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穹变手游论家族:埃及，革命进行时-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我做到厌了，经过62年出任公职，我实在受够了。我想离开。但若我现在辞职，国家将陷入混乱。我恐怕穆斯林兄弟会将乘势上台。我不介意人民说我什么，我只关心国家。

　　穆巴拉克面对美国ABC电台时如是说道。或许，最高权力的执掌人声称自己厌倦了这样生活，似乎还是头一次。

　　这是一场由平民掀起的反政府运动，它的矛头直指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事出有因，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正常的领导人周期更替制度，尽管他们的宪法赋予了定期民主选举的制度。然而，两位政治强人都在修改宪法的连任条款后，长期垄断了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其中，穆巴拉克竟长达三十年。

　　三十年，累积的怨恨很可能只因为一次偶然事件就打破了不安下的平静。

　　而这份不平静的缘故，习惯被人们归因为：权贵势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使得社会的张力最终在最顶点崩裂。这一次，少有人相信这是西方颜色革命在作祟，恰如高人所言：埃及的动乱乃是诸多内因的“给力”，蓄积已久的民怨终于引爆。一个地摊小贩的自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导火索，继而引发了整个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连锁反应。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强人政治暴露了出它久埋的危机。爆发革命的，恰是那些较为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他们较早实现了现代国家的世俗转型，而这些新的西方式的精英，使得体制在几十年的斗争、发展环境的孕育下，形塑出一种强硬面貌的威权政体。他们一直在推动着阿拉伯世界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接轨，却也最早触碰到社会落差的心理瓶颈。当然，这些都不是必然性的定论，只能说，促生革命的因素一直在积攒。

　　有人借用了托克维尔叙述的革命动机：问题的关键正是社会期望与社会现实的落差，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落差。注意到，社会落差并不是一个绝对量，而是一个相对量，是社会期望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当贫富差距扩大。直到今天，埃及还仍然有40%的民众每天只能靠少过2美元过活，但埃及的人均GDP却在中国之上。

　　我们把视线再缩小点，仅仅集中在埃及身上。从此事件身上，我们能够找出这个威权政府所面临的多重难题。同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多少值得我们自己去进行自我对比。套用一句话，或许不恰当：埃及的国情也是具有埃及特色的。因此，在普世命题之下，我们还是应该耐心地去清理出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背景和利益纠葛。为此，埃及事件值得细品的看点很多，它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官逼民反的反面教材，也不会简单成为“历史终结论”下民主化的经典案例。相反，埃及作为一面镜子，它反射了更多其他尴尬、复杂的因素。这些倒是值得我们细细思考。

　　军人执政传统下的埃及

　　从宪法规定的政体角度上讲，埃及属于总统制的民主共和国。1980年5月22日经公民投票修改宪法，规定政治制度“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总统可多次连选连任”，并增加了“建立协商会议”的条款。人民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议员由普选产生。这次宪法的修改，确立了埃及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回归。然而，尽管宪法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体属性，然而，从纳赛尔开始，这个国家始终带有很强烈的军事强人治国的印记。这种强人政治，通过总统制确立了下来。尽管存在人民议会，然而，总统享有的权限可以直接牵制议会。这非常接近袁世凯任第一届总统时的民国，同时，与当下的法国、俄罗斯的总统制也较为接近。可以说，总统制是保证军人政治具有掌控力的核心要素。

　　埃及的国家现代化起源于军人。王朝时期的穆罕穆德·阿里本人，就是原奥斯曼帝国的一名军官。1952年，陆军中校迦玛尔·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这一有着民族主义情结的军人组织取得了将军穆罕默德·纳吉布的支持，成功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建立了埃及共和国。军人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组织方式的人群之一，也正是这一批人最早接受源自西方的理性组织法则。因此，对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军人往往是集合权力与现代精神于一身的先知者群体。

　　在军人集团效忠体系的保证下，每一位领导人都能够长期垄断。并且，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埃及幸运地连续由三个颇有能力与魅力的政治人物领导。这种“现代独裁制”，区别于传统的血统继承，在引入了政党、军队等组织形态后，反而使“现代独裁政治”的“基因库”从“家族”拓展到了“亲族集团”;“家族继承”进一步扩大到了“亲信接班”和“制度化交接”。同时，强人必有强人塑造的历史，“自由军官团”在埃及的历史上，树立了非常光辉的维护民族主义的形象。它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和以色列爆发三次战争，加上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与“基地”恐怖组织支持的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对抗。这些因素使得开罗政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自由军官组织”手中。

　　不过，似乎每一个军人政权本身都会明白向文官政治过渡的必要性，作为国家主义的坚实代表，他们会努力促进国家权力的整合以及制度组织的合理化过程，但军人的退出机制还有待于长时间的妥协和制度安排。不能说埃及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举动，但出于对国内政治势力的天然不信任(尤其针对伊斯兰革命势力)，加上军人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垄断的惯性使然，当国家在走向真正的宪政过程中，执政者会化身独裁者般的引路人形象。正像台湾蒋氏集团，遵从孙中山的遗训，将整个走向共和的过程划分为军政、训政以及宪政三个阶段。

　　从我们过去的印象里，埃及的三位领导人都不是典型的暴君独裁，相反，都具有一定的卡里斯马气质。一般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青年都视纳赛尔和萨达特为民族英雄。权力的集中，是现代国家构建的第一步，埃及的军人集团则是集中权力的代表。不过，在“走向共和”的过程中，人民无以预测这些过渡阶段会维持多久，也无以预测这些军方权贵势力会以多少决心退出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只能知道，在出现民不聊生的状况时，民主的冲动自然会指向这些引路人。

　　在埃及，自1981年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遇刺后,埃及一直处于紧急状态。持续三十年的紧急状态法，让军人得以有借口控制整个社会局面。但这并不代表执政者会在宪法乃至党章上将紧急状态进行常规化或合法化。这一点，必须值得我们注意。但他的后果是，埃及武装部队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已然不容低估。它不仅肩负国防任务，维护国内稳定，甚至还大规模经商，就连部队所属的公司多由退役的将军掌管。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的军方力量，如果能够保持内部团结的话，那么，很难说此次埃及民众会达类同突尼斯的效果。

　　但是，糟糕的经济现状以及上层人物的腐败，甚至会引起军人集团内部的不满，尤其表现为中层军官的不满。一般来说，军方高层将领的服从，来自对自己的权势的眷恋，而中层军官和基层士兵的服从，则来自对高级将领的尊重和对国家的性质和自己的责任的认同。为此，不难理解，埃及的军人不会对轻易民众开枪。无论从军人的使命道义还是自身利益讲，得罪民众就再也不能保证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稳固地位及正面形象。为此，我们看到此次妥协的最可能结果，要么是军队依旧忠诚于穆巴拉克，或者仍然是由军队的高官取代穆巴拉克。

　　为此，关中人一文所谈论的“埃及军方是不是铁板一块”，才是对事件走向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核心要素。

　　强人的忧虑：伊斯兰革命势力

　　穆巴拉克坦诚地强调了他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深切担忧。

　　“必须警惕穆斯林兄弟会”——就连西方的媒体，也急切地表露出对争取以民主方式获得执政地位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报以极大的担忧。可以说，埃及成功的现代化转型正在于通过建立“去宗教化”的世俗政权而获得的。但伊朗于1972年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则给全世界提了个醒，那就是：极端原教旨主义势力，依然可以在现代国家掌握政权。

　　似乎，在现代社会，政教合一的政体已经变得不得人心。但可悲的事实是，占压倒优势的埃及老百姓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民意调查发现，近六成埃及人最喜欢伊斯兰主义政权;只有27%的埃及人最喜欢温和政权。如果说，这样的调查是真实的话，那么穆巴拉克的忧虑则是值得同情的。

　　相比于伊斯兰原教旨政治势力，军人政治事实上代表了现代政治中开明的一面。但是，这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在丰厚的利益收获面前保持永不堕落的道德贞操。亨廷顿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提醒道：一定程度的腐败，是打开改革局面、融入世界体系的润滑剂。然而，这些堕落、“卖国求荣”的现代政客，往往会引起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极大不满。例如，当年萨达特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甚至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多党议会选举。但是，他的外交政策激起了伊斯兰原教旨组织的愤怒，最终于1981年遇刺身亡。

　　穆巴拉克上台于萨达特被刺之后，这注定了这位政治铁腕会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斗争到底。当然，当暴力的途径无法奏效时，反对势力只有通过合法的参政途径进行对抗。近些年，穆巴拉克尽管只是象征性意义放宽了埃及民主化的限制，但这仅仅是象征性意义的举动，也为各方势力终于能以合法的途径参与政治竞争提供了依据。托克维尔叙述革命心理时指出：“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也正是这时，反对势力则有更充足的理由去反对现政府。在埃及，当偶然的革命爆发时，最强大的反对势力、高举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两面大旗的“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投身到这场革命当中。西方媒体分析认为，只要穆巴拉克倒台，穆斯林兄弟会必定填补政治真空。克林顿在叙述他对埃及事件的见解时，一方面站在美国的利益上，一方面也站在普世价值的标准上指出：革命常常以民主的名义推翻暴君，但是新的独裁者往往会劫持革命，并利用暴力、欺诈和控制选举控制政权。

　　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埃及属于温和、世俗的专制政权。它既能镇压极端伊斯兰势力，也能与西方合作，维系中东和平。相反，埃及最大的反对党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精神偶像则是伊朗的霍梅尼。因此，维护穆巴拉克为代表的军人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最为符合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西方不愿意在埃及塑造出第二个伊朗，也不愿意让哈马斯通过民主胜出的“杯具”再次上演。因此，同时，埃及的现状美国左右为难。民主革命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合流，凸显了美国民主计划面临的尴尬。在方绍伟先生看来，冷酷的现实是，在民主的“精神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之间，民主从来都是“狗屎”。

　　面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搅局，有的作者无不悲观的表示：今天的埃及革命即使成功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也不过仍然是伊朗等的翻版：在付出不菲代价后，历史不但没有前进，却大幅后退。虽然，前途不可预期，但是，这样的推论也不无道理。

　　或许，也并不像这样的绝对。但至少，由美国支持的军人政权更有可能履行美国设计的民主路线图。没人敢笃定地承认，反抗的人民会更为准确把握未来的意图、或者更为熟知埃及的切身利益——“我不介意人民说我什么，我只关心国家”，穆巴拉克的言语，多少透露出了某些无奈中的现实。

　　人民的出场：“推特”革命

　　解放广场的祷告、高歌和嘶喊可以带来“解放”吗?

    没有人能明确地给出答案。但是，是什么让一个贯以保持平静的国度突然激发出反抗的热血?是什么让一直被隐藏的人民，涌上街头，让这些代表了最高权力的真正主体终于变得鲜活而有力量起来?

　　从人民主权理论上讲，人民是制宪权的最高主体。而民主理论则始终以人民的契约作为主权的基石。因此，从政治的抽象原理上推演，人民乃是在非常时期具有最后决断力的力量。如果埃及的民众没有涌上解放广场，似乎，他们断没有实质上逼迫穆巴拉克的半点权力。

　　但是，人民却在绝大部分时间是“不在场”的。人民出场的标志在于他们必须获得从时间空间上形成的凝聚力量。但是，从古希腊的广场政治(直接民主)到后来的代议制(间接民主)确立，精英政治一直在剔除人民出场的可能性。因为，最高权力主体具有群体行为属性乃不可预期，难以把握尺度。似乎，人民被埋没，却变相保护了法制秩序的可持续性。

　　从洛克最早经典的自由主义表述中看，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但同时他也指出，相比任何专制与暴政，无政府主义永远是最邪恶的。而人民的直接“出场”往往伴随着推翻旧事物的革命，在新秩序建立的间隙，革命的无序往往催生更为邪恶的势力。

　　然而，人民会因为这些潜藏的罪恶属性而丧失合法性吗?民主的时代否认了这一判定;被压缩的人民果真没有新的出场机会了吗?不，网络在重新塑造人民的聚集途径，尤其是那些具有即时性、和几何级数传播效应的社交网络。Twiter、facebook、微博——它们无非是古希腊广场政治的现代翻版。

　　埃及政府在第一时间封锁了网络，这是由于他们意识到：社交网络构筑了强大的公民力量，它会在瞬间鼓舞人民出场。真像被无限传播、丑闻被无限放大。虚假的繁荣不会再轻易地蒙蔽人们的眼睛。廉价的网络互动能够让底层民众实现迅速的舆论聚合。事实上，人民的出场往往需要的不仅仅是反抗的愤怒，还要实质有效的宣传动员。而网络，代替了张麻子的子弹，成为宣传动员的最好工具。

　　遥远的联想

　　眼下的埃及，是军方(后台是美国)、人民、伊斯兰革命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三方力量的一次博弈，在这中间：反抗社会落差的斗争、民主政治诉求、极端宗教势力的渲染、国际政治的利益纠葛——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交织起来。

　　最后，还是得补充些埃及事件对中国的启示。

　　人们一般认为，埃及是最好的隐喻当下中国维稳隐忧的例子。当贫富差距导致底层民众苦难达到无以忍受的地步时，人民就会走上街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们期待这样的逻辑成为一种用于自省的警示。

　　当然，我们似乎也不必要太过探讨关于“埃及动乱与中国稳定” 的联想。相反，每一次不同地区的政治热点问题，都可以作为一次比较政治学的普及工作。一次阿拉伯之春，会让我们去关注、了解那些形塑埃及自身政治形态的的复杂因素。

　　这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运动席卷着阿拉伯世界，也触动了遥远的我们。我想，这股热情依然来自全社会渲染起来的民主饥渴症。这并不是坏事，只不过，放纵于生动是人性的致命弱点，也是偏见的温床。回归历史、回归细节，我们从埃及收获的便是深度。

　　PS：顺祝选举网网友春节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