边不时有人伤亡，他冒着炮火，坚持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四野南下时，邱会作任四十五军政委，后又升任十五兵团副政委、政治部主任。而该兵团司令员又是黄永胜。1951年设立华南军区，叶剑英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永胜为副司令员，邱会作为政治部主任。

　　1955年，邱会作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政委，并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元帅任国防部长，邱会作晋升总后勤部部长。

　　与黄永胜相比，邱会作与林彪的历史渊源要浅得多。1948年锦州战役打响后第三天，身为八纵政委的邱会作才在四野指挥部首次见到林彪，并和林彪谈了话。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任命邱会作为总后勤部部长。对于当时资历较浅、声望较低的邱会作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破格的提拔。在这项任命中，林彪着意笼络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邱会作对林彪自然是心存感激。但在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尚未超出正常的工作关系范畴。

　　邱会作为人机敏，善于随机应变，属于眼灵脑快的那一类人，多年从事军队的财经工作，更使他练就了精于盘算的本领。但是，当这些品质与个人野心结合起来的时候，最终却把邱会作推上了林彪的贼船。

　　邱会作与林彪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在1965年罗瑞卿事件时开始形成的。邱会作积极追随林彪参与对罗瑞卿的迫害，除了为自己向上爬开辟道路外，还有另外的个人原因。

　　从1960年到1965年，总后每年都接到大量群众来信，揭发邱会作的腐化问题。1965年5月，经当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批准，总后召开党委常委和监委联席会议，总政治部也派人参加，对邱会作进行批评。邱会作却跑到林彪那里寻求保护。

　　据后来邱会作的供述：“……我又有了生活作风上的错误。罗瑞卿、李聚奎要整我，林彪则暗中支持我。林彪叫我去谈过一次话，叶群在场。”他说：“你‘小节’上有些缺点，这是因小失大。他们现在要整你，开你的斗争会。他们要开会还是让他们开。你自己去对付他们的斗争会，方针有我来掌握。”

　　邱会作从此积聚下对罗瑞卿的仇恨。私欲加私仇，促使邱会作在对罗瑞卿的围攻中格外卖力气。在一次会议上，他连续四次发言，恶毒攻击罗瑞卿，诬蔑罗瑞卿“在军队造一个罗家天下”。罗瑞卿被整倒，邱会作也从此被林彪视为心腹。

　　邱会作一面对林彪无微不至地关心，如同林的私人后勤部长；一面置信义、良心于不顾，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元帅

　　“文化大革命”初期，邱会作着实吃了一些苦头。邱会作生活腐化，名声很臭。“文化大革命”开始，即成为造反派的首要冲击对象，被当作“花花太岁”，遭到关押批斗。1966年10月，总后造反派以“车轮战”对他进行批斗，他支撑不住，在总后礼堂昏厥过去。幸有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邱会作这才暂时得以脱身暂避西山。可到1967年1月19日，邱会作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被迫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结果又被揪斗，遭到罚跪、坐喷气式等刑罚，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几次电话向叶群呼救。叶群最初不愿干预：“邱会作小姘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他，叫我们怎么说！”

　　1967年1月24日，邱会作给林彪写呼救信：“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

　　林彪接信后，即与陈伯达共同签署一道手令：“立即将邱会作放出来，不得自由拘留。”1月25日凌晨，叶群持此手令到总后大院，将邱会作救出。

　　对林彪的救命之恩，邱会作感激涕零。他在题为“零点得救”的日记中写道：

　　“1967年1月25日零点40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妻子儿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

　　“我听到‘林副主席办公室派人叫我去’，我就知道得救了。抑制不住的感动从内心里像炸弹一样爆发出来。……我用最大的忍耐忍住了眼泪，因为我发过誓了。

　　“……

　　“为我事林总亲自挺身而出，并派夫人来接，以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写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动，不能不流下温暖的热泪。”

　　邱会作从此将全部政治赌注押到林彪身上。

　　为了表达对林彪的忠诚和感激之情，邱会作可以说是做到了无所不用其极。1968年1月，在邱会作得救一周年的时候亲自选定了一个象牙底座的台屏晋献给林彪，并给叶群写了效忠信，表示“海枯石烂不变心”！对林彪一家的衣、食、住、行，邱会作更是全力保证。从为林彪、叶群提供特制睡衣、高级毛衣和保温拖鞋，到动用大量外汇为叶群进口两辆高级轿车，可以说是面面俱到。1969年，仅为林家买蘑菇、木耳，就花了800多元，费用全部由公家开销。在总后还专门为林彪一家设立了“特殊供应点”，陈设各种高级商品，专供林彪、叶群选用。所有这些，都是无代价地自拿自用。甚至还为林彪提供服用的毒品和给叶群提供撩拨情欲的春药。林家要为林立果选“妃子”，邱会作夫人胡敏又亲自挂帅，走遍十几个省市，到处选美，忙得不亦乐乎。邱会作真可谓是林家名副其实的“后勤部长”了。

　　如果说邱会作逢迎林彪无微不至，那么他残害无辜则凶残无比。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中，邱会作直接参与制造的暴行最多，也最骇人听闻。

　　邱会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受过冲击，尝过造反派无法无天的苦头。但是，他在林彪支持下站稳脚跟后，却以加倍的无法无天对反对过他的人进行疯狂的报复。

　　1968年2月27日，邱会作亲笔规定了总后办案的“三狠”方针：“……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对那些拒不交代的人就没办法吗？应当是有办法的。……应当狠斗(坚决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以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

　　1968年3月18日，邱会作又在总后专案会上指示：“……心要狠，对敌人要残酷，斗争手段是专政的手段；对敌人要连续审讯，几天几夜地干；必要时手铐脚镣都戴上……我看四斗、五斗、六斗都可以，要死的，不斗他也死；不死的，斗他也不死，十六条并没规定要赔命嘛！”

　　从1967年到1971年，邱会作在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直接迫害干部群众462人。其中，汤平、周长庚、张树森等8人被迫害至死。

　　在邱会作“狠斗、狠审、狠专”方针之下，对被关押者进行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仅摧残人身的刑法就达50多种。其中有：车轮战(日夜连续审讯)、坐高低凳、“打反骨”(用棍棒打后颈骨)、打嘴巴、“吃元宵”(集体拳打)、烟斗烧踝骨、逼自己打自己、头顶大碗、烟头烫嘴、限制喝水、逼喝脏水、甚至喝小便、踢坏被关押者生殖器、对被关押者进行电击等等。其惨绝人性之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原总后军械部副部长梁冰，因反对邱会作遭到关押。在关押期间，对他用刑竟达23种。在车轮战中，连续审讯最长的一次达17个昼夜，甚至还被逼着吃带粪便的馒头，在种种残酷折磨下，致使梁冰身体致残，半身不遂。看到这些令人惨不忍睹的事实，人们简直难以置信，这样的事竟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

　　据统计，邱会作在总后指挥制造了17个“反革命集团”假案，直接迫害诬陷二级部长以下干部群众457人。

　　邱会作在林彪支持下东山再起后，在总后拉帮结派，与追随他的张池明、陈庞、王希克、戴金川几个人结成一伙，以帮代党，以派划线，任用私朋，排斥异己，迫害无辜，把李聚奎、饶正锡、傅连璋等一批总后的老干部统统打倒。邱会作还直接指挥对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的迫害。傅连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1934年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此后，一直在革命队伍中从事医疗工作。解放后，曾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务，一直负责中央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林彪即佯装有病，托辞不去朝鲜指挥作战。1953年，傅连璋奉毛泽东指示，组织专家给林彪会诊，会诊前，林彪让叶群出面，暗示傅连璋给林彪开具疾病证明。傅连璋为人正直，没有应允，并劝林彪停止吸毒。检查结果表明，没有发现严重器质性病变。傅连璋将会诊结果和林彪吸毒的事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林彪从此对傅连璋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

　　“文化大革命”给林彪提供了乘乱排斥异己的好时机。邱会作秉承林彪意旨，充当了迫害傅连璋的打手。1966年8月下旬，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常委会上声称：“傅连璋是条毒蛇，这个人的党籍是长征时捡来的，卫生部不烧傅连璋就是没有党性”。

　　傅连璋对遭受的这种迫害实在难以忍受。他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自己的境况，并请求主席救助。1966年9月3日，毛泽东主席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保护。”

　　但邱会作一伙人既不让傅连璋本人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对一般干部群众保密，并继续组织对傅连璋的批斗。批斗中，傅连璋肋骨被打断，头也被打破。

　　1967年11月，邱会作又在总后秘密成立“傅连璋专案组”。在邱会作授意下，专案组起草了《关于批判傅连璋三反言行的请示报告》及“罪行材料”。而后以此为基础，以总后党委名义写成一个《彻底批判傅连璋三反言行的报告》送交军委。12月18日，邱会作以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身份，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军委办事组同意批斗傅连璋，望即组织这一工作。“以我看主要批他三点，(1)三反言行，(2)黑线关系，(3)斗志衰退。”

　　此后，对傅连璋的迫害进一步升级。在康生、江青的插手下，傅连璋又被打成“特务”。1968年3月14日，在邱会作亲自坐阵指挥下，对傅连璋再次进行抄家，并将他逮捕，投入监狱。

　　傅连璋此时已74岁高龄，并患有严重的胃病。在狱中，他要求吃一点稀饭，竟不被允许。在饥饿、打骂和连续审讯的折磨下，傅连璋精神失常了。在他入狱的第15天，这位为党和军队的医疗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老人，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悲惨地停止了呼吸。

　　在对军队老一辈领导人进行诬陷迫害上，邱会作也不甘落后。

　　“文化大革命”前夕，邱会作就参与了对罗瑞卿大将的陷害。“文化大革命”开始，邱会作仍不肯放过罗瑞卿。在罗瑞卿腿伤住院期间，仍向上写报告要求斗罗。1967年1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其他一些高级干部。罗瑞卿当时左腿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脖子被挂上一米见方的大牌子，用大箩筐抬到会场进行批斗。

　　叶剑英元帅是军委副主席，也是邱会作的老上级。长征时期，邱会作就在叶剑英身边工作。50年代初，叶剑英任华南军区司令员时，邱会作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之初，邱会作受冲击时，叶剑英曾保护过他。他在西山躲避时，叶剑英有时一天去看望他两三次。

　　但是，邱会作为了进一步投靠林彪，竟置信义、良心于不顾，把攻击矛头指向叶剑英。1968年3月，黄永胜布置整理叶剑英的材料，并成立了专门的材料组，邱会作则负责召集材料组开会，直接批准材料组整理叶剑英的黑材料。可邱会作仍嫌不足，又在总后指使其亲信陈庞、王希克等人组织班子，整理叶剑英的所谓罪行，妄图借机陷害叶剑英。

　　1967年10月，邱会作指使他在总后的亲信编写关于贺龙的揭发材料，并把材料批给贺龙专案组，用于对贺龙的诬陷迫害。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邱会作又当面攻击徐向前元帅。

　　对于功勋卓著、又长期卧病的徐海东大将，邱会作也不放过，竟利用手中职权，在医疗上对徐海东进行迫害，致使徐海东病情恶化，于1970年3月病逝。

　　邱会作、黄永胜等人立即闻风而动，操刀上阵，开始了一场“砸烂总政”的行动。邱会作策划成立“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对总政各级领导进行批斗关押。同时，邱会作还指使总后“文革办公室”编印诬陷总政干部的材料达16万字，广为散发。

　　邱会作等人热衷于对总政下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总政掌握着他们的历史材料，包括他们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底细，在砸烂总政的过程中，邱会作指使人偷看总政档案，并从总政窃取大量机密文件和材料，既掩饰自己的丑行，又用于陷害他人。1968年9月，邱会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大骂总政领导是“三反分子”，“总政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

　　在邱会作、黄永胜一伙“砸烂总政”的行动中，95%以上的总政机关干部被清洗，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767人被加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等罪名立案审查，有482人被非法关押，其中，原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等17人被迫害至死。

　　邱会作和其他几个同党一样，在政治舞台上输掉了全部赌注，宣判结束后，邱会作情绪激动，竟然高呼：共产党万岁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邱会作，平步青云，进入了政治局。

　　邱会作对于林彪的提携自然是感恩戴德。1970年4月，叶群写了《咏菊》诗一首送邱会作，内有两句：“宁可枝头抱蕊老，不愿摇落坠西风。”邱会作又把这首诗刻在菊光砚台上，回赠叶群，来表示他对林彪一家的忠心。

　　四个多月后，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邱会作又得到了表忠心的机会。8月24日，会议分组议论，邱会作在西北组会上侃侃而谈：“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次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还要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个说法，这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8月25日，在陈伯达等人策划下，出了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上面登了陈伯达的发言内容，鼓吹设立国家主席。简报立即在庐山引起轰动，林彪听到这份简报，大为高兴，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

　　吴法宪、邱会作等人马上也活跃起来。邱会作赶快进行部署。他不仅要记录人员将自己的发言写进简报，还要求他的发言要单独出简报。

　　不料，当天下午风云突变，毛主席识破了这一阴谋，主持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收回六号简报。邱会作见风头不对，将他发言的简报压了下来，他还要求记录人员从中央会议记录中撕下他的发言记录，结果被拒绝。

　　一着走错，满盘皆输。

　　会后，邱会作等人不得不作了检讨。

　　林彪反革命集团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了。令邱会作心惊肉跳的日子开始了。

　　1971年9月12日晚，邱会作和妻子胡敏与亲家母一起举行家宴，庆贺他的大儿子生了女儿。他接到了叶群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叶群问候了他们夫妇，并称赞他给孙女起了一个好名字。邱会作不会想到，几个小时后，林彪、叶群就将登机叛逃了。他饮了几杯喜酒，就带着醉意上床睡觉了。凌晨3时，一阵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吵醒。电话是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总理要我报告您，人民大会堂有个重要会议，请您现在就去。”

　　一路上，邱会作坐在汽车里思谋着：会是什么会呢？是前不久庐山会议的事吗？不像。这没必要半夜开会。会不会是林彪……邱会作想到此，心中一紧。但想到叶群昨晚来的电话，又平静下来。

　　怀着犹豫不定的心情，邱会作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室。他刚刚坐定，看到李作鹏也走进来，在他身边坐下，“可能北戴河出事了？”李作鹏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一句。

　　李作鹏声音很低，但邱会作却觉得耳边响了一个炸雷，顿时头昏目眩……接着，他听到周恩来那充满了愤怒和鄙视的声音：“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以后的10天，邱会作是在惶惶不安中度过的，但他并没有闲着。9月14日晚，邱会作夫人胡敏按照邱会作的吩咐，把他们同林家的合照、互赠的照片、赠给林彪的书法底稿，以及选美介绍信和美人照片等统统销毁。邱会作自己也指使身边人员销毁大量罪证。

　　“九一三事件”后，邱会作与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多次电话联系或会面，订立攻守同盟。9月17日，邱会作到西山，给他的老搭档黄永胜出谋划策，说林彪、叶群死了，有问题你可以推到林彪身上去。他还提醒黄永胜，要他注意改善与一向不和的妻子项辉芳的关系。“你过去与她的关系是不对的。现在她对你的事情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你应当同她和好，把你们关系不好的原因都推到林彪、叶群身上去。”

　　自然，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邱会作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其他骨干人物一样，逃脱不掉覆灭的命运。

　　在漫长的囚禁生涯中，邱会作开始了反省自己的罪行的过程。要他这样一个长期身居高位、历史上又有一定功劳的人承认自己有罪，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很长一段时间里，邱会作一口咬定自己只是犯了“路线错误”，而不承认犯有罪行。1979年度开始对他进行预审时，他仍坚持不承认有罪，甚至发誓“宁可死了作野鬼”。但是，在预审人员反复交代政策，特别是在党中央派万毅将军到监狱与李作鹏谈话，阐述中央的方针政策后，邱会作开始陷入思索。

　　促使邱会作态度转变的，是在他得知妻子儿女的情况之后，十年来邱会作一直不知她的妻儿下落，当他知道他的五个孩子都已工作，且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后，感激地说：“即使在位，孩子安排也无非这样，中央这样做，政策得人心。”这是一句发自内心的实话。邱会作当然不会忘记，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是怎样用血腥手段迫害反对派的。

　　邱会作在和预审人员谈话时，说了自己有几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中央花这样大的力气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二是没想到胡敏(邱会作妻子)没关进监狱；三是没想到孩子们得到这样好的安置，我想，现在在职干部的孩子安置也莫过于此；四是没想到中央委托万毅同志到监狱同一个囚徒说话。”

　　邱会作终于提起笔，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他供认了参与诬陷军队老帅、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参与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事实，在法庭上，曾经咬定牙关拒不认罪的邱会作，面对当年受害人的妻子，下跪请罪了。

　　法庭一片肃穆。

　　这是历史性的一幕：邪恶最终被真理所战胜了。

　　法庭判决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中，对邱会作的判决是最轻的。

　　判决宣布后，邱会作高呼：共产党万岁！

　　1982年，邱会作保外就医，安置在西安。1987年9月，邱会作刑期已满，正式获得释放，并予以就地安置，他和夫人胡敏过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邱会作不甘于寂寞，他关心国家大事，每天读报，由于曾长期从事军队财经工作，他对中国经济改革颇为关注。他表示：“我举双手赞同改革，改革就是革命，只有改革，中国才能前进。”

　　2002年8月3日，邱会作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