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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摇晃的中国
来源：《读书》2011年第1期 作者：张 鸣张 鸣 发表于：01-19 点击：55
辛亥革命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个大题目，在我的记忆中，每逢五逢十的纪念，史学界总会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出若干册讨论文集。但是，这个大题目，却不见得因此做得特别好，总有些问题，海峡两岸都拎不清。近代晚近一点的历史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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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个大题目，在我的记忆中，每逢五逢十的纪念，史学界总会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出若干册讨论文集。但是，这个大题目，却不见得因此做得特别好，总有些问题，海峡两岸都拎不清。近代晚近一点的历史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事件，怎么研究，都难以逾越符号划定的雷池半步。
　　过去研究革命或者起义，尤其是改朝换代成功了的革命和起义，大抵有个套路，无非是被推翻的王朝腐败透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然后有人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但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朝，其实不是这样。记得史学界曾经按照过去的套路，根据档案统计过辛亥前夕民变的资料，发现辛亥革命前一年，全国民变可统计的大约有一万起，规模都不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点“民变”，委实算不上什么民变蜂起，更休谈天下大乱。朝廷新政引起的反抗，居然少得出奇，连废科举这样的大事，竟然也波澜不惊。谙熟中国政治的《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里循为此十分兴奋，由此预言中国的改革会十分顺利。当年的所谓民变，除了土匪和会党的扰乱之外，真正民间的骚动，主要集中在丈量土地和清查户口上，至于地方自治和教育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弹。被后人渲染的“烧学堂，打先生”的运动，其实只是山西少数地区干草会搅和出的小骚乱，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暴。
　　只要摸过辛亥前后的社会史料，会发现，其实辛亥年之前中国社会相当安定。跟此前相比，很多过去匪患严重的县的知县有了自己掌握的武装，用洋枪装备起来的“小队子”，剿匪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由于地方自治的开展，乡镇一级有了乡绅主导的自治机构，过去县里管不过来的轻微的治安案件，也得到治理。很多绿林好汉，盐枭土匪，比如广西的陆荣廷，奉天的张作霖，扬州一带的徐宝山，都接受了招安，然后卖力地为政府剿灭从前的同道，成绩斐然。因此，辛亥前的匪患，比之新政之前，整体上是在减弱。
　　如果说，那个时代有主旋律的话，新政时期的主旋律是立宪。不仅原来的维新党人呼吁，地方士绅响应，连朝中的大臣，分量最重的袁世凯和张之洞，都主张立宪，满臣中的佼佼者，端方、那桐和良弼，都是立宪的热心人。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最终朝廷也答应了立宪，而且在九年预备立宪期间，真抓实干地做了准备，各省选举了咨议局，朝中有了资政院。后来有人比较了资政院和民国后的两届议会，发现就数资政院的议员水准高，议政水平也高。清朝最后几年地方士绅的立宪请愿，声势浩大（就缩短预备期而言，其实也不是没有成绩）。可是，除了立宪之外，这个国家还有其他的声音，这就是革命。孙中山的革命党，在辛亥前，没有成气候。只能算是“星星之火”。革命对清朝最大的威胁，是一九一○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此番暗杀，接近成功，如果一旦真的成功，其影响力其实比所有的起义加起来都大。相比较而言，革命党人的宣传，对中国后来的进程影响还要大些。当时的这种宣传，主要是排满，强调满人对汉人的二百多年的虐待，尤其是清初满人入关时对汉人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头，这样的民族主义宣传，对于清统治者而言，的确消解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操作的空间变小，让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一旦犯错，就可能引发汉人士绅“非我族类”的联想。
　　可惜，立宪的主旋律，在一九○八年光绪和西太后两个成熟的政治家死后，在当家的满人少年亲贵手里，最终变调了。这些年纪不过三十岁的年轻人（摄政王载沣当家时二十五岁），少不更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从来没有到底层历练过，但却一下子当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家，想不犯错很难，而且一犯，就是要命的错。错在抓权，把权抓在自己手里。把汉人手里的权力收归满人，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然而，清末政治格局，满轻汉重，内轻外重，已非一日，满人政治能力又大幅度退化，如此收权，谈何容易？搞皇族内阁，有计划地换掉汉人官僚，甚至把地方的路矿权也收回中央，就过于赤裸裸了。要知道，在立宪的主旋律里，除了少数前维新党人，绝大多数士绅，其实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立宪，无非是想通过立宪，跟中央政府分享权力，主要是行政权力。结果分享不成，自己有的，反而要失掉，失给强势的西太后也就罢了，失给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让人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就这样，主旋律哑了，其他的声音就占了上风。
　　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几个偶然因素，革命也未必能成功，至少不一定在辛亥年的武汉取得成功。其一，如果当时的湖广总督不是瑞，而是一个能干的汉人，起义未必能成事。那天晚上，炮一响瑞就挖开后花园钻了狗洞，溜到“楚豫号”兵舰上，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事后起义的士兵都说，群龙无首的他们，未必能撑得下去，那些没响应起义的团队，有了主心骨，没准会倒向那边。毕竟，当时绝大部分军官和一半以上的团队，都没有响应起义。其二，如果武汉的革命党人孙武他们没有在俄租界试验炸弹失败，而是按部就班地策动起义，起义也未见得会成功。此前半个月，武汉新军个别士兵就像武昌起义那样，也开枪闹了一场，但没什么人响应。但俄租界的爆炸，革命党人把武器、金钱连同旗帜和大印，甚至是党人花名册都丢给了清政府，而瑞又处置失当，既不是马上按图索骥大搜捕，也不是当众把花名册烧了，而是破获了几个据点，杀了三个人，把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花名册上有谁，士兵们心里根本没底。当时的革命党，没有那么严密的组织，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入党手续。于是谣言四起，人人都说，瑞马上要按名册大搜捕，大开杀戒。所以，尽管群龙无首，但在等死亦死，起事亦死的情景中，人们当然会倾向起事。第三个偶然因素，是由于武汉这个地方，恰好钱多，枪也多。起义成功的士兵们，发现藩库和铜元局里居然有四千万元的巨款。在当年，一家六口，六元一个月就能活得很好，四千万的确是一笔巨大的财产。加上自张之洞以来，武汉购买的枪械，以及汉阳兵工厂的枪械堆积如山。有了钱和枪，革命军马上就扩军。革命前湖北只一镇（师）一协（旅），一万多兵力，当时在武汉的不足万人，参加革命的，也就三千左右。革命军招兵，每月关饷十元，立刻就招满了五个协，相当于两个半师，原来的起义士兵，此时都做了军官。从前孙中山不喜欢在武汉发动起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武汉是个四战之地，就算起义成功，在四面围攻下，也容易失败。但是，一听说革命党有了五个协，周围的省份立刻就有自身难保的感觉（周边的几个省，都只有一协新军），即使中央政府，也得耗费时日，调集超过五个协的军队，才敢进剿。这就给了革命一个机会，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机会，在没有大的战事的半个月里，好些省份都动了起来，纷纷独立。等到北洋军在冯国璋的率领下攻下武汉三镇中的两镇，那边南京则被革命党克复，清朝大势已去。其实，革命军的五个协不足为惧，因为都是新兵，好多人连枪都没摸过，头上还留着辫子，那些由士兵转成的军官，也没有指挥打仗的经验。但是，当时全国的新军包括北洋军，都没有经过战争，对于打仗，只会计算兵力和武器，五个协横空出世，没法让人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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