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沃特玛车间图片:“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之六:戴立清

“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之六:戴立清

“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中，戴立清是个重要人物。他出身临时工。靠造反起家，投靠王洪文。“四人帮”形成后，他成为“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党羽。他文化程度不高。却受“四人帮”的安排。在上海主管科技工作。他迫害知识分子。有一套独特手法。粉碎“四人帮”后，他参与策划叛。乱，最终获刑。

上海标准材料厂的临时工

戴立清原籍本不是上海，而是山东省郯城县人。1938年，戴立清就出生在该县，后来随父母迁居上海。同当时移民上海的许多劳动人民一样，戴家靠做工过着清贫的生活。由于家境不好，戴立清并没有受到过良好教育。新中国建立后，他读了几天书，也不多，但他也不算文盲，是能够读书看报的。

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大巧若拙力搞建设。在那个年代，中国用工量急增，戴立清也被招到上海标准材料厂当工人。不过，他不是正式工，而是临时工。当年的临时工，付出的劳动不比正式工少，甚至还要多一些，但无论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不如正式工，这使戴立清感到不平等。这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的原因之一。

与那些业余时间只知道打牌、喝酒的临时工不同，戴立清平时爱看报纸，也读《毛泽东选集》。他很注意了解国家大事，了解政治情况，在该厂包括临时工和正式工在内的工人中，应该说，戴立清是有一定头脑的。他平时和工友相处，也很随和，有人遇到困难，他也愿意帮一把，因此，他在上海标准材料厂工人中的“人缘”算是很好的。

当一了“总司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早已经对自己和其他临时工待遇不满的戴立清，开始串连一些工人造反。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工人还是不敢参加造反活动的，但是，戴立清胆子大，有一种天地不怕的劲头。他自己率先给标准材料厂厂长和党委书记贴出大字报，还串连、鼓动其他工人给厂长和厂党委书记贴大字报。

当年，上海标准材料厂的工人写的大字报中，有的光讲工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受到的歧视，有的只是讲厂领导高高在上，不关心工人，有的则只是写上时兴的标语。戴立清写的大字报，与众不同。他在大字报中，既举出实例讲本厂工人、特别是临时工的实际处境，更联系当时的政治，使用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政治词汇，引用他在《毛泽东选集》里看到的一些话。而且，他联系政治，引用语录，都较有条理，一层层深入，显得有理有据。这样，他的大字报所起的煽动作用就更大。一些造反的工人看了他贴出的大字报，便主动找他联系。这样，在戴立清周围，很快便聚集了一批参加造反的工人。

在戴立清身边聚集的造反工人中，以临时工为主。这些临时工，平时看到自己劳动强度大，待遇却与正式工相比差得很远，有一肚子的情绪，在戴立清的鼓动下，他们的情绪更大了，并且“上升”到与“走资派”斗争的“高度”。戴立清拉起的造反组织后来在上海标准材料厂所以能够称雄一时，与这些临时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戴立清觉得，自己要造反，不能光是依靠临时工，还要与正式工建立联系。在这方面，他下了一番工夫。他主动接近一些造反的正式工，和他们讲临时工的困难，讲工人造反要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道理”。一开始，这些正式工看不起戴立清这个临时工，有的人甚至认为，厂里的“文化大革命”，是正式工的事，与你们临时工无关，你们干好活就是了，何必参与?但戴立清是能言善辩的人，他巧舌如簧，往往是几番说服，就使一些正式工对他另眼相看，愿意跟着他造反。这样，在戴立清的周围，又聚集了一批正式工。

戴立清比较有组织能力，他觉得，光是自己干，肯定不行，一定要组织起一个造反队伍。他对自己在厂里搞什么样的造反队伍，组织结构怎样，什么人是骨干，搞什么活动，提出什么样的口号等等，都进行了仔细盘算，之后即找几个和他联系紧密的人共同酝酿。经过一番活动，以戴立清为首的上海标准材料厂工人造反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即建立起来了。

上海标准材料厂中，也有其他一些工人造反组织，戴立清对这些组织，又拉又打，不是吞并，就是压下去，最终，他为首的工人造反组织，成了该厂最大的组织。

戴立清觉得，光是自己厂里的工人造反组织单独活动，力量还是太小，也容易被其他更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吃掉，于是，他开始到同行业或者相近行业的工人造反组织中串连。那时，他下班后，连衣服也来不及换，常常带着一身油污，出现在其他厂的工人造反组织头目面前。他说话并不只有政治口号，而是较为平实。他把工人造反组织之间的共同利益，讲得很透彻，对工人造反组织面临的问题，今后的行动，分析得头头是道，因此，这些工厂的工人造反组织头目对他也很佩服。他很快就在这些工人造反组织中树立起了个人威信。到1966年底，戴立清已经串连起其他厂的许多工人造反组织，并与这些造反组织头目一起发起成立了一个更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戴立清和一些跟着他造反的骨干商议后，给这个组织取名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戴立清被推举为“总司令”。

制投靠王洪文

1966年11月5日，王洪文等一些工人造反组织头头，在有中央文革小组背景的“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帮助下，在上海愚园路召开“上海工人串连经验交流会”，6日，建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是上海较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王洪文等人酝酿建立该组织时，戴立清没有得到消息，因此，他没有参加这个工人造反组织的筹备和建立活动，自然也没有被选为“工总司”的头目。但是，戴立清很快就知道了“工总司”，也了解到了“工总司”的活动情况和影响。特别是“工总司”在建立不久即搞的几次大的活动，对他震动很大。他想，“工总司”敢于在安亭火车站卧轨拦车，敢于向上海市委“叫板”，并且和中央文革派来的张春桥直接对话，和他们签订了五条协议，真是了不起。他萌生了带“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参加“工总司”的念头。此时，王洪文也想进一步串连上海工人组织，壮大自己搞的“工总司”，于是，二人一拍即台，走到了一起。1967年初的一天，二人在约定的地点见面了。戴立清和王洪文一见面，就很谈得来。戴立清很佩服王洪文的组织能力和“胆识”，而王洪文也对戴立清的组织、煽动能力高看一眼。在与王洪文见面后，戴立清立即找“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骨干商议，最后大家都同意并入“工总司”。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入“工总司”后，经王洪文提名，戴立清成了“工总司”的核心组成员，后来，核心组成员改称“常委”，戴立清也就成了“工总司”常委，他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上海巨鹿路691号“工总司”总部，并开始参与指挥“工总司”的一个又一个“造反行动”。

成为王洪文的“王虎将”之一

戴立清投靠王洪文后，唯王洪文之命是从。王洪文命令他打砸哪个机关，他立即带人前往。王洪文让他去串连某个造反组织，他立即带上随从，前去做说服工作。王洪文让他打压某个工人组织，他立即带领导造反队伍前往，又拉又打，直到完成王洪文交给的任务。

戴立清做了许多让王洪文满意的事。这里只说两件：

一件是砸《解放日报》。1966年12月，王洪文带着几百名“工总司”队员，与《解放日报》内的造反派里应外合，加上《文汇报》内的造反派组织“铁骨红心”兵团的配合，要夺《解放日报》的权。他们的行动受到当时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赤卫队”的反对。王洪文急了，建立了“火线指挥部”，专门要砸《解放日报》。戴立清即被王洪文确定为“火线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人。戴立清“上任”后，在王洪文直接指挥下，具体调兵遣将，组织“工总司”队员占领了《解放日报》大楼，该报被迫停刊。“赤卫队”也不示弱，他们动员了上海百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将占领《解放日报》的“工总司”队员全部包围在《解放日报》大楼内。在这个重要时刻，戴立清组织占领《解放日报》的“工总司”队员，把守住《解放日报》大楼的各个门口，不让“赤卫队”的人冲进来，还调动数万上海市“工总司”队员和许多支持“工总司”的人，在上海各大路口与“赤卫队”对峙。双方剑拔弩张，一场血战即将发生。此事惊动了中央，陶铸亲自打电话制止未果，在张春桥的阴谋活动下，上海市委作了让步。这件事对上海市震动极大，影响不下于安亭事件。这件事也被王洪文视为他称霸上海的重要一步，是他十分辉煌的一页，而戴立清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王洪文自然赏识他。

一件是砸“联司”。1967年，上海出现了一个与“工总司”对立的群众组织——“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这一组织一开始是从“工总司”中分化出去的，拉走了不少原“工总司”的人，又联合其他群众组织，因此发展迅速，人数不久就与“工总司”持平，而且在上海还出现了许多支持“联司”的联络站，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支联总站”。更主要的是：“联司”不光支持一个“炮打”张春桥的组织——“红革会”，还直接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并且派人闯进张春桥在康平路的家里。张春桥愤恨之余，使出了以工人组织对付工人组织的毒计，示意王洪文派“工总司”的队员抓了“联司”的人，之后，“联司”就把矛头指向了王洪文和“工总司”。1967年7月，王洪文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踏平…联司”的计划，代号为“888计划”。执行这个计划的现场总指挥是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戴立清是王洪文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是具体执行“踏平…‘联司”的“前线总司令”。后来，王洪文干脆设立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第一线总指挥，仍然是戴立清。他不仅指挥第一线攻击队伍的行动，还奉王洪文之命，指挥各区、部、局“工总司”队伍的机动调配。在指挥此次行动中，戴立清先是用计策，利用“上体司”(上海体育系统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的胡永年(人称“胡司令”)，在一个深夜，把正在开会的“支联站”头目抓了起来，使各个“支联站”和“支联总站”群龙无首，使“联司”孤立。8月4日，戴立清在王洪文的部署下，具体调动24万“工总司”队员，包围了“联司”老窝上海柴油机厂。在戴立清的指挥下，这些“工总司”队员手拿钢管、弹弓、木棍、砖头，向拒守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队员发起攻击，在气温高达39度的环境下，数十万工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最终，“工总司”将“联司”“踏平”，活捉了“联司”头头杨仲池。

戴立清帮助王洪文灭了“联司”，上海再没有能够与“工总司”抗衡的群众组织了，“工总司”成了上海最大的造反组织，王洪文正是以此为“资本”而称霸上海的。戴立清在“踏平”“联司”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王洪文当然对他极为赏识。

戴立清在帮助王洪文灭掉一个又一个对立面的过程中，点子多，能想出一套一套的办法，而且不择手段，甚至使用旧上海黑社会才用的手段，因此，当年上海群众给他送了一个外号——戴溜子。’王洪文对戴立清很满意，对他信任有加，甚至超过了对国棉十七厂和自己共同造反“哥们”的信任。从此，戴立清成了王洪文的左膀右臂，时人称他和陈阿大、黄金海、叶昌明、马振龙为王洪文的“五虎将”。

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一月夺权”后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由于毛泽东主席不同意用“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并且认为用革命委员会名称为好，“上海人民公社”旋即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酝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人选时，王洪文极力推举戴立清。这样，戴立清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戴立清之所以能够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固然与王洪文的极力推荐有关，但也是当时许多因素所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戴立清以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功绩”而名声超过许多同期的造反派头目。他是最早起来造反的，他拉起的造反队伍也比较大，在跨行业串连这方面，他并不比王洪文逊色多少。他在组织能力方面也不比王洪文差，有一帮小兄弟聚集在他周围，形成了他固有的一种势力。第二个因素，戴立清有代表性，他是以临时工的身份造反的。当年，不光是在上海，在全国，临时工也是很多的。临时工的处境不如正式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起来时，许多临时工有趁此机会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的想法。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行动的。在上海，这种临时工参与造反的人也很多。张春桥在考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时，自然要考虑这个因素。有一定政治经验的张春桥当然知道，把戴立清拉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他来说，有很大好处，至少可以通过戴立清，拉拢众多临时工。第三个因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实际领导人，又有毛泽东夫人特殊身份的江青，曾对临时工有特别的“关心”。她在一次接见临时工造反团体时，竟然流着眼泪说：我要代表全国的临时工，向“走资派”进行“声讨”。在组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戴立清这个临时工造反派头目，自然进入了中央文革的视线，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操纵下产生的。除了以上三个因素外，不能不讲到戴立清的个人因素。戴立清这个人，虽然只是一个临时工，但他有一定政治头脑，脑筋反应也相当灵活，他看问题不同于其他一些工人之处是：每件事情，他都能从大的政治方面考虑，采取自己的行动。他的性格也不是狂躁、激烈的，不是一味地打打杀杀。他做任何事，都事先反复考虑利弊得失，想到多个方案，经过深思熟虑后再行动。他为人的性格，是比较沉稳的，遇事比较冷静。同时，他也有从他祖辈身上遗传下来的山东人豪爽的一面，为人处事，有一点敢出头、讲义气的性格。这也是张春桥、王洪文等人能够看上他的重要原因。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考虑分工时，别人看不上科技这个范围，没有人愿意去管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进入常委的人中，都愿意管工业，管外贸，管财政税务，管交通等等，因为这些行业中，有许多造反弟兄在支撑着他们，也有相当大的权利。而科技战线中，造反的人也有，但与工人出身的造反派共同语言少，不好联系；科技战线上知识分子多，复杂，不好管。因此，谁都不愿意接这个摊子。连原来在“工总司”中任“科技组”负责人的叶昌明也不愿意管科技工作。但戴立清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上海市的科技战线在全国有影响：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内部矛盾多，反而’好分化，好管理。在上海管科技，大有前途。因此，当分工时，有人提出让他管科技时，他毫不犹豫就同意了。王洪文让他同时分管专案工作，他也同意了。从此，戴立清手中就有了很大权利，但管科技，一直是他的主要权利范围。

本来，戴立清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是科技战线出来的人他的造反“班底”在上海标准材料厂；他在科技战线没有“基础”；他没有科技方面的“铁哥们”而且他本人对科技一窍不通，也没有做过科技方面的工作。按理说，他最不适合管科技。但是，戴立清却大胆地接受了管科技的工作，且看他是怎么样管上海科技的。

迫害上海知识分子的“科技领导人”

戴立清一上任，就把上海科技界各单位的领导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给这些人一个“下马威”。他在会上说现在，市革命委员会分工我管科技，今后你们就要听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服从我的领导，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革命委员会的，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你们要是听我的话，服从我的领导，一切有我。有成绩，大家都有，首先是你们的，出了问题，由我担着，你们不要怕。戴立清这些话还真能吸引许多人。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戴立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有一种义气在，由他管科技，我们有了靠山，至少不为做事情而前怕狼后怕虎。

但是，戴立清实际上并没有按照他自己说的做。他管科技，很重要的一个“成绩”，是迫害科技人员，迫害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文化不高的人，戴立清在内心世界里，

与知识分子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面对有很高文化修养和科技专长的上海科技界知识分子，他有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体现在工作上，就是处处无理由地贬低知识分子。他还经常列举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大肆嘲讽。另一方面，戴立清把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必须接受自己的领导和改造，他一向认定，自己就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来管理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的。他虽然不是对知识分子非打即骂，甚至在某些场合还要做一些对知识分子比较客气的表面文章，但他内心深处，是以“改造知识分子”为“己任”的。

正是出于上述观念，戴立清管科技时，就没有停止过迫害知识分子。戴立清迫害上海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是打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旗号进行的。

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1968年，中国有过一段“清理阶级队伍”的经历，而“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内容，是挖出“敌特”。当时的戴立清，既分管科技，又是全上海市专案工作的负责人，他要在上海科技战线搞出一点专案工作的名堂来。戴立清认为，上海科技界敌特众多，会挖出一大串。那个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投放到挖科技界的敌特上面。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一举两得：一方面，他有功绩，另一方面，他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使别人不敢反对他。因此，1968年，戴立清在上海科技系统做“清理阶级队伍”动员报告时恶狠狠地说：上海科技界“敌情十分严重”，概括起来是有“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他声称，对上海科技界，必须深挖，坚决把一切反革命挖出来。他不仅这样讲，还亲自领导“深挖”。那个时候，在上海科技界，凡是留洋回来的，都被他列为深挖对象，立案侦讯。许多大学教授，许多科学研究人员，动不动就被叫到戴立清在康平路设立的审查室接受审查，凡是被叫去的，大多被定为有严重问题的人，有的人立即被关押起来，有的人没有被关押，也被扣上许多幅子，接受长期审查。个别没有被扣上帽子的人，也是被训斥一顿，闹得灰心丧气。许多大学教授、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被戴立清扣上了“特务”、“间谍”的帽子，受到长达十多年的迫害。特别是在外国留学回来的人，没有一个人免受磨难。因为这些人在外国都有许多同学、朋友，在过去的时间里有过通信联系。这些通信，一旦被戴立清发现，就是“罪证”，因为他能从字里行间“发现”(实际上是他的无端胡猜——笔者注)出许多“问题”来，一发现“问题”，就肯定会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在此情况下，许多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害怕被扣上帽子，预先把一些和外国同学的通信烧掉，其中包括一些探讨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凡是被扣上“特务”、“间谍”帽子的人，想解释，戴立清根本不听。有许多知识分子含冤自杀。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我国著名有机化学专家，在世界有关学术界也享有很高威望，他富有爱国心，为报效祖国而努力工作，却被戴立清扣上“特嫌”的帽子，对他多次批斗，长期审查。多亏汪教授是个心胸宽广之人，否则早就被戴立清折磨死了。活下来的汪教授后来在科技战线取得了重大成就，1984年被法国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院院士。

上海708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为反对张春桥，被戴立清抓起来，关了五年，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文革”中也险些被迫害致死。戴立清曾亲自带领造反派去彭加木住处抄家。许多彭加木的科研资料被戴立清等拉走，后全部被毁，是我国科研工作的重大损失。

被“安排”入党

戴立清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临时工，表现也不是很突出，即使在各级党组织重视发展工人入党的年代，他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戴立清对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戴立清造反起家，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情况不同了，入党对他来说，就是一件大事，因为这关系到他今后能否戴稳自己已经到手的乌纱帽。他也为入党的事动了心思。1968年底，中央开始筹备召开党的九大。张春桥预料，九大之后，中央将稳定局势，各地的权力机构将重组。在此时，必须拉进一些“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人入党。以便在今后组建各地权力机构时，让那些极左的人掌握各级领导权。张春桥也特别关心上海。他特别关照王洪文，注意造反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入党之事。王洪文也想到了这一点，他对跟着他打打杀杀的小兄弟的入党之事十分卖力。当年，在戴立清入党问题上，张春桥和王洪文想到了一起，也配合得很好。张、王二人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内部早就串连起“安排”戴立清入党之事。“安排”入党，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拉“特殊人物”入党整个过程的概括用语，很恰当地体现了事情的实质。这种“安排”，是使用权力的运作，是避开正当程序的强制。戴立清正是被“安排”入党的。

1968年底，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操纵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安排”戴立清入党，专门组织了一个工作组，进驻上海标准材料厂。这些工作组成员，全都是王洪文亲自选定的。他们执行王洪文的指令不折不扣，在行动方式上也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使出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贯采用的上纲上线，用大帽子压人的本领。他们一进厂，就造出舆论说：我们就是为戴立清入党的事来的，谁反对戴立清入党，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就是压制新生力量。这些工作组成员找标准材料厂的党员们谈话，一个一个做工作，不断地给他们念毛泽东关于吐故纳新的“最高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

上海标准材料厂内的党员中，许多人反对戴立清入党。一开始，同意他入党的人不到三分之一。但工作组的工作没有白做，经他们串连，有一部分反对戴立清入党的人勉强同意了。即使如此，同意戴立清入党的人还不到一半。中央召开九大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张春桥、王洪文着急了，接连不断地催促。然而同意戴立清入党的人数始终无法突破一半。没办法，张春桥、王洪文商议后决定：把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直接报给标准材料厂的上级党委。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立即被专人送到某机关党委，而某机关党委事先也得到了张春桥、王洪文的授意：一定要让戴立清顺利入党。在此情况下，某机关党委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这样写道：“根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

尽管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上这样的话而实现入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空前绝后，但戴立清毕竟入党了。戴立清一点也不顾虑入党志愿书上怎么写，只要入党就行。他清楚，有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照，自己入了党，不仅能保住现有权力和地位，还会继续上升。他想对了。果然，在他入党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这是一个有地位又有实权的角色，掌握着大笔资金和物资的使用权力，并且许多工作与军事有关。

革命委员会常委戴立清，不仅管科技，又管后方基地建设，他的权利范围扩大了。

受到审判

林彪事件之后，已经形成的“四人帮”在中央掌握大权，在各地也务色紧跟他们的人作为他们的爪牙。戴立清早就受到张春桥的信任，又是王洪文的小兄弟，自然被“四人帮”列为在上海的“班底”，而戴立清自己也清楚：自己是靠着张春桥、王洪文才上来的，没有张春桥、王洪文等，也就没有他自己今天的地位。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四人帮”的命运连在一起，如果张、王等人倒了，自己也就倒了。因此，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部押在了“四人帮”上。他在上海卖力地宣传“四人帮”的观点和主张。“四人帮”在中央搞什么名堂，他和王洪文的一帮小兄弟们立即紧跟，在上海掀起一个一个声浪，配合“四人帮”在中央的活动。他指望，“四人帮”能够掌握中央大权，自己的地位会再度高升。

但是，戴立清的打算落空了。1976年10月6日，中央在北京不费一枪一弹抓捕了“四人帮”。

中央刚刚抓捕王、张、江、姚时，他们在上海的党羽对北京的情况不明了，未敢轻举妄动。不久，“四人帮”在北京的党羽刘庆棠通过暗示，使“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知道中央“出事了”。徐景贤等人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策划武装叛乱。

在策划武装叛乱的过程中，戴立清又一次成了“急先锋”。10月9日凌晨，在徐景贤、王秀珍的安排下，戴立清等王洪文的“五虎将”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第二号指挥点，酝酿武装叛乱。戴立清在会上说：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我们的功绩的。接下来，戴立清和“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一起，着手组织上海民兵队伍、向民兵发放武器等行动。

对于他们的行动，中央早有预料。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0月7日将马天水调到北京后，又手10月10日将徐景贤、王秀珍调到北京。这样，就使“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在此后的10月12日夜间，作为王洪文手下“五虎将”之一的戴立清，又在上海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们一起研究制订了名为“捍一”和“方二”的武装叛乱计划，试图用停电、停水、发标语、印“起义”传单等办法，“立即起事”，搞“第二次造反”，但因为没有总头目拍板，没有付诸实行。

10月13日、14日，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打招呼会议精神先后在上海高层和基层传达，上海人民欢欣鼓舞，纷纷上街游行，庆贺这一伟大胜利，连戴立清等人费心组织的民兵也加入到庆贺行列，“四人帮”上海党羽的武装叛乱计划彻底破产。10月24日，上海市在人民广场召开百万军民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戴立清等人原来计划调动的上海民兵几乎全部参加了此次大会。戴立清彻底绝望了。不久，他被隔离审查。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进行公开审理，作出判决。其中，戴立清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