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汉良的妈妈照片:林彪集团五干将浮沉录之二：吴法宪

霞飞
人所共知，吴法宪是林彪反党集团主犯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吴法宪也曾为中国革命立下过战功。那么，从人民的功臣到反革命集团主犯，吴法宪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浮沉呢？
苦孩子出身的红军军官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上所载明的，吴法宪出生于1915年8月25日。他的家乡是江西省永丰县，吴法宪就出生在这个县的农村。
吴法宪出生时，中国大地上风雷激荡，满清统治已经结束，但建立起来的民国政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旧面貌，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的农村，封建统治依然存在：恶霸地主横行乡里，土地兼并迅速，大批农民因失去土地而破产，生计无着，沦为佃农。在吴法宪的家乡江西永丰县，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因为永丰县本来可耕地就很少，恶霸地主实行土地兼并后，原本不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只好给地主当长工，或者租种地主的土地。这两种情况，对农民来说，都很悲惨。他们的劳动果实，大部分归地主所有，自己所得极少，长期处于贫困潦倒之中。吴法宪出生于一个农户。他的一家，也和当地大多数农民一样，长期饱受饥寒。这种状况，对吴法宪影响很大。影响之一，由于吴法宪家庭贫困，是个苦孩子，从小就吃不饱肚子，因此，影响了他的发育。他到十四五岁时，仍然长得又小又瘦；影响之二，他从小生长在贫困家庭，处在农村阶级矛盾激化时期，使他从小就仇恨地主恶霸，认为这个社会不平等，有朴素的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愿望。他后来当红军后，作战勇敢，不怕死，与此有直接关系；影响之三，吴法宪长期的贫困生活，使吴法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和生活方式。
1930年，红军来到江西省永丰县，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永丰的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势力被推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当地农民从心里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吴法宪一家也是一样，感激共产党，感激红军。年仅15岁的吴法宪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那个时候，共青团的工作开展得也很活跃，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青年团的组织很快就建立起来，广泛吸收青少年加入这个组织。吴法宪的家乡，也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年仅15岁的吴法宪，是他家乡里最早加入共青团的人之一。当年，正值红军扩大队伍，已经参加共青团的吴法宪，又毅然参加了红军。
吴法宪参加红军，起点要比其他参加红军的人略高，他是在已经是共青团团员的情况下参加红军的。当时，一个人能成为共青团团员，可不简单，这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已经是“在组织”中的人了。加上吴法宪年纪小，腿勤、手勤、脑子勤，乐于在红军队伍中为大家做事，一心听党的话，作战勇敢，不怕死。因此，他很快就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并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
党组织培养吴法宪，首先从文化入手。吴法宪本来文化程度不高，但进入红军队伍后，在红军这个大学校里，他很快就达到了能说能写的程度。他的个子也长高了一些，身体也强壮起来。1932年，17岁的吴法宪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更加注意对他的培养了。1932年，吴法宪担任红军广昌独立师十团青年干事，直接在团党代表领导下做部队的青年工作。吴法宪做青年工作，积极热情，也有一套办法，把团里的青年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大批青年红军被吸收到团组织中来，由于有这方面的成绩，上级看中了吴法宪，任命他为红军广昌独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此时，年仅17岁的吴法宪，已经成为红军青年军官了。
林彪手下的虎将
当年，红军作战频繁，减员和新增兵员是经常的事，红军的建制也经常改编。1933年，吴法宪所在的部队经过改编后，成为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的一部分，吴法宪在红一军团二师警卫通信连当指导员，从此，吴法宪在林彪手下工作近四十年。吴法宪在警卫通信连工作得很出色，他对全连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与连长一起把这个连建设成为师部里非常得力的部队。由于警卫通信连与部队首长接触较多，吴法宪也就很快进入首长的视野，林彪也认识了吴法宪，知道他是一个出身好，思想好，年轻能干又忠诚的军官。因此，林彪也看中了吴法宪，特别注意培养、提拔他。仅仅一年，到1934年，林彪就提拔吴法宪当上了二师二团党总支部书记。这种团党总支部书记，是红军时期所设的一种特殊职位，实际上是团里党代表（政委）的助手。
吴法宪从当二师警卫通信连指导员起，就表现出了作战勇敢，不怕死的特点。每次打仗，他都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而且带头冲锋打硬仗。他当上二师二团党总支部书记后，仍然保持了这一特点。那时的团党总支部书记已经是团里的领导干部了，要参与全团行动的讨论和决定。吴法宪作为团党总支部书记，也要参加全团战斗部署的研究，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也参与部队的后勤和其他方面的调度指挥工作，还要与团里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带好兵、打好仗，是够辛苦的。可是，吴法宪不怕辛苦，白天，他和战士一样行军打仗，部队驻扎下来时，战士们都休息了，他还要挨个营、连查访，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检查连队的营房、伙食等情况，一直到深夜才能睡下，有时，他半夜还要再起来查岗哨。天色未明，他又要最早起来，检查部队当天的行军打仗准备的情况。尽管如此辛苦，吴法宪却乐于承担，并且干得很出色。每次打仗，他都带头冲锋陷阵。这种表率作用，对战士影响很大，因此，他当团总支部书记的这个二团，是红军中以能打硬仗而著称的，每次有要紧战斗任务，林彪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二团。
吴法宪在二团工作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军以弱小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多次进攻。在反“围剿”战斗中，吴法宪敢打敢拼，并且立下了战功。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中央苏区，实行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军事方针，红军打仗就不像以前那样顺利了。而蒋介石又集中优势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此次“围剿”，蒋介石采取堡垒战术，而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却命令弱小的红军以堡垒对堡垒，与敌人打阵地战。虽然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但由于红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与之拼消耗，大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苏区的经济也陷入困境，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部队减员严重。林彪所指挥的红一军团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也打了几个漂亮仗，但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军事方针的错误，使红军在战略总体上处于被动地位，红一军团的作战也十分艰苦，但红一军团广大指战员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斗志，敢于同敌人打硬仗。吴法宪在作战中表现突出，尽管二团减员严重，总是冲在前边的吴法宪却命大，没有战死，而且，由于他总是带头冲锋，对战士们起到了团结鼓舞的作用，虽然作战艰苦，人员牺牲很多，但这个团不但没有垮，反而仍然保持了很强的战斗力，每当作战艰苦时，林彪总是让二团顶上去。二团顶上去后，总是能够完成作战任务。于是，林彪对包括吴法宪在内的二团的干部们更赏识了。林彪也把吴法宪看作自己手下的虎将之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长征时，林彪总是把第二团放在先锋位置，命令其为后续部队开路。当先锋团的领导干部，可谓不容易，这不仅意味着这些干部要率领全团承担起探路、开辟道路等任务，更意味着该团的领导人要使全团上下一心一意，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永不溃散。这样不容易干的工作，吴法宪却与其他团领导一起承担了起来。而且，他这个团总支部书记干得很出色。
举一个例子。红军长征时，要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这之前的急行军，是一个硬任务，吴法宪硬是和全团一起，在短时间内昼夜行军，在指定时间抵达泸定桥。在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吴法宪率先冲锋，敌军发射的炮弹在他身边炸开，横飞的弹片把他的两个手指切断，鲜血直流。吴法宪简单包扎后，仍然冲在前边，用没有受伤的手，死死抓住铁锁，双脚踏着悬空的铁链，奋勇冲锋，与其他战士一起，冲过铁锁桥，歼灭了敌守桥部队。吴法宪的这一事迹，很快就被上级知道了。部队渡过大渡河驻扎下来后，表彰战斗模范，吴法宪是被表彰者之一。建国后，吴法宪也不掩饰他断了两指的那只手，讲话时，常常挥动缺了两个手指的手，比比划划。当然，这是后话。
中央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吴法宪所在的团仍然是先锋之一。吴法宪也总是走在前边。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进行整编，干部有的调整，有的提拔。吴法宪是被提拔者之一，他当上了红军第二师第二团的政治委员。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红军也进行改编。林彪所率领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吴法宪此时在该师的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任政委。随后，开赴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
吴法宪所在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与日寇作战多次。吴法宪在战斗中也屡立战功。吴法宪虽然担任的是政治委员的职务（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政委改称政治部主任——笔者注），但他在决定全团作战决策和带兵方面，起核心作用。作战时，他也冲锋在前，这一点，对全团战士的影响相当大，因此，他们的部队，仍然以作战勇敢、能打硬仗著称。由于吴法宪作战有功，他的职务也不断上升，先后担任过旅政治部主任、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苏鲁豫支队政委等职。
吴法宪所在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许多漂亮仗，吴法宪本人也不断立下战功。吴法宪率领部队打的较著名的胜仗是萧县伏击战。1939年5月底，吴法宪所部得知日军1700余人分六路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必经之路是张山集、前杨庄一带。他和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一起研究后，决定打一个伏击战。6月1日，吴法宪、彭明治率部在张山集、前杨庄设伏，一举消灭日军300多人，粉碎了日军的六路进攻。刚刚打完这一胜仗，吴法宪、彭明治二人又得知日军2000多步骑兵沿津浦路开进，便率部开至津浦路的曹村车站阻击敌军。此役，又打退日军2000多人的进攻，歼灭日军300多人，击毁敌汽车3辆。吴法宪所部在五天时间里连续打了两仗，歼灭日军700多人，打出了威风，此后日军一听说苏鲁豫支队，就吓得心惊胆战。
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组新四军军部，同时对新四军部队进行整编，充实一部分力量。按中央命令，吴法宪所在的部队，由八路军建制转为新四军建制，吴法宪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新改编的新四军，人员来自各方面，加上有新兵和俘虏兵加入，政治思想工作很艰巨。吴法宪当上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后，深入连队，了解情况。他发现，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坚强的连党支部，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于是，他发起了“创建模范连队党支部”的活动，采取做思想政治工作，对党员进行再教育和严明纪律等措施，发挥党员的骨干作用。这些工作很快就见了成效，新四军第三师的连队党支部组织进一步巩固，发挥了党支部在连队中的核心作用，三师的党员也充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对提高连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加入党组织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吴法宪的政治工作经验，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重视，曾在全军推广他创造的经验。
吴法宪所在的新四军第三师在抗日战争中也打了不少胜仗，立下了不少战功。著名的有：刘老庄战斗、大胡庄战斗、阜宁战役、淮阴城攻坚战，等等。通过这一系列作战，吴法宪和三师官兵一起，开辟了湖西地区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吴法宪因其出色的工作，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器重，连远在陕北的党中央，也对吴法宪的工作有一定了解，这使他在此后屡受重用、提拔。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法宪被调往辽西军区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之后，他率部开赴东北，而林彪此时也出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再后称第四野战军，林彪仍然任总司令），吴法宪再次成为林彪手下的一员战将，并在林彪的指挥下，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在作战中又立有战功。
全国解放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空军。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新的现代化军种，国家对空军的投资高于其他部队许多倍，中央对这支部队也十分重视。在林彪的推荐下，吴法宪当上了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干部部长。实际上，他在空军的权力仅次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1955年，全军授衔时，吴法宪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他又升任空军政委，与刘亚楼共同掌握空军领导权，可见，林彪对吴法宪是多么器重。刘亚楼逝世后，林彪又推荐吴法宪当上了空军司令员。
极度效忠林彪
由于吴法宪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对林彪指挥打仗的才干十分佩服，可以说，他早就是林彪的崇拜者之一。林彪一再推荐吴法宪，提拔他担任领导职务，对此，吴法宪也感激涕零。在提拔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员之前，林彪曾把吴法宪找来对他说：空军司令员这个位置，许多人想干，我推荐你干，先不要出去讲。实际上，即使林彪不对吴法宪说这些话，吴法宪也知道他当空军司令员是林彪的作用。因此，吴法宪对林彪一直有感恩之心。他曾对自己的老婆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吴法宪效忠林彪，甚至到了绝对服从的程度。空军的工作，他一切都按林彪的意见办。可悲的是，吴法宪对林彪的效忠，到了丧失原则的地步，林彪要他去诬陷别人，他也干。
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他受林彪、叶群的指使，诬陷罗瑞卿。林彪主管军队时，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工作中坚持按原则办事，难免有与林彪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林彪便认为罗瑞卿要架空自己，把罗瑞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搞掉罗瑞卿而后快。1965年，林彪、叶群授意吴法宪诬陷罗瑞卿，吴法宪便充当了诬陷罗瑞卿的小丑的角色。按他们的事先密谋，由叶群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说罗瑞卿向林彪伸手要权，反对突出政治，要篡军反党，并且说，吴法宪可以作证。事关重大，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上，吴法宪作证说：罗瑞卿向林彪伸手要权。还说，刘亚楼逝世前，让他转告叶群四条意见，大体意思是说，林彪身体不好，早晚要退下来，要让罗瑞卿管军队。而罗瑞卿则坚决否认此事。吴法宪作证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太相信。他们在会议休息时，都严肃地问吴法宪，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没有可不能瞎说。吴法宪咬紧牙关说：肯定有。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刘亚楼已死，这是死无对证。但吴法宪拍着胸脯保证有这件事。吴法宪在外表上给人以忠厚老实的形象，使与会多数人相信了他的话，使罗瑞卿蒙受了冤屈。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把罗瑞卿调离军队领导岗位，由杨成武当代总参谋长。不久，罗瑞卿被列入打倒对象之一，于1966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关押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倍受摧残，以致左腿伤残。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搞掉不听他的话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要吴法宪出面搞诬陷。吴法宪也就按这个意旨，搞起了诬陷。吴法宪主要是在陷害空军政委余立金方面出力最多。余立金在“文化大革命”初，任空军政委、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因为余立金曾在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工作，林彪一直把他视为异己。1967年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余立金随行。毛泽东在巡视时，发表了许多谈话。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也知道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谈话，但不知道详细内容。余立金回到北京时，林彪、叶群让吴法宪出面去找余立金，吴法宪三次请余立金传达“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但余立金严守毛泽东关于“只向周恩来报告这些话，没有传达任务”的指示，拒绝了吴法宪的要求。吴法宪无法，只好打出林彪这张牌说：林副主席要你传达。余立金仍然不买账，只是淡淡地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吴法宪感到，余立金在毛泽东那里受重视，有余立金在，他这把空军司令员的交椅很难坐稳，便向林彪、叶群表示了对余立金的不满，还说：余立金与反对林彪的杨成武关系密切。林彪下了搞掉杨成武、余立金（后来又加上一个傅崇碧）的决心。正巧此时，空军机关有人写匿名信给杨成武，控告空军党办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的丑恶罪行。杨成武将信转给了林彪办公室。谁也没有想到，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并没有把这封信交给林彪，而是转回了空军司令部。最后，控告信又转回到王飞、周宇驰、刘沛丰手中。王、周、刘三人看信后大怒，调用技术部门人员对写信人的笔迹进行鉴定，结果查出写信人是余立金的秘书。王、周、刘三人随即找到吴法宪，说余立金秘书和别人乱搞男女关系，要吴法宪立即逮捕余立金的秘书。吴法宪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将余立金的秘书“隔离审查”。杨成武、余立金找吴法宪要吴放人。吴法宪在同杨成武谈话时，一口咬定，有这回事，“隔离审查”是对的。吴法宪所以这样强硬，坚决不让步，是因为他背后有林彪的支持。
后来，杨成武被林彪陷害后，吴法宪手下的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给余立金扣上了与杨成武勾结起来，要篡夺空军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的“罪名”。吴法宪正好就此进一步搞掉余立金。一天晚上，吴法宪打电话，要余立金去他那里看文件。余立金对此毫无防备，一个人走到吴法宪住处门口时，从黑暗里窜出几个人，将余立金逮捕。余立金被押着去见吴法宪，怒问：这是怎么回事？吴法宪反而得意洋洋地要余立金“交待罪行”。
就这样，余立金和杨成武、傅崇碧一起被打倒，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余、傅事件”。吴法宪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直接诬陷他人的角色。
吴法宪对林彪的效忠，还表现在对林彪子女的照顾上。林彪、叶群看出吴法宪对自己忠心耿耿，对吴法宪十分放心，先后把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送到空军去。吴法宪对林立果、林立衡都给予了很好的安排。林彪、叶群则把安排自己的子女去空军视为对吴法宪的器重。叶群对吴法宪说过：“我的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就是为了保你，保你的权。”吴法宪也对林彪、叶群的用心心领神会，对林立果、林立衡照顾有加。特别是对林彪、叶群很疼爱的儿子林立果，吴法宪像对待“太子”一样。林立果进空军后，不久就被提拔，先后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说过这样的话：“林立果不简单，是超天才，他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这个司令还要靠林立果。我们都要听林立果的。”实际上，吴法宪是把空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林立果，空军成了林彪的天下。这使林立果后来有了密谋杀害毛泽东的条件。
吴法宪一直效忠林彪，林彪也十分器重吴法宪，把吴法宪视为自己的亲信骨干之一。确实如吴法宪所说：林彪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吴法宪受林彪的指使，先后出面诬陷过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而且，吴法宪在参与林彪陷害他人的行动时，为了维护林彪的利益，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林彪亲信的身份，竟然达到了失去人性的地步。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势力急剧上升，林彪的野心也膨胀起来，以他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也逐步形成。一直效忠林彪的吴法宪，自然成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之一。林彪也没有亏待吴法宪，在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时，经林彪推荐，吴法宪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出任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同时，继续担任空军司令员，成为林彪在军队中的重要亲信之一。
庐山翻船
林彪的野心，在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充分暴露。那时，林彪提出的纲领有两个实质内容，一个是天才论，一个是设国家主席。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抢先发言，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他们想在庐山上鼓动起全党的响应，逼毛泽东就范，篡夺更多的党和国家的权力。
吴法宪紧跟林彪。早在庐山会议前在北京讨论四届人大宪法草案（当时吴法宪参与宪法起草工作）时，吴法宪就按林彪的意图，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四个伟大”和“三个副词”。为此，他还和张春桥发生了正面冲突，二人吵架时，吴法宪还拍了桌子。这次庐山会议，吴法宪更成了林彪在会议上发难的急先锋，他在西南组会议上发言时，站起来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和领会，建议各组再放一遍他的讲话录音。”吴法宪还在另一次发言时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时，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直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我们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林彪及其手下的人一鼓动，加上陈伯达搞了个“论天才”的语录，一时蒙蔽了许多人。在会上，有不少人响应他们。这样一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伯达，实际上矛头指向林彪。毛泽东还做出了停止放林彪讲话录音的决定，这对林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矛头实际上也是指向林彪的。会后，毛泽东还责令林彪手下的“大将”们写检讨。
吴法宪心中明白，在庐山会议上，他们翻了船，他不得不写检讨，送毛泽东审阅。
但是，吴法宪仍然效忠林彪，听林彪的。庐山会议后，林彪通过叶群，告诉他手下的“大将”们：事情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上了陈伯达的当。吴法宪自然按林彪的这个意思去做。再者，吴法宪对于让他写检讨，心中也不服气。有这种心理，他写的检讨也不实在。对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看了吴法宪的检讨后，在上面写下了不少批语，对吴法宪进行了严厉批评。
吴法宪在检讨书的一开头，按林彪关于“一切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上了陈伯达的当”的口径，写道：“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吴法宪在信中还揭发了陈伯达在庐山上的一些活动。
接着，吴法宪写道：自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引用了“论天才”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吴法宪在这里说自己事先没有请示林副主席，显然是假话，是为了掩盖他们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为林彪开脱。
毛泽东看了吴法宪检讨中的这一问题，在吴法宪写的“在庄严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这句话下边划了一个杠，在旁边写下批注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毛泽东的这个批注，揭露了吴法宪所写的检讨是假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反党集团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这就揭露了林彪一伙的阴谋。
吴法宪在检讨中写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吴法宪这样写，等于是说，林彪没有搞反革命集团，自己也没有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自己在庐山上的发难，只是不考虑全局，不顾影响，不顾后果，是不严肃、不慎重的问题。毛泽东对吴法宪这样写，很不满意，在这句话下划了杠，并批注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毛泽东的批注，等于指出了吴法宪检讨的虚假性。
吴法宪在检讨中写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自己将陈伯达在电话中告诉他的七条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的几个同志”。毛泽东抓住这一点，指出了军委办事组成为林彪的工具的问题，也指出了吴法宪这样写的虚伪性。毛泽东在吴法宪写的这句话下边也划了杠，批注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这样批示，是深入揭露了林彪一伙在搞阴谋。他们搞天才问题语录，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吴法宪在检讨中还写道：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曾问他：“你讲过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在会议期间是有过串连的，而吴法宪也是讲过这句话的，因此，毛泽东在吴法宪写的“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杠，直接写批示批吴法宪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毛泽东的批示，等于是对吴法宪的一种批评和帮助，他期待着吴法宪回心转意，站到正确方向来，因此，毛泽东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批道：“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
“九一三事件”之后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败露的情况下，与叶群、林立果等乘“三叉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自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完全暴露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之一的吴法宪，自然也被众人注目。
如何对待那些与林彪关系相当深的人，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为此，周恩来专门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 1971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按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并未处理吴法宪。但是，吴法宪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待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处理吴法宪。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吴法宪离职反省，彻底交待。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告了中央对包括吴法宪在内的林彪集团骨干的处理办法，指出：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此时，吴法宪被正式隔离审查。1973年8月，吴法宪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吴法宪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平静的晚年生活
吴法宪被隔离审查时，认罪态度就比较好。原中纪委委员兼“两案”审讯组长汪文风同志向笔者回忆了他提审吴法宪的情况。汪文风谈到：吴法宪十分配合提审，每次问他问题，他必然回答，回答时，是从心里悔罪的。吴法宪在回答提问时，还一边讲，一边往前移动自己坐的椅子，以便靠近提审的同志。往往谈到最后，吴法宪已经坐到了提审同志的这边，成了和提审的同志面对面谈话了。这表明，吴法宪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靠近组织，诚恳认罪的态度。
鉴于吴法宪认罪态度很好，加上考虑他过去有战功，且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中央于1981年8月，也就是在吴法宪被判刑的7个月，做出了对吴法宪“保外就医”的决定。1981年8月，公安部派一位副部长到秦城监狱，向吴法宪宣布了中央的这一决定，同时告诉吴法宪，中央决定把他安置在山东济南居住，可以带一二户子女去和他一起生活，以便照顾他。吴法宪听后，十分感动，一再说，感谢组织的宽大，感谢组织的关心。吴法宪和他妻子的感情一直非常好，被隔离后，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子。听说马上要出狱了，他高兴得一连几晚都没有睡好觉，急切盼望早一点儿见到妻子。
1981年8月下旬，吴法宪出狱，和自己的妻子、子女团聚。他一家被安排到济南市南郊七里山小区一座居民楼里，住的是两居室，生活设施齐备，中央每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补贴费，还经常派医生定期为他检查身体，稍有不舒服，马上派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给他用最好的药。后来，组织上又让他搬到一个独门独院的小楼中居住。在这附近住的，大都是山东省退下来的高级干部，条件自然比以前好多了。他和老伴的晚年生活，由他的一个女儿照顾。
吴法宪开始过平静而又无忧无虑的平民生活了。笔者曾经去采访过吴法宪，他说，自己平时不大出门，在家里，除了看电视，读报、读书外，还练习书法。后来笔者听说，山东省有些退休的高级干部还向他求过字。这说明，吴法宪练书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偶尔，他也会拎着菜篮子出去买菜，见到街边有下棋的，就围过去看一会儿。山东省许多退休高级干部都认识他，见面主动和他打招呼，称他“老吴”。他和周围邻居相处得也很好。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因病在济南齐鲁医院去世，享年89岁。
林彪集团五干将浮沉录之二：吴法宪

霞飞
人所共知，吴法宪是林彪反党集团主犯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吴法宪也曾为中国革命立下过战功。那么，从人民的功臣到反革命集团主犯，吴法宪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浮沉呢？
苦孩子出身的红军军官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上所载明的，吴法宪出生于1915年8月25日。他的家乡是江西省永丰县，吴法宪就出生在这个县的农村。
吴法宪出生时，中国大地上风雷激荡，满清统治已经结束，但建立起来的民国政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旧面貌，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的农村，封建统治依然存在：恶霸地主横行乡里，土地兼并迅速，大批农民因失去土地而破产，生计无着，沦为佃农。在吴法宪的家乡江西永丰县，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因为永丰县本来可耕地就很少，恶霸地主实行土地兼并后，原本不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只好给地主当长工，或者租种地主的土地。这两种情况，对农民来说，都很悲惨。他们的劳动果实，大部分归地主所有，自己所得极少，长期处于贫困潦倒之中。吴法宪出生于一个农户。他的一家，也和当地大多数农民一样，长期饱受饥寒。这种状况，对吴法宪影响很大。影响之一，由于吴法宪家庭贫困，是个苦孩子，从小就吃不饱肚子，因此，影响了他的发育。他到十四五岁时，仍然长得又小又瘦；影响之二，他从小生长在贫困家庭，处在农村阶级矛盾激化时期，使他从小就仇恨地主恶霸，认为这个社会不平等，有朴素的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愿望。他后来当红军后，作战勇敢，不怕死，与此有直接关系；影响之三，吴法宪长期的贫困生活，使吴法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和生活方式。
1930年，红军来到江西省永丰县，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永丰的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势力被推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当地农民从心里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吴法宪一家也是一样，感激共产党，感激红军。年仅15岁的吴法宪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那个时候，共青团的工作开展得也很活跃，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青年团的组织很快就建立起来，广泛吸收青少年加入这个组织。吴法宪的家乡，也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年仅15岁的吴法宪，是他家乡里最早加入共青团的人之一。当年，正值红军扩大队伍，已经参加共青团的吴法宪，又毅然参加了红军。
吴法宪参加红军，起点要比其他参加红军的人略高，他是在已经是共青团团员的情况下参加红军的。当时，一个人能成为共青团团员，可不简单，这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已经是“在组织”中的人了。加上吴法宪年纪小，腿勤、手勤、脑子勤，乐于在红军队伍中为大家做事，一心听党的话，作战勇敢，不怕死。因此，他很快就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并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
党组织培养吴法宪，首先从文化入手。吴法宪本来文化程度不高，但进入红军队伍后，在红军这个大学校里，他很快就达到了能说能写的程度。他的个子也长高了一些，身体也强壮起来。1932年，17岁的吴法宪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更加注意对他的培养了。1932年，吴法宪担任红军广昌独立师十团青年干事，直接在团党代表领导下做部队的青年工作。吴法宪做青年工作，积极热情，也有一套办法，把团里的青年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大批青年红军被吸收到团组织中来，由于有这方面的成绩，上级看中了吴法宪，任命他为红军广昌独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此时，年仅17岁的吴法宪，已经成为红军青年军官了。
林彪手下的虎将
当年，红军作战频繁，减员和新增兵员是经常的事，红军的建制也经常改编。1933年，吴法宪所在的部队经过改编后，成为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的一部分，吴法宪在红一军团二师警卫通信连当指导员，从此，吴法宪在林彪手下工作近四十年。吴法宪在警卫通信连工作得很出色，他对全连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与连长一起把这个连建设成为师部里非常得力的部队。由于警卫通信连与部队首长接触较多，吴法宪也就很快进入首长的视野，林彪也认识了吴法宪，知道他是一个出身好，思想好，年轻能干又忠诚的军官。因此，林彪也看中了吴法宪，特别注意培养、提拔他。仅仅一年，到1934年，林彪就提拔吴法宪当上了二师二团党总支部书记。这种团党总支部书记，是红军时期所设的一种特殊职位，实际上是团里党代表（政委）的助手。
吴法宪从当二师警卫通信连指导员起，就表现出了作战勇敢，不怕死的特点。每次打仗，他都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而且带头冲锋打硬仗。他当上二师二团党总支部书记后，仍然保持了这一特点。那时的团党总支部书记已经是团里的领导干部了，要参与全团行动的讨论和决定。吴法宪作为团党总支部书记，也要参加全团战斗部署的研究，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也参与部队的后勤和其他方面的调度指挥工作，还要与团里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带好兵、打好仗，是够辛苦的。可是，吴法宪不怕辛苦，白天，他和战士一样行军打仗，部队驻扎下来时，战士们都休息了，他还要挨个营、连查访，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检查连队的营房、伙食等情况，一直到深夜才能睡下，有时，他半夜还要再起来查岗哨。天色未明，他又要最早起来，检查部队当天的行军打仗准备的情况。尽管如此辛苦，吴法宪却乐于承担，并且干得很出色。每次打仗，他都带头冲锋陷阵。这种表率作用，对战士影响很大，因此，他当团总支部书记的这个二团，是红军中以能打硬仗而著称的，每次有要紧战斗任务，林彪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二团。
吴法宪在二团工作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军以弱小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多次进攻。在反“围剿”战斗中，吴法宪敢打敢拼，并且立下了战功。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中央苏区，实行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军事方针，红军打仗就不像以前那样顺利了。而蒋介石又集中优势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此次“围剿”，蒋介石采取堡垒战术，而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却命令弱小的红军以堡垒对堡垒，与敌人打阵地战。虽然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但由于红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与之拼消耗，大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苏区的经济也陷入困境，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部队减员严重。林彪所指挥的红一军团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也打了几个漂亮仗，但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军事方针的错误，使红军在战略总体上处于被动地位，红一军团的作战也十分艰苦，但红一军团广大指战员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斗志，敢于同敌人打硬仗。吴法宪在作战中表现突出，尽管二团减员严重，总是冲在前边的吴法宪却命大，没有战死，而且，由于他总是带头冲锋，对战士们起到了团结鼓舞的作用，虽然作战艰苦，人员牺牲很多，但这个团不但没有垮，反而仍然保持了很强的战斗力，每当作战艰苦时，林彪总是让二团顶上去。二团顶上去后，总是能够完成作战任务。于是，林彪对包括吴法宪在内的二团的干部们更赏识了。林彪也把吴法宪看作自己手下的虎将之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长征时，林彪总是把第二团放在先锋位置，命令其为后续部队开路。当先锋团的领导干部，可谓不容易，这不仅意味着这些干部要率领全团承担起探路、开辟道路等任务，更意味着该团的领导人要使全团上下一心一意，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永不溃散。这样不容易干的工作，吴法宪却与其他团领导一起承担了起来。而且，他这个团总支部书记干得很出色。
举一个例子。红军长征时，要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这之前的急行军，是一个硬任务，吴法宪硬是和全团一起，在短时间内昼夜行军，在指定时间抵达泸定桥。在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吴法宪率先冲锋，敌军发射的炮弹在他身边炸开，横飞的弹片把他的两个手指切断，鲜血直流。吴法宪简单包扎后，仍然冲在前边，用没有受伤的手，死死抓住铁锁，双脚踏着悬空的铁链，奋勇冲锋，与其他战士一起，冲过铁锁桥，歼灭了敌守桥部队。吴法宪的这一事迹，很快就被上级知道了。部队渡过大渡河驻扎下来后，表彰战斗模范，吴法宪是被表彰者之一。建国后，吴法宪也不掩饰他断了两指的那只手，讲话时，常常挥动缺了两个手指的手，比比划划。当然，这是后话。
中央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吴法宪所在的团仍然是先锋之一。吴法宪也总是走在前边。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进行整编，干部有的调整，有的提拔。吴法宪是被提拔者之一，他当上了红军第二师第二团的政治委员。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红军也进行改编。林彪所率领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吴法宪此时在该师的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任政委。随后，开赴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
吴法宪所在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与日寇作战多次。吴法宪在战斗中也屡立战功。吴法宪虽然担任的是政治委员的职务（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政委改称政治部主任——笔者注），但他在决定全团作战决策和带兵方面，起核心作用。作战时，他也冲锋在前，这一点，对全团战士的影响相当大，因此，他们的部队，仍然以作战勇敢、能打硬仗著称。由于吴法宪作战有功，他的职务也不断上升，先后担任过旅政治部主任、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苏鲁豫支队政委等职。
吴法宪所在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许多漂亮仗，吴法宪本人也不断立下战功。吴法宪率领部队打的较著名的胜仗是萧县伏击战。1939年5月底，吴法宪所部得知日军1700余人分六路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必经之路是张山集、前杨庄一带。他和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一起研究后，决定打一个伏击战。6月1日，吴法宪、彭明治率部在张山集、前杨庄设伏，一举消灭日军300多人，粉碎了日军的六路进攻。刚刚打完这一胜仗，吴法宪、彭明治二人又得知日军2000多步骑兵沿津浦路开进，便率部开至津浦路的曹村车站阻击敌军。此役，又打退日军2000多人的进攻，歼灭日军300多人，击毁敌汽车3辆。吴法宪所部在五天时间里连续打了两仗，歼灭日军700多人，打出了威风，此后日军一听说苏鲁豫支队，就吓得心惊胆战。
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组新四军军部，同时对新四军部队进行整编，充实一部分力量。按中央命令，吴法宪所在的部队，由八路军建制转为新四军建制，吴法宪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新改编的新四军，人员来自各方面，加上有新兵和俘虏兵加入，政治思想工作很艰巨。吴法宪当上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后，深入连队，了解情况。他发现，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坚强的连党支部，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于是，他发起了“创建模范连队党支部”的活动，采取做思想政治工作，对党员进行再教育和严明纪律等措施，发挥党员的骨干作用。这些工作很快就见了成效，新四军第三师的连队党支部组织进一步巩固，发挥了党支部在连队中的核心作用，三师的党员也充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对提高连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加入党组织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吴法宪的政治工作经验，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重视，曾在全军推广他创造的经验。
吴法宪所在的新四军第三师在抗日战争中也打了不少胜仗，立下了不少战功。著名的有：刘老庄战斗、大胡庄战斗、阜宁战役、淮阴城攻坚战，等等。通过这一系列作战，吴法宪和三师官兵一起，开辟了湖西地区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吴法宪因其出色的工作，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器重，连远在陕北的党中央，也对吴法宪的工作有一定了解，这使他在此后屡受重用、提拔。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法宪被调往辽西军区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之后，他率部开赴东北，而林彪此时也出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再后称第四野战军，林彪仍然任总司令），吴法宪再次成为林彪手下的一员战将，并在林彪的指挥下，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在作战中又立有战功。
全国解放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空军。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新的现代化军种，国家对空军的投资高于其他部队许多倍，中央对这支部队也十分重视。在林彪的推荐下，吴法宪当上了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干部部长。实际上，他在空军的权力仅次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1955年，全军授衔时，吴法宪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他又升任空军政委，与刘亚楼共同掌握空军领导权，可见，林彪对吴法宪是多么器重。刘亚楼逝世后，林彪又推荐吴法宪当上了空军司令员。
极度效忠林彪
由于吴法宪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对林彪指挥打仗的才干十分佩服，可以说，他早就是林彪的崇拜者之一。林彪一再推荐吴法宪，提拔他担任领导职务，对此，吴法宪也感激涕零。在提拔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员之前，林彪曾把吴法宪找来对他说：空军司令员这个位置，许多人想干，我推荐你干，先不要出去讲。实际上，即使林彪不对吴法宪说这些话，吴法宪也知道他当空军司令员是林彪的作用。因此，吴法宪对林彪一直有感恩之心。他曾对自己的老婆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吴法宪效忠林彪，甚至到了绝对服从的程度。空军的工作，他一切都按林彪的意见办。可悲的是，吴法宪对林彪的效忠，到了丧失原则的地步，林彪要他去诬陷别人，他也干。
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他受林彪、叶群的指使，诬陷罗瑞卿。林彪主管军队时，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工作中坚持按原则办事，难免有与林彪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林彪便认为罗瑞卿要架空自己，把罗瑞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搞掉罗瑞卿而后快。1965年，林彪、叶群授意吴法宪诬陷罗瑞卿，吴法宪便充当了诬陷罗瑞卿的小丑的角色。按他们的事先密谋，由叶群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说罗瑞卿向林彪伸手要权，反对突出政治，要篡军反党，并且说，吴法宪可以作证。事关重大，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上，吴法宪作证说：罗瑞卿向林彪伸手要权。还说，刘亚楼逝世前，让他转告叶群四条意见，大体意思是说，林彪身体不好，早晚要退下来，要让罗瑞卿管军队。而罗瑞卿则坚决否认此事。吴法宪作证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太相信。他们在会议休息时，都严肃地问吴法宪，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没有可不能瞎说。吴法宪咬紧牙关说：肯定有。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刘亚楼已死，这是死无对证。但吴法宪拍着胸脯保证有这件事。吴法宪在外表上给人以忠厚老实的形象，使与会多数人相信了他的话，使罗瑞卿蒙受了冤屈。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把罗瑞卿调离军队领导岗位，由杨成武当代总参谋长。不久，罗瑞卿被列入打倒对象之一，于1966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关押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倍受摧残，以致左腿伤残。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搞掉不听他的话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要吴法宪出面搞诬陷。吴法宪也就按这个意旨，搞起了诬陷。吴法宪主要是在陷害空军政委余立金方面出力最多。余立金在“文化大革命”初，任空军政委、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因为余立金曾在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工作，林彪一直把他视为异己。1967年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余立金随行。毛泽东在巡视时，发表了许多谈话。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也知道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谈话，但不知道详细内容。余立金回到北京时，林彪、叶群让吴法宪出面去找余立金，吴法宪三次请余立金传达“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但余立金严守毛泽东关于“只向周恩来报告这些话，没有传达任务”的指示，拒绝了吴法宪的要求。吴法宪无法，只好打出林彪这张牌说：林副主席要你传达。余立金仍然不买账，只是淡淡地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吴法宪感到，余立金在毛泽东那里受重视，有余立金在，他这把空军司令员的交椅很难坐稳，便向林彪、叶群表示了对余立金的不满，还说：余立金与反对林彪的杨成武关系密切。林彪下了搞掉杨成武、余立金（后来又加上一个傅崇碧）的决心。正巧此时，空军机关有人写匿名信给杨成武，控告空军党办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的丑恶罪行。杨成武将信转给了林彪办公室。谁也没有想到，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并没有把这封信交给林彪，而是转回了空军司令部。最后，控告信又转回到王飞、周宇驰、刘沛丰手中。王、周、刘三人看信后大怒，调用技术部门人员对写信人的笔迹进行鉴定，结果查出写信人是余立金的秘书。王、周、刘三人随即找到吴法宪，说余立金秘书和别人乱搞男女关系，要吴法宪立即逮捕余立金的秘书。吴法宪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将余立金的秘书“隔离审查”。杨成武、余立金找吴法宪要吴放人。吴法宪在同杨成武谈话时，一口咬定，有这回事，“隔离审查”是对的。吴法宪所以这样强硬，坚决不让步，是因为他背后有林彪的支持。
后来，杨成武被林彪陷害后，吴法宪手下的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给余立金扣上了与杨成武勾结起来，要篡夺空军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的“罪名”。吴法宪正好就此进一步搞掉余立金。一天晚上，吴法宪打电话，要余立金去他那里看文件。余立金对此毫无防备，一个人走到吴法宪住处门口时，从黑暗里窜出几个人，将余立金逮捕。余立金被押着去见吴法宪，怒问：这是怎么回事？吴法宪反而得意洋洋地要余立金“交待罪行”。
就这样，余立金和杨成武、傅崇碧一起被打倒，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余、傅事件”。吴法宪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直接诬陷他人的角色。
吴法宪对林彪的效忠，还表现在对林彪子女的照顾上。林彪、叶群看出吴法宪对自己忠心耿耿，对吴法宪十分放心，先后把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送到空军去。吴法宪对林立果、林立衡都给予了很好的安排。林彪、叶群则把安排自己的子女去空军视为对吴法宪的器重。叶群对吴法宪说过：“我的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就是为了保你，保你的权。”吴法宪也对林彪、叶群的用心心领神会，对林立果、林立衡照顾有加。特别是对林彪、叶群很疼爱的儿子林立果，吴法宪像对待“太子”一样。林立果进空军后，不久就被提拔，先后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说过这样的话：“林立果不简单，是超天才，他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这个司令还要靠林立果。我们都要听林立果的。”实际上，吴法宪是把空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林立果，空军成了林彪的天下。这使林立果后来有了密谋杀害毛泽东的条件。
吴法宪一直效忠林彪，林彪也十分器重吴法宪，把吴法宪视为自己的亲信骨干之一。确实如吴法宪所说：林彪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吴法宪受林彪的指使，先后出面诬陷过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而且，吴法宪在参与林彪陷害他人的行动时，为了维护林彪的利益，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林彪亲信的身份，竟然达到了失去人性的地步。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势力急剧上升，林彪的野心也膨胀起来，以他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也逐步形成。一直效忠林彪的吴法宪，自然成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之一。林彪也没有亏待吴法宪，在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时，经林彪推荐，吴法宪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出任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同时，继续担任空军司令员，成为林彪在军队中的重要亲信之一。
庐山翻船
林彪的野心，在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充分暴露。那时，林彪提出的纲领有两个实质内容，一个是天才论，一个是设国家主席。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抢先发言，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他们想在庐山上鼓动起全党的响应，逼毛泽东就范，篡夺更多的党和国家的权力。
吴法宪紧跟林彪。早在庐山会议前在北京讨论四届人大宪法草案（当时吴法宪参与宪法起草工作）时，吴法宪就按林彪的意图，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四个伟大”和“三个副词”。为此，他还和张春桥发生了正面冲突，二人吵架时，吴法宪还拍了桌子。这次庐山会议，吴法宪更成了林彪在会议上发难的急先锋，他在西南组会议上发言时，站起来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和领会，建议各组再放一遍他的讲话录音。”吴法宪还在另一次发言时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时，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直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我们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林彪及其手下的人一鼓动，加上陈伯达搞了个“论天才”的语录，一时蒙蔽了许多人。在会上，有不少人响应他们。这样一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伯达，实际上矛头指向林彪。毛泽东还做出了停止放林彪讲话录音的决定，这对林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矛头实际上也是指向林彪的。会后，毛泽东还责令林彪手下的“大将”们写检讨。
吴法宪心中明白，在庐山会议上，他们翻了船，他不得不写检讨，送毛泽东审阅。
但是，吴法宪仍然效忠林彪，听林彪的。庐山会议后，林彪通过叶群，告诉他手下的“大将”们：事情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上了陈伯达的当。吴法宪自然按林彪的这个意思去做。再者，吴法宪对于让他写检讨，心中也不服气。有这种心理，他写的检讨也不实在。对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看了吴法宪的检讨后，在上面写下了不少批语，对吴法宪进行了严厉批评。
吴法宪在检讨书的一开头，按林彪关于“一切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上了陈伯达的当”的口径，写道：“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吴法宪在信中还揭发了陈伯达在庐山上的一些活动。
接着，吴法宪写道：自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引用了“论天才”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吴法宪在这里说自己事先没有请示林副主席，显然是假话，是为了掩盖他们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为林彪开脱。
毛泽东看了吴法宪检讨中的这一问题，在吴法宪写的“在庄严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这句话下边划了一个杠，在旁边写下批注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毛泽东的这个批注，揭露了吴法宪所写的检讨是假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反党集团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这就揭露了林彪一伙的阴谋。
吴法宪在检讨中写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吴法宪这样写，等于是说，林彪没有搞反革命集团，自己也没有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自己在庐山上的发难，只是不考虑全局，不顾影响，不顾后果，是不严肃、不慎重的问题。毛泽东对吴法宪这样写，很不满意，在这句话下划了杠，并批注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毛泽东的批注，等于指出了吴法宪检讨的虚假性。
吴法宪在检讨中写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自己将陈伯达在电话中告诉他的七条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的几个同志”。毛泽东抓住这一点，指出了军委办事组成为林彪的工具的问题，也指出了吴法宪这样写的虚伪性。毛泽东在吴法宪写的这句话下边也划了杠，批注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这样批示，是深入揭露了林彪一伙在搞阴谋。他们搞天才问题语录，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吴法宪在检讨中还写道：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曾问他：“你讲过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在会议期间是有过串连的，而吴法宪也是讲过这句话的，因此，毛泽东在吴法宪写的“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杠，直接写批示批吴法宪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毛泽东的批示，等于是对吴法宪的一种批评和帮助，他期待着吴法宪回心转意，站到正确方向来，因此，毛泽东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批道：“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
“九一三事件”之后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败露的情况下，与叶群、林立果等乘“三叉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自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完全暴露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之一的吴法宪，自然也被众人注目。
如何对待那些与林彪关系相当深的人，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为此，周恩来专门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 1971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按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并未处理吴法宪。但是，吴法宪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待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处理吴法宪。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吴法宪离职反省，彻底交待。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告了中央对包括吴法宪在内的林彪集团骨干的处理办法，指出：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此时，吴法宪被正式隔离审查。1973年8月，吴法宪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吴法宪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平静的晚年生活
吴法宪被隔离审查时，认罪态度就比较好。原中纪委委员兼“两案”审讯组长汪文风同志向笔者回忆了他提审吴法宪的情况。汪文风谈到：吴法宪十分配合提审，每次问他问题，他必然回答，回答时，是从心里悔罪的。吴法宪在回答提问时，还一边讲，一边往前移动自己坐的椅子，以便靠近提审的同志。往往谈到最后，吴法宪已经坐到了提审同志的这边，成了和提审的同志面对面谈话了。这表明，吴法宪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靠近组织，诚恳认罪的态度。
鉴于吴法宪认罪态度很好，加上考虑他过去有战功，且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中央于1981年8月，也就是在吴法宪被判刑的7个月，做出了对吴法宪“保外就医”的决定。1981年8月，公安部派一位副部长到秦城监狱，向吴法宪宣布了中央的这一决定，同时告诉吴法宪，中央决定把他安置在山东济南居住，可以带一二户子女去和他一起生活，以便照顾他。吴法宪听后，十分感动，一再说，感谢组织的宽大，感谢组织的关心。吴法宪和他妻子的感情一直非常好，被隔离后，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子。听说马上要出狱了，他高兴得一连几晚都没有睡好觉，急切盼望早一点儿见到妻子。
1981年8月下旬，吴法宪出狱，和自己的妻子、子女团聚。他一家被安排到济南市南郊七里山小区一座居民楼里，住的是两居室，生活设施齐备，中央每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补贴费，还经常派医生定期为他检查身体，稍有不舒服，马上派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给他用最好的药。后来，组织上又让他搬到一个独门独院的小楼中居住。在这附近住的，大都是山东省退下来的高级干部，条件自然比以前好多了。他和老伴的晚年生活，由他的一个女儿照顾。
吴法宪开始过平静而又无忧无虑的平民生活了。笔者曾经去采访过吴法宪，他说，自己平时不大出门，在家里，除了看电视，读报、读书外，还练习书法。后来笔者听说，山东省有些退休的高级干部还向他求过字。这说明，吴法宪练书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偶尔，他也会拎着菜篮子出去买菜，见到街边有下棋的，就围过去看一会儿。山东省许多退休高级干部都认识他，见面主动和他打招呼，称他“老吴”。他和周围邻居相处得也很好。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因病在济南齐鲁医院去世，享年89岁。
林彪集团五干将浮沉录之二：吴法宪
霞飞
人所共知，吴法宪是林彪反党集团主犯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吴法宪也曾为中国革命立下过战功。那么，从人民的功臣到反革命集团主犯，吴法宪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浮沉呢？
苦孩子出身的红军军官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上所载明的，吴法宪出生于1915年8月25日。他的家乡是江西省永丰县，吴法宪就出生在这个县的农村。
吴法宪出生时，中国大地上风雷激荡，满清统治已经结束，但建立起来的民国政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旧面貌，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的农村，封建统治依然存在：恶霸地主横行乡里，土地兼并迅速，大批农民因失去土地而破产，生计无着，沦为佃农。在吴法宪的家乡江西永丰县，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因为永丰县本来可耕地就很少，恶霸地主实行土地兼并后，原本不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只好给地主当长工，或者租种地主的土地。这两种情况，对农民来说，都很悲惨。他们的劳动果实，大部分归地主所有，自己所得极少，长期处于贫困潦倒之中。吴法宪出生于一个农户。他的一家，也和当地大多数农民一样，长期饱受饥寒。这种状况，对吴法宪影响很大。影响之一，由于吴法宪家庭贫困，是个苦孩子，从小就吃不饱肚子，因此，影响了他的发育。他到十四五岁时，仍然长得又小又瘦；影响之二，他从小生长在贫困家庭，处在农村阶级矛盾激化时期，使他从小就仇恨地主恶霸，认为这个社会不平等，有朴素的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愿望。他后来当红军后，作战勇敢，不怕死，与此有直接关系；影响之三，吴法宪长期的贫困生活，使吴法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和生活方式。
1930年，红军来到江西省永丰县，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永丰的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势力被推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当地农民从心里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吴法宪一家也是一样，感激共产党，感激红军。年仅15岁的吴法宪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那个时候，共青团的工作开展得也很活跃，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青年团的组织很快就建立起来，广泛吸收青少年加入这个组织。吴法宪的家乡，也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年仅15岁的吴法宪，是他家乡里最早加入共青团的人之一。当年，正值红军扩大队伍，已经参加共青团的吴法宪，又毅然参加了红军。
吴法宪参加红军，起点要比其他参加红军的人略高，他是在已经是共青团团员的情况下参加红军的。当时，一个人能成为共青团团员，可不简单，这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已经是“在组织”中的人了。加上吴法宪年纪小，腿勤、手勤、脑子勤，乐于在红军队伍中为大家做事，一心听党的话，作战勇敢，不怕死。因此，他很快就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并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
党组织培养吴法宪，首先从文化入手。吴法宪本来文化程度不高，但进入红军队伍后，在红军这个大学校里，他很快就达到了能说能写的程度。他的个子也长高了一些，身体也强壮起来。1932年，17岁的吴法宪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更加注意对他的培养了。1932年，吴法宪担任红军广昌独立师十团青年干事，直接在团党代表领导下做部队的青年工作。吴法宪做青年工作，积极热情，也有一套办法，把团里的青年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大批青年红军被吸收到团组织中来，由于有这方面的成绩，上级看中了吴法宪，任命他为红军广昌独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此时，年仅17岁的吴法宪，已经成为红军青年军官了。
林彪手下的虎将
当年，红军作战频繁，减员和新增兵员是经常的事，红军的建制也经常改编。1933年，吴法宪所在的部队经过改编后，成为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的一部分，吴法宪在红一军团二师警卫通信连当指导员，从此，吴法宪在林彪手下工作近四十年。吴法宪在警卫通信连工作得很出色，他对全连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与连长一起把这个连建设成为师部里非常得力的部队。由于警卫通信连与部队首长接触较多，吴法宪也就很快进入首长的视野，林彪也认识了吴法宪，知道他是一个出身好，思想好，年轻能干又忠诚的军官。因此，林彪也看中了吴法宪，特别注意培养、提拔他。仅仅一年，到1934年，林彪就提拔吴法宪当上了二师二团党总支部书记。这种团党总支部书记，是红军时期所设的一种特殊职位，实际上是团里党代表（政委）的助手。
吴法宪从当二师警卫通信连指导员起，就表现出了作战勇敢，不怕死的特点。每次打仗，他都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而且带头冲锋打硬仗。他当上二师二团党总支部书记后，仍然保持了这一特点。那时的团党总支部书记已经是团里的领导干部了，要参与全团行动的讨论和决定。吴法宪作为团党总支部书记，也要参加全团战斗部署的研究，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也参与部队的后勤和其他方面的调度指挥工作，还要与团里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带好兵、打好仗，是够辛苦的。可是，吴法宪不怕辛苦，白天，他和战士一样行军打仗，部队驻扎下来时，战士们都休息了，他还要挨个营、连查访，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检查连队的营房、伙食等情况，一直到深夜才能睡下，有时，他半夜还要再起来查岗哨。天色未明，他又要最早起来，检查部队当天的行军打仗准备的情况。尽管如此辛苦，吴法宪却乐于承担，并且干得很出色。每次打仗，他都带头冲锋陷阵。这种表率作用，对战士影响很大，因此，他当团总支部书记的这个二团，是红军中以能打硬仗而著称的，每次有要紧战斗任务，林彪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二团。
吴法宪在二团工作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军以弱小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多次进攻。在反“围剿”战斗中，吴法宪敢打敢拼，并且立下了战功。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中央苏区，实行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军事方针，红军打仗就不像以前那样顺利了。而蒋介石又集中优势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此次“围剿”，蒋介石采取堡垒战术，而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却命令弱小的红军以堡垒对堡垒，与敌人打阵地战。虽然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但由于红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与之拼消耗，大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苏区的经济也陷入困境，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部队减员严重。林彪所指挥的红一军团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也打了几个漂亮仗，但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军事方针的错误，使红军在战略总体上处于被动地位，红一军团的作战也十分艰苦，但红一军团广大指战员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斗志，敢于同敌人打硬仗。吴法宪在作战中表现突出，尽管二团减员严重，总是冲在前边的吴法宪却命大，没有战死，而且，由于他总是带头冲锋，对战士们起到了团结鼓舞的作用，虽然作战艰苦，人员牺牲很多，但这个团不但没有垮，反而仍然保持了很强的战斗力，每当作战艰苦时，林彪总是让二团顶上去。二团顶上去后，总是能够完成作战任务。于是，林彪对包括吴法宪在内的二团的干部们更赏识了。林彪也把吴法宪看作自己手下的虎将之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长征时，林彪总是把第二团放在先锋位置，命令其为后续部队开路。当先锋团的领导干部，可谓不容易，这不仅意味着这些干部要率领全团承担起探路、开辟道路等任务，更意味着该团的领导人要使全团上下一心一意，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永不溃散。这样不容易干的工作，吴法宪却与其他团领导一起承担了起来。而且，他这个团总支部书记干得很出色。
举一个例子。红军长征时，要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这之前的急行军，是一个硬任务，吴法宪硬是和全团一起，在短时间内昼夜行军，在指定时间抵达泸定桥。在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吴法宪率先冲锋，敌军发射的炮弹在他身边炸开，横飞的弹片把他的两个手指切断，鲜血直流。吴法宪简单包扎后，仍然冲在前边，用没有受伤的手，死死抓住铁锁，双脚踏着悬空的铁链，奋勇冲锋，与其他战士一起，冲过铁锁桥，歼灭了敌守桥部队。吴法宪的这一事迹，很快就被上级知道了。部队渡过大渡河驻扎下来后，表彰战斗模范，吴法宪是被表彰者之一。建国后，吴法宪也不掩饰他断了两指的那只手，讲话时，常常挥动缺了两个手指的手，比比划划。当然，这是后话。
中央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吴法宪所在的团仍然是先锋之一。吴法宪也总是走在前边。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进行整编，干部有的调整，有的提拔。吴法宪是被提拔者之一，他当上了红军第二师第二团的政治委员。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红军也进行改编。林彪所率领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吴法宪此时在该师的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任政委。随后，开赴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
吴法宪所在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与日寇作战多次。吴法宪在战斗中也屡立战功。吴法宪虽然担任的是政治委员的职务（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政委改称政治部主任——笔者注），但他在决定全团作战决策和带兵方面，起核心作用。作战时，他也冲锋在前，这一点，对全团战士的影响相当大，因此，他们的部队，仍然以作战勇敢、能打硬仗著称。由于吴法宪作战有功，他的职务也不断上升，先后担任过旅政治部主任、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苏鲁豫支队政委等职。
吴法宪所在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许多漂亮仗，吴法宪本人也不断立下战功。吴法宪率领部队打的较著名的胜仗是萧县伏击战。1939年5月底，吴法宪所部得知日军1700余人分六路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必经之路是张山集、前杨庄一带。他和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一起研究后，决定打一个伏击战。6月1日，吴法宪、彭明治率部在张山集、前杨庄设伏，一举消灭日军300多人，粉碎了日军的六路进攻。刚刚打完这一胜仗，吴法宪、彭明治二人又得知日军2000多步骑兵沿津浦路开进，便率部开至津浦路的曹村车站阻击敌军。此役，又打退日军2000多人的进攻，歼灭日军300多人，击毁敌汽车3辆。吴法宪所部在五天时间里连续打了两仗，歼灭日军700多人，打出了威风，此后日军一听说苏鲁豫支队，就吓得心惊胆战。
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组新四军军部，同时对新四军部队进行整编，充实一部分力量。按中央命令，吴法宪所在的部队，由八路军建制转为新四军建制，吴法宪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新改编的新四军，人员来自各方面，加上有新兵和俘虏兵加入，政治思想工作很艰巨。吴法宪当上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后，深入连队，了解情况。他发现，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坚强的连党支部，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于是，他发起了“创建模范连队党支部”的活动，采取做思想政治工作，对党员进行再教育和严明纪律等措施，发挥党员的骨干作用。这些工作很快就见了成效，新四军第三师的连队党支部组织进一步巩固，发挥了党支部在连队中的核心作用，三师的党员也充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对提高连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加入党组织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吴法宪的政治工作经验，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重视，曾在全军推广他创造的经验。
吴法宪所在的新四军第三师在抗日战争中也打了不少胜仗，立下了不少战功。著名的有：刘老庄战斗、大胡庄战斗、阜宁战役、淮阴城攻坚战，等等。通过这一系列作战，吴法宪和三师官兵一起，开辟了湖西地区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吴法宪因其出色的工作，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器重，连远在陕北的党中央，也对吴法宪的工作有一定了解，这使他在此后屡受重用、提拔。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法宪被调往辽西军区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之后，他率部开赴东北，而林彪此时也出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再后称第四野战军，林彪仍然任总司令），吴法宪再次成为林彪手下的一员战将，并在林彪的指挥下，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在作战中又立有战功。
全国解放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空军。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新的现代化军种，国家对空军的投资高于其他部队许多倍，中央对这支部队也十分重视。在林彪的推荐下，吴法宪当上了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干部部长。实际上，他在空军的权力仅次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1955年，全军授衔时，吴法宪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他又升任空军政委，与刘亚楼共同掌握空军领导权，可见，林彪对吴法宪是多么器重。刘亚楼逝世后，林彪又推荐吴法宪当上了空军司令员。
极度效忠林彪
由于吴法宪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对林彪指挥打仗的才干十分佩服，可以说，他早就是林彪的崇拜者之一。林彪一再推荐吴法宪，提拔他担任领导职务，对此，吴法宪也感激涕零。在提拔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员之前，林彪曾把吴法宪找来对他说：空军司令员这个位置，许多人想干，我推荐你干，先不要出去讲。实际上，即使林彪不对吴法宪说这些话，吴法宪也知道他当空军司令员是林彪的作用。因此，吴法宪对林彪一直有感恩之心。他曾对自己的老婆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吴法宪效忠林彪，甚至到了绝对服从的程度。空军的工作，他一切都按林彪的意见办。可悲的是，吴法宪对林彪的效忠，到了丧失原则的地步，林彪要他去诬陷别人，他也干。
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他受林彪、叶群的指使，诬陷罗瑞卿。林彪主管军队时，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工作中坚持按原则办事，难免有与林彪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林彪便认为罗瑞卿要架空自己，把罗瑞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搞掉罗瑞卿而后快。1965年，林彪、叶群授意吴法宪诬陷罗瑞卿，吴法宪便充当了诬陷罗瑞卿的小丑的角色。按他们的事先密谋，由叶群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说罗瑞卿向林彪伸手要权，反对突出政治，要篡军反党，并且说，吴法宪可以作证。事关重大，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上，吴法宪作证说：罗瑞卿向林彪伸手要权。还说，刘亚楼逝世前，让他转告叶群四条意见，大体意思是说，林彪身体不好，早晚要退下来，要让罗瑞卿管军队。而罗瑞卿则坚决否认此事。吴法宪作证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太相信。他们在会议休息时，都严肃地问吴法宪，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没有可不能瞎说。吴法宪咬紧牙关说：肯定有。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刘亚楼已死，这是死无对证。但吴法宪拍着胸脯保证有这件事。吴法宪在外表上给人以忠厚老实的形象，使与会多数人相信了他的话，使罗瑞卿蒙受了冤屈。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把罗瑞卿调离军队领导岗位，由杨成武当代总参谋长。不久，罗瑞卿被列入打倒对象之一，于1966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关押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倍受摧残，以致左腿伤残。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搞掉不听他的话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要吴法宪出面搞诬陷。吴法宪也就按这个意旨，搞起了诬陷。吴法宪主要是在陷害空军政委余立金方面出力最多。余立金在“文化大革命”初，任空军政委、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因为余立金曾在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工作，林彪一直把他视为异己。1967年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余立金随行。毛泽东在巡视时，发表了许多谈话。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也知道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谈话，但不知道详细内容。余立金回到北京时，林彪、叶群让吴法宪出面去找余立金，吴法宪三次请余立金传达“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但余立金严守毛泽东关于“只向周恩来报告这些话，没有传达任务”的指示，拒绝了吴法宪的要求。吴法宪无法，只好打出林彪这张牌说：林副主席要你传达。余立金仍然不买账，只是淡淡地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吴法宪感到，余立金在毛泽东那里受重视，有余立金在，他这把空军司令员的交椅很难坐稳，便向林彪、叶群表示了对余立金的不满，还说：余立金与反对林彪的杨成武关系密切。林彪下了搞掉杨成武、余立金（后来又加上一个傅崇碧）的决心。正巧此时，空军机关有人写匿名信给杨成武，控告空军党办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的丑恶罪行。杨成武将信转给了林彪办公室。谁也没有想到，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并没有把这封信交给林彪，而是转回了空军司令部。最后，控告信又转回到王飞、周宇驰、刘沛丰手中。王、周、刘三人看信后大怒，调用技术部门人员对写信人的笔迹进行鉴定，结果查出写信人是余立金的秘书。王、周、刘三人随即找到吴法宪，说余立金秘书和别人乱搞男女关系，要吴法宪立即逮捕余立金的秘书。吴法宪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将余立金的秘书“隔离审查”。杨成武、余立金找吴法宪要吴放人。吴法宪在同杨成武谈话时，一口咬定，有这回事，“隔离审查”是对的。吴法宪所以这样强硬，坚决不让步，是因为他背后有林彪的支持。
后来，杨成武被林彪陷害后，吴法宪手下的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给余立金扣上了与杨成武勾结起来，要篡夺空军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的“罪名”。吴法宪正好就此进一步搞掉余立金。一天晚上，吴法宪打电话，要余立金去他那里看文件。余立金对此毫无防备，一个人走到吴法宪住处门口时，从黑暗里窜出几个人，将余立金逮捕。余立金被押着去见吴法宪，怒问：这是怎么回事？吴法宪反而得意洋洋地要余立金“交待罪行”。
就这样，余立金和杨成武、傅崇碧一起被打倒，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余、傅事件”。吴法宪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直接诬陷他人的角色。
吴法宪对林彪的效忠，还表现在对林彪子女的照顾上。林彪、叶群看出吴法宪对自己忠心耿耿，对吴法宪十分放心，先后把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送到空军去。吴法宪对林立果、林立衡都给予了很好的安排。林彪、叶群则把安排自己的子女去空军视为对吴法宪的器重。叶群对吴法宪说过：“我的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就是为了保你，保你的权。”吴法宪也对林彪、叶群的用心心领神会，对林立果、林立衡照顾有加。特别是对林彪、叶群很疼爱的儿子林立果，吴法宪像对待“太子”一样。林立果进空军后，不久就被提拔，先后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说过这样的话：“林立果不简单，是超天才，他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这个司令还要靠林立果。我们都要听林立果的。”实际上，吴法宪是把空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林立果，空军成了林彪的天下。这使林立果后来有了密谋杀害毛泽东的条件。
吴法宪一直效忠林彪，林彪也十分器重吴法宪，把吴法宪视为自己的亲信骨干之一。确实如吴法宪所说：林彪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吴法宪受林彪的指使，先后出面诬陷过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而且，吴法宪在参与林彪陷害他人的行动时，为了维护林彪的利益，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林彪亲信的身份，竟然达到了失去人性的地步。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势力急剧上升，林彪的野心也膨胀起来，以他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也逐步形成。一直效忠林彪的吴法宪，自然成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之一。林彪也没有亏待吴法宪，在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时，经林彪推荐，吴法宪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出任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同时，继续担任空军司令员，成为林彪在军队中的重要亲信之一。
庐山翻船
林彪的野心，在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充分暴露。那时，林彪提出的纲领有两个实质内容，一个是天才论，一个是设国家主席。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抢先发言，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他们想在庐山上鼓动起全党的响应，逼毛泽东就范，篡夺更多的党和国家的权力。
吴法宪紧跟林彪。早在庐山会议前在北京讨论四届人大宪法草案（当时吴法宪参与宪法起草工作）时，吴法宪就按林彪的意图，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四个伟大”和“三个副词”。为此，他还和张春桥发生了正面冲突，二人吵架时，吴法宪还拍了桌子。这次庐山会议，吴法宪更成了林彪在会议上发难的急先锋，他在西南组会议上发言时，站起来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和领会，建议各组再放一遍他的讲话录音。”吴法宪还在另一次发言时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时，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直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我们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林彪及其手下的人一鼓动，加上陈伯达搞了个“论天才”的语录，一时蒙蔽了许多人。在会上，有不少人响应他们。这样一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伯达，实际上矛头指向林彪。毛泽东还做出了停止放林彪讲话录音的决定，这对林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矛头实际上也是指向林彪的。会后，毛泽东还责令林彪手下的“大将”们写检讨。
吴法宪心中明白，在庐山会议上，他们翻了船，他不得不写检讨，送毛泽东审阅。
但是，吴法宪仍然效忠林彪，听林彪的。庐山会议后，林彪通过叶群，告诉他手下的“大将”们：事情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上了陈伯达的当。吴法宪自然按林彪的这个意思去做。再者，吴法宪对于让他写检讨，心中也不服气。有这种心理，他写的检讨也不实在。对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看了吴法宪的检讨后，在上面写下了不少批语，对吴法宪进行了严厉批评。
吴法宪在检讨书的一开头，按林彪关于“一切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上了陈伯达的当”的口径，写道：“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吴法宪在信中还揭发了陈伯达在庐山上的一些活动。
接着，吴法宪写道：自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引用了“论天才”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吴法宪在这里说自己事先没有请示林副主席，显然是假话，是为了掩盖他们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为林彪开脱。
毛泽东看了吴法宪检讨中的这一问题，在吴法宪写的“在庄严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这句话下边划了一个杠，在旁边写下批注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毛泽东的这个批注，揭露了吴法宪所写的检讨是假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反党集团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这就揭露了林彪一伙的阴谋。
吴法宪在检讨中写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吴法宪这样写，等于是说，林彪没有搞反革命集团，自己也没有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自己在庐山上的发难，只是不考虑全局，不顾影响，不顾后果，是不严肃、不慎重的问题。毛泽东对吴法宪这样写，很不满意，在这句话下划了杠，并批注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毛泽东的批注，等于指出了吴法宪检讨的虚假性。
吴法宪在检讨中写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自己将陈伯达在电话中告诉他的七条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的几个同志”。毛泽东抓住这一点，指出了军委办事组成为林彪的工具的问题，也指出了吴法宪这样写的虚伪性。毛泽东在吴法宪写的这句话下边也划了杠，批注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这样批示，是深入揭露了林彪一伙在搞阴谋。他们搞天才问题语录，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吴法宪在检讨中还写道：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曾问他：“你讲过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在会议期间是有过串连的，而吴法宪也是讲过这句话的，因此，毛泽东在吴法宪写的“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杠，直接写批示批吴法宪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毛泽东的批示，等于是对吴法宪的一种批评和帮助，他期待着吴法宪回心转意，站到正确方向来，因此，毛泽东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批道：“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
“九一三事件”之后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败露的情况下，与叶群、林立果等乘“三叉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自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完全暴露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之一的吴法宪，自然也被众人注目。
如何对待那些与林彪关系相当深的人，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为此，周恩来专门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 1971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按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并未处理吴法宪。但是，吴法宪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待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处理吴法宪。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吴法宪离职反省，彻底交待。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告了中央对包括吴法宪在内的林彪集团骨干的处理办法，指出：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此时，吴法宪被正式隔离审查。1973年8月，吴法宪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吴法宪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平静的晚年生活
吴法宪被隔离审查时，认罪态度就比较好。原中纪委委员兼“两案”审讯组长汪文风同志向笔者回忆了他提审吴法宪的情况。汪文风谈到：吴法宪十分配合提审，每次问他问题，他必然回答，回答时，是从心里悔罪的。吴法宪在回答提问时，还一边讲，一边往前移动自己坐的椅子，以便靠近提审的同志。往往谈到最后，吴法宪已经坐到了提审同志的这边，成了和提审的同志面对面谈话了。这表明，吴法宪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靠近组织，诚恳认罪的态度。
鉴于吴法宪认罪态度很好，加上考虑他过去有战功，且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中央于1981年8月，也就是在吴法宪被判刑的7个月，做出了对吴法宪“保外就医”的决定。1981年8月，公安部派一位副部长到秦城监狱，向吴法宪宣布了中央的这一决定，同时告诉吴法宪，中央决定把他安置在山东济南居住，可以带一二户子女去和他一起生活，以便照顾他。吴法宪听后，十分感动，一再说，感谢组织的宽大，感谢组织的关心。吴法宪和他妻子的感情一直非常好，被隔离后，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子。听说马上要出狱了，他高兴得一连几晚都没有睡好觉，急切盼望早一点儿见到妻子。
1981年8月下旬，吴法宪出狱，和自己的妻子、子女团聚。他一家被安排到济南市南郊七里山小区一座居民楼里，住的是两居室，生活设施齐备，中央每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补贴费，还经常派医生定期为他检查身体，稍有不舒服，马上派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给他用最好的药。后来，组织上又让他搬到一个独门独院的小楼中居住。在这附近住的，大都是山东省退下来的高级干部，条件自然比以前好多了。他和老伴的晚年生活，由他的一个女儿照顾。
吴法宪开始过平静而又无忧无虑的平民生活了。笔者曾经去采访过吴法宪，他说，自己平时不大出门，在家里，除了看电视，读报、读书外，还练习书法。后来笔者听说，山东省有些退休的高级干部还向他求过字。这说明，吴法宪练书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偶尔，他也会拎着菜篮子出去买菜，见到街边有下棋的，就围过去看一会儿。山东省许多退休高级干部都认识他，见面主动和他打招呼，称他“老吴”。他和周围邻居相处得也很好。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因病在济南齐鲁医院去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