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人vs四代雷影:邱会作浮沉录：自称一家五代都受共产党恩情

核心提示：邱会作在1981年受审时，在最后陈述阶段所宣读他的《认罪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上两代和下两代，连我自己一代，五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恩情。”

邱会作（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采》2009年第6期，作者：霞飞，原题：《林彪集团五干将浮沉录之四：邱会作》

邱会作出身贫苦，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受到了共产党的培养和重用，当过高官，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功劳，但是，他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最终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让我们来看一看邱会作浮沉的历程吧。

从小投身革命

邱会作在1981年受审时，在最后陈述阶段所宣读他的《认罪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上两代和下两代，连我自己一代，五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恩情。”

的确，邱会作数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大恩。

邱会作1914年4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祖父，都是贫农，正是处在江西兴国贫农中生活水平最低的阶层。从毛泽东当年的调查材料中可以印证，邱会作一家无劳动工具，吃不饱，穿不暖，要靠砍柴、挑脚，添补生活。

邱会作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自然从小过得很苦。他出生的1914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土地兼并严重、阶级分化严重的年代，他家里的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了。

上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率部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巩固之后，向周边扩大。江西兴国也就成了红色区域之一。邱会作的家乡，来了共产党和红军。红军的到来，使江西兴国县的广大穷苦农民都获得了解放。邱会作一家，同当地广大农民一样，得到了解放。邱会作的父亲、祖父，从受苦、受穷、受欺负的“泥腿子”，翻身作了主人。因此，邱会作的父亲、祖父，都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农会的活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样的家庭，自然对邱会作影响很大。邱会作从小就受到了共产党、农会的教育，接受了一些革命道理。他也经常跟着父亲一起，去参加当地农民搞的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他当过儿童团员，村子里的站岗、放哨活动，他都积极参加。1929年，邱会作参加了红军。这一年，他仅15岁，还是个孩子。

邱会作参加红军后，很爱学习。在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方面，都走在前面，打仗也很勇敢。由于他爱学习，肯钻研，很快就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由于邱会作表现很好，红军中的党组织便十分注重对他的培养，邱会作本人的进步也很快。1930年，邱会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邱会作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邱会作在做群众宣传工作时讲话生动，摆道理深入浅出，所以很受欢迎。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的宣传才干，也注意在这方面培养他。红军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在工作中也于得很认真，组织能力也有所提高。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不久，组织上让他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这个宣传队长，实际上是红五军团政委（党代表）领导下的一个思想政治工作机关，侧重于宣传工作。当这个队长，也算是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干部了。邱会作担任这个职务时，还不到20岁。他这样小的年龄就担任这样的职务，说明他在当时是受到了党组织的培养和重用的，也说明他在那时还是积极向上的。

邱会作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脑子好使，计算和管理能力很强。邱会作从小没有多少文化，但当上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中，他的文化知识提高得很快。他在计算和记数字方面，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才干。不论什么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得住，他还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关系。邱会作还有一个特长，就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强。凡是经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条、丝毫不差。对物品的调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数，从不乱套。红军首长们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这方面的才干。当年的红军队伍中，是唯才是举的，特别对于年纪小的红军。更是视之为革命后代，十分注意培养，在红军中，凡是有某方面才能的人，都会受到重用，并且用其所长。邱会作的才能被发现后，很快就受到重用，他被调到军委总供给部工作，任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这时，他既做部队供给方面的具体工作，又做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他的善于宣传、会计算：会管理的才干，都得到了充分展示。同时，在军委机关，邱会作有机会在红军高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而这些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里的精英人物，文化素养高，革命经验丰富，政治理论过硬，工作能力强。邱会作能在他们身边工作，感到很幸运，经过耳濡目染以及自己虚心请教，这样，邱会作本人也提高得很快，同时，他也不断地受到组织上的重用。

组织上看邱会作搞后勤是一把好手，后来就注意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他的才能。邱会作调到军委机关后，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担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后来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是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都很好，被中央军委领导人视为得力干部之一。

邱会作在中央苏区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在严酷的战争中，邱会作主要是搞后勤工作。当时，后勤工作是很难做的。在敌军重重封锁下，红军的物资供给十分困难，缺粮、缺药、缺武器弹药，生活相当艰苦。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在军委领导人的统一指挥下，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前方的粮食和武器弹药的供给，也解决了一部分药品问题，使红军能在与强敌周旋中，吃上饭，有武器弹药可用，伤病员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医治，这是很不简单的。在这其中，邱会作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邱会作参加了长征。在长征中，他仍然做后勤工作。红军长途行军的物资供应，困难就更大了。不用说更多的方面，仅每天要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的鞋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同时，还要解决数万红军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就更困难了，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敌人手里缴获。对这些问题，邱会作都与红军中搞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人一起，想尽种种办法，加以解决。他们还找到了许多代用方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种野菜、野果代粮食，动员红军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具体办法是：搞后勤工作的同志，在长征途中收集到一些打草鞋的草，分发给红军战士，教红军战士打草鞋。红军战士宿营后，睡觉前，头一件事，是打两双草鞋，第二天早晨出发时，穿上一双，带上一双，路上鞋坏了，就把另一双用上，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等后勤干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行军中，战士们还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杀战马来生存，但发下来的青稞，还是起了关键作用，保证了红军通过草地时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