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一帆：埃及革命之于中国的思考

        此次埃及国内冲突的目标直指独裁者穆巴拉克。这位已至耄耋之年并已连任三届的总统曾几何时受到埃及人民的尊崇。从上世纪80年代担任总统开始，他重视民族经济的发展，坚持国营和民营企业并举；他积极开放经济，大力吸引外资。同时他还在政治上镇压制造极端事件的恐怖份子，加强社会稳定，并在外交上获得美国的支持，使得埃及免受阿拉伯世界战争的影响。然而，就是这位曾经的领袖，缘何会成为今天全埃及的公敌，非要逼迫他下台？

        从这此冲突里示威者打出的标语可以看出，埃及民众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惩治腐败，遏制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同时，民众还要求改革政治制度，解除对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的网络封锁。对这些要求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几乎是日复一日的在我们的媒体中被反复提及。但为什么这些诉求却在埃及演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一是由于埃及政治体制形式上的民主特质，使得民意能够透过社会运动这样的形式得以表达。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的完全丧失。

        穆巴拉克政府曾经努力带领埃及这个古老国家走向经济现代化，这使得它获得了国民的认同。然而随着专政制度的腐朽以及在军队和商界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没有任何监督机制的专制体制便会走向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蔓延，包括国家民主党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垄断，通过操纵选举的方式在国会席位上压制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以及纵容亲属滥用权力危害民众。这让民众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无法享受平等的机会和权力，一些民众甚至连工作的权利都没有。穷人一贫如洗，富人坐拥半壁江山。 

        就在冲突爆发以后，埃及政府依然透过军队镇压、切断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方法等高压手段来应对汹涌的民众，这无疑只会酿成更大的社会灾难。应该说，埃及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是缺乏现代性，而在于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利益分配的高度不公正破坏了传统政治权威的根基。

        可以说，阿拉伯世界一向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不安定的地方之一。从二战后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峙，到造成西方经济灾难的70年代的石油危机，再到90年代的两次海湾战争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911，阿拉伯世界不仅向全球经济输出着最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同样向世界输出着冲突和战争，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911之后迅速成为美国处理中东问题的理论范本。然而，此次埃及等国的国内冲突却有别于以往“文明冲突”范式下的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对抗。恰恰相反，这场冲突虽然直指美国支持的穆巴拉克，但冲突中发自民众内心对民生和民权的诉求却在无形中与欧美国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不谋而合。无独有偶，在21世纪初爆发的东欧“颜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着与埃及民众共同的诉求。尽管有西方势力的插手，意图透过“全球民主扩展”战略来拉拢东欧各国，但这些国家在“休克疗法”的巨变后产生的寡头政治和社会高度不平等确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造成社会动荡最根本的原因。简言之，内政不举使这些国家陷入了现代化的两难境地。

        笔者在这里无意要对民主和自由定性。尽管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80年代提出“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未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和终极目标，但其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讨论会影响我们对于发展的冷静思考。放眼人类历史，民主本身也曾被西方社会否定或小心操控，而现代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形式上的民主更多地也是在制造社会混乱，使得民生凋敝。但我们始终要看到的一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共享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两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追求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产生高度不稳定的过程。经济增长可以帮助国家累计财富，但也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和利益受损集团。如果不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势必会引发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不满，促使社会不稳定。随着都市化、教育和传媒水平的提高，如果这些不满得不到解决，便会刺激人们参与政治，透过更加激进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期望。

       更重要的是，曾经以经济成就来获得认受性的政府在重新分配利益时要面对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如果因为这种反对而踌躇不前，其政治权威的基础便会在最广大的民众前丧失殆尽。其为国家现代化做出的努力反过来又在削弱其自身的合法性，造成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冲突。而这也恰恰是发生在埃及的情况。

        反观中国，我们同样行进在现代化的路上，也同样经历着经济改革给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的社会冲突更是和GDP在同步增长。根据政治社会学家于建嵘的统计，从1993年到2009年，全国的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从每年的8709宗增加到近9万宗，涉及人数从70万人增加到300多万人。“维权”抗争的根源就在于经济发展中的利益之争。为了惠及广大民众的改革本意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使得社会资源的分配从扩散变成重新聚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冲突加剧。尽管没有爆发类似于埃及的极端冲突，但这已经足以引起政府的重视。

        因此，面对史上最庞大的财政收入，对于启动十二五计划的中国来说，如何实现经济利益的民享才是真正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计。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民主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能够实现民众的经济和社会民主。就像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所言，社会所有人都在应经济发展过程中享有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平等权力。

        如果人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对信息的占有方面有很大差距，人们就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全部或大部分，也会造成参与国家事务能力和机会的不平等，最终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定和发展。换句话说，执政者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而是要回归到民主的本意，能在立法和监督制度上保障人民的生存、工作和信息占有的基本权力。梁启超曾在《李鸿章传》中评价李鸿章是：“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辛亥已过百年，我们在了解世界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反思自己，但在实现我们革命先行者心中理想国的道路上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