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子俊签约欢瑞了吗:发展现代农业与湖南新农村建设

发展现代农业与湖南新农村建设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在我们这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快速推进。在这样的背下，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才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全面进步。这对于助推“十二五”全面小康新进程和湖南“四化两型”建设，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农村建设以现代农业为首要任务

“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此后多次出现在党的有关文件中。但在过去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基础薄弱，只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城市工业方面。虽然倡导城市带动农村，但在实践中更多是依靠农村自身的力量发展农村，就农村发展农村，各项政策措施特别是公共财政投入没有向农村倾斜，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比较严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为此，200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综合起来加以解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

1、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字方针既要求发展农村生产力，又要求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既要求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又要求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既要求加强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求加强农村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就“新”在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理念、以促进农村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公共财政普照农村为内容。

新农村建设“新”在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理念。因为现代农业发展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现代农业发展是确保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用先进的工业思维、技术和装备“内植”于农业，让它变成农业的一部分，从而推进农业的工业化。农业过去把钱都拿出去支援国家工业化了，现在农业自己也要工业化、现代化。在工业社会早期形成的传统工农界限，不应当继续成为束缚农业发展的观念枷锁，而时代的进步必将会填平这道鸿沟。要通过各环节、各方面资源的优化配置，从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提高农业产业的素质和水平，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最终通过产品的标准化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农业要坚持走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之路，提高科技水平，实现土地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目标。

新农村建设“新”在以促进农村全面发展为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建设事业，它不是新村庄建设，也不是小城镇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自身活力，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这个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使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改善；使农村的基础设施切实得到加强；使农村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事业切实得到发展；使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为此，主要措施有三：一是城乡之间良性互动和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如，农村用有机农业方式生产，给城市提供安全食品，同时农村也能实现生态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就“新”在改变以往简单化地加快城市化的倾向，更关注农村发展。二是农村相关社会制度的完善。现在的农村，有很多家庭往往原来生活得还不错，但只要有病人就因病致贫，只要有学生就因学致贫，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还有农村社会保障的问题、老人养老的问题，五保户的救助问题、残疾人的问题等，都需要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来解决。三是农村人文、自然环境应耳目一新。在很多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的国家，农村是田园风光秀美、人们生活有幸福感的地方，很多城里人有向农村回流的意愿，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向。新农村应该拥有田园风光，应该是一种生活相对比较和缓，给人感觉比较和谐的农村

新农村建设“新”在以公共财政普照农村为内容。要让公共财政大幅度向农村倾斜，让城市大门向农民敞开。问题是，是钱从哪来？花到哪去？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自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形成各级财政支持“三农”的良好氛围。要在充分借鉴国内外乡村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有利于“新农村”发展的财税政策及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是加大农村财政投入力度，改革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将其纳入公共财政体系，使农民享有同城市市民一样的公共产品。二是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国家和农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搞活农村市场，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加快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四是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如政府努力积极倡导、扶持、示范，并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但又不大包大揽，在政府的带动下形成较为完善且多样化的支持体系。 

2、现代农业的基本内涵

农业的发展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原始农业是指以采集和游牧为基本特征，使用石器工具来从事简单农事活动的农业。传统农业是指开始于石器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并且在发达国家一直延续到18世纪60年代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现代农业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在大机器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所谓现代农业，实质上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高生产能力和较强竞争能力的农业，它是不断地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先进经营管理方式，用现代科技、现代工业产品、现代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的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生态化的农业，是保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

现代农业是产业融合型大农业。我国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政策，对现代农业的内涵分为三个领域来表述：产前领域，包括农业机械、化肥、水利、农药、地膜等领域；产中领域，包括种植业(含种子产业)、林业、畜牧业(含饲料生产)和水产业；产后领域，包括农产品产后加工、储藏、运输、营销及进出口贸易技术等。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现代农业是超越传统种植业、养殖业、包括生产资料工业、食品加工业等第二产业和交通运输、技术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内容的农业，是原有的第一产业扩大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农业，是一个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的产业群体。这个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形成的庞大的产业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农业生产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同体。

现代农业是技术密集型新农业。传统农业主要依赖资源的投入，而现代农业则日益依赖不断发展的新技术投入，新技术是现代农业的先导和发展动力。这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耕作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农业高新技术。这些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单位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减轻劳动强度、节约能耗和改善生态环境，而且可以使农业的增长方式由单纯地依靠资源的外延开发，转到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方向上来，从而使农业有可能成为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和效益最好、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近年来基因技术、生物工程技术、遥感遥测技术、精准农业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激光技术等最新科学技术方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使各国的现代农业生产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现代农业将由动植物向微生物、农田向草地森林、陆地向海洋、初级农产品生产向食品、生物化工、医药、能源等多种产品生产方向拓展。单细胞蛋白、海洋农牧场、生物能源、农副产品综合和多层次开发、生物反应器等都将成为农业新的生长点。
　　现代农业是生态环保型新农业。现代农业在突出现代高新技术的先导性、农工科贸的一体性、产业开发的多元性和综合性的基础上，还强调资源节约、环境零损害的绿色性。现代农业因而也是生态农业，是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担负着维护与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的使命。目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理念和行为，在土、水、气、生物多样性和食物安全等资源和环境方面均有严格的环境标准，这些环境标准，既包括产品本身，又包括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既包括对某地某国的地方环境影响，也包括对相邻国家和相邻地区以及全球的区域环境影响和全球环境影响。即在发展农业经济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切实注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做到农业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实现协调发展。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发展现代农业中，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重视土地、肥料、水资源、农药和动力等生产资源投入的节约和资源利用的高效化，在应用农业科技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出“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

现代农业是功能多样型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正在向观赏、休闲、美化等方向扩延，假日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等新型农业形态也迅速发展成为与产品生产农业并驾齐驱的重要产业。传统农业的主要功能主要是提供农产品的供给，而现代农业的主要功能除了农产品供给以外，还具有生活休闲、生态保护、旅游度假、文明传承、教育等功能。生活休闲的功能是指从事农业不再是传统农民的一种谋生手段，而是一种现代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旅游度假的功能是指出现在都市的郊区，以满足城市居民节假日在农村进行采摘、餐饮休闲的需要；生态保护的功能是指农业在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传承则是指农业还是我国5000年农耕文明的承载者，在教育孩子、发扬传统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现代农业是市场导向型农业。与传统农业以自给为主的取向和相对封闭的环境相比，现代农业是农民的大部分经济活动被纳入市场交易，农产品的商品率很高、商业化“利润”成了评价经营成败的准则、生产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的农业。市场导向是现代农民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发展农业新的功能的动力源泉。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无论是种植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化，还是分散的农户经济向合作化、产业化方向转化，以及新的农业技术的使用和推广，都是在市场的拉动或挤压下自发产生的，政府并无过多干预。正是在市场机制外在的竞争压力和内在利益追求中，现代农业才能真正成为高生产率和高效益的农业。如在实行农业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从业人口不到5%。法美农民人均产粮和产肉分别为我国的50倍和100倍。人均耕地只有0.06公顷的荷兰，农产品出口总值仅次于美国，人均创汇8万多美元，大大超过美国。农业生产条件很差的以色列，1991年出口创汇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6%。
　　3、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

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必须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这是一项长期、系统、繁重的任务，需要我们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兼顾全面、突出重点，从实际出发，从最有利于农民、最需要解决、最有条件解决的问题着手扎实有效地向前推进，关键是把握住以下重要途径：

建立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政府保障体系。农业问题始终是政府工作的永恒主题。这是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农业的基本职能是为社会提供食品，是安天下的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把农业置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中国农业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中国人口，农产品市场极大丰富，出现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农业的大发展支撑了城市改革。没有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城市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平稳，改革的成本可能更大。然而，我国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不足，已严重影响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按WTO协议计算口径，1996～2000年，中国财政对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083亿元、1267亿元、1826亿元、1709亿元和2200亿元，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按照相同的口径，发达国家的支持水平约为30%～50%，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投资比较效益低，投资周期长，社会资金不可能大量投向农业，而农业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是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也不愿、也无法解决的。因此，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担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必须把农业定位为“政府产业”，始终成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为政府关注和支持的重点。农业成为政府产业不是由政府直接经营，不是由政府像当年搞工业经济一样，成立一个一个农业企业，更不是对庞大的农业群体进行直接的经济资助。农业上升为政府产业，就是说农业产业的运行要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农业的发展要在政府的视野之内，从事农业的农民群体要在政府的扶持之下。再不要把农业放在自生自灭的地位，再不能要求农业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再不让从事农业的农民群体受城市社会的掠夺和欺凌，再不能出现农业产生危机了才来抓紧农业、重视农民。有鉴于此，中央财政这几年来差不多每年在整个农业的投入方面都要增加三、四百亿。2009年，国家对农民的“四项补贴”已经增加到1230.8亿元。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元，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既高于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8%的实际增速，也高于10.3%的GDP年增速，这种情况上一次出现是在27年前，即1981～1983年间，那是农村改革初期硕果累累的年代。目前，大电网对农村人口的覆盖率超过了95%，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面覆盖，参合人数达8.33亿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公共财政阳光更多地照到了农民身上。

建立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农户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农业需要高素质的农业经营者，需要一大批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型农民、专业农户。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内部分工程度较低，一般要求农业从业人员既要会开拖拉机、维修多种农业机械，又要会诊断一般病虫害，还要会经营，会上网找信息、会看期货市场走势、会与批发市场联系。近年来，农业兼业化和农民老龄化的趋势已现端倪，不抓紧培养高素质的新一代农民，我国农业就将面临后继乏人的危险。必须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造就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主体。从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的情况来看，尽管经营规模大小有很大差异，但基本的经营主体都是农户。家庭经营是最适合农业特点的生产经营形式；家庭经营也是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有效形式。我国宪法规定的“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稳定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对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农业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工业化要向家庭经营注入现代生产要素，城镇化要为扩大家庭经营规模转移农村人口，市场化要为家庭经营提供完善的社会化经济技术服务。稳定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决不是维持传统的小农经济，而是要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大力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家庭经营向农业现代化迈进不断完善外部环境和条件。有一种看法认为，小规模的农户经济无法发展现代农业，除非极大地减少农村人口，在农村留下少数农场主，似乎社会主义新农村换个说法只能叫做农场主的社区。实际上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要形成大部分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只留下少数农场主的局面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走内涵式与集约化经营相结合的规模经营，才是我国的农业发展的真正出路。因此，要注重发挥农业中介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展农民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交易地位和议价权力，使分散的农民不必直接面对市场，而是以这些合作组织作为中介，面向市场、走向市场、立足市场。

建立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科技支撑体系。科技进步是突破资源和市场对我国农业双重制约的根本出路，也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必须着眼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促进农业集约生产、清洁生产、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为此，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积极发展农业机械化，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用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进行数字化设计、智能化控制、精准化运行、科学化管理，能够大幅度减少农业消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效益。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和信息引导，可以促进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的改善，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竞争力增强，促进农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建立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市场调节体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和政府有效引导和调节的结果。市场机制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动力，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自觉调节是实现这种转变和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条件。发达的物流产业和完善的市场体系，是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和内在要素。只有强化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流通体系、构建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才能发挥市场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配置资源、调节供求、提高效率、推动增长的积极作用。未来五年内，在农村市场体制方面，需要完善的主要有：一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尤其是资金和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实现资金市场化的目标，是改变目前农村资金外流和农村信用社的垄断局面，建立多元的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从而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资金支持。土地要素市场化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同时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同时，促进土地的合理流动和适度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二是政府的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使政府管理体制由压力型体制转变为服务型体制，一方面要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减少对农村经济活动的干预，另一方面要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对农民的服务。未来五年内，在农村市场体系方面，需要完善的主要有：一要大力发展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物流产业，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流通主体。要大力培育农产品经纪人、批发大户和运输大户，扶持农产品专业流通经济组织，扶持具有带动能力的生产、流通、销售一体化的龙头企业。二要发展新型流通业态，鼓励和引导农产品直接进入零售市场；鼓励连锁超市、供销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实行订单生产、合同生产；扶持发展物流配送系统，发展冷藏运输。三是大力改造传统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升其交易的能力。在农业主产区扶持建设鲜活农产品冷藏库。四是完善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实行采购、储存、加工、运输、销售等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规范农产品流通秩序。五是完善促进农产品出口政策体系，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二、农业现代化以新农村建设为重要载体

 “十二五”规划《建议》把推进农业现代化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未来五年，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并“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这就是说，农业现代化以新农村建设为重要载体。

1、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什么是现代化？可能有多种解释，多个标准。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与此相随的农业现代化，便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就世界范围来看，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演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启动的；就中国现实来看，农业现代化也不是一个新提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但对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其基本内涵是什么等问题的认识，却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当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解放，是人的更美好生活，它不仅包括物质装备、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更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让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农业产业中获得较高的收益，过上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这种以人为本的农业现代化，是以新农村建设为重要载体的。对此，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支撑。虽然农业产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但农业的极端重要性不仅丝毫未减，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民以食为天。13亿人口要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而且，我们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必须立足国内，实现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基本自给。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民离乡进城，从农产品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肉、蛋、奶等消费量大幅度增长，这是更多的粮食转化而来。根据农业部的研究，与10年前相比，我国城镇人口增加了2亿多，粮食消费增加了1000多亿斤，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分别增长40%和60%左右。与此同时，农业资源约束日益趋紧，耕地和水资源变得更加稀缺。资料显示，1996年至2008年，12年间我国的耕地净减少1.25亿亩。需求增加和资源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保障农产品的供求平衡。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方针。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消费层次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表明，2009年我国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仅占全社会的32%。现阶段，我国工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生产能力，许多行业、企业的发展前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近两年，国家实施家电下乡政策，不仅农民受益，企业也活了。2010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实现销售额1158.4亿元，同比增长2倍。全国31个省份销售量都增长1倍以上。这充分说明，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最大的潜力在农村。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会失去重要的拉动力。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明显，最近7年更是连续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到2009年，绝对差距扩大到12000多元，相对差距扩大到3.33∶1。差距不只在收入上，还表现在城乡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上。来自河北承德农村的保洁员小刁，在北京打工10年了，全家住在地下室，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她虽然想念家乡，却不愿意回去。“农村挣钱少，环境不卫生，已经住不惯了，关键是老家的学校教育水平不行，怕耽误了孩子。”上亿农民工的全国大流动，每年春节都要重复一次。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的场面，时时提醒我们，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之外，还有大面积欠发达的农村，还有生活窘迫的父老乡亲。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农民的体面劳动、惬意生活，就没有国家长久的和谐安定。

2、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去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经营上百公顷土地的家庭农场，尚未开发的后备耕地资源……在法国、荷兰、以色列，农业的精细化，对资源的高效利用，让人感叹。纵观世界农业发展，已经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由于资源禀赋及其工业化水平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人少地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大量可耕地，最缺劳动力。在农业现代化起步阶段，他们首选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经营。以美国为例，上世纪40年代初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70年代之后，现代管理、信息和生物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第二类是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首选提高资源产出率，实现集约化经营。以日本为代表，在基本完成生物技术措施现代化后，把重点转向实现农业机械化。第三类是资源禀赋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国家。以德国、法国为代表，他们选择农业机械化和生物现代化并重。

那么，发达国家走过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原样复制吗？不行！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一是人口特别多——占世界人口的1/5，且农民数量特别庞大。二是耕地特别少——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3%，人均耕地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三是环境脆弱、资源短缺——山区丘陵多，平原面积小；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去大部分，绿洲少得可怜；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且水土资源极不匹配，譬如水多的贵州缺地，地多的甘肃缺水。四是经济欠发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发布的数据，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99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这么多农业人口、这么少人均耕地、这么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先例。这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总体思路可概括为：

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综观世界各国农业的发展，有不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都曾因一度忽视农业而导致农业衰退、农村凋敝，致使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这丝毫也改变不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个高度，才能为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创造适宜的社会氛围。

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方针。根据国际经验，以工业反哺农业，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例如，日本在战前处于以农养工阶段，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还从农业部门抽取工业化资本，自60年代末开始转向保护农业。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长期滞后，根本原因在于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派生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尚未打破，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农村生产要素持续流失、对农业的资金技术支持明显不足的局面尚未改变。任何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形成既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又具有本国特点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是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国家的普遍做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在这方面也已迈出重要步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只要坚持这个方向，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的目标前进，具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就一定能够日趋完善。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选择。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基本标志。我国不少农产品的生产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从投入产出和经济效益看，仍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如我国谷物、肉类、禽蛋、水果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我国2005年每千公顷化肥的施用量高达36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分别是日本、美国、法国的1.6倍、3.6倍和6倍，不仅生产成本高，而且还污染了环境。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针对我国农业现状中的突出矛盾，围绕着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现实选择重在三个“加快”：一是加快水利建设投资。2010年12月6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2011年中央1号文件，将大幅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尤其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这样，中央1号文件就连续七年把焦点放在了“三农”问题上。“十二五”期间，预计水利投资有望达到8000-9000亿元；水电投资增量0.8-0.88 亿千瓦，投资额7000 亿元以上，是“十一五”实际投入的3倍以上；节水灌溉项目总投资在未来十年至少达到3000亿元；污水处领域会有超过1万亿元的投资空间。从已经公布信息的省份来看,贵州地区“十二五”期间将构建五大水利保障体系,预计全省水利总投资222.55亿元;陕西将投资104亿用于大江大河防洪工程建设。二是加快发展产业化经营。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对具有市场开拓能力、进行农产品深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户发展生产的龙头企业，无论哪种所有制，哪种经营形式，都在财政、税收、金融方面一视同仁地给予支持。完善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建立生产基地，与农民确立稳定的产销关系，通过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使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好处，引导龙头企业立足“三农”，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农业建设。三是加快发展集约农业和循环农业。在发展集约农业方面：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当的集约方式，要引导农民采用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在农作物和畜禽良种繁育、动植物疫病防控、生态环境建设、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有所突破，发展技术节约型农业；要按照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加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力度，解决农村安全饮水问题，推动农业节水工作；要科学使用肥料，坚持用地与养地有机结合，有机肥与化肥合理匹配，引导农民大积大造农家肥和使用有机肥；要科学使用农药，坚持生物防治与芗防治相结合，有针对性地选用农药品种，引导农民按照技术规范科学用药，抓好农药市场监管，实行严格的农药市场准入制度，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发展循环农业方面：大力开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重点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组织实施生物质工程，推广秸秆气化、固化成型、发电、养畜等技术，开发物质能源和生物基材料，培育生物质产业。积极发展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的节约型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切实发展绿色经济，加大农业污染防治力度，建设符合生态安全要求的高标准农业基地。

3、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

“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为此，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下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并处理好以下关系：

粮食生产与市场供求的关系。农业发展，农产品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历来需面对市场和气候等众多不确定因素，但保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仍然是人们的普遍期望。从目前的粮食供求总量看，似乎并不存在多大的问题：总产量10800亿斤左右、总需求10500亿斤左右，正常年景下，满足需求还略有结余。但从粮食供求的地区结构和品种结构看，情形就没有那么乐观。就地区的产需结构而言，粮食的产能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2009年，13个粮食主产区(即冀、蒙、辽、吉、黑、苏、皖、赣、鲁、豫、鄂、湘、川)的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77.1%；11个产销平衡区(即晋、桂、渝、黔、滇、藏、陕、甘、宁、青、新)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16.4%；7个粮食主销区(即京、津、沪、浙、闽、粤、琼)占全国粮食总产的6.5%。其中，7个主销区2009年的自给率仅为34.6%，比2005年又下降了4.7个百分点。粮食的产能越来越向水资源更为短缺的北方地区倾斜，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粮食供求平衡和国家粮食安全，其可持续性如何，令人忧虑。就粮食品种的产需结构而言，稻谷尤其是粳稻明显处于紧平衡，玉米基本平衡，小麦可略有结余，但大豆的供求缺口在持续扩大。2009年中国进口大豆4255万吨，差不多是国内产量的三倍，进口量占到了全球大豆贸易量的53%，此外，还进口植物油816万吨。随着某些农产品进口量增加、自给率下降，国际市场价格对这些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就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近两三年的情况已经证明，国际市场大豆和油料涨价，国内食用油也只能跟着涨价；大豆涨价，豆饼就涨价；豆饼涨价，饲料就涨价；饲料涨价，肉禽蛋奶也得跟着涨价。这是在中国某些农产品产能不足、自给率下降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应该说，在中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和生产水平之下，中国农产品的综合消费水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农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据保守估计，按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计算，中国进口的农产品至少相当于利用了境外6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此为调节农产品价格难度加大的一大原因。　2010年，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出现扑朔迷离的局面，也是因为像绿豆、大蒜这样的小品种，以及蔬菜、水果等生鲜产品，都面临着各自前所未有的挑战。绿豆、大蒜等小品种，除了产量的波动以外，正越来越成为游资炒作的对象，致使它们也越来越具有金融产品的属性。而生鲜产品的价格波动，则除了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城镇扩张对近郊土地的大量占用，迫使其产区越来越远离消费的中心市场，以至城区内普通菜市场和农贸市场的大幅减少乃至消失。

工业化与农村土地的关系。工业化发展除了将大幅提升经济总量外，还将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就业，并必将逐步占用农村土地，这是符合规律的。中国的国情决定，在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既要关注耕地减少的数量，又要注重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否则，我们将难以保证工业化快速发展中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耕地的日渐减少使国人越来越感觉到它的珍贵。近年来，违规侵占耕地用于建工业园的势头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而满足工业化对建设用地新需求的途径，则更多地转向了以减少农民宅基地和村庄建设用地的办法，将节约下来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置换建厂。这在具备条件的地方，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但对于大多数传统农区而言，则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必须的，但应当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推进。土地用途管制是世界各国实行土地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国也不能例外。否则就难以使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涉及全社会发展长远利益的资源得到足够保护。而农地农用，在中国现阶段不仅是指耕地的用途不能随意改变，而且还指耕地只应由农民使用，农村的建设用地只能由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自己使用，否则农民的土地权益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土地的用途管制也难免不被冲破。为此，必须抓紧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使用权长久不变的政策要求，使农民在工业化大潮中拥有可供遮风避浪的港湾。土地对中国农村来说，不仅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还是经济和社会组织制度的载体。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仅要考虑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还必须考虑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稳定，这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是维护农民财产权益的当务之急。要加快构建让农民更多分享农地依法转用后增值收益的机制。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补偿机制。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要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的非公益性项目，应允许继续保留集体土地的性质，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主要是乡镇企业用地），应允许通过有形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平等权益。

城镇化与农民转市民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扩张是一个快变量；而乡村消亡则是一个慢变量。并行不悖地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就要增强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并为陆续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逐步转变为市民创造条件。然而，我国人口比美国多10亿，是日本的10倍多，却正经历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镇化。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15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城镇化率可达到70%，这意味着在短短20年中，将有3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即使如此，仍然有四五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因此，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城镇化？什么样的新农村建设？对这两个问题必须有清醒认识。一方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另一方面继续加快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不过，有两种倾向却值得我们注意：一些城市，只想要农民的地，并不想要农民；城市建得越来越光鲜亮丽，却没给进城的农民及其家庭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土地的城镇化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一些地方，以建设新农村为名，搞大拆大建，让农民离开村庄，搬上楼房，集中居住，却不问群众愿不愿意，生产生活方便不方便。嘴里说的是为农民谋福利，眼睛盯着的却是农民手里的地。更有一些村庄仅因为行政区划的变更，农民坐地 “被城镇化”。尤其是拆村并居后集中居住的农民，由于没能改变生产方式，但却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便往往陷入收入没有增加而生活费用明显高涨，从而入不敷出的窘境，或者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使新房成为空房。随着进城农民工数量的日渐庞大，其身份转变和享受市民待遇问题已成为城镇中日渐突出的一大社会矛盾。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化解这一矛盾的具体措施。较有影响的是让进城农民以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两换”措施。但实际上“两换”很难真正行得通。首先是要让公民交出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与法无据，不合情理。其次是进城的农民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原有的土地和住宅散处于各自的村落，即便交出了“两权”，其耕地与宅基地也均属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与政府并不相干。实际上，农民要转为市民，就必须在城镇拥有相对稳定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要能真正自由迁徙，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全社会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制度相同、水平相当、可异地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加大力度建设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使其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接轨，才是农民转为市民的最可靠保证。当然，这只能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

三、湖南发展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典型案例

蓝山县毛俊村是湖南发展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典型案例。在这个物阜民康的“百姓村”，辖29个村民小组、846户、3386人，村民来自11个省72个县，共有103姓，有“湘南百家姓第一村”之美誉。近年来，村内秩序由乱到治，村民群众由贫到富，村容村貌由烂到靓。2009年人均纯收入838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30万元。先后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900多万元，兴办了村委办公大楼、自来水厂、农民休闲广场、永州市最大的村级文体中心、蓝山县最大的村级客运站、灯光球场等……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农工贸并举创造生产力。毛俊村按照农工贸并举的思路大搞开发建设。将全村仅有的1212亩耕地整合起来，实现规模经营，发展订单农业，每年种植订单香芋600亩、种植优质稻420亩、优质商品蔬菜基地100余亩、出栏牲猪8000头，发展养牛羊示范户8户；将几近失控的集体林场重新管起来，分片承包给村民经营，开发高效楠竹和杉木基地3200亩，让部分村民不仅有事做，还有钱赚，村集体也从中获得了每年近20万元管理费收入。把村里220多户有竹木加工技术的农户组织起来，聚集到工业园办厂，发展了大小竹木加工企业32家，安排村民就业人数达700多人，年创产值近8000万元。对临街、临路、临近集市的集体土地实行统一开发，投资110万元兴建了25个临街商业铺面共3870平方米，村里不仅组建了有40多台客运、货运车辆的运输队搞运输，还扶持了90多家农户常年从事商业经营，发展了236家工商业户 ，160个建筑队伍。

民生为本彰显感召力。村里拆除空心房93间2000多平方米，拆除乱搭乱建厂棚38户，投入26万元对村庄进行了路面扩宽和绿化、美化，成立了垃圾清理队，每天3台拖拉机穿梭在大街小巷，将各家各户的垃圾及时运送到垃圾场。投入72万元新建了规模宏大的“百姓”休闲广场，投入53万元新建了全市农村最好的村级文体中心，投资77万元在全村主干道安装标准路灯84盏,种植绿化树4000余株，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投资142万元兴建供水量600吨的自来水厂一个，解决了4000-5000村民的饮水问题。对考上大学的村民子女给予奖励，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读书给予帮助。积极发动村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6年以来，村集体每年出资为村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买单”6.78万元，村民参合率达100%。

基层党建增强带动力。毛俊村抓班子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增强了“双带”能力。一是班子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现任党支部书记廖仁旺2005年以来连续4年被县委授予“十佳村干部”荣誉称号，2008年3月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勤政廉政、富民强县’优秀领导干部”荣誉称号和抗冰安民三等功。现任的村主任是上一届的村书记，村支“两委”副职以前也当过村书记、村主任，班子成员不管在什么位子上，都能顾全大局，为村民致富无私地奉献。二是党员带头起模范作用。全村党员设置3个岗位6个责任区，建立了详细的党员目标管理量化考核体系，确保了活动不流于形式。截至目前，全村共组建党群致富协会6个、专业致富区3个、致富小组18个，党员和群众的参与面分别达到90%和80%。

基层民主提升公信力。村支“两委”以选举、理财、决策等事务为重点，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民主管理村务的制度，用民主来提升“两委”的公信力。一是建立代表会票决制。每年年初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村里重要事务和集体财务，全部按民主程序办事，当讨论问题出现争议时，则一律实行票决制，确保了群众充分知情、参与、决策、监督。二是建立理事会监督制。即从群众中推选德高望重的“三老”（老干部、老党员、老代表）以及懂经济、会管理、有经济实力、乐于奉献的年轻能人，共9人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并成立账目监督小组和财产清算小组，将资金使用情况定期张榜公示，让农民清楚每一笔资金的去向，对村集体资金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施行村民信任的“阳光财政”。

《湖南日报》、《新湘评论》曾先后对毛俊村“和谐旺村”、“物阜民康”等情况进行过宣传报道，感悟其经验就在于必须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必须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注重提升民主公信力，民生为本彰显感召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让村民积极自主地创造美好幸福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