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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记载中国春秋时期历史的编年史书。多用事实解释《春秋》,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春秋左氏传》。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作者是鲁国的左丘明。但左丘明是春秋末年人,《春秋左氏传》却提到战国初期的某些史实,故许多学者认为此说不可信。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春秋左氏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目录
  • • 著作简介
  • • 作者简介
  • • 写作年代
  • • 思想内容
  • • 记述内容
  • • 特点品评
  • • 问题讨论
  • • 文学色彩
  • • 后人注释
  • • 外交辞令
  • • 作品评价
  • • 编年体例
  • • 《左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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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简介[回目录][编辑本段]

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其中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哲学思想资料,反映了西周末期已开始动摇的宗教天道观的进一步瓦解,记录了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说、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例如,周内史叔兴认为“陨石” 等现象是 “阴阳之事”,并非鬼神借以预示吉凶;“吉凶由人”。秦国医和认为疾病不是鬼神作祟,而是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作用的结果。鲁国梓慎和叔孙昭子认为日蚀和水灾、旱灾是阴阳相克引起的。晋国史墨认为“地有五行”。宋国子罕认为“天生五材”,把由五行构成的自然界看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郑国子产认为 “天道远、人道迩”,用宝物祭神不足禳除火灾。齐国晏婴在论述“和”与“同”的区别时,表述了相异、相反的事物可以“相成”、“相济”的朴素辩证思想。晋国史墨还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变化观点。

《春秋左氏传》的主要注释本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有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有清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春秋谷梁传

《春秋左氏传》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春秋左氏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春秋左氏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人所作。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春秋》,最大的编年体史书为《资治通鉴》,所以《春秋左氏传》只能说是最早的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春秋左氏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左氏传

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春秋左氏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春秋左氏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春秋左氏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中国春秋历史的史学名著。又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阇(盲史官)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编成了《春秋左氏传》这部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看,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瞽阇)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春秋左氏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通过《春秋左氏传》介绍的史事,能真正理解《春秋》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春秋左氏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春秋左氏传》在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春秋左氏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春秋左氏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唐人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则对杜注多所指摘。近人杨伯峻作《春秋左传注》,简明适用。

作者简介[回目录][编辑本段]

春秋左氏传

关于《春秋左氏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春秋左氏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丘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春秋左氏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春秋左氏传》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春秋左氏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春秋左氏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春秋左氏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般都认为《春秋左氏传》之作者为左丘明,此说最早见于《史记》,两汉至隋的学者都奉之为权威,自唐以降,始有学者质疑。关于《春秋左氏传》之作者,有如下几种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一、有人认为是吴起。因为《春秋左氏传》尊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春秋左氏传》于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于楚史尊王而贬臣,吴起在楚国受到楚王重用,而大臣反对他,阻挠其变法。吴起是大军事家,而《春秋左氏传》正长于描写战争。吴起为“卫左氏人”。所以看起来吴起似为《春秋左氏传》之作者,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及看到的。所以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二、有人认为《春秋左氏传》对楚国记载得绘声绘色,看来作者精通楚语。三、有人认为《春秋左氏传》为鲁国史官左氏所作,也许此左氏为左丘明之后。四、《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孔子的许多言论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合。当初,孟子卒而儒家分,所以有人认为《春秋左氏传》为儒之别派所作,与儒之正统派是有所不同的。

《春秋左氏传》中有许多古字,与考古得到的春秋铭器吻合,而且许多字词含义和用法不见于战国及后世,当为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人所作无疑。就传统观点来说,《〈春秋〉经传研究》作者认为《春秋左氏传》为左丘明所著可信,并列举论据,的确说得有道理。《春秋左氏传》称鲁为“我”,对鲁国国君单称“公”,记鲁事甚详,皆站在鲁国立场上叙事评论。所以其作者为鲁国人无疑。

再观《春秋左氏传》文,其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学生在《论语》中都是尊称其师为“子”,从未称字,所以“仲尼”之称应为孔子之好友所称孔子。好友者何人?左丘明也。《春秋左氏传》深得《春秋》之微言大义,较《公羊》、《榖梁》为胜,其人必亲与夫子论史,而深明夫子之理。
至于《春秋左氏传》中某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而且又记载了些战国时的历史,这应该是后人增添,而全书之绝大部分还是写成于春秋晚期。

其他诸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存疑也。而自唐以降,对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质疑者众矣,且也能出示论据。然今未有定论,未有确凿之证据表明《春秋左氏传》确为某人所作,姑当从传统之说,以左丘明为《春秋左氏传》作者。

写作年代[回目录][编辑本段]

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春秋左氏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关于《春秋左氏传》的成书年代,需要谈到的是,晋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惠王墓,发现了一大批失传已久古籍,其中就有一本叫《师春》,里面全是照抄《春秋左氏传》的卜筮原文。所以看来《春秋左氏传》成书于魏惠王去世前。《春秋左氏传》中对田氏代齐的预言是“八世之后,莫之于京”,为什么不说“十世之后,代齐为王”(公子完为第一世,田和为第十世)呢?“莫之于京”并不肯定田氏一定代齐,而如果作者能看到田和代齐,则不会这么预言了,因此可以肯定《春秋左氏传》作于田和代齐之前。

思想内容[回目录][编辑本段]

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春秋左氏传》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很大影响,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

《春秋左氏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春秋左氏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春秋左氏传》的史料价值。

由于《春秋左氏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春秋左氏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春秋左氏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春秋左氏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春秋左氏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记述内容[回目录][编辑本段]

春秋左氏传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特点品评[回目录][编辑本段]

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 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弒﹑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公不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刚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 《春秋》谨严﹐ 《左氏》浮夸”(韩愈 《进学解》 )﹐这正表明《春秋左氏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春秋左氏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像﹐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像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春秋左氏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殽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十二年)﹑齐晋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春秋左氏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殽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冑﹑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春秋左氏传》。”

应对辞令也是《春秋左氏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罃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春秋左氏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 《艺概.文概》 )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邲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兵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兵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春秋左氏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春秋左氏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春秋左氏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 ﹑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 ﹐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问题讨论[回目录][编辑本段]

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无经之传考《公羊》、《榖梁》是《春秋经》的传,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发生过怀疑。《春秋左氏传》则不同。除了有大量的无传之经外,还似乎有为数众多的无经之传。人们不禁要问:《春秋左氏传》既是解经的,为什麽会有这些无经之传呢?於是《春秋左氏传》的性质亦即《春秋左氏传》是否《春秋》之传遂发生了问题。

自从刘歆提出要将《春秋左氏传》立於学官以来,争论就开始了。不管西汉博士出於什麽动机,他们所持的“《左氏》不传《春秋》”的观点却开启了此後将近两千年间一些《春秋左氏传》研究者的疑窦,从而使《春秋左氏传》与《春秋》的关係成为研讨的课题。西汉博士的论证虽然没有留传下来,但既然说“《左氏》不传《春秋》”,那麽人们很容易导出“《春秋左氏传》与《春秋》是两本不相干的书”这样的推论。现在所知最早明确作出这种表述的是晋人王接。王接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1既然不是为解经而“发”,那麽《春秋左氏传》当自有作意,自是一部不依赖於《春秋经》而独立存在的著作。到了唐代,人们开始注意到了《春秋左氏传》的史书性质。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繫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2这麽一划分,便把《春秋左氏传》与《春秋》剥离开了,两书连性质都不同,怎麽会是一回事呢?宋人疑《春秋左氏传》的就更多了。朱熹说:“左氏是史学,公、榖是经学。”3虽说祗是区分三传,其实距否定《春秋左氏传》之解经,也就祗有一步之遥了。刘安世说:“读左氏书,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後通矣。”4这话更加明确,大有离则双美、合则两伤之意。

这一派的意见是很有些说服力的。经、传之不能完全契合,特别是“无经之传”的大量存在,应该说是引起人们疑心的主要原因。此外,《春秋左氏传》中虽也有不少解经的内容(包括“君子曰”、“五十凡”、解经语等),但这些东西都有很明显的嵌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清儒皮锡瑞曾经举“郑伯克段于鄢”一段为例,指出在“太叔出奔共”一句下硬加上了“书曰……难之也”一段解经的话,致使本来与上文紧密相连的“遂置姜氏于城颍”的“遂”字显得上无所承,突如其来。因此“书曰”云云显然是被人後加上去的。5这一发现当然是支持《春秋左氏传》本与《春秋》各自为书的说法的。那麽,究竟是谁将“书曰”、“君子曰”之类的解经语加进去的呢?

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是刘歆改造了《春秋左氏传》,加进了解经语。宋人林栗说:“《春秋左氏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6到了清代,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详细论证了刘歆是怎样把先秦旧书《左氏春秋》改编为《春秋左氏传》的。後来康有为继承其说,进而提出刘歆割裂《国语》、伪造《春秋左氏传》的新说。刘、康的观点儘管有很多不同,但在《春秋左氏传》(这里指刘歆以前的“左传”)与《春秋》本是不相干的两部书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一点恰是《春秋左氏传》问题的要害所在。刘、康的意见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影响至为深远。在本世纪初期,不少著名学者都是信从刘歆伪造说的。

学问之道,有如积薪,总是後来居上。现代学者的研究,又彻底推翻了刘歆伪造说。研究表明,那些所谓由刘歆加进去的解经语、“君子曰”等等,在刘歆以前早已存在了。司马迁曾经引用过,先秦诸子也曾经引用过。这对於刘、康的说法无異於釜底抽薪。时至今日,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已很少有人相信刘歆伪造说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疑点依然存在。《春秋左氏传》之“述史”部分与“解经”部分之不相融合是不争的事实。大量“无经之传”的存在也有目共睹。怎样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乃是摆在现代学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文学色彩[回目录][编辑本段]

春秋左氏传

《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左传》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很大影响,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

《左传》虽是历史著作,但与《尚书》《春秋》有所不同,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其文学特点可概括为:

第一,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时间的故事情节化。
第二,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
第三,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第四,擅长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后人注释[回目录][编辑本段]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

外交辞令[回目录][编辑本段]

《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即使是敌国交战,在兵戎相见之际,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例如齐晋鞌之战前夕齐侯与晋人的一段对话中,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却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这是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在论辩方式上,《左传》中的辞令又往往援引典章,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也有些辞令直率有力,以鞭辟入理的分析见长。《左传》虽以细密婉曲著称,但又不尚铺陈,不事夸张,无论记事记言,都能言简意赅,韵味悠深。

作品评价[回目录][编辑本段]

《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经学通论·春秋》评论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

《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服虔、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编年体例[回目录][编辑本段]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记录了当事各方面的历史,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左传》全文[回目录][编辑本段]

隐公
(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隐公(经一·一)元年

春,王正月。
(经一·二)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经一·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经一·四)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经一·五)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经一·六)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经一·七)公子益师卒。
(传一·一)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传一·二)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於邾,故为蔑之盟。

(传一·三)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传一·四)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於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传一·四)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於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传一·四)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於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传一·五)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传一·六)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传一·七)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传一·八)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传一·九)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

(传一·十)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传一·十一)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传一·十二)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传一·十三)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传一·十四)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隐公(经二·一)二年
春,公会戎于潜。
(经二·二)夏,五月,莒人入向。
(经二·三)无骇帅师入极。
(经二·四)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经二·五)九月,纪裂繻来逆女。
(经二·六)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经二·七)纪子帛、莒子盟于密。
(经二·八)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经二·九)郑人伐卫。
(传二·一)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
(传二·二)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
(传二·三)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
(传二·四)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
(传二·五)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传二·六)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
(传二·七)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

隐公(经三·一)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经三·二)三月,庚戌,天王崩。
(经三·三)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经三·四)秋,武氏子来求赙。
(经三·五)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经三·六)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经三·七)癸未,葬宋穆公。
(传三·一)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传三·二)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於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传三·三)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於郑,郑公子忽为质於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茍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传三·四)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

(传三·五)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於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传三·六)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庚戌,郑伯之车偾于济。

(传三·七)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於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隐公(经四·一)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经四·二)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
(经四·三)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经四·四)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经四·五)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经四·六)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经四·七)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传四·一)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
(传四·二)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传四·三)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於郑,而求宠於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於是陈、蔡方睦於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公问於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传四·四)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

(传四·五)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於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九月,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传四·六)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书曰「卫人立晋」,众也。

隐公(经五·一)五年
春,公矢鱼于棠。
(经五·二)夏,四月,葬卫桓公。
(经五·三)秋,卫师入郕。
(经五·四)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
(经五·五)邾人、郑人伐宋。(经五·六)螟。
(经五·七)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经五·八)宋人伐郑,围长葛。

隐公(传五·一)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於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搜、夏苗、秋猕、冬狩,皆於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阜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传五·二)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传五·三)夏,葬卫桓公。卫乱,是以缓。
(传五·四)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後。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传五·五)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传五·六)卫之乱也,郕人侵卫,故卫师入郕。

(传五·七)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於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於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传五·八)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郑曰:「请君释憾於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於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传五·九)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传五·十)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

隐公(经六·一)六年
春,郑人来渝平。
(经六·二)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经六·三)秋,七月。(经六·四)冬,宋人取长葛。
隐公(传六·一)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更成也。
(传六·二)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
(传六·三)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

(传六·四)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传六·五)秋,宋人取长葛。
(传六·六)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於宋、卫、齐、郑,礼也。
(传六·七)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隐公(经七·一)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经七·二)滕侯卒。
(经七·三)夏,城中丘。
(经七·四)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经七·五)秋,公伐邾。
(经七·六)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隐公(传七·一)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於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

(传七·二)夏,城中丘。书不时也。
(传七·三)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
(传七·四)秋,宋及郑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为宋讨也。
(传七·五)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
(传七·六)陈及郑平。十二月,陈五父如郑莅盟。壬申,及郑伯盟,歃如忘。泄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赖盟矣。」郑良佐如陈莅盟,辛巳,及陈侯盟,亦知陈之将乱也。
(传七·七)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婚。

隐公(经八·一)八年
春,宋公、卫侯遇于垂。
(经八·二)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
(经八·三)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经八·四)辛亥,宿男卒。
(经八·五)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经八·六)八月,葬蔡宣公。
(经八·七)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经八·八)螟。
(经八·九)冬,十有二月,无骇卒。

隐公(传八·一)八年,春,齐侯将平宋、卫,有会期。宋公以币请於卫,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
(传八·二)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
(传八·三)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传八·四)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针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
(传八·五)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
(传八·六)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
(传八·七)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

(传八·八)冬,齐侯使来告成三国。公使众仲对曰:「君释三国之图,以鸠其民,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传八·九)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於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

隐公(经九·一)九年
春,天子使南季来聘。
(经九·二)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经九·三)挟卒。
(经九·四)夏,城郎。
(经九·五)秋,七月。
(经九·六)冬,公会齐侯于防。

隐公(传九·一)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辰,大雨雪,亦如之。书时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
(传九·二)夏,城郎。书不时也。
(传九·三)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绝宋使。
(传九·四)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

(传九·五)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

(传九·六)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後击之,尽殪。戎师大奔。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

隐公(经十·一)十年
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经十·二)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经十·三)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经十·四)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
(经十·五)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
隐公(传十·一)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
(传十·二)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传十·三)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君子谓郑庄公於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传十·四)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郊,犹在郊。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

(传十·五)九月戊寅,郑伯入宋。
(传十·六)冬,齐人、郑人入郕,讨违王命也。
隐公(经十一·一)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来朝。
(经十一·二)夏,公会郑伯于时来。
(经十一·三)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经十一·四)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隐公(传十一·一)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请於薛侯曰:「君为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传十一·二)夏,公会郑伯于郲,谋伐许也。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隐公(传十一·三)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传十一·三)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婚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逼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及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寘於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君子谓郑庄公於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後人,可谓知礼矣。

隐公(传十一·四)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

隐公(传十一·五)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隐公(传十一·六)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徵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隐公(传十一·七)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

隐公(传十一·八)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於其主锺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锺巫,齐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