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经 济 与 社 会 观 察

第五期，200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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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参文章]

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改革20年来权威政治的总结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2年8月18日

[编者按：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近20年间获得了高速增长？中国的权威政治有什么优点和问题？为了迎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仲大军特撰文一篇。此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近20年间取得了较大发展，主要取决于政治方面的两个因素，一是意识形态的转变，二是权威体制的存在。但改革进行到今天，中国政治已经处在一种意识形态模糊和既非军功制也非民主制的状态，其问题的积累已对未来的经济持续发展形成制约。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政治权威相当重要，仅有西方的民主制还不足以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建立权威，中国还必须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吸取营养，给现代民主政治的权威加上“军功制”和“科举制”的后盾，但这一切都取决于民主参与的程度。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建立起新权威，但在政治领域，这一工作刚刚开始。]

中国的政治与最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什么关系，中国为什么能在20多年间保持了稳定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政治体制与高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中国的社会稳定与权威政治是什么关系？中国的权威政治体制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在国内一直没有较深入而透彻的研究。最近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7月25日]刊登了一篇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先生的文章，从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方面论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中国学界可喜的现象。欣喜之余又感觉萧文对这问题论述得还很不够，因此，禁不住再做些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权威政治体制的特点

首先要在文章的开头要确定一下“权威政治”这一概念。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学术语中，一般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描述为“极权政治”和“威权政治”[见图表]。我们没有必要步西方学者其后尘，在本文中我倾向于用“权威政治”来描述我国近一历史阶段的政治性质。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命令与服务，统治者之所以能发号施令，就在于他掌握号令国家机器的权力，并且有着个人的威望。服从是建立在对权力和权威认可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任何一个掌握或拥有权力的人，必须拥有使人服从的威信和威望。在古代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和权威是通过打天下夺取政权取得的，其后继者的权力和权威是靠血缘继承获得的，下级官僚的权力和权威的获得除了有血缘因素，更多的是靠科举考试和上级长官提拔委任获得。在现代民主社会，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权力和权威主要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权力和威信结合起来，成为政治领袖的行政基础。在这种意义上说，不管是东方古代的封建社会还是西方现代的民主社会，其政治形式都是权威政治。其区别在于权力和权威的获得是靠什么方式。如果是以军功为基础建立的权威政权，那么这种政治便可以称做“军功权威政治”，如果是以民众选举为基础来执掌政权，那么这种政治便是民主权威政治。

图表：政府的权力谱系

民主政府——→非民主政府

摘自《政治科学》第67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政体往往与获得政权的方式方法有极大的关系，凡是用武力形式获得权力的政治，由于这种方式取得政治权力十分艰难，所以在执政后其政体往往都是军功权威政治，权利的更替与延续方式是世袭制和委任制。凡是通过民主竞选获得权力的政治，其政体特点一般都是民主制和选举制，因为这种政治体制在执政权力更替上比较容易。权利更替的难易，通过武力夺取权力还是通过选举获得权力，这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根本区别，也是两大政治体系的根本分野。其核心区别一个是人治，一个是法治，一个是人主，一个是民主。

现在让我们简要描述一下中国权威社会和权威政治的特征和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之后，其政治权威的建立基本上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实施的“军功制”。这种军功制的核心是按功劳排序的等级制，按参加革命的时间长短和贡献大小论资历和级别。凡是参加革命者都成了新政权建立的有功之臣，一批政府官员靠革命战争年代南征北战的丰功伟绩建立了个人在社会中较高的政治权威。对革命贡献最大的领袖人物具有最高的政治权威。具有政治权威的人在社会上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待遇。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工人阶级这样的社会阶层也拥有了较高的社会权威和经济待遇。总起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权威政治基本上是革命期间军功制的延续。

在传统的政治文化影响下，即使建国初期按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模式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保留了各个民主党派，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但由于共产党和其革命领袖的个人权威处于大大超出的地位，所以，中国政治基本上实行的是以党代政的军功权威政治而非民主权威政治，在人事制度上实行的是首长委任制，在社会待遇上实行的是等级制。这种政治的实质是由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卓著功勋的领袖实行集权领导，然后从上到下，根据资格和资历层层排序。特别是在建国后前30年，不仅政治上实行军功权威政治，就连经济上也实行了权威经济，其表现形式就是计划经济和首长经济。

军功权威政治的核心是在军功制的基础上论资排辈，在首长制的管理下实行官员任命。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权更替形式。封建时代的权威政治一般都是与世袭制度相联系的，而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并没有明确地沿袭这一制度，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世袭制的影响。军功权威政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实践。这种基础和实践就是自隋朝以来发展起来的科举制。科举制的诞生打破了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世袭等级政治体制，创立了唯才是举的官员录取制度。军功制、世袭制加科举制和委任制使中国古代政治具备了明显的权威政治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主要承袭了我国传统的军功政治，但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共产党人基本上放弃了世袭制和科举制，即使是军功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被一度打破，在选拔干部和官员时不讲究资历和学历，有些人平步青云，王洪文当上了国家副主席，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由于这些制度的放弃，导致建国后一段时期干部队伍的素质受到很大影响。

权威的建立与丧失

应当说自建国以后，我们党的干部选拔和提拔制度就失去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科举制”，基础知识的考试被取消，军功制更多地代替了科举制，加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政治主要建立在“军功制”和“世袭制”而非“科举制”上。在“科举制”被彻底取消后，又未能较好的实行民主制，即公众选举制，这样就使我国的政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工农出身的大老粗干部过多，影响到政府官员的行政能力。任人唯亲现象比较严重，也影响到一些干部的群众威信。有些官员的权威不是靠工作政绩获得，而是靠与领导的亲密关系。譬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秘书”接班现象。这就使这些“秘书”首长的政治权威大打折扣。近20年来，中国党政两部门的干部基本来自三种人，一是干部子弟，二是秘书人员，三是共青团干部。干部的选拔方式既非军功制也非科举制，更多具有的是世袭制的意味。

当科举制和选举制都消失之后，军功制的权威政治便随之瓦解，政治权威便随之下降。所以，中国权威政治的基础自文革以后已经受到较大削弱，一些官员的政治权威已经不复存在。时至今日，中国的权威政治已经处在强弩之末，或者说已处于权威正在丧失的阶段。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仍然用权威政治来描述中国政治，显然已经名不副实。中国政治已经处在一种既非军功制也非民主制、既非人治也非法治的状态。虽然自改革开放之后，人事组织部门曾在干部提拔的标准方面注重了学历和文化程度，近几年又加强了对国家公务员的考试，某些部门采取了竞争上岗等措施，但这种仅仅对于低层官员采取的“科举制”不足以弥补高层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仅有权力而无威信和威望，那么这种政治也难以称其为权威政治，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权力的软性化。

中国权威政治的解构更表现在经济领域，权威制度首先遇到的挑战是在微观经济方面。30年的实践结果证明，计划经济效果不佳，权威政治首先在经济方面受到了挑战。于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做出改革和调整，将计划经济这种权威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由于“军功制”和“权威经济”在微观经济领域的消失，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增长和发展。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通过20年来的市场发育，第一批从市场中诞生的经济权威已经出现，例如联想集团的柳传志、青岛海尔的张瑞敏，这样一些企业家已经通过市场的检验获得了社会公认的领导权威。这批市场经济中诞生的经济权威已经与计划经济下的首长权威泾渭分明。一句话，中国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

现在该轮到政治领域中的新权威了。在这期间，中国的权威政治虽然在政治领域里也在不断被解构，部分官员已经不具备权威的基础，但中国的社会秩序依然得以维持和稳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和当政者承袭了第一代建国者的政治余威，军功制一代的政治权威仍对社会发挥着作用。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权威政治最大的优点是通过战争年代建立的权威去取代在和平时期竞选的代价。这就是使中国社会既节省了政治选举所消耗的经费又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总之，权威经济----计划经济的放弃以及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就构成了中国20多年来经济稳步发展的宏观背景。

意识形态的变化与经济发展

我认为中国20年来之所以出现经济高增长，除了仰仗于权威政治体制对社会秩序低成本地维护，更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弱化有密切的关系。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减轻了冷战的对抗，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的大幅减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国防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41%，次年增至43%，其后大幅下降，1973年降为18%以下。即使这样，我国军费开支与GDP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超过10%，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比例降到1-2%之间，这等于中国经济每年多增长出8到9个百分点。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导致我国宝贵的经济资源进入了与人民群众消费相关的生产领域。仅这一因素，就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

军费的减少还仅仅是一方面，中国政治成本减少的另一方面是弱化政治投入，放弃政治运动，将人民大量的精力转向经济建设。萧功秦先生这样分析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其政治社会结构进入‘后全能型的技术专家治国的权威政治模式’，这是发展政治学的概念。这种发展模式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执政层主要是以技术型官员为主体，这一执政层一般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思维的工具理性与务实的决策风格。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从左右两极意识形态与政治势力的拉锯冲突中摆脱出来，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意识形态保守派不断边缘化，此种技术型官员执政模式无疑发挥了作用。第二，这种后发展国家的权威政治，具有低政治参与与高经济投入的特点。可以认为，权威政治下的低度政治参与与高度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我们要对中国技术官僚倾向于淡化政治的特点进行分析。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采取了不争论的实用主义政治？在邓小平时期，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避免为政治争论而消耗国家财力。在邓小平之后，则是为了创造政绩，建立技术官僚的新权威。这里面仍然有“军功制”的影子。在和平时期不能在军事上建功立业，但可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成就。所以，近20年里，经济战线的“军功制”表现得十分突出。哪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成绩就大，提拔得就快。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军功制。技术官员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创造经济政绩，主要是为了弥补他们的权威缺陷，因为这一批干部的权威既不是来自军功也不是来自选举，他们有必要在从政过程中建立自己的新权威。这种唯经济至上的新权威运动，大大地减少了中国人花在政治运动上的资源消耗，中国从突出政治转向突出经济，结果使大量的资源向经济建设方面配置，相比起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怎能不大幅度增长！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研究技术型官员执政的特点。所谓技术型官员，他们与军功制时期的政治型官员有着很大不同，政治型官员的专长是政治与军事，注重政治理念和思想文化。因此，建国后30年间，中国大搞政治运动，整个社会的精力和财力物力都消耗在政治运动上，大量的经济资源被用于生产政治产品中。而政治运动只能产生政治产品，而非经济产品，政治运动消耗的经济资源越多，经济产品的产出量就越小。这就是前30年为什么中国政治产品发达，经济产品短缺的根本原因。

自80年代之后，中国的干部队伍逐渐知识化，技术化，政治型官员数量逐渐减少，技术型官员逐渐成为主导地位，最明显的例子是清华大学帮主宰中国政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产品逐渐被抛弃，社会更多的精力转向经济产品的生产。这是技术型官员的特长，也是他们借此建立新权威的好机会。因此，20年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大发展，这正是政治路线转换和干部成分转换的结果。技术型官员成为主流，引导中国政治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那就是在官员选拔方面“科举制”正在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科举制是技术型官僚的明显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官员的文化水平，有利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科学化。

低参与并不意味着低成本

但是，伴随技术型官僚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政治上的低参与。技术型官僚一改文革时期政治高参与的大民主局面，实施了较为刚硬的集权专制领导。这与政治型官僚时期的大鸣大放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低参与的政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或在某一历史时期是一种高效而低成本的政治管理模式。这里有个政治成本问题。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不是集权专制式的政治模式，可能产生较大的政治成本。如果引进西方国家的高参与政治模式，我国每年光花在政治竞选上的资金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此，为什么能人政治、人治、权威政治能在中国这么牢固的延续，与这一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密切相关。东方低民众意志参与的权威政治与西方高民众意愿参与的民主政治各有利弊。低参与的好处就是低管理成本。

但低参与必须与真正的权威政治相联系。当一种政治已经不具备权威的时候，低参与就不一定是低成本了。我在上一节中已经分析过，中国的权威政治已经遭到了较大的瓦解，随着军功制一代人的退出，新一代人是在既非“科举制”也非“选举制”下登台的，因此，干部的素质和权威大打折扣，其权威性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低参与就不一定意味着低成本。这是因为：只要存在低参与低监督的局面，就会造成低效率与高腐败的结果。看看当今我们各级政府机构的庞大臃肿和腐败就可以知道，维持这么一个大政府的代价会有多大。因此，低参与与低成本已经很难联系起来。

但有人会问：既然政治成本并不低，为什么中国经济近20多年间仍然发生了高速增长？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治稳定，社会没有紊乱和动荡，技术官僚的专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意识形态左右两方面的争执。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消耗最大的就是内战、分裂和政治动荡。只要没有这种形式的内耗，任何国家都可以取得稳步的经济发展。中国的这一特点已经被海外学界广为认识。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青木昌彦曾撰文指出：中国经济转轨的独特特征首先是政治上统一。没有这一保障，很难获得经济发展。经合组织的中国研究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在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国有成分和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取得的。由此可见，政治的统一和稳定是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基本保障。

那么，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否与“低参与”有关呢？如果把结论交给低参与那就大错特错了。低参与恰恰是造成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在寻找原因时一定不要错误地把低参与当做20年间中国政治稳定的一个因素。中国建国后保持了50多年的政权稳定和政治稳定主要靠第一代政权建立者的刚性权威，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和政府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地拥护，这是中国政治稳定的最根本因素。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都是在承袭了第一代建国者的权威之余威以及采取了符合人心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之后，才获得相对平稳的政治统治。正是由于中国第一代建国者有着极高的政治权威，所以才使低参与成为中国政治一种普遍的现实。

但是，第一代建国者的权威辐射毕竟是有限的。继党的“十六大”之后，传统的以军功制和世袭制为主的权威政治恐怕要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毫无疑问，今后新权威的产生只能来自“高参与”的政治模式，具体来讲就是两个内容，一是继续发扬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二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只有将这两制结合，才能在中国建立牢固的政治权威。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政治权威是相当重要的，仅有西方的民主制还不足以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建立权威，中国还必须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吸取营养，给现代民主政治的权威加上“军功制”和“科举制”的双翼。这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

我国权威政治的现状、弊端及消极影响

萧文在论述中国当代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时指出：“与拉美和东亚的权威政治相比，中国的权威体制具有‘后全能主义’体制的特点。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有限的多元化，原先完全受党政控制的板块型的“单位”社会内部，分化出自主性的经济社会组织。另一方面，现行的政治体制仍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组织资源，如执政党的一党领导，党组织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参与与组织渗透，国家政权对传播媒体、国家机器、社团组织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有效控制等。这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威政治，保留并继承了全能主义体制的大部分政治资源，并运用这些政治资源作为工具来完成中国向市场经济秩序的平衡过渡。因此，中国的权威政治模式是一种具有刚性调控能力的‘低参与高投入’的发展模式。它能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刚性方式来排除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与危机。这种权威政治模式有助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后发展国家应对各种复杂矛盾，有助于在秩序稳定状态下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

一般说来，极权政治制度和集权政府不仅有较为刚性的秩序控制力，也往往具有极大的资源动员的能力。它既可以在军事上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进行战争，也可以在经济上极大限度地调动经济资源，从事经济建设。一旦这类政府将行政目标对准经济建设，它的政治制度便可以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近20年里，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效率的代表。看一下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目标便可以明白，官员们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抓经济。当经济目标即GDP目标成为官员升迁的主要标准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便充满了巨大的动力。这是近20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的最基本原因。我们永远都不能无视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尽管这种政治和经济模式存在着许多弊端，但它确实可以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巨大作用。

“低参与”一词是现代温和政治的词汇，用传统政治术语来描述这种低参与现象便是非民主，或集权专制。这种不民主的政治模式产生于封建社会，是封建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遗产。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一政治模式还要发挥一段时间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还要感谢我们的先人。中国人历来强调传承历史，政治模式在一定时间的传承也利莫大焉！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前20年的改革发展我们可以在这种低参与的政治模式下进行，后20年的改革与发展恐怕就要另辟蹊径了。

萧教授最有价值的分析在于对中国权威体制缺陷的研究。他认为权威体制主要有两大弊端：“一是中国权威政治的“后全能”性质，由于受到全能体制“路径依赖”的制约，在回应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的挑战方面和在适应新的变化方面，存在着价值观念上的障碍。首先，低政治参与与结构性腐败之间形成恶性循环。从发展社会学角度而言，政治低参与具有两面刃的特点，以低参与为特征的权威政治难以避免权力层与管理层的腐败。有效监督的缺乏，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官员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急剧增多，寻租现象的普遍存在，势必增加腐败发生的概率。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严重的腐败发生后，引起社会公众日益强烈不满时，某些当政者与部分地方当权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非法利益，他们会以“政治稳定”为理由，进一步抑制与排斥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员的批评，其结果就会形成“低参与—高腐败发生率—强权威控制—低政治参与—高腐败发生率”之间的恶性循环。

“其次，权威体制难以避免‘低参与’与‘高两极分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从发展社会学角度而言，在低政治参与的约束条件下，高水平投资[特别是外国投资]往往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在权威政治下，掌握不同稀缺资源 [如权力、财富、地位、与名望等等] 的人群之间，也即经济精英与权力精英阶层之间，彼此很容易形成‘反法制的互利性’，即他们各自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稀缺资源进行利益交换，从而通过这种非法的互利行为使彼此均可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这样，拥有资源的人群与没有资源的人群之间的差距将会在‘低参与政治环境’中进一步扩大，两极化的程度也会更高。正因为如此，权威体制下的低度参与将会进一步加剧这种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趋势。低政治参与与高两极分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一方面会使下层民众产生日益强烈的相对挫折感以及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甚至进而会在部分失利阶层和绝望阶层中形成再次激进化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使富有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保持自己的权益而保守化。社会由此会形成阶层之间的严重对立。拉美国家在这方面是有严重教训的。”

我在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其后果就是权力商品化。权力商品化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也是政治肌体中最大的恶瘤。凡是研究过中国政治史的人都对此深有体会。当权力和资本在社会上都发挥效用的时候，两者便必然互相渗透，权与钱的交易便开始了。一个政治肌体一旦患上这一恶瘤，社会便会加速腐败和崩溃。特别是在监督机制缺乏的条件下，权钱交易会大量发生。看看当前社会的买官鬻爵现象和利用权力寻租现象，便可以理解和预测权威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果。可以说权钱交易今天在中国已经渗透在社会肌体各个部位。腐败已经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甚至学术领域广为蔓延。因此，在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加速市场经济的进程，便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威胁。这便是我一再指出市场经济具有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在缺乏政治制度改革保障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单兵突进必将给中国社会带来种种问题。在政治领域是贪污腐败，在经济领域便是不公平的权贵私有化。

政治腐败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的廉洁程度是比较高的。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队伍的廉洁自律程度。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一块最大的资源是廉洁的共产党干部队伍。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官员带领群众抓经济，自己保持清贫，无私奉献，基本上维持共同富裕的社会秩序。但是，自90年代之后，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官员发生了大面积的腐败，中国改革赖以依靠的改革动力已经逐渐丧失。有人在肯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功绩时认为，正是前30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为我党造就了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但90年代之后，干部与群众挣抢财富，社会公平感日益减弱。干部队伍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继续深入，特别是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政府一旦成为效率的代表，社会分化便会大大加速。但腐败与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一定程度，又将迟滞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自90年代末之后进入低增长状态，一个最大的原因是资本积压，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货币流动性差，收入差距的拉大导致一部分人消费不足，而高收入者又不能放手消费，使大量的富裕资金和腐败资本在社会上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出逃国外。当前的中国至少有三四万亿的金融资产闲置。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一方面大量资本闲置。因此，没有高参与保障的经济发展，行进到一定时候必然放慢速度。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靠发行国债拉动的艰难时期。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全能政治已经走到尽头，经济手段已经用尽，不诉诸于新政治难以解决问题。不研究公平的经济发展，不讲究社会主义，早晚要堕入“效率”的陷阱，最后的结果便是经济危机。之所以中国会可能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中国今天已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当年发展的那种自由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必须按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道路。

在遏制资本的聚集和高度集中方面，权威政治可能难有作为，也就是说政府只能起一部分作用。一个社会财富的均衡主要靠各个社会集团的相互制约。譬如，对富人骄奢淫逸的制约，最有效的办法不是靠政府管理，而是民众自发的抵制和反抗，靠社会舆论的钳制和批评。只有在这股力量的威慑之下，富人才能收敛自己的行为，并减少偷税漏税的行为，自觉地为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做贡献，社会财富才能得到较好地均衡，中国人民才能实现均衡发展。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高参与不仅不能引起政治动荡，反而可以减少社会动乱，促进经济发展。但现在出现的遗憾局面是：有人把高参与当成不稳定的因素，把民主化视为畏途。显然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认识。这也是我国政治科学不发达的表现。要走出恶性循环和怪圈，就要进行政治民主化，舍此没有别的道路。任何绕着走避着走的表现都是维护既得利益的表现，谨小慎微无所作为的表现。

并且，可以肯定地说，低参与的政治局面在中国已经不能长久。这首先因为“军功制”时代的政治权威已经完全消失，世袭制在今天的历史环境中已经不被社会所认可，政治权威已经出现空白，必须依靠新的方法产生政治权威，而低参与是不可能产生新权威的，第二，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分化，各群体间已经拉开了较大的差距，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各个社会群体越来越难以继续拒绝参与。因此，中国的政治模式必须适应时代出现的政治成分多元化新情况。权威政治只有在一阶级社会里可以顺利进行，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只要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和大量的政治腐败，就必然诞生民主政治，就必然要求有新权威出现来平衡人际间的关系和遏制腐败。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认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未来演变的方向可能寄托在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上。这一判断也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广为流行的认识误区。在低参与的全能权威政治模式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一般趋向于保守和分享特权，这一阶级很难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主力。特别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人口比例中数量甚小。中国社会决难出现西方发达国家那种两头尖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因此，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看，中国政治更多地取决于社会金字塔结构的中下部分。也就是说，民主政治更多地是与下层人民相连，而不是低参与全能政治下的既得利益者。民主的要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某些遭受不平等待遇的阶层，二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由科学理性导致的民主诉求。中产阶级对民主的贡献只能源于后者。

未来中国的变化

中国会不会发生政治动荡？这一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各界人士关注的话题。从中国历史上看，政治动荡发生的原因多半是因为穷人活不下去揭竿而起导致的。也有因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方面分歧而导致的政治动乱。中国未来能否发生政治动荡主要从这两方面进行判断，首先看20多年的改革是否制造了一批社会不稳定因素，即贫困人口。就目前形势看，这一群体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今年上半年，仅1-6月，我国的国企下岗职工的数目就达到了470万人，实现再就业的只有46万，不足下岗总数的10%。大批城镇职工下岗失业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我居住的这个宿舍周围，到处是在大热天里光着膀子无事可做的失业工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三四百元。尽管这些年里，中国政府压抑着左右两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表面上实现了政治的平静，但在向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却制造了不稳定的因素----贫困人口和两极分化。对于这些事实，院校学者可能知之不多。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判断。

萧教授认为中国不可能发生重大政治动荡。他的理由是：“与八十年代相比，社会成员的心态基本上已经逐渐温和化，第二，中国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已经进入一个‘脱两极化’的时代，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保守派这两种以左右意识形态为依托的政治势力，在九十年代中期后已经进入边缘化。[共产主义的] 意识形态信仰受到了中国现代化引发的世俗化过程的瓦解，各个阶层和各个地区出现的问题将是分散的多元的，不会因意识形态动员而连成一片。第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是获利阶层，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在态度上脱离激进化，由于知识分子已经温和化与非意识形态化，运用意识形态动员民众，以知识分子为核心与民众结合成反体制的政治力量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第四，中国的后全能型权威主义是一种强势的权威主义，这种权威体制具有对国家机器的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它对于危机局势具有相当强的刚性的承受力和处理能力。正是基于这一分析，可以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可以维持政治上的基本稳定。”

这些判断有的地方还需要推敲，其根本原因是学者们忽视了下层社会的要求。更主要的是，萧先生仅描述了表面现象而并没有看到权威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果这一明显的事实。特别他的第四项分析对后全能型权威主义给予了过高的自信，这对国家和社会很有麻痹性。中国必须居安思危，这是因为自7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第三波民主政治已经在许多国家有所表现，从亚洲的菲律宾到东欧，到印度尼西亚，每个国家都在变革。所以，变化是肯定的，不变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如何迎接变化，如何以最小的社会破坏代价取得积极的社会变革，这应是我们中国未雨绸缪研究的重点。

萧先生还指出了低政治参与条件下导致的两种恶性循环：“如果没有制度上的突破性的新发展，这些现代化过程中的消极症候只能越演越烈，而不会自然中止。因此，从长远来看，社会矛盾将会不断地持续积累，中国可能陷入一种不死不活的‘软性危机’状态，即软政权化，分利集团化，这是一种非动员型的结构退化型危机，它不同于显形的、充满频繁政治冲突与街头政治的动员型的硬性危机，一旦出现这样一种退化性的结构陷阱，即使再从事民主制度建设，也会面对更大的困难。”

应当说这一判断还是比较准确和有远见的。要注意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性格在高压之下的变形和扭曲。若不未雨绸缪，看不到这种封建的低参与权威政治体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未来的中国可能就是今天的印度，也可能成为下一个阿根廷和乌拉圭。这将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可以肯定地说，这一发展结局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矛盾的，更与在中国有着肥沃土壤的马克思主义相冲突，也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相忤逆。因此，这恐怕并非中国未来的现实。因为在这种悲观的判断中，看不到中国人民的脊骨和要求。其原因可能是当前的某些知识分子已经离民众太远，有的已经看不清真实的世界，更失却了建立新权威的勇气和追求。西方商业主义的物欲大潮可以销蚀中国精英们的意志，但社会的主干----人民大众总要设法表现自己的意愿的。

认真研究参与方式，重新建立新权威

论述到最后，我的观点已经明确：第一，中国已经到了建立新权威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建立自己的新权威，技术型官僚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经济建设上的权威难以替代政治和精神的权威，技术型官僚是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现象，他们是“低参与”政治的产物，而低参与更多意味着世袭制。在21世纪的中国，世袭制这种政治模式已经难以延续。第二，维持政治稳定的传统意识形态与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发生了脱节，20年间单一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已对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产生了阻力，仅有经济建设、没有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是远远不够的，意识形态的重建呼唤新的政治权威和精神领袖。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解释和政治制度来维持下一轮的经济发展。第三，明确地说，建国后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体内已经积攒下较多的官僚主义沉疴，只有再造中国政治，才能支持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起来说还是那句老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代新的政治领袖和经济领袖必须有驾御精神和思想的能力，但他们必须来自“高参与”政治，并且，参与程度越高，其权威越高，参与程度越低，其政治权威越低。只有高权威的政府领导人，才能有效地实施反腐败政治，才能通过手中的权力大刀阔斧地改革时弊，平衡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要求。这已成为我党十六大之后要解决的重要任务。政府在这方面越主动，日后取得的效果将会越好。

从公务员方面说，中国要建起一个有效的文官政府，这一群体要吸取历史上科举制的做法，通过严格的考试取得资格。凡是未经“科举制”和“选举制”提拔上来的官员都面临检验。在经济领域，凡是旧人事制度下提拔出来的国有企业领导都面临市场经济的考验。在微观的经济层面，新旧权威已经泾渭分明。市场经济下新崛起的一批商界钜子已经向旧权威发起挑战。这种挑战就是通过竞争，最大限度地掌握经济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层面新权威的建立不能滞后。而新权威的建立毫无疑问地取决于“高参与”的程度。但下一步如何进行高参与？是不是不加设计的一哄而上？改革者在这里应有明确的思路。

依我的观察，近代以来，中国由于受革命的思想影响甚深，在政治参与的方式方法上，总保留着很多革命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就是态度激进，粗暴，甚至霸道，特别是不懂的妥协。由此可以看出革命历史对一代人产生的影响。这种状况对今天的政治改革和社会秩序都不利。因此，随着人口的代际更换，年轻的一代将比上一代更具温和性。首先是在语言上，要运用更多分析性、功能性和科研的词语而不是情感色彩强烈的旧词语。譬如“低参与”就比“专制”好得多，“全能政治”就比“独裁政治”更具温和色彩。第二，在态度方面要有讨论意识、尊重他人意见和相互妥协的意识。所谓民主，最核心的内容是大家通过参与、协商和相互妥协最终达成协议。因此，要实现“高参与”，必须首先开放言论，掌握言论艺术，广开言路，中国人民必须积极培养民主精神，中国共产党必须拿出抗战和建国时期的精神和勇气。

在新形势下，有关部门要切记不能再象文革期间那样动不动就对正常的理论探讨进行“扣帽子”、“打棍子”，切忌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盲目地下结论。中国的经济仍然具有20年高速发展的空间，只要中国人民掌握好自己的命运，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在这里，关键是取决于我党的思想路线选择。在“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本人作用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提出以上看法，也算对我党的理论建设做一点贡献吧。论述多有谬误，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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